民主之為自由 · 一個自由主義者談自由主義 [1] [2]

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自覺的、進取的運動，興起於英國。它是由兩股潮流匯合而成的。其中一股潮流是人道主義和博愛之情，在18世紀晚期非常活躍。它有很多形式，現在仍然是一股強大的潮流。人道主義的表達是這樣的：人是他的兄弟的守護者。世界之所以充滿痛苦和邪惡，正是由於沒有認識到這個事實。由於沒有這種認識，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對廣大兒童嚴酷和殘忍的影響是令人髮指的。 這種人道主義運動本身就表現為很多不同潮流的匯合。例如，其中有盧梭產生的巨大影響，盧梭是被遺忘的人和被遺忘的群眾學說的真正作者。他對文學的影響，和他對政治的影響一樣大。它促進了18世紀英國平民小說的產生，這種文學影響在19世紀狄更斯的小說中有生動的體現。 大多數18世紀的思想強調理性的重要性，反對理性重要性的觀點獨立於盧梭，卻由於盧梭的影響而得到加強。即使沒有論證也可以感覺到，理性專屬於特選的少數人，群眾則受感覺和本能的影響。世界的希望在於使同情本能自由地發揮，而不是邏輯和理性。 這種新態度表現為崇尚「多愁善感的人」，這曾經是某個時期英國思想的突出特徵。同一態度的另一表現是對「高貴的野蠻人」的興趣。人們以完全虛幻的方式設想這種人是獨立的，擺脫了常規和習俗的羈絆；除此以外，他還被理想化為本能的、情感的生物。 最終加入進來形成人道主義思潮的另一個影響是宗教。在英國，激發這種思潮的是衛斯理公會派運動，這個教派特別關心「低等的」、被忽視的階級。但是，它也影響了既定的教會。熱情積極的傳教士熱衷於解救人們的靈魂，特別是那些低賤、貧窮的人們的靈魂。這種激情很快變成通過廢除粗暴殘忍的不平等來改善窮人處境的努力。 這場被宗教煽動起來的運動不斷攻擊奴隸制，攻擊監獄虐待，攻擊野蠻和機械地經營慈善事業的方法，並通過工廠法律攻擊礦井和工廠中女工和童工的不人道處境。在所有這些運動中，新教福音派的激情是前進的動力。 加入自由主義形成的另一大思潮源於蒸汽在工業中的應用對製造業和貿易的刺激。這場運動的偉大精神領袖是亞當·斯密。他的理論在製造商和貿易商那裡得到了加強，他們努力擺脫法律和習俗的束縛；那些法律和習俗限制了勞工的流動自由，使市場價格服從於法律規定的價格，妨礙了交換自由，特別是與外國市場交換的自由。 這一大堆的限制趨於把新工業扼殺在萌芽狀態，它們沿襲農業封建制度並由於土地占有者的影響而保持著威力。由於束縛、壓迫條件表現為法律，並由於法律是政府發出的控制人類行動的聲音，於是政府被當作自由的大敵；人類工業服務於人類需要的滿足，而對於人類工業的干預就成為主要的原因，這導致進步受到阻礙，利益和諧與和平不能成為主流。 有人主張，生產自由將成為激發人類進取最大的刺激，並自動地把人類能力引入這樣的渠道；這些渠道由於給個人帶來了最大的報酬，因而也對社會最為有利。交換自由將造成一種相互依賴，這種相互依賴自動造成利益的和諧。這個學說的否定方面是反對生產和交易中的政府行動，這個方面在自由放任原則中達到鼎盛：政府方面完全放手，生產者和交易者方面在增進自己的利益時有最大的活動自由。 這個歷史概述不僅僅是歷史。任何把自由主義看作一種社會政治運動的理解，都不能缺少這樣的歷史概述。因為儘管兩股潮流匯合了，但它們從未融合過。 儘管人道主義運動在個人自願奮鬥上最活躍地表現出來，但它決不反對利用政府機構來完成它的改革。事實上，多數改革沒有政府的干涉就不能實現，如廢除奴隸買賣、監獄改革、消除使用女工和童工的惡習。 喊著社會公正的口號、向著所謂社會立法前進的整個運動就是從這個源頭髮端的，並且越來越多地求助於政府行動。因此，從一開始，自由主義就有一個內部的分裂。任何企圖用兩條源流之一來定義自由主義的做法，都受到另一源流支持者的堅決否定。 從歷史上看，這種分裂在邊沁那裡有具體的體現，他是19世紀自由主義的主要代表之一。不論他知道與否，他的主導原則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來自博愛的、人道主義的運動。但是涉及如何實現這個目標，他站到了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隊伍里，儘管有一些例外，比如公共醫療和公共教育。 他堅決支持採取政治行動來革除司法程序、法律制定、法律制定者選用辦法等方面存在的弊端，但他認為，有待改正的弊端正是由於政府過去未能把自己限制在恰當範圍內才產生的。他相信，一旦消除了政府的出格行為，個人獨創和奮鬥精神的自由發揮將提供可靠的進步道路，並產生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我已經指出，自由主義的內部裂口從未癒合過。在歐洲大陸，所謂的自由黨幾乎全是大工業、銀行業和商業的政治代表。在英國，自由主義忠於傳統精神並在英國事務上高度妥協，成了兩種源流的混雜，一會兒朝這邊傾斜，一會兒向那邊傾斜。 在美國，人們把自由主義主要等同於這樣的觀念，即用政府機構去補救不幸的階級所遭受的痛苦。在進步運動中，它是「向前看」；至少在名義上，它是公道政治（Square Deals）和新政背後的東西。它支持僱主責任法、規定勞動時間和勞動條件的法律、反血汗工廠的立法、公共救濟和公共工程對私人慈善的補充、公共學校的大量撥款、對高收入和遺產徵收高額分級稅。總之，只要勞工和僱主發生衝突，它總是站在勞工一邊。 它的哲學很少是清晰的。但是，就算它有一種哲學，這種哲學即：政府應該經常進行干涉，以利於富人和窮人、特權過多與特權過少的人達到處境平等。由於這個原因，另一派或自由放任派的自由主義者們經常攻擊它，說它是淺紅色的社會主義，是偽裝的激進主義；現在最受青睞的指責是，它受了莫斯科的蠱惑，影響到世界每一個地方。 事實上，直到現在，自由主義在這個國家從來沒有試圖改變經濟制度的基本狀況；或者說，除了改善人民大眾的生存狀態以外，它沒有多做什麼。由於這個原因，激進分子比保守分子更強烈地攻擊自由主義。在激進分子的嘴裡，自由主義是一個應該受到蔑視和指責的詞語。 儘管存在這種極端的衝突，自由主義的兩派都聲稱它們致力於同一個最終的理想和目標。這兩派的口號都是最大可能的個人自由。它們的區別在於：自由和個性在哪些領域最為重要，以什麼方式來實現自由和個性。 只需讀一讀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的擁護者們的公開言論，你就可以看到，他們珍視的是經營商業的企業家的自由，並且他們幾乎把這種自由當作所有自由的核心。 對於自由聯盟的發言人，對於堅持直率的個人主義學說的前總統胡佛，任何干涉這種特殊自由的政府行動都是對自由本身的侵犯。他們重視的，主要是個人的強壯、獨立、首創精神及活力；擁有這些品質的，是在現行金融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達到頂點的個人。這些人面臨的指責是：他們把自由和直率的個人主義的意義等同於維護使他們興旺發達的體制。 這一指責因下面的事實而更加有力：他們多半支持保護關稅體制，而最初地道的自由放任自由主義者一些最強烈的攻擊就是針對這種體制的。當工業處於困境時，「直率的個人主義」一詞的作者利用政府通過復興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來援助工業，就我所知，反對政府干涉的人對這個臭名昭著的政府干涉私人企業自由經營的案例沒有提出抗議。 最賣力地鼓吹這種特殊自由的發言人，從來不抨擊土地壟斷。如果他們對亨利·喬治有絲毫的想法，那就是把他看成一個最具顛覆性、最危險的激進分子。正是他們自己建立了如此集中的金融和工業體系，以至於達到半壟斷或徹底壟斷的境地。 另一派自由主義者的矛頭直指剛才提到的那些事情，他們斷言，不顧社會後果、追求私人利潤的工業體系，事實上對民眾個人的真正自由產生了最不利的影響。 關於我所說的自由和個性的範圍，他們的理解與那些自稱自由捍衛者的人相比，更為寬廣，更為豐富。他們認為，自由影響著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是思想、表達、文化機會的自由。他們還認為，即使在經濟領域，沒有一定的保障就沒有自由，而現行經濟體制拒絕給予千千萬萬人這樣的保障。 他們指出，工業、銀行業、商業已經達到了一個階段，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純屬私人的創造和進取。因為私人企業活動的結果以如此深入和持久的方式影響了如此多的人，以至於整個工商業浸染著公眾利益。由於工商業有社會後果，社會自身必須通過逐漸增強的有組織的控制來尋求產生這些結果的工業和金融方面的原因。 因而，我本人並不懷疑，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的衰弱在很大程度上是它自身政策的結果。任何不能為大眾提供基本保障的體系，都沒有資格宣稱它是為了個人自由和發展而組織起來的。任何人和任何運動，只要真正有志於這些目的，而不是為追求私人利益和權力打幌子，就必定在思想和行動上把重點放在達到這些目的的手段上。 目前，這些手段便是努力加強社會控制的集體主義。人道的自由主義若想拯救自己，就不應僅僅對付表面的症狀，如不平等和壓迫現象等，而更應該深入探究其背後的原因。自由主義若要在當前條件下延續，就必須變得激進，這就是說，不是使用社會力量去減緩現行體制的罪惡後果，而是使用社會力量改變這個體制。 然而，在很多人，包括聲稱擁護激進主義的人和仇視它的敵人看來，激進主義等同於改變現行體制的一種特殊方法。在他們看來，它意味著用暴力手段來改變現行體制。這種激進主義反對自由主義，自由主義也反對它。因為不論從歷史上說，還是從本性上說，自由主義旨在用民主方法實現社會變革。 強迫人們自由的觀念是一個老觀念，但它在本質上與自由對立。自由不是從外面贈送的禮物，不管送禮者是老式的王朝仁政，還是新式的無產階級專政或法西斯主義獨裁。個人只有投身於贏得自由的事業，才能夠擁有自由。這個事實，而不是某種特殊的政治機制，才是民主自由主義的本質。 有人反對用民主的方法取得社會控制，這部分原因是由於大家完全沒有耐心並渴望走捷徑，殊不知，如果走捷徑，其目標就會落空；還有部分原因是由於俄國革命，他們完全忘記了一個事實：整個俄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民主傳統，它的人民習慣於獨裁統治，而獨裁統治與西方國家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另有部分原因是由於優勢的經濟權力，簡稱為富豪或「利益集團」，它們奪取了民主立法和行政的機器。 對在特殊利益集團剝削條件下的民主的實施表示不滿，是有道理的。但是，認為救治的辦法是暴力和階級之間的內戰，那是自暴自棄。 如果採用暴力和內戰的辦法，那麼，結果要麼是法西斯主義，公開的、赤裸裸的法西斯主義；要麼是相互鬥爭的兩派同歸於盡。民主的社會變革方法是緩慢的；不民主的東西冒充民主，給民主帶來了許多嚴重的疾患，在這種情況下，民主是艱難的。但是，民主是自由主義的方法，它相信自由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只有通過個人自願的合作，個性的發展才是安穩和持久的。 （熊文嫻 譯） * * * [1] 本文選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1卷，第218—223頁。 [2] 首次發表於《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zine ），1936年2月23日，第3—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