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為自由 · 民主站在失業者一邊 [1] [2]

這兩大老的政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剛剛在適當的條件下舉行。他們正在這個由幫派驅使、由老闆控制的城市裡顯身手，多年以來，他們一直在這裡與逃稅者、尋求幫助的公司（corporations seeking favors）、從事敲詐勒索的違法者共事。教師、警察、市政管理人員的工資一直被拖欠，因為稅務系統如此混亂和藏污納垢，以至於該城市的財政一直是一筆糊塗賬。20多家銀行就在大會將近的時候破產。更多更大的銀行在破產邊緣步履蹣跚，只是由於一項聯邦政府的資助才免於垮台；該資助為那些由於參與涉及巨額股票批發計劃的公共設施併購而受損失的公司提供幫助，但該資助不願為失去職業的普通男女提供幫助。 我的這些話不是給芝加哥潑髒水。相反，那兒的情形是典型的，我國大多數大城市的情況與之只有程度差別。在這次涉及政治、產業與金融的危機中，兩大老的政黨能夠激發人們熱情的話題只有酒精飲料。在一個半歇斯底里的歲月，我們接受了禁酒令以便打贏一場戰爭；而在另一個歇斯底里的年代，我們卻要廢除禁酒令以便維持繁榮！所有其他的問題都只是敷衍應對，禁酒問題本身卻激發起實實在在的火氣和實實在在的爭吵。但是問題在於，我們還處在任何生活這一時代的人所看到的最嚴重的危機——世界的和我國的危機——之中，它要求我們作出最嚴肅的思考和創建最徹底、最富有建設性的政策。 所以，批評老的政黨很容易，太容易了。它們如此軟弱，如此無能，如此吹牛騙人，如此缺乏勇氣與智慧，以至於不值得花費口舌去譴責。我們不能不指出它們的躲閃、它們的怯懦和缺乏建設性行動。但是，我們真正的任務更加重大、更加艱巨。我們必須向美國人民表明，在政治領導能力崩潰之後，他們所要完成的事業是什麼，並且指出拯救國家的途徑。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我國就不能說有真正的領導者。我們在政治上已經破產很長一段時間了。取消抵押品贖回權程序始於1929年，然而，破產開始還要早得多，它在欺詐性的政治賬目和虛假的政治資產平衡表中已經肇始。我們有戰後政治腐敗的盛宴，石油的惡臭依舊在空氣中瀰漫。相應的，伴隨著這場腐敗的是兩黨都參與的對民事自由的全方位壓制。於是，我們有了卡爾文·柯立芝的無為而治。由於行政當局完全消極怠工，國家就被移交了，捆住了手腳，封住了口，任由掠奪成性又不受監管的商業利益集團擺布。盲目投機的狂熱被貼上了用大寫字母拼寫的繁榮的標籤。人們被告誡說，這是新的經濟時代的開始。在共和黨和偉大的工程師——後者在該黨之內繼承神聖的天意——的保佑之下，貧困將被剷除。每個家庭的無線電揚聲器，每一個鍋中燉著的小雞，放得下兩輛車的停車房，是社會正義的內在精神恩惠和至高權利看得見的外部標誌；而社會正義來自致力於粗朴的個人英雄主義。 實際上，我國的產業、金融和社會條件在這一時期變得日益惡化。1929年的大崩潰只是一種提前告知，它向人們發出警告：隨著國家被移交給僅僅關注私人利潤在最短時間之內最大化的商業與金融利益集團，政治領導能力已經瓦解。破產通告發出以來的3年，只是被用於作為每一次崩潰的本質的清算。 政論家和經濟學家可能會為導致悲劇性形勢的這個或那個細節進行爭論。然而就一般而言，原因如結果一般明顯。儘管有許多規律，自然的或道德的，我們仍然假定通過個人的競爭性努力，每個人施展其個人的長處，社會和諧是可以實現的；通過在戰爭和產業的戰場上使用毀滅性武器，人們可以占有其兄弟的福利；有特權的個人為實現他們個人的私利而設計的計劃，是社會計劃的有效替代；社會可以審慎地削弱其唯一的自我控制的機能，也就是得人心的政府，但依舊維持其秩序與健全；美國民眾可以同時侍奉上帝和財神，物質成功還可能是上帝垂顧美國的最切實的證明。 我們正在收穫我們所耕耘的。效法戰爭以結束戰爭，雖然身處普遍衰退的年代，每個國家在陸軍和海軍上花費的要比情況相對比較好的時候更多；每個國家也都把針對別國的關稅之牆砌得更高，美國則彈奏起經濟戰爭的基調。每個國家絞盡腦汁地尋求經濟打擊與報復的手段。軍事與產業領域的戰爭是一種經濟制度通過取得原材料以及進入市場的特殊許可，通過讓享有特權的群體以自己的名義運用政府的徵稅權，不惜任何代價追求利潤的直接結果。一句古老的格言說，徵稅的權利也是毀滅的權利。利用這一權利的貪婪的製造業利益集團，為人們證實了這一格言的真理性：藉助於這一權利，它們授予自己以關稅特權，於是導致對外貿易幾乎完全被摧毀，美國國內工廠倒閉，而農夫們則失去國外市場。間接地，國際上的恐懼、嫉妒、猜忌、不受抑制的戰爭狀態則是由推崇冷酷競爭，缺乏社會計劃與監管的經濟體制所滋生的心智習慣所產生的效果。所有的後果就在我們面前，其原因也同樣平淡無奇，如果人們願意睜開眼睛去看一看的話。 每一場布道、每一份報紙、每一個誠實的公眾人物都表明，我們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法律無力控制的時代、一個未受指控的罪行由有組織團體實施的年代；這些團體不但蔑視法律，還時常控制著城市的立法者，以及城市的警察。敲詐勒索成為一種專業，違反法律是如此之有利可圖，以至於以這樣的方式懲罰大人物是去探查他們為自己不斷膨脹的收入逃了多少稅。為了錢財實施暴力犯罪者的年齡在不斷降低。這一事實是如此普遍、如此令人震驚，以至於某些專家把不斷增長的青少年犯罪這一事實與學校教育的擴展相對應，以此作為對於我們學校體制的一般性抨擊的依據。然而，這些人在他們的研究中對原因的推究還走得不夠遠。他們忘記了：我們推崇個人物質成功的經濟體制，連同它對於經受失敗與磨難者的輕蔑，具有學校根本無法抵禦的巨大而持久的示範力量。 人們，尤其是青年人，越來越難以分辨什麼是正當商業交易、什麼是敲詐勒索。按照我們的經濟體制，利潤不就是二者的共同之處嗎？這塊土地上有不止一座的城市，那裡有組織的犯罪盛行，而控制那座城市的左翼政治勢力則無一不與犯罪分子結盟，從他們那裡得到支持。另一方面，同樣的政治勢力的右翼則與大的商業利益集團結盟。這些商業利益集團被授予特許權，可以得到減稅待遇，其違法行為也被默許，還收到可以從中得利的信息以及其他優惠；它們讓腐敗的政治人物執掌大權，並且為向參與公開宣布的犯罪活動的無良之徒提供不受檢查的許可負責。 於是就有接踵而至的產業崩潰，其後果如此難以抵擋，以至於對於它的思考一直伴隨著我們——銀行倒閉，住房與貸款協會破產，投資於國內與國外債券的儲蓄變得一文不值；工廠倒閉，成百萬的男人和女人失去工作，另外還有成百萬的工作被降低了薪水或收入，被稱為非全職的；貸款的贖回權喪失了，房子被收走了，田地被作為稅款或貸款的抵押；相互的信任消失得無影無蹤，到處是不安全、恐懼和漆黑一片的衰退。 所以這一切都顯而易見，無須描述。原因呢？難道是我們肥沃的土地，難以匹敵的自然資源，充裕的糧囤與貨倉，不計其數的工廠，包含令人讚嘆的技術發明與機械效率的交通工具？難道是我們了不起的技術與工程能力和訓練？難道是我們的秉賦、個性和教育導致過錯？難道是惡魔的懲罰？在給出肯定答案之前，讓我們注意兩個事實。一個是工業和商業要依靠信貸運作，而我們美國人放棄了對於信貸的社會控制。這種經濟力量在一種並非隱喻的意義上是產業的血液。但我們向某些私人和集團移交了這種力量，讓他們利用它為自己致富。他們對於我們漫不經心地委託給他們的這一力量的運用，是有案可稽的。數十億的財富化作被挖苦地叫作證券的紙張，由涉及企業、併購、股票發行的所有司法或法外機構控制；數十億被投入股票投機之中，令某些貨物的價格急速膨脹起來，被嘲諷地稱為爆掉的氣球的價值。數十億被貸給了——幾乎是強迫地——歐洲和一些南美國家，於是銀行家們可以撈到大筆回扣，因為他們以幾乎如犯罪一般不負責任的方式把信貸憑證賣給顧客。這些貸款在國外被用於擴張商業，它們的收縮就成為我國產業與金融危機的開始。如果他們願意，讓專家們為我們經濟崩潰原因的細節去爭論吧。但是在大體上，有一個原因給自己打上了清晰的印記，任何人只要願意去看就會明白。作為現代經濟生活唯一不可或缺的強有力的推動因素，信用成為私人的玩物，又被用來為私人謀利。這一點之所以可能，是因為社會沒有嘗試控制貨幣與信貸。 我請求你們去看的另一個事實是：危機依賴於國家收入分配中的巨大不公平。當人口中的一部分、一個極小的部分占有的收入遠遠超過消費需求的任何可能的擴張，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剩餘必定會被投資於工廠進一步增加生產，於是增加了有待於進一步消費的產品——如果存在著購買力去購買這些產品準備消費的話。然而與此同時，由於生產與交換資源的私人控制，大眾得不到使他們得以購買工廠生產的產品的手段。最後，某種危機——與信用公平相聯繫——迫使這一分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貨物賣不出去，工廠倒閉，男人和女人們失業，於是只能買更少的東西；由於他們都沒錢了，更多的工廠關門，商店關門，銀行破產，以及諸如此類現在圍繞著我們的惡性循環。社會並沒有運用任何手段來控制與消費和購買力相聯繫的生產與分配的微妙的機制。這個國家並沒有實現這種控制的憲法性手段。因此，我們的危機並不是偶然的，失業也不是來自天堂或地獄——除非是我們自己造出來的地獄——的懲罰。在現代成批巨量生產的條件下，不可能把生產與消費的平衡託付給這樣一批人，他們私人總賬上的月度損益表囊括了他們所有的利益。即使有做這類工作的名聲，他們也並不具備智慧。由於需要保守秘密和承擔風險，私人利潤體制是必要的。一種意在追求利潤的完全公開和消除了風險的體制，將是利潤體制的終結。 由於當前崩潰的根源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中隱藏得如此深刻，而且由於我們大家全都與創造和容忍這一制度脫不了干係，在這裡我將不再花時間指責老的政黨。在他們的無能、虛偽的託辭，他們可憐巴巴的躲閃和他們可笑的表演中，他們所做的不過是把實質變成了形式。缺乏對於當前困境根源的理解，缺乏應對這一根源的意願，他們只能抓住禁酒問題和其他屬於表面徵兆一類的問題，因為那就是他們能夠理解其政治意義的僅有的事情。如果我們在這裡也以贏得總統職位為主要目的，則無疑應當以相同的方式行動。 我們被告誡說，民主已經失敗。毫無疑問，民主向失業的人們走近了。有那樣一些人，居然在克呂格 [3] 和英薩爾 [4] 的慘敗之後還敢厚著臉皮說，非獨裁的政府是如此缺乏效率和腐敗，以至於對經濟力量受人擁戴的社會控制根本不可能。我們所應當吸取的教訓，以及我們想要告訴夥伴們的是：如果允許經濟獨裁發展，政治民主就不能不失敗。我們容許商業和金融獨裁到這樣一種程度，以至於在政治上能與之並行不悖的就只有墨索里尼（Mussolini），如果沒有一場革命產生一個列寧（Lenin）的話。形成一個新的政黨的事業是這樣一種事業，教育人民，直至他們當中那些最死板和黨派性最強的人認識到了經濟生活與政治之間的聯繫，這一事業才算完成。它應當使政治民主與產業民主間的聯繫，猶如正午時分的太陽一樣清楚。 這一任務並非輕而易舉。民主的長足發展不能在一日之內實現。為我們自己，為我們的孩子，我們必須響應生活的召喚。我們無意為一時的不滿和實施華而不實的補救和東拼西湊的舉措而建立一個政黨。想要阻止不可避免的變革進程的人們，可以躲在大象的背後；想要進步的表象而不要進步的實質的人們，可以與那些把幾個胡蘿蔔放在驢子鼻子上的人同坐一趟火車。聯盟的任務是教育美國公眾認識基本的經濟現實和新的政治秩序的必要性，從而使民主的精神獲得新生。我們矢志致力於此。 （薛平 譯）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6卷，第197—202頁。 [2] 首次作為傳單印發（獨立政治行動聯盟，1932年），共4頁。本文選自杜威1932年7月9日在克利夫蘭市獨立政治行動聯盟第3屆年會上的演講。 [3] 克呂格（Ivar Kreuger，1880—1932），瑞典金融家。1907年在瑞典創辦了一家火柴公司，曾試圖壟斷全世界的火柴生產，人稱「火柴大王」。然而，隨著世界性蕭條的日益嚴重，其處境也日益窘迫，於1932年開槍自殺。——譯者 [4] 英薩爾（Samuel Insull，1859—1938），美國公用事業巨頭，芝加哥愛迪生公司總經理，他龐大的持股公司企業在大蕭條時期崩潰。——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