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為自由 · 自由 [1] [2]

有句老話說：「自由的代價是永無休止的警覺。」這句話現在有特殊的意義。從壓迫中獲得解放是建立美利堅合眾國的主導目標，自由與民主制度的觀念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以至於我們國家似乎把它看作理所當然的社會目標，並且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無需過多地考慮它，只需幾句話就夠了。但是，歷史的教訓是：隨著人類關係每一個重大的變化，限制個人的生活因而阻礙自由的勢力也隨之而改變。因此，自由是一個永恆的目標，需要不斷地奮鬥和更新。它並不自動地使自身永存，除非它不斷努力地戰勝敵人，否則必將消失。 隨著社會變得越來越複雜，破壞自由的勢力越來越以精細的形式出現，它們的運行越來越陰狠。由於它們乍看起來似乎並不壓制自由，所以也就越來越有效了。的確，初看起來，在運行的初期階段，它們很可能大受歡迎，因為它們帶有一些明顯的優點——甚至可能有更大自由的前景。我們的先輩們為之奮鬥的自由，主要是擺脫極其粗暴而明顯的壓迫形式，即由遙遠的中央行使的政治權力的壓迫。結果，我們就形成了這樣的傳統：自由的主要敵人是政府權力，自由的維護幾乎等同於對每一次政治行動的擴展都懷有嫉恨的畏懼和反對。經過若干代人，我們才意識到：一個人民的政府，由人民主導的政府，應該是一個提供並保障個人自由的、積極的、必需的機構，而個人既是統治者又是被統治者，不是壓迫的工具。這個教導至今還遠遠未被完全學好。 美國人民贏得獨立的那些條件，其直接後果在很大程度上把自由等同於政治自由，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種消極的方式考慮這些自由。它的正面表達，主要局限於選舉權和選擇公職人員，從而間接地參與公共政策形成的權利，以及自身被選為政府官員的可能。選票成了自由的光榮象徵。每年7月4日的演講魔幻般地喚來一道奇景：自由人魚貫而去，走向投票點，去領取無價的自由禮物。然而，人們卻忽視了公民是在哪些條件下行使選舉權的，那些條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控制著選舉權。對於很多人，也許對於廣大民眾來說，這種權利削弱成完全流於形式的東西。腐敗現象開始蔓延；首腦和由首腦在幕後操縱的宗派政治機器成長並繁榮起來。只有閱讀過一百年前霍拉斯·曼的著作和演講，理想化地看待共和國早期的那些人才注意到，他在多大程度上把當時普遍的惡劣政治條件看作他呼籲建立並擴大普通公立學校的大部分理由。他抱怨的很多罪惡減少了，儘管還沒有被消滅。但是，現在的政治情形以及過去的歷史都使我們相信：把自由僅僅等同於政治自由，最終甚至連政治自由都會失去。 在我們國家的早期歷史中，居民的重要自由實際上處於非政治領域。無主的土地，稀少且散居的人口，大多數是農村的、一個有待於被征服的大陸等等，這些表明：每個人都有空間——不僅僅有物理的空間，而且有個人的精力和首創性得以施展的空間、開拓事業的空間，似乎每一個有活力有才智並勤奮地將其利用的人都有無限的機會。荒地邊界在不斷地召喚。雖然邊界是指地理上的邊界並要求物理運動，但邊界不只是邊界，它還指經濟的和道德的邊界。事實上，它宣告美國就是機會。它展現出這樣的前景：每一個為成功而努力的人都將獲得成功的回報。機會的自由比政治的自由更多地締造了真正的「美國夢」。即使在條件改變以後，並且在徹底地改變以後，它仍然持續地印刻在「機會自由」這一美國特色的觀念上。這種機會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它不因社會地位、出生、家庭背景不同而受到阻礙；最後，至少在名義上，沒有種族和性別的歧視。 但是，社會情形的確改變了，並且是徹底地改變了。無主的土地幾乎消失了。召喚人們去開墾的地理荒地實際上不復存在了。人們的習慣改變了，從適合農業條件改變為適合機械化工業的要求。人口顯著地城市化，不僅僅在地域上，而且在標準和品味上。大規模機器生產的工業越來越集中，並且這種集中越來越多地處在集中化的金融的控制下。當機會平等所包含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實際條件的表達時，它可以是理所當然的，而現在不再是這樣。自由是需要運用所有可用的手段來奮力獲取的東西。如果沒有達到它，那麼，獨特的美國夢就變成一種記憶，美國式的、民主的自由理想最顯著的特徵便會遭受毀滅性的災難。直到為機會平等而進行的自由之戰獲得勝利，自由的確就是社會的、經濟的目標，美國教育體系必須盡其最大的努力來達到這個目標。 也許在某一時期，經濟和社會條件使機會自由充分地接近實際的事實，以至於人們可以沾沾自喜地認為，這種自由是美國制度運行中固有的東西。即使如此，這些條件也只是過度地強調了機會的一個方面，即物質的、金錢的經濟機會這一狹隘方面。大眾衡量成功的尺度，主要是財產的占有、收入的擴充以及數量的增加。在片面強調物質機會造成的條件的影響下，人們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只要正式的法規平等地應用到所有的人，只要政府不對人們自然的行動自由進行所謂的干預，一切個人天生擁有了平等的自由。這種自由觀念認為，每個人都有同等權利不受社會限制的束縛去從事商業活動和掙錢，只要他不違反成文法的條例。這種自由觀念與政府是壓迫的主要來源這個觀念相吻合。這兩個信念結合產生的結果是：把自由等同於自由放任的個人主義。查爾斯·A·比爾德（Charles A.Beard）引用約翰·R·康芒斯（John R.Commons）在《教育在美國民主中的獨特作用》 [3] 中的話說，這種哲學把民主自由等同於「個人主義、自私、分工、商品交換、平等、流通、自由的各項機械原則，等同於上帝安排，它使個人沒有互利的意圖而能夠互利」。特權階級的代表把這些觀念當作自由哲學的本質。他們對法庭、對大眾的道德信念產生了巨大的、有時是最大的影響。這種自由觀念越有影響力，對大多數個人實際自由的侵犯就越為迅速。 正是在這種條件（剛才作了大致的描述）下，自由成為一種需要奮鬥獲得的目標，而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實。 正是在這種條件下，獲取自由的問題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微妙，幾乎涉及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達到自由目標的問題現在呈現出許多方面，即使提一提這些方面也超出了本文的範圍。這裡僅通過舉例來說明幾點。 經濟的、個人主義的自由在全盛期，毫無疑問推動了發明、獨創精神以及個人活力，促進了國家的工業發展，但也鼓勵了一種不計後果的投機精神，給現在和將來的人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它助長了自然資源粗暴、過度地利用，似乎自然資源真的能夠永不枯竭。公共領地要保護，貧瘠的土地要修復成肥沃的土地，要與洪水進行戰鬥，要遏制我們的民族遺產大部分變成沙漠的勢頭，這都是我們為過去沉溺於所謂的經濟自由的放縱行為交付的罰金。沒有自然資源的富足存貯，所有人的平等自由就無從談起。只有那些已經擁有它的人，才能享受它。如果要獲得真正的機會平等，我們傳統的浪費和破壞政策不僅必須修改，而且需要逆轉。 如果工作和收入不能在一個合理的程度上得以保障，那麼就幾乎沒有真正自由的可能。上一次的大蕭條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這一教訓，我無需作詳細的論述。對於把自由等同於沒有社會限制的個人主義，這裡作一個令人痛苦的點評：數百萬人失業了，積蓄也耗盡了，他們主要依靠非官方的施捨和公共救濟為生。對自由的限制，不限於失業和無保障的直接犧牲者。商人中掀起了一股浪潮，反對公共救濟施加的稅務負擔；這表明，他們也覺得他們的生產活動範圍受到了限制。 然而，不幸的是，他們之中很少有人表現出傾向尋找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他們通常滿足於抱怨他們不喜歡的徵兆。 工業的集中和中心化也給他們通往真正的思想和行動自由的列車帶來了極大的危險。應該指出一些來自宰制（regimentation）的危險，其根源是過度的政治集中。但是，我們不應該忽視工業和資金的集中化造成的極其大量的宰制。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頌揚農業政體以及獨立的小生產者和店主，並預言工業化伴隨的邪惡，而造成邪惡的一大理由是道德的理由。在早期政體下，個人也有機會要求親自實施他的決策，這種行為伴隨著滿足感。在高度集中化的金融和工業政體下，大多數個人不過是附庸，他們勢必成為一個巨大機器里的齒輪；而他們不理解這個巨大機器的運轉，在它的管制下，他們沒有職守，只有聽天由命。如果普遍的自由要成為現實，就必須找到方法，使大多數個人比現在更好地參與工業過程的導向。對他們而言，僅僅獲得更多的工業生產的物質產品和金錢產品，並不能保障他們的真正自由。 再舉一例來說明現行條件限制個人自由的方式，使它成為一個有待於達到的目標，這就是狹隘民族主義的快速膨脹。這種限制推到了完全否認個人自由的極端，在獨裁者統治的歐洲極權國家中就有這種極端形式。但是，如果以為對自由的束縛只限於這些國家，那就大錯特錯了。由於嚴重的民族主義，現在每一個國家都生活在過去戰爭施加的重負之下，也生活在未來戰爭威脅的籠罩之下。沒有什麼單一的力量像現代戰爭一樣，對個人自由造成如此徹底的毀滅。不僅僅是個人生命和財產遭到戰爭帶來的外在控制，他們的思想和表達能力也遭受同樣的控制。戰爭是對整個人類施加的一種大規模的道德奴役。和平是獲得自由這個目標必需的、緊迫的條件。 然而，美國生活中有一個領域，在那裡，人們對政府行動的恐懼從來沒有占優勢。這就是教育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建國之父們用幾乎全體一致的聲音宣稱：政府，即使不是全國的，也是地方的和各州的政府，應該積極地、建設性地採取行動。這種聲音在我們整個歷史過程中得到了政治活動家和教育活動家的不斷響應。這種聲音在美國人民心裡喚起了熱烈的回應，其熱烈度超過了任何其他號召產生的效果。毫無疑問，很多家長響應這個號召，因為他們覺得學校教育打開了物質機會和成功的大門，否則這扇門對他們的孩子是緊閉的。但是，這種號召和響應不僅僅是物質上的。美國教育信仰賴以建立的信念是：沒有教育，自由和平等機會的理想就只是空洞的幻想；自由發展最可靠、最有效的保障就是教育。 這個事實給學校和辦學的教育者們施加了重大的責任。學校為自由這個社會經濟目標的實現做了什麼？它們在哪些地方失敗了？與危及自由的威脅進行鬥爭的過程中，他們可以並且應該做什麼？僅僅這些問題的提出就使我們注意到自由的一個方面，這是在此前的討論中沒有觸及的一個根本方面——智力自由。盡法律所能保證的限度，聯邦憲法裡的自由和權利法案（很不幸在所有的州立憲法中都沒有）保證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訴訟自由。這些都是我所說的智力自由的一些方面，稱之為道德自由也許更好一些。比起外在的行動自由，永遠的警覺更是這些自由付出的代價。在有些領域，人們感到，思想和表達的自由可能侵犯既得的特權並擾亂現行秩序。在這些領域，自由的敵人是有組織的、堅決的。學校是這些自由最終停泊的港灣和依託。因為學校比任何其他單一機構更關注自由的求知、爭論和表達的發展。 學校通過模範和訓導來灌輸對這些自由形式的珍貴品質的信念，甚至學校自身成為實踐自由求知、自由實驗、自由交流的生動模範，這都是不夠的。這些東西的確應該培養。但是，學校也有責任保證那些離開學校的人知道哪些觀念是值得思考和表達的，有責任勇於用這些觀念來打破反動勢力和保守分子的阻礙。從長遠看來，一切公開露骨的或私下陰暗的檢查制度的最大幫凶和思想與表達自由的最大敵人，很有可能不是那些由於這種自由對自身地位和財產可能構成影響而感到害怕的人，而是人們抱有的無關痛癢和毫不相干的觀念，以及表達這些觀念無效的、甚至腐朽的方式。 思想和表達的自由的確是必要的。但是，正是由於它們對社會的健康和進步是必要的，所以，更加必要的是：觀念應該是真正的觀念，而不是虛假的觀念；它應該是探索、觀察和實驗、收集和權衡證據的結果。與其他單一的機構相比，學校更有任務和責任在這個方向上形成穩定前進的態度。循規蹈矩的教學，不民主的學校行政，也許是產生某類人最可靠的方式；他們欣然屈服於外部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武力施加的，還是習俗和傳統施加的，抑或是現存經濟體系產生的各種社會壓力施加的。如果自由智力的精神沒有滲透學校的組織、管理、學習和方法，那就只能徒勞地期待學校培養出來的年輕人在面對社會問題和達到自由目標時積極進取地支持自由智力事業。 教育者在這方面有重要的責任。關於美國社會的經濟目標，最初的簡潔陳述中有這樣的話：「教師應該越來越多地成為社群思想的領導者。」但是，教師不可能單獨完成這個任務。同一段陳述進一步說，「為了這項任務，他們需要群體的團結以及公共輿論的支持，喚起人們認識自由這個方面的根本重要性」。重點在於大眾有更大的經濟自由，但這並不是最後的重點。它並不單獨成立。最終，經濟自由（它依賴於經濟保障）是文化自由的一個手段。通過科學、藝術以及無限制的人類交流，人類精神獲得全面的解放從而得以發展。學校是促進這種自由最卓越的潛在社會機構。 歸根到底，自由是重要的，因為它是個人潛能得以實現的條件，也是社會進步的條件。沒有光，人將毀滅。沒有自由，光亮就會變得暗淡，黑暗開始籠罩。沒有自由，古老的真理就變得陳腐破舊，從而不再是真理，僅僅是外在權威頒布的命令。沒有自由，新真理的尋求，人性可以更安全正當行走的新路徑的開闢就到了盡頭。自由是對個人的解放，是社會朝著更加符合人性的、更高貴的方向前進的最終保障。束縛他人自由、特別是求知和交流自由的人所創造的條件，最終將危及他自己和他的後代的自由。永遠的警覺是為維護和擴大自由付出的代價，學校應該是這種警覺永不停歇的看護人和創造者。 （熊文嫻 譯）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1卷，第192—197頁。 [2] 首次發表於美國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社會經濟目標對於教育的意義：美國社會經濟目標委員會報告》（Implications of Social-Economic Goals for Education：A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Social-Economic Goals of America）， 第9章，美國教育協會，1937年，第99—105頁。 [3] 美國教育協會和校長部、教育政策委員會，《教育在美國民主中的獨特作用》（The Unique Function of Education in American Democracy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該委員會，1937年，第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