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為自由 · 教授的自由

理事會能夠辭退的教師從道義上講是公共雇員 [1] [2] 哥倫比亞大學，1915年10月11日 致《紐約時報》編輯： 每當大學學者的調查結果讓他們質疑整個現有經濟秩序的時候，《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 ）就會感到，這些大學教授是「享有特權的語言浪子」，「大放厥詞喋喋不休」，毫無疑問，這種態度是相稱的和自然的。對於這些問題，《紐約時報》的立場無疑是堅定的、明確的。我相信，沒有人會反感這樣一個合格媒體對於經濟問題的關注。 10月10日，貴報就學術自由問題發表了題為「費城殉難者」的社論，其中有些說法和影射值得商榷。在我看來，貴報顯然認為，現代大學如同工廠一樣，是社會公共機構。無論何種緣由，無論在校內還是校外，倘使教師發表的言論引起了理事會的反感，自當緘默其口。這種觀點實際上把理事會變成了一個私有企業的擁有者。也許，我對《紐約時報》的立場理解有誤。我希望是如此。不過，貴報社論說理事會不再續聘尼爾林博士是「正確的」；許多教師發表的觀點「激怒了校務委員會那些生性嚴肅的成員」，「理事會沒有義務對解僱人出具理由」云云，此等言論給人如是感覺。 究竟該把現代大學視為私有和私營的機構，還是看作本質上對公眾負有責任的公共機構？《紐約時報》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無論如何應該受到歡迎。 大學教授無疑要依附其工作和工資。即便他們像《紐約時報》影射的那樣特立獨行，我也確信，除了合法管理之外，如果承認現代大學在各個方面都是社會公共機構，對公眾負有責任，那麼，由於大學管理面臨許多困難，教師樂於接受任何調整。他們也極為清楚地意識到，在我們許多高等學府裡面，從法律上說，有一個機構（其成員都是教育的門外漢）有權解僱任何發錶帶刺觀點的教師，而且不必出具任何理由。不過，教師都訓練有素，他們把對真理的追求和表達看作是代表其道德上的僱主——整個社會——的利益來行使公共職能。因此，如果按照僱主與雇員關係的觀念而武斷地行使一種法律權利，他們對此將感到遺憾，而且，這種遺憾將迅速變為憤慨。他們並沒有為自己要求特殊的豁免權，也沒有要求什麼特權。出於自保的目的，如果任何一種制度能夠保護現代大學與公眾整體的關係，他們便心滿意足了。 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主席 約翰·杜威 （何克勇 譯 歐陽謙 校）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8卷，第321—322頁。 [2] 首次發表於1915年10月22日《紐約時報》，後重印於《學校與社會》（School and Society ），第2期（1915年），第673頁。標題為「對大學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