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為自由 · 思想與工作的自由 [1] [2]

一位有錢的美國自由派人士最近承認，現有的工業機構在相當的程度上都是不公正的。他承認，這種不公正是當前世界動盪的一個重要原因，其補救的辦法是更公平地分配工業產品。然而，在基本方向上，他認為，為了使世界得以運轉得像目前的制度這樣的東西，還有長久存在的必要性。這種立場在過渡時期是不可避免的。實際上，這是一個進步。它是受歡迎的，看來很少受到批評。 然而，這一步會邁得很尷尬，在其宣稱的應對不安定的目標上，很可能是徒勞的，除非它坦率地承認，它僅僅是邁進了一小步。其意義在於，它將使一個更進一步和意義更深遠的運動變得更為容易。如果沒有一個更長遠的目標，它可能容易強化階級對立。它將增強工薪階層要求享有更大份額的物質產品的力量，卻沒有在他們中間建立起對行業本身的責任感。它會增加僱主在處理那些不講道理的、愚蠢的和不知感恩的勞動者情緒時的痛苦，這種情緒會為了一己之私而將一把活動扳手扔到整個工業機器中去。作為一個「解決方案」所提議的補救措施，非但沒能解決問題的根源，反而遠遠地偏離了它。 持有這種觀點的胡佛（Hoover）先生，在被指責他的活動的動力就是他工作的物質產品的情況下，還能被人贊同嗎？巨富們可以公然蔑視那種把他們看作一直是美元追逐者的觀念，或者那種認為他們的行動準則（甚至在募集證券的時候）一直是利慾或安全的觀念。與此同時，又假設工薪階層是與之不同的，這是一個惡作劇般的錯誤。不是理想主義而是人類的心理宣告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人不僅僅是為工資而活著的，人所需要的是在他們身上找到一條人性的出路。任何時候都不能用工資賄賂來代替這一出路；現在，這種情形幾乎也不存在。因為工人現在已認識到，工資的增長是自身力量的見證；而且，這個已經覺醒的權力意識，正是要求踐行自身力量的機會。這意味著在管理活動中要共擔責任。 在每一次新的危機中，人們似乎都會忘記，對自由的要求意味著延伸至精神活動，即更大的思想空間。這就是為什麼保衛自由的戰鬥從來都沒有勝利過，為什麼老一輩的捍衛者總是在危機中失敗。對於保守派和激進派來說，它們都是不合時宜的。前者認為它們被用於他確信從來都沒有想到過的目的，後者則感興趣於一些更深遠的東西。可以把這一論述應用於現在的情形，諸如言論自由。以前的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法律捍衛者自然是神聖的，他們被認為是保守派，但目前的情形與他們沒有關係。權利法案的創始人沒有體驗過當代的勞工狀況，更不會想到蘇維埃主義（sovietism）的存在與蔓延。因而，公民權利自以為已經達到的緩解受到了踐踏。而如果群眾攻擊這些權利的時候，心裡的怨憤比我們所能想到的少一些的話，那是因為，畢竟他們還有一種本能的感覺，即認為當前捍衛心靈自由的鬥爭中心在其他某個方面。當然，懷疑和恐懼的戰爭心理的後遺症是威脅自由社會思考的一大因素；另一大因素則是統治階級希望利用這一後遺症來創造一種心理上的恐怖統治，這種恐怖會對同情自由的人中一些膽小怕事者造成影響，並干擾法院。但是，現在的情況並不能只憑這些因素來解釋。它們需要別的東西來賦予足夠的現實運作的力量。這一別的東西事實上就是：在政治行動或演講和寫作中，再也不能充分表現心靈自由了。很多人已經感覺並開始明白：只有當他們在與其日常工作有關的事情中實踐自己想法的時候，才能夠得到真正的心靈自由。行政領導、經理人、科研工作者、藝術家享有這樣的自由，而別人為什麼享受不到呢？因為這種意識不能通過增加對工業化的物質產品的擁有份額而獲得。這也說明，為什麼原來的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的捍衛者越來越少。 這是新一輪的鬥爭，它不可能被阻止在舊的法律限度以內。保守派首先認識到這點，而且是他們教會了其他人；如果沒有他們的傳授，其他人可能在更長的時間裡仍然很呆滯。通過這一事件說明，保守派往往對新潮流的意義更為敏感；而且，正是由於其對新興運動的攻擊，才能教導群眾理解新潮流的真正意義。他們現在正聲嘶力竭地狂喊，心靈自由只有在實現了對自己工作的控制後才能達到，與此相比，言論自由和選舉權則是無足輕重的。 就像其他言論自由的倡導者一樣，作者碰巧利用了關於安全閥的爭論。一場社會危機，一個社會的轉折點，使得這一爭論變得滑稽。那恰恰是一股所謂偉大的新生力量不應該想要的——一個廉價的安全閥。水蒸氣是用來克服障礙物的，而不應被耗費在吹出蒸氣的談話中。耍嘴皮子是消耗氣力的一種簡單方法。在阻止走這種廉價和簡單的道路方面，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反對派註定會幫助激進派，並且被信賴。它使人們必定尋求現實的自由，而不是滿足於那種吹噓，即當言論不受限制時，自由就實現了。 由於自由在本質上是精神的，是思想的事；而且，由於僅當思想可以體現在行為中的時候，才算得上是自由的，因此，每一次爭取自由的鬥爭都得在不同的層面上再次進行。過去爭取言論、集會和出版自由的鬥爭，意義是重大的，因為它是爭取信仰自由和保護財產權的鬥爭的一部分。那種以為指出這背後的經濟動機就認為以前的鬥爭是廉價的想法，是愚蠢的。那些通過辛勤工作贏得了財富的人，想要保護自己的財產，不被那些曾經靠征服獲得財產並希望繼續其掠奪生涯的人強占。他們的鬥爭需要得到尊重，而不是被輕視或否定。但是，假設思想和努力將總是按照已經指明的路線傳播，那同樣是愚蠢的。 言論和選舉自由現在非常重要，因為它是爭取行業中的心靈自由以及自由參與規劃和經營的鬥爭中的一部分。如果共和黨人不是出了名的忘恩負義，將完全可以預測：人們將來會豎立紀念碑來紀念帕爾默（Palmer）先生、斯威特（Sweet）先生和其他看似付出了無謂的艱辛而使得民眾明白這一事實的人，如果沒有他們的話，民眾可能長時間看不出這一即將到來的事實。因為我們可能確信，老一輩的公民自由的捍衛者不會那麼容易就被瓦解，即使在恐懼和激動的戰爭心理的助攻下，除非其背後有其他極為重要的事件。當反對派認為自己是在阻止一個危險敵人的時候，他實際上展示了思想自由只體現在言論中而不是工作中的想法是多麼地膚淺。 （鄭國玉 譯 馬榮 校 劉放桐 審定）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2卷，第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