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為自由 · 學術自由 [1] [2]

在探討學術自由這一用語所涵蓋的問題時，有必要對真正的大學和那些教學機構作一區分。前者的目標是發現和交流真理，並使得其受眾（recipients）能更好地判斷真理，能更為有效地把真理應用於社會事務；後者不論叫作什麼，其主要事務都在於反覆灌輸一套固定的觀念和事實。後者的目標是把流行於給定團體中的某種看待事物之方式加以永續化。它們旨在培訓信徒而非進行規訓（to disciple rather than to discipline）——也並不是真的要損害真理，而是藉此把已經由數量可觀的某個團體視為真理的東西加以保存。探究和教導的自由問題顯然在這兩種類型的體制（institutions）中呈現不同的形式。視某宗旨為當然之理的教會體、政治體甚或經濟體，都有權維持一種體制以主張和宣傳其信條。這與其說是思想自由的問題，還不如說關係到它能否找到勝任的教師願意在其中工作，能否支付賬單，能否擁有從中招收學生的顧客群（constituency）。不用說，這兩類體制之間的實際界限並非如理論上那樣截然分明。許多體制都處於轉變中。歷史上，它們都繫於某種特殊的信念體，通常是繫於某個宗派組織。名義上，它們仍舊要在某種程度上效忠於某個特定團體。但它們也承擔了許多嚴格的大學的功能，因而接受了對於學術界以及社會更大的義務。在這些方面，體制所給予其教學團隊的並不僅僅是權利，而且是一種責任，以全身心地維護自由探究、自由交流的大學理想。但在其他方面，歷史上的教派糾結雖然有所弱化，卻仍舊存在；而正是通過這些，教導者受到一定程度的約束。因而，隱含的（如果不是明確的）義務是要承擔的。在此情況下，在大學的這兩種事務關照之間會發生衝突；在這種衝突間不知所措，就難以確定教導者在道德上必須直面的何去何從問題。然而，整體上，很明顯有一種重擔落在個體身上。如果他發現那種特殊的局部約束如此之強，以至於限制了他去追求他所認為絕對必要的東西，那麼他有一種自由是不可能被奪去的：尋找更為相宜的工作領域的自由。只要體制坦承持有教派上的聯繫，他就不能擺脫自己對於它的責任。然而，他以及具有類似想法的人有權譴責他們視為限制的東西，並期望有朝一日有一種為了全社會之全部真理的義務感要比那種為了局部社會之局部真理的義務感更為迫切。 但我們不能由此推斷，這個問題是完全簡單的，甚至屬於公然宣示的教派體制之內的問題。界線幾乎任何情況下都可變動。我聽說，有某個教派性學院允許並鼓勵大量傳授解剖學和生理學，因為宗教權威說過，人身體是以可怕而奇妙的方式製造出來的；而對地質學的教學卻不高興，因為在它看來，公認的地質學說與《創世記》的淺顯說法相衝突。至於解剖學和生理學，處在此種體制之下的教師自然會覺得，他受惠於學術界而不是他自己的教派，而這時可能就會產生衝突。或者歷史教師會發現，在其教派所要求的利益與由他掌握的最佳研究來決定的歷史事實之間存在著衝突。這裡，他會又一次發現自己很自然地被拉向兩個不同方向。任何來自他自身體制所特別代表之物的可能限制，都不能把抑制他所見真理的義務強加在他身上。我引用這些例子只是要指出，雖然一般來說在所提到的兩類體制之間存在一種分界線，因而學術自由的問題在其中一種類型下並不必定產生，然而即便在這一情形下，由於一切皆變，這樣的問題仍舊會出現。 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我將專門論及大學型的體制。顯然，在該範圍之內，對學術自由的任何攻擊甚或限制都是指向大學本身的。調查真相；批判性地查證事實；通過所掌握的最佳方法獲得結論，並不受外界好惡的約束，把這種真理與學生交流；向學生解釋他與他在生活中必須面對的問題的關係——這就是大學的目標所在。破壞這些作用中的任何一個，就是對大學本身的致命傷害。大學功能是真理功能（truth-function）。它有時更多地關注真理的傳統或傳播，有時更多地關注真理的發現。兩種功能都是必要的，兩者都永遠不能完全失去。兩者之間的比例取決於局部的臨時考慮而不是大學內在的什麼東西。其所固有的、不可或缺的一件東西就是真理的概念。 這些道理很清楚，因此抽象來說可能不會產生任何理論問題。困難源自具體的兩點。首先，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大學中所傳授的某些學科固然遠比其他更具科學條件。其次，對科學地位的大眾或普遍的認同，在某些主題上比起另一些要廣泛得多。整體來看，在數學、天文學、物理學或化學領域，實際上是不可能出現有關學術自由的嚴重問題的。這些學科每一個現在都具有明確認定的技術以及自身的領域；這些學科在其領域裡地位崇高。實際情況就是這樣；通常所有在教育界內有影響的人物也都是這樣認為的。因此，我們無法對這些學科中任何一個的學術自由發起指責。當然，這在幾個世紀以前並非如此。我們還記得天文學上的狂風暴雨。我們知道，只是通過偉大的考驗和磨難，這些科學才出現了如此確定的大量真理以及如此確定的探究和證實手段，確保它們的立場不受攻擊。 生物科學顯然正處於過渡狀態中。進化概念就是明例。可以有把握地說，任何稱得上大學的學校都不會限制傳授這一理論或將其用作一種研究和劃分手段。至於攻擊大學鼓勵運用這種理論的論調，幾乎找不到同情者。然而，許多小一些的學院會因為有關生物學說之信念的某種類似的公開聲明而動搖立場。這些事實似乎意味著，大學所真正依賴的共同體中的那些更有影響力的部分已經接受了一個事實，即生物學是一種必須由其自身工作方法加以判斷的科學；其事實以及對事實的檢驗要在其自身的科學運作內而非某種外部來源中尋求。不過，社會上仍有相當一部分人沒有意識到生物學是一種已確立的科學（established science），他們不承認它有權來決定與公認意見及其情感相衝突的宗教信念。 另有一組學科，從確定的方法及明顯公認的已證事實來看，它們更不像是具有科學地位的。這尤其是指社會性的和心理性的學科，以及某些時期的語言研究和歷史研究——這些都與宗教的歷史和文學具有最為緊密的聯繫。而且，對它們科學地位的公共認同要落後於實際情況。與數學和物理學相比，我們只能在嘗試性的並且有點預言性的意義上——其願景、其趨勢、其動向是科學的——使用「科學」一詞。但對公眾整體來說，這些話題所處理的事實和關係仍舊完全處於意見、偏見和公認傳統的領地。整個共同體還很難意識到，科學對社會性和心理性問題可以有什麼發言權。一般公眾很願意抽象地承認存在一種關於政治經濟的科學、社會學或心理學，但當這些科學勇於走出偏僻的技術空間而對日常生活事務作出權威判斷時——也就是說，當它們接觸到日常生活的利益時——它們所遭遇到的差不多只是懷疑聲或敵意，或更有甚者是危言聳聽的宣傳（sensational exploitation）。 有關學術自由的具體問題正是源於這樣的兩個事實：我們一些科學的落後，以及公眾甚至認識不到科學實際上所取得的大量進步。情況可以這樣來陳述：站在學術自由一方，有人可能主張，較為落後的學科要想達到數學和力學的那種科學地位，唯一辦法就是極力鼓勵自由探究以及發表（不論口頭的或書面的）探究成果。有人可能主張，公眾認識不到科學方法和結論的合法權限，而這正是我們要特意追求真誠表達、充分表達的理由。因為公眾非常落後於科學時代，他們必須得到培養。有人可能主張，社會科學和道德科學比起數學科學和物理科學來說，它們與社會需求之間的接觸點，甚至要更為眾多、更為緊迫。後者獲得它們的獨立性是通過某種抽象性、對於社會性問題的某種漠視。政治經濟學、社會學、歷史解釋、具有各種不同應用的心理學，它們直接處理的是生活問題，而不是有關技術理論的問題。因而學術自由的權利和義務在這裡比在別處更為重大。 站在相反的立場，可能有人指出，只要這些學科還未達到科學地位，就大學教導者而言的意見表達就最終不過是一種意見表達而已，論資格很難說比其他具有理性智識的人更有分量。然而，這種表達往往肯定被看作一種官方判斷。因而它對教導者所屬的那種體製作出了承諾，也可能作出了妥協。況且，至今未處於公認的科學控制範圍內的那些觀念，正是與根深蒂固的偏見以及強烈的情緒反應緊密相聯的那些。反過來，這些觀念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們所已適應的那些習慣和生活方式。攻擊這些觀念，似乎就是對其生活品格所系的那些體制懷有敵意。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具有獨到的見地，他在某處指出，德國人容易寬容和接受各種新觀念和新理論，因為觀念理論存在於一個分開的區域，它們不影響有關生活的實踐操行，間接影響除外。對於英國人卻不一樣。他們在新觀念面前具有本能的不自在；新觀念所涉範圍越是廣泛，他們的這種不安就越是容易變成懷疑和敵視。他們意識到，接受新觀念就意味著改變生活體制。觀念乃不可小視的嚴肅問題。美國人顯然繼承了英國人對於理論與實踐的聯繫的認識，他們對於把超出公眾分配給科學的領地範圍之外的觀念提出作公共討論（在現代條件下甚至教室討論也是准公共的）這樣的事情，持保守態度。 凡是僅僅部分實現科學方法的地方，過度的教條主義和門派性的危險就很大。有可能，會把純粹源於門戶之見的觀念加以神聖化，套上按科學確定之信念的光環。有可能，對於通常所認為的科學真理的陳述方式會有悖於我們大多數同行最為神聖的信念。這種傳播真理的方式會造成一種與真理自身實質完全不符的不適感（irritation）。很可能正是在這種時候，得以突顯的是其負面而非正面作用；也正是在這樣的地方，我們強調的是新真理與確定體制之間的分歧，而非新觀念的內在意義。此種結果不是建設性而是分裂性的；而這樣的方法必然滋生不信任和敵對性。 譬如，我們可能從科學上相信，現有的對於工業事務的資本主義控制及其所反映出的對於政治生活的影響具有過渡性特徵；我們可能相信，其中許多重大惡行和不公的發生是難免的，卻不曾引發學術自由問題，雖然使得我們的觀點更為確定而明晰。我們可能以一種客觀的、歷史的和建設性的方式處理問題，而不會對甚至完全不贊同我們的那些人產生偏見或抱有情緒。另一方面，根本上完全相同的諸觀點可用一種方式得到陳述，以至於挫傷行使資本主義功能的每一個人的感情。作為客觀的社會進化的一個例子來看，那些因自身科學品質而產生或消失的東西，如果是作為有意識的、強烈的階級自私性的結果而提出的，都混雜著各類外在的情緒化因素。 作為此種影響的結果，學術自由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個人之事。我是說，這種事情涉及個人在處理問題中的學識、判斷和同情：那些問題要麼只是剛剛出現在嚴格的科學處理範圍之內，要麼即便明顯附加在科學領域內但仍未被同時代輿論認識到其歸屬於此。各種類型困難的出現，是在我們試圖為事情的個人方面制訂規則或發表斷言時。這些規則有可能是無害的自明之理（truisms）。我們可以堅稱，一方面，個人必須忠於真理，個人必須有確信之勇氣；另一方面，個人必須不能因為它們可能有的不合流即它們的自由表達可能會給他的職業帶來不利的影響而令自己偏離對於真理的專注和獻身。我們可以詳述道德怯懦以及背叛每一位學者所加入之事業的危險性。我們可以指出在對有關爭論點特別是涉及當前宗教和政治討論的論點表達觀點時運用常識的必要性。我們可以強調說，人需要學問（scholarship）也需要機智（tact）；或者用我們的話來說，需要同情於（sympathy with）人類利益——由於「機智」或許指的更多的是針對所討論問題的一種戲法。 可能會把對真理的忠實與斷定個人意見時的自負混在一起。可能會把勇氣等同於傲慢。對於關係人性的重大事情缺乏敬畏，再加上渴望聲名遠揚，這可能使得一個人看樣子像是真理的殉道士，而實際上他是自己缺乏應有的精神和道德均衡（poise）的犧牲品。哈珀校長在他1900年同學會演講 [3] 中有一次清晰而全面的討論，他明確指出了此類個人錯誤的根源，我願意在此引用他的說法： （1）教授把尚未由他同一研究或調查部門的同事們加以科學檢驗的觀念或意見，作為真理來傳播，他要對濫用特權感到內疚。（2）教授利用課堂練習來宣傳某某政黨的宗派之見，他就是在濫用特權。（3）教授以任何方式試圖通過煽情方法（sensational methods）來影響其學生或公眾，他就是在濫用特權。（4）教授雖然是某部門或某部門群里的一位學者或可能是一位權威，但若要是對於與其所指定教導領域毫無關係的主題發表權威言論，他就是在濫用自己的意見表達特權。（5）若教授雖然在很大程度上與世隔絕並在狹小領域內從事研究，卻要在其對之毫無經驗或接觸甚少的大千世界事務方面教導他的同事或公眾，他在很多情況下就是在濫用特權。 現在，當哈珀校長說「表達自由必須給予大學教師每一成員，即便可能被濫用，因為這種濫用作為一種惡並不如限制此類自由那樣大」時，所有大學同仁（men of university）無疑都會同意；然而很清楚，這些個人因素的出現嚴重損害了有關學術自由議題的直白性和重要性。出於我難以全部涉及的一些理由，我深信，現在這個國家任何一所真正大學都近乎不可能出現一種徹底的學術自由議題。科學探究的動力不斷增長，日益彰顯的大學精神把全國分散在各個不同專業的成員結合為一個整體，對於輿論的敏感性得到增強，大多數公開出版機構主動願意抓住甚至誇大任何有可能侵犯自由探究權和自由言論權的事情——諸多理由中的這些理由使得我完全不贊同有時如此表達的一種意見，即學術自由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危險。 依我之見，正好相反的情況是關於通俗意義上的學術自由，也就是說，有錢的捐助人對特定個人言論的獨裁式干涉。 然而，這並非就意味著，在現在這一情境下就沒什麼危險了。學術自由並不限於表達意見的權利。更為根本的是有關工作自由的問題。細緻精微的危險，比起公開顯明的危險，總是更需要了解。無意識地源於非個人情境的那種侵犯，比起來自個人有意識行動中的侵犯，要更為可怕。侵蝕和破壞自由工作條件的勢力，比起公開攻擊個人的那些勢力，要更加有威脅。能夠自由談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它很難與自由工作的能力相比。而工作自由這一話題並不在轟動性的報刊文章中涉及。它是一種難以捉摸、不可界定的東西；這種東西處於氛圍之中，是作為一種連續性的無意識刺激而起作用的。它影響的是大學整體得以發揮作用的那種精神，而不是某一個體的公開表達。幫助和阻礙這種自由的那些力量，是內在的、有機的，而非外在的、個人的。 我並不是一位悲觀主義者，但我認為大學同仁（university men）共同體應該對這一方面有所警惕。整體來看，我們非常相信，現有的表達自由不會因任何直接外在勢力的強制而中斷，即便是伴有巨額金錢的預期回報。那樣的事情太不可能了。有錢人很少敢直接干涉探究自由，即便他希望如此；任何好的大學行政部門都不會有勇氣頂住其他大學以及一般大眾的聯合指責，即便它願意如此。 現代大學管理中，金錢因素的重要性依然在持續增長，而且在把金錢因素與嚴格的教育理想相適應時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問題。金錢作為一種手段絕對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僅僅是一種手段。危險在於，要把金錢充分用作一種工具而又將其控制在合理位置——不允許它篡奪僅僅屬於教育目的的任何一種控制功能——是很困難的。對於這些功能來說，如果大學屬於真正的大學的話，金錢以及其中所關涉的各種東西都必須是次要的。但獲取此種手段的壓力往往會令其成為一種目的；而這就是學術唯物主義（academic materialism）——廣義工作自由的死敵。 加菲爾德（Garfield）把大學視為一條長凳，學生坐在一端，大師坐在另一端，這仍舊是一個餐後追憶的好話題；但它與現有情境沒有關係。現代大學本身是個大型經濟工廠。它需要大量的圖書館、博物館和實驗室，而要創建和維持它們也是昂貴的。它需要一支龐大的師資隊伍。 對於錢的需要本身並不處於真正的大學關注之外；它更不是與其對立的。大學要堅持自己，就必須拓展；而要拓展，它就必須有錢。危險在於，手段受到關注並因而會擁有專屬於最終教育目的的那種價值。公眾很看重教育機構的金錢方面，而這又不知不覺改變了大學校園內外的判斷標準。作為一種教育機構之重大歷史事件的，現在很可能是一大筆捐贈，而不是一項嶄新的調研或者一支強有力的師資的形成。各教育機構被按照它們外部看起來的物質繁榮來排序，直至這種賺錢和花錢的氛圍把金錢因之才具有一席之地的那些興趣隱藏起來。我們的想像或多或少被有關這種模糊而有效的力量的想法占據著；我們的情緒被對潛藏在金錢之中的可能性的宏大構想所點燃。不覺中，無意間，這種金錢論證變成了一種不成樣、不合法的論證。它在許多可見和未見的方面與教育機構的榮耀和尊嚴聯繫在一起，實際上是源自於一種它本身毫不看重的聯想。 這種模糊的潛力、侵入的想像以及惑眾的情緒，抑制了進取心，也限制了責任感。許多個人追求自己的直接行動路線，他們並未因想到個人傷害而受阻，但卻因為害怕傷害他們所歸屬的教育機構而發生轉變。這種誘惑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它沒有訴諸低級自私的個體動機，而是掩蓋在機構理想的裝扮之下。忠於機構，團隊精神，在大學裡很盛行，正如在陸軍和海軍中一樣。因為普通大眾往往對個體的個人能力和職業能力不作區分，一種對傷害到個人與之相聯的機構的模糊憂懼一直存在。無論他說什麼和做什麼，一般都被看作他與之相聯的那一機構的官方表達。所有這些往往阻礙著獨立性並把個體擠壓到一個狹隘的工作角落裡。 再者，一種新型的大學行政化也因為對物質方面的極力拓展而得以產生。一套笨重的機器開始出現，用以開展大量的事務性和准事務性工作，而若沒有這些，現代大學就會停頓下來。這種機器往往出現在個體與他在其中表現自我的道德目標領域之間。比起有時看起來個體唯有藉此才能完成某事的那些工具，個性就不那麼重要了。而且，此種機器的細枝末節和常規運轉消耗時間和能量。許多現代大學同仁自問，要在哪裡找到那麼多時間和精力以投身於其終極目的，他們無可奈何，只能消磨在那些中間手段里。個人能量被動轉軌至學術機器例行公事，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所有這些把本應在處理更大生活問題時釋放的能量吸收掉了一部分，但要不是因為與其當代的專業化趨向聯繫在一起，它並不怎麼可怕。專業化，就其範圍和程度來說，意味著撤回（withdrawal）。它意味著以相對精確的細節全神貫注於一個比較遙遠的領域。我不懷疑，專業化方法最終將不僅在科學上而且在實踐上得到證實而正名。但是，以最終結果來衡量的價值，並不能成為掩蓋對勇氣以及唯有來自勇氣的那種自由的直接危險的理由。不論怎樣，教學屬於有點受保護的產業；它是受到庇護的。在某種程度上，教師把生活中所發生的最為激烈的壓力和緊張拋在一邊。他的問題大多是理智上的，而不是道德上的；他的同伴多半是不成熟的。教師總是容易喪失某種陽剛之氣（virility），而這種陽剛之氣要出現就必須在同等競爭條件下直面和處理經濟和政治問題。不幸的是，專業化增加了這種危險。它把個體引向小路，如果他毫無保留地追隨的話，這些小路更加遠離於人們在那裡聯合鬥爭、積蓄力量的正道。有一種誘人的信念是，某些對於人性來說具有根本意義的問題不屬於我的任務，因而完全不是我所關注的；這比起任何所設想的對於有錢捐助人干涉的擔憂，可能更為有害於有關學術工作的真正自由。 現代大學物質方面的拓展也伴隨有強烈的集權化傾向。舊式的大學院系十分肯定曾是一種獨特的徹底民主制。其教師的挑選經常是因為他們顯著的個人特色而不是因為純粹的學問。每一個人自立而又自主。其執行官只是同事中的出類拔萃者 （primus inter pares ）。這個問題不涉及組織或行政（甚或任何廣義的管理），而關係到個人（不論教師或學生）在人際接觸中展示自身價值。所有這些現在都變了——必然如此。要把現代大學的行政資源運作好，需要有非常專業和強化秩序的操控能力。這種狀況不可避免產生集權化。我們很難區分為經濟高效地運用資源所必需的行政集權與限制進取心和責任感的道德集權。個體享有立法權並參與立法，是對強大、自由而獨立的個性的保證。舊式院系是真正的文學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現在有可能變成一種寡頭政治 ——從其所能達到的物質結果來看是更加有效的，但在培育人方面卻乏善可陳。這種情況以無數種方式影響到工作自由，而後者對大學同仁成為共同體實際生活中的一支力量是必要的。它剝奪了大學同仁的責任感，並隨著責任感的弱化出現進取心的喪失。 此乃事情的一個階段——好在不是全部。在世界史上還從未出現過一個時期像今天這樣認識到社會需要有專家指導。儘管我們在理智上是混亂的，儘管我們不斷在每日出版物上看到無意義的喧囂之見，但現在對於光明有著一種極其真誠的渴望和欲求。擁有智慧之言的人相信他的聽眾。如果他能在藏匿的深處探尋到光明，光明就會引領我們前進。由這點來看，我們有種強大影響力可把大學精神即探究和表達真理的精神從其糾纏和隱蔽之處解放出來。需要是緊迫的，因而動力強勁。適度的勇氣、適量的進取精神和個人責任感是對它自然的響應。隨著純治理形式的外在權威的衰退，對智慧和理智型權威的需求在增長。這一力量必定能克服那些會把學者推開並拘於私自空間的影響力。 抵制威脅學術自由的風險的一個直接辦法，也可在不斷增長的大學校際感想和意見中發現。最為意義重大的一個事實是，科學協會越來越傾向於設定一種權責，以查明何者（不論其以什麼方式或在什麼地方發生）影響到了其自身探究路線的繁榮。這是科學團體意識的增長，是真理團結感的增長。對於真理肌體任何一個部分的任何一種損傷，都是對於整個有機體的攻擊。可以預想，到時候，對於真理探究者組織化社會的歸屬意識將把否則會散亂不羈的努力加以鞏固和強化。這並不是妄想。 鑒於我們很難想像個人進取心會在盎格魯撒克遜共同體中一直減弱，再加上有兩種力量，即對於共同體的指導需要以及對於每一位探究者所屬的廣義大學的隸屬感，這些無疑足以戰勝各種有損學術自由的危險。 （張留華 譯）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2卷，第40—49頁。 [2] 首次發表於《教育評論》（Educational Review ），第23卷（1902年），第1—14頁。 [3] 《芝加哥大學檔案》[University （of Chicago）Record ]，第5卷，第3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