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為自由 · 權威和社會變化 [1] [2]

過去的四個世紀表現出對權威日益增長的抵制，首先是反對它的表現形式，然後是反對它本身的原則。它的重要形式沒有一個免受攻擊。這種攻擊首先瞄準了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和教會制度。但是，教會和國家聯合實施的控制已經滲入生活的每一方面，不論是信念還是行為方式。因此，對教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攻擊，蔓延到科學和藝術上，蔓延到經濟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標準和理想上。因為實踐的攻擊運動，像其他每個這種運動一樣，必須在理智的基礎上自衛。最好的防衛是攻擊，因此，防衛慢慢變成系統的辯護。一種社會哲學發展起來了，它對任何權威統治提出了批評。 理論體系出產口令、號令和口號，供大眾消費。通過不斷重複，有一個口號取得了全面的社會政治觀念的地位。在很多人看來，它似乎本身就是一種深刻的社會哲學的總綱。根據這個口號，一個重大的理智問題是兩個不同領域的劃界，一個是權威領域，另一個是自由領域；口號的另一半是把這種理論劃界看作實踐上的鮮明分界。這個口號有一個推論。權威「領域」的固有傾向是過度地擴展自身，蠶食自由「領域」，從而廣泛實施壓迫、專制和今天所說的宰制。因此，個人自由的觀念和現實性必須擁有道路優先權；權威是它的敵人，社會權威和控制的每一種表現都總是受到熱切地關注，並且幾乎總是遭到有力的反抗。然而，由於自由的領域有它自己的界限，當「自由」開始墮落為「放縱」時，就需要恰當地召喚權威的實施以重新建立平衡。 這個口號像大多數吸引大眾的口號一樣，它的流行和影響都歸因於一個事實：它似乎為一個突出的問題提供了解決辦法，而事實上，它迴避了問題；由於遲遲不努力去尋找真正的解決辦法，它有時暫時支持對壘勢力的這一方，有時暫時支持另一方，於是兩方都受到了損害。因為，即使這個口號按照其措辭的字面價值被接受了，上述兩個領域的正確範圍這個根本問題仍然沒有確定，它們的分界和邊界問題仍然處於不斷的爭論之中。 真正的問題是權威和自由之間的關係 。有人認為，它們各有一些起作用的領域。當引入這種觀念的時候，問題被掩蓋了，它的答案也難以找到。事實上，權威代表社會組織的穩定性，個人通過權威得到指導和支持；而個人自由代表著有意圖地引發變化的力量。我們需要持續關注的問題是兩者緊密、有機的統一：權威和自由、穩定和變化。如果按照分隔而不是統一來解決問題的觀念去行動，我們的努力就會受到誤導和阻礙。這種錯誤的、誤導人的觀念被廣泛地採納，是導致現在世界混亂狀態的一個強大的因素。 這個口號把人類生活和行為的整個領域分割成自由和權威，其真正意義不僅存在於理論陳述中，而且存在於近幾個世紀的歷史事件之間的關係中。作為一個純粹的理論口號，它宣稱它具有內在的有效性和普遍的適用性，在我看來，這是荒謬的。但是，如果把這個口號看作一個歷史時期的記錄，情況就不同了。於是，這個口號就成為近幾個世紀西方文明獨特危機的象徵，成為一個偉大的歷史鬥爭的代表。這個口號有雙重特性，一方面，它歡呼那些控制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制度的衰落；另一方面，它標誌著新的社會力量和理智力量的興起。陳舊的傳統和既定的社會組織抵制人類生活和社會中新生力量的出現，把它們當作是危險的，甚至是不共戴天的敵人，這個敵人跳出來爭奪它們迄今為止獨享的權力和特權。這個口號沒有提出應對和解決這個歷史鬥爭的辦法，而僅僅對這個衝突的本質作了理論重複。正如我說過的，作為理解和行動的指導，這個口號是荒謬的。但是作為歷史事件的一個象徵，它很有啟發性。 不幸的是，當這種鬥爭一開始進行時，新生的力量就傾向於按照它們自己的評價來對待既定的制度，即把既定製度當作權威原則的必然表達。這個新運動發現當時的制度是壓迫性的，就奮起反對權威本身。它開始認為權威本來就外在於個體性，本來就敵視自由和社會變化，而這些社會變化是自由的公開表達和使用要達到的目的。因此，新運動本該受到讚揚，因為它們打破了僵化的、呆板的制度，解放了潛伏的個人能力。但是，由於它們實際上否認任何 體現權威和社會控制的東西能構成一個有機體的重要部分，造成了一種智力上的混亂，這是任何過渡時期都會出現的實踐事實問題。更具體地說，像我在稍後即將闡明的，這個新運動沒有認識到，那種給予它生命力的力量也是一種權威，這種力量就是有組織智力的力量。這就是我想要提出的命題。 首先，我認為，歷史的考察表明，儘管個人主義哲學把權威和自由、穩定和變化錯誤地對立起來，但是它有根據認為，權威在組織制度上的體現是外在於活躍的新需求和新目的的，從而在事實上是壓迫性的。那些由於擁有權威而行使權力的個人和階級，對首創、發明、進取這些引起變革的求變、求新的品質充滿敵意。如此行使的權力就成為更大的壓迫、更大的阻礙，因為它不僅是身體上的，而且那些本質上屬於權威原則的東西也施加在想像力、情感以及目的上。在深層次上，它不是社會組織與個人、權威與自由之間的衝突，而是在個人精神結構中兩種因素之間的衝突，一種是保守的因素——這些因素的力量源自長期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習俗和傳統的慣性，另一種是解放的、求變的、革新的因素，它是新與舊之間、維護舊價值的勢力與創造人類交往的新信念和新方式的勢力之間，為取得權威力量而進行的鬥爭。它也是個人組成的團體和階級之間的鬥爭——一群人享有權力帶來的好處，權威的權力增加了他們的權力；而另一群人覺得自己有資格享有權力，卻被排除在外。我們必須對舊勢力和新勢力進行調整，從而和諧地處理由維護既定的東西產生的穩定性和由個人新需求和新努力產生的多變性——這種必要性是生活結構所固有的，或者說，是生活結構的一部分。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實現這種調整的必要性在人類文化舞台上以空前的規模顯示出來。那種把歷史的、相對的鬥爭轉變成權威原則和自由原則之間固有不變的衝突的哲學，如果被接受並得到遵循，就會把權威當作純粹的限制力量，使自由處於毫無引導的狀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這些不適當的狀況反映了我們當前的處境。 我們說這個鬥爭是屬於個人的各種力量之間的鬥爭，為了個人利益，這些力量需要相互調和。這裡，我要簡短地說明這些話是什麼意思。把個人的結構簡單地等同於那些尋求變化、使人與人彼此區分開來的人性要素，這樣做在心理學和歷史學上都是愚蠢的。習慣的力量導致個人堅守既定的東西，這種力量確實是個人的精神結構的一部分。大體上，與渴求變化的欲望相比，它是人性中更強烈、更深刻的部分。當傳統和社會習俗成為個人結構的有效成分時，它們勢必成為支配他的信念和行動的權威。施加這種權威並行使這種權威的力量作為個人的一部分，是如此之重並且如此之深，以至於我們根本不會想到也不會感覺到它們是外在的、壓迫性的。只要它們成了個人習以為常的信念和目的，就不會被當作與個人敵對的東西。它們給予個人支持和方向。它們自然地獲得個人對它們的忠誠和專注。因此，對體現習俗和傳統的權威制度的攻擊，自然遭到個人的怨恨；對個人最深入最真實部分的攻擊，招致刻骨的憤恨。 在人類迄今生活在地球上的幾千年的大多數年月中，人類常常在較大程度上對事情是滿意的。甚至對於在我們看來任意實施暴力的社會組織來說，這也是真的。在史前年代，對於任何自稱具有悠久的傳統和習俗權威的東西，人類都傾向賦予它們神聖的起源和法令的效力。更普遍的情況是，個人往往不是尋求變化而是懼怕變化。假設我們有理由把權威和自由、穩定和變化對立起來，那麼，我們就要被迫得出如下結論：在人類歷史的更多時期，個人更偏向於權威和穩定。 這種狀況在理論上反映出來。從開始一直到近期，公認的學說是：權威是出於自然或出於自然之上的東西——超自然的東西。這兩個學說都主張，權威的存在是由於宇宙和作為宇宙一部分的個人的固有結構。在哲學上，亞里士多德論述了權威出於自然這個觀念。後來，斯多葛派以半唯心主義、半唯物主義的形式重新論述這個深層的觀念，這種形式一直是——現在仍然是——使一些觀念最牢固地紮根於大眾心靈的手段。中世紀基督教哲學家再次繼承亞里士多德的學說——但是做了一個重要的修正。他們說，我們必須在自然的超自然創作者和人類的救贖者那裡尋求終極權威，因為只有在那裡才有終極權威。這種權威的世俗代表、解釋者和代理人，就是有著神聖戒律和建制的教會。 即使世俗王朝的產生挑戰了教會至高無上的權力，這個基本的概念也沒有受到懷疑，更不用說受到挑戰了。世俗國家只不過宣稱它的存在也是出於神授法權和權威，因此，它在今生的一切事務中擁有最高的權威，以別於來世的靈魂事務。即使民眾政府興旺發展起來，它們仍然以一種較弱的形式繼續著舊的觀點：上帝的聲音現在成了人民的聲音。 新科學聲稱自己跟隨上帝思考上帝的思想，試圖以此拓平充滿荊棘的道路。新經濟力量的產生轉而對現存政治制度至高無上的權威構成威脅。但是，新經濟力量也宣稱它們有權利擁有最高權威，因為它們是自然律純粹的、如實的表達——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政治法令和制度與法律，只要後者不順從經濟力量的運行，就是不自然的、人為的。經濟力量通過它們的代表、解釋者和代理人——官方經濟學家和企業家——要求享有神聖的最高特權來管制地球上所有的人類事務。經濟學家、企業家和金融家是新生的自詡擁有古老的神授王權的人。 從這個簡短的歷史考查中得出的結論是——該領域的任何深入研究都將證實這個結論——把個人等同於使變異和變化自由發生的力量，在個人的結構中排斥習慣的、保守的力量，這種觀點是新近出現的學說。概括地說，這種等同論是特殊的、具體的歷史事件的表達。這些事件可以濃縮和概括。自然科學中的新方法和新結論伴隨著它們在新工業生產方式和物品與服務的商業交換上的應用，發現自己受到制度性的教會和國家機構的監管和限制，而教會和國家是實際社會權力的擁有者，它們聲稱自己是人類事務所有領域中唯一合法的權威。在這種衝突中，新生力量進行自我維護和辯護，它們把權威這個概念限定為對它們的自由表達持敵對態度的教會權力和政治權力；它們聲稱，只有它們才代表和增進個人利益及其自由。演說開頭提到的那個口號，即權威和自由是兩個彼此分離、相互獨立的領域，如果遇到問題，個人和自由應該具有優先性——這個口號是歷史衝突的淨產物。 最終結果是一種社會政治哲學。以任何 形式出現的權威，只要不是個人由其私有能力得出的自覺需求、努力和滿足而產生的和批准的，都會受到這種政治哲學的質疑——這種哲學在經濟學中採取了自由放任的形式，在其他社會政治事務中採取個人主義的形式。這種哲學斷言它自己是自由主義的統稱。 在我看來，兩個普遍的結論清楚地浮現了。第一，行使權威的機構權力，其先前的形式暴露出它對於以個人為載體的新生勢力是外在的和壓迫性的，因而是敵視一切重要的社會變化的。第二，這種新哲學如此急於譴責權威原則，以至於使個人喪失了一些必要的引導和支持，這些引導和支持對個人的基本自由和社會穩定性而言，都是普遍的和必不可少的。 結果是現在出現的混亂、衝突和不確定性。雖然這種新哲學譴責權威原則，主張必須把權威實施限定在維持政治秩序的最小需求上，它事實上樹立了個人尋求個人收益的欲望和努力，使他們成為社會生活中的最高權威。因此，這種新哲學聲稱自己完全、忠誠地代表個人自由原則，實際上是在為一種新形式的集權活動作辯護——經濟權力用溫和的方式來說，這種新形式一貫而堅定地否認擁有較少的經濟權力和特權的人可以得到有效的自由。雖然經濟權力崛起之初，對抗和蔑視當時擁有權威的權力，引起了廣泛的社會變化，但它現在反過來變成一種有組織的社會制度，抵制所有與它不一致的、不能促進和支持它的現有利益的進一步社會變化。 正是由於這些原因，我斷言，真正的問題不是為權威和自由、穩定和變化分別劃出獨立的「領域」，而是實現兩者的相互貫通。我們需要一種權威，不是那種舊式的運行形式，而是要能指引和利用變化；我們需要一種個人自由，不是無限制的個人經濟自由所產生和辯護的那種自由，而是普遍的、共有的自由，支撐和引導這種自由的是具有社會組織性的明智的控制。 如果我們認為過去的人類歷史提供了決定性的證據，那麼，它將表明：自由和權威聯盟的問題是不能解決的，也沒有被解決。我們有被組織起來的社會權威，它限制了個人中可變因素的表達，而有序的、有意的變化是從這些可變因素開始的。我們有一段時間擁有相對無局限的、不受抑制的個人主義，它的結果是變化大規模地迅速發生。政治類型的制度權威引起的壓抑和淤塞後果被削弱了，但安全、合作、整齊有序的變化顯然還沒有出現。 在我看來，我們完全有可能認識到個人主義運動的必要性及其社會後果的重要性；同時又看到，就它過去的運行方式來說，它已經走上了得到和可得到社會辯護的道路。我們有可能不僅認識到它發揮了有價值的歷史作用，而且認識到它對人類可變傾向的價值——那些把人與人彼此區分開並表現為獨創、發明和鬥志的東西——所作的實踐和理論斷言，是所有未來社會秩序應該包含的一個永久成分——我是說，我們有可能既認識到個人主義運動所有值得讚美的特點和產物，又堅信這個開展到現在的運動有一個重大的缺陷，這就是把權威原則當作它的絕對的對立面。 幾乎不需要什麼論證就可以證明，過去，制度形式體現權威，它們敵視變化。那些努力改變權威權力採用的形式的人，被指責為異教徒，被指責為社會秩序的破壞分子。也許回想這些就已經足夠了。並且，我幾乎不用再說，今天那些作出同樣努力的人也遭到同樣的譴責。特別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儘管擁有權力，儘管迫害異教徒和激進分子，實際上沒有一個制度能成功地阻止重大變化的發生。制度由抵制變化而成功地完成的，不過是壓制社會的力量，直到它們最終不可避免地爆發為重大的變化，通常這種變化都是暴力的、災難性的。 我們也無須通過論證來證明，個人主義運動在一段時期伴隨著巨大的、迅猛的變化，一個一個地看，這些變化多數為社會帶來了正面的利益。事實如此清晰地為自己辯護，我們根本無須論證。新個人主義運動和社會變化之間的緊密聯繫在這個運動的標語中可以看到：首創、發明、進取。這些詞語都代表了個人構成中的求變因素；它們意味著偏離業已形成的東西；它們是一些符號，指示著創新的源泉。正由於它們是這樣一些符號，所以能如此有效地成為標語，成為激發個人努力並行動的信號。的確，這個運動與變化的聯繫是如此緊密，以至於產生了對變化的讚美，稱其為確實無疑的必然過程。這標誌著它產生的影響已經達到了鼎盛時期。但是我不揣冒昧地說，過去，權威原則的表現方式正是在其最強烈的主張上失敗了，即它未能阻止變化，至少未能引導變化；同樣，歷史地看和從總體上看，個人主義運動也未能——以任何確定的方式——確保可以公共度量的個人自由，即使對它暫時的擁有者而言也是如此。個人主義運動傾向於把行使自由等同於沒有任何有組織的控制，這樣，它事實上是把自由僅僅等同於經濟權力的實際 擁有。它不是把自由帶給那些缺乏物質財富的人，而是強迫他們屈服於物質生產和分配機構的所有者。 現在，觀察者眼前展現出來的世界圖景顯然是如此普遍的不穩定、不安全，以及日益加劇的衝突——既有國家之間也有國家之內的衝突——以至於我不能想像任何人會否認實現自由和權威的某種有機結合是值得嚮往 的事情。然而，我們有多大的可能建立一種在實踐上體現這種結合的社會系統，這是很值得懷疑的。我們有理由強烈主張，即使我們承認迄今為止提出的觀點的實質有效性，這個問題也會出現。事實上，我們甚至有理由強烈主張，正是因為我此前的論證的有效性得到認可，或者說在它得到認可的程度上，這個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一個調控性、決定性的問題。 厚重的歷史證據確實強有力地反對這種可能性的實現。就有組織的權威這個觀念而言，地球上人類集體生活的悲哀在於它顯示出人類亟須某種權威；而它的日益加深的悲劇，是由於那些聲稱能滿足這種需要的制度一而再再而三地出賣它。另一方面，個人主義的自由原則所採取的迄今為止有影響力的形式也不盡如人意，在不和諧也不安全的當代圖景中，不止一個事實表明了這一點。最重要的是，權威原則以最極端、最原始的形式再次出現——獨裁的興起。 似乎為了驗證自然憎惡虛空這個古老的觀念，有人可能會爭辯說，經濟上有競爭力的個人主義不受社會約束，產生了一種道德和社會虛空，憑藉獨裁將填補這個虛空。很多國家迫切需要集體的、有組織的引導和支持，以至於個人自由的觀點被拋棄了，它成了一個不是受讚揚而是受鄙視的觀點。經濟個人主義的自由體制遭到左、右兩種獨裁的攻擊。而在那些沒有明目張胆地實行獨裁的國家，自由和個人主義概念似乎正在喪失魔力；通過社會援助機制，安全、紀律、秩序和團結取而代之，並正在獲得魔力。產生獨裁要求的實際具體條件在不同的國家各不相同。但是，這種現象卻是如此普遍，它需要一種普遍的解釋。最明顯的現象是：為獲取私人利益建立的、不受公認的集體權威控制的、個人首創和進取的體制，其政體實際上已經破產，處於垂死的狀態。 那麼，過去和現在沒有提供依據，使我們期待用老套路來實現權威和自由、穩定和變化之間的調和。在某些人看來，能獲得某種解決辦法的想法，似乎是不切實際的，是烏托邦式的。但是，所有想法中最不切實際的是一個廣泛流行的信念，即我們通過使用或重新發掘過去嘗試過的制度手段，可以獲得持久穩定的權威；同樣荒誕的是如下信念：在爭奪物資和經濟權力的冷酷鬥爭中，個人之間相互競爭可以保障個人確實的自由。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可以被縮小為如下問題：在人類關係這個大領域中，還有未嘗試過的辦法可以利用從而有可能獲得成功嗎？ 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意識到一種印象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我說過，人類迫切需要某種集體權威，它指導個人之間的相互關係，給予個人那種源自團結感的支持；我說過的話看起來像是某種藉口，以圖恢復通過外在制度手段產生並得以保持的某種社會控制。如果這樣看待我的問題，那麼，對於個人自由原則與經濟事務的私人首創和進取之間發生的聯盟，我的批評必然看起來像是通過集體計劃經濟來實現社會控制的論證——當然，在措詞上有某些變化。然而，這個論證事實上在這兩個方向上都用力了。它指出，集體計劃經濟方向的運動可以治療我們現在患上的惡疾，但最終它將重走過去組織權威權力所走的老路，除非我們大規模系統地使用某種迄今未試驗過的方法，給生活帶來想要的並值得嚮往的有機聯合。否則，我們將最終發現：我們是在另一個平面上重複著社會組織和個人自由之間的爭鬥，在一個原則和另一個原則之間搖擺，這本是過去相當顯著的特徵。 在人類社會關係的寬廣領域中，至今還未大規模試驗過的方法來使用有組織的智能。我們在科學這個較窄的領域裡，已經有大量可靠的證據可以說明它多方面的好處和價值。 在有限的範圍內，科學方法的成長和應用體現的集體智能已經成為權威性的了。在我們關於自然結構的信念領域，以及我們對物理事件的理解上，它是權威性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同樣的陳述適用於關於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信念——特別是那些離現在足夠遙遠的人和事。當我們轉向實踐方面時，我們看到，同樣的方法是控制和引導我們主動地處理物質事物和物理能源最重要的方法。培根預言，知識就是控制力量。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培根的預言在這個特殊的、範圍較小的領域裡實現了。當然，我們不能說，即使是在有限的物理領域，運用那些構成科學的方法，理智已經完全獲得了無可置疑 的控制信念的權力和權威。但是，有組織的智能取得了驚人的進展。如果我們考慮到它運行的時日尚短，考慮到它前進的道路上存在著強大的敵人——慣性、根深蒂固的傳統和習慣，所有這一切，都牢固地採取了制度生活的形式，這種形式在歷史的長河裡熠熠生輝，環繞著激發想像的魅力，單獨地或簇擁著共同地佩戴著閃閃發光的、由人們最珍愛的材料打造的桂冠。 以「科學與宗教的衝突」的名義進行的鬥爭，只要你願意，也可以說是以「神學和科學的衝突」的名義進行的鬥爭，本質上是各種行使社會權威的主張之間的衝突。它不僅僅是兩套理論信念之間的衝突，而且是兩大社會力量陣營之間的衝突——這兩個陣營中，一個是古老的，它擁有可以毫不猶豫地使用的制度力量；另一個是新生的，它對抗著龐大的對手，竭力求得認可。 對於集體權威和自由的關係 問題，極為關鍵且意義深遠的一點是智能的進步——這個科學進步的簡短故事就是例證——展示了兩者有機的、有效的聯合。科學開闢的道路是釋放個人中變化、發明、革新和創造的元素，而不是壓制它們。就像繪畫或音樂的歷史一樣，現代科學前進的步伐是由個人邁出的，只要他們發現傳統和習俗阻礙了他們反思、觀察和建構的能力，他們就擺脫傳統和習俗的束縛。 儘管科學的發展依賴於探索者個人自由的獨創、發明和進取，但科學的權威還是產生於合作地組織起來的集體活動，並以此為基礎。即使個人提出的科學觀念暫時極大地偏離公認的信念，但他們使用的方法是公共的、開放的；這種方法只有導致在同一個領域奮鬥的所有人員的信念一致和統一時，它才是成功的。每一個科學探索者，甚至在他最大地偏離了現行觀念的時候，他所依賴的也是公共擁有的方法和結論，而不是私有的東西，即使有時候，這些方法和結論最初都是私人發明的產物。科學探索者作出的貢獻是得到集體檢驗和發展的，其中得到合作驗證的部分就成為共有的智力財富。 開動腦筋去想像一個科學探索者採取企業商人的標準，我們就可以毫不費力地認識到，科學領域裡自由的個人目標和行為不同於現行個人主義經濟事務中的目標和行為。我們設想，某個科學工作者說他的結論是科學的，他這麼說是因為那個結論是他的私人追求和奮鬥的產物，出於尋求他的私人利益。單是這樣一個荒謬的想法，就生動地揭示了個人自由在兩個人類活動的領域所表現出來的鴻溝般的差異。這個想法以典型的形式鮮明生動地展現了這樣一種個人自由，它一方面受到集體的機構權威的支持，另一方面通過自身的運行來改變並發展它所依賴的權威。 科學展示的合作智能的運行，是把自由和權威統一起來的作業模型。這個論題並不輕視如下事實：這種方法迄今為止，還只是在一個有限的、技術性較強的領域裡起作用。相反，它強調了這個事實。在社會生活和社會制度中，在人與人的關係這個廣泛的、基本的領域中，如果智能方法已經得到大面積的運用，那麼現在就不需要我們來做論證了。它的有限的使用範圍和它在人類關係上的可能應用範圍——政治的、經濟的、道德的——之間的對比，是顯著的、令人沮喪的。正是這種對比，明確了這個仍然有待於解決的重大問題。 這個問題的考慮，如果不注重工商業中現代個人主義運動發展的事實，就是不恰當的。個人主義學派的所有斷言和推理，有一個掩蓋的前提。個人是孤立的個人，把追求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迄今產生的所有的有利變化都歸功於個人的活動。但事實上，整個現代工業的發展都是科學技術應用的成果。總的來說，近幾個世紀的經濟變化依賴於自然科學的進步。物品生產和分配所涉及的每一個過程都依賴於一些結果的利用，這些結果是由數學、物理和化學中有機的、集體的智能方法產生的。直截了當地說，現有體制的辯護者們把某些進步當作維持這個體制的理由，這些進步僅僅歸因於個人的首創精神和進取心，這是完全錯誤的。個人主義的首創精神和進取心把集體合作智能的成果據為己有，似乎這些成果是它們單方面獲得的。但是，沒有組織起來的智能的幫助和支持，它們將是無能為力的——即使在那些顯示最強大的社會力量的活動中，也是如此。 總而言之，這個運動以自由主義自居、宣稱它的努力目標是確保和維護個人自由。這個運動的一大缺陷是：沒有認識到變化的真正的、最終的根源，過去是、現在仍然是科學體現的團體智能。我已經說過，這個原則在兩個方向上都用力了。只要目前在有組織的社會控制和計劃經濟方向上所作出的努力忽視了科學智能的作用；只要這些努力依賴主要靠暴力來達到的外在的制度變化，並從中尋求支持，那麼，這些努力就是重蹈依賴外在權威的覆轍，而外在權威的方法在過去總是被打破。曾經有一個時期，由於需要安全，需要團結一致的意識和感覺，人們屈服於這種權威。但是，如果歷史表明了什麼，那麼，它表明個人的求變因素不可能永遠被壓抑，不可能完全被根除。在現代，個人主義運動表達的個人自由原則深深地植根於人類的構成。不論用多少武力來鎮壓，它體現的真理永遠不會死亡。這個運動的悲劇，在於它誤解了這個自由原則的來源，把這個自由原則放錯了位置。但是，為了確保安全和獲得團結，企圖用外在權威來根除和消滅這個原則，這種做法最終註定是失敗的，不管它暫時取得了怎樣的勝利。 有組織的智能控制，是通過釋放個人能力和才幹來發揮作用的。要將這種智能從目前的有限領域擴展到人與人的關係這個更大的領域，前進的道路上面臨著巨大的障礙。這一點，我們沒有必要詳細論述。這個人類想要而亟須的任務有多大的可能來完成，過去的歷史似乎偏向於那些持懷疑態度或悲觀態度的人。我並不是預言說，這種擴展將會有效地實現。但是我的確認為，權威和自由、穩定和變化的關係問題如果能得到解決，就將以這種方式來解決。其他方法的失敗和現在令人絕望的情形，都將激勵一些人盡全力來實現這種擴展。他們知道，在試驗之前就認定成功不可能，這實際上是宣判人類將永遠在權威權力和紊亂的個人自由之間作徒勞的、毀滅性的搖擺，而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把歷史上的大多數痛苦和失敗歸因於這種搖擺。他們知道，擺在人類面前的，是歷史的緩慢進程和無止境的時間延伸。他們並不期望，在完成人類下決心努力完成的最困難的任務的過程中，有任何快速的勝利。然而，他們滿懷信心，不論他們的努力得到的直接成果是多麼微小，他們自己的試驗就是科學智能方法的第一原理的例證。因為他們通過實驗方法向事件注入一個博大而厚重的觀念，正是在試驗過程中，這些實驗方法使科學智能方法和觀念得到修正、變得成熟。由於諸如此類的原因，狀態之絕望反倒激發持久的、勇敢的努力。 （熊文嫻 譯）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1卷，第100—110頁。 [2] 首次發表於《學校與社會》，第44期（1936年10月10日），第457—466頁。此文原為杜威於1936年9月4日在哈佛大學文理學部三百周年慶典大會上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