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為自由 · 資本社會主義還是公共社會主義？ [1] [2]

我曾聽一位著名的律師說，對聯邦憲法加一項幾句話的修正案，即禁止一切股份企業擁有法律地位，只允許個人業主擁有法律地位，就可以找回美國早期個人創新與進取的觀念。我認為，這位律師是我見過的唯一一位不折不扣的傑弗遜主義民主黨人。同時，他還是一位有邏輯頭腦的人。他並沒有自欺欺人地認為，我們這個企業資本大集聚的時代、批量生產與批量分配的時代、所有權非個人化且與經營權相分離的時代能保留拓荒時代的個人創新、進取、能量與獎賞的信念。然而，我們的政治生活卻繼續忽視已發生的變化，只在情勢所迫時才在處理偶然問題時考慮這種變化。 當代社會仍然流行著一種錯誤的看法，即社會主義就是要通過政治手段將財富平均分配給所有個人，因此社會主義反對企業壟斷、企業兼併以及企業聯合。換句話說，社會主義是一種被算術劃分後的個人主義。那些堅持認為個體在本質上是一個孤立的、獨立的單位的人，自然會如此看待社會主義。其實，對於當前的這種經濟合併，卡爾·馬克思早有預見。如果馬克思的魂靈飄蕩在美國上空，他一定會感到非常滿意，因為我們實現了他的預言。 不過，馬克思在作這些預言的時候，過多地從心理經濟學的前提進行論證，沒有充分考慮到技術的因素，即科學在蒸汽動力、電以及化學過程中的應用。也就是說，馬克思在論證時過於依賴他的論證前提，即資本家會不斷剝削工人創造的一切剩餘價值——「剩餘」指超出了工人生存所需最低工資的那部分。此外，馬克思沒有認識到不斷發展的工業在發明創造以及繼而在開拓新需求、新財富形式及新職業方面的能力；他也沒有想到，僱主階級會足夠理性，會認識到他們需要付給工人高薪才能維持消費力，並從而維持生產與利潤。這也就是為什麼馬克思的預言——處於政治控制中的普通大眾會因普遍承受的痛苦掀起一場革命，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沒有在這個國家得以實現。不過，馬克思提出的問題，即經濟結構與政治運作之間的關係，現在仍然存在。 實際上，正是這個問題才造成了當前的各種政治問題。一位聰明又經驗豐富的美國政府事務觀察者說過，他聽到的美國政府所討論的所有政治問題，最終都可歸結到與收入分配相關的問題。財富、資產以及生產與分配過程，包括最末端的連鎖零售業，在外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很難不會產生政治影響。這是新政黨或現存政黨必須面對的終極問題。舊式個人主義仍然有足夠的活力，讓任何自稱是「社會主義」的政黨或計劃嚴重受阻。但從長遠來看，「社會主義」一詞的歷史含義是由現實情況所控制的。因此，一個以「社會主義」命名的政黨命運如何，無關緊要。 在某種重要意義上，上述經濟問題的重要性沒有被目前的政治所忽略。統治黨公開將自己看作是繁榮的維護者，甚至還稱自己是繁榮的締造者。它使大量公民與選民相信這一點，並從而認為它之所以能夠持續獲得統治地位，其原因就在於它等同於繁榮。我們的總統選舉基本上由恐懼所決定。在地方選舉以及非大選年的國會選舉中，數十萬公民會把票投給獨立候選人或民主黨候選人；但在每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中，他們卻常常把票投給共和黨。他們之所以會這麼做，是因為他們隱約有一種恐懼，這種恐懼對他們造成了很大影響——他們害怕經濟金融機器遭到破壞。這種恐懼既普遍存在於小商小販中，也普遍存在於工人中。統治黨基本上是靠這種恐懼維持統治地位的。我們的整個工業體系極其複雜，其內部各要素有著極其微妙的依存關係，極容易受到各種細小因素的影響。於是，在大部分選民看來，比起冒險擾亂工業，他們似乎更願意忍受已經忍受過的種種弊端。我認為，在1928年的總統大選中，儘管民主黨候選人因反禁酒法和信仰天主教而受到影響，但上述民眾心態依然是他落選的決定因素。 [3] 此外，胡佛讓公眾把他看成是一個具有工程師頭腦而非政治家頭腦的人，這一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工程學取得了累累碩果，它的成就隨處可見。它帶來了種種奇蹟，成為人們眼中神奇的奇蹟創造者。一個對政治家感到厭倦的民族會下意識地認為，一位工程師的頭腦、經驗與天賦會治癒我們的政治生活，給我們的政治生活帶來秩序。我無法用數據來證明上述兩種因素的確切影響。對它們，尤其是對第二個因素的判斷，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是，人們將共和黨等同於持續繁榮這一點是肯定的，而人們對政治領域中出現工程師的願望也是普遍的，至少是有代表性的。 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心境，而對繁榮的信念則更是一種心境。因此，當人們內心認為存在繁榮時，對繁榮程度的質疑便不會起到多大作用。我可以援引數據證明繁榮是多麼地不均，證明繁榮的經濟條件分配是多麼地不公，但所有這些都不起作用。1927年，11000人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他們的收入總和占國民淨收入的2/5，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這11000人的收入僅有20%來自工資和他們自己的公司利潤，剩下的80%來自投資、投機利潤和租金等，但援引這些官方數據又能起到什麼作用呢？人們幾乎不會注意到，8000萬僱傭勞動者的收入總和是這11000人「不勞所得」收入的4倍（所得稅申報表坦率地稱之為「不勞所得」收入）。此外，企業集群投資收入的增漲損害了所有者自行管理的企業的收入所得。誰要是提醒人們注意上述懸殊，就會被認為是在中傷我們倔強的個人主義，是在試圖激起階級矛盾。與此同時，1928年的所得稅申報表顯示：7年內，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人數從67人增加到了近500人；而在這近500人中，有24人年收入超過一億美元。 不過，一個政黨承擔起繁榮的維護者這一角色，就意味著它承擔起了責任；從長遠來看，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政治結合體將承擔起責任。領主們必須採取某些行動以獲得成功。在我看來，這是未來政治情形的核心。要聯繫企業產業來討論未來的政治走向，首先至少要認識到：那些過去被人看作是健康經濟基礎的主要產業，如今已變得蕭條。眾所周知，農業、礦業和紡織業都身處困境。鐵路大擴建的時代已經結束，建築業時好時壞。與此相對應，與新技術相關並源於新技術的產業現在正迅速發展。如果沒有汽車、收音機和飛機等產品的生產與銷售的快速增長，沒有電和高功率的新用途的迅速發展，過去幾年的繁榮幾乎不可能，甚至都不會成為人們的一種心境。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正是這些新的資本與勞動的應用領域，它們所產生的剩餘資金使股市和其他商業形式一直維持在活躍的狀態。同時，這些新發展加速了超級財富的累積與集中。 這些事實似乎指明了未來政治的走向。產業蕭條已經對立法與行政中的政治行動產生了影響。當現在的新產業也資本過剩，消費與投資不成比例，當它們也出現生產力過剩時，結果會怎樣？據估計，現在每年有80億美元的儲蓄盈餘，而且這一數字還在增加。這部分資金應該放在何處？若將它轉移到股市，問題可以暫時得到解決，但隨之而來的通貨膨脹卻是一劑會帶來新病的「藥」。若用它來擴建工業廠房，那這些廠房多久之後會「生產過剩」？未來，政治控制似乎會為了社會利益而得到延展。我們有州際商業委員會和聯邦儲備委員會，現在還有了農業救濟委員會這個由個人主義政黨所發起的大規模社會主義行動。未來，似乎會有更多類似的委員會得到創建，儘管人們同時大肆譴責官僚主義，大肆宣稱個人主義是我們國家繁榮的根本。 關稅問題也在經歷著變化。現在，叫嚷著要減免關稅的都是蕭條的舊產業。新生產業則對關稅問題漠不關心，而隨著它們越來越關注出口貿易，它們很可能對關稅問題越來越不關心，或越來越抱有敵意。目前，除了使舊政黨內部形成了反對派，經濟變化確實還沒有影響政黨之間的聯合。但這一事實遮蓋了另一個更大的事實，那就是，在舊黨的掩護下，立法與行政已經因為受貿易與金融的影響而開始發揮新的作用。最明顯的例子自然要數下面這場行動：利用政府機構與大型公共基金將農業與其他產業置於同等位置。這個例子非常重要，因為農民是舊個人主義理念最忠實的支持者，而且這場行動的目標顯然是把農民囊括到集體與企業行動的範圍中來。在蕭條時期利用公共工程緩解失業問題，這種政策是未來政治走向的另一個（較微弱的）跡象。 當然，新產業是否會重複蕭條的舊產業的周期，即是否會變得資本過剩、生產能力過剩、持有成本過高，以及這種重複會到什麼程度，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不過，對於這一問題的消極方面，我們需要保持相當的樂觀。至少，我們可以合理地確定，如果新產業帶來了蕭條，公共干預和公共控制的過程將被重複。而且，無論如何，針對老年與失業問題採取政治行動總是可能的。目前，工人因技術發展而下崗，工人的工作年齡限制由於勞動過程加快而被提前以保證有利潤可得，這兩者都凸顯了公眾調查與統計的可恥缺失。失業，就其目前「正常的」水平而言——更別提周期性的蕭條期的失業水平——表明以獲取私利為目的、不受監管的個人主義產業失敗了。礦工，甚至是農民，可能會被忽視，但城市產業工人不會被忽視。如果再次爆發一場激進的勞工運動，將失業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將是這場運動出現的最初跡象之一。隨之而來的是，公共控制的範圍將會進一步擴大。 作政治預言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所以我不打算在此作詳細論述。不過，大的、基本的經濟趨勢是無法長久忽視的，這些趨勢都朝向同一個方向。有很多跡象表明，控制著美國政治的反對變革的趨勢正在讓步。收入分配不公會突顯徵稅權的使用，徵稅權通過對巨額收入者徵收更多的所得稅、對大額遺產的繼承者徵收更多的遺產稅實現重新分配。將閒置土地的社會生產價值挪為私用這一醜聞終將會被揭露出來。世界生產和商業的現狀正在賦予「貿易保護與自由貿易」以全新含義。正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地方政府的管理不善與腐敗同大型經濟利益集團獲得的特殊優惠是相聯繫的，地方政府與利益集團的這種聯合同犯罪活動是相聯繫的。地方勞工組織對政治迴避政策日益不滿，對自己需要通過由敵對利益集團控制的政黨開展工作這件荒謬之事日益不滿。這種趨勢有累積效應，許多現在孤立的因素最終會集中起來。當它們形成了一個焦點，經濟問題就不僅僅只是隱秘的政治問題，而是公開的政治問題。產業的社會控制問題與使用政府機構實現建設性的社會目的將成為公開的政治鬥爭中心。 我專門用一章的篇幅來討論政治情形，不是說我認為明確的政治行動對於解決當前生活中的分裂問題很重要，而是因為它能起到輔助作用。我們需要對立法與行政作出一定的具體改革，以便為其他以非政治方式發生的變革創造條件。此外，立法與政治討論會產生巨大的心理影響。人們關於所有社會問題的觀念與理想，其形成過程都會受到政治行動大模型的反應影響。一個人如果因為自己忠心的對象消失了而在政治上感到迷茫，有一種方法肯定可以幫他找回沉著的心態，即通過觀察工業與金融是如何在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去了解工業與金融的現實情況。過去很多年都存在於我們思想中的政治冷漠，其根本原因是一種心理困惑，這種心理困惑是由於沒有意識到政治與日常事務之間的重要聯繫所造成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卻一直極力維護這種困惑與不真實。我們了解了事物的發展方向以及它們這樣發展的原因，就擁有了穩定的目標事物與忠誠對象的原材料。弄清楚了事件的實際發展趨勢，就走上了通往思想清晰與有序的道路。 我之所以提到政治，主要是因為政治可以最好地表明現在的社會混亂及其背後的成因。我在上文提到的各種公共控制的事件都是偶發性的，都是政府迫於苦惱的巨大選民群體所帶來的壓力而不得不作出的回應。它們都是為了解決特殊情況而臨時出現的，不是什麼社會總政策的一部分。因此，我們還沒有意識到它們的真正意義，只是將它們當作偶然發生的例外。在政治生活中，我們正在餬口度日。由於企業權力較為強大，當緊急事件將它們強行作用在我們的身上時，我們偶爾會關注並採取行動。但是，雖然認識到了它們的存在，我們卻並不制定後續政策。另一方面，舊個人主義仍然根深蒂固，擁有著人們在不知所措時言語表達上的忠誠。它是如此的頑固，以至於我們以為它控制著我們的政治思考與行為。但實際上，舊個人主義被人用來維持現在的混亂狀態，通過企業組織起來的金融勢力與工業勢力可以讓經濟為少數人的特殊利益服務，而不是為多數人的利益服務。 在我看來，近期最有趣的政治事件是胡佛總統在1929年股市崩盤後呼籲召開工業會議。這件事有很多涵義。其中，有些是實際的，有些則有著含糊的可能性。它表明，一個通過將繁榮歸功於自己而承擔維持繁榮責任的政黨和政府在面對產業蕭條時，動亂便會產生。它表明了建議與輕信這種從眾心理在美國生活中的重要性。基督教科學派控制著美國人在經濟領域的思想；如果基督教科學派使我們認為某些事不存在，這些事就必定沒有發生過。這些工業會議還表明，我們美國人有一種對社會事務不作計劃的習慣、一種亡羊補牢的習慣。除了那些堅守「經濟新時代」教義的經濟學家，所有的經濟學家都知道會出現股市崩盤，儘管他們並不清楚崩盤的具體時間，但直到股市崩盤之後，我們才有所行動。 這些會議更含糊的含義，是有關未來的發展趨勢。顯然，會議的職能之一，便是將一系列的數字疊加成令人印象深刻的總數，並考慮這些總數對公眾想像力的影響。是否會有心理和算術結果之外的結果？一個樂觀的人可能會認為，這標誌著工程師的經濟頭腦開始被真正地運用於社會生活。他可能會讓自己相信，這標誌著美國的實業家、金融家和政治家開始大範圍地擔起社會責任。他可能會設想，一系列會議的召開最終將會建立一個永久的「經濟委員會」、一個將負責計劃並協調工業發展的委員會。他可能會樂觀地預計，勞資雙方會以平等的身份會面，會面的目的不是一方讓另一方保證不求加薪不罷工，而是讓雙方的會面成為有計劃地管理國民福利基礎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這種變化是否會在未來出現，並不確定。但確定的是，如果它順利實現了，那就標誌著人們公認舊的社會政治時代及其主導理念結束了。如果這種變化是人們經過自願協定與努力實現的，而不是由政府強迫實現的，那麼它就符合了美國精神。我們的個人主義有它永恆的正確性。但是，上述變化必定會將社會責任引入商業體系中，使只追求金錢利潤的工業隨之滅亡。如果我們建立一個協調指導委員會，讓工業和金融巨頭與勞工代表和政府官員進行會晤，並計劃對工業活動的控制，這將意味著我們已經建設性地、自願地走上了蘇俄正以破壞和脅迫的方式走著的道路。正如我在前文所說，雖然政治行動並不是基本的，但關注真實重要的問題，比如為了社會價值對工業與金融進行公共控制，將產生巨大的思想與情感影響。我們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會受到影響。政治是手段，不是目的；但視它為手段，將促使我們思考它的目的，思考如何去實現一種所有人都有價值的、富裕的生活。如此一來，它將找回指導目標，並成為找回統一個性的重要一步。 在本文中，我試著對總體政治情形的可能性作一次簡要的概述，我並不是要請求什麼，也不是對具體的政治聯合作出預言。但是，任何一種政治革新，不管是在現有兩黨內部還是外部，都首先要求我們在思想上誠實地認識到當前的趨勢。在一個迅速企業化的社會，我們需要有聯合的思想，去考慮現實狀況，並從社會利益出發去制定政策。只有這樣，為了社會利益去開展有組織的行動才會變成現實。我們將走向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隨便我們願意把它稱作什麼，也無論它在實現時被稱作什麼。經濟決定論是事實，而不只是理論。但是，一種是盲目的、混亂的、無計劃的決定論，它源於為牟利而經營的商業活動；另一種是由社會計劃、有秩序的發展決定，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這個區別和選擇，就在於要一個公共社會主義，還是要一個資本社會主義。 （孫有中 查敏 譯）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5卷，第69—75頁。 [2] 首次發表於《新共和》，第62期（1930年3月5日），第64—67頁，題目為「資本社會主義還是公共社會主義？——杜威教授系列文章《新舊個人主義》之四」（Capitalistic or Public Socialism？The Fourth Article in Professor Dewey's Series，「Individualism，Old and New」）。 [3] 1928年，共和黨候選人赫伯特·胡佛當選美國總統。他的對手、民主黨候選人阿爾·史密斯，因信仰天主教以及反對禁酒而遭到一些人的反對。——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