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為自由 · 即使天塌下來，也要伸張正義 [1] [2]

有人曾有用一個短語來概括絕對主義道德的幸福想法。所謂正義的東西就必須被伸張，即使它使天堂崩塌。這是一種與行為的環境以及生活條件毫無關涉的倫理學的最後之言。但是，發明這些短語的技巧已經因為其狡詐的一面而變得遲鈍了，這種狡詐掩蓋了這樣一種事實：這種短語是對不考慮後果的所有道德規範的諷刺性概括。因為，如果抽象的倫理學不總是破壞其結果，那只能算是一種意外。然而，推薦這種堅定道德格言的人，總是帶有一種神聖的外表，雖然他們任性地忽視了在要求為一種永恆正義辯護的藉口下進行報復可能產生的後果。 我們原初人性的根本趨向之一，就是獲得平等。抵抗是健康的動物防禦工作的一部分。這種動物性的反應非常本能地採用一種精確的形式，要求一種精確的起始點。這是本性特徵的一種，它可能取決於某些審美對稱性的混合。在野蠻民族那裡，關於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格言是最高的描述，這一點還得到了加強。有這樣一種真實的記錄：一個人如果把另一個人從樹上推下去致死，他就會被宣判坐在受害者原先所處的位置上，並允許其他人把他從上面推下去。這種荒謬的行為表明了原初報復衝動的非理性特徵，而溫和地忽視第二次要被推下樹的人的危險，這明顯是對本能行為中產生的結果的忽視。 但是，雖然報復的本能先在於理智，產生在本能行為之後並注視這種行為的理性；卻通過給予那種盲目的衝動以所謂正義的讚譽，去取悅那種被激怒的、好鬥的動物性。之後，因為在行動中發泄自己情緒、易受激情蠱惑的人充斥著巨大的滿足，他開始確信，他是從這樣一個出發點開始自己行動的：對理性的正義之莊嚴道德原則的沉靜之愛。理智只有當本能地通過對結果的預見來進行引導時，才是有效的。此時，理智又墮落為動物激情的殷勤同謀者。使某人受罪，不只是為了享受成功的權力樂趣以及滿足本能，而且似乎是為了證明某些普遍的宇宙正義法則。因此，正是擁有健康體格的人，通過變成道德家，並實踐正義而獨自被道德化；而那些具有較為慘澹學術脾性的人，則因為缺乏直接和有力的本能發泄途徑，只有通過替代別人想像一種能夠神秘達到正義的客觀律令而得到補償。 當傷害被造成，情緒激昂時，群眾心理也以同樣的方式開始運作。當語境使得正義意味著把德國當成首要冒犯者來出氣，而不考慮這種懲罰會對將來造成影響這一點變得很明顯時，它經常辯稱「正義」需要這需要那，而一種永久和平的條件也在考慮之中。實際上，它經常意味著在德國被給予公正的懲罰之前，討論國際關係之將來的努力是膽怯的，甚至幾乎是懦弱的。讓天塌下來，讓戰爭持續，讓戰爭給我們和我們的敵人同時帶來的痛苦和破壞繼續，如此才能「伸張正義」——也就是說，如果懲罰被加在德國身上，所有過往的才扯平。在這樣一種氣氛中，一個記住過去已經過去並且不能被取消，而且再多將來的痛苦也不能取消過去哪怕最微小痛苦的人，對於那些熱切投入原始感情不負責任爆發的人來說，倒成了憤怒之源和懷疑的對象。他被認為是拒絕了正義的根本原則，並且幸運地逃脫了被指控為敵人的利益服務。 然而，將來是我們單獨生活於其中的將來，更不用說是我們單獨對之產生影響的將來。無論戰爭持續多久，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戰後的時間是無限長遠的。正是這一事實，使我們值得承受戰爭的痛苦和破壞。正是這一事實，把報應性正義的探索者與「不惜一切代價阻止戰爭」的和平主義團體聯合起來。雙方都被當前的情況攪得坐立不安，和平主義者是被悲傷和報復性的懲罰者、被引發這些錯誤的人所打擾，他們看不到將來綿延的展開，以便使戰爭在值得的時候也能確定其公正的目標。人類事務中合理性的要點在於時間的視角。對報復性正義的熱情，甚至對和平的熱情，都會抹去所有東西，除了那正在發生的時刻，它們可以不斷擴展以形成整個景象。 為不當行為而受苦，實際上包含在針對未來的決定性理智策略所產生的結果中。說力量絕不會如此運作以至於影響人的觀念，因此，相應的失敗，無論是實際的或者預期的，對於革除德國在精神上和政治上進行壟斷的貪慾毫無助益，這種說法就是過分感性了。力量，即使是力量的震盪，都可以強迫一個國家或個人超出關於精神孤立的自我修養幻想，並且提醒它其他人將之考慮在內，並且必須將之考慮在內的世界現實。尤其真實的是，承受訴諸軍事支配過程帶來的邪惡後果，將永遠影響德國將來的精神。就像德國的辯護者喜歡說的那樣，當德意志帝國在為勝利而戰的戰場上創造出來的時候，對一個有組織的獨裁的軍國主義政體的信賴，被德國過去所帶來的成就證明是正當的。馬恩河（Marne）的勝利將鞏固德國狂妄自大的不理智，因為沒有人知道這會持續多長時間；因而發現這種政體是不值得尊重的，這才是改變德國氣質的條件。但是，把失敗和痛苦的要求當作一種影響將來的要素，這在根本上與將之當作一種對正義王權的辯護是有差別的。其中一個進程具有尺度和限度，它歡迎使用理智來發現時間、地點和代價。另一個進程既不知道邊界，也不知道尺度，它是對無限的盲目癖好。它非法而又不負責任地陶醉於自己作為絕對執行者的使命中。它嘲笑把結果考慮在內的行為，懷著扮演原始宗教賦予神的角色的那種雄心，對自身生命力所具有的破壞作用視而不見。它沒有考慮所承擔的任務的特殊性，而是假定那個全能者創造了一個全能的幻象，以決定與軍事和經濟事實無關的事件進程。這並非對德國的感傷同情，而是一種聰明的利己主義，它要求對將來進行一種實用的考慮；一種對抽象正義的激情，並不能主宰對戰爭目的與和平條件的討論。 （王成兵 林建武 譯）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0卷，第228—230頁。 [2] 首次發表於《新共和》，第12期（1917年），第237—238頁；重新發表於《人物與事件》，第2卷，第592—5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