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為自由 · 《公眾及其問題》1946年導言 [1] [2]

這本書是在20年前寫的。我在那個時候提出了這個理念：干預性事件確立了對公眾的態度，以及對公眾和作為人類關係的政治性組織的國家之間的關係的態度。最明顯的原因，可以見諸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弱化我們稱之為「孤立主義」情況中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這方面的作用已有足夠的效果，以至於形成了「國際聯盟」。但是，美國拒絕加入。並且，儘管完全的國家主義是導致美國拒絕加入國際聯盟的首要因素，但一個強烈的信念也增強了它的拒絕。這個信念說到底，即國際聯盟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護歐洲戰勝國家的勝利果實。我們沒有必要討論這個信念到底有多么正當，因為這不過是重複舊的爭論而已。這個問題的重要事實是：正是這樣的情況，導致美國拒絕加入國際聯盟，這是一個強烈的驅動性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的態度有所轉變，並加入了聯合國。 書中所採取的對於公眾及其與社會政治生活層面關係的立場，到底受這樣的事實什麼影響呢？具體說來如下：孤立主義的這種衰落（儘管可能不是未來很長時間的閉塞）就是證據，能夠證明這樣的感覺正在形成——國家之間的關係呈現出這樣的特質，它構成一個公眾群體，因此需要某種政治組織的措施。這個措施是什麼，以及政治權威能延伸到什麼程度，仍然是爭論的問題。有人一直會堅持這個問題，將其發揮到聯合國在舊金山所採納的規則上面，以制定在可能的範圍內最嚴格的規則。也有另一些人，他們敦促改變這些規則，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為一個有更廣泛政治權威的國際聯盟提供可能性。 討論哪一方的態度是正確的，這是被考慮問題之外的事情。正是因為存在兩派，有積極的爭論，因此能夠證明：這個過去曾經宣稱和踐行單一主權的國家間關係的問題，現在絕對地進入了政治問題的領域。這本書指出，在國內事務中，公共的範圍和領域，以及公共領域在哪裡結束、私人領域在哪裡開始，一直是關鍵的政治問題。最終，在國際單位之間的關係方面，同樣的問題正在積極地提出；而在過去，這些國際單位沒有哪一個會承認自己對其他國際單位的政策負有政治責任，只是有過對道德責任的承認。但是，同樣的事情在私人的和非政治的關係上卻是有效的；主要的不同之處在於，在國家之間的關係上，道德責任更容易解脫。正是「主權」的學說，才是對政治責任一種完全的否定。 這個問題在政治討論的範圍中，也引申出文章中的另一個觀點。問題的關鍵，絕對不在於是「社會的」還是「非社會」的、道德的還是非道德的。毫無疑問，就某些人而言，認為關係到國家間關係的道德責任應該被更嚴肅地對待，這種感受有助於強調這些關係的後果要求某種政治組織這個事實。但是，只有那些極端的憤世嫉俗者，才會否認某些道德責任的存在。關於這一點，充足的證據可見諸這樣的事實：為了在實際的戰爭中引起任何真正的現代民族國家中公民的興趣，完全有必要發起一個運動，以證明高級的道德要求可以為戰爭政策提供支持。態度的轉變在根本上不是一個道德轉變的問題，而是從頑固的無道義轉變到對正義所要求的認知。這個結果來自對戰爭實際後果的認知。而且，這種認知反過來主要歸功於以下事實，即現代戰爭絕對是具有毀滅性的，這種毀滅的地理範圍比過去更加廣泛。爭論戰爭能否帶來積極方面的好處，已經沒有可能。最多可以說，戰爭是一種對道德上積極的惡的選擇。 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問題現在已經進入政治性討論的範圍，這個事實確認了本書強調的另一個觀點。私人考慮的事務和那些政治性裁決二者之間的界限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在形式上 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但是，就這個問題所採取的實際內容而言，它總是具體的。也就是說，它將事實的後果具體化，而絕非內在地自決，或者交由具體理論方面的決定來處理。就像服從觀察和規範的所有事實一樣，它們是有時空條件的，而不是永恆的。「國家」純粹是一個神話。並且，就像在文中所指出的那樣，國家的概念是作為普遍的理想和標準，這個概念就在一個特定的空間-時間結合點當中，服務於非常具體的目標。 例如關於聯邦的觀點，距離孤立的帝國統治十分遙遠。假設這個觀點被接受為一個實際的原則，一些事情被解決了，但這樣的問題還沒被解決，比如哪些事務是在聯邦政府的裁決範圍以內的，哪些被排除在外、留待國際單位來決定等等等。什麼應該包括、什麼應該排除在聯邦權威之外的一些問題，將會變得尖銳起來。並且，在這個問題上明智地作出決定，與在預見的基礎上作出決定的程度是相似的，具體的結果很可能由於採取替代性的政策而產生。正如與國內政治事務中的情形一樣，在不同單位的特殊利益的衝突之間，會發現新的共同利益。友誼並不是產生那些服務於不同單位普遍利益安排的原因，而是這些安排的結果。一般的理論也許確實有幫助；但是，只有當它被用作預測事實上的後果的輔助性工具的時候，才能服務於明智的決策，而不是本身 （per se ）就可以直接地作決定。 到目前為止，我都保持在本人認為是事實的領域內進行討論，這些事實足夠明顯，以至於任何關注它們的人都可以注意到。現在我要開始說的觀點，進入重要的、未被解決的假說領域。在文中的第二章中，提到「物質利益」的變化作為塑造具體條件的重要因素，這些條件決定了被歸為「公共」種類的、導致某種政治干預的後果。如果現在還有任何對人類社會中重要的成果，對科技因素的意義有懷疑的話，那都已經過去了。科技發展的重要性並沒有被局限在國內事務中，儘管在這個領域中，它的確很重要。前面提到，大大提升的戰爭的毀滅性是現代科技發展直接的後果。而且作為戰爭直接起因的摩擦和衝突，是由於不斷增長的和錯綜複雜的民族之間的交往而產生的；這些接觸點反過來，是科技進步的直接結果。 迄今為止，我們仍然處於可觀察的交往事實的界限之內，這些交往發生在國家之間的方式，與它們發生在一個給定的國內單位的成員之間的方式是一樣的。這個未解決的問題作為未來不可抑制的衝突隱約可見，它從屬於測量具體後果的經濟因素的實際範圍。如果查閱《經濟力量和政治》的目錄，可以看出，現代生活經濟方面所發生的巨大影響受到了關注。但是關係到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這個問題就與一些具體的事情有關了，比如關稅、最惠國待遇、報復等等。認為經濟是影響政治組織整個範圍的唯一條件，以及當前產業迫切需要某種單一類型的社會組織，這個觀點由於馬克思著作的影響而成了理論問題。儘管蘇俄發生了革命，但並不是一個當下的國際政治的實踐問題。現在，它正在明確地變成那樣一個問題，並且有標誌表明，它在支配未來國際政治關係上，是一個首要的問題。 認為經濟是調節政治組織的唯一因素，認為社會生活的所有階段和方面，包括科學、藝術、教育和所有公共交流的機構，都被流行的經濟類型所決定，這些立場與「極權主義」的名稱所能恰當地運用到其上的那種生活是一致的。考慮到只有一種形式的經濟組織能夠滿足社會狀況，地球上所有國家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對那個狀態的看法，因此存在一個使其他相形見絀的實踐問題。 因為蘇俄現在達到了一種具有實力和影響力的狀況，所以它在本質上是極權主義的哲學從理論領域到了國家實踐的政治關係領域。由於只伴隨一個真理，它是確定的、絕對的，因此不容許質詢和公共討論。為了使自由探索和開放討論受到相當大程度的信任，並成為和平協商社會衝突的一個基本方法，調節國家關係使其充分的民主化，成為現在的關鍵問題。儘管社會進步的界限在這兩個立場之間應該劃在哪裡，我的看法與絕大多數民主國家的看法相一致，我也不關心它的是非、真假問題，但我還是忍不住指出世界局勢是如何證明這個假說的；假說的內容，即相互協調的人類交往的實際後果的範圍、幅度及其嚴肅性，是影響那些帶有十分明顯、無法忽略的政治性質的社會行為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從政治上發現和實施共同利益的問題是迫切的。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引起注意。文章中很多地方指出：第一，對後果的解釋，是除了後果發生本身之外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第二，這個解釋（在任何事情上，都像是一個精確的範圍）取決於這個時期知識的狀態，尤其取決於被稱作科學的那些方法被運用於社會事務的程度如何。我們當中的一些人堅持這個觀點，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他們認為，科學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恰恰和它與被認為是技術的這些事情的關係一樣（就像在這種情況下的發明狀態，比如工具的和機器的，或者藝術中所達到的進步）。我還認為，現代生活中相當數量可補救的惡是由於科學方法的不平衡狀態所造成的，一方面是由於其在物質事實上的運用，另一方面是由於其對特定的人類事實的運用。離開這些惡的最直接和有效的方法，是努力地發展就人類交往來說被稱為科學方法的那種有效的智識。 我們關於這一點的理論闡述不可能有很多的成效。具有理論闡述性質的事件後果的相對重要性，公開地將其自身強加於人們注意力的那些事件的相對重要性，已經被很好地展示出來了。它的結果令人印象深刻，以至於不僅有關於自然科學的大聲叫嚷，聲音高得接近通天塔；而且有為了社會福利而進行的科學控制的一些方面，如今已經進入政治的舞台——進入政府的討論和行動。很明顯，指出這些已經足夠了，即當這些書頁被寫出來的時候，美國國會正在進行關於控制下的市民參與軍事的辯論，以及國聯正在進行關於需要控制的總體上最好方法的爭論。 自然科學中的道德地位問題，伴隨著我們很長時間了。自然科學的後果儘管對工業來說，有著無法測量的重要性，並且工業對社會整體具有無法測量的重要性，但還是沒有獲得那種將科學狀態帶入具體政治領域的觀察。為了提升戰爭的毀滅性而使用這些科學，這件事被帶到一個聳人聽聞的程度，以至於這個政治問題現在無論如何都擺在我們的面前。 有些人不僅堅持採取排他性的科學道德主義觀點，而且堅持以一種極端片面的方法那麼做。他們把對罪惡的責怪推到自然科學的身上，好像它是一個隨意的實體本身，而不是一個占優勢的人類機構向其強取的產品。然後，他們運用那些罪惡、那些明顯使科學服從於他們所理解的道德理想和標準的罪惡，罔顧事實，拋開勸誡。除了設立某個具有絕對權威的機構之外，沒有完成這種附屬的方法——這是恢復那種衝突的可靠方法，這衝突曾經是教堂企圖控制科學探究的標誌。如果他們的立場被採納的話，其結果將是不顧政治或公共利益，使科學從屬於理想的道德目標，而是政治專制主義的產生，同時伴隨所有參與那種類型的社會組織的道德罪惡。 科學作為人類的建設手段，就像任何其他的技術進步一樣，服從於人類的使用。但不幸的是，在「使用」中，存在誤用和濫用。保持科學為一種單獨的實體，就像現在區分科學為「純粹的」和「被使用的」的時候所做的一樣。然而因為社會的罪惡而歸咎於它，如同經濟失調和戰爭毀壞所帶來的社會罪惡一樣，帶著一種將科學從屬於道德理想的觀點，這是沒有積極意義的。相反，這樣只會轉移我們的注意力，使我們從使用知識和在執行它們所能做的工作中最具競爭力的觀察方法上分散注意力。這部作品是對社會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後果的有效預見。 （張奇峰 譯）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2卷，第301—305頁。 [2] 首次發表於《公眾及其問題：關於政治探究的論文》（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An Essay in Political Inquiry ），蓋特威出版社，1946年，第iii—xi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