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為自由 · 政治還有希望嗎？ [1] [2]

近來，我們政治生活中最帶標誌性的特點就是對政治日趨冷漠。這種冷漠表現為對政治的漠不關心、冷嘲熱諷和蔑視。勸人去投票站投票十分困難，這足以表明人們對政治失去了興趣；兩個可能的選民中，只有一個行使了選舉權。上一次總統選舉利用了宗教和個人飲酒趣味問題來吸引外人的興趣，但也沒有把投票率提高多少。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為政治遊說之類的事花費那麼多錢，也沒有哪個國家的公民對參加選舉如此無動於衷。除了政治冷漠之外，還要加上冷嘲熱諷和蔑視。人們之所以對政治冷眼相向，是因為潛在的投票人覺得通過投票得不到什麼特別的東西；支持這個黨而不是那個黨，其結果對民眾不會產生什麼意義。但是，對這一感受的分享無疑會對政治家們造成大不敬，這會令人產生一種信念：政治本身是無甚價值且卑陋低下的事務。本國使用的「政客」一詞，始終傳遞著一種輕蔑的意味。近年來，這種意味愈益濃烈以致變成了一種確信，即政客們占據權位主要就是為了謀取個人私利。保住權位成了最主要的事情，如果這份活兒在其被正式理解的範圍之外沒有成為謀取個人利益的來源，公眾就應被認為是交了好運。政治被認為是如此不堪的行當，以至於即使腐敗事件被曝光出來，也很難激起民眾的憤怒了。「你還能指望怎樣呢？」這就是眾多公民說出口或沒有說出口的評論。 彼此不同的興趣的快速增長，是造成冷漠的一大原因。對政府興趣的低落與宗教熱情的衰減，其中有著相同的原因：有太多其他令人感興趣的事情可以去做、去享受。當人們聚在一起聊天，所談的內容可能會有一種涉及政府事務，但卻有一百種是有關汽車和遠足的。政治可能會占據報紙的頭版或社論版，但體育占據的版面要多得多；而普通讀者閱讀這些版面的專注神情，與閱讀政治新聞、掃視一眼編輯評論時表現出來的漫不經心恰成對照。在選舉時節，政治演說把千百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收音機旁，而舞曲音樂和《阿莫斯和安迪》 [3] 的嬉笑聲卻在整個一年中四處響徹。我敢說，在本國的家庭中，議論阿莫斯和安迪的命運要比討論任何一個政治議題的對話多得多。但所有這一切都忽略了一個事實，即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要為他們自己的事業和家務事操心，與以往相比，這類事更顯複雜，處理起來要費心得多。 除了與從前相比相互競爭的利益日益增多且更具吸引力這個事實以外，還存在這樣的情況，即政府處理的實際事務比從前更具技術性。它們是留給專家解決的問題，而專家為數不多。養羊業者會關心關稅法案中有關羊毛的稅率，染料生產商會關心法案中有關化工產品的稅率。然而關稅作為一個整體又是如此複雜，它對每一個普通公民產生的影響並不那麼直截明了，於是他只能絕望地雙手一攤，不再關注整件事情。這個事實對涉及國家或州政府、市政當局的每一個議題和問題都帶有象徵意義。就連城市也變得如此龐大，其中產生的公眾利益如此頭緒紛繁，以致一個普通市民即使有心介入此類問題，也未必知道怎樣運用理智的興趣來解決這些問題。這樣的情況使得特殊利益集團大行其道。因為人們知道自己想要的東西，知道怎樣得到這些東西，結果就使市民增加了對整個政治事務的厭惡感和不信任感。 屬於同一類型的還有無法迴避的整個有關禁酒的問題。只要男人女人聚在一塊兒，他們的大量談話就集中在這個話題上。這個話題既涉及政治，又不涉及政治。說它不是政治問題，因為它所涉及的主要是個人興趣和道德準則；說它在黨派意義上沒有構成政治問題，因為到目前為止，兩大黨要么正式迴避這個問題，要麼對禁令作些修正並對《沃爾斯特德法案》（Volstead Act ） [4] 名義上給予認可。說它是政治問題，因為它要求立法者和行政當局採取行動。這個問題現在變得越來越政治化，因為現在它不但成了一個無休止的討論話題，還連帶產生了候選人是否贊同禁酒的問題。 這個問題產生的淨效果如此模糊，以致扭曲了一般 政治利益。禁酒問題橫在所有其他議題前面，擋住了人們的視線。處理這個問題的原則，並沒有與處理其他事務的任何一套連貫原則和政策確定無疑地協調起來。南方的民主黨主張禁酒，在北部和西部那些在大城市和工業中心活動的民主黨傾向不禁酒。從總體上看，西部的共和黨主張禁酒，而東部的共和黨則反對禁酒。如果比方說參議院和眾議院中兩黨的反叛分子運動能夠基於共同主張的積極原則聯合起來，並去徵得公眾的支持，不論其屬於哪個黨、哪個派，則這一運動將面對進步人士對禁酒這一話題發表的各種不同意見。這些不同意見很可能會構成用進步主義的原則對有組織的團體進行考驗的依據。有些人在其政治生涯中顯然以保守主義者自居，有些反動分子則在炫耀自己自由主義者的身份，因為他們反對政府對個人的飲食趣味進行干預；這些人把自由主義等同於老式的「個人主義」的政治政策，於是利用他們的「自由主義」去支持和推行所謂自由放任 政策，這種政策縱容大公司我行我素，不接受法律和行政當局的監管。那些最為活躍地倡導寬泛意義上可歸在「進步」名目下的自由主義原則的人，總的來說，他們個人 都支持禁酒。因此，禁酒與政治問題無關，不太能指望對於禁酒問題的興趣會引發對一般政治生活廣泛而更具理智的興趣。事實上，我認為，這種興趣會把我們引向另一個方向。 政治是否還存在任何希望？是否還能指望使 政治成為那些對政府工作已失去興趣的公眾嚴肅關切的事務？這些問題並不是學術問題，更不是可被隨便談談或強迫討論的問題。它們是一個，比方說，明顯關係到民主的衰退和對其效能日趨絕望的問題。有關政治民主的理論取決於這樣一種設定：伴隨選舉權的擴大，會使人們在政府與民眾生活發生接觸的各個地點場合表現出來的警覺、關切之心和開展的活動，更為有效地得到擴展和深化。但是，情況在很大程度上與此相反。政府的影響越是擴展，其派生的結果變得越是間接和隱蔽。我經常提到的那些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不再去關心政府部門的事，正如他放棄了去理解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宇宙理論——普通公民也生活在這個宇宙當中——的願景一樣。就愛因斯坦這個例子來說，人們會把對觀念和原理的關注轉而變成去了解某類人格具有的被誇張了的不相干的興趣。就算一般民眾的智力水平如此之低，就像有人設想的那樣，他們只能隨口說說笨蛋白痴之類的話；只要形勢足夠單純明了，那麼，只具有11歲孩子智力水平的人也許仍能有效地開展活動。但當今社會面臨的問題，它所涉及的範圍和包含的複雜性卻足以把一個擁有出眾才智的人搞得暈頭轉向、驚恐不已。 建立一個新的政黨是否會帶來希望？這個問題提得頗為中肯。我談到的漠不關心在相當程度上要歸為那種感覺，即兩黨之間不存在什麼重要差別，所以，投票給一個黨或另一個黨意義不大。眼光敏銳的觀察家告訴我們：還在堅持投票的選民中，有一半選民主要是為了某事或某人投票，而不是為了那種積極的信念和期望去投票。10年前斷言兩黨是一丘之貉還讓人覺得新奇，時至今日，這幾乎成了老生常談，成了大家認可的常識。哪怕是在最出人意外的地方發現這樣的觀念也已經被接受，那些狂熱的黨徒出於一以貫之的惰性定期去投票。儘管共和黨穩定地把持著聯邦政府，獨立性的增長也已到了讓老牌政客們深感沮喪的地步。讓我列舉三個事實方面的證據。第一種情況是名義上屬於某一黨派的個人反叛。對哈定、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和胡佛的政策予以有力批評的人，大多出自共和黨內部。後兩位總統推出的最重要措施在共和黨內被抨擊得體無完膚，相反的政策之所以沒有成為法律，只是由於行使了總統否決權。第二種情況是在共和黨贏得全國大選勝利的那些州里，民主黨人卻當選了州長。第三種要考慮的情況是如今各大報紙在編輯政治新聞和政治評論欄目的那種處理方式。黨派傾向並沒有消失，但由於竭力要吸引有讀報習慣的選民，報紙不能不表現出20年前還看不到的某種不偏不倚的態度。 日益增長的獨立性由於許多地方（雖然不是每一個地方）婦女獲得的選舉權而呈加速之勢，不過，這並不能保證孕育出新的政治興趣，也不能保證會形成一個新的政黨。在把分散的無組織的民眾表露的厭惡之感予以具體定位方面，我們還要做許多事情，還要走很長的一段路。然而，情況確實表明，一個新的政黨的成功創建，也許會成功地恢復人們對於政治行動的信任，恢復人們對通過參與政治生活所產生某種有意義的東西抱有的期待。事情就是這麼直截明了：對政治的冷漠，正是對老的政黨的誠意失去信任的結果。人們所以對它們不抱任何希望，是因為他們覺得，兩黨是同一個控制著鐵路、銀行和股份制企業的那股勢力的幫傭。對政治的厭惡，對腐敗的佯裝不見，皆源於這個事實：政府在各個城市、各個州以至全國範圍內，與「大企業」結成的隱蔽且心照不宣的聯盟被認作是造成政治上藏垢納污的主要原因。人們對90年代和本世紀初的腐敗政客普遍懷有怨恨。由此產生的憤怒導致了一系列政治上的門戶清理運動，這類運動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功。如今，人們廣泛認識到這一事實，即政客的罪責不能最終歸為政黨的罪責。政治騙局是更根本的經濟騙局的症狀。如果無法應對後者，就不要過於興奮來應對前者，免得浪費時間和精力。 然而，這種情況並沒有令新的政黨的降生變得稍稍容易些。的確，建黨之路荊棘遍布。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這種經濟體系的輻射力和影響力無孔不入，以至於它們使人對任何有意義的變革的可能性普遍產生怯懦無力之感。門肯 [5] 及其追隨者對任何有關真正改善公共社會事務的想法均抱以公開的嘲笑，這得到了「倦怠的自由主義者」有氣無力的附和。他們可能也想做點事情，但他們不知道怎麼去做、從何入手，以致整個局面變得無法收拾。 可是，我卻不能不指出，對於政治生活及其產生有意義的結果重新抱以理智的期待，這與創建一個新的政黨的事業是一回事。從這種聯繫中，可以得出某些實踐上的結論。其一就是據以組建新的政黨的那種原則具備的基本特性。這一原則必須從這樣的事實出發，即今日所有有生命力的政治問題皆起於某種經濟緣由，它們從實業與金融兩方面對那些待在商店、家庭和辦公室的人們發揮影響。在制定含有新的政治思想旨趣的那些原則和政策時，我們不必害怕借用並詳述許多染有社會主義污名的那類措施，這些措施因其政治上的關係，已讓人過於把它們認作一個實際上毫無作為的社會主義政黨擁有的專利。必須讓公眾不斷地意識到，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成了經濟特權勢力的工具，並要求廢除一小撮人憑藉自身優勢實施的這種控制。一味的否定和反對有時會把當下蘊藏的巨大情感力量暫時激發起來，但這股情感及產生的效果轉瞬即逝。 我不打算寫出一份政綱，這份政綱將依據實業、商業和金融的現實，而不是依據一段長長的沉悶歷史中提出的虛偽議題來闡明政治行動的條件。但我仍想指出某些事，以便對這一政綱的立意有所闡釋，使之具體可察。現代商業是藉助貨幣和信貸運行起來的。那些能對信貸予取予奪的人就控制了國家，而不管國家名義上由誰在控制。政府必須恢復對信貸的實際控制。對個人毫無節制地占有土地及其出產物，也就是礦藏、石油、木材和水力——它在今日也就是指電力——等自然資源，必須課以高額賦稅。這一徵稅的理由是：土地的價值是社會創造的，它必定要服務於社會健康發展的需要。對那些傾向於形成自然壟斷的行業的經營，如對鐵路運輸、公用設施、通訊設施的經營，必須接受政府監管；監管的完備程度應使人覺得它們就像被公眾擁有的行業一樣。必須認識到，公民權利、言論集會和出版自由並非僅僅是個人的權利，它們對社會的福祉和健康發展是必不可少的東西。類似這些觀點至少說明了據以創建一個新的政黨的那些原則的性質，同時也證明了我們必須作出的政治思考那種帶有根本意義的激進的特徵。 這樣的情況也揭露了一個對我們制定相關策略很重要的事實，即這種策略必須是長期的，而且首先要注重教育方面的策略。如果新的政黨能在1932年或1936年執政，我不認為它能夠做成什麼事情。昔日的第三政黨運動都毫無建樹，因為它們汲汲於當下的成功，因為它們未能事先針對人們的思想、學習和預習工作展開訓練，使他們能夠攜帶新的觀念去從事立法和行政工作。對某些人來說，我的主張也許會被看成延續著那種令自由主義事實上不起作用的策略。「教育活動」也許會被理解為從行動的場所中隱退，是單單「訴諸理性」的一種觀念。但是，這樣的過程不是教育，最多不過是教育的準備，還有可能是一種更為無益的事情。如果觀念和知識沒有轉化為情感、興趣和意願，就不存在什麼教育。教育的實踐必須不斷地伴以組織化，用有組織的行動為其提供指導。「觀念」必須與實際情況相聯繫，無論實際情況顯得多麼糟糕。 我所陳述的這種運動哪怕被經常重複，它可能只會感染少數人、開始時相對而言的一小部分人。但我對這件事不感到擔心泄氣，首先，大眾已對政治產生了不滿與不安，這些人需要組織與指導，而如今已存在著可對他們加以組織和指導的東西。政治上的漠不關心在很大程度上要歸於這一事實，人們以原則方式提供的不是什麼基本的東西，並不帶有充分的激進性質。其次，歷史上每一種重要運動總是少數人的事業。反動分子為了推行符合他們利益的政策，到處散布大眾智力低下的說法，但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成年人比青年人更善於學習，但要對他們灌輸勇氣和信念，最初也只能由極少數人來擔當這一任務。對政治抱有希望並勇於為之奮鬥的問題，最終成了這樣一個問題：少數人是否擁有了必備的勇氣、信念和樂觀其成的心態，以便去從事這項充滿奉獻精神的工作？ （薛平 譯）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6卷，第152—157頁。 [2] 首次發表於《斯克里布納雜誌》（Scribner's Magazine ），第89期（1931年5月），第483—487頁。 [3] 《阿莫斯和安迪》（Amos'n' Andy ）是美國20世紀30年代一出極為轟動的廣播連續劇，以喜劇形式表現兩個黑人的生活經歷。50年代初，該劇成為轟動一時的電視連續劇，後因民權團體抗議該劇千篇一律地歪曲黑人形象而停播。——譯者 [4] 《沃爾斯特德法案》，即《禁酒法案》，1919年由美國國會批准，1933年予以廢除。——譯者 [5] 門肯（Henry Louis Mencken，1880—1956），美國評論家、新聞記者。他長期在《巴爾的摩太陽報》工作，主編《美國信使》月刊，著有語言名著《美國語言》及其補編、評論雜文集《偏見》（6卷本）等。——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