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為自由 · 政治和文化 [1] [2]

如果我能對這個問題中暗含的哲學基礎作一下討論，我會提出這樣一個令人極為困惑且爭論不休的問題。我指的是條件、環境和人的智力以及審美發展的相互關係問題。有些人認為，政治是外面的事，而觀念的東西能夠不考慮外部環境自由發展出來。與此相類似，也有一些人主張，企圖在沒有改變人的信仰、人的欲望和志向之前，就從事任何形式的政治變革或經濟體制改革，這是本末倒置。概言之，他們認為，要是你改變了人們的信念、期望、信仰和欲求，那麼社會變化就會不請自來。他們把社會變化本身看作外部的事情，並不會對人的心靈、思想構成，或感情潛流的性質——簡言之，也就是對我所稱的文化的東西真正產生什麼影響。相反的觀點則認為，我們稱為文化的那種心靈、思想和精神活動對廣大民眾來說，本質上受到他們生活於其中的那種社會環境的制約；文化的發展要是脫離這種環境，只會使它徒勞無益地去求助不存在的東西。 然而，我並不是為了泛泛地討論這個問題，而要提出這樣一個特定而有限的問題。 顯而易見，存在兩種我們可用來對任何社會制度加以檢驗和衡量的手段。其中之一，涉及對身體和物質狀況的評估。 既定的制度為我們安適自在的生活做了些什麼呢？它用什麼來維護我們的安全和體面生活的標準？如今我們似無需爭辯說，如果應用這種特別的檢驗手段來測評一下，我們的現存社會制度是不太夠格的。另一種衡量手段是社會制度與那種我暫且稱之為文化的發展和保持之間存在的關係。 「文化」這一習語含有的一層意思，是指知識和觀念從容自在、甚為有效的播撒分布。在我看來，這種知識和觀念的大量傳播意味著：這裡不僅是說不存在審查官，不僅是說不存在對新觀念和新知識的蓄意壓制，而這些知識觀念是與某一處於政治控制下的特定團體抱有的信仰不諧和的東西。自然，設置這些屏障十分重要。在觀念的這種自由傳播中，還存在比之對其傳播純然缺少法律管束更多的東西，存在著不知不覺、不易觸摸，在許多方面更見成效的管束。人們會單純因為他們的時代和能力造成的先入之見，擋住自由接近各種觀念的通道。他們忙於受納其他的東西，已經沒有理智的力量、精力和時間隨時準備去吸收「觀念」了。 自由傳播的缺失也會單單出於人為設置的階級屏障，出於某一限定的少數人團體對整個知識和觀念範圍擁有的實質控制權。換句話說，交流不是單靠去除審查官和壓制的法律屏障就能自動發生的事情。它要求對共同經驗享有的共同背景，以及對造成這種知識的自由分布持有的共同願望。 所有既存社會的成員或多或少都講著不同的語言。可以想見每一個美國人都在說著合乎文法的英語，可是在這個國家裡，也有人說不同的語言。一個訓練有素的技術專家說的語言與一般外行人不同。教會人士、上教堂做禮拜的公民所操的語言，也有別於那些持有不同道德或宗教傳統和背景的人。 在人們用同樣的說話方式向外界輸出的豐富多彩的語言中，含有思想的養料；而正是它們，形成了所有種類的觀念和知識自由傳播的屏障。人們或許可借文學批評來說明這一點。文學的功能就是運用潛在地能被理解的、可向大眾傳達的語言。從這一觀點來看，也許我們正要通過這一結論認識到當今本國文學遇到的麻煩和困難。 文化的另一個方面，體現在對詩歌、文學、戲劇、音樂、藝術一般感到的樂趣；推而廣之，這種享受能力又及于欣賞自然的美，以及欣賞諸如園林、我們房間的家具陳設、我們使用的器皿等這些東西。要是我們只用一個前綴詞「美的」來說明藝術，那麼就會在辨別文化的美感方面（aesthetic phase）喪失很多東西。美感享受要是並非基於、得自環境，它就是浮淺的。我們總是通過日常生活的接觸，體會到多種多樣玲瓏可愛的物件帶來的安寧愉悅之感。文化的第三方面，表現為我已提到的上述兩方面體現的積極意義。真正的文化會對想像、心靈和思想的創造力起到激勵作用，它不會僅僅滿足於隨意接納現存的心靈和趣味之類的東西，還要把它們建設性地生產出來。這樣，知識和觀念之泉才能真正保持新鮮和活泛。 我對文化這些主要的要素所作的粗略考察，目的在於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運用這種價值的測量法，我們自己的文明、美國人的生活、我們的社會制度如何來經受其檢驗。比起我們經受的較為直接的身體和物質上的檢驗，難道說我們在這方面得到的結果同樣糟糕或者更加糟糕嗎？ 你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可能大不相同。有些人似乎會職業性地迷戀於對本國的一切大加讚嘆，疾呼這是個最為神奇的國家，擁有這個世界上最為出色的制度。另有一些人會認為，本國的許多東西已呈衰敗之象，快要垮掉了。 我想沒有人會否認，通過一些確定的途徑，我們國家總體上提供了有助於文化發展的外部手段。我們擁有從幼兒園一直到大學的學校體制。我們擁有免費的圖書館和博物館，出版大量書籍、雜誌，等等。我們擁有十分廣泛的用以促進知識傳播分布的機制。另一方面，沒有人會聲稱，我們已充分利用了這些機制，或者我們的學校已充分實現了這種機制的可能性。它們是潛在的資產，還不能說是得到了利用的資源。 大多數人要是捫心自問，他們會同意，我們犧牲了質量以求數量，我們為我們提供的實物規劃和行政手段感到沾沾自喜，以為事情本身會自動運行起來，全然不顧它們背後人心的作用。就較高級的科學和藝術的文化形式而論，我們仍沒有達到某些歐洲國家的水平，甚至沒有達到很少擁有像我們這樣的外部設施的那些國家的水平。 對這種批評的一種回答是：美國人過於熱衷征服新土地，把它置於人的控制之下，而不是花時間去追求高級的東西；當我們完成了生活中滿足身體、物質需要的一面，我們就會創造文化。 有些人給出的另一種理由是：若就其高級形式而言，文化本質上是少數人圈子享有的東西，所以高級文化和貴族制實際上密不可分。他們斷言，想把文化推廣到普羅大眾，就會把它沖淡；這種稀釋，會達到使它失去所有造成其鮮明特性東西的程度。 從歷史上看，對這種觀點確實有太多的話要說。作為通例，屬於有權有閒階級中的一小撮人是藝術的保護人。從古希臘時代一直到18世紀，情況都是這樣——英國文學大家那些作品中的題辭甚至也能證明這一點。文人學士慣於求得某些貴族的庇護和承認。這是唯一確保他們生計無虞的途徑。 在沙皇時期，儘管俄國的政治進步緩慢，其音樂、戲劇和小說卻臻於歐洲任何國家取得的那種成就的極致。這一事實似乎給出了一種證據，說明在獲得普遍性的成就方面，民主主義文化的水平遠未達到過去貴族文化標明的那種極高水準。 這裡，我想冒昧將上述問題先岔開一下，從我已講過的三種思路出發，就文化的發展來考慮一下社會秩序中經濟方面的問題。我想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否這種廣泛分布的文化的有限性真的要歸為人性本身的有限性，這種有限性隨著文化的散播以精確的比例減弱，變得稀鬆，於是文化的強度便與分享者的數量呈現一種反比例的關係？ 首先，比起廣大民眾固有的精神或心理缺陷，我們經濟制度的商業化性質不可能造成更大的限制力量嗎？ 有關一般民主主義文化可能性的相反觀點提到了收音機、電影和大眾戲劇，認為它們同樣是基於智力和美感方面很低的標準。是否可以說為這些事物所定的低標準（我認為我們大家都同意，它們遠沒有達到其應該達到的那種標準），可能最終歸結為經濟的原因？ 那些操控現存體制的人，也就是說，那些掌握著這類文化產品營銷渠道的人，他們發現，要通過簡捷的途徑把他們追逐的金錢搞到手，就要維持很低的標準。我們或許要回覆說，除非他們給予民眾的是後者欲求的東西，否則不可能從民眾身上賺錢。所以他們用智力和美感上的低檔貨來賺錢這一事實，還是證明了民眾無力欣賞美好的東西。我認為，這一證據正是報紙上為了證明其滿足了民眾欲求給出的證據。首先，他們創造了追求某類事物的欲望，一旦他們讓民眾去追求這類東西，便以此為憑，說他們只是把民眾想要的東西送給了民眾。不是民眾最終造成了這種需求，而是需求的提供者決定著供應的水準。不能不考慮用千百種竅門以圖進行操控的金錢的動機，假如不涉入金錢利潤的因素，我們獲得的那類事物不太會保持現存的這種水準。 我從來就不是某些人所稱的「純粹」科學的堅定信奉者，因為這意味著人們無須對科學加以利用。存在著很多種應用的方式。我們可以應用生理學以增進健康，消除疾病；可以應用物理學來賺錢；可以應用化學來生產毒氣和在戰爭中使用的高性能炸藥。這麼說來，美國的科學發展仍然相對落後，是否原因僅在於對實際應用感興趣這種情況呢？或者說，是否某種存在的經濟制度為了賺取金錢利潤而將應用作為強調的重點了呢？是否說這要歸因於智力活動的偏差，而所以會造成這種偏差，是因為我們的經濟制度恰好不是對科學應用，而是對支配著這種應用的商業和金錢目的給予了巨大的犒賞？文人學士經常對美國的文化和社會進行批評，卻不涉及作為其基礎的經濟制度。在我看來，他們所談的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 我想把一般的應用和著眼於狹隘的商業賺錢目的的那種應用明確地區分開來。我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事：為什麼一位研究科學的人不太在乎科學上的發現，原來他怕有人會應用這些發現去提升人類生活的水準。有些人抱有極其純粹的研究動機，他們無需念及其他任何事情，但就大多數研究者對真理和發現持有的興趣來看，其中也含有對此類發現作出有益應用的意識。 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研究引發了現代醫學革命。我從未聽說過，巴斯德的研究少了些科學特性，因為他還將民眾的痛苦牽掛於心，要用他的科學研究來消除疾病。 再舉一個例子：我不認為一個很多人居住的貧民窟會存在多麼高級的大眾藝術標準。他們的當下環境，或者說他們整天與之打交道的東西，使他們對醜陋、下賤的東西習以為常。這樣的一群人不可能獲得富有藝術氣息的文化，他們不能免費去聽音樂會，到大都會博物館去看畫展，到公共圖書館去看書。在這樣的環境中，也許會有少數人擁有真正的美學欣賞能力。從經濟上看，即使是這類最有可能嚮往高級文化的人，也會對人類現存環境中那些醜陋的東西變得熟視無睹。比如，對建築家們批評的那些分布在公園大街以及其他街區的貧民窟熟視無睹，比起那些供出租用的高檔公寓，這些街區中出於利潤目的建造的箱式房子使房產商獲利更多，但它不太會是能夠提升美學藝術標準的那種類型的房子。 在古希臘的自由人那裡存在很高的民眾美學欣賞的標準，因為作用於他們感官的整個環境為他們提供了有欣賞價值的對稱和美的東西，使他們能夠敏銳地知覺到對凝聚著美學成就的那種完美形式的任何偏離。 我們有某些適當理由為我們自由教育的一般體系感到驕傲，但是，即使撇開所有質量方面的問題不談，僅從它達到的人口普及化的觀點來看，我們的成就寧可說也是初步的。當然，我們的學校比40年前要多得多，但仍有過半的在校生在12歲、14歲、15歲時便離開了學校。 要是我們來仔細考慮一下現代生活的複雜性，以及要靠科學知識來應付這種複雜性的情況；再來仔細想一想有多少平均年齡只有14歲或15歲的青少年中止學業的情況，我們就能看到，若非為人們提供更多的機會，他們的心智會受到限制。即使從數量上來看，我們仍遠不能說已實現了一般教育的理想。至於說到質量評價的問題，那麼這裡要說的東西更是不勝枚舉。 那麼，當我們談到一種真正的民主主義文化可能性的時候，把批評的矛頭指向大部分民眾那種固有的愚昧無知的假定情況，這樣的指向是否正確呢？這不是一個有確定答案的問題。可以想見，在一種儘可能好的經濟制度中，也會遺存相當部分因內在的無能而持有很低的智力和藝術水準的人口。所以，我說這樣的情況是可能的。但我也會說，正因為它是一種想見的情況，到底真實情況如何，我們對此實在一無所知。為這種觀點提供的證據不會比相反觀點能夠引證的東西更多，何況出於一種簡單的理由。我們從來就沒有系統地作出努力，以便找到民眾身上那種體現真正人性的東西。有一種觀點說，儘管我們有公立學校的體制，大多數民眾測得的智商仍然很低，如把這種說法引為上述觀點的證據，它也是無力的。要使這個肯定的證據具備任何分量，我們就不能不知道校外和校內的所有情況，就不能不去對社會、經濟、政治，以及對這些沒有獲得測試高分的人施加的所有間接影響的狀況先作一番了解。 有些古希臘哲學家認為，有必要維持一個廣大的、智力上未開化的階級，為的是供養少數人，使這些人能有閒暇去享受那種自由思考、高度開發智力的生活。在古代世界生產有限的狀況下，也許他們的想法是對的。伴隨現代出現的機器和發明創造，伴隨現在人們對原材料和技能運用能力的增長，這種貴族階級少數人享有文化和廣大民眾欠缺文化的分隔狀況再也不應存在下去。 還有一類文學批評家對機器和機器對人所做的事感到困擾不安，他們認為機器的本性就是殘酷的，他們認為，要是有人不與他們站到一起對機器加以譴責，就表明此人擁有的是那種堅硬、不具美感的心靈。 我倒是同意另一些人的看法，他們認為，把我們變得粗俗不堪的不是機器，而是機器的擁有者，這些擁有者為了賺取金錢利潤，使機器飛快運轉，迫使工人長時間在有損身心健康的環境中幹活，並使工人無法接觸到工業的智力方面，比如管理等方面。 如果我們略為回想一下，顯而易見，機器是一個偉大的解放者，它不僅解放了人的手足氣力，而且解放了人的心靈。它使人利用的時間增多、休閒時間增多，它消除了純粹體力勞動這種不必要的精力付出，由此增加了文化發展的機會。 看來有一個結論是清楚的，除了當今經濟秩序的堅定捍衛者之外，沒有人會對它有所質疑。我們從未嘗試去進行一場實驗，創造一種遍及整個社會的廣泛分布的文化。相反，文化已成了極小部分人私下享有的東西。為了開展這場實驗，我們必須改革經濟制度，從而為心靈、想像力和情感的自由運行提供可靠的基礎。我們必須除去當今妨礙知識和觀念自由傳播的所有屏障。我們必須改變賴以施展人類活力的那種動機，使之不至於以現在這樣的規模被轉移掉，轉入對他人濫施權力的方向。 本國人的很大一部分心智能力、敏銳思想、創造發明等等，都花費在做生意之類的事情上了。也有一部分花費在工業上，但更多的是花費在操縱他人需要的事情上，以便從他人身上賺取金錢利潤。文化方方面面的不景氣都沉重地反映出經濟蕭條和壓制的實情。我們必須把我們獨創的民主觀念運用於文化和政治，而沒有經濟上的變革，就不可能實現這一目的。 如果我們不能創造一種民主主義文化，那麼，一個在我們的制度、我們的民主環境中出生成長的人就成了一個失敗的人。這一點毫無疑問，這甚至不是麵包和穿衣之類的問題；比這個問題更重要的，是直接在本國文化生活中推廣民主觀念的可能性問題。 （馬迅 譯）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6卷，第34—40頁。 [2] 首次發表於《現代思想家》（Modern Thinker ），第1期（1935年5月），第168—174、238頁。本文選自杜威在蘭德社會科學院所作的講演，紐約市，1932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