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的進程 · 第六章 史達林的方法

［第 117 頁］我們已經強調指出，史達林方法的核心在於側重策略而非戰略，甚至側重策略而非人類的整個發展道路，而後者正是社會存在本體論的內容。但這種方法論的問題並非史達林一人獨有。策略優先也不是俄國人或史達林獨有的問題。縱觀 19 世紀後期以及 20 世紀歐洲的社會主義，這種現象是主流趨勢，並且這種霸權以多種形式體現出來。這種趨勢在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中也很流行，這種方法被賦予了完全不同的階級內容，從而產生完全不同的目標以及政治程序。在俄國共產主義內部採取策略霸權，並非獨特的蘇聯現象，而是順應了一種既存的、流行的時代潮流。無論是否有意，它都是資產階級所謂「現實政治」的變種。對於建立在各種意識形態基礎上的西歐各國，這種潮流已經成了占統治地位的行為模式。整體上看，列寧的繼任者們並不僅僅是西方同行的模仿者而已。例如，我們已經指出，布哈林傾向於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實證性的解釋。需要補充的一點是，在列寧去世很早以前，季諾維耶夫就用事實暴露了這種潮流，顯示出在黨內實施社會民主時具有操控性的傾向。 所有這些必須通過精確的歷史研究予以具體的解釋。這種決定性的概念主旨很容易察覺到：它與馬克思主義者對經濟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起作用的認知完全不同。當時在整個工人運動中，廣泛流傳著一種強調經濟作用的錯誤觀點。馬克思主義退化為經濟還原論。同這一點直接相關的，就是知識的專門化導致各種科學之間相互分離。工人階級運動及其意識形態受這種錯誤觀點的影響，吸收了勞動分工和各門科學學科之間的相互獨立性原則。［第 118 頁］馬克思將經濟定義為整個歷史進程的物質基礎。但到了 20 世紀，經濟學變成了幾乎有精確定義的單獨學科。因此，例如希法亭（ Hilferding ）從實證主義的角度，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能與其它任何一種世界觀融洽相處。經濟學作為一門單獨的學科，作為社會發展的唯一決定因素，已經喪失了它同人類的歷史使命之間的有機聯繫。馬克思把經濟看作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因素，並與其它社會決定因素有機地相互聯繫起來。因此，獨立出來的學科不再同其它因素互相依賴，很容易變成純粹的策略。在當時列寧眾多的支持者和批評者中，只有列寧完全反對這一觀點，即反對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概念歪曲為純粹的工業生產力。 將經濟轉變為孤立的科學，這一過程為其可操控性奠定了方法論基礎。這種發展並沒有征服所有的政黨或政治運動。操控經濟只是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得以完全實現。在社會民主黨內部，經濟操控旨在調整資產階級社會，並由此導致了修正主義，或是同馬克思主義的完全分裂。史達林首先在理論層面上歪曲了經濟學的意義，接著，這種歪曲就變成了他對社會主義發展的殘暴操控。當他把經濟學歪曲為專門的實證科學，把經濟學從所有的政治聯繫中分離出來時，就可以宣稱，要建設社會主義，可以只集中在工業增長上面，而不用考慮社會主義民主問題。人們不應忘記布哈林早期的看法，他用實證主義機械簡化的辦法下過定義，認為馬克思主義所說的 [HJ] 生產力就是技術。這個概念的理論錯誤不能從細節上處理。 [129] 我們只指出這種解釋的一種重要的理論和實踐結果。布哈林認為，古代的奴隸制是技術發展低下的一個經濟結果，而馬克思本人則認為，技術落後是古代奴隸制基礎的結果。很明顯，布哈林的技術決定論之所以必然會陷入困境，是因為它是建立在狹隘的經濟學概念的基礎之上。對馬克思而言，經濟並不僅僅是技術，也不完全是專門的獨立科學，而是整個社會形態的一個決定因素。馬克思把社會整體的概念放在首要位置。考慮到古代自然科學的發展水平，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是完全可能的。實際上，在那些社會整體沒有限制其進一步發展的領域，［第 119 頁］技術成就確實發展到了更高的水平，比如在武器領域。 [130] 我們只提到布哈林的方法論概念，是因為在史達林時期，他主要的概念框架成了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儘管發生了許多變動，這一點我們在後面會談到。這種方法論（即經濟作為單獨的科學，從人類社會起源及其發展的整個歷史進程中脫離出來）以正宗馬克思主義自居，成為一個對社會主義社會進行官僚操控的體制建構工具。 這一點在史達林身上比在布哈林及其他領導權的競爭者身上更為明顯。直到 1952 年，當史達林已經完全鞏固了自己作為全世界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政治領袖至高無上的地位，作為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之後所謂合法的繼承人時，他才發表了一篇名為《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的長文。這篇文章主要的策略和宣傳目的是為了解決「主觀主義者」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方面產生的錯誤，並將其帶回到本來的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基礎上來，從而把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重新作為經濟理論與實踐的基礎。然而，史達林時期的主觀主義只能解釋為對生產的官僚操控。官僚們操控經濟數據，是為了把不可靠的發展（甚至是停滯）說成是進步，把採取的特別手段說成是快速發展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並且禁止一切批評的觀點。人們應當記得，在 20 世紀 30 年代的一段時間內，禁止按人均計算生產數據，因為這被看作是資產階級式的錯誤。禁止的目的在於不讓人們知道蘇聯的生產發展落後於資本主義世界。考慮到蘇聯幅員遼闊，把當年的產量同前幾年相比，會對統計數字產生極為不同的解釋。再加上禁止人們對這些數據進行仔細地檢查以及接觸到這些真相，人們便無從得知經濟發展的真實速度了。恢復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規律（其本身是正確的）就可以限制極端的官僚主義操控（主觀主義歪曲了經濟現實）。 但史達林回歸馬克思主義價值規律的真實意義是什麼？特別是他可能並非出於失誤，而是出於策略的考慮，把價值規律本身和其外在的表現形式即商品交換混為一談。因此，他在談到生產的價值規律的意義時這樣說到：「問題在於，抵償生產過程中勞動力的耗費所需要的消費品，在我國是作為商品來生產和銷售的，而商品是受價值規律的作用的。也正是在這裡可以看出價值規律對生產影響。」 [131] ［第 120 頁］在這段話的上下文中，我們對他的方法很感興趣，當談到價值規律的其它關鍵方面時，這種方法就更加清晰地體現出來。就像我們看到的那樣，為了解釋價值規律在蘇聯計劃經濟中所起的搖擺不定的作用，同時為了確定其現實價值，他被迫把自己置於馬克思的公開的對立面。史達林的政治需求要求他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由於自己對黨的霸權統治，他估計當時在俄國沒有人會指出他與馬克思的矛盾之處。他毫不含糊地公開提出價值規律的問題： 有人說：價值規律是一切歷史發展時期都一定適用的永恆的規律；如果說價值規律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二階段時期會喪失其交換關係調節者的效力，那麼它在這個發展階段中仍將保持其各個不同生產部門相互調節關係的調節者、各個不同生產部門勞動分配的調節者的效力。 這是絕對錯誤的。正如價值規律一樣，價值是與商品生產的存在相關聯的一種歷史範疇。商品生產一消失，價值連同它的各種形式以及價值規律，也都要隨之消失。 [132] 我們之所以大篇幅地引用這段話，是為了清楚地說明史達林的想法，並與馬克思的觀點形成對比。馬克思講到價值規律有各種形式的那段話並不難找，就在《資本論》第一卷的開頭。馬克思從價值規律中至少分離出三種形式：例如，魯濱遜·克魯索式、 [133] 中世紀自給自足的農民家庭式以及社會主義式。勞動時間，即現有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價值在經濟上的直接物化，有雙重功能：「勞動時間按社會計劃進行的分配，將會對不同種勞動職能和不同需要的適當比例進行調整。」另一方面，馬克思寫到，「勞動時間會同時作為一種尺度，以計量各生產者個人在總勞動中加入的部分，因此也計量各生產者個人在共同產品中可得到而用在個人消費上的部分。」 [134] 儘管馬克思把勞動時間定義為價值實體，史達林把價值定義為商品交換。史達林直接與馬克思相矛盾，他聲稱，價值規律不僅適用於服務於個體消費的商品，而且也同樣適用於生產者在整個社會商品生產中的全部份額，這一點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對馬克思而言，只要勞動者被剝奪了勞動時間，在社會主義也會存在勞動剝削。因為「每個生產者所擁有的生活資料的份額是由他的勞動時間決定的」。然而，在史達林看來，社會主義不存在價值規律，因為社會主義摧毀了商品交換，而商品交換是剝削的基礎。［第 121 頁］因此，馬克思和史達林對歷史的社會主義階段的分析產生了分歧。因為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條件下剩餘勞動還可以繼續存在，而史達林認為，既然社會主義消滅了商品，必然也就消滅了剩餘勞動。 在馬克思看來，價值規律不依賴於商品生產。而史達林堅持認為兩者互相關聯，這絕不是史達林一時的口誤而已。史達林對馬克思方法論的歪曲產生了實際的結果，他由此歪曲了對社會主義的定義。以大肆宣傳的方式提出這個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錯誤定義，似乎史達林有意識地想用錯誤的解釋來代替真正的馬克思。為此，史達林耍了個花招，他把古典經濟學範疇描述為僅僅是資本主義的歷史體現，因此在社會主義不再有操作性，儘管根據馬克思的看法，這些古典經濟學範疇適用於任何一種生產模式。史達林的目的是要把他對社會主義的操控形式當作是馬列主義在理論和政治上的實現。要理解史達林式的馬克思主義構想同他阻礙、甚至摧毀社會主義民主之間的關係，第一步就要分析他在《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一文中，對馬克思的剩餘價值概念的錯誤解釋。為了讓他的統治在政治上合法化，史達林必須把蘇聯描述為走在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上，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必須要歪曲馬克思的觀點。政治需求導致歪曲方法論的必要性，錯誤的方法論導致錯誤的、誤導的政策。史達林說道，「我了解『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等諸如此類的概念。」按照史達林的說法，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時正確運用了這些概念，但它們在生產資料實現社會化之後就會失去意義。他接著談道：「現在來講『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也是令人非常奇怪的，仿佛在我國條件下，交給社會去擴大生產、發展教育和保健事業以及組織國防等等的工人勞動，對於現在掌握政權的工人階級來說，並不是象用來滿足工人及其家庭的個人需要的勞動那樣必要的。」 [135] 換句話說，在社會主義，剩餘勞動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必要勞動。 我們這裡談一下馬克思認為的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的不同之處，我們考慮的是經濟的再生產過程。與史達林所說的恰恰相反，必須指出工人再生產的必要勞動不同於工人在此之外所付出的勞動，剩餘勞動絕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特徵。從再生產過程發展的初期一直到共產主義社會，剩餘勞動都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經濟特徵。［第 122 頁］奴隸制之所以不同於原始的殺戮甚至吃掉俘獲的敵人，在於其經濟基礎建立在奴隸能提供比其自身再生產所需的必要勞動更大數量的勞動的基礎上。馬克思還指出，在奴隸制度中——相對於農奴制和帶薪勞動——勞動者自身再生產的必要勞動似乎減少了，就好像剩餘勞動——除去必要勞動之外多出的勞動——在資本主義的帶薪勞動中增加了一樣。然而，這是一個必然的假象，除了假象，一無所有。所有三種經濟形式——奴隸制、農奴制、帶薪勞動制——  都建立在當時的統治階級占有剩餘價值的客觀基礎上。占有剩餘價值表現出多種歷史形式，通過直接使用暴力或經濟上強制得以體現。然而，對更高級的社會經濟生活的假設有兩種最基本的形式：個人再生產所必須的社會必要勞動不斷減少的不變趨勢，和對應的剩餘價值不斷增加。對馬克思而言，剩餘價值總體上會立即落入一個社會的剝削機構，這是經濟發展的永恆法則。然而，依據不同社會形態的不同結構，占有剩餘價值可以達到改善人的類特性的普遍社會目的。 生產資料的社會化使得通過占有私人財產來占有剩餘勞動變得不再可能。但是，它絕沒有超出經濟生產的基本範疇，只是建立了一個嶄新的社會形態，以便使剩餘勞動進步性的社會使用成為可能。馬克思用以下方式勾勒了生產力增加的經濟和文化本質：「個體特性的發展，因而，並不是把縮小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轉移到剩餘勞動中去，而是實際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減到最小，這樣就有可能用節省下來的、對所有人都是自由的時間對每一個勞動者進行藝術和科技教育。」 [136] 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文中，為了批判拉薩爾（ Lassalle ）的社會主義即工人獲得全部的勞動價值的庸俗觀點，馬克思針鋒相對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在批評拉薩爾時強調剩餘勞動必須抵償掉維持生產本身以及進一步改善生產所花的成本，必須償付社會的管理費用以及一般的需求如教育、醫療。馬克思正確地指出，相比以前的社會形態，這些社會服務在社會主義會更好地得到資助。這些基本的需求包括為殘疾人提供的資助。根據馬克思的說法，這些社會需求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個人消費、勞動人民個人的自我再生產確定了經濟框架。［第 123 頁］史達林簡單地把拉薩爾的根本的錯誤概念顛倒過來，他能夠聲稱剩餘勞動的範疇在社會主義不存在。我們之前已經引用過他的觀點。就像我們看到的那樣，拉薩爾被社會主義意味著工作的集體產品直接轉變到個體工人的自我生產領域的幻覺所控制，而史達林簡單地把中介的經濟運動等同於直接的經濟運動，沒有了商品交換，工人就不再生產剩餘價值了。史達林和拉薩爾都歪曲了構成社會自我再生產根本的經濟成分。兩者以完全對立的方式進行歪曲，但他們與馬克思的矛盾都源於對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真正經濟因素的無知。 為了簡單起見，我們拿教育做個例子。教育當然沒有直接包括在個體的自我再生產過程中。在資本主義社會，對教育的需求只是來自資產階級社會的技術需求，這種教育是從上而下地強加給工人階級的，因為不識字的工人在技術上自然不能完成特定的勞動過程。但即使社會主義以前所未有的重視程度把這個問題擺在社會議程之內，也不可能促進或是清除掉經濟對教育領域的滲透和調節。但相對於資本主義，帶有濃重意識形態意味的社會主義提出了一個全新性質的想法，即經濟對教育領域的滲透這個問題必須按照無產階級自身的意願來解決。我們回想一下，在引入新經濟政策期間，列寧就把消除文盲當作一項重要的政治和意識形態任務來抓。 意識形態自然必須按照準確的馬克思主義意義來理解。在《政治經濟學批判》（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的導言中，馬克思把意識形態形式定義為社會媒介，人們藉此自覺意識到社會矛盾，然後通過鬥爭來解決它。這個定義揭露了意識形態內在辯證的模糊性。一方面，社會矛盾源自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客觀必然的和決定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同時，每一種意識形態都是複雜的工具，人們藉此工具得以自覺意識到既存的社會矛盾，並以實踐的方式通過鬥爭來解決它。與之對應，在列寧看來，消除文盲是因為文盲客觀上源自俄國落後的經濟環境。解決文盲問題，是俄國自身內在的自覺實踐的目標，該實踐以勞動人民的意識與活動為中介來進行。因此，所有的生產資料的社會化打破了剝削階級的統治地位之後，無產階級就能夠通過他們的自我活動來解決日常生活的共同問題。［第 124 頁］教育——還拿這個例子來說——能以這種方式從一個被經濟調節的上層建築變為每個人擴展深化生活的力量。教育能成為人為其自身創造出來的社會力量。由於其固有的社會屬性，教育可以導致人的自我形成，產生實現自我創造和自我完成，最終成為其本身的生產者的人。人類的這種權利是人通過減少必要勞動時間獲得的，馬克思曾經稱這種必要勞動時間對於人的自我再生產來說是「多餘的」，因為到那時剩餘勞動時間能夠被用於人類的自我生成。 當然，歸根結底，社會環境是決定剩餘勞動使用的關鍵因素。生產力發展水平，工人階級自我再生產所需必要勞動的減少，在這種剩餘勞動內容上存在的意識形態的鬥爭，都是源自社會以及客觀決定的現象的原因。同樣，這些源自社會客觀原因的混合的情況，它們本身必須具有一定的社會屬性。然而在這裡，這種問題的複雜化跟民主化有關係，社會和個人之間有矛盾嗎？是社會同化了個人，還是有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強化了社會和個人之間的兩極？個人行為能否產生兩種相互作用並且同時發生的結果？能否生產出會導致生產力增加的社會結果？能否發展個性，促進、豐富並且深化主體最初的個體性？我們之前提到過，馬克思認為自由王國意味著人的力量得到顯現，這一點在它本身作為目的時是有效的。這就意味著一種超越了經濟的實踐模式，並且地超越了必然王國。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中談到這一對經濟控制的超越時說到，「勞動已經不僅是謀生的手段，而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 社會與個人互相作用的這個想法是空想主義嗎？情況似乎是這樣的，實際上也正如此，只要我們把現在同將來分開，只要我們在今天的實際同想要的未來之間劃一道明確的界限。如果我們不把社會和個人當作對立的情況來考慮，而是看作一個統一的社會進程中互補的兩極，並且同意列寧的看法，即我們所謂的社會主義或者無產階級民主不過是這種將主體與客體相互連接的具體過程而已，那麼事情就顯得不同了。在那種情況下，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似乎成了一種特殊的社會形態，其經濟結構以及人與人的合作只能通過社會和個人相互作用的手段來發展。［第 125 頁］存在於人之外完全不依賴人的社會結構是絕對客觀的。這些社會結構是固有的社會過程，它按照確定性的法則發展並且超出人的控制。人類在這些客觀社會結構裡面生活。這個社會客觀性的法則不能被中止，但總體的社會發展表現為客觀同人類主觀有意識的行為之間的相互促進過程。社會主義民主——把人當作是主動的創造物，而這是人的類存在的真實屬性，因為他在每天的實踐中被迫變得主動——  將人類勞動產生的客觀化的或者客觀的結果轉化為人有意識創造的並且滿足人類目的的客體。社會主義民主作為一種政治框架，在不違反客觀固有規律的前提下，允許客觀性成為自覺主動的人有目的地設計的工具。這是意識和自我決定對盲目客觀性的征服。作為自我決定的勝利，社會主義民主改變了人們的鄰居和同胞，使其不再是人們實踐的阻礙，而是必不可少的積極的同事和幫手。 當然，這種歷史進步的目的、強度、內容以及方向由當時既存社會形態的經濟水平來決定。無產階級革命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總體從資本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包括在這個總體中的剩餘勞動數量明顯是俄國工業發展水平的產物。俄國革命被領進了一個客觀的困境，因為其落後的工業發展要求社會必要勞動大量的持續性支出。只要勝利和保衛革命仍是革命實踐中最迫切的焦點問題，而且革命群眾熱情地參與到政治問題之中，那麼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之間關係的問題就可以向人們隱瞞。在由革命創造的直接民主政治結構之內，從最瑣細的到最複雜的世界問題都可以討論。這些直接的民主政治結構，不僅允許俄國民眾參與暴風雨般的全球事務，而且可以參與那些俄國遇到的並且全世界也感興趣的事情。我們要記住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 Brest-Litovsk ）和談所引發的國際反響。 看起來力量極大的民眾的自發性通過蘇維埃的組織工作得以擴張、鞏固，直接指向具體的目標。蘇維埃運動發源自 1871 年的巴黎公社，在 1905 年突然再次出現，在 1917 年及以後成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典範模式。它巨大的力量源自允許人們，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在工作場地、在家裡，組織直接的政治活動。［第 126 頁］蘇聯採取漸進或者突然的辦法幫助民眾在所有關鍵的社會問題上都上升到革命意識和實踐上。在蘇維埃運動形成的最後階段（ 1917 ），日常生活同政治，快速地同德國達成和平條約的問題，被牢固地融合在一起。這裡出現了日常問題同最高層次的政治問題的自發地相互轉化。在蘇聯所表現出來的社會主義民主化將主觀和客觀情況結合起來。 1917 年革命和 1914 發生的世界大戰的時代背景都促進了這些發展。 蘇維埃運動自發地在各地發展，一步一步上升到更高的意識水平。史達林時代把列寧同盧森堡之間的爭論改頭換面，實行了操控性、煽動性的歪曲，以便於所謂的意識行為與自發性互相排斥，以此減弱自發性的社會意義。史達林為了把列寧塑造成為民眾自發性的反對者而誇大列寧和盧森堡之間的差異。史達林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加強黨對民眾的支配性控制。史達林指出，列寧應該為官僚和操控態度負主要責任，而列寧對自發性是沒有敵意的，把它看作「目的性行為的元素」。 [137] 確實，這場革命尋求並且也建立了那些制度形式，這些制度構成了俄國社會真正革命的政治框架，這些形式本身創造了擴大人們活動水平的機會。自發的民眾運動提高了人類自我決定的意義，顯示出了客觀現實如何能轉變成人類目的性行為的工具。對每天都在擔憂日常生活的人來說，只有在當天的特殊利益和重要的普遍問題之間的關係變得真實時，這一點才能發生。革命形勢同普通的每一天不同，因為這種形式自發地呼喚行動。從理論上理解革命形勢是不夠的。很明顯，在這種環境下的有意識並不意味著接受和理解「信息」，而是自然地把意識轉化成人自身行為的指導。這種朝著實踐目的的自發運動會在後面具體地談到。現在，我們必須對一點感到滿意，即 1917 年的革命——幸虧有列寧對共產黨的領導——能夠把每一天和社會國家的問題結合起來，正是因為這一點，蘇聯政權沒有失去紮根於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的根基。 激烈的內戰將蘇維埃運動的勝利推到了值得紀念的高度。［第 127 頁］同時，落後的沙俄帝國所帶來的經濟因素，漸漸地在無形之中破壞了蘇聯的成就。而這些經濟上的缺陷被當時的成就所掩蓋了。列寧認識到了這種危險的發展道路，就突然改變了方向，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駁斥「戰時共產主義」的說法，並且引入「新經濟政策」。他看到了官僚化的主要危險，人民是為了革命而自發地團結起來的，無產階級同農民的聯盟將他們從資本主義的枷鎖下解放出來，而現在這個聯盟正處於分裂的邊緣。在列寧時代，這種革命性的工農聯盟是黨有意識地進行組織並予以支持的。內戰結束後，俄國大量的經濟問題浮出水面， 1917 年革命的自發性是不能解決這些問題的。新問題需要新的解決辦法。通過和平手段鞏固並向更高階段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需求，給工人大眾提出了全新性質的問題，就連最忠誠、最堅定的革命分子都無法解決。（列寧在有關介紹新經濟政策的演講和作品中對這一點說得再清楚不過了。） 這些困難的任務由於不發達國家社會主義的非經典起源而更加複雜化了。表面上看，這僅僅是量上差異的問題：經歷了多年的帝國主義戰爭，隨後的內戰又帶來了不可避免的破壞，即使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會經歷一段時期的經濟恢復。這段時期將處於所有社會實踐的中心位置，有兩個主要目標：國家的經濟重建，工業增長超過戰前水平。蘇維埃共和國考慮的不僅僅是經濟重建，還要把經濟發展推進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以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提供雄厚的基礎。如果抽象地談這兩個時期，一個相對短的時期是過渡期，另一個是長期的新時期。過渡期同新時期的不同僅僅是量的不同、時間多少的問題。然而，按照社會現實來說，過渡期同歷史時期的區別在於絕對的質的不同，這種差異跟時間無關，只跟人類生活有關。如果我們說在過渡期內完成了重建和推進經濟發展，我們就說一代人能完成這些任務（過渡期可能長達十年）。但如果我們說到用於重建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歷史新時期，我們指的是幾代人，他們不得不將其主要目標和決定性的努力更多集中在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前提的物質建設上面，而不是放在真正的社會主義建設上。 上面所羅列的問題，［第 128 頁］社會主義客觀的未來經濟基礎的發展，給蘇聯人民製造了更多困難，因為這是命令，別無選擇。對有政治意識的人來說，真正的歷史替代方案在以下問題中可以得到具體體現：考慮到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求有客觀的經濟基礎，俄國的工業發展是否並且在多大程度上跟社會主義民主相一致 ? 對改善工業以及隨之產生的制度和社會形式的需求跟社會主義民主所必需的制度和社會形式一致嗎？我們之前提到過，列寧的繼任者因內部鬥爭而引發了經濟學之爭，他們在爭論時都沒有意識到或者提出過這種替代方案。他們只把目光集中在經濟問題上，忽略了民主化的問題。因為他們無視對民主的訴求，便從上至下實施了一套中央集權的政府管理制度。如同我們已經提到過的的那樣，列寧本人晚年在自己理論和實踐能施加影響的範圍內反對這種趨勢。在民主與官僚之間的選擇形成了他晚年著作，可以說是最後作品的《怎麼辦？》的核心內容。我們還指出，從歷史優先的角度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列寧的接班人們只專注於經濟問題，使得他們只想到採用策略手段。在理論層面上對馬克思主義方法論進行歪曲，把經濟學誤解為一門實證科學，導致在實踐層面在俄國發展經濟是絕對的首要政治任務，這些為列寧的繼任者將其社會政治實踐轉變成更具策略性的手段提供了基礎。史達林也是犯了這些錯誤的人之一。按照我們討論的這些問題來看，絕對不能將他看作是列寧方法的追隨者。 史達林比他的對手更加會使用策略，但這改變不了任何關於後來蘇聯發展方向的基本問題。與列寧相比，史達林和他的對手都退了一步，他們都允許政治被策略考慮徹底控制。在這方面，史達林在那些競逐權力的人中間更有天賦，他以自己的精明在策略上勝過了對手。他成功地顯示出自己是列寧唯一真正的和可敬的繼承人。在接下來幾十年的政治討論中，被反覆宣傳的史達林與列寧的完全一致性深深地嵌入共產主義者的意識中。粉碎史達林及其組織系統性建立的歷史神話，應該是我們當代過渡時期重要的意識形態功能之一，也是我們努力要做到的。儘管這個課題非常重要，［第 129 頁］但實際上直到現在我們什麼也沒有做過。列寧主義是馬克思精神的體現，但卻被歪曲為後者的徹底的對立面。史達林實現了對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歪曲，但他卻創造出史達林同馬列主義完全一致的假象。極其重要的是資產階級反馬克思主義的觀念得到了加強，因為他們對史達林的話信以為真，將史達林主義和馬列主義混為一談。更為重要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主義者階層中，由於接受了史達林的方法論，馬克思和列寧的形象也被歪曲了。這極大地阻礙了人們的自我意識，尤其是在史達林時期的事實廣為人知後，對史達林主義做出歷史性的修正就變得極為緊迫。 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份簡略的草稿，這裡不必要花費精力去做這件艱巨的工作。在這份綱要中，我們只能討論一下關於方法論的建議。如果本文能拋磚引玉，逐漸引出更為具體的研究，那麼就算達到了目的。僅憑現有的材料、文件和重要的傳記是不可能開展這項研究的。史達林一步一步地建立了欺騙性的意識形態組織。他出版的作品中充滿了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話，有時這些話根本上一點不錯，只是被瑣碎化了。史達林用來描述其新方法的陳述，及其與馬列主義相對立的觀點，需要進行核對，用系統性的方法收集起來予以展示，這就會顯示出策略的無限威力及其對理論的控制是如何在此基礎上建立並且鞏固的。發揮策略的無限威力的第一步就是把馬克思和列寧的原則簡化甚至庸俗化。只需看一下著名的黨史第四章對辯證法的定義就可證明這一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頭一年，為了準備即將到來的有關戰爭、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的辯論，列寧在閱讀黑格爾的《邏輯學》時，極大地深化並且區分了自己的辯證法概念。然而，在這篇著名的經典的黨史第四章中，辯證法除了被簡單化、庸俗化以在 20 世紀 30 年代作為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替代品行使職責外，我們什麼也沒看到。如果科學研究和獨立思考被異化了的但卻給人印象深刻的宣傳方法所取代，那麼便利的應用性策略就能永遠地占據統治地位。 雖然不可能做出細緻深入地分析，但為了進一步澄清民主化問題，我從史達林關於列寧主義基礎的講話中引用他對理論的定義，他說：「理論就是以普遍形式表達的所有國家的工人運動的經驗。」 [138] 為了形成史達林和列寧的鮮明對比，我們只需回想一下之前引用過的列寧的話，他在那段話中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第 130 頁］認為它融合了西方主要的文化經驗。史達林認為理論僅限於指無產階級的經驗，而列寧認為馬克思主義是西方經驗的巔峰。就像我們看到的那樣，即使當列寧著手處理「國家消亡」理論時，他也認為這是對整個世界史普遍趨勢的發現，其結果可以為馬克思主義所利用，用作人類真正的解放事業。當然，這種解放必須符合社會經濟的潛力與局限性。如果將馬克思主義從西方的文化遺產分開，或者將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前提同其西方先驅分離，那就等於是將它從廣泛的人道主義中分離出來，從而失去了更高的目標。史達林採取的策略優先實現了這個目標，導致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普遍庸俗化。史達林通過操縱語言隱瞞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給人的印象是他保留甚至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這一點清楚地體現在日丹諾夫有關黑格爾哲學本質的著名理論中。為了完成對辯證法的徹底混淆，史達林主義發現有必要消除黑格爾的辯證法對馬克思主義的富有生命力和創造性的影響。為了證明馬克思同黑格爾在理論上的分道揚鑣，日丹諾夫將黑格爾哲學描述為對法國大革命的反動回應。這以一種純理論的方式展現出庸俗化趨勢的縮影：馬克思主義必須被看作是新的東西，在資產階級世界中它沒有先驅，跟先前的世界歷史發展也沒有任何關係。 史達林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是如此明顯，甚至在蘇共二十大上，批評一開始就很快揭開了史達林主義重要的理論構想之一完全是欺騙性的。我們指的是有關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階級鬥爭惡化的論文。為了把對史達林主義的正確評論擴展成真正的系統分析，也為了將對一個觀念的抨擊延伸到對整個史達林體系的否定，需要採用兩種方法論的觀察法。 首先，關於階級鬥爭惡化的論文本身並不是史達林主義實踐最初的理論基礎，只是後來進行的合理解釋。大清洗時期，對任何潛在的反對史達林的領導人實施的肉體消滅，都可以從這篇極其專斷的論文中推斷出來，但相反的結論正是事實真相：當史達林出於策略考慮做出徹底消除反對者甚至持懷疑論者的決定時，階級鬥爭惡化的理論就產生了，以便為宣傳工作做準備，為這些政策提供合理的依據。其次，必須指出這不是孤立的事例，而是從主觀和客觀都證明了史達林的特點和步驟的一般方法。［第 131 頁］ 這一點在辯護式的理論中生動地體現出來，這些理論都是希特勒和史達林所籤條約的產物。希特勒—史達林條約帶有純粹政治策略的特點，可以從很多角度來予以評價（我個人把它看作是在正確的策略的外交博弈活動）。聯繫到我們這裡所談的來說，這個條約最首要的意義在於史達林把這個純策略的舉動添加了一個定義，即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性質，也就是說當時的衝突是一場帝國主義戰爭，跟 1914 的戰爭屬於同一性質。那些忠於史達林的共產主義者（如在法國）接到的命令是，用最大的努力推翻自己的政府，而不是跟希特勒鬥爭。只是當希特勒撕毀條約，大舉入侵蘇聯時，史達林才改變了自己的解釋，把二戰定義為一場反法西斯鬥爭。 史達林的全部實踐都充滿了這種在策略上實行操控的理論決定。史達林實踐的基礎，是現有的策略需求由一般化的理論信仰來支撐，許多情況下，這種理論信仰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歷史發展的一般路線。這種理論只是為了滿足現有的策略需求。因此，在二十年代後期，史達林感覺到在策略上需要將那些與他在理論上只有細微差異的對手，都當作社會主義革命的敵人來打擊，這時，理論就產生了，連一些無關痛癢的不同意見都被誇大成具有極大危險的理論，這是欺騙敵人的陰險手段。隨著國際工人運動的發展，策略優先得到了最重要的理論體現。史達林譴責社會民主黨人是法西斯分子的孿生兄弟，社會民主黨的左翼力量被認為是工人運動中最危險的意識形態暗流。（對史達林方法論的批評極為重要，也是當務之急。因為這種方法現在幾乎同在史達林時期一樣被頻繁地使用。） 這些可以信手拈來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史達林方法內在的連貫性：在策略的基礎上對現有形勢作出反應。理論所起的作用，僅僅是不斷地把已經做出的策略決定裝飾成馬列主義方法論的必然結果而已。在體制內部，意識形態成了操控的目標。它失去了馬克思認為的意識形態巨大的自由發揮作用的能力，失去了矛盾的多重性和非對稱性。馬克思還把意識形態看作是解決社會經濟矛盾的工具。而在史達林主義那裡，一方面，意識形態表現為現有經濟形勢的機械產物；另一方面，意識形態表現為沒有自身內容的工具，它由於沒有自身內容可以根據人的意願重新塑造。從史達林有關語言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這一點跟他對意識形態的定義一致。文章特彆強調了這個定義產生的機械屬性。［第 132 頁］史達林寫到：「上層建築是某一經濟基礎存在和活動的時代的產物。因此，上層建築的生命是不長久的，它是隨著這個基礎消滅而消滅，隨著這個基礎的消失而消失。」 [139] 即使在風格層面上，史達林跟馬克思的不同也是驚人的。對馬克思而言，意識形態的消亡也是社會發展的結果。但馬克思不認為社會受決定法則的統治，他認為社會發展結合了決定論和主觀因素，因此總的運動是相對的、非宿命論的過程。與馬克思不同，史達林認為意識形態被「消除」了，它們只是社會活動純粹的客體，即史達林的庸俗主義。 這種操控固有的趨勢為人所知的原因，在於下面這個唯一的問題：史達林毀掉了社會主義國家的蘇維埃結構。我們之前試著展示出，新的蘇維埃體系的本質特點在於公民的社會超越性——相對資產階級社會的理想主義而言。社會主義的歷史目標是要終止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作為政治代理人的人的分離。公民，作為一個政治人，既是民主的實踐者又是實際政治生活的實踐者，不應該再把人的理想本質從現實的人（民主制度下的人）中切斷。在資產階級社會環境下，現實的人學會了根據自我主義和功利主義目標來發揮作用。但在社會主義，一個新的社會理想產生了，人以日常生活社會性的物質的具體的實現為目標，以便當天的緊迫問題以及國家大事都在同階級同志的集體合作中得到解決。我們已經指出過，資本主義的革命性崩潰是如何引發廣泛而又深遠的熱情，並且滲透到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的。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頭幾年，運用了人們對上演這場巨大的世界歷史劇的熱情，它所引發的激情超出了共產主義者的範圍。這場革命打開了一片新的歷史視野，新的人類開端的可能性。人們發出各種各樣的聲音，許多人紛紛回應這場革命帶來的可能性，將世界的、物質的生活同有內在意義的生活結合起來，他們相信自己也能過上這樣的生活。為了證明這一點，只需引用布洛赫的詩歌《十二》就足夠了。他們相信，這場革命將人的類存在的合作本性的千年夢想變得更接近實現了。 內戰完成了兩件矛盾的事情：賦予這場運動激動人心的英雄主義，帶來了生活的官僚化。英雄主義時期結束時，官僚化問題就產生了。官僚化問題在列寧去世後浮現出來，［第 133 頁］表現出的症狀及根源是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非經典起源。史達林用來解決現有問題的策略，就是將每一種可能演變成社會主義民主的趨勢都實行徹底地官僚式的毀滅。蘇維埃體系實際上已不復存在。國家最高的民主決策機構只是個形式，取而代之的是一黨制，這種形式接近於無能的資產階級民主議會制度。蘇維埃制度在下層被簡化為通過選舉僅能決定當地的行政機構。列寧晚年為準備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在意識形態方面所做的努力都白費了。這時，政治生活和一般社會生活的參與者——在最好的情況下——只能證明自己的行為符合資產階級公民的理想主義。在國家公民的生活中，主流趨勢是政治和行政實踐普遍的官僚化。我再次申明，我們不可能對史達林主義實踐在所有理論前提和結果的整體範圍內進行深入廣泛的描述。然而對我來說，前面提到的足以說明，這種實踐是如何推翻了列寧為完全建立社會主義民主而在創造主客觀條件方面所做的努力。 必須強調一點，我們講的是社會主義民主，而非總體上的社會主義。應該而且必須批評那些希望捍衛列寧遺產但卻混淆了這些差異的人。必須承認，史達林由於黨內鬥爭的結果而領導俄國的數十年間，確實實現了一些很重要的目標。史達林的確為社會主義奠定了工業基礎，但卻沒有為社會主義民主建立政治基礎。這些工業成就確實彌補了布爾什維克革命因其非經典起源而產生的不足之處。眾所周知，這些關於俄國革命非經典性質的問題直到今天還沒有徹底解決，但蘇聯顯然已經不再是 20 年代那個經濟落後的國家，這是史達林的成績。今天，資產階級評論家們傾向於忘記他們曾經在新經濟政策施行之初說過的話：資本主義的強有力的、部分或整體的復辟。運用戰略術語，列寧把新經濟政策描述為「撤退」。但事實卻與之相反，儘管在經濟生活領域還存在不可否認的問題，資本主義卻再也沒有回到過俄國，今天蘇聯已經成了主要的經濟大國和第二大工業強國。經濟的發展讓蘇聯無需在核心原則上做出絲毫的讓步，即堅持生產資料社會化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這一點極為重要，但在當下的討論中經常會被忽略掉。除掉許多個別因素之外，［第 134 頁］尤其是如果人們就像我們現在所寫的這樣，從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方面的政治失敗的角度批評史達林主義時期的話。同時，他們決不能忽視史達林為社會主義奠定的經濟基礎及隨後產生的世界歷史後果。例如，人們應該能正確地認識史達林在跟希特勒主義鬥爭時所犯下的過失，因為史達林將德國共產黨人從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中分離出來，阻礙了針對希特勒的左翼統一戰線的形成。但是，應該銘記世界必須感謝蘇聯，起碼它沒有讓希特勒的帝國吞併整個歐洲，如果忘記這一點，人們就會形成完全歪曲的判斷。慕尼黑及其影響，法國官方戰略的風格，顯示出西歐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既不打算也沒有能力反對希特勒主宰世界的計劃。只有在蘇聯，希特勒才找到了敵人，只有蘇聯做出了極大的犧牲，以不可動搖的決心最終完全消滅了希特勒。甚至除了對希特勒的勝利，蘇聯在我們的時代拯救、保護文明的例子也遠不止這些。人們會想到原子彈以及它可能產生的軍事政治結果。當它投向日本的時候，每一個有思想的人都知道並不是非這樣做不可，但廣島只是美帝國主義主宰世界的前奏。原子彈爆炸過後不久，一些遠離政治但卻久經世故的人就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如托馬斯·曼，雖然並非社會主義者，卻認為投下的原子彈針對的主要是蘇聯而非日本。蘇聯在極其短暫的時間內製造出了自己的原子彈，由此帶來的核僵持局面不僅意味著防止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也阻止了美帝國主義對全世界的主宰。 史達林和其他主要政治人物並非是如此巨大範圍的世界事務的最終原因。他們個人的政治活動，促進了在一定的經濟結構中必然生長出來的趨勢的實現。蘇聯作為世界和平的保護者，作為帝國主義征服世界的阻礙，由於其社會主義的結構只能不斷地發揮這種功能。因為蘇聯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因此在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任何經濟組織都不會因戰爭的爆發而獲利。消滅私有財產也就消除了戰爭的經濟動機。生產資料社會化真正地為和平政策創造了動機。儘管在一些個案中出現了許多策略上的失誤，但蘇俄還是成功扮演了世界和平維護者的角色。資本主義國家對戰爭，甚至對世界大戰和隨之產生的經濟和社會效應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態度。［第 135 頁］推動這些國家征服他國發動戰爭的驅動力無疑是出於部分工業的考慮，尤其是重工業，在這種冒險中有直接的利益。縱觀帝國主義時期的經濟發展，任何人無需費力思考就可以發現，現代工業發展最重要的進步是武器工業和戰爭自身的直接結果。資本主義國家成功地操控輿論，從意識形態上動員廣大人民參加愛國戰爭，即使這有悖於民眾的切身利益，我們也無需擔憂。大多數情況下，權力掌握在戰爭遊說團體的手中，即使在面對多數的反對時，這種力量也強大到足以發動或者繼續一場戰爭。 在生產資料從個人或特定群體的手中充公後，蘇聯就不存在任何社會組織能從戰爭中獲得經濟利益。在社會主義社會，由戰爭引發社會分裂的經濟基礎不復存在。任何戰爭只能產生純粹的負面效應，例如降低勞動人民現有的或是潛在的生活水平。在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裡，這些生產資料社會化帶來的自然而然的經濟後果是其自發追求和平的物質條件。 社會主義社會能夠限制軍事主義的發生僅限於指戰爭本身。武器——技術方面的戰爭準備另當別論。我們必須很快研究生產資料社會化是如何影響總生產的正常功能的問題。在仔細探討這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之前，先要明白每種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也包括被史達林的方法所操控——過去、現在都能夠從質和量兩方面跟資本主義生產並駕齊驅，但僅限於軍備領域。原因很明顯，通過商品交換機制，資本主義——的確有特定的局限性——能夠持續地控制生產的質和量。不難理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要實現這些會更加困難，尤其是在史達林過度官僚化的計劃形式下，並且在具體實行時面臨困難。雖然不能在這裡詳細地討論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指出一點，在社會主義體制內，軍備工業——僅限於此——有可能建立有效的機構來控制產品的質與量。軍隊通過讓指揮官——僅僅是他——處於在生產過程中檢驗所需產品的位置來實現這一點。軍隊只允許實際生產那些通過了一定的功能和使用價值檢測的產品。很顯然，甚至在這種情況下也難免會產生判斷錯誤，但現實的消費者所實施的控制，［第 136 頁］在軍事生產和民用生產的質與量之間導致了差異。這並不僅僅是單個的、孤立的案例，而是關乎社會主義生產本身的普遍客觀的結構關係。只有放在社會主義生產的一般問題的背境中，我們才能討論個別案例的成與敗。 純粹從經濟上講，社會主義實現了兩個主要目標。它為普遍的和平政策建立了物質基礎。同時，它發展了工業—軍事基礎，在帝國主義時期的權力鬥爭中成為有效的力量。但是，官僚化和意識形態對這些成就的操控極大削弱了這些政策將社會主義革命推向國際化的能力。特別是，純策略式的決定和相應的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操控將革命實踐降低到了純粹的國家權力政治層面上。在國際方面，列寧與史達林的不同也清晰可見。當列寧支持凱末爾（ Kemal Pascha ）為解放土耳其，反抗獲勝的帝國主義力量的獨裁統治而領導的民族鬥爭時，支持背後的原則很明顯：就每一場針對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抗爭而言，工農國家是站在革命一邊的，無論他們是以何種名義的社會制度來反抗帝國主義。這種支持是基於社會主義的原則，基於哲學上馬克思和列寧對民族解放鬥爭的歷史角色的正確理論。由於對所有重大的歷史問題都採用了純策略手段，史達林無法在實施政策時擺出一副在精神和道德上無可爭辯的臉孔。這一點在反抗希特勒時也是如此。例如，當史達林的繼任者成了反抗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的保護者時，這個決定就是照搬這位大人物的意識形態進行操控的。按照這種虛無的意識形態原則，他們不得不使用策略式的社會主義口號來做決定。因為接受了史達林的方法論，即使他們最終有革命性的、反帝國主義的依據，他們的行為也表現為在意識形態上經過修飾的大國策略。這是一種革命原則和國家權力政治之間的區別。我們將回到這種對意識形態的誤解所產生的國際影響這個問題上來，將說明從史達林時代開始，這種意識形態上的誤解給社會主義的國際政策所帶來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