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的進程 · 第五章 史達林對對手的勝利

［第 107 頁］緊接著列寧逝世之後，眾多領導人圍繞成為其繼承者的鬥爭被嚴重地政治意識形態化了。在整個社會主義的歷史中，如果以完整的歷史研究的標準來看，對這個時代進行的調查研究恐怕是最少的了。很多證據都被破壞了。在大清洗（ Great Purges ）時期以及隨後幾年中，大多數的政治理論文件，特別是反史達林的文件，都從公開發行中消失了。因此，這些文件公眾都接觸不到了，它們的作者也被強制消失，變成了非人的存在（ non-people ）。由於缺乏證據，關於從列寧到史達林的過渡的客觀歷史描述和有充分證據的理論探討變得幾乎不可能了。那些已出版的支持史達林的文件作為官方的史達林主義版本也遭到了同樣的破壞。有文件支持的大多數反史達林主義的文章也產生於存有偏見的政治基礎。即使是著名的伊薩克·多伊徹（ I . Deutscher ）也逃脫不了偏見和歪曲。我們下面的評論也不能聲稱能填補詳盡、客觀研究的空白。然而，筆者緊追該時代具有重大意義的爭論，這樣，他就在承認其具有主觀特徵的同時，擁有了以最普遍的術語來評論蘇聯思想巨變的基本方法論的自由。 所謂列寧的最後遺囑包括其對主要布爾什維克同事的評價是眾所周知的最悲觀的歷史文件之一。在他的「最後遺囑」中，列寧評價了他的領導集體——六個最主要的共產主義者。列寧以巨大的懷疑主義思考這些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未來發展的依靠者們。由於列寧沒有認識到加米涅夫（ Kamenev ）和季諾維也夫（ Zinoviev ）對十月革命的錯誤評價是一個僅有的意外失誤，而認為是他們分析能力中的一個固有缺陷，他對他們能力的懷疑的歷史解釋需要得到重新確認。［第 108 頁］其他被選出的三個人，確切地說就托洛茨基和皮達可夫（ Pyatakov ）而言，和某種程度上非直接地就史達林而言，他看到他們代表了俄國未來發展的嚴重危險。他們三個都主張用行政手段處理原則性問題（甚至願意使用武力來解決問題，史達林最強烈地體現了這一傾向）。布哈林是唯一的一個展示理論家能力的人，列寧表達了對於布哈林對馬克思的解釋的正確度的保留。由於列寧認為這六個政治人物是布爾什維克領導團隊的精英，他們能夠和應該確保建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能夠繼續，「最後遺囑」必須被判定為一個空前絕望的表達。 這種悲觀主義很快如其所是地證實了自身。列寧死後的幾年，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權充斥了關於未來發展過程的各種觀點。但是，所有這些觀點展示了一個根深蒂固的基本的理論的和方法論的原則的相似性。沒有人能堅持致力於列寧的強烈願望——通過已有的基礎的擴展和強化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儘管每個列寧的繼承者對蘇聯的工業化過程有不同的觀點，在列寧那裡的社會主義民主的中心地位卻被純粹的經濟問題所取代。這些列寧追隨者的不同觀點在外交事務問題上也有重要的影響。就重點目標的轉移以及從民主化進程向快速經濟工業化的轉變策略，對那些渴望成為列寧繼承者有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在資主義社會和社會民主黨人士中，如果他肯定列寧，列寧被認為是一個精明的策略家。儘管被一種正義感所激勵，這仍然是人們的一種持續的誤解。策略決策對列寧來說永遠都不是首要的。他的確是對主流情況和即將發生的選擇的可能性具有非同尋常的洞察力的分析家。有充分的理由證明他一貫主張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也有同樣充分的理由證明他經常並強有力地主張馬克思的不平衡發展法則的重要性。在他看來，策略決策只是全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短暫時刻。列寧區分了人類發展的總體進程和某一特定時刻的策略需求。只有理解了人類歷史的普遍發展過程，才有可能達到與人類「實踐」有關聯的恰當的策略決策。策略只有與總體的歷史戰略相一致，才可能有效。列寧把普遍的歷史趨勢作為戰略，以具體的時刻作為策略。只有在一個歷史的、科學理論的和戰略的框架內，人們才有可能達到真正的策略形式。例如，具體分析導致某一個具體實踐的某一個具體情況。 ［第 109 頁］最重要的是，列寧的繼承者放棄了歷史性的戰略考慮的優先權。他們都認為自己在面對需要立即決定的情況，在此情形下就不需要理論的歷史觀了。至於把策略決策與長期觀點相聯繫，這在很多情況下，並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歷史觀。事件的運動是依靠既存的具體環境具有絕對優先權的方向發展的。全部革命發展的理論後來很快被補充到策略中，因為這些補充很容易被修改。因為理論並不會被嚴肅地認為是指導方針，新的策略決策有可能被臨時改變，甚至是改變到它們的對立面。史達林和他的同輩拉開了與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和列寧的距離。列寧死後，這樣一個理論程序的轉變意味著意識形態結構的修正，它在歐洲社會民主黨中發生得較早。正如圍繞伯恩施坦的爭論劃分出社會主義歷史的一個時代，列寧逝世後，馬克思主義的僵化是社會主義歷史中又一個時代的歷史性劃分。但是，在對歐洲社會主義與俄國社會主義進行比較時，必須提到兩個重要的觀點：革命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從歐洲社會主義的綏靖中分離的時刻和後列寧主義的布爾什維克和歐洲社會主義把策略的優先權僵化的時刻。歐洲社會主義民主黨的綏靖是和伯恩施坦相聯繫的。在後來的黨綱中，對馬克思社會民主的歪曲導致了與馬克思革命理論的公開決裂，導致了一種精神和實踐上與現實社會的妥協，這同樣被資產階級政黨所運用。與社會民主黨截然相反，即使在 1903 年大會之前，列寧主義傾向於馬克思意義上的革命實踐和戰略概念。另一方面，他的繼承者從列寧主義的退卻，即非馬克思主義和非列寧主義的修正體現了一個與歐洲社會民主黨相類似的趨勢，策略的優先權被上升到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高度。與馬克思和列寧不同，理論不再是策略決策的精神基礎，而是它的滯後的、合理設計的、經常是詭辯式的「辯護」。但是那對史達林和他那個時代的人是必要的，他們通過表明他們體現了馬克思和列寧的傳統，從而建立他們的合法性。即使在事實上他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變形，這些觀點試圖說明史達林和他的繼承權上的對手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線性的繼續、應用和擴展。 這個奇怪的馬克思方法的「未來發展」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發明或創造。它直接根源於革命工人運動的真實情況，在那時革命工人運動發現自身並總是立即陷入其中。［第 110 頁］第一個階段的特徵是工人運動的創立和組織的鞏固，馬克思被看作是無可爭議的國際領袖，在他的人格中，理論上和實踐上的策略領導水平被有機地統一起來。馬克思死後，這些功能被恩格斯所代表，但沒有發生本質上的理論變化。只是在恩格斯死後，社會民主黨中的問題才開始浮出水面。例如：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日常組織實踐怎樣有機結合？在很長時間裡，好像考茨基和倍倍爾的合作能解決這一問題。然而，在第一次大危機中（伯恩施坦的爭論），政黨領導階層事實上被證明是屈服於策略的霸權：理論似乎僅是對已經獨立轉化為實踐的策略的補充論證。（像梅林和盧森堡這樣的理論家基本上仍未受影響。）維克多·阿德勒是一個純粹的策略家，儘管黨中有許多理論能力更強的同志，但維克多仍然控制著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領導權。起初，普列漢諾夫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儘管有許多差別，「歐洲路線」甚至在這裡也顯示了其自身。逐漸地，列寧在布爾什維克運動中贏得了地位，這很容易讓人回想起馬克思和恩格斯獲得領導權的過程，由於 1917 年革命，列寧的聲望達到了頂峰。 俄國共產主義領導層的鬥爭集中於找到列寧的繼承者，該繼承者能夠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意義上為共產主義運動提供一個包容性的理論上與實踐上的策略。托洛茨基，革命時期的強有力的領袖，完全不適應這個角色，因為他在正確的策略行動方面完全不稱職，甚至他的敬慕者和傳記作者伊薩克·多伊徹也承認這一點。除了我們將在後面提及的一些具體因素，史達林對托洛茨基的勝利是一個聰明的、詭計多端的和高明的謀略家的勝利。把此一勝利描繪為正確的列寧學說戰勝了歪曲的列寧學說，這也是史達林的謀略的一部分。但是，在戰勝對手之後，史達林絲毫沒有作為列寧的忠誠學生履行職責的打算，這就是史達林人格的本質。逐漸地——經常用獨創的策略技巧——史達林創造了這樣一種形勢，他把自己作為偉大的前任的真正繼承者展現在公眾意識中但他更具有優異的領導技巧。在爭奪馬克思和列寧遺產的鬥爭中，史達林作為勝利者前進，他建立了一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革命工人運動譜系。即使史達林實際上扭曲了馬克思主義，在整個史達林歷史時期，他也被認為是和列寧並列的這一傳統的繼承者。 但不如說史達林是一個極其機敏、精明的策略家。（我們會發現，他的政治生涯揭示了他這一方面才能的積極和消極特徵。）［第 111 頁］即使在列寧剛剛去世的時期，他總是懂得怎樣機靈地處理事情。他通常沒有自己確定的立場，但他知道怎樣從策略上謹慎地把自己偽裝成為最高政治原則的榜樣。史達林能審時度勢地把握使對手相互殘殺的特定時機。他也巧妙地從對手那裡竊取可能有用的信息為己所用。他善於從策略上機敏地逐步地把各種政治統治工具集中於其手中（政黨，政權和宣傳機構）。他的整個統治是皇權式的，但是他宣傳自己和列寧主義的民主主義是一致的。與此同時，史達林破壞了列寧主義，他因此能利用列寧主義的遺產來鞏固自己的權力。 早些時候，我們試圖指出，對列寧來說，核心的戰略問題是保持和繼續大眾革命（工農聯盟）。新經濟政策最緊迫的問題是工業化生產的重建，對他來說，這是重建聯盟的首要而不可或缺的手段，這在 1905 和 1917 革命中也構成了他的政治的軸心。他總是從政治的觀點出發來看待預期的漫長而又充滿矛盾的工業化基礎的建立過程。眾所周知，他甚至準備對外國資本家讓步以使其參與進來，為俄國工業的經濟復甦奠定暫時的基礎。這個計劃仍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夢，這不是他的錯。他死後，主要的問題是：誰將可能是經濟復甦的受益人 ? 誰將為其實際上的實現付出代價？左翼（托洛茨基和普列奧勃拉任斯基）要求「原始社會主義積累」政策，例如：以犧牲小農階級為代價建設單一的、快速的大工業。右翼（布哈林）認為建設和工業的更高發展的經濟中心問題是供應農村必需品的工業能力（口號：「讓你自己富起來！」）。本質上，兩翼把問題歸納為純粹的經濟範疇，產生了極其深遠的政治結果。對於兩翼來說，列寧認為極其重要的無產階級和小農階級的政治聯盟的觀點被認為是極端的和理論上被排除在外的。同樣出於此原因，俄國發展過程的鬥爭僅僅集中於策略的選擇，這在大多數情況下——又與列寧相反——  與黨的領導人的人格高度是一致的。史達林沒有從理論層面的爭論上與對手區分開來，但他在策略上是超過對手的。［第 112 頁］史達林從阻礙托洛茨基成為黨的領導人的角度處理策略問題。他精明地游弋於左右兩翼之間，允許一方打擊另一方，以便兩翼政治上受損，使他能夠侵占「原始社會主義積累」的成果，並且用更大力量和極其殘酷的手段來發展它。 有一個問題使圍繞俄國發展過程的鬥爭複雜化了，列寧死後，這個問題顯現出來。這就是在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1921 年後，從不平衡發展理論出發，列寧堅信，社會主義革命不會超越俄國國界而發展並取得全球的勝利。然而， 1921 年前，像許多同時代人一樣，他最初承認這樣的觀點：俄國革命僅是該波浪的開始，革命作為這場戰爭危機的一個解決辦法，會迅速卷席其它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僅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最主要是他死後，事實證明儘管在個別國家具有客觀的革命條件和零星的短時期的革命的成功，但由於一些客觀因素的消失，全世界範圍內的革命勝利成為不可能。另外，為了克服俄國革命的非經典本質，現在增加了一個附加的問題：在沒有外部幫助的情況下，俄國革命如何保存自己並正常發展，最終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在客觀的社會歷史現實面前，這些複雜的問題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由於俄國孤立的情況，戰勝經濟的落後成為政治考慮的焦點問題。要解決該問題，俄國蘇維埃共和國現在唯一可利用的是它自己的經濟資源。然而，蘇維埃共和國的確受到了世界範圍的道德心理上的支持。資本主義國家勞動人民的意識形態影響力以及他們對俄國革命的同情是更重要的態度因素。這些道德心理成份不但是精神上的影響，而且在通常情況下，特別是在危急關頭，能夠上升為現實物質的支持。當時，蘇聯接受了道德的支持，但沒有接受經濟援助。國際無產階級的精神參與對俄國的核心的、內在的經濟問題並沒有提供任何的實際幫助。俄國面對的歷史命運以如下形式呈現出來：完全依靠自己，在俄國保持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的勝利，並獨立完成建設社會主義必須的工業基礎，這是可能的嗎？ 這些有高度爭議的問題的答案說明了在蘇聯為權力而鬥爭的各種各樣的力量。它們也說明了，這些爭議的力量怎樣拋棄了馬克思和列寧的動力方法論原則。［第 113 頁］列寧死後，這些好戰的陣營被策略上的運動和反向運動所支配。更重要的是，俄國革命的非正統起源問題從黨內爭論中消失了。不斷簡化的爭論的普遍理論原則是對生產資料國有化的信仰，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形式，對俄國面臨的複雜問題提供了實質上的答案。長時間以來，克服經濟倒退仍是蘇聯政府的中心問題。由於衰退問題僅僅以經濟觀點被處理，很明顯那些相關的民主、政治問題就被排除在爭論之外了。俄國共產黨變得陷溺於經濟主義，並且不再致力於俄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民主方面。在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取代了更重要的俄國革命的非經典本質問題。因此，蘇聯人爭論的是一個錯誤的問題。甚至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又被簡化為社會主義是否能夠在單獨一個國家發展。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優先權還是給予了純粹的策略思考。每個人都應注意到，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的發展必然需要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然而，如果一個人能夠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的發展只有首先通過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完成，那麼策略和意識形態的結果必須滿足下列兩個形式：要麼，世界革命必須通過各種手段加速進行；或者，由於世界革命不發展，政黨（共產黨）必須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無論犧牲多大的人力，甚至這些嚴酷的手段也不能保證能夠建成必要的工業基礎。持有國際觀點的托洛茨基當然不會用這種野蠻的簡單化的選擇來看待這個難題。在缺乏真正的革命發展理論的情況下，在公眾意見中，錯誤的選擇扮演一個如此重要的角色，這是不可避免的。 英明的策略家史達林通過使用抽象的宣傳表達，使這些歪曲的選擇變成了經濟爭論的中心問題。他主張，對於蘇聯的發展問題，唯一可能的馬克思主義的答案就是在一個國家徹底建成社會主義。當然，幾年之後，他被這一獨有的策略宣傳的解決方案所誤導。由於這一原因，他似乎把一個正確的理論解決方案曲解成了一個喧囂的廢話：單獨一個國家不僅能建成社會主義，而且向共產主義過渡都是可能的。由於上述原因，再加上資本主義對俄國的包圍，使他認為，政權及其所有內外鎮壓手段必須繼續存在。［第 114 頁］在史達林的共產主義中，正如一個當代智者所言：根據他們的需求，每個人都應被關在集中營內。在此，我們不準備諷刺的評論的實際內容和史達林主義的策略優先權，因為後面我們還會回到這個問題上。無論如何，指出直到在第 20 次黨代會攻擊「個人崇拜」時為止，策略的優先權仍然未受攻擊或許是有用的。儘管赫魯曉夫時常激動地批評史達林，但他仍舊是一個經濟主義者。他提出共產主義的介紹推廣依賴於一定水平的經濟生產成就。當俄國達到越越美國生產力水平的階段，那麼共產主義將變成現實。赫魯曉夫僅考慮到經濟前提，共產主義也需要政治和民主前提的觀念超出了他的智力範圍。儘管是史達林的批判者，赫魯曉夫仍局限在史達林主義內，因為他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成為經濟生產力的同義詞，他不允許社會主義民主理論進入爭論的範圍。 讓我們回到當前的主題。在布哈林集團的幫助下，史達林在剝奪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派的權力之後，竊用了他們的「原始社會主義積累」規劃的經濟內容。他通過從不使用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派的相同術語來掩蓋他的思想上的偷竊。他然後又轉向反對他之前的布哈林主義的聯盟，在摧毀布哈林集團時，他利用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陣營的思想作為策略口號。儘管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是很有用的，但是我們仍然不能詳盡地分析史達林狡猾的政策。我們只能間接指出源自於史達林的極權主義表現的那些行動原則。正如我們看到的，史達林的方法論原則是徹底服從策略觀點的絕對優先權，甚至不顧任何關於社會主義發展的總體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史達林的勝利是被他的對手，正如他本人一樣不能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建立他們的策略的事實客觀上促成的。即使他的對手犯如史達林一樣的方法論錯誤，區別是他的更高的政治靈活性和更熟練的政權統治工具的組織。預設了 1921 年後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高潮，托洛茨基總是從普遍革命思想出發，這依然是華而不實的。布哈林從半實證主義思想的教條設計出發，這從不被認為是辯證的方法。由於這些方法論的錯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低於史達林的策略能力被額外削弱了。［第 115 頁］缺乏任何理論洞察力，他們變得僵化和不靈活，這又降低了他們實質上有限的策略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史達林的勝利不是偶然的。他的勝利並不表明他在鬥爭方面個人的內在天賦，因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確比他更有天賦。他的勝利來自他的策略睿智。一些人抱有這樣的幻想，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比史達林更有能力引導俄國走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但是這個幻想忽視了這個事實，沒有一個史達林的對手具有和當時的真實情況相一致的根本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規劃，實際上布哈林和托洛芡基也和馬克思列寧有著巨大的理論差異。另一方面，這是對史達林總能夠把自己描繪為列寧的唯一的合法繼承者的補充說明。他把自己描繪成列寧的真正繼承者，這幫助了他的統治合法化。幾十年來，這種觀點紮根於共產主義運動中，史達林死後這種思想繼續存在，它阻礙了對史達林、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權力鬥爭的具體起源的準確的歷史描述。 ［第 116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