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的進程 · 第四章 對一個具體問題的理論和歷史假設

［第 93 頁］如果我們已經拒絕把資產階級民主作為社會主義民主的替代品，這可能首先是出於實際政治上的考慮。一項當代的經驗分析已經清楚地表明，每一次用資產階級的變體取代社會主義民主的企圖都不可避免地導致對社會主義的殺戮（很有可能也是對民主本身的殺戮）。如果我們現在企圖發現真正的政治替代品，我們就必須用截然相反的方法論步驟來解決問題。從這個角度講，不可能在武斷命令的意義上提出社會主義（或者與其本質相關的當代流行觀點）是民主的極端對立面。相反，我們必須首先努力理解當前現有的社會主義模式，從社會歷史學的角度去理解其當前的具體存在。當我們達到這種理解以後，我們將努力更準確地闡述民主化問題。 現有社會主義的實際社會存在起源於史達林時期危機期間就已經出現的各種制度、趨勢、理論、戰術的綜合體。該危機在第 20 次代表大會（ 1956 年）被第一次賦予理論——實踐的表述，並且，其各種後果也植根於這次代表大會。如果我們不從支撐這個重建的實際意圖和結構開始，那麼要理解始於第 20 次黨代會的改革的理論—實踐工作及其價值與方向是不可能的。 簡單討論一下史達林時代自身的特點也是不可或缺的。第 20 次代表大會把這個時期的社會主義發展描述為一場「個人崇拜」。一些有洞察力的批評家馬上提出反對這個描述性的短語及其社會內容所暗示的社會主義危機的本質。首先，正是帕爾米羅·陶里亞蒂（ Palmiro Togliatti ）拒絕把史達林的個人特點看作社會主義發展中這一深刻危機的最終原因。他要求對整個史達林時期進行深刻、徹底的經濟與社會歷史分析。他堅持認為：沒有這種徹底的研究，就不可能［第 94 頁］明確地用馬列主義思想來闡述史達林對社會主義這個階段的積極和消極貢獻。不幸的是，我們必須承認：能夠滿足這種需求的分析還沒有被進行到底。 在讀者面前的這份簡短、倉促、高度概括的草稿不足以滿足這些嚴格的要求，不能滿足對史達林時期進行權威的科學分析的合理需要。但是，陶里亞蒂的呼籲並非想要做一個詳細的學術評估。他的期望更重要的是對社會主義歷史中這個關鍵的、決定命運的時代的統治原則的解釋，以便於重建的正確計劃能夠讓病人治癒殘疾，回到健康生活。 如果想要滿足陶里亞蒂的合理要求，人們就必須從頭開始。按照馬克思的理解，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不是這一世界的歷史性轉變的一個「經典體現」。按照馬克思的預測，這種革命必須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首先爆發。而且，馬克思設想這場無產階級革命自身的性質將成為文明世界其餘部分的典範。即使我們忽略革命的經典模式的次要特徵，涉及我們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在一個經濟上並由此而在社會方面不發達的國家中社會主義的發展。列寧從不懷疑俄國的革命是不正常的，是與馬克思主義的預言不完全一致的。當列寧開始在他的著作《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The Infantile Disorder of Communism ）中談到俄國革命的國際意義時，他正確地強調了它的重要意義。但是，他並沒忘記馬上補充道：「要是誇大了這個真理，說它不僅限於我國革命的某些基本特點，那當然是很大的錯誤。而且，如果忽略另外一點，同樣也是錯誤的，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只要在一個先進國家裡取得勝利，就很可能發生一個大的變化，那時，俄國很快就不再是模範的國家，而又會成為落後的（在「蘇維埃」和社會主義的意義上來說）國家了。」 [120] 通過這段論述，我們不難看出列寧的意思是什麼。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首先是一個經濟問題。在一個發生成功革命的國家裡，資本主義的發展越高，社會主義被確立的具體基礎就會越直接、越充分。相反，在一個不發達的國家，許多問題必須被列入議事日程中。從純粹經濟學的角度看，這些問題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期間已經得到解決。這裡的問題——並且在經濟現實中兩個問題構成一個相互依賴的整體——是重工業與農業之間的關係。［第 95 頁］一方面，在規模生產的決定性部門中存在大工業發展的定性以及定量的程度的問題。另一方面，工業或者農業勞動人口適當分布的問題。資源合理分配的意圖是獲得平衡的經濟增長；工業與農業的相互關聯與進一步發展能夠支持經濟各個領域的發展。 1917 年，沒有人對俄羅斯帝國的資本主義生產已經解決了工農業的關係產生疑問，俄羅斯帝國的資本主義仍然不發達並留下了許多未解決的經濟問題。 如果我們接受這些結論，難道這不就證明偉大的十月革命暴力推翻資本主義王朝是一個錯誤嗎？正如社會民主理論從一開始就一直想要表明的那樣。我們認為：不。偉大的歷史性決策、革命的轉折點決不會如同一項學術研究一樣以純理論的方式出現。它們是選項的答案，其中，那些被鼓動的、關注日常生活以及重大政治問題的人民在催促著各黨派及其領導者。在 1917 年，採取決策的條件首先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戰決定的。戰爭製造了社會主義的決定性時刻，各種馬克思主義黨派都企圖用自己的方法克服這場危機。第二國際決議都聲明反對戰爭。但很少有例外，歐洲社會主義黨派中大多數的行為都巧妙地支持那場帝國主義戰爭。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並沒有改變這種基本情形。相反，繼續戰爭成為多數俄國黨派的主要目標，尤其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者。布爾什維克奪取國家權力的鬥爭與數百萬民眾要求馬上結束戰爭的火熱願望是一致的。這個儘快結束消耗人口的戰爭問題，由於當時情勢的緊迫而成為十月具體選擇的決定性問題。為了立即結束戰爭，有必要推翻資產階級民主政權。（希特勒掌權前的魏瑪共和國的全部歷史說明了把革命決策推遲到不可避免的軍事崩潰之後產生的社會後果。） 同樣道理，在十月，俄國國內的政治抉擇也被清晰地劃分開來。在 1917 年，貫穿 19 世紀俄國社會發展的根本問題達到其爆發的頂點。這場危機關係到清算盛行的封建殘餘，即在 19 世紀晚期農民被資本主義而不是封建主義剝削的現象。在 1917 年的過程中，儘管有亞歷山大·克倫斯基（ Alexander Kerensky ）「民主政權」的激烈抵抗，持續增加的農民暴動和自發的土地再分配以不間斷的形式向前進行。［第 96 頁］而且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滅亡，農民問題的真正解決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十月，兩個問題匯合起來：一個是關於帝國主義戰爭，另一個是關於農民問題。兩者都與俄羅斯社會的維持相關，並為社會暴動提供了機會。兩者都不具有直接的社會主義特徵，但在當時情況下，只有通過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才能使絕大多數勞動群眾滿意。有鑒於此，就這個術語的最廣泛意義而言， 1917 年 10 月面對嚴峻的革命形勢：統治階級不能夠再以舊方式管理，被壓迫被剝削的群眾拒絕以舊的方式生活（列寧對革命形勢的定義）。由於這些原因，除非把社會背景考慮進去，否則 1917 年的決策就無法討論。 毫無疑問，向社會主義過渡這一非經典的決策在政治上是合理的。然而，這場政治革命最大的有效性也沒有克服真正的經濟問題。幾年後，這種政治與經濟之間的巨大差異將證明其自身是俄國經濟繼續發展的中心問題。首先，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必須為生存抗擊德國帝國主義，再後來抗擊各種干涉的軍隊。在此過程中，蘇維埃無產階級展示了一種力量，群眾的決心和一種優越的政治軍事領導能力。這個蘇維埃無產階級的英雄時代提高並加深了其吸引力；這個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為全世界最廣大的人民樹立了榜樣。直到內戰勝利結束後，社會主義過渡的非經典形式自身固有的經濟問題才變成蘇聯生活的焦點。 當列寧在理論上解決這個複雜的問題時，他並沒忘記強調，他們處理的是全新的問題。「馬克思甚至沒有考慮為此寫一個字」，他在 1922 年說到。 [121] 問題似乎都是純經濟的，並且列寧反覆提到由此產生的實際後果。然而，他非常關注這一事實：無產階級與農民群眾之間的聯盟被內戰遺留的經濟形勢所破壞。他說：「基本的、有決定意義的、壓倒一切的任務，就是使我們開始建設的新興經濟（建設得很不好，很不熟練，但畢竟是在完全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和新的生產、新的分配的基礎上開始建設的）同千百萬農民賴以生存的農民經濟結合起來。」 [122] ［第 97 頁］我們甚至可以說，這個目標表明，列寧以一種實踐直覺的方式掌握了作為一種具體社會形態的社會主義的特徵，儘管他從沒有用普遍理論的形式闡述這個問題。在早期社會形態中，一個經濟結構的變化發生在一種內在決定主義的基礎之上。但是，這並不排除社會主義轉變的第一個偉大範例作為目的論導向的、有意識的（事實上經常是錯誤的意識）個人實踐成為事實。生產資料的社會化使其專注於對勞動階級的控制成為社會意識必然的後果，它們將社會看作一個由經濟上相互聯繫的部分構成的整體。由於上述原因，勞動階級被號召從被控制者轉變為人類社會發展的計劃者。具體社會結構的轉變應該是無產階級意識和社會存在的結果。意識必須成為社會的指導性終極目的，從計劃其經濟運行到把社會主義看作共產主義的預備階段。列寧正確地覺察到在 1917 年，被破壞的城鄉關係由於上述原因而被引入一個人類社會活動的新時期，它始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破壞了資本主義的或傳統的半封建的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這個新時代需要給人類進步下一個新的定義。現在不再有可能使歷史被盲目的決定主義力量所統治，但是有必要讓客觀經濟力量受到人類意識的指導。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三條斷言：「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這是一個不可迴避的事實。 在一定程度上，社會主義意味著憑藉人類意識和社會的自我決定來控制人類發展。意識的一個特性就是其可教育性。人類的這種自我教育的中介——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用世界歷史性的術語表達，成為真正的類存在的自我教育——是社會主義民主。人的類存在的社會經濟發展據此提出一個問題，馬克思的所有繼承者中唯有列寧將其描述為社會主義過渡的中心問題，並使之成為他的目的性行動的基礎。事實上教育者——社會主義革命的領導階層——自身必須受教育是一個評論：一方面，每種烏托邦主義都意味著合理的說服就像發動機，推動人類發展到絕對和諧生存的未來國家；在另一方面，它也是對機械唯物主義的一種否定，它只是把每個結果作為生產發展的自發的、必要的產品。對馬克思來說，經濟世界（必然王國），永遠不是人類存在的自我創造的唯一基礎。馬克思把人類自覺的自我創造描述為「自由王國」。［第 98 頁］他把「自由王國」的本質內容進一步定義為「人類力量的發展，作為自身的目的是其自身的價值標準。」同時，他明確指出這種實踐活動必須與單純的經濟有質的區別。這種人類目的論的意識是一種至關重要的、新產生的經濟矛盾。人類發展，對馬克思而言，是決定論和目的論之間一種辯證的相互聯繫。「而只有當『必然王國』成為其基礎，這種辯證的生活實踐才能開花結果。」 [123] 1917 年革命的非經典特徵首先取決於這個事實：社會主義從一個發展階段開始其發展，在此階段中，現存的生產和分配水平還不足以作為「自由王國」的具體準備的基礎。因此，必須引進過渡時期，在此期間這種經濟的不發達被超越。此一經濟向更高水平加速發展的過渡時期，必須成為受意識指引的社會生活中令人關注的當務之急。列寧清楚地理解高水平的工業發展是社會主義成長的經濟前提。正如我們所表明的，他認識到工業基礎的重要性。此時他暗示，如果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個經濟發達國家取得勝利的話，那麼這個國家將接替蘇聯的角色並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先鋒而出現。 在歷史上，直至此時，沒有一個人，甚至列寧也不能從理論上闡述這樣一個非經典的社會主義建設、即共產主義的準備階段的關鍵問題。從我們現在的角度，這些問題的理論概括可以用以下方法來陳述：在這一過渡時期的形態下，被號召來克服工業不發達的單純經濟實踐，與意欲創造民主的無產階級行動及制度等理想的社會主義內容之間的關係是什麼？這對列寧來說非常清楚，他從來不忽視事實——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裡發現的以前的社會主義思想，沒有也不可能給對經濟發展與民主制度的發展之間建立聯繫的問題提供理論上的解答。經濟與政治之間關係的問題，具有巨大的社會本體論的重要性，因為它顯示出自由王國在本質上不同於經濟的必然王國。它還表明自由王國只能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達到。這個定義表達出「上層建築」對「基礎」的社會依賴以及這兩個社會範疇之間質的不同。「自由王國」這個術語已經暗示出比階級社會中的上層建築及其功能更多的內容。這個本體論的跳躍從事實上宣稱，［第 99 頁］在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實踐的基礎必須由自覺目的論所指導，該目的論能夠創造一個人類普遍相互依賴的社會。 社會主義（以及更高程度上的共產主義）是經濟基礎，其中社會整體被置於自覺目的論的指導之下，並因此日益脫離其資本主義性質。雖然社會主義受到指向最終人性目的的人類意識的指導，但它依然是一個依據因果法則運行的社會整體。毫無疑問，社會因果律的統治使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更加複雜。廢除資本主義體制並非總是必要的，在一定程度上資本主義的發展為社會主義奠定了物質基礎。恩格斯在涉及合資股份公司時已經察覺到這一點，並且列寧懂得資本主義壟斷是社會主義財產的過渡性結構。儘管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這些問題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是，它們不會模糊任何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運動中內在的本質變化。在社會主義人性的成長中，本質上的改變在於經濟發展從此以後將由普遍的目的論來管理。這種目的論，不是定義為因果性的客觀法則，必須被理解為社會發展中的類的自我決定的人類主體意識設計。在此背景下，馬克思本人事實上把這類因果性的客觀法則描述為必然王國在社會本體論上是正確的。因為經濟總是社會的物質再生產過程，其中個體的人類存在最終仍然是再生產過程中的對象。在此過程中，人類智力是被指向客觀可能性的最大化利用。在「必然王國」中，沒有為了把人的類存在自身當作目的服務的那些活動的位置。「必然王國」的繼續存在絲毫不削弱生產方式社會化的事實並具有躍升為本體論的性質。首先，對個體或群體不再有可能利用經濟服務於他們自己的私人利益；其次，作為這點的直接後果，將經濟發展的客觀選擇置於人類的自覺設計和人性目標的掌控之中的可能性就會產生。在生產資料私有化的情況下，這些生產資料附屬於類的更高目標充其量是一個遙遠的可能性。 列寧對主客觀力量之間的聯繫有著深刻的洞察力，並且他還是人類自我決定論的倡導者。他希望把主客觀力量和創造性的知識置於即將來臨的自由王國的服務中。他認識到俄國不發達的問題，把災難性質假定為一戰和內戰的後果，在純經濟背景下不能夠克服。［第 100 頁］他把經濟問題歸屬於社會主義社會能夠支持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試驗。我們提到他覺察到無產階級和農民聯盟的破裂是過渡危機的主要危險，我們繼續從這個確定的原則出發。按照列寧的觀點，進入社會主義的本體論跳躍由一個社會的和具有社會意識的工、農業勞動人口所組成的聯盟組成，該聯盟為了提高他們的物質與精神生活，通過他們自己的勞動和經驗達到有意義的合作的類生活。 列寧的計劃是否或多大程度上在實踐上可行，在今天是次要的。人們不應該忘記當新經濟政策實施時他的致命性疾病會使他日益不適合執行正常的管理活動。這些年裡他大部分的理論工作由改革社會主義實驗的藍圖組成。關於他的主張的空想性質，列寧本人並沒有幻想。在任何情況下，他都越來越不能夠追求他們真正的實際具體的執行力，或者用實踐力量加在一個人身上的自我批評的方法控制他們。他把這些思想僅僅看作是一種新出現的社會現實中最內在趨勢的理論設計，並且把這些概念看作生產階級的未來社會主義存在的探索性計劃。事實證明，他經濟設計中的臨時性特徵——後來在蘇聯發展的集中計劃制度——仍然在新經濟政策時代思想中扮演著高度附屬的角色。他後來常被人們引用的論述——蘇維埃加上電氣化等於社會主義——不應該被當作他對這種未來社會定義的陳述。然而，他想要實現其具體計劃的方法展示出一種特殊的方法論，這一方法論依然具有其理論意義。列寧贊成自覺的投入到現實。通過這項試驗，通過人類理性的反思特徵，人類意識到他們有在理論中把握社會的能力。列寧經常引用拿破崙一世的話：「人從事活動並指導活動。」我們相信列寧的方法論對於經濟計劃的許多幻想仍然形成一種健全的抗衡，這些幻想由於其抽象的必然性經常是建立在錯誤推論的基礎上的。因為它們能被輕鬆地操縱，這些關於集中化計劃的幻想與社會主義社會的真實意義完全無關。 在一定程度上，列寧看到了混淆集中計劃與社會主義的危險性。黨內和國內蘇維埃生活日益增長的官僚化是他整個患病期間最關注的。任何仔細研究過他 1917 年以前著作的人都能輕鬆地了解到，對他來說，［第 101 頁］無產階級在從日常生活到重大政治決策領域的自我活動，代表了勞動人民為實施社會主義革命做準備的重要症狀。然而，列寧不僅容忍而且甚至有時還幫助了更強大的官僚主義發展。這是內戰期間的情況，當時需要克服許多緊迫的困難，首先是軍事上如此。但是由於實際上的成功，這種官僚組織也滲透到了民政部門。內戰勝利結束以後，他的主要目標是消除這種官僚主義，向正常的社會生活回歸。這種趨勢十分清楚地表現在工會問題的爭論中，托洛茨基提出一個工會國有化計劃以便於他們的組織潛能能夠被利用於提高生產利益中。對托洛茨基而言，因為他不相信無產階級有任何警惕工人國家的需要，這一計劃看起來具有不容置疑的可行性。列寧從另一方面強調說，事實上，國家是「一個帶有官僚主義弊病的工人國家」。正因如此，他將自己的觀點總結如下：「我們現在的國家是這樣的：全體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應當保護自己，而我們則應當利用這些工人組織來保護工人免受自己國家的侵犯，同時也利用它們來組織工人保護我們的國家。」 [124] 任何熟悉列寧生命最後幾年的著作與書信的人都知道他堅決頑強地在國家與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與官僚化作鬥爭。他甚至想要從黨內排除其它方面令人尊重的同事（比如奧爾忠尼啟則），因為他們通過後退到內戰以前的某些程序的方法來損壞無產階級民主原則。 在大眾參與問題上，列寧早就堅持了理論上正確的立場。在《國家與革命》這本他對政治問題的重要論述中，他談到了「國家的消亡」。當「人們既然擺脫了資本主義奴隸制，擺脫了資本主義剝削所造成的無數殘暴、野蠻、荒謬和卑鄙的現象，也就會逐漸習慣於遵守數百年來人們就知道的、數千年來在一切處世格言上反覆談到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自動地遵守這些規則，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強制，不需要服從，不需要所謂國家實行這種強制的特殊機構」，國家就只能消亡。 [125] 列寧一如既往、全神貫注地對待他面前的具體任務。這意味著他沒有著手於馬克思的「自由王國」這一更為複雜的問題，而是專心關注於「國家的消亡」。但是，如果人們以純粹的方法論去理解的話，他的立場涉及到國家問題的全部範圍。最重要的是，即使在這裡，他也把日常個人生存的整體考慮進去，［第 102 頁］他遠不是試圖把某種「公民特徵」強加於社會主義民主理想之上。 在《國家與革命》的前幾部分，在涉及政治問題的其它方面，他對資產階級民主採取了否定的態度。社會主義民主並不僅僅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延伸。恰恰相反，社會主義民主是資產階級民主的直接對立物。最重要的是，民主不應該是資產階級社會固有的唯物主義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而是整個社會自身進步的積極成份。民主不應該再是以許多物質障礙為基礎，例如，城邦中的民主，而是自我完善過程中的社會本體存在。因此，社會主義民主的目的是滲透進人類存在的整體，並實現其作為所有人的活動和參與結果的社會本質，分布範圍從日常生活到社會最重要的問題。在劇烈的革命時代，這種活動和參與帶著爆炸性的衝動，由底層到頂層再由頂層到底層周而復始地循環。我們應該回憶俄國蘇維埃生活中涉及國內外事務的偉大決策性問題，激動了全世界的公眾輿論。在「鞏固」期間的這種劇變中，比如，秘密外交或軍備秘密的必要性必須向國內輿論隱瞞。 我們將在隨後不同的背景下再次談到這個問題。在這裡，我們關注的中心是社會主義民主怎樣才能滲入到人類的日常生活並使之活躍起來，並具備參與的性質。列寧把習慣作為「國家消亡」最重要的原因，因為它使人民能夠在沒有權力、沒有力量、沒有屈服下把其同伴組織起來進行合作。習慣肯定是一個普通的社會學範疇，它在每一個正常運行的社會中一定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習慣與行為有關，但是它對人本身已經習慣的對象完全漠視。但是列寧的寓意超越了這種抽象社會學的普遍性。通過習慣，他指的是社會目的論的過程，在其中國家與社會機構的所有行為都被用來讓人民習慣於適應行為的合作模式。當然，這種目的論的因素存在於每一個社會。整個階級社會的法律結構都是必要的，以便於全體成員自覺按照規定方式去形成習慣。然而，按照馬克思的理論，我們已經敘述過階級社會的法權怎樣儘可能限制他人行為而非自己，因為這些權利依然隸屬於每個個人的「經濟自我主義」。對這種行為方式的習慣必然加強普通人的自我主義以及他的同伴只不過是他自己存在與實踐的障礙的觀點。根據馬克思的理論，我們也知道，資產階級法律在社會主義期間仍然運行著，雖然不是沒有某些修改。［第 103 頁］為了鼓勵所有人們使自己習慣於一種新的改革了的社會，發動一場實際情況的突然轉變是有必要的。它不可能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變革，而是從開始階段就必須使日常物質存在與活動革命化。《共產黨宣言》把資產階級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區別開來，根據是在資產階級社會過去統治著現在，而在共產主義社會現在統治過去。在資產階級社會，人類實踐的充分原因總是被降低到物質生活條件的客觀決定論的自我運動。在共產主義社會，有可能為未來社會提出一種自覺的目的論設計，並把這種設計用於實際生活的改變。 從一開始，列寧的習慣學說的內部辯證學的本質目的之一就是促進人類控制過去的能力。因為這個原因，他對朝著人類自我決定發展的每個社會推動力都深感興趣並支持。他反對資產階級趨勢的激烈鬥爭是基於對官僚控制的低效率的高度批評的觀察；還基於他的如下洞見：通過其自身內部的程序化，官僚主義的每種形式在自身內部都隱藏著一種驅動力，這種驅動力使過去優於現在的統治得到強化。作為對這個問題的反應，列寧把所謂的「共產黨員禮拜六」（ Communist Saturday ） [126] 的出現看作通過社會人的自發的自我行動而超越過去的統治的願望表達。這一類的自覺行動能夠充當社會主義民主的基礎，「自由王國」的準備，雖然其征途漫漫而且充滿了矛盾和暫時性的障礙。社會主義經濟是這一類的自我決定的不可缺少的基礎，以及其相應內容的必要出發點。然而，這一類的自我活動的創造不是產生於過去的經濟條件的決定性的結果，而是現在統治過去的最初征服的目的論的結果。列寧將共產黨員禮拜六的社會本質用下列術語進行描述：「在我們的經濟制度中暫時還沒有什麼共產主義的東西。『共產主義的東西』只是在出現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時候才開始產生的，這種勞動是個人為社會進行的、規模巨大的、無報酬的、沒有任何當局即任何國家規定定額的勞動。」 [127] 很顯然，一旦「共產黨員禮拜六」和其它類似的社會表現被官僚計劃所規定後，就必然立即失去其共產主義特質。當這種情況發生時，這些社會表現就成為機械的，只不過是官僚統治下生產線上的齒輪而已。 並非偶然，列寧給共產主義下的定義引起了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熱情和批判。［第 104 頁］然而，在這個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令人絕望的經濟狀況是明顯的。列寧帶著偉大的激情作出反應並揭示出他政治主張的人道主義基礎。儘管他有針對蘇維埃經濟不發達等缺陷的毫不妥協的現實主義，但他從未放棄對社會主義未來的承諾與信仰，而且他把社會民主視為社會主義任何社會制度都不可或缺的核心。無論如何，即使他的民主信念並不總是被正確地理解，無論如何，列寧對民主化的承諾是很明顯的，即使他的民主信念並不總是被正確地理解，但由於其人的類存在的社會人類起源論的宗旨，在俄國之外也有很大影響。請允許我呼籲讀者關注我的文章《共產黨的道德使命》，它闡述了列寧關於共產主義星期六的準確觀點，儘管當時我對馬克思主義的詮釋被唯心主義偏見所感染。 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列寧總是強調他與社會民主黨庸俗理論的差異。社會民主黨認為隨著「國家的消亡」，民主也得消亡，共產主義是一種不再與民主問題相干的社會形式。不幸的是，列寧關於過渡時期最深刻的民主社會主義信念在今天被忘記了。（當然，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需要去證明：史達林主義對民主的歪曲始於列寧，列寧在這個遺忘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史達林主義的保守的官僚原則與反對共產主義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冷戰具有共同的目標：儘可能把史達林的理論和實踐追溯以至回到列寧）。唯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對史達林主義原則的批評才能夠說明史達林與列寧之間真正的理論與實踐上的斷裂。關於圍繞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及過渡期的偉大戰略問題，這樣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也將表明史達林歪曲了列寧的傳統。當 1917 年回到俄國以後，列寧批評了加米涅夫和史達林，因為他們誤解了革命。不久之後，在工會問題上，史達林代表了托洛茨基而非列寧的思想路線。 既然我們談到連續性問題的討論，確定曾影響列寧以及他所繼續的社會主義傳統是很有指導性的。我們引用「習慣」這一術語的時候，讀者肯定十分明白列寧並沒有把體現社會主義民主的人類協作與合作的激進的新規則看作是一種新理論發展的開始階段。相反，他把它們看作是已經存在了數百年但卻只能在社會主義中才能取得其社會普遍性的基本原則。這表明把列寧與馬克思十分緊密地聯繫起來而與史達林及其它追隨者分別開來的方法論：［第 105 頁］在偉大的革命性過渡和大變動中具體歷史性趨勢的連續性與其必要的激進的結構改變之間的有機聯繫。列寧也同意這一點，拒絕任何形式的烏托邦主義取決於歷史上進化與革命之間關係的方法論原則。根據烏托邦理論，激進的新事物通過理性而在世界上產生。然而，馬克思主義認為，激進的新事物是在社會歷史性發展中特定的社會接合點的革命性改變的結果。在人類認識的最深處，歷史上沒有新的東西存在。從發展的觀點看，歷史的跨越發生在特定時刻，但是這些結構性改變通過社會普遍化僅僅把已有的人類社會存在提高到了史無前例的水平。列寧在對習慣以及馬克思主義一般方法論的評論中描述了進化與革命的有機聯繫。列寧對這種方法論提出了以下解釋：「馬克思主義這一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贏得了世界的歷史性意義，是因為它並沒有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寶貴的成就，相反地卻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一切有價值的東西。」 [128] 至少綱領性地強調一下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方面並不是不合適的。列寧關於連續性與斷裂性的思想幫助我們評價某些當代趨勢。一方面，歷史只給我們在舊與新之間、停滯與激進的新的革命的出現之間提供了選擇的觀點（列寧的觀察反對這類理論，例如 1920 年代的「無產階級文化」。這種革命性解釋以安德烈·日丹諾夫（ Andrei Zhdanov ）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代表。從方法論角度看，這種激進斷裂性的觀點與藝術未來派概念相差不遠）。在另一方面，史達林及其繼承者們實施一種連續的廣泛的盲目崇拜。這些繼承者們今天自誇地認為他們已經與過去的「個人崇拜」分道揚鑣。他們相信（或至少認為）史達林時期（我們將隨後探討這些）的現存的、具體的成就排斥了與其方法的一種激進的斷裂。這種完全進化與連續的立場恰如完全革命與斷裂的立場一樣是深刻地非歷史性、非馬克思主義的。 很不幸，我們的評論是非常粗糙的；為了對此下個結論，重要的是指出列寧並沒有把一個一貫正確的公式傳承下去，用來系統解決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相關問題，他也沒有從馬克思、恩格斯那裡繼承到這樣絕對可靠的公式。如果列寧健在更長一段時間，他會怎樣指導這個過渡時期呢？設想這樣的問題是無用的。［第 106 頁］對由於俄國革命的非經典本質而產生的大量問題的解決方法是否存在任何客觀可能性的辯論也是無用的。然而，我們相信，我們努力證明在當時激發列寧的政治實踐的最重要的原則與方法論基礎將被證明是正確的。我們不能夠致力於給出那整個時期詳細的歷史（理所當然，這將會是非常令人嚮往的）。今天最迫切需要的是清楚地認識到，列寧的後繼者們是怎樣激進地與這種方法論原則決裂以及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馬克思主義自身的眾多歪曲。列寧繼承了馬克思的思想，但對列寧和馬克思的繼承在蘇聯遺失了，即使在絕大多數最重要的政治家都深信他們在應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方法來分析歷史形勢的 1920 — 1930 年代的俄國期間。那個時期的政治家們創造了一種幻想，即他們使列寧意圖的最深處永久化了，但是這種信念也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