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的進程 · 第三章 今天的資產階級民主

［第 81 頁］具體評論議會主義與平民民主幹涉的比較不是我們的任務。這裡討論的只與基本趨勢有關，馬克思在《偉大的法國革命》中已經為其找到了說明。這些趨勢後來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取得了無限的統治。今天，人們習慣於稱之為自由的東西是資本主義內部力量毫無爭議的勝利。很顯然，資本主義在其從開始到今天的進化過程中經歷了許多質的變化，在其政治上層建築以及資產階級民主的自由中，修正帶來了巨變。然而，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資本主義的根本結構並沒有實質的改變。相反，有必要指出，在其進化過程中，其生命的內在性質，其本質的基本特徵，以更加集中的方式，在其充滿幻想的革命性開端中起著超出人們想像的作用。 因此，我們對資產階級民主及其對自由概念的操縱的討論必須以明確體現當代資本主義特質的內容和形式為基礎。一位具有抽象思想觀念的政治家或政治理論家的確會在心中浮現出以前的或烏托邦式的自由的錯覺。如果他的努力想要具有任何真正的實際意義的話，他們就必須涉及作為統治的相應形式的基礎的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現實。對於那些試圖用資產階級民主取代當代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們來說，這一點尤其重要。他們想要表明從辛辛那塔斯（ Cincinnatus ）到盧梭，從克倫威爾到羅伯斯庇爾的一種持續性延伸。然而，現實證明，只有如尼克森或斯特勞斯所定義的資產階級民主在目前社會政治條件下才有可能。隨後我們將會回到社會主義民主的廣泛選擇的必然結果上。然而，我們發現，有必要簡明地指出現在有別於一種令人嚮往和迷戀的過去的絕對存在的優先性。［第 82 頁］ 作為數百年發展的頂點的當代資本主義，在建立一個霸權的帝國主義社會操縱技巧的支持下，是一種被策劃並規定好的社會形態。我們非常清楚這樣一個事實：根據令人尊敬的當代研究者們的標準，不把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之類的術語加上引號就是完整性的一個重大缺陷。然而，所有當代社會科學都對 19 世紀普遍排斥，因為它是一個意識形態衝突的時代，當代社會科學都是高度意識形態的並且擁有共同目的，即表明現在優於且在質上不同於先前的時代。這就是術語「多元化」社會如何與術語「極權主義」相抗衡，如何努力製造並在全世界廣泛宣傳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起源於一個共同的精神遺產的論點。消費和服務業的日益資本化以及作為商品購買者的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化，都被用來證明無產階級能夠脫離革命性而且剩餘價值理論是錯誤的。事實上，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還沒有被證明不正確，而是僅僅證明相對剩餘價值形式取代了絕對剩餘價值形式。馬克思不僅預測到在發達的資本主義技術層面上，相對剩餘價值的增長超過了絕對剩餘價值，而且該過程自身在資本主義範疇下僅靠生產的形式上的假定就被確定了。因此，先前時代的階級鬥爭的所有痕跡在當代工業社會中都消失了，部分是由於事實上社會民主派常常完全背叛馬克思主義以便於成為權勢集團的成員。史達林主義、後史達林主義共產主義理論以及實踐在這些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將會在後面加以討論。無論如何，今天的工會幾乎普遍性地站在社會民主黨派的左邊。此外，偶爾的大罷工揭示出經濟方面的階級鬥爭從來沒有被完全放棄。雖然迄今存在的殖民地的解放被解釋為舊的殖民剝削與壓迫的各種痕跡消失的證據，其實在美國的每一種新政策，儘管對殖民主義公開駁斥，本質上都不過是戴上新技術手段面具的舊政策的延續而已。步沃倫·哈斯丁斯（ Waren Hastings ）、德國帝國主義等的基本傳統之後塵，不僅僅是由經濟軍事手段支持的第三世界最反動階級的主宰，而且不發達地區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每一次改革努力都被暴力鎮壓了。這些通過外國干涉所產生的統治形式被資本主義宣傳機器打上「自由」標籤的事實，不能掩蓋西方帝國主義的連續性，這些從聖多明各、印尼及越南的事例中可以看出。 我們試圖指出資本主義內在的社會經濟趨勢及其人類的、國內的和國際的後果。［第 83 頁］就此而言，我們用類存在問題以及人類社會發展原理是在與此前社會相比較資本主義制度是如何造成的更為複雜的階級鬥爭中獲得新形式作為證據。馬克思強調人類的類生活與他的自然生活處於相互矛盾之中。為了理解這個命題的理論和實踐上的極端重要性，我們必須涉及在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的概念結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的那些問題。在其《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六章中，馬克思批判了費爾巴哈對人的本質的認識，堅持認為「但是，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由於費爾巴哈不理解人的類本質與社會關係的真正整體之間的聯繫，事實上人類存在起源於社會關係的發展，因此他被迫「撇開歷史的進程」，並且把一種被理想化、孤立化的人類個體視為當然。由此他把人的本性理解為「僅僅是一個『類』，理解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純粹自然地聯繫起來的共同性」。 費爾巴哈的類理念缺乏真正的社會—人的內容，並且作為非常純粹的邏輯—認識論範疇，它不得不保持抽象與「無聲」。馬克思表述這一點是通過僅僅認識到費爾巴哈的 「類」與有機自然的領域相關，在這裡它可以被看成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純粹自然地聯繫起來的共同性」。 [115] 人的社會本質的形成，他真正的類特性都發生於一個歷史過程中，這就正確地克服了這種無聲性。 馬克思可以使自己滿足於這種箴言式的比較，因為從一開始他就盡力把類存在解釋為由社會學的條件塑造而成的，它不再是抽象的，因而不再是無聲的。甚至我們曾作為出發點的論述——在資產階級社會中，人的類生活與其物質存在相矛盾，就預設了一個基本的並因此是社會歷史性的個體與類之間的相互關係。在《 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這種論點處於又一種高度重要的焦點位置：「首先應當避免重新把 『社會』當作抽象的東西同個體對立起來。個體是社會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現，即使不採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現這種直接形式，也是社會生活的表現和確證。」 [116] 很顯然，個體與類之間此種作為結果的統一性不是自然的饋贈，而是社會歷史過程的產物，在自然主義的生命範疇停止存在之前，這個過程需要克服和超越許多障礙。這些自然主義的障礙阻止了這種人與類之間統一性的興起與具體發展。［第 84 頁］社會必須徹底社會化其自身；阻止社會化生活的物質障礙必須被擊退。為了實現人的類存在，人就必須超越作為其起源的動物生活。資本主義在經濟範圍里實施這個過程並通過經濟達到社會的整體性。 在整個過程中，沒有任何目的論的假定，導致社會化人類出現的歷史運動是因果性的必然。雖然在資本主義中，真正社會化的人出現了（也在其自身的人的類存在的發展），它同時又是一個通過內部不可解決的矛盾才能保持發展的社會。在此一社會中，人本身由於經濟需求而不能夠使自己上升到真正的類存在，即本質性的人類存在。我們強調上述把人的類生活從每個個體的物質生活中分離的矛盾也將其與整個社會分離了。人的類存在的進步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在其中這些社會矛盾部分被消滅了，並且整個社會經濟過程被類的普遍性所取代。「社會」是指由人類所創造的人的相互依賴性以及它之前從未達到過的今天資本主義實踐與技術實現的巔峰。同時，資本主義又是矛盾的，因為那些客觀生產和再生產這種物質依賴性的社會經濟力量，並不能夠創造出人與人之間完整的關係，而是恰恰相反，創造出人與人之間的分離。個人自由作為社會的前提和產物「使每個人在他人身上找到的不是自己自由的擴大，而是自己自由的限制。自由的人權不是取決於人與人之間的聯繫，而是更多地取決於人與人之間的分離。正是這種分離的權利，限制的權利使自己受到了限制」。 [117] 用「限制」這個詞來概括人類活動的相互阻礙是一種溫和保守的描述，霍布斯寧願把這種狀況粗野地描述為「人對人是狼」。絕非偶然的是迪·薩德（ de Sade ）侯爵近來總被引用作為這種向「個人權利」轉變的主要理論家。對迪·薩德而言，僅從生理官能意義上講的性是一個關鍵點。對於迪·薩德的理論而言，非常重要的是，性行為不是兩個人合作的行為，也非共同生活之事。在他的作品中，男人不把女性看作人類，而是僅僅作為對象。雖然這有些誇張，其內在的真實性在康德的婚姻定義中被再次挑明。他將迪·薩德憤世嫉俗的自我主義翻譯成資本主義經濟學的語言，譯成商品交換的語言。康德說：「婚姻是兩個異性之間為了終生獨享其性器官的契約。」 [118] ［第 85 頁］財產範疇同時兼有主觀性與客觀性，它決定著個體與社會，包含著社會的前提與結果。在這點上，馬克思說：「私有制使我們變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個對象，只有當它為我們擁有的時候，就是說，當它對我們來說作為資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們直接占有，被我們吃、喝、穿、住等等的時候，簡言之，在它被我們使用的時候，才是我們的。因此，一切肉體的和精神的感覺都被這一切感覺的單純異化即擁有的感覺所代替。」 [119] 認為在經濟與人類領域中非常普遍的這些資本主義範疇在 19 世紀末將會消失是荒誕可笑的。恰恰相反，這些範疇在 20 世紀的工業化社會中達到了頂峰。馬克思早在 150 年前就已提出了這種異化形式的最初理論。並非偶然的是，當代經濟、社會和人際關係的異化在 19 世紀時依然隱藏於經濟生產力問題的後面，在我們這個時代則已成為普遍的社會與人類問題。馬克思已經指出：這種異化的普遍性使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都無法掙脫。但是只有在今天，這些資本主義的社會後果才作為普遍的人類利害關係問題而被認知。這表明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決定人類生存的各種方式的發現，仍然是在廣度和深度上控制著人類生活整體的本質。今天的資本主義不是一種超越，而是一種高潮、一種擴散、一種迄今為止存在本質的深化。 如何從我們關於民主化問題的觀點來解釋現代資本主義？表面上，它是其完美體現和普遍傳播。然而，其持續鞏固與傳播的新的社會內容是什麼？表面上，直接力量來自於對已經完全資本主義化的市場的巧妙操縱。藉助於肆無忌憚的有說服力的傳媒，廣告已經成為政治「啟蒙」的模特兒。（希特勒在看到把一個好的肥皂廣告作為所有政治宣傳的光輝範例時，已經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了。）希特勒與資本主義廣告的直接聯繫是不可能的，實際上，兩者之間卻存在著明顯地區別。希特勒的政治宣傳是公開的意識形態（幾乎無必要談及內容和論點的性質）。在冷戰時代戰勝希特勒以後的政治生活中，「退卻」的政治已經發明了一種新的去意識形態化的意識形態，作為反對極權主義（它首先意味著社會主義）的武器。我們不需要討論這些希特勒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政治武器的內在不穩定性和自相矛盾。我們通過把這種嘗試稱為去意識形態化的意識形態，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第 86 頁］按照馬克思的觀點：每種意識形態都是作為解決社會經濟衝突的手段，並且由於每個階級社會都必然產生這類衝突，沒有這些社會經濟衝突在永久的意識形態鬥爭中表現自己，它就不能夠起作用。甚至在其根本性的自我否定的情況下去意識形態化也有一個具體的意義：市場需要被確認為普遍模式。每個人在政治生活中都能有所作為，如在大選中投票等等。同樣道理，他被迫藉助於廣告宣傳去「自由地」購買如其所述最適合自己消費需求的商品。當提及市場時，我們給「自由」這個術語加上引號。被操縱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以及在其中消費必須發展的聲譽使得「自由」這個概念充滿了問題。巧妙的操縱由以下事實構成：某種商品的獲得是以誘使買方相信他們的購買出於自由選擇甚至是個性表達的方式暗示他們。 該操縱原理可被輕鬆地改寫為公共生活中公民參與的理想，資本主義的動力學，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錯綜複雜的矛盾，必須把人與人的關係轉變成為他們自身的社會制度。作為這一改變的結果，資產階級唯物主義成了主導性的社會風氣。與上述討論相一致，馬克思把關於個人實踐的這種資本主義關係的效果表述如下：「資產階級對待這種制度機構的行為恰如猶太人對待法律的方式，他儘可能地經常在每個個案中迴避它們，但是他卻想要其他成員都遵守它們。」這種自私的行為方式，在社會中必然會普遍化，這樣，公民的理想世界在實踐中最終變成了資產階級自我主義的純粹工具。很顯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並非每個利己行為都會得到公眾認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鬥爭帶來了大規模的改變，其範圍從簡單禁止某種資產階級行為方式到策略上的接受、口頭上的寬容或者對個體違法具體形式的制裁。這種變異的規模反映出一整套複雜的致力於普遍化的力量。我們是否在這裡探討立法還是僅談管理趨勢、即對法律的詮釋，對於基本事實本身只具有相對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清醒地認識到資產階級社會的利己的唯物主義滲透進入自由與平等的理想領域的普遍性。 對這種具體而且極其細膩的滲透過程提出一個詳細的分析並不是我們的目的。重要的僅僅是指出自由與平等的理想形式從未被懷疑和爭論過。相反，這些形式成為資產階級的階級導向的利己主義利益的純粹工具（以美國各州憲法自治的名義捍衛對「有色」人種隔離的合法性等等）。［第 87 頁］在這個過程中自由與平等絕不會消失，而是其日益空洞的形式被裝進越來越多的資產階級利益和內容。自由與其最初實質的理想或幻想聯繫越少，對自由的空洞偶像的讚頌就越多。龐大的院外活動的利益對日常生活控制得越多，對這個作為媒介以及加冕時刻的任何宣傳性陳述的偶像所付出的貢品就越多。去意識形態化作為意識形態實際的替代品以及對於已經成為空殼的自由概念的意識形態化的美化，構成一種真實的並因此而理智的矛盾。然而，去意識形態化和對自由的意識形態化的美化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實際運用的互補原則，雖然它們不僅僅是在這種抽象理智的形式中。 對自由的盲目崇拜需要社會強有力的領導機構和貫徹落實，以便不會使其從意識形態方面有效和社會方面可信的位置沉淪為空洞的詞彙買賣。中情局是一個幫助最重要的壟斷集團取得目標和重大利益的實施機構。正是中情局最終代表美國充當了自由的捍衛者——  從南美洲到越南。正是該組織保障了壟斷者的宣傳活動在國內的勝利。主要範例就是甘迺迪或馬丁·路德·金遭到的暗殺，這兩宗案例的真相仍然懸而未決。在第一起案例中，甚至司法詢問也沒能得出任何明確結論，甘迺迪謀殺事件的真實過程依然沒有澄清。然而推理能力未被操縱的每一個人都知道情況不可能按照沃倫報告所描述的那樣發生。另外，在這些案例中潛在目擊者的死亡率遠遠超過美國的平均死亡率這個事實要想保密也是不可能的。這類秘密在「自由世界」中與輿論無限的權力似乎形成鮮明的對照。在某種程度上，自由的輿論與未調查出的秘密之間的區別是以暴力手段設立的，通過尖銳的生死危險來威脅企圖將赤裸裸的事實公布於民意的每一個人。大眾媒介的意識形態工具勸說大眾接受保守秘密是合法的。當地下組織的「偉人們」出現在暢銷書中或成功的電影中時，同樣的保守秘密包圍著他們的生活與工作。任何探索資本主義社會歷史發展的人都知道被選舉的公共團體的權力持續衰落——對比之下，其軍事和文職官僚們是在「官方秘密」下工作的。 如果有人把法國革命時期的民主團體的關係與第三共和國時期法國軍隊中的事件作比較的話，［第 88 頁］他就得到一幅信息豐富的社會轉型圖像，其結果在此時就是中情局。這並非真正的新現象，它只不過是一個漫長的、必然的過程的激進地實現而已。 在這裡需要稍微提到一個事實：在美國過去的幾年中已經開始產生了系統危機的徵兆。目前，在物質和意識形態兩方面，反抗的運動都還極不發達。毫不奇怪，在一個社會當內部矛盾開始產生時，一個反對派便以理論批評的方式產生了。在這個初期階段，一個反抗運動不能夠使自身自覺，去概括出一種可供選擇的遠景。因此，在美國由於缺乏意識形態的智慧而輕蔑地責怪持不同政見者是非理性的。甚至連路德分子們也只不過提出了暴力抗議的否定意見，但他們不愧為革命的無產階級運動的先驅。凡是輕蔑地拒絕考慮在美國的反現行體制運動的人，應該記住路德分子們和歷史上出現的其它範例。當今時代是一個操縱的時代，它已經被評定為歷史的高潮與完善。然而，由於其在解決越南問題或者黑人地位問題方面的失敗而無力去提出恰當的答案，這一缺乏自我意識的原因必須被揭示出來。 即便僅僅是匆匆一瞥，我們必須要看到資本主義系統性的危機，因為目前整個對民主的討論都指向一個理論問題：資產階級民主，像那個世界中許多人所認為的，真的是社會主義世界的真正選擇嗎？當社會主義系統性危機也出現時這個問題就被提出來了。我們的答案是明確的、果斷的：不，永遠不是。這個答案更深層原因的一小部分在後面的章節里幾乎沒有說明，其中，史達林時代的問題及其後果將被討論。我們將提出一個簡單的、直接的政治主張如下：如果一個已經被史達林主義的追隨者引入社會危機的國家轉變為資產階級民主，一個人不必成為先知，也可以高度的機率預測未來。不久以後，中情局將會使他的國家變成另外一個希臘。僅有真誠的意圖還不夠，在社會主義世界裡，許多意識形態上忠誠的人們在尋求打破史達林主義僵局的出路時必須不僅依靠誠實的信仰。沒有人懷疑他們意圖的純潔性。這些東歐改革者們，他們的支持者、同情者們，儘管有真誠的信仰，但還是遭到了可以預想的失敗，並且只能夠提出把腐敗的資產階級民主作為社會主義危機的選擇。我們在這裡猜想他們內心深處在想些什麼，這不會有什麼客觀的結果，我們僅僅需要回到歷史事實上。［第 89 頁］ 50 年前誰會懷疑英國的勞合·  喬治（ Lloyd George ）和法國的克列孟梭（ Georges Clemenceau ）的滿腔熱情，甚至是左派民主主義者的良好願望？然而，在 1919 年，他們組織干涉主義軍隊反對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他們還解散了社會民主政府，這是他們自己建議的（其領導人也是熱情的資產階級民主黨人），並由此為霍爾蒂政權奠定了基礎。僅有良好的願望還不夠，而是你必須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在 1947 — 1948 年的希臘內戰期間並沒有外來干涉的軍隊，但是背景深處站立著中情局和希臘政府中被其直接或間接操縱著的官員們。歷史不會完全重演，也不能夠預測，但是有一條社會必然性的總線索。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能夠確定地說：在社會主義國家危機期間，把資產階級民主看作是可能的選擇暗示著希臘式的結果。 ［第 90 頁］ ［第 91 頁］ ［第 9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