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的進程 · 第二章 資產階級民主化的必然發展趨勢

［第 77 頁］到目前為止，我們僅僅展示了民主的希臘與資產階級形式的矛盾的經濟基礎。與那些流行的當代理論相比，社會結構並非靜止不變，並因此而與某些歷史準則相反；社會結構是發展每個社會形式的內在品質和首要的動力基礎。我們已經看到，在城邦民主中配給制所有者（ allotment owner ）的平等是怎樣被生產力必然的經濟發展所破壞。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資產階級社會的動態發展趨勢所揭開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物質性與國家理想性之間的矛盾。 最重要的是，把這一社會形態的每個部分隸屬於其自身的趨勢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總動力特徵。與該時期所有公正準確的觀察者一樣，馬克思把人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及其真正的上層建築的影響描述如下：「資產階級對待這種制度機構的行為恰如猶太人對待法律的方式，他儘可能地經常在每個個案中迴避它們，但是他卻想要其他成員都遵守它們。」 [114] 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樣一種普遍的行為模式是不值得奇怪的。在每一種社會形式中，國家都充當著消除階級衝突的意識形態武器。當城邦公民階級通過買空赤貧者階級的財產而瓦解配給制社區時，無論最初的企圖如何，他們引發了城邦民主的毀滅。誠如馬克思和其他人所認識到的，即使這類活動破壞了政治民主，它無意中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同時又催生了與展開著的經濟基礎相一致的後來的政治上層建築。在社會本體論的基礎上，民主國家必須保持其理想特徵，但是，民主國家是一種有效的工具並且越來越適應其成員的經濟需要。事實上，該國家是由有影響力的群體操縱的，［第 78 頁］這些有影響力群體的思想被看作總的社會準則，它並不改變資本主義國家適應能力的總體原則。我們的研究將只考慮那些擁有能夠引起經濟基礎變革的足夠力量的社會運動，而且因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處於這樣一個動態的決定關係，它能形成國家的形式。那些希望跟隨變革中的社會運動而不是把它們偶像化的人們，決不會忘記此類群眾運動只不過是一種個人與公眾行為之間特定類型的綜合而已。馬克思對從個體行為的角度對群眾運動描述有一個深度的社會本體論理由：把群眾運動偶像化是建立在歪曲人的類存在（直接個體：他與同類的關係）的企圖之上的。 儘管從正式的邏輯或認識論角度看來是有矛盾的，但是，上層建築的理想性被證明是最有效的方法，因而歷史的成功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生活中唯物主義與自我主義趨勢的徹底勝利。在這些條件下，抽象的法律形式主義繁榮昌盛並受到最高尊敬並非偶然。再回到我們的基本問題上來，當下政府的政治形式的最先進的理想性成為徹底戰勝利己主義與資本主義個人利益的最恰當的工具也並非巧合。這個過程披著公眾利益的理想化標識的外衣。資產階級議會制度自身與社會真實生活分別開來。議會主義，這種政治理想性的關鍵而且典型的實現，隨著它越來越成為資本主義組織內自我利益合理性證明的最合適的工具，它也越來越被確立為人民主權的完美機制。議會主義通過偽裝成「無限自由」和「平等」的術語而做到這一點。或許「偽裝」這個術語並不完全正確，它不僅僅是已被確立的自由與平等的「偽裝」，而且更確切的是其經濟本質，資本主義商品交換的真實觀念。 自從 17 — 18 世紀的大革命以來的政治生活，總是被對議會主義的純粹形式（例如普遍而且平等的選舉權）及其全權的立法與官僚控制的探求而驅動。這些鬥爭中有一些不需要冗長地討論，譬如那些反對封建階層殘餘的鬥爭都已屬於過去，至少就資本主義國家而論是如此。專注於這個事實似乎更為重要，在大革命意義上，在創造民主的嘗試中的決定性步驟必須被理解為為了作為民主的矯正者的「純粹」議會制群眾運動的結果。平民的激進式民主，在英國革命時期服役於克倫威爾大軍中的群眾，［第 79 頁］以及巴黎地區的平民革命者們，使議會處於壓力之下。他們必須解散並屠殺他們，以便於創立各種能夠表達勞動人口的真正利益的機構。首先是英國的「光榮革命」，然後是路易斯·菲利浦政府，再隨後的第三共和國都能夠排除此類「未被授權」的干涉，以確保議會按照主要資本主義群體的利益來定義自由與平等。然而，人們永遠不會忘記在危急時刻——提及德雷弗斯事件就足以說明問題——平民民主幹涉的可能性在政治的視野中出現了，儘管以一種被削弱的形式。在民主平民主義和議會制自由主義之間的對比在 19 世紀的政治理論中證明了自己。沒有必要再強調議會制自由主義幾乎沒有挑戰性的勝利。 ［第 80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