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的進程 · 第一章 民主及其各種經濟形態

［第 71 頁］有些人認為，自亞里士多德以來，那些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們沒有能夠說明民主形式多樣性的問題，這將會是一種帶有誤導性的簡單化。但是，這些政治思想家的觀察以及他們的分類，尤其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價值判斷，並不是從對經濟基礎與作為政治上層建築的民主之間關係的分析開始的，而僅僅是根據自然條件（比如國家的大小），或是法律的考慮（諸如公民的地位）來進行判斷的。這種方法只能產生非常寬泛的範疇或評價；但是，他們卻不會充分地理解產生於主流社會經濟發展的民主的各種形式的具體存在。對於這些在政治理論方面舉足輕重的思想家們而言，比民主起源問題更難掌握的是那些建立在某種特定經濟形式類型上的民主興衰的知識。關於某種特定類型的民主，這些以往的政治理論家們的所有思考依然是抽象的歸納，這種歸納進程不可能作為反映「物自身」（ thing-in-itself ），以及某一特定社會整體的「自我運動」 (self-movement) 。 馬克思是從社會生活的基本事實出發對這一問題進行思考的第一人。即使他提及數個世紀之前的作為民主起源與典範形式的最具有意識形態方面影響的範式的城邦民主時，經濟依然是他的首要前提。公社「作為國家……一方面是由平等財產擁有者的相互關係協同抵禦外敵，並且同時又是他們的保護神。該社區是由土地擁有者的勞動人民和配給制農民組成。配給制農民的獨立性起源於作為公社社員的結合，老齡公眾需求之保障以及該社區之聲譽。只有該社區的成員能夠獲得土地產生的財產，但是作為社區的成員，他是私有財產擁有者。［第 72 頁］因此，作為私有財產主的個體地位與該社區的社會存在密切相連：個體的自我保護同時就意味著社區的自我保護。」 [107] 從這種經濟系統演變而來的民主類型不僅僅以人類存在及實踐的普遍形式——它適用於每個社會群體——為基礎，而且與個體積極參與的社會存在具體形式相聯繫。要成為城邦的公民，城邦民主的積極參與者，這不僅僅是一個政治上層建築的特定範疇，而且該城邦的每位公民都與社會存在的經濟基礎有密不可分的聯繫。 上述結論對處於這種類型的社會結構中人們的整個一生有著重要的影響。最重要的是，社會存在高於個體的私人生活，所有公民的真實存在，他們在民主生活中的合作都最終依賴於特定的經濟結構。隨著這種經濟基礎的瓦解——生產力必然發展的結果，城邦民主存在及發生作用的能力就被毀壞掉了。政治腐敗的力量迫使這種受到高度尊重的、光輝的民主模式，尤其是雅典和羅馬的古典模式，陷入了自我瓦解。馬克思清楚地認識到這些使民主衰敗的經濟力量：作為這一社會基礎的奴隸制。為民主而進行的鬥爭在一些擁有特權的少數人那裡展開，而大多數積極生產的群體原則上正如被排除在社會生活中其它所有的積極參與之外一樣，也被排除在民主鬥爭之外。 如果這種城邦的最初經濟基礎被超越，個體分配的相對平等被破壞，根據西斯蒙第的分析，無產階級在出現時依靠社會生存。然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依靠無產階級存續。勞動、財產與政治社區內的成員權利、政治民主的原理之間的關係仍處於其起源時的社會組織的原始形式之中。根據馬克思的理論，早期人類生活于氏族之中，部落成員資格是財產擁有的條件。隨著馬克思稱之為「天然壁壘消退」現象的出現，氏族成員資格和財產的關聯也消失了。這種民主的希臘形式的消失，完全是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典型的人類品質文明化的結果。個體在這個歷史發展階段還沒有獲得一種現代的「唯一」身份。擁有配給制，屬於部落的公民——上述是城邦公民存在的社會經濟條件，因此也是他身份的必要特徵。城邦公民私人生活的次要性是由於以下事實：人類存在和發展是與個人政治職責的實現同步的，是與其在這種民主形式中作為政治主體的功能一致的。［第 73 頁］ 就政治意識而論，偉大的法國大革命代表了現代資產階級民主的經典形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希臘理念的影響。然而，從社會經濟方面講，它完全背道而馳。通過強調這種矛盾，馬克思同時著重指出，自由與平等，作為現代民主表現的核心的意識形態模式，可以有各種各樣的陳述。自由平等受到社會經濟條件的限制，他們並非理想化的構造，「不僅交換中受到尊敬取決於交換價值，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所有平等自由的有成效的真正基礎。」 [108] 儘管存在這些內在矛盾，在法國大革命期間，自由民主的真實實現象徵著人類社會歷史的巨大進步。真正的人類社會性，人的類存在的客觀的真實基礎隨著自由平等的實現而出現。被認為是社會存在的天然壁壘的政治範疇被否定了。通過這場社會鬥爭而發生的革命是以反對把法國社會分為產生並存在於封建社會的不同階層為導向的。這種被青年馬克思稱作「不自由的民主」的封建制度賦予社會矛盾「直接的政治性質」，其中「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財產、家庭、勞動方式……以領主權、等級、或同業公會的形式升為國家生活的要素。它們以這種形式確定了個人與國家整體的關係，即：其政治關係」。 [109] 法國革命劇烈地摧毀了整個封建制度，並且在其發展過程中有史以來第一次以精闢的社會學術語揭示了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實際關係。馬克思正確地指出：法國革命的歷史使命就是在封建制度分崩離析的廢墟上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政治生活，不考慮其中的任何資產階級範疇，成為廣泛公開有趣的主題。有史以來首次，在對社會存在的規劃中，人類理性成了最可靠的設計師，終結了對「理性王國」恰當目的的百年爭論。 然而，誠如恩格斯後來正確指出的：該理性王國本身證明是理想化的資產階級王國。理性化不是被理解為政治的意識形態批判，而是對一個真實發展中的社會結構的客觀科學的評價。在上述文章中，馬克思本人在關於整個社會形態的轉變的理論探討中，也說到理想的國家的產生是通過推翻封建主義，進而在政治生活與「資產階級社會的徹底物質化」 [110] 之間建立一個根本性結構。［第 74 頁］他表示這種國家與資產階級社會之間，社會生活與每個個人生活中理想性與物質性之間的對立統一是理解法國革命的憲法文本的變革性宣言的關鍵。 這些文本產生於相互關聯的兩極——資產階級「人」（ Homme ）與「公民」（ citoyen ）地位。公民地位代表公民的理想化、公民解除了與社會經濟存在相連的一切物質聯繫，而人是資產階級社會成員。馬克思還強調說，在這種不可分離的統一中（就每位公民也是一個成員而言），革命性的憲法通過使之依賴於所謂的人權而降低了公民權利的地位。在實踐過程中，這些憲法不容置疑地認識到物質的、生產性的、個體的人優於理想化公民的真實的社會至上性。 同時，這些文本清晰地描述了這一資產階級民主形式在偉大的人類發展歷程中，在人的類存在、人類起源學的產生中的地位。帶著對由資產階級社會造成的具體個體的社會地位的見解，馬克思說：他的「個人自由不是被加強了，而是其他個體形成了他自己自由的障礙」。 [111] 那是資本主義根本的社會現實——利己主義，並且由於這個原因，僅僅是部分的人作為社會的真正實踐主體而出現。同時，作為這個發展階段的必要組成部分，和資本主義制度下產生的勞動社會化的表現，相對於早期較小的社會化結構而言，人的類特性也達到了客觀上更高的社會水平。其結果是：這種類特性，人類真正的合作式生活——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在合作勞動的工廠中——「作為他的物質生活的參照」而出現。 [112] 理所當然，在偉大的法國革命這場暴風雨般的大變動中，這一切比後來文學作品的平淡敘述表達得更加豐富、哀婉動人。自文藝復興以來，這種反覆論及的城邦民主的古代理想是這種革命性熱情的典型。這並非文學或學術上的標新立異。馬克思說法國革命很有必要把英雄主義作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場革命中的偉大演員們需要理想，甚至「為了隱蔽他們在鬥爭中存在的有限的資產階級內容，並把他們的激情提升至偉大的歷史悲劇的高度」 [113] 而自欺欺人。這種歷史性熱情常常會由於無意地無視其社會矛盾而導致對希臘和資產階級民主化形式的歷史性的錯誤認同。然而，這場革命贏得了勝利並開啟了一個將現有的資產階級民主範疇變成資本主義國家和文化的統治形式的真實過程。城邦的光明象徵性被社會現實所戰勝。甚至在這場革命勝利之後，［第 75 頁］這些古老的夢想被用作合法的工具，它們變成了有意的欺騙。希臘城邦民主中生活和行動的配給制所有者的社會經濟現實永遠不能被復活。它的社會存在及商品交換與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毫無共同之處。資產階級生活的社會存在，商品交換的世界，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上層建築中發現了其政治表現方式。 ［第 76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