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的進程 · 第七章 蘇共二十大及其後果

［第 137 頁］迄今為止，我們設法從大體上弄清楚沒收私有財產作為生產資料帶來的一系列後果。這種沒收成為生產的最終基礎，但是，我們並沒有關心在沒收實施過程中採取了哪些具體手段。當然，要從深入廣泛的層面上科學地討論這件複雜的事情顯然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大致指出蘇聯經濟發展的一些基本特徵。根據約內什（ F . Jánossy ）的傑出分析，在史達林統治時期，蘇聯經濟發展分為兩個重要階段—— 30 年代經濟重建階段和二戰後階段。這就意味著，在經濟的辯證發展中存在著一種固有趨勢，它不僅使生產水平再次達到了在經濟危機影響下經濟倒退之前的水平，而且還使生產水平達到了在不受經濟危機影響下經濟正常發展應該達到的水平。因此，這種辯證的經濟跨越式發展下的積累毫無疑問要超過經濟正常發展的水平。（在聯邦德國，人們稱這種經濟發展為「經濟奇蹟」。）根據這種推理，在這種經濟重建時期，因為個人投資獲利的積累根本不存在，中央控制和計劃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競爭體系相比，顯示了巨大的優越性。計劃經濟能夠僅僅根據對社會的最大貢獻入手來開發這些投資。 [140] 史達林主義並不能理解馬克思關於經濟發展的真正設想和推動力的真實觀點。史達林本身的操控作風阻礙了他真正掌握這些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也使他無法看清自己行為的後果。為了保證史達林的獨裁的經濟政策，黨內機構創造了一套辯護性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將比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更快。［第 138 頁］由於客觀經濟原因的影響，當蘇聯經濟發展步伐慢下來的時候，史達林主義的蘇聯思想也困惑了。這不能解釋客觀的經濟發展狀況和蘇聯官方意識形態的理想化之間的矛盾。史達林操控下的社會主義快速發展理論同樣也是為政治需求服務的。它用來為那些強制手段做辯護，因為那些被污衊為阻礙蘇聯經濟發展的人被定罪為蘇共的敵人。儘管如此，必須做出這樣的結論，對於被稱為 20 世紀 20 年代「原始積累」的共產主義革命非經典開端的超越已經接近完成了。儘管受到史達林方法論和意識形態的歪曲，但是蘇聯經濟水平在二戰前已經達到了工業化進程的頂峰，甚至超過了打敗希特勒之後經濟重建時期的水平。因而，為什麼我們所描述的這個進程被稱為「原始積累」，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這是一個馬克思在他所在的時代所描述的進程，是馬克思揭露那個年代的決定性法則的進程。如果參照馬克思主義的範疇，我們會特意這樣做，以揭示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從封建社會過渡過來的根本區別。縱觀資本主義的發展史，這是一段以血腥和暴力手段達到工業人口和農業人口再分配的歷史時期。資本主義只有完成了這種人口革命才能使自己成為社會的統治階級。馬克思將此描述為「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永恆法則」。 [141] 只有在這次經濟飛躍之後，資本主義正常的生產和再生產秩序才能建立起來。從那時起，工人階級就把「平常所有的東西都留給了自然的生產法則。」 [142] 沒有必要通過細節分析來說明所謂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從性質上有別於前文所說的資本主義增長方式。我們所面對的是資本主義在其經典形式下的正常發展。我們完全認同馬克思對英國發展史及其必要性的分析。顯而易見的是，在一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本不應該選擇蘇聯式的歷史轉變進程。俄國的發展模式就其自身來說是一種不充分的發展，它把經濟水平提升到了發達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水平，使得經濟水平足以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因此，儘管運用了暴力，它在歷史中的重要地位也是不可否定的。在這種歷史環境下，它被賦予本質上不同的功能：儘管它作為瓦解原始生產關係（集體生產）的一種手段，然而，它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促進更高級的發展，使客觀經濟上在生產力的一定的量和質的條件下有效地建設社會主義成為可能。［第 139 頁］與資本主義的起源相對照，儘管在這裡運用了暴力，經濟動機仍然占主導地位。但是，與資本主義的進程相對照：在經濟基礎建立之後，社會主義特有的性質應該自覺地穿插進來，以便保證整個社會結構呈現出社會主義特質。這些社會主義具體特性就不僅僅是經濟方面的了。資本主義是由一個自我調節的生產過程組成的，而社會主義就意味著由一些新生的、複雜的社會任務和可能性作有意識的指導。 為了深入探討社會轉型時期社會主義特有的性質，我們著重探討了一些演變時期，這些時期里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差異被清晰地表現出來。注意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即便是在技術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我們通常所指的文化也不過是經濟演變的副產品，因而它必定會長久地體現出與經濟基礎的不對稱。這種對稱的缺乏通過一些現象來顯示自身，比如說，公共教育不夠完善，即便是技術教育也遠遠滯後於客觀的生產需求。最近幾年，大多數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也多次提到這個話題。另外，在特定文化現象成為資本主義投資和投機的新領域的事實中，這種不對稱越來越明顯了。由於經濟上受到大資本的控制，這些文化現象也就完全被操控了，這就使得文化作為純粹的商品交換的對象的趨勢達到了頂峰。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和《共產黨宣言》已經分析了這一進程。這種發展在當前時期達到了其典型。與這種資本主義發展相矛盾的是，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即便是在其史達林主義形式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附於社會主義文化組織的一些原則（這不僅僅是由經濟決定的）。作為這種論斷的證據，當經濟和文化規模都很低下的社會群體能夠更多地接觸到高質量的科技和藝術作品時，就足以解釋這種重要的現象了。然而，社會主義教育存在許多問題，例如，極端的專業化。但是利大於弊，而且其成功能夠清楚地說明，資本主義形式與社會主義形式的「原始積累」在任何重要方面都無法相比較。 從歷史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都顯示他們各自社會形態革命性的根源。從封建主義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或者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都是社會的一大飛躍，並且是社會發展過程中非典型的演變方式。在這點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相同的。但是，當它們擺脫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而突然出現之後，他們各自進一步發展的道路是不一樣的。我們在馬克思的立場上指出過，［第 140 頁］向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過渡最終會導致資本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和霸權主義，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一個「必然王國」。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缺乏自主意識和目的意識，完全由必然的經濟規律支配著。伴隨著一種內在的強大的自治主義，純粹的經濟規律主導著資本主義，決定它未來的情況甚至可能在其自身產生一個新的社會歷史形態（甚至被社會所接受的權威性的人格類型也是經濟的內部辯證的產物）。從人類的目的設計來說，社會主義與它之前所有的社會形態都是截然不同的。資本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在社會主義向更高的共產主義社會形態演變的過程中再也不能起任何作用了。之前我們提到過史達林和赫魯曉夫的錯覺，他們認為，所有的社會形態都註定具有同樣的發展動力。我們還提到馬克思對於這些問題的複雜性的為數不多卻在理論上和方法論上具有決定性的評論。 現在我們必須深入到這些相互重疊的問題的核心部分。馬克思認識到，經濟（必然王國）是共產主義（自由王國）必要的基礎。他反對任何形式的烏托邦主義並且同時指出自由王國是必然王國的「另一個世界」。「人類的發展就其自身來說自始自終都在進行著」，決不能認為是經濟發展固有的機械的產物。甚至當馬克思對一個社會形態做「經濟決定論」的論述時，他從來也沒有忽視人類的目的性行為。對馬克思而言，社會形態的演變不能僅僅建立在經濟的內在辯證發展的基礎之上。在自由王國階段，我們相信人類將遵循「各盡所能」的原則進行勞動。 [143] 正確掌握了人類勞動過程的社會趨勢，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深入到了歷史核心的問題。但是，為了正確處理這個問題，人們不能被表面的相似所誤導。由於人類勞動過程走向越來越高的層次，人類的自豪感也會因為自己的成就相應地提高，甚至在階級社會裡也是如此。人類自信心的提高並不允許社會忽視人類勞動的歷史，從「會說話的工具」的奴隸時代到僱傭勞動力時代，在僱傭勞動時代，勞動者必須在自由市場中對自身的勞動力明確標價。人類勞動的勝利使人類勞動的歷史受到更大的關注。當代資本主義開始起步改善工作條件，包括減少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制定工作環境的衛生標準以及在工廠系統中實際運用工業心理學。［第 141 頁］但這些都是假象。這些無一例外都是為了提高利潤，旨在用最簡易的方式提高生產效率，這些僅僅是出於經濟動機，其真正目的並不是為了提高人們的力量。由於上述原因，經濟利潤總是資本主義的主要目標並且勞動者必須為資本主義的需要犧牲自己。在經濟發展的較低階段，勞動者的犧牲通常是被暴力所迫。而今，資本主義已經不用赤裸裸的暴力來使勞動者服從了，這就導致了對某些資本主義手段的錯誤評價。手段變了，但最終結果還是一成不變。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利益仍然是主要目的，而勞動者，依舊和先前一樣，只能為了客觀的社會生產條件而犧牲自身。馬克思所設想的完全不同：並不是要從經濟上控制人，而是要為了人性的價值和尊嚴而調整生產過程。人類的需求必須支配客觀條件。這個目標以及其在實踐中的實現要求把人類的需求放在經濟規律之上，這改變不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要達到這個目標，高度發達的經濟仍舊是前提（用馬克思的話說，是基礎）。 對此同一個問題的處理，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所採取的角度略有不同。當馬克思在這裡說起共產主義社會的本質時（「從各盡所能到各盡所需」），他說到共產主義所帶來的革命性變革是「勞動不再是謀生的手段，而是勞動本身已經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 [144] 這是一種對純粹經濟視野的超越。另一方面，要揭露所有的資本主義假象，並且清醒地認識到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生產力的帶來的表面的「緩和」與「可接受性」也不能掩蓋資本主義的本質。它們仍然讓經濟來控制人，而馬克思剛好相反，他要推翻這種進程，要讓人性去主宰經濟。 這並不是一個烏托邦式空想的實例。傅立葉（ Charles Fourier ）用一種非常近似的方式表達了他對社會主義中人類狀況的觀念，他認為勞動本身將會演變成為一場遊戲。對未來的這種夢想毫無疑問給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影響。但是通過對經濟規律的精確地科學研究，他發現了自己的觀點與傅立葉的不同之處，他現在把這稱為「太過於幼稚了」。馬克思從每一個可能的角度闡明他對人類勞動的本質的認識。另一方面，他在抽象意義上把勞動定義為人類的最高成就，而不僅僅將其局限於經濟活動。「真正的自由勞動，比如說作曲，同時也是非常費力的差使，［第 142 頁］需要花費很大的努力。」同時，他在與亞當·斯密的直言不諱地爭論中聯繫整個勞動領域擴展了勞動的定義：「把勞動僅僅看做是一種奉獻，由於勞動的價值定位，就相當於支付一件商品所需要的價格一樣，因而根據花費勞動的多少來定價，這其實是一種負面的定義。」 [145] 在此書的另一個地方，他對勞動的定義作了更加充分的解釋：「個體特性的發展，因而，並不是把縮小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轉移到剩餘勞動中去，而是實際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減到最小，這樣就有可能用節省下來的、對所有人都是自由的時間對每一個勞動者進行藝術和科技教育。」 [146] 由於這個原因，因而「剩餘」這個詞運用到勞動領域時，只有與純粹經濟範疇聯繫起來才有意義。既然從經濟上說有剩餘勞動這一說，那麼當提到社會物質的自我再生產及其組成成分時，就不能有剩餘勞動這一說法了。當勞動運用於社會生產力和人類勞動能力提高之後，就永遠不會有足夠的勞動。勞動的經濟過剩絕不會使從社會角度說的勞動真正過剩，相反，會使勞動的效用和不可或缺性得到證實。此外，馬克思在早期就認識到，作為勞動者從「奴役性壓迫」中被解放出來的後果，消除勞動分工是共產主義的社會條件。但是後期的馬克思，通過對經濟學的科學研究，又推翻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勞動分工「作為生存的首要條件」是勞動的重要前提。更加成熟的馬克思最後認識到，勞動分工最終提升了人類力量，因為勞動分工提高了人類生產力，而這降低了必要勞動時間，增加了自由勞動時間。但是，勞動的束縛決不僅僅是完善的現代經濟能夠消除的原始條件的遺留。恰恰相反的是，這種束縛的延續正好是科技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而資本主義以各種不同形式為了自身目的去奴役勞動者。漸漸地，這種對勞動者的奴役擴展到科學和藝術領域。當今越來越多的對異化的資本主義的批評涉及到了這種奴役關係，儘管沒有看清楚這種奴役與私有財產之間的真正聯繫，並非偶然，他們把自己同這種奴役聯繫在一起。 在馬克思主義那些具有建設性的評論里，我們可以察覺到兩種彼此相關卻相互衝突的趨勢，這對我們解決問題非常重要。馬克思並不滿足於純粹地從經濟學來分析。相反，馬克思想說明，共產主義的社會先決條件（即便是作為經濟形態的社會主義），只有勞動解放的社會結構能夠在技術和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社會中建立起來，才能夠實現。［第 143 頁］為了實現人類勞動的解放和實踐的自由，有必要重新構建迄今為止一直占據主導地位的經濟條件。這種重構必須以不危及生產總量的功能的方式進行，相反應該對其起促進作用。我們知道，馬克思特彆強調兩點：把人的類存在的最尊貴和有價值的方面作為衡量經濟過程的標準。並且與之緊密相聯的是，超越勞動分工的奴役性質。幾乎不必指出，在這兩件事情中用隻言片語介紹這種變化是不可能的。這種重大的變化必將會導致緩慢的社會進程，在這種社會進程中，漸漸地會發起一些修正。經濟基礎為這種趨勢的主觀和客觀發展提供了物質可能。 這些進程同時也改變了人類自身的性質。這些進程是客觀存在的而且掌握著人類的能動的社會存在。整個人類歷史表明，理想化地追求一種能夠包含人類的真正人性的生活模式，往往會有結果。完善人的類存在的夢想的產生，通過人類實踐活動朝著這個目標前進，這同時也是社會進步的有力手段。當然也有例外，那就是個體事例中的徹底終結和失敗。在階級社會裡，客觀經濟規律支配著人類目的行為，因而阻礙了這種向上的發展。只有以客觀的態度來對待日常生活（包括所有的勞動和經濟實踐活動），去促進社會存在的發展，人類的共同目標才可能實現。各種形式的阻礙都無法否定和剝奪改善人類條件這種趨勢，在過去存在的一切社會形態下如此，現在也是如此。人通過自己的社會活動首次創造了條件使自己成為真正的人類，這一時期，即便是在社會主義的社會結構里，也會被認為是那一決定性時刻的先聲，那就是馬克思聲稱的人類史前階段的結束。 和馬克思一樣，我們認為，勞動是人的類存在的核心問題。然而，很明顯，我們之前討論的問題是與人類實踐活動的總和，與人類的生活相關的。為了占據一個與經濟王國聯繫緊密的位置，人們思考共產主義社會要實現的按需分配的經濟原則。然而，既然在過去的社會裡，需求的滿足僅僅局限於統治階級，而到了現代社會，卻擴大到了廣大勞動人民，因而共產主義的這一原則是很難實現的，如果僅僅考慮需求的滿足，就只會成為消費主義。［第 144 頁］在當今社會裡，人們消費主要不是為了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而是作為在激烈的競爭中取得成功的手段，是為了更高的社會威望和爬上更高的社會階層。消費品行業和服務業的巨大發展有了經濟保障，正是因為消費者不斷地鬥爭以追求更高的社會地位。在不改變商業社會的基礎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社會將會陷入越來越不景氣的境地。除非把經濟當作是人類有目的的設計的主要目標，要想把商業社會的能量直接引向改善人類生活的有組織的實踐活動中去是不可能的。個人的力量總是有限的，要推翻具有奴役性的勞動分工，僅靠個人單獨的努力是不可能實現的。 至此，我們持續討論了關於人類日常生活的觀點，但只是一些皮毛。這種討論並不充分，因為我們根本無法詳細列出所有與之有關的問題。然而，對這個觀點的介紹可以使我們更加深入地分析社會主義民主的意義。前面我們做過這樣的陳述：與萌生於資產階級革命高潮時期的資產階級民主下的公民理想主義相比，社會主義的主題是人類的日常物質生活。資本主義社會以雙重標準將個體區分為人與公民，而社會主義所強調的日常，並不是推崇作為雙重標準之一的物質人。社會主義民主把在自由王國里超越這種雙重性作為自己的任務。 這個原則並不僅僅是思辨的構造，我們提到過，群眾運動已經展示了這一點，而這些運動已經被引向並最終促成了社會主義革命。毫無疑問，我們指的是 1871 年、 1905 年和 1917 年對蘇維埃的運用。我們勾勒了這個運動是如何將建立新的社會秩序作為自己的目標，這個新的社會秩序非常有效並且迎合了屬於社會下層的工人階級的利益，涵蓋的範圍包括從諸如工廠和住房這類日常生活中的小問題到整個社會的重大政治問題。內戰勝利以後，這些目標都被官僚制度所取代，史達林實質性地毀壞了整個蘇維埃體系，並且確定了這種官僚控制的最終形式。（教科書和官方宣傳文件是這樣說的，這種轉變的意識形態上的理由對我們這些關心現實社會性質的人而言是毫無益處的。）勞動人民失去了在社會演變過程中發揮主體作用的地位。他們又成為了更強大而包羅萬象的，能夠控制他們實際生活中所有問題的官僚制度的對象。 實際上，俄國的史達林化完全扼殺了社會主義發展成為自由王國的可能性。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列寧認為社會主義民主的更高理想對 20 世紀 20 年代俄國的廣泛鬥爭具有啟發式的意義，［第 145 頁］列寧對此從未動搖過。即便是在年輕而弱小的蘇維埃共和國在內戰中極力自保的時候，列寧依舊堅持社會主義生活更高形式的原則決不能脫離《怎麼辦？》中的實用的、日常的綱領。列寧確信，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留下關於社會主義發展的精確藍圖，但是這個藍圖的發現和正確實施是當今的一個新的重大任務。然而，他推測，面向未來的行動與當今時代的現實需求之間肯定有著有機聯繫。他知道，未來只有通過人類的實踐才能實現。目的性行為與眼下需求之間的聯繫就是他的思想和行動的主要特徵。而他的行動對於為了實現更高目標的運動，永遠都是不可缺少的。這種行動方法學一直存在於他對那些專注於「鏈條上的下一個聯結」的同事們的告誡里。然而，他的想法受到歷史條件的限制。他的思維過程也受到他生活的歷史環境的限制。前面列寧對習慣的定義與即時性和目的性相互關係的問題所包含的複雜性毫不相干。他所討論的習慣與「國家消亡」的必要前提息息相關。這與對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尤其是社會主義高級階段革命性過渡起決定性作用的主觀力量和客觀力量之間的連接也不相干。因而，他對蘇維埃民主的觀點，他與托洛茨基關於工會的爭論都沒有超越他們所處的歷史條件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沒有超越布爾什維克黨內盛行的觀點。 列寧的行動方法論對我們當今仍然很有意義。關於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過程中涉及的問題的複雜性，他第一個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概念化並且為人類的日常實踐提供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只有通過這種方式，人們才能發現馬克思對社會進行分析的普遍的理論基礎。列寧的行為不能當作今天的無可挑剔的模式和無懈可擊的範式來使用，因為他所處的情形下面對的困難與現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一方面，列寧的陳述必須放在 1917 年十月革命的大環境下去解釋，在十月革命期間，自發的蘇維埃運動占據了中心位置。另一方面，必須看到它們是在採用新經濟政策的緊急過渡的背景下發生的。在此時期，他承諾挽救在資產階級威脅下所取得的社會主義民主革命成果。他希望儘可能地轉向一個即將來臨的、蘇維埃運動依舊存在的歷史時期。 我們發現，我們現在所處的情形與前面我們描述的那個時期完全不一樣。［第 146 頁］在史達林長達數十年的統治之後，產生權威性社會主義的各種因素實際上徹底消失了。產生史達林主義的歷史因素有主觀的也有客觀的。今天，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因素，主觀的和客觀的因素導致人們對史達林時期有了更多了解並且開始批評史達林時期的統治。從我們關於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是在史達林統治下廣大勞動者的自發活動實際上已經消失了。這不僅體現在重大政治問題上，而且還體現在控制他們自身的日常生活上。我們強調實際上這個詞，因為即便是在史達林統治時期，在形式上來說，許多問題都根據形式化的民主程序得到了解決，比如通過秘密投票和普選。然而，史達林的獨裁控制是如此的廣泛和強大，以至於通常來說，這種投票基本上沒有給廣大民眾的現實意願、厭惡和觀點以發泄的途徑。既然如此，那麼 1917 年的實際情形必須被看作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經被根除了。 史達林強加的這種社會和政治上的畸形逐漸被看作是社會主義的正常情況。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階級鬥爭應不斷加強的觀點，被史達林用來作為其極權主義的歷史藉口。這種觀點在史達林時期經常——  雖然並沒有從根本上——受到批評。但是，它仍然為史達林實行殘酷的霸權實踐提供了名義上的理論合法性。他創造了這樣一種引發心理上的內戰的氛圍。瘋狂地探究內部敵人成為行動的準則：儘管內戰已經結束，但是每一個人都還可能會是潛在的叛徒。我們必須清楚，蘇共二十大對史達林的第一次批判來源於這樣一個觀點，那就是 20 世紀 30 年代的大清洗運動從政治上來說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因為反對派已經被驅除了，在政治上也毫無權力。反對派不是真正的危險，而內戰也根本不存在。雖然是片面的，但是對史達林體系的正確批判也並沒有收到立竿見影的政治效果。即便是在赫魯曉夫之後，內戰教條也沒有中斷，而是在蘇聯政府的內部政策里得到復興。蘇共二十大後，蘇聯政府把這些批判視為公開或秘密的顛覆性聲明，必須鎮壓下去，因為與官方核准的觀點不相符。這個大有前途的對史達林體系的客觀評價始於蘇共二十大，卻被克里姆林宮的繼任統治者終止了。儘管蘇共二十大儘量克制對史達林的批判，但是蘇聯政權的繼任者仍然退回到了史達林主義。 蘇共二十大的積極成就，是它開創了批判史達林主義體系的先河，［第 147 頁］其弱點在於，它對史達林主義的批判是片面的。它的攻擊集中在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上，並沒有觸及到史達林主義的核心部分。對個人崇拜的譴責表明了這種批判的不充分，也顯示了為什麼蘇共二十大的影響如此有限。對個人崇拜的駁斥本身是不錯的，只是不夠徹底。史達林的統治手段來源於他對法律原則的破壞，這個觀點同樣也是對的。對這兩件事的評論都沒有任何錯誤，只是從理論和實踐上來說，忽視了這些關鍵問題的本質。在教條式主觀臆斷的基礎上對廣大群眾的殘暴統治並不僅僅是他機敏、極端利己和暴虐性格的產物。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歷史都不斷給出新的例證來說明在集體的、持續壓制的實踐中，極權統治照樣能夠實施。另外，對法律原則的破壞，其本身並沒有導致極權主義。每一個現代國家都擁有完善的司法技巧，足以保證它實行合法的統治。為了保證社會和政治的統一，這是很有必要的。正如蘇聯在公開的、極度的踐踏法制基礎上的個人崇拜，把與政治教條相符的個人行為標榜為社會正常現象，而與政治教條不符的個人行為就是不正常的社會現象，這樣每個擁有合法統治手段的國家都能夠對全體人民推行它的政治標準。史達林主義並不能被還原為對個人的極權主義或者對法律原則的踐踏。 史達林主義體系的核心在於其他一些原因。史達林主義體系根源於經濟問題，對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是這同一個經濟問題困擾了那些在列寧逝世後捲入權力鬥爭的人。核心問題是關於所謂的「原始積累」。之前，我們試圖說明生產方式社會化的積極因素是如何為建立一個有影響力的社會主義國家創造條件的。在「原始積累」和快速工業化的大背景下，史達林的殘酷霸權體系取得了許多成就。（史達林不能認識到這些成功是建立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基礎上的。）事實上，史達林所取得的經濟成就在兩個「重建」時期還有了進一步的增長。然而，當生產發展到一定水平，社會主義國家所面對的問題也改變了。新的問題不再是「原始積累」，而是所生產的產品以及給人民提供的服務的質量問題。從經濟上來說，史達林主義對快速工業化時期還是適用的，然而，當蘇聯經濟發展到更高水平時，它就失去了自己的歷史作用。 史達林主義體系並沒有根據它自身所創造的社會經濟新秩序做出成功的調整。史達林主義試圖用過時的政治模式去統治二戰後新的社會經濟秩序。［第 148 頁］蘇聯的政治和經濟之間出現了分離，而史達林主義依舊想用二十年代的政治結構統治二戰後的社會秩序。這可以從技術專家事件中看出來。在「原始積累」階段，新生的蘇聯繼承了革命前資本主義以及沙皇手中的技術專家這一社會階層。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對社會主義疏遠，有的甚至是直接敵視。而今天的情況完全不一樣。在長達數十年的社會主義基礎建設期間，那些敵視社會主義的沙皇時期的技術專家有的已經逝世，有的已經退休，因而這一敵對階層也就消失了。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們在其他一些文章中提到，社會主義教育體系培養了一個忠於蘇聯的技術知識分子階層。就堅持某個特定的世界觀來說，這個階層的人並不是共產主義者，但是也不是蘇聯制度的敵人和不負責任的看客。在社會主義教育體系下培養出來的這些知識分子，他們是蘇聯人，他們把在生產過程中所做的工作當作自己的正常職業，而他們毫無疑問想作為蘇聯制度忠實和高貴的貢獻者而得到認可和優待。年輕一代背叛史達林主義體系主要是基於客觀的社會背景。到目前為止，史達林主義的政治代理人控制技術專家的方法已經成型。然而，這個作為蘇聯進一步發展的力量的、新生的、對社會必不可少的專家階層的政治和經濟行為，需要一些和史達林時期的管理方法相比有所改變的方法。 新的管理方法的問題最終與生產本身的控制和目標緊密聯繫。從經濟和政治上來說，生產的發展僅僅靠重視重工業建設，而不顧消費需求，是越來越不可能了。在革命理想主義階段，最好就是呼籲人民群眾採取抑制消費的政策，這是唯一可行和有充分理由的方法。關鍵是，在 20 世紀 30 年代為了建設相對先進的科技工業機構而成功發揮作用的官僚集權和中央計劃控制的方法，在當今必須被判定為完全無效的。中央集權的官僚計劃機制越嚴格，就越難從數量上和質量上滿足大眾消費。這種缺陷在生產消費品的製造業中已經凸顯出來。從這點來說，我們並不認同這種行之有效的戰時經濟模式的適用性，因為它不可能使得對戰時生產的牢固控制成為公民日常生活的標準。 ［第 149 頁］我們相信共產主義世界的社會經濟壓力已經帶來一個重建的時期，同時，把社會主義民主引進生活的重新嘗試的再思考的時機也隨之來臨。在本書開頭部分我們提到的兩種錯誤方案，在共產主義世界也開始走向前台：通過保存史達林主義方法的實質而局部改善這場危機的嘗試，或者採用在西方占支配地位的那些方法。一方面，集體計劃的官僚機構不想放棄其絕對領導的角色，儘管每一個細緻的調查都表明，它所採用的標準、執行的任務以及控制手段，並沒有成功地滿足人民的真正的實際需求。保守派建議給現有機構提供全自動控制的機器來確保他們的計算更加精確，似乎靠這種方法就能改善那些在根本上存在缺陷的機制。另一方面，從改革者角度來說，他們提倡的是西方工業組織的模式。改革者從這樣一種錯誤假設入手，即資本主義下的市場競爭（考慮到其利弊），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才能實現其夢想，因為只有在沒有相互競爭的資本家存在的情況下，社會才能完美地適應市場力量。改革者和史達林主義者忙於初步的實驗階段。但是這些都是建立在密不可分而沒有決定意義的妥協的基礎之上，那就是保持仍然很強大的集中計劃機制的完整性和不可觸動性。 對這些經濟問題進行詳盡論述並不是我們的真正目的，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政治和經濟之間的相互聯繫。經濟改革已經提上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日程，這一事實就意味著社會主義民主問題也成了當務之急。我們多次指出，蘇維埃運動是歷史上特殊的、僅有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形式。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如果我們不以一種抽象的方式，而是用相對社會歷史的方式解決民主化進程問題，我們將面臨全新的局面。在推行新經濟政策過程中與這些問題的複雜性進行理論鬥爭時，列寧就遇到過這種情況。基本問題在於：蘇維埃仍然同當今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化問題相關嗎？蘇維埃運動、廣大民眾所施加的壓力都是社會動力，立刻使人們的日常事務與高層政治的重大問題緊密聯繫在一起。群眾自發的運動似乎已經完全終結了。我們已經指出過，當社會制度失去了合法性並且變得退化的時候，廣大群眾就會對其毫無興趣。當社會政治結構不再合法，也不符合民主利益的時候，廣大人民群眾就會對其冷漠無情。［第 150 頁］今天，人民參加各種會議、討論和選舉，是因為這能滿足他們眼前的自身利益，而不是為了作為反對派出現在那些官方機構面前。然而，他們仍然過於被動或者他們的參與把自身限制在官方提議的程序化批准之中。參與者深刻地明白了，他們的參與對那些問題本身來說沒有任何實際意義，時常還會給參與者個人帶來危害。一般說來，儘管官方描繪的事實是另一幅藍圖，並且成為公務記錄的一部分，但這些事實的實際情況還是廣為人知的，政治參與被降低為純粹的機械主義。 另一方面，充滿活力而且自由的公眾輿論依然存在，只是採取了地下和隱蔽的形式。這種隱蔽的「公眾輿論」不會以公開和正式的方式表達出來。在東歐社會範圍內而且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種公眾輿論其實就是一種私人密談，即時地和自發地發生在兩個人之間進行的討論。這樣的秘密世界所產生的真正影響是多種多樣的。然而，把它看作毫無益處或者低估它都是大錯特錯的。我僅僅通過提及我幾十年的經驗，說明在文化領域取得的成功是由這種地下的公眾輿論決定的。一件藝術品是膚淺的還是具有藝術價值，一部小說是否能夠成功改編成電影，這些問題更多是由秘密世界決定的，而不是由那些出版物里的批評所決定（首先是那些官方作者寫的批評）。 很難衡量這個秘密世界對經濟領域的影響有多大。我們決不能忘記，這種規章體系以及前面說到的對整個社會進程的操控，由於與現實太過於脫節以至於不能實現對自由思想和自由行動進行控制的最初目標。資本主義體系下的官僚控制要比史達林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少得多。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還有許多自發的鐵路大罷工，工人們自發地不願服從僱主，最終使得所有商業活動處於停滯狀態。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這種工人反抗，促使資本和勞動力之間達成妥協。這些類型的產業調整，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妥協，通常是以管理層和工人階級之間私下談判的方式達成的。在很大程度上，這種使勞動力和資本都有所收穫的調整，涉及到了工廠里的勞動條件和運輸手段等諸多事宜。當今的社會主義，社會異化現象比資本主義更加嚴重。因為史達林主義的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抽象、機械和官僚化的，社會主義所發生的罷工現象和私有制世界所發生的一樣頻繁，在所謂的「勞動者的天堂」里，勞動力動盪的局面依然存在。 ［第 151 頁］這種無聲的地下公眾輿論是現存的社會主義民主化進程的開口楔子。它是一種社會力量，它轉移到系統的公眾實踐中，在我看來這就是社會主義民主化進程的第一步。用舊的方法推行民主化進程是行不通的。它也不可能通過自發的革命性巨變取得成功。試圖通過復興蘇維埃運動來取得成功也是不可能的，在革命時代，蘇維埃運動被看作是延伸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直接民主。回到過去所需要的主觀和客觀條件都不存在，任何夢想著過去那種自發的蘇維埃運動得到復甦的人都是自找沒趣，都是空想。這種幻想源自於對過去英雄主義的個人熱情和高度承諾，但是期待著像 1871 年或者 1905 年一樣廣度和深度的革命運動再次發生是毫無希望的。史達林主義時期，獨裁的方式中斷了蘇維埃運動的延續，同時，運動本身在內部也受到了反對傾向的支配。從理論上來說，立即地、完全地對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和實質上實行正確復興已經不可能了，因而直接復興過去那種偉大傳統也是不可能的。蘇維埃運動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是十幾年來社會發展的產物，它不可能單憑個人或者某個政黨的意志再次出現。如果把蘇維埃運動看作可以由於人的意志重新回到歷史舞台，就等於仍舊囚禁在官僚式的策略優先的危險的封閉的圈子裡。官僚式的策略會阻礙或者延緩歷史進程，甚至會把歷史進程引向錯誤的軌道。但是官僚策略卻不能以它自身已有的形式來動員人民大眾推行激進的廣泛的改革進程。 這種地下運動的覺醒也不可能模仿先前蘇維埃運動那熱情激昂、自發的形式。經驗告訴我們，這種無聲無息、隱蔽的傾向，作為一種自覺的批判力量發展成一種與社會相關的模式也不可能重複先前的制度模式。但這並不意味著一種不同類型的革新也不可能。實際上，我們知道，如果不能有效地號召那些受到鎮壓而銷聲匿跡的地下力量，要推翻當前機械的、集中和超官僚化的計劃體制實踐是不可能的。對集中計劃的批判流露出分權的必要性。宣傳和欺騙，那些史達林主義政黨使用的老手段，並不能完成反官僚化的任務。廣大民眾必將會經歷社會主義經濟的重新定向，在日常生活的基礎上與史達林主義傳統徹底決裂。廣大民眾必須接受再教育、恢復活力，才能再次感覺到他們自身的潛力。因為這個原因，僅僅去除阻礙民眾自由表達個人觀點的社會心理壁壘是遠遠不夠的。［第 152 頁］由於對派系組織的恐懼，史達林時期不僅抑制了個人觀點的表達，而且系統地迫害和根除了對史達林體系的批評和改進以及對根除特定的功能障礙做出很大貢獻的任何類型的工會組織。沒有廣大民眾的積極參與，沒有那些自發而短暫、臨時並且經常沒有具體形式的社會團體，摧毀官僚政治也是不可能的。通過這些地下運動有意識地動員，廣大民眾再一次獲得了一種權力意識，那就是他們能夠改善自己的日常生活。 對史達林體系的長期容忍，對廣大民眾的創造性產生了毀滅性的後果。他們失去了對自己的信仰，甚至不相信他們自身的個人—社會實踐的可能性。在那時，即在 1917 年自發的爆炸性的十月革命所引發的蘇維埃運動的情況下，廣大民眾習慣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那是很合理的。在史達林時期，不是主動行為而是被動行為才是規則，因為在當時的獨裁情況下，這更加合理。強調列寧思想中的習慣概念的重要性既是正確的也是有益的，它具有雙重意義，它包含兩種選擇：它表示激進的變化，不管是有益的還是有害的；或者，根據其固有的性質，它還表示一種社會妥協。在整個史達林主義的策略優先時期，當整個社會全面而廣泛地受到官僚制度的控制時，不管主動參與者還是持無所謂態度的被動參與者，都不得不使他們做出調整以使自身習慣於在這樣一個體制中生活。 我們現在將要討論的是人類實踐活動類型的社會結構和人類性格模式的社會起源。法國和俄國大革命的英雄時代已經結束，我們擁有的不是偉大而是平凡。當今的世界是為小人物而造的，我們必須滿足於對過去那些高貴典範的蒼白回憶。社會主義存在著這樣一種活躍的理想主義者的類型，東歐的批評家們把這些政治活躍分子看作是公民模型的當代諷刺畫。政治活躍分子擁有理想主義（在馬克思的意義上），但是存在著一個很重要的差別，那就是，當今的這種類型既不是由於其主導人格從事革命運動的具有自我犧牲精神的理想主義者，例如雅各賓派運動時期的理想主義者；也不是當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所代表的那些形式的、空洞的和膚淺的個人。社會主義活躍分子把自己限於為了執行黨的決議無私奉獻並且堅信他們是在為無產階級革命目標服務。（為了避免任何誤解，我想澄清一下，這段話並不是指向一般而言的紀律，而是與某一種類型的人或者某種實踐模式的社會結構的重要問題有關。［第 153 頁］對比中的決定性差異與批判和超越的問題相關聯。有一種紀律不允許批判和改進，那是盲目服從；還有一種紀律是集參與、投入、自我修正和揚棄於一體，這是任何政治運動都必不可少的。） 除了我們提到過的人類實踐形式以外，還出現了一種對比性很強的類型，他們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謀求個人更高的生活水平，他們通過一些可接受的或者鬼鬼祟祟的甚至是非法手段來實現自己的目的。他們的心理和道德觀與資產階級社會的個人異常接近，但是從性質上來說還是與資產階級的行為有著明顯的區別，因為沒有任何人類剝削源於這種操控活動。當然，我們並不認為通過自己的勞動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屬於非法行為。我們要質問的是那些凌駕於法律之上，鑽法律漏洞，控制傳統的和新興的習慣模式以滿足自私自利和自我膨脹的行為。從這點上來說，必須引進一個條件限制：社會主義生產和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沒有可比性，尤其是就大規模、集中程度和官僚化形式的生產來說。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從一開始，社會主義社會的整個結構使任何依靠剝削別人勞動的積累都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社會創造的工作種類是沒有剝削的，絕大多數的社會主義勞動者都包括在這個範疇之中，他們在工作中或多或少都帶有個人的責任心。然而，勞動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強烈願望與他們對政治的冷漠之間存在著不一致。他們關心的是經濟的發展，但是在對現有政治結構進行修正批評的權利上做出了妥協。 這些論述並不是想要為社會主義人類行為類型的總體性以及其衍生的問題提供詳細的標準。因此，僅僅有必要指出由史達林開創的生產秩序里演變出來的各種主體的社會趨勢，我們的主要目標是要區分對史達林體系的社會主義批評的各種形式和資產階級批評的各種形式。自從新經濟政策推行以來，資本主義的反共產主義者就主張，社會主義社會將以類似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樣式發展，或者說一個單一的工業社會會演變成為全球規模的發展，在這種規模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差異就會消失。相反，我們已經多次提到，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狀況顯示，生產資料社會化產生的客觀社會關係從性質上來說與階級社會是不一樣的。［第 154 頁］然而對現有社會主義社會的敏銳、深刻的分析表明，它的確客觀上消除了人與人之間的剝削關係並且使其變得不可能。但是在這樣的政治和社會條件下的發展，它的政治結構沒有能力——不是還沒有——建立起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社會在政治上還沒有授權於社會主義的人。廣大勞動人民並沒有尋找到把他們自己變成能動主體的方法。他們不知道怎樣把生產資料社會化轉化成基礎，在這個基礎下，他們就可以在共產主義社會形態下成為自由的人。現有的社會主義缺乏客觀的社會主義特性，要歸因於資產階級高超的誹謗和煽動手段。相反，社會主義社會主觀特性的建設與擴展仍然是那些堅持認為與資本主義的矛盾相比，社會主義是唯一值得信賴的選擇的那些人當今和將來的主要任務。 從客觀立場考慮，我們涉及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史達林推行的經濟和社會秩序能夠克服俄國經濟內在的不發達的影響，並且伴隨著生產力出人意料的發展，的確為自由王國奠定了基礎。這個陳述與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不相干也並不涉及社會主義無法摧毀富足的資本主義經濟形態這一事實。自由王國為人類獨特的自我創造奠定了充分的基礎。弔詭的是，史達林主義制度不僅為人類的自我創造奠定了基礎，而且還給人類生成過程的實現帶來了客觀的難以克服的障礙。我們在分析資產階級民主時已經涉及到了這個矛盾。馬克思試圖解釋，建立了人權原則的法國大革命，在它的基本章程里人們是怎樣限制人的自由的。他說道：「但是，自由這項人權並不是建立在人與人結合起來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人與人分離的基礎上。這項權利就是這種分離的權利，是狹隘的、封閉在自身的個人的權利。」資產階級社會「使每個人不是把別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實現，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 [147] 馬克思闡釋的那些文本準確地描繪了社會現實，儘管它們的作者被注入了革命轉變時期英雄主義的幻覺。如果想要正確理解這些文本，我們必須把他們看作是提供了資產階級社會真實狀況的縮影。他們的偉大先驅霍布斯這樣描述到，在資本主義下，人類的生存狀況是「一場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法國小說家馬奎斯·迪·薩德（ Marquis de Sade ）的作品也反映了資本主義下人類生存狀況的本質。而當代資產階級最新發現迪·薩德是一位嚴肅的思想家。性行為是資本主義人與人關係的一面鏡子。［第 155 頁］馬奎斯·迪·薩德描述性行為時，他認為性行為並不是作為兩個平等人之間的夥伴關係被兩個人分享的正常活動，而是男性僅僅把女性當作性慾對象而進行剝奪的活動，女性是完全被支配的對象，她們的參與、感覺和反應，男性從來都是漠不關心的。通過說明占有的觀點可以得到極端的執行，康德對婚姻的著名定義詳細地說明了資本主義固有的社會現實。康德把迪·薩德的極端利己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下商品交易的語言融合在一起，他說道：「婚姻就是兩個不同性別的人為了一生獨占彼此的生殖器官而簽訂的協議。」 正如今天頻繁發生的那樣，上面這段論述不應該把我們討論的客觀的焦點從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特徵的性行為轉移到性行為本身上來。它僅僅應該指出，馬克思說的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基本結構的普遍特徵必然是真實的，並且必然會準確地描述出資本主義下各種類型的人類實踐。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已經表述了資本主義普遍的人類關係。下面這幾句話就是從這本著作中關於資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的實踐活動以及由資本主義經濟必然引出的行為：「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聖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僱傭勞動者。」 [148] 這個被列入歷史議事日程的問題是關於人類的人性化進程的。社會主義革命關注的是社會形態由低級向高級發展，以及在這種更高級的社會形態里出現新的人類社會存在。通過新的社會環境的生產，這一新的人類和社會存在會以自發的社會主義人類的實踐活動創造出人類新的相互依賴、相互合作關係。 明確由封建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與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重要區別是很有必要的。歷史見證了社會的許多革命性轉變，但是每一次都有自身獨特的特徵。封建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涉及到了激進的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興起。比較一下 18 和 19 世紀製造業時代的勞動分工和封建主義的行會，每個勞動者與其勞動過程的關係的激進變化立刻就很鮮明了。由於這種轉變，工人的態度——他們被迫對這種新情況選擇要麼積極要麼消極的態度——將會由社會勞動分工強加給工人。 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性質是截然不同的。［第 156 頁］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是由一個階級剝削社會過渡到另一個階級剝削社會，儘管由於生產力的發展，這種剝削達到了相應的更高水平。相反，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其過程關注的是超越任何剝削。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給所有類型的社會物質生產帶來了激烈的變化。（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這足以表明封建行會體制與資本主義大生產下的勞動分工的不同）。儘管生產方式的變化和剝削的消滅都是社會變化，但技術變化卻非常不同。由於區別於社會變化，技術進步不能構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差別，而是有其自身獨立的內在趨勢。（為資本主義生產建設的工廠，在很大程度上來說，不加任何改變都可以拿來為社會主義服務，反之亦然。）但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或者生產資料社會化，徹底改變了社會。生產資料社會化完全可以重新塑造生產模式，因而能夠改變人們的日常活動模式。當生產力總體上受社會支配時，這就給人本身、人和自身勞動的關係以及和同事的關係帶來徹底的變化。這些都是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嚴格的社會前提。列寧在其關於戰爭的文章中明確說到，社會主義的確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但是經濟基礎決不可能形成社會主義的整體環境。 [149] 有人懷疑是否通過社會關係的變革人也會改變。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採用相反的觀點，那就是人只能通過社會意識形態的變革才能轉變。意識形態，作為社會發展的理論和實際的契機，作為解決物質生產過程引發的社會衝突的手段，確實是每個社會上層建築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然而，它仍然只是一種反映，是人類用來幫助理解生產的客觀變革的圖像。意識形態必須得有經濟基礎才可以使它作為社會力量的實際影響不會被消除。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意識形態必須廣泛、深入地紮根於客觀的社會存在。 社會的變遷往往是主客觀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歷史變遷是由無意識的經濟力量和有意識的意識形態力量共同推進。物質資料的生產——自然不是沒有意識形態反應的介入——必然會推動人的變革，推動人向有意識的、能夠有目的地計劃未來的社會形態的變革。無處不在的、機械的經濟作用，就自發的辯證法來說，不可能給人類帶來這樣的變革。［第 157 頁］經濟，作為未來社會的基礎，必須根據人類的設計來指導。目標必須根據人的智慧來制定，這樣才能創造出能夠喚起人與同伴合作關係的社會條件。目標必須對人起作用，這樣他們才能意識到自身的真正的類存在。 通過對向資本主義過渡與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對比可以看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革命性變革在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因為社會主義是如此獨特，所以歷史上沒有可以相提並論的例子去衡量它。出於這個原因，如果有人試圖預言未來社會主義秩序的性質的話，那就必須細心、謹慎地運用從以前的歷史社會形態中學到的教訓。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以充分的理由指出，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歷史上最後一個建立在剝削基礎上的社會形態。在此過程中，他不僅指出了經濟剝削，還指出了經濟剝削對主體間關係的影響。拉薩爾和史達林都對社會主義做出了荒謬的定義，因為他們都把社會主義局限在經濟領域。對拉薩爾來說，社會主義是「對勞動的全額補償」的權利的同義詞。當史達林給社會主義作出一個經濟學家的定義，把社會主義等同於廢除剩餘勞動時，他迴避了重要的一點，完全忘記了剩餘勞動是社會發展必不可少的因素。他忽略了剩餘勞動涉及的人類生活內在和外在的變革，忽略了剩餘勞動是客觀的經濟和主體的人的相互作用。重複一下上面的論述：資產階級喜歡提到人類勞動的人性化，他們聲稱這在資本主義社會也正在發生。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是主體的人在不斷調整以適應客觀經濟。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所謂「勞動人性化」預示著那些能夠使人類適應現有的和新興的勞動模式的方法的誕生。勞動條件的改善是提高生產力的手段。而提高生產力同時也是為了增加對剩餘勞動的剝削。勞動人性化在社會主義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在社會主義，客觀經濟必須屈服和適應作為主體的人類。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主觀控制著客觀。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類勞動的模式必須與人的類存在相符合，人的存在成為組織勞動條件的標準和指導原則。 很顯然，隨著經濟支配地位的廢除，生產過程的重構本身就可以成為社會主義創造更高尚的人類這一目標的物質力量。很明顯的是，只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才能擁有生產更高尚的人類這一目標。［第 158 頁］生產資料社會化是人類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理想而進行有目的計劃的必要前提條件。然而，同樣明顯的是，人類有目的的活動自身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主觀依賴於客觀，人類實踐的確能夠成就很多，但是勞動的人性化和人類的徹底解放同樣依賴一定的生產力發展的客觀水平。 我們必須指出，主觀和客觀是相互作用的過程。人的類本質的實現必須與生產力的可能性相一致，以便於在實際世界中能得以實現。但是勞動人性化並不能單純源於生產領域；正如列寧煞費苦心地指出的，它必須要從外部，從個人從事的直接的生產過程之外的來源中被引入。它必須得到政治主體的支持。這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特殊功能。社會主義民主的特殊性是把人性化觀點的外部理論帶入到經濟領域，這是社會主義的政治任務所決定的。這個任務同時也決定了社會主義民主與以往所有建立在私有制、剝削和異化基礎上的民主形式，尤其是與資本主義模式民主的主要差別。產生於 1917 年社會主義革命的這個政治社會任務，在我們不斷提到的偉大的、激情高昂的、自發的蘇維埃運動中得到直接的廣大的擁護。對於如何才能把社會主義民主變成社會主義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們還沒有固定的指導方針。過去和現在的教訓給我們勾勒出大致的藍圖。在社會主義民主問題被看作緊迫的社會可能性被提出之前， 1871 年和 1905 年革命就已經被鎮壓了。在列寧的晚年，蘇維埃運動受到衰退和分裂的突然襲擊。我們已經評論了列寧維護蘇維埃體系作為社會主義政治內容的無效努力，他把蘇維埃看作是對抗那曾經不可抗拒的，得到提高的官僚制度的活生生的民主力量。 我們知道，這些努力都化為烏有了。今天，社會主義世界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才能重建馬克思主義？能夠促使馬克思主義復興的社會力量是什麼？現實地說，想要復興蘇維埃運動是不可能的，任何重建蘇維埃的希望也缺乏理論基礎。另外，促使 1917 年革命自發發展的革命條件也無法重新出現，並且沒有人願意回到那個始於 20 世紀 20 年代的衰退時期。在史達林時期長時間僵化後，馬克思主義的復興，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目前的任務，不能直接與任何社會運動聯繫在一起。對我們提到過的悄然無聲的、地下的運動也是如此，因為馬克思主義不能為這些運動的重生提供理論基礎了。相反地，馬克思主義復興的嘗試必須要從理論基礎開始。［第 159 頁］我們必須用馬克思主義方法分析當今社會主義的危機，因為只有理解危機的原因，我們才能重新定義馬克思主義並且才能為有意識地復興馬克思主義建立指導原則。只有在重新建立起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我們才能提出一個與目前的現實狀況相符合的策略，一個恰當的個人實踐策略。誰若是涉足理論重建，誰就開始了一個受到意識啟發的、有意識指導的、不斷延伸和矛盾的過程。人們永遠不能忽視重新定義社會主義涉及到的豐富的辯證法，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的衝突，這些都應該被納入到我們對這更高的社會秩序的理解中來。一方面，直接與經濟相對的人類實踐活動不會限制經濟的發展，相反會組織那些純粹的經濟活動更好地滿足社會的需要。另一方面，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是一項長期的工程，只有當社會實踐活動與純粹的經濟活動相一致時，促進它發展的前提才能建立起來。對社會主義民主內容的理論上的深刻洞察以一種不間斷的方式在一天天增長，預示著決定性的客觀事實與政治之間必定存在和諧。主觀與客觀的融合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新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的未來方向，而我們在這裡的思考僅僅是一個尋求這項偉大事業最普遍原則的一個草圖。因而要進入更詳細的分析是不可能的。由於這個原因，更重要的是為這個理論基礎創造透明度。在對自發性和意識（馬克思主義意識，純粹的階級意識）的著名和正確的區分中，列寧說道：「意識只能傳達給工人……，這就意味著，從經濟鬥爭之外的領域……，一個創造所有這些知識的領域。」 [150] 列寧提及了一個動力矩陣，是所有社會動力的相互聯繫，指出了在當時歷史動力學下社會的總體性。列寧是在 1903 年的條件的影響下做出的這種論斷，我們認為它不僅在涉及當時歷史環境下的社會現實時是正確的，而且在涉及到一些原則上更加普遍的東西時也是正確的。回到列寧的方法具有迫切性，它是馬克思方法的延續。馬克思主義的復興只有回到馬克思主義方法和理論上來才會出現。因為在當前情形下，正確的實踐活動就是用馬克思主義方法正確分析當前形勢的直接結果。 如今還可能簡單地運用十年前占統治地位的理論嗎？我們已經指出了史達林方法的理論核心：理論、方法和策略的層次關係的本末倒置。史達林改變了馬克思主義的層次，使策略優先並且扭曲了整個馬克思主義方法。［第 160 頁］直到今天，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傷害還沒有被克服。如果想要修復對馬克思主義的損害，那就將要求對每一個被史達林的變形的一般方法所扭曲的事例進行專門的研究。由於這個原因，如果我們把自己限定於最特定的類型，我們就可以用如下例子來說明這些主要問題：自列寧的《帝國主義》（ 1916 ）之後，就沒有了對當今資本主義新特徵的特殊性的科學研究，也沒有對社會主義發展的明確方向的任何研究。我們對當今時代的認識還不夠充分，因為我們的認識是一些過時的方法甚至是那些在剛產生時就是錯誤的方法的結果。在其他部分，我們已經極其簡略地描述過史達林的經濟設想，並且討論也表明了史達林的策略的理論控制最終導致了對馬克思方法的曲解，並且也影響了這個領域。另一個歷史性曲解的例子是，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經濟形態演進中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觀點刪除了。這種刪除是為了證明實際上並不存在中國封建主義屬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說法。為了使史達林在 20 世紀 20 — 30 年代對中國關係上的策略性決策得到加強，這種曲解是必要的。「亞細亞生產模式」觀點的消除，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術推遲了十年，因為沒有這種詮釋範式，就不可能對真正的事實以及它們在這個世界上重要區域裡的必然的相互關係實行馬克思主義分析。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階級鬥爭會加強，這一觀點是歷史曲解的另一個個案。實際上，這個例子可能是對策略優先的方法論如何導致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方法曲解的最震撼的說明。優先考慮階級鬥爭加劇這一觀點排除了對史達林時期政治情形的真實性質的實際的理論探討。俄國被認為永久地處在內戰狀態下，政府的決議是出於純粹的策略背景考慮，而那些不同意政府決議的人會被認為是整個國家公開的或者秘密的敵人。只從邏輯上駁斥這些敵人是遠遠不夠的，他們還受到道義上的誹謗並被指責為社會的「害群之馬」。保留史達林主義體系很容易就會導致階級鬥爭加劇這一主題以及伴隨它的秘密極權國家的復活。如果強大的官僚政治仍然存在並且感到自身受到了威脅，它可能就會以一種維持官僚政治權力的方式而復活，而不顧階級鬥爭加劇這一命題的虛假性。蘇共二十大反對階級鬥爭加劇這一命題，但是如果政權的史達林結構原封不動保存下來，那麼它很有可能再次被利用。 這些扭曲馬克思列寧主義方法的事例可以無限地列舉下去，但是本文不能從事這種進一步的列舉。［第 161 頁］因為它與社會主義民主問題有著極其深厚的聯繫，因為它站在一個與史達林主義的策略控制相對立的立場上，從這點上來說我們可能會提及列寧的觀點，那就是作為馬克思關於民族主義問題的直接延續的國家自決的觀點。 1917 年，列寧要求每一個人都擁有無限的權利，去宣告自身的自由解放，並且極力反對任何使這種權利失效的企圖。 [151] 甚至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他把否定國家自決權的行為稱為對社會主義的背叛。沒有任何官僚式的詭辯能夠消除這一命題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中的中心地位。列寧在晚年時期激烈地反對對它的破壞。 [152] 任何策略控制都無法忽視這樣的事實，列寧和馬克思一樣，把國家自決權看作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至關重要、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社會主義民主的實際發展預示著馬克思主義方法的重建。這並不僅僅是抽象的哲學陳述。相反，馬克思主義重建是關係到共產主義運動生存的重大問題。澄清歷史記錄不是暫時的，也不是最終的，因為在目前情況下要具體把握所有的問題和事例是不可能的，因為當今很多問題還隱藏在未經核實的史達林主義的過去。因為過去仍然隱藏在黑暗之中，因而要正確把握當今的真實問題或者形成一種合理的當下的實踐活動是不可能的。用一種單一的、包羅萬象的裝飾清理歷史永遠都是不可能的。幾十年來的疏忽、困惑和扭曲，只有通過多年的研究工作以及對理論和歷史主要事件的實際討論才能被澄清。實際上，對歷史的澄清也會給其自身帶來扭曲。政黨組織和自由評論家們都提出觀點多元化的需求作為避免歪曲的一種方式，這是一個騙局。多元化也可以成為新實證主義思想控制的基礎。必須保持馬克思主義方法對多元化的優先權。當然，馬克思主義方法的結果不是能夠武斷地或隨意地達到的。結果是通過實際調查、分析以及其他方式得來的，而且必須經受批判性討論的檢驗。因為驗證過程是如此漫長，一個真理被科學地驗證之前總是要花很長時間。然而，如果共產主義運動想有一個堅實的基礎，那就必須選擇自我修正的方法。雖然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復興將會從自我修正和自我批評中萌發。這是一個必須選擇和發起的過程，因為只有從過去的錯誤中解放出來，馬克思主義才能重新獲得切實可行的理論和政治的指導地位。 馬克思主義的復興需要解決所有這些問題。［第 162 頁］社會主義民主的甦醒會給這項運動提供精神推動力。但是，當我們涉及社會主義民主問題時，我們發現自己來到了一個完全新的、沒有探索過的領域。列寧在提出新經濟政策時所說的在這裡也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沒有引領我們走向未來的指導方針。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家們都已經逝世，沒有給我們留下社會主義民主性質的清晰大綱。儘管我們處於困惑之中，但是據我們對社會主義民主的了解，在當前形勢下它的自發產生根本不可能。相反，需要無條件的艱苦的、有目的的努力去引起它的甦醒，把社會主義民主推向生成之路。每一個認真研究過我們關於列寧對政治意識定義的討論的人，很容易就能理解這一點。根據列寧的表述，推動社會主義民主化進程的運動只能從外部激發，因為它無法在人們意識中自發地產生。實際上，前面我們已經強調過，當今廣大勞動人民極度的、普遍的冷漠，只有通過外在力量給其提供目標，才能把自己發展成為這種社會主義民主活動。對於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應該對這些極少的卻是基本的事實非常清楚，建立這種目標取向的天生領袖和推動力必須是共產黨。這裡涉及到的問題是動員和接管私人的、主體間的、地下的運動，並且在實際生活中組織它們成為面向目標的和解放的行為。馬克思主義的復甦需要自覺地致力於它所引發的重大的、一般的社會任務的正確性。《共產黨宣言》已經明確了共產黨人的特殊任務，就是他們「代表了全人類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始終代表著整個運動的利益」。 [153] 半個世紀後，列寧繼續執行和完善了馬克思的思想。通過對階級意識的準確定義，列寧認識到共產黨具有對社會動態的總體性的敏銳的洞察力。共產黨代表著爭取無產階級利益的偉大事業，如果需要的話，還代表著超越現實的鬥爭。列寧從來不懷疑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而今天共產黨必須接觸並且善於表達秘密文化的地下世界的種種欲望。 在史達林時期的實踐中，共產黨也不得不屈服於策略上的官僚主義。對於共產黨的問題，我們只能在這有限的空間裡討論我們所面臨的任務和可能的一些要點。最根本的是，共產黨那些成功的活動以及它們生命的延續都依賴於馬克思主義的復興。從使共產黨重新恢復活力的角度來說，有一個因素異常重要：那就是黨內民主。［第 163 頁］在東歐世界，存在著一些這樣的觀念，尋求資本主義的多黨制對現有的社會主義進行內部改革。在文章的開頭部分我們對資本主義民主進行了批判。由於無法深入探討這些複雜問題，我們只能說社會主義世界擁有有效的黨內民主。我們完全明白，資本主義多黨制民主制度下，沒有一個政黨真正實踐了黨內民主。 從共產黨存在的問題的觀點來說，目前緊迫的任務就是在國家和黨之間實行真正的勞動分工。社會主義民主重大的新任務是把日常生活從那些來自於階級社會的現有的和有效的殘餘當中淨化出來。現有的社會主義仍然受到階級社會殘餘的毒害，尤其是以信用消費的形式。經濟的正常改善，而並不是針對社會主義的發展，將會促進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時也凸顯了信用消費的問題。不管是官僚控制還是靠新的宣傳，都無法消除這種庸俗的消費主義。從這點上來說，社會主義民主必須與列寧對習慣的深刻定義聯繫起來。只有習慣了將那些低於人類尊嚴的行為方式諸如自我毀滅和反人類動機拋在一邊，這種習慣的實踐才會卓有成效。習慣必須創造出一個能夠放棄對別人以及對自己的生命持有冒犯態度的社會存在（兩者在本質上是不可分的）。一個在內容上具有社會性的社會存在的創造是習慣逐漸發展過程的最終結果。沒有人類日常生活的外部世界的重建，這樣一場人類的內部變革就不可能實現。不管物質生產有沒有發展到一個高水平，除非人類的日常生活不但變成政治決策的場所而且成為社會存在的基礎，否則都不可能出現共產主義社會。 過去的十多年已經談論了很多關於資本主義倖存的問題。人們批判它、譴責它甚至宣告它會垮台。從社會學角度來說，這種對資本主義的譴責過於簡單了。每一個社會都是個別的例外和未來的預測的合成物，是朝著積極的和消極的方向發展的許多相互矛盾和不對稱的力量的混合。假定根據重要性等級的重大差異，每個人僅僅靠自己，通過自己的努力就能克服與人的類存在的異化。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進程是從對此一異化的某種特定形式進行批評或者自我批評開始的。然而，人類的真正解放是從人周圍的客觀社會條件的變化開始的。［第 164 頁］從此一起源於社會的社會存在的觀點來說，當那些能夠把過去的觀念與現在的有意識的行為分開來的新的生活條件發展的時候，那麼就可以認為人的典型態度被實際上超越了（同類相食和互相仇殺就是社會如何適應人類行為的例子）。在偉大的社會變革時期，個人試圖變革意識形態和倫理背景，自然會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不考慮他們的動機，就上述意義而言，這些類型的個人行為永遠不可能達到真正的社會普遍性。要改變人首先要改變社會。這裡我們涉及到了整個人類生活各個方面的基本變革，不僅僅是在單一、特定的生活條件下對特定的、具體的個人的惡習的超越。作者並不想低估個人變革的價值。相反，他深信，在人類歷史過去的紀元里的個人和社會的反抗創造了社會超越的可能性。如果在過去個人的和集體的反抗不存在，如果沒有與當時時代的殘暴以及否定人類尊嚴的行為作鬥爭，那麼歷史就毫無希望了。儘管這些鬥爭是在錯誤的意識下進行的，儘管這些鬥爭可能是純粹烏托邦式的嘗試，但是他們幫助創造了歷史的可能性和未來。 作者也不認為單憑他們直接的、社會實踐的結果來判斷他們的這些嘗試超越對人類的侮辱是可能的。人類發展的先前的歷史——馬克思根據深刻的邏輯稱之為人類的史前史——僅僅為那些對社會變革做出很大貢獻的主觀態度的形成提供了一些分散的、相互矛盾的論斷。必須審慎地估量這些嘗試的價值，並且人們必須從這些考察中知道人性的生成是他們自身活動的結果，尤其是他們社會活動的結果。然而，超越不可能在虛無中發生，必須與既存的真實可能性相一致，社會再生產的客觀過程往往會給這種變革提供條件和限制。社會主義民主被號召去超越這一最後的、高度發展的反人類的形式（其他人是自我發展的實踐的限制、單純的對象，是潛在的對手和敵人）。社會主義民主被號召去完成這個任務，因為只有它才能為這個決定性的變革創造社會基礎。 偉大而緊迫的蘇維埃革命運動充滿著把這些複雜問題列入歷史日程的本能傾向。蘇維埃運動開展的真實條件與俄國既存的具體的、普遍的問題是一致的。對蘇維埃運動的記憶，以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保存在廣大人民的腦海中。［第 165 頁］由於受到唯心主義的烏托邦希望的錯誤限制，廣大民眾認為蘇維埃運動的簡單復興能夠為人類開啟嶄新的領域。他們認為蘇維埃運動的內在趨勢是朝向革新和復興的。但是在後史達林主義的世界裡，蘇維埃運動並不是社會主義革新的唯一動力。當前的緊迫任務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發起一場經濟的根本性重建。在這種背景下，蘇維埃看起來是史達林主義的社會主義高度官僚化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證主義控制的唯一正確的替代者。在新紀元剛開始的時候，蘇維埃就成就了巨大的歷史潛力。從這些事實我們並不能下定論說蘇維埃可以重新獲得先前那樣驚人的自發性和火山般的爆發。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民主化的新形式必將從社會歷史中出現。儘管還沒有發生，但是當今世界經濟呈現出日益增長的危機即將來臨的跡象，而對這場危機的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不幸的是，仍然不充分——提出了民主化進程的復興。幾十年來，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呈現出了不間斷的連續性的映像。但是他們充滿了普遍性的矛盾、分歧和不可解決的衝突，並且這些正被推向表面。不過，通過妥協，通過常規的控制性協議的延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世界還將繼續以這種形式存在下去。資產階級政權正嘗試選舉策略，因為他們急切想要收買這些混亂的、自發的抗議運動，並且一舉平息它。 一場世界範圍內的政治經濟危機已經顯而易見。這些粗略觀察的主要任務不可能是促成一個詳細的政治經濟革新計劃。從危機走出來後，馬克思主義進入了一個新紀元。在復興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者面臨的新的根本任務就是發現與資本帝國主義進行鬥爭以及著手社會主義內部革新的新方法。我們不能在這裡討論新與舊、過去的已經死亡的馬克思主義和有生命力的馬克思主義未來的新時代之間的關係。他們可能是一脈相承的，也可能是中斷的：過去的馬克思主義的有生命力的遺產應該延續下去，而那些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應該中斷。提到過去和將來的關係，我們能夠而且必須指出，社會主義生產的重建並不單純是一種經濟上的努力，還應該把它看作是為人的變革奠定了基礎，因為它適應了有著高貴尊嚴的人類日常生活以及人類尊嚴所滲透的生活的各個方面。把經濟發展的這些原則實際運用到人類的變革中去，的確是一件異常複雜的事情。從目前階段來說，這種變革僅僅是一場為了從數量上和質量上改進生產和分配機制的經濟變革。［第 166 頁］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儘管它因為與消費增長的密切關係成為了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但這一問題僅僅靠引進資本主義「模式」是不可能得到解決的。那些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通過本質上自發的方式能夠完成的經濟任務必須在社會主義中得到拓展，在生產過程，從其計劃階段到其實際運用階段，將更多維的、多樣化的形式囊括到民主化當中來。首先，這必然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 然而，即便在這個階段，比如說，工會問題立刻就顯現出來。這就導致列寧主義觀點的當代復興，並且導致對曾存在於 1921 年關於工會問題討論中的托洛茨基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急切排斥。要是沒有列寧主義立場的復興，那麼廣大群眾的真正活躍，以及對他們自身的冷漠的勝利都是不可能發生的。這個經濟改革過程毫無疑問會持續很長時間，並且會醞釀新經濟形式和新的經濟組織模式的誕生。我們已經指出，在這個過程的每一個階段，都會出現對社會主義社會主體態度的覺醒和形成所必須的開拓性的嘗試。如果不想放縱機械的勞動分工，毫無疑問地國家的民主機構和群眾團體（工會）將會被要求在社會重建的第一階段起主導作用。第二階段，經過民主革新的共產黨在黨內執行了一項很重要的任務。在繼續推進工會和國家民主化建設期間，共產黨必須擔任決定性的、至關重要的角色，作為重建時期政策的永久的批判家。顯然，我們不能忽視廣大群眾自發的、直接的主動性自身給予改革過程的關鍵的、附加的動力。但是我們無法事先預料究竟這個重新出現和組織的蘇維埃運動會有多重要並且充當什麼樣的角色。事實上，我們的推測只能最大程度地對未來各種可能性提出思辨性的要點。 從表面的觀點來看，世界是不變的，但這只是假象。當今所有歷史趨勢的總體表明，世界正以一種不可阻擋的動力向前推進。從特定的歷史框架來看，現實被社會進程固有、連續地演變支配著。資本主義控制體系出現了危機，而非殖民地化進程在人類面前開啟了新的前景。這都是當下正在進行的變革的重要徵兆。然而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走向馬克思主義復興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內部趨勢。［第 167 頁］在這種趨勢下，它在社會革命性變革中充當的真實的、理論和實踐的領導角色是與人類的願望相吻合的。任何社會的新生過程都必然與動盪和不確定聯繫在一起，共產黨會被這個挑戰嚇跑並且致力於用一種最近幾十年的看似靜態的、目光短淺的連續性來保護一切可能保留的東西，這再正常不過了。從目前歷史性危機的角度來看，這種保留的努力，在最終的分析里，似乎是徒勞的。考慮到社會變革時期的大體的社會歷史基礎，馬克思寫道：「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任何保留史達林主義秩序的觀點都像引人入勝的幻想一樣沒有希望，用現在的行話來說就是，一個正在發生的、激進的革命性的顛覆。今天，相當一部分年輕人和左派知識分子已經感受到了一股朝向這種浪漫革命主義的強大牽引力。至於這場世界性的危機，人們在世界不同地方用不同的模式應付危機——我們正在用一種對具體觀點和目標以及促進其內在發展的具體方法的長期的、實際上是一個內外都充滿爭執的自我理解過程來處理。 社會主義與過去決裂的時機已經成熟。對社會主義與其史達林主義遺產的根本決裂的任何焦慮事實上都是不對的。列寧只有在巨大的脅迫之下才會很偶然地需要「喘息時間」。只有在蘇俄面臨滅亡的持續威脅時，他才那樣做過。在不久以前，那些社會主義的重大政治行動（對希特勒的勝利、核均勢的成功）到目前為止為「喘息時間」建立了堅實的平台，而「喘息時間」為國內重建做出了重大貢獻。顯然，帝國主義者將仍然是帝國主義者。另一方面，決不能忽視帝國主義世界已經發生的變化。帝國主義無休止地、無限制地追求權力的社會背景，與 1914 年或者二戰後的 1945 年的情況是不一樣的。現在正是適宜社會主義內部建設的時候，因為帝國主義世界對社會主義的威脅比列寧時期更小了。我們必須記住，我們生活在一個有利於從事長期的內部改革過程的時期。列寧時期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危險要比現在大得多。為了表達一個令人極其不愉快的事實，我們必須同時承認，廣大群眾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知識分子的自發的同情心在 1917 年的時候要比今天強大得多。很容易就能找到原因， 1917 年以及接下來的幾年，帝國主義世界的許多人感到——從阿納托爾·法朗士到一般的男女工人——蘇聯發生的一切都歸因於他們自身的類解放，［第 168 頁］俄國發生的一切都是為了與自己有關的事情，與他們自身的人類自我救贖有關的事情所作的鬥爭。史達林的在理論和實踐的所有問題上都實行絕對策略控制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說，就是切斷俄國發生的那些事件與西方良知的聯繫的一把利刃。當然， 30 年代莫斯科審判事件在俄國共產黨與西方良知的疏遠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然而，如果不是因為俄國共產黨與西方意識形態中間存在著嚴格的分界線的話，個人可恥行為的影響完全可以克服。蘇聯發展模式與西方世界存在分歧，因為資本主義的思想把人們帶入一個表面上不可抑制的欲望之中，追求當下的滿足和個人享樂主義。在資本主義下，經濟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技術領域的成就帶來的重大影響，以及這些成功帶來的自我放縱，都使得民眾不可能回到在 1917 年初感覺到的共同體。然而，這種美好感覺重現的可能性包含在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裡。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人類生成的扣人心弦的戲劇才潛在地結束了。擁有一個麻木不仁的宣傳機構的所有力量，在戰爭結束的時候，社會主義國家試圖發明一個和「美國生活方式」的成語具有同樣廣告魅力的形象或者口號。然而，真實的人類財富的匱乏也能導致一個最廣泛的、組織良好的宣傳機構的失敗。對人的類本質的承諾和尊重不可能通過經濟投資來獲得，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參與到人類生成的這齣好戲中去。資本主義信念反對這種精神追求。然而，如果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被召喚向這個目標的話，那麼 1917 年的情形重現依然是有可能的。 自從蘇共二十大以來，整個世界的大致情形就是這樣。很明顯，有必要一次又一次地重複，帝國主義就是帝國主義，既然革命沒有把它推翻，它的基礎也沒有被完全摧毀，那麼它該是什麼樣子就還是什麼樣子。很明顯，只要還能喘息，資本主義肯定會努力尋求社會主義的瓦解。但是核均勢的實現已經使第三次世界大戰，或者說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直接攻擊變得非常危險，並且是潛在的自我毀滅。由於這個原因，當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現實機會逐漸減少時，國際意識形態的鬥爭就贏得了更大的重要性。因此，就在蘇共二十大剛剛結束之後，本文作者把「共存」的特徵描述如下：作為階級鬥爭的一種新形式，是核均勢的產物。在這種階級鬥爭的新形式下，用列寧的話說，「誰？反對誰？」的原則得到證實。有那麼一些人希望保留史達林制度。［第 169 頁］有那麼一些人追求暫時的、形式上的修補，延緩改革的進程，但是這些力量並不占優勢。然而，這種希望仍然存在，而帝國主義控制體系中顯露出來的危機跡象給它們提供了動力。它們期望能夠等到資本主義的瓦解，覺得這種巨變將會維持他們的保守主義。另一方面，當今全世界範圍內還存在著進步和希望的新動力。儘管這種力量很弱小，也很迷茫，但是他們追求與馬克思主義的再接近。這是一種朝向復甦馬克思主義的動力。客觀來說，這種運動只會是社會主義的同盟。列寧主義的傳統體現了聯合起來對抗共同的敵人，以及通過準確的邏輯區分和在指導原則下的批評去避免對馬克思主義曲解的可能性。史達林主義是永久革命的意識，它把一切異議標榜為人民的敵人。任何不同意官方和黨的策略決定的人都被認為是危險分子，是帝國主義代理人的直接工具。政府機構花很大力氣有組織地摧毀他們。這就是大清洗運動使用的手段。而今天，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鬥爭——沒有具體組織起來——官方意識形態鬥爭的基礎在社會主義內部同時也在社會主義外部進行著。 保留史達林主義是在社會主義領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最大障礙。同時也是國際合作和實現團結所有正在努力復興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方法的人們的重大障礙。馬克思主義對當今世界上發生的一切都會有所啟發，並且能夠幫助每一個尋求趕上未來的人，正如它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時代卓有成效地做到的一樣。此外，今天對向社會主義民主化的轉變，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和向共產主義的轉變，以及對結束人類的史前史的理解，與馬克思生活年代的理解也有所不同。馬克思主義藍圖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繪製出來了，並且指出了資本主義發展和社會主義革命各自不同的道路。不斷向前發展的階級鬥爭是這些革命的基礎，而這些革命又是未來各種社會可能性的溫床：「資產階級革命，例如十八世紀的革命，總是突飛猛進，接連不斷地取得勝利的；革命的戲劇效果一個勝似一個，人和事物好象是被五色繽紛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滿著極樂狂歡；然而這種革命為時短暫，很快就達到自己的頂點，而社會還未清醒地領略其疾風暴雨時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於長期的酒醉狀態。相反地，象 19 世紀的革命這樣的無產階級革命，則經常自己批評自己，往往在前進中停下腳步，返回到仿佛已經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開始把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們十分無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圖的不徹底性、弱點和不適當的地方；它們把敵人打倒在地上，［第 170 頁］好象是只是為了要敵人從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並且更加強壯地在它們前面挺立起來一樣；它們在自己無限宏偉的目標面前，再三往後退卻，一直到形成無路可退的情況為止，那時生活本身會大聲喊道：這裡是羅陀斯，就在這裡跳躍吧！這裡有玫瑰花，就在這裡跳舞吧！」 [154] 今天，羅陀斯（ Rhodus ）依舊存在於遙遠的未來。然而，一切跡象都表明，只有馬克思指出的這條道路才能把我們領向未來。至於未來能夠達到的程度，則取決於共產主義運動的洞察力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