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政史拾遺 · ◎賄選與賄不選

國會自民國六年解散，直至十一年始告恢復，其間經種種變遷，不但社會對之已不甚重視，即議員中亦有認為已失民意代表作用，決然引身而退者（如劉崇佑、陳築山等）。從前各黨議員陣線分明嚴整，此時則大都意興闌珊，各自為謀，對黨關係既漸趨淡漠，而黨之控制亦無形鬆懈。八百議席支離渙散，頓失中心，無怪一經金錢誘惑，莫不靡然從風也。 國會恢復，本出直系主張，彼非真有愛於法統，特欲藉此以遂其舉行大選擁護曹錕之私圖。故其第一步計劃，即為勾結國會中有力分子。時參議院議長為王家襄，王與吳佩孚甚接近，吳本主張先定憲法，王意見自與一致。惟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在國會運動復會聲中，即由廣州統率一部分議員北來，其志早欲乘機有所活動。該系乃深與結托，始則藉之以打倒洛吳支持之王寵惠內閣，繼則借之以打倒非己系之張紹曾內閣（張雖由直系閣員，迫其辭職，而吳景濂實參與其事），使中樞負責無人，乃嗾令軍警直接向黎（元洪）索餉，以迫其去位，於是大選時機漸臻成熟矣。然欲開總統選舉會，非有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不可，換言之，即該系非拉足三分之二以上之議員，則選舉絕無成功之望，此自非吳景濂及其黨羽之力所能及。蓋以自曹逼宮奪印以後，議員中之親黎者多憤慨離京，而其時段（祺瑞）、孫（中山）、張（作霖）方聯合抗曹，亦不容其輕易如願。因之議員乃成為雙方爭奪之目的物，其為反曹派所招致南下者，時有所聞，更引起直系之焦慮。議員之嫉吳包辦者，本大有人，今見有機可乘，豈甘放棄，於是或結合十餘人，或結合六七人，其中有屬國民黨籍者，有屬進步黨籍及其他政團者，紛向該系請求設立招待所，領取津貼費，一時某社、某廬、某俱樂部，殆如雨後春筍，疊出不窮，所中招花侑酒，叉麻雀，抽大煙，幾於無惡不備，然或招待其名，實不過承辦人自行享樂，或亦多方款接，而受招待者其態度仍不即不離。但見議員諸君，時而南下，時而北來，若故示其奇貨可居然者，致始終人數難於確定。該系知非重賞莫得勇夫，乃決定凡投票選舉曹錕為總統者，每人送五千元，事為反曹派所聞，亦定凡不赴京投票者，每人送三千元，以資抵制，終以相較究差兩千元，故歸直方者遂日以眾。 余素主先憲後選，乃約各省議員中之志同道合者七人，不投票，亦不出京，並相戒嚴守秘密，以北京乃直系勢力範圍，恐彼見我之不能利誘，或以力相逼脅也。然此時雖平日之號稱至交者，多已與我異趣，彼輩風聞我之言論，即疑不易就範，暗中訁探，始悉有此結合，以告直方。一日，司法總長程克、交通總長吳毓麟、直隸督軍王承斌、直省議長邊守靖等，忽聯柬招宴余等七人。席間由王承斌發言，略謂：「此次選舉總統，大家均認仲珊（曹錕字）為理想候選人，並非出於私意，良以目下我國情勢，非舉一擁有最大實力者，使居元首地位，不足以資鎮懾而謀統一。故舍仲珊外，實無適當人物，願諸君顧全大局，予以協助」云云。余答以：「我輩亦並非對於仲珊有何成見，唯因國會歷時十載，憲法尚未制定，身為議員，深負疚戾，故主張此時宜專為制憲，不及其他。待憲法告成，再選總統，則對仲珊亦未始不可贊成。」餘人亦表同一意見。王等仍請細加考慮，改日再談，此一問題，乃暫告結束。時余方兼任《晨報》主筆，每夕至翌晨二三時始歸，歸時必有警察數人，在余宅左右梭巡，見余即散去，若惟恐余覺者，此明系暗中監視之意。余因提出質問，程則力辯決無其事，謂「或系警廳善意保護，致滋誤會，如君認為不必，當即電令撤去」云云，宴畢遂散。是夕余從報館歸，果不見警察蹤跡。 翌日，有天津海關監督劉某來訪，劉亦吾友，知其與直系關係甚深，來必有故，特避不見。後知劉齎命訪余等，表示願特別優待，將五千元票價，加為七千元；如厭倦議會生涯，俟總統選出後，當授一簡任現職，因此而七人中竟有五人變節，仍堅持者惟貴州張金鑒及余而已。及選舉前夕，余摯友數人先後由電話詢餘明日往投票否，余均詭辭以對，蓋深知此數人已成為擁曹重要人物，若實告，必至橫生枝節。平心而論，渠輩一半雖為曹賣力，—半亦以為擁曹確有前途，為友誼故，深望余能與取一致行動，無如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余固不能違良心、背正義而曲阿之也。 翌日上午九時開總統選會，甫昧爽，余即離家赴晨報館，作書致主席，告以先選後憲違吾主張，本日不能出席，即復由報館避往門人林君處。嗣以電話查知選舉會已開成，曹錕亦已當選，乃由林宅歸，道逢投票諸君，咸洋洋有喜色，見余只笑頷而已，直令人不禁有人間何世之感。歸乃知余才離家，即有數人乘汽車來訪，家人告以已出，尚窮詰何往，又告以不知，始爽然而去。下午張君金鑒來，未交談即淚涔涔下，驚問其故，乃知渠本避居日人所設之博濟醫院，竟被彼方偵知，由警察總監薛之珩驅車直入，強挾到會，利誘不能，繼以威脅，余固早料之矣。據報載，當時議員不投票亦不出京者，只王家襄、黃元操及餘三人。聞反曹方面所許議員之三千元，繫於北京選舉前夕始在上海發給，蓋防彼輩於得到此款後，又復來京參加選舉，亦足見當時議員之信譽矣。世因此稱京方為賄選，滬方為賄不選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