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政史拾遺 · ◎國會之雙包案

自莊周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之語，於是世人多誤以社會為無真是真非，遇事之有利於己者，輒強詞主張以求幸勝，而天下遂愈多事矣。如民國八年之發生所謂國會雙包案，亦其例也。 憶當民六段（瑞祺）內閣廢棄舊國會，依據其所頒布之新國會議員選舉法，另行選舉參、眾兩院議員，因而舊國會之一部分議員，乃奔赴廣州，自行集會。計當時南下者，僅有政學會、益友社、政余俱樂部、民友社（皆屬國民黨）四派議員，他如研究系等則均不之應，致難獲法定人數，只稱為「非常國會」。雖明知未能正式行使職權，作用究屬不大，終以無法補充人數，不得不暫維現狀。直至七年六月，以迫於時勢之需要，乃決定繼續第二屆常會會期，開正式國會，將不到會議員除名，以候補議員遞補。使此方法果屬圓滿可行，何至遲至一年之久，方始援用？蓋依院法，議員於開會一個月後尚未到院者，得經議決，予以除名。然第二屆常會曾經在北京開會，其未南下議員均已到院報到，自不能於同一會期中，強引此項法條，加以除名之處分。且即欲除名，亦須經議決程序，今到會議員既未達過半數以上，則所謂議決自亦不能成立。故除名遞補之舉，於法殊欠根據，此亦為當日非常國會議員之所自知，徒以事勢所驅，不得不牽強比附，藉以湊足人數，而其基礎固甚薄弱也。世人因此事發生在民國八年，遂稱其遞補之議員為「民八議員」，並稱其國會為「民八國會」，至原有議員則稱為「民六議員」，亦稱其國會為「民六國會」。 其後北方直系軍人敗皖驅奉，主張黎元洪復位，並下令恢復舊國會，於是民六國會遂於十年八月一日得過半數議員出席，正式開會於北京。當在京之參議院議長王家襄，與由南方北來之眾議院長吳景濂，在天津籌備召開民六國會時，民八議員即已通電否認，旋又在上海設立法統維持會、北京設立法統學會，此唱彼和，藉張聲勢。至其所持理由，無非（一）認廣州之自由集會為合法，（二）以未參加之議員為放棄職權，應行除名另補，（三）既經除名之議員，不得再行恢復，（四）除名之議員多曾任北政府官吏，及充安福國會議員，不能再容其置身議壇。而民六議員自亦依據法律，逐點加以駁正，且在事實上，民六國會業經開會，於是民八議員乃於八月三十日，相率沖入議場，索毆議長。一時國會雙包案喧傳於世，民六議員當議決於九月十八日舉行第二屆常會閉會式，為無形之抵制，並以示此一會期業經完成，民六議員之地位已成不可動搖之勢也。 雖當時國會已不甚為社會所置重，然吾人依法論法，實認民八議員之主張不能成立。蓋議員自行集會，雖為法之所許，但廣州集會，不過出自一部分議員之意，並非經多數議員議決或同意，因之未參加之議員，自不能視為放棄職權，其除名遞補，於院法既屬不合，在手續亦欠完全，實難生效。況當日黎元洪解散者，為民六國會，則今之撤銷此項解散令而恢復之者，自亦為民六國會，與民八何涉？至於民六議員有在解散期間轉任官吏及充安福議員，其資格是否發生問題，亦屬民六國會本身之事，應聽其自行解決，絕非民八議員所能強為主張。綜此理由，民八議員在法律上顯處於失敗地位，故雖有某某南方要人為幕後支持，而彼輩亦極盡跳踉叫囂之能事，終以不能博社會之同情，不得不偃旗息鼓，由沉寂而歸於消逝，此亦足見凡事雖或有見仁見智之不同，而真是非究終未可湮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