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政史拾遺 · ◎黎元洪與法統問題

自民國三年袁世凱解散國會，廢棄約法，而頒布所謂新約法，法統問題已啟先聲。至六年段祺瑞改選國會以後，更演成南北相持之局。惜當時言法者，或以急於成功而不力求貫徹，或以便於私圖而非誠意擁護，以致黎元洪地位幾與法統問題，成為不可分離之關係，斯亦至可怪者也。討袁之舉，其志不但在保全共和，而且在恢復約法。黎元洪以民國副總統，竟甘受任由新約法產生之參政院議長，其後各團體帝制請願書則由該院轉呈，選舉國民代表辦法則由該院議定，國體投票推定皇帝時則該院為代表，而該院本身之推戴書且由黎領銜，以法律論，袁為帝制之主犯，黎亦宜列為重要之幫助犯。袁既以此喪失總統資格，則黎之副總統資格，豈能獨存？乃當日討袁軍對黎，不但不一併聲討，而且以滇、黔、粵、桂四督及蔡（鍔）、戴（戡）、李（烈鈞）、陳（炳）等代表護國軍政府發布第二號宣言謂：「大總統既已缺位，依民國二年十月所公布之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由黎副總統繼任。」而袁於撤銷帝制欲向南方謀和時，曾商黎出管將軍府，黎竟宣言：「除約法上之副總統外，無論何職，皆不承認。」一若不自知其附袁罪行，而尚靦然以約法上地位自居者。黎固不足責，而當時南方不乏高明之士，何亦竟不明是非、不顧法律若此？若謂黎之附袁，系由於脅迫而非出其本衷，然以堂堂一副總統，尚昧於捨生取義之道，辱身失節，更何足以以代表國家？聞其時南方要人，亦未嘗不考慮及此，第因總統問題為各方利害所關，若另行選舉，勢必引起劇烈競爭，而影響及內部之團結，故不得不利用黎為緩衝，藉免一時紛糾，此則以法律遷就事實，非言法所宜爾也。 黎出任總統之根據，中間尚有新舊約法之爭，而主用舊法者終於占勝。一方擁護舊約法，一方則使在舊約法上已經喪失資格之副總統，冒竊大位，豈非護法運動之一大玷？黎就任總統後未及一年，因府、院之爭而引起督軍團獨立，因督軍團獨立而引起張勳北上，因張勳北上而引起其以解散國會為入京調停條件。黎既身為解散國會之罪人，則亦即民國之罪人，依法應喪失總統資格，乃於張勳復辟之後，竟儼然以大總統令特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同時電請馮國璋依照約法代行大總統職權，固仍以元首自居也。無論馮、段欣然接受，未嘗研究其授與來源之如何？即當日南方忠告段祺瑞電中，亦只對段嚴加責備，對黎則並無一語糾繩，其曰：「要求宣戰之不已，以至毆擊議員；毆擊議員之不已，以至解散國會；解散國會之不已，以至復建偽清。本為一人保固權位，以召滔天之禍，足下獎成此患，豈得不為追究？」則似以段為解散國會之禍首，而黎轉可不問，又曰：「總理一職，既無同意，亦無副署，實為非法任命，果出黃陂手諭與否？亦未可知。」則似果屬黎諭，猶為可說，吾不知其何以對黎若是其恕耶？ 今姑置此不論，黎致馮電，本但請其代行大總統職權，迨段入京，黎由東交民巷回居私宅，又通電宣告此後不再與聞政事，推馮副總統繼任大總統。既曰繼任，依法黎當再無復位之日，乃其後直系一戰勝皖，再戰勝奉，由孫傳芳一電，而黎又復位。按孫電略謂：「南北統一之破裂，既以法律問題為厲階；統一之歸束，即當以恢復法統為捷徑。應請黎黃陂復位，召集六年舊國會，速制憲法，共選副座」云云。推孫氏之意，似非黎氏復位及恢復舊國會，不足以言恢復法統，而不知黎實為解散國會之罪人，黎果應復位則國會即不應恢復，國會果應恢復則黎即不應復位，今乃以黎復位與恢復國會並舉，持此以解決法統問題，豈非滑稽之甚？蓋當時直系並非有愛於黎，亦非毫無法律知識，其所以出此者，實因亟欲選舉曹錕為總統，故不得不假黎與國會為橋樑已耳。其作用雖與討袁軍不同，至其假法律以為便宜之計，則前後如出一轍。民國十餘年來，每一次護法，皆為毀法干紀之黎元洪造機會，真令人為之三太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