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大校長 · 我在南開大學的前十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六年）（節選）

何廉 我於一九二六年六月中旬搭乘「加拿大皇后」號輪船從溫哥華開往上海。抵達日本橫濱時，收到一封天津南開大學商科主任的來函，聘請我擔任財政學與統計學教授，月薪現洋一百八十元。那時中國大學當局往往憑藉朋友關係，對海外留學生的成就、學業及行止了如指掌，並盡力設法將最佳人選延聘為本校教師。許多南開教授尚在美國就學時，我就認識了。同樣，我還認識幾位在上海暨南大學的。我在離開紐黑文之前，曾接到過暨南大學的聘請，月薪為現洋三百元，我只答應回中國之後，再做考慮。 在某種意義上，南開的聘約似更為可取，京津地區系中國文化中心，教育水準較全國其他地方均勝一籌。權衡之下，還是忍痛放棄暨南豐厚的薪水，決定去南開，於是電報南開接受聘請。在神戶上岸，取道朝鮮，進入東北，直奔天津。 南開大學創辦於一九一九年，是在南開中學的基礎上創辦起來的，創辦人張伯苓是中國現代教育最傑出的先驅者之一。張伯苓開辦南開中學於一九〇三年，校址在著名學者兼士紳嚴修的寓所的後院。嚴修是翰林院學士、著名教育家，曾任直隸（河北省）督學使，並在清政府任過教育部副部長（學部侍郎）。他身居高官，曾一再提倡廢除科舉制度，而清政府對他廢除科舉以及進行其他改革的建議拒不採納，他才知自己在教育上的設想無法實施。戊戌變法失敗後，他退職為民，隱居天津。 張伯苓一八九四年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一八九四年參加中日戰爭，在一艘海軍練習艦上當了幾年見習軍官。他在海軍中任職期間，對中國在《馬關條約》中蒙受的奇恥大辱，以及列強隨後對租借地的掠奪，均耳聞目睹，刻骨銘心。威海衛易幟時，他正在場，親見日本旗降落而以英國旗取而代之，皆非中國所有，他痛心疾首！張伯苓堅信中華民族若要在當今世界中生存，必須依靠新型教育培養一代新人。他離開海軍練習艦之後，決心獻身於以現代教育救國的事業。一八九八年，嚴修請他到家中教私塾，為其本家及親友子弟講授「西學」，即英文、數學以及科學原理。這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他就這樣開始了他畢生從事的事業。 南開中學一九〇三年在嚴修家開辦時只有學生五人，到了一九一九年就發展成為具有一千多名學生的聞名全國的學校了。那一年，在南開學校體系中又增加了包括文、理、商三科的南開大學，作為南開中學畢業生進一步深造的場所。到了一九二六年，僅僅七年時間，南開大學就已經成為全國公認的高等學府之一了。它包括四科——文、理、商業、礦業，學生總數超過了五百人。 大學校園位於天津南郊，離南開中學有三英里左右。校址原先是一大片水窪地帶，風景秀麗。幾座新建的教學大樓、學生宿舍以及全校員工生活區的建築點綴其間，雖然處於中國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的京畿地區，校園倒是一派田園風光。 一九二六年，南開大學的全年預算超過了現洋五十萬元。據我回憶，其中大約十分之一用來充實圖書館。教員之間意氣相投，關係十分融洽。除去講授中文課和中國文學課的教師外，所有的教員都是從美國「留學生」中延聘的。大家都很年輕，平均年齡三十歲左右，其中大部分在美國就學時就是朋友了。行政部門的人員大部分是張伯苓在南開中學的學生，是在長時期為學校服務中提拔起來的。他們對學校和校長都忠心耿耿，工作埋頭苦幹，極其自覺，而且工作能力很強。 一九二六年七月中旬，我剛到達天津不久，就去校長辦公室拜謁張伯苓校長，他十分熱情地接待了我，我立即被他的堂堂儀表所吸引，因為他比一般的中國人都要高大魁梧得多。當時他約為五十歲，神采奕奕，生氣勃勃。多年來，我與他的交往發展到十分親密的程度，對於他的為人，我了解得也比較多。張伯苓成了鼓舞我工作的動力。他的語言質樸、真誠、懇摯，他是個著名的有感染力的演說家。然而，在私人交談中，他總是全神貫注地聽著，很少開口。該他說話的時候，他就直截了當地表明自己的觀點；回答別人的提問，非常認真仔細。他把權力下放給各系教師與行政人員，可是從不推卸自己的責任。儘管他克勤克儉，為了學校花錢，他卻絕不怕超過預算允許的範圍。凡是為擴展學校而進行新的籌劃的時候，資金的匱乏絕不會妨礙他把規模設想得更宏大一些，對未來，他總是樂觀的。 我拜見張伯苓的那一天，他帶我登門對嚴修做了一次禮節性的拜訪。嚴修當時已年近古稀，隱居在家。在退隱期間，嚴修雖然一向深居簡出，遠避塵囂，卻總是樂於與張伯苓議論學校大事，並為之出謀劃策。我在對他的初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拜訪中，就能深切感受到他對南開大學的熱愛，以及他與張伯苓之間的相互信賴與尊重。 中國從一九〇三年以來，政局一直混亂，動盪不安。在此期間，南開的學校體系卻迅速地、按部就班地發展和完善起來。這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兩位領導人——嚴修與張伯苓親密無間的合作。他們是中國最優秀的智慧與道德傳統的最名副其實的代表。嚴修是大名鼎鼎的學者與哲學家，張伯苓是出類拔萃的創業人才與管理專家。他們又都是憂國憂民的愛國者。他們通過教育青年使國家富強的不可動搖的決心和堅定不移的信念，他們對於新時代的新知識的深刻了解與兼收並蓄的胸懷，以及他們在京津一帶德高望重的社會聲望，都是這個由私人開辦的現代最大的教育機構之一的南開大學獲得成功的關鍵因素。 我被這種氣氛所激勵，作為商科的財政學與統計學的教授，開始了我的教學生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南開大學教授的生活是簡樸、充實而繁忙的。在嚴修和張伯苓的蔭庇之下，南開在內戰以及日本人侵入華北的不斷威脅之中依然安定平靜、蒸蒸日上。當政府機構由於缺乏地方和國庫的正常資助而財政困難的時候，南開都能通過捐款收入、基金捐贈和私人資助維持住局面。此外，這裡雖然薪金水準很低，卻可以按時如數照發。南開的生活費用是極其合情合理的。教工的房租是低廉的，我住在大學教工區的一所配有家具的四間一套式的房子中，每月現洋十八塊錢。教工之間的社交活動很少，不正當的消費開支既被禁止也不存在。我們衣著簡樸，生活節儉而又心滿意足。校園的氣氛可謂簡樸、安定、滿足。 一位教授負責的教學包括四門每周三個學時的不同課程，每周總共十二節課。要勝任這麼重的教學任務，備課工作是極其繁重的。回想起來，我們每個人確實都是以一種獻身精神工作的，大家都全力以赴，儘量當好年輕一代的師表。我們的全部心血都傾注到學生身上，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南開校園，教授中沒有一位到別處兼職的。 我第一年教的四門課是經濟學、財政學、統計學和公司理財學。我的學生和南開所有學生一樣，都是從像南開中學和揚州中學那樣當時中國的好學校的學生中認真挑選出來的。他們來自全中國，出身各異，有商人、地主和官僚。他們的社會觀和經濟觀大體相同，因為他們都經過了現代化的良好的高中教育，接觸過比較先進的思想，他們都受過良好的語言和數學的訓練。 在開始教學工作的時候，我在我們學校有個比較有利的條件：在美國的那幾年中，我有了一些積蓄，到了天津之後，我就用這些積蓄找了一名助手協助我收集教材。我從事統計學研究時，他便幫我做些計算、繪製圖表的工作。華文煜是我的第一位助手，也是我統計工作的弟子。他是一名高中畢業生，我每月付他現洋二十塊錢，還管吃管住。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以同樣的報酬雇了一個名叫李惠靈的年輕人。他也為我工作了一年，和我同居一室，作為我的弟子，學會了統計方法。華文煜埋頭工作，自覺而勤奮，在第一年我就問他是否願意上大學。他很渴望上大學，我幫助他在當年進了南開，這樣一來，他就不能再全力以赴地幫助我了。因此，他介紹了兩位同學給我，我給生物學教授李繼侗推薦了一名，另一名是李惠靈，就開始和我一起工作。華一九二七年進入南開大學，一九三一年畢業，在南開經濟研究所當了幾年助理研究員，然後進入了銀行界。李作為新生進入南開是在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三年畢業，成為一名記者，現在他在聯合國秘書處的中文翻譯部工作。看到這兩個年輕人孜孜不倦地為自己創造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我是非常滿意的。 一九二七年春末，北京的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的社會研究部需要一名研究導師，國立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兼系主任陶履恭（孟和）邀請我擔任此職，對此邀請，我的直覺是不以為然的。我的根本興趣在於使大學中的教學與研究相輔相成，對於一個獨立的研究機構的高級職務本身並不感興趣。我堅信研究會使教學生動活潑，而教學有益於研究工作的豐富多彩和不斷深入，而中國缺乏足夠的訓練有素的人才，當務之急還是在大學中教學與研究並舉，使年輕人在學業和工作能力上都得到最好的訓練。由於這些原因，後來我謝絕了一個類似的邀請。那是一九二八年夏季，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成立時邀請我參加。然而，對於陶教授的邀請，我很難一口回絕，部分原因是那裡的高薪（比我在南開的薪水的兩倍還多），部分原因是工作和職責都更自由自在。此外，陶是張伯苓在嚴修家最早的五名學生之一，又是南開大學校董會的成員。他被公認為當時文化界的領導人物之一，在京津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 猶豫不定之中，我去找張伯苓徵求他的意見。他作為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的成員，已經知道了這項邀請以及任職的薪金。他像往常一樣誠摯地接待了我，可是一直沉默不語。然而，當我把我對此邀請的直接反應，以及我難於做出決定的情況講給他聽的時候，他站起身來，極其熱切而真誠地說，我應該留在南開，因為南開比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更需要我。他答應對陶教授說明我的情況，並且提出從大學預算中撥一部分款項供我下一學年研究之用。他還建議減少我的授課時間。我深受感動，當即決定留在南開。我向他建議在南開成立一個研究機構，他同意了，並且叫我準備一份書面建議，提交大學校董會決定。 這就開始了我教學生涯的一個新時期，我的時間越來越多地花費在行政和研究工作方面。我為張伯苓準備了一份備忘錄，其中我提議在南開設立一個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不屬於任何學科，主要的研究任務是探討和評價中國的社會、經濟和工業存在問題的實況。提案很快就提交大學校董會，並獲得了批准。為了委員會的工作，從大學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度預算中撥出現洋五千塊錢。我被任命為委員會的主任導師，併兼任商科的財政學和統計學的教授。我用一半時間從事研究，另一半時間做教學工作。 我去北京拜訪陶教授，向他解釋我實難接受他的邀請。他理解我的處境，對我的想法表示讚賞。我還代表委員會向他請教用什麼方式可申請獲得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的資助，他答應幫助我，我照他的話去申請，結果獲得了四千塊錢的資助。 在頭一年，大學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手中有將近一萬塊錢現洋的研究經費：大學預算撥款五千塊錢，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資助現洋四千塊錢，以及費希爾教授的贈款五百美元。按照當時中國的標準看來，這筆款子是頗為可觀的，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大喜過望。 由於陶履恭的幫助，南開建起了一個獨立的研究委員會。陶是一位爽朗豁達、聰明睿智的正人君子。在年齡和學術研究上，他都是我的前輩，我曾多次得到他的幫助，獲益不淺。在以後的幾年中，我們交往頻繁，共同討論中國的社會與經濟研究中的問題。我是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社會研究部的諮詢委員會的一名成員，他是該部門的負責人，直到一九三〇年與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合併，我們成了親密的朋友。然而，我們都不自覺地成了同行間嫉妒的犧牲品。「北大派」（他是成員之一）控制中國高等教育的「唯我獨尊」的政策及其某些領導成員黨同伐異的作風使得教育界的「少數派」（我是成員之一）憂心忡忡，深為不安。這對在後幾年交往中我和北大的陶教授的友誼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南開大學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在秀山堂的一套寬敞的辦公室里正式開始辦公。秀山堂是李純將軍的紀念大樓，也是大學的主要辦公樓（李將軍是天津人，曾任江蘇省督軍，他在自殺以前留下遺囑，將他的一半遺產捐贈給南開大學）。委員會最初的人員有：我作為主任，兩位大學畢業生做研究助手，還有幾位實地調查員，包括直到一九二九年才進入南開的李惠靈，以及很少的幾個屬員。 這一階段委員會承擔的工作是：一方面收集與中國經濟有關的以各種文字寫成的材料，這些材料最後經整理編成了《南開中國經濟文集》；另一方面做經濟統計資料方面的編制與分析工作。 我的教學任務規定為每周六課時，包括三門課：兩門學期的課程統計學和財政學，一門全年的課程經濟學。這幾門課我一直教到一九三一年。行政工作的壓力使我必須把財政學讓給李銳，並將統計學讓給了吳大業。這兩位都是我在南開的學生，後來他們分別到哈佛大學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進修。在教學和行政工作之外，我還要參加委員會的一切研究計劃以及我本人的教科書編寫和物價指數編制工作。 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之後，中國進入國家重建的新階段，並且開始將注意力集中到工農業發展方面。學術討論圍繞著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開始工業化的問題。在這個關鍵時刻，我決定讓委員會通過對中國工業化的程度與影響進行探討來開展研究工作，就以天津地區為專門的研究對象。由於在這方面未受過訓練，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能邀請一些經濟史專家或工業經濟專家來指導這項研究工作。我在耶魯的同學和密友方顯廷在克萊夫·戴伊教授的指導下剛剛完成了經濟史的博士論文，這時正在返華途中，他對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英國工業結構很有研究，而中國的工業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期的情況頗有與其相似之處。我向張伯苓校長推薦由他擔任研究委員會的研究主任兼文學院經濟系的經濟史教授。張校長對我的推薦十分贊同，並且提議在十二月份方到達時，由我去上海接他，我照辦了。方在上海接到了許多聘書，他只接受了我們的邀請，和我一起來到了天津。一九二九年一月上旬，他就走馬上任了。 方在南開從一九二九年一直待到一九四八年，這一年他轉到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任研究主任。在這二十年間，他是我最親密的益友良師。南開經濟研究的發展與成功，很多應歸功於他做的工作。 事情本來一帆風順，但到了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委員會發生了財政困難。隨著研究範圍的擴展，開支也大大增加了。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的那一點津貼已中斷了。那時想要從金融機構和工業部門多集一點資金是不現實的，然而我並沒有完全失望。我們只有依靠唯一可靠的資金來源——大學經費。張伯苓校長一直鼓勵我，並且竭盡全力地支持我。他那永遠樂觀的精神猶如春風一般，使他的同事們感到愉快，受到鼓舞。 一九二九年六月，北京協和醫院的羅傑·格林代表他的朋友，斯坦福大學的食品研究所主任卡爾·阿爾斯伯格，向我提議搞一項為期三年的研究合作，研究東南亞從自給自足到專供銷售的農業商品生產的趨勢。津貼為每年七千五百美元，出差和生活另有補助。我對於合作很感興趣，可是又離不開南開，於是我寫信給阿爾斯伯格，說明我對於合作的興趣以及我難於離開南開的處境。我直言不諱地問他，食品研究所是否能信任南開的規劃，我作為導師將對委員會的成果負責。我以為我的建議與他的提議並不一致。出乎我意料的是，阿爾斯伯格的回信使事情大有希望，他答應在秋季開過太平洋國際學會的京都會議之後，到天津來與我討論這個問題。 九月份，詹姆斯·T.肖特韋爾教授和太平洋國際學會秘書長愛德華·C.卡特攜家眷到南開來訪問我們，在天津停留了許多天。我有機會使他們了解南開，特別是了解委員會的工作，他們對於我們的研究目標很感興趣。我把卡爾·阿爾斯伯格對我的提議和我對此事的反應告訴了他們，他們認為我確實離不開南開。肖特韋爾教授知道阿爾斯伯格獲得那項規劃東南亞農業生產的基金的來源，他還在無意中說到，對於具有同等國際意義的華北地區，也應當有個規劃。 肖特韋爾教授和卡特先生邀請我的妻子和我（我們於八月剛結婚）陪同他們訪問北京，我們作為他們的客人住在北京飯店。一天，在討論社會與經濟研究中的問題時，我建議對山東、河北的人口向東北邊疆遷移進行研究——研究其遷移和定居的情況。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期，從華北向東北地區每年遷居的人口數量是驚人的，這是在中日爭奪的最關鍵地區具有重大意義的人口移動。肖特韋爾教授被我的提議打動，請我準備一份關於這個題目的備忘錄，他要在太平洋國際學會的國際研究委員會於奈良為京都大會召開的預備會議上與阿爾斯伯格討論這個問題。張伯苓校長和我已經被指定為出席京都會議的中國代表團的成員了。肖特韋爾教授勸我提前動身去日本，以便使我也能夠參加在奈良的國際研究委員會的會議。 結果令我稱心如意，在奈良的太平洋國際學會的國際研究委員會的會議上，建議每年撥款七千五百美元，為期三年資助我指導下的對山東、河北向東北邊疆人口遷移運動的研究，建議另外每年撥款五千美元，資助一項為期三年的對華北工業化的研究。該研究以天津地區為主要對象，由方顯廷指導。這兩項提案均委託大學的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全權處理所撥款項，這次撥款對於委員會和我們個人來講都是巨大的鼓勵。 到一九二九年，南開又面臨新問題了。在南京國民政府的治理下，公立大學從一九二八年開始接受國庫的正常撥款。中國的高等教育的情況日趨正規。國立清華大學在羅家倫校長的治理下，處於飛速發展的階段。由於有庚子賠款這一得天獨厚的資金來源，清華在學院建制上擬定了一系列發展規劃，為教授們提供了充裕的基金，興辦圖書館和購置實驗設備。教學任務減輕了，薪金提高了，最重要的是為教授們規定了每七年出國休假一年的制度。 在政治動亂之中，處於「世外桃源」的南開卻蓬勃發展了近十年。現在，在全國比較和平穩定的局面中，南開就不能再指望在與世隔絕的狀況中繼續發展下去了。一九二九年夏季，許多工作多年的骨幹教員，包括蕭蘧、蔣廷黻、蕭公權和李繼侗，一起離開南開，去了清華，給學生的工作和學校的名聲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由於南開拿不出那麼多的薪金，讓他們復職簡直是不可能的。 這種情況使張伯苓大傷腦筋。我了解他的困難處境，對於離去的同事，我也深感同情。他們曾忠誠地為南開工作過，薪水剛夠維持溫飽，很難有積蓄，而他們的家庭規模越來越大，消費日益增加，他們趁機到其他有關機構就任報酬更豐厚的職務，也是理所當然的。我本人則已騎虎難下，只能盡力而為，為南開的繼續生存而奮鬥。 一九二九年，南開教員中發生的危機激烈地反映在對於當前事務的重新評價與對於發展計劃的重新設想上。張伯苓校長常常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討論學校的問題。清華不擇手段地招聘教師，大大地激怒了他。我告訴他，在招聘教師上，競相增加工資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們在這一方面的一貫道德準則必須重新考慮，重新評價。對於南開的資金匱乏以及在一個根本談不上工業化的社會中提高薪水的困難，我們均深有體會。出於堅強的信念和天生的樂觀主義精神，他決心不向困難低頭。他堅信像南開這樣的私人機構，在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中理應占有一席之地，問題在於私立的南開如何在為國服務中發揮最大的作用。他承認南開競爭不過國立清華和國立北大，然而我們有必要去競爭嗎？我們難道不應當決定停止競爭，爭取互相合作，同心協力，取長補短嗎？南開坐落於商業都市天津，天津還有一個成為華北大工業中心的前景，南開應當把重點放在培養企業人才和工程技術人才上，而當時的國立清華和國立北大尚未包括這兩個領域。在我們的討論中產生的這個想法，促使張伯苓校長千方百計地加強商學院，並且一旦有可能，就建立一所工學院。 到了一九三〇年春天，張伯苓校長要我在大學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之外，再主持商學院和文學院經濟系的工作。我體會到他對我的信任，但是感到這樣一來，責任太重大了。我需要考慮一段時間，才能做出決定。我和我在京津的親密同事和朋友們交換了意見，他們一致勸我接受這個聘請。我自己則認為這個聘請既是個挑戰，又是使大學經濟學教學合理化的一個絕無僅有的好機會。通盤考慮過後，我去拜訪張校長，接受了他的聘請，並提出三項建議，即：第一，把商學院、文學院的經濟系和大學的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合併，採用南開經濟學院這個新名稱，承擔起教學與研究雙重任務；第二，根據每門課程教學的需要，按照精減課程、突出重點的要求，重新改編大學的經濟學與商業方面的教材；第三，為經濟學院組織一個獨立的董事會，負責政治指導與尋求新的支持贊助。張伯苓校長完全接受了我的建議。不久，大學校董們也批准了這些建議。 想像中會給南開帶來危害的競爭不僅給南開的任務帶來了可喜的變化，而且促使南開成立了經濟學院。大學的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通過與商學院和經濟系合併，從研究機構變成了兼做研究工作與培養大學生工作的機構。為了突出重點與合理化的要求，重新制定了課程安排。 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學年中，南開經濟學院正式開始工作。由於是一種一半教學、一半研究的體制，員工薪金也有某種程度的提高。在新的教學人員的招聘上，我們很少遇到困難。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學年，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開辦時僅有一名主任和兩名研究助手，發展到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學年，經濟學院的工作人員擴充到三十二名，包括十位教授、九名講師、五名教員和八名研究助理員。聘請來校的，多是在國外得過博士學位的，其中來自耶魯大學的有方顯廷、張純明，哈佛大學的有丁佶，伊利諾斯大學的有李适生（慶麟）和陳序經，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有李卓敏和林同濟，還有哥倫比亞大學的林維英以及紐約大學的袁賢能。後來研究所的畢業生也有益於教學與研究兩部分人員的擴大。這些人，包括那些出國的研究生，有上哈佛大學的吳大業、陳振漢、吳保安和胡光泰，上康奈爾大學的葉謙吉，上威斯康星大學的楊叔進，上劍橋大學的宋俠，以及上倫敦大學的李銳、馮華德等。 經過一個階段，經濟學院擴大了大學本科。註冊的新生從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學年的六十九人到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學年增到一百三十九名，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學年達到了一百七十二名的頂峰。經濟學院的研究內容最初只面向城市，到一九三一年秋季，擴大了研究範圍，研究方向也轉移了。三項針對農村方面的研究課題是經濟學院實地考察的主要內容，這些課題涉及農業經濟、鄉村工業和華北地區的地方政府與財政。在新開闢的研究領域，取得了更令人滿意的成果。由於研究機構不斷擴大，由於教學與研究緊密聯繫在一起，研究的範圍也擴大到包括資料的調研和教科書的編纂等工作。回想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早期天津的南開校園，研究氣氛是很濃的。經濟學院中教職員工們的刊物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師生們的工作興趣都大大提高了。 然而，經濟學院的經費經常朝不保夕，總是靠不住的。由於教學與研究範圍的擴展，開支也加大了。要進行實地考察的新的研究項目比起老的研究項目的開支要大得多。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的年度預算大約是現洋十萬元，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度則超過現洋三十萬元。大學每年為經濟學院撥款現洋十萬元左右，所以還得尋求新的資金來源來填補所需總數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不足部分。經濟學院的董事會以顏惠慶博士為董事長，包括中國工業和金融方面的頭面人物。在一九三〇年秋季的第一次董事會議上，批准了一項提升十名教授和為二十名學生提供獎學金的計劃。計劃向工業和金融組織建議，對教授的職位和領獎學金的具體個人不要採取在中國難以行得通的基金的方式，而採取每年贈款的方式。顏博士建議董事會成員應當向各個組織與個人提出建議，然後由張伯苓校長和我來做下一步的工作。回想起來，在一九三〇年冬季，只用了很短的時間就做出了決定：支持提議的教授職位與獎學金。然而，做出決定僅僅是經費運動的開始，募捐來實現這些決定則要經歷一個曠時日久、徒勞無功，有時還要忍受痛苦的過程。 當時，中國還處於前工業化的社會，做任何事都主要依靠私人關係，而且往往受地區的限制。在籌集經費的活動中，我們與京津地區的組織與個人打交道的麻煩比與上海、南京一帶的要少一些。在京津地區，那些與張伯苓和我本人有過私人交誼的組織和個人，比那些只是間接地知道我們和我們工作的人，在態度上總要更積極一些。對研究所支持貢獻最大的組織中，有華北的「四大」商業銀行——金城銀行、鹽業銀行、大陸銀行和中南銀行。這些銀行的經理中，有很多是我本人的朋友。坐落在塘沽的久大精鹽公司和永利化工廠都是一個著名的湖南人范旭東開辦的，他也是我的一個私人朋友。在華北開辦紡織、水泥以及煤炭業的天津退休文武官員，對張伯苓和他的工作都非常熟悉。我們研究所的董事中，有許多來自上海、南京地區的傑出的工業家和金融家，如張嘉璈和穆藕初，但他們要在上海地區幫助我們的努力都落空了。南方的「三大」商業銀行——上海銀行、浙江實業銀行和浙江興業銀行，我們每次與它們打交道都大失所望。顏惠慶博士的一位朋友劉鴻生保證從他控制和經營的在南京、上海的兩家水泥和紡織廠中，為研究所提供一名教授的開支。儘管我們一再要求，他的保證卻從來沒有兌現過。 後來在戰爭時期，我有緣在重慶與張嘉璈和陳光甫結成密友。我問他們為什麼南開在上海的金融和工業組織中徵募基金會這樣困難，他們回答說根本原因就是地方性，因為一家上海的工業企業或銀行去支持天津的一家教育機構是不可想像的。經濟上的地方主義原則居然殃及慈善事業！ 在大多數情況下，捐款的保證是以對其個人或專業業務有所酬報為默契的，這就為研究人員特別是我增加了大量的額外工作。由於捐款總是一年一個樣，基本來源無法確保，有時真讓我這個直接負責人無所措手。 一九三一年夏季，當我在上海千方百計地尋求對研究所的財政援助時，我接到方顯廷的電報，催我返回天津會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S.M.岡恩，他是從香港來天津看望我們的。岡恩先生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一直在歐洲負責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國際衛生工作。一九二七年，他成為基金會的副主席，一九三〇年成為社會科學部的副主任。一九三一年，他本來打算在夏天返回美國，可是基金會社會科學部的主任E.E.戴博士請他取道遠東返回美國，順便在天津逗留一下，看一看我們南開的經濟教學與研究工作。儘管當時長江地區正在發大水，我還是設法立即返回了天津。 岡恩先生一到天津，我就和他見了面。他告訴我戴博士從他的朋友歐文·費希爾那裡知道了我和南開的工作，想要進一步了解。我藉此機會讓他了解到我們工作的詳細內容以及我們的期望和困難。他在天津逗留了數日，反覆研究了我們的工作、困難和需要。岡恩先生是一個經驗豐富、富於想像，極其熱情而又通情達理的人，他對我們的工作和存在的問題都深表同情。他動身之前對我說：「何——我可以稱呼您為『何』嗎？你們在這個發展階段的問題是個定期增加財政支援的問題，我們會給你想辦法的，你儘管推行你的計劃好了。」我很受鼓舞。通過他的推薦，南開經濟研究所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一筆為期五年，從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撥款，為我們的畢業生到國外繼續深造學習增加了獎學金的數額。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撥款，在我們年度預算最高峰時，差不多相當於三分之一的款項，確實為我們研究所開展工作帶來了非常必要的穩定性。戰爭時期，這項撥款只不過數額少了一點，卻一直維持到一九四八年。 一九三五年，南開經濟研究所加入華北農村建設協進會，我被選為該會主席，這使得研究所（包括培養研究生在內）的規模進一步擴大。研究所農村調查的內容增多了，研究生的課堂教學與參加實地工作結合起來了。根據協進會的任務，一九三五年秋季開辦的研究生班有十一名學生，都是從全國主要大學畢業生中通過競爭考試挑選出來的。這樣挑選出來的學生每人都由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獎學金。第一班的學生還能在中日戰爭爆發前不久完成學業。第二班的學生有六名，是在一九三六年以同樣方式挑選出來的，到一九三七年夏季，在日軍摧毀了南開大學之後，不得不解散。 我在南開大學的第一個十年到一九三六年夏為止。由於當時形勢所迫，做出一項決定：南開准假，讓我參加南京政府的工作。任命一九二九年進入南開的方顯廷代替我擔任研究所代理所長。在戰爭期間，他都在南開擔任這個職務。在中國學術界最困難的時期，他承擔起了應當由我承擔的責任。 原載《文史資料匯編》第一〇〇輯，選入本書時 僅節選其中與張伯苓相關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