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大校長 · 張伯苓與南開大學
寧恩承
現代中國有三所最出名的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各有千秋，對於中國的改進及現代化各有大的貢獻。北大是政府的國立大學，由政府資助，由清末的京師大學堂蛻變而來。清華學校創立於一九一一年，利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由外人資助，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改為清華大學。唯南開大學由張伯苓先生一人一手獨創，無中生有，由平地中挖出黃金，堅苦卓絕，創成百年大業，對國家民族有極大的功勳，現代哲人的成就很少能與伯苓先生相比。八十年來，南開大學人才輩出，周恩來及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錢思亮、吳大猷均是南開學生，國際知名學者、數學家陳省身亦系南開出身。其餘海峽兩方的官員、大學校長、大學教授車載斗量，數不勝數，伯苓先生之功千百年所罕有。
伯苓先生天賦奇才，絕頂聰明，和孔夫子相似，能見人所不見之理，說出世人應行之道，以身作則，德配天地，其言其行，萬世之法。
家世和出身
張伯苓先生生於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原名壽春，別號伯苓，以字行。張家原是山東貧家，伯苓先生的父親張久庵在天津以吹鼓手為業，人稱張琵琶，生活艱苦，無力為子設塾求學，只好商求同族張竹坡的善堂家館附讀。不幸張善堂學館解散，不得不再轉到另一劉家義學——專收貧寒子弟的義塾就讀。他的國學僅此而已，沒參加過科舉考試，沒取得當時的功名——秀才、舉人、進士。
鴉片戰爭以後，外侮日急，各國列強要瓜分中國，清朝政府急圖「中興」變法維新以求救亡。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天津設有北洋水師學堂，以嚴復為監督（校長），希望建立中國海軍，入伍學生不但不收學費，而且供給食宿，每月更有四兩五錢白銀補貼。張久庵聞此機緣，乃把他的兒子送入北洋水師學堂為入伍學生，時年十四歲。在校四年，遍在旅順、大連、青島、秦皇島、威海衛、劉公島各港口訓練演習，因此伯苓先生對於中國沿海口岸情形瞭若指掌。水師學堂是新興的洋學堂，學科方面的教習教官是英國人，因此伯苓先生學得英文、數學、代數、幾何，是後來創辦南開學校之本。在校四年，學習了駕駛、機械各科，成績優異，每考第一名。
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大戰，清朝腐敗已久，丑相畢露。中國海軍旗艦隻有三枚炮彈，海軍經費移作別用。西太后為慶祝她的六十生日，移用海軍經費修整頤和園，改稱萬壽山。這一年就是伯苓先生在北洋水師學習完畢之年，北洋海軍軍艦既已在黃海海戰沉沒大敗，無法上船實習，不得已回家聽候差遣。次年，英國占領威海衛，防止日俄南進。當時威海衛已被日軍占領，英國人要中國政府承租，公事上中國政府應先從日軍手中接收回來，算為中國國土，然後中國人以主人身份再轉租給英國。清朝政府派遣通濟軍艦辦理這項屈辱移交手續，二十歲的張壽春正巧在這通濟艦上做水兵，親嘗敗軍失土恥辱，永生難忘。
交接儀式上，先把日本的太陽旗拉下，升上中國的黃龍旗，然後再把黃龍旗拉下，升上英國的雙十字交叉旗。一日之內，三換三國國旗。目睹山河破碎，國土淪亡，奇恥大辱，永生難忘。在南開學校修身班中，伯苓先生屢次向學生講述這次國恥事件，教誨學生必須愛國圖強，如梅貽琦、周恩來及筆者等參加修身班的學生，均能耳熟。
清朝的「中興」只是空話廢話。要救國，要免除列強瓜分，首先需要開發民智，加強民力，振興教育，方有可為。一八九八年，張先生乃棄武修文，離開海軍，在天津嚴修翰林家塾充任家庭教師，教授嚴家子弟新學——英文、算術、代數、幾何，學生六人，這是從事教育之始。此後五十年獻身教育，由嚴家私塾兼教王家私塾，發展為私立中學堂、敬業中學堂、南開學校、南開大學。五十年步步前進，造育學生三萬人，科學家、數學家、文學家及藝術戲劇、建國人才，無所不有。豐功偉績，在中國現代史中罕有這樣的偉大人物。
嚴修字范孫，清末翰林，曾充貴州學台，有思想，有遠見。廢除八股文，改科舉為經濟特科就是嚴學台的奏議。因為他的主張新異，同情康有為、梁啓超的維新變法，不容於朝，乃辭官歸里，退居津門。延請伯苓先生教育他的子弟新學，以為改進中國的準備，是為嚴館，學童六人，學習英文、算術、代數、幾何，斯即南開胚胎時期。
不二年義和團變亂，八國聯軍攻占天津、北京。伯苓先生親見中國人再被洋人凌侮，益增憤慨。《辛丑條約》簽訂之後（一九〇一年），西太后由西安迴鑾，力圖苟延。在洋人壓迫之下，變法維新，廢除科舉，改辦學堂。張先生會同嚴范孫先生於一九〇三年去日本考察教育，歸國後，以為知識資源乃富國強兵第一要件。每個人的才智能力靠個人的頭腦，國家之強盛須賴智力資源，開發智力資源優於開發物力資源。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秋，合併嚴館、王館兩處私塾，改為私立中學堂，以嚴公館偏院為校址，共有學生七十人，學生人數近似孔子的七十二賢人，似為好的開端。二年後，改私立中學堂為敬業中學堂，次年再改為私立第一中學堂。一九〇六年遷地南開，再改為南開學校。
南開系地名，在天津西南角，本地人稱為南開窪。南開窪系天津城臭水匯集之地，臭水池邊的空地十餘畝系天津士紳鄭菊如所有。鄭先生善心義舉，把這十幾畝空地捐贈給張先生作為校舍，於是廢除舊名，改稱南開學校。在臭水池邊興工集材，興建教室、宿舍、禮堂、操場，南開學校日漸壯大。早期南開學生飽受南開窪臭氣薰陶，幾十年後記憶猶新。南開學生習語每說「看他的臭勁」「你臭什麼？」以「臭」字用為「美」字代詞，不知是否起源於南開學校西牆外臭水池之臭。
南開學校遷到南開臭坑之後，日新月異，突飛猛進，十年之內由七十人增為一千人。一九一六年舉行一千人大會操，集合全校學生集體體操，乃南開學史中可紀念的一次盛會。這一千人中有周恩來、魏文瀚、鄭道儒、吳瀚濤、馬駿等。
一九一七年，張伯苓到美國各地考察，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聽講攻讀，對教育做理論上的研討，並考察美國各大學的設施。歸國後，計劃設立南開大學，再做進一步的發展。一九一九年，在南開學校南牆外建立一幢小樓房，作為大學部，以凌冰博士為主任，設文科、理科、商科三部。成立之初，僅有學生一百餘人。周恩來是南開大學第一班的學生，但是他只上了幾個月就加入勤工儉學，離校去了法國。他每自謙說他是南開大學掛名學生，因為在大學就學時間很短。
南開中學宿舍原已滿坑滿谷，又由中學學生住滿大學部，學生無地容納，乃在校外附近的鴻源里、六德里租得民房以為大學部學生宿舍。兩年以後，八里台校舍興建初步完成，學生們遷到八里台，住入正式宿舍。同年，秀山堂教室亦完成，規模漸具，南開大學就漸漸成形了。
大學第一班不過一百人，周恩來註冊號數為五十四，我是第三班學生，註冊號數為三一七。合計三班學生，全校不過三百人，較之現時（一九九〇年）的南大八千人相去甚遠。然而，小的大學有較好的一面，有較好的學校生活。二百人同住兩個宿舍，同在一個飯廳吃飯，同游同息，彼此全認識，成為親密的校友。美國的大學每校三四萬人，學生彼此相顧不相識，教授與學生也無法溝通切磋。一所大學成了一個大的知識超級市場，學生走入這市場巡買東西，各取所需，付錢出門了事。學生們沒有同窗友誼，教授與學生沒有親切交往，彼此無關，失了許多人情味，沒有學校生活，遠不如小的大學有大的好處。
張伯苓先生這個人
許多知名人如拿破崙、張作霖、袁世凱等，均身材短小，他們的知名度和他們的身軀不成比例。唯張伯苓先生的偉大表里如一，心胸偉大，勛功偉大，他的身軀也偉大。他身高六尺三寸，體重二百五十磅，聲如洪鐘，走在一般人群中，誠如鶴立雞群。在南開校園裡，與同事伉乃如、喻傳鑒、孟琴襄一同行走，好像一位幼稚園先生率領幾個小孩。實際上，喻、伉、孟三先生均是五尺多高的常人，唯伯苓先生身材高大，魁梧奇偉，出人頭地，把其餘的人顯得渺小了。他坐在演講台上，其他同坐在台上之人亦顯得微小。例如和顧維鈞、梁啓超或汪精衛同坐一個講壇之上，只有張先生是唯一大人物，其他人均顯得很微小。
偉大人物當然不以外表身軀為準繩，伯苓先生的偉大在於他的人格及成功事業。先生自奉儉約，很像顏回亞聖，「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他家住天津西南角電車廠旁一個羊皮市中，住宅只有三間小房。門前是熟羊皮的羊皮市，滿街滿巷全是臭羊皮，四處張掛，走向張家叩門須蹈過臭氣熏天的羊皮場，方可摸到門鈴。伯苓先生居此陋巷三十年，安之若素。
「南開難開，越難咱越開」，是伯苓先生說及南開經費支絀的情形。先生出身於貧苦之家，自己沒錢可以興學建校，而中國富豪多照顧自己，很少有人肯掏腰包拿出錢來興辦公益事業，興辦學校。伯苓先生到處化緣，然而捐款所得有限，學校經費永在不足之中。教職員的薪給優先照發，先生總是先人後己，自己的生活永久艱苦。校長的月薪初為五十元，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增至一百元，所有張家開支只靠這一百元，捉襟見肘，自在意中。每次去北京辦事，坐三等車，住北京施家胡同北京旅館，每日房錢一元。自己攜帶一瓶臭蟲藥，以抵抗夜間臭蟲的進攻，自帶三個燒餅以節省飯費。唯一奢侈品是一小包茶葉，天津人吃茶實乃必需品。雖然如此節儉，而人情禮往、衣食家用仍感不足，有時不得不由學校會計處臨時掛借。十年之內，這種掛借數額達三千元。一九三三年，熱河失守，華北時局緊張，蔣介石派黃郛來華北「跳火坑」，組織華北政務委員會，聘伯苓先生為委員，以壯聲勢。一年以後，日軍更進一步壓迫中國，宋哲元另搞局面。黃郛南返，退居莫干山隱居，結束華北政委會。按規定，伯苓先生名下積有車馬費四千元，先生以為無功受祿，不肯接受。政委會辦理結束人員徐鴻賓把四千元丟給我，請我轉呈。我和伉乃如先生洽商多次，方把這四千元交由伉先生收下，歸還伯苓先生十年來在會計處掛借的欠債。經辦這次送款交涉，方詳知伯苓先生在學校掛借之秘密。南開學校一人的獨角戲，一切開支伯苓先生有全權處理，而先生公私分明，一文不苟，潔身自好的美德，絕無僅有。
南開精神
南開師生每說南開精神。什麼是南開精神，南開學生個人感受不盡相同。茲述個人在校所見所聞，以證伯苓先生做人應世之方。
南開校歌中有「月異日新」，力求進步，永久向前，進取奮鬥。先生每說「要進，要長，要頂」，實乃他生平為人做事的精神。南開精神實際上是伯苓先生的精神，南開學生們承受伯苓先生教誨，奉行自勵。聖道本乎尋常，至理不外日用。伯苓先生以身作則，「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先生高風亮節，光明正直，學生們自然景從。
伯苓先生的嘉言多是深入淺出的俗語。南開學生在校所習的物理、化學、代數、幾何，離校幾十年後，多已忘了，而伯苓先生的話尚能記憶一二。一九四五年冬，先生七十生日，許多老學生來沙坪壩拜壽，周恩來也來了。我問他在南開所學能記得的事是什麼，他說是伯苓先生在修身班中所說的一句話，在困難猶豫中要頂住，「要光著屁股由床上跳起來」。他說他在遭遇困難時就想起校長這句話，就咬牙頂住。
北方冬天氣候寒冷，學生宿舍中早晨沒有火，學生們貪睡、貪暖，貪戀被窩中的暖和，不肯起來。伯苓先生教導學生說，要光著屁股由床上跳起來，被窩外邊很冷，自然趕快穿衣，就起來了。「不要退，越退越起不來」。
伯苓先生是海軍出身，南開重視體育。他說：「在校要認真讀書，但不可死讀書，只有會玩的人，才能把書讀好。」先生歷任中國運動會會長、華北運動會總裁判。民國初年，南開學生在華北運動會上出名，因而南開出名。民初南開學生出名運動員如郭毓彬、魏文瀚，全國聞名，南開之名因之聞於全國。
伯苓先生常引用俗語教導學生。他教學生要整齊清潔，他說「勤梳頭，勤洗臉，就是倒霉也不顯」，又說「你可以為名士，但不要有名士派」，不要囚首垢面而談詩書。許多南開學生終生奉行這些教訓，永保整潔。
一面大鏡子
伯苓先生在南開所實行的精神訓練是有形的，是可實行的。在南開學校，東樓進門左邊（現在這東樓是周恩來紀念館）懸掛著一面大鏡子。鏡邊寫「面必淨，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學生進校門經過這面大鏡之前，影現鏡中，真相畢露，各顯原形。假如一個學生服裝不整，頭髮蓬鬆，龜背蛇腰，各種丑相映入鏡中，則自慚形穢，自思有所改善，一定要糾正自己的身形髮膚。這面大鏡子可以改善學生的儀容行為。有時伯苓先生走過鏡前，遇見過往學生服裝不整者，立即親加糾正，使學生背直、肩平、發整、紐結。許多學生親經張校長糾正訓誨，終身整飭。吳國楨說他的整潔是由張校長的那面大鏡子教誨得來的。
一般人對於南開的好印象是整齊清潔。校園中沒有像其他學校校園滿地破報紙，隨處扔橘子皮、香菸頭，到處吐痰。張先生禁止吸菸，凡是吸菸學生，立即開除。南開不准隨地吐痰，校中走廊設有痰盂，走廊柱上寫「吐痰入盂」。學生食堂設有兩道門，以防蒼蠅飛入。食堂的工人廚子開飯前必須穿上整潔的白大褂，列隊受檢查，每個工人必須伸出手來受檢，看看是否手指甲已剪短而無黑污。
我敘述這些雜項瑣事，在於證明伯苓先生信仰「聖道本乎尋常，至理不外日用」，「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一切成功由小善積成大善，一切失敗多由小惡積成大惡。伯苓先生辦事辦學的方法即是積小善為大善，可為辦學興學之人典範，萬世之法。
伯苓先生既有遠大眼光，高瞻遠矚，深知救國育民之道，對於日常屑務雜事亦能瞻小慎微，面面俱到。把一切雜事庶務辦得妥帖切實，是先生過人之處。許多人只有空大的計劃、遠大的宏圖，而無確實精細的實行方法，結果一事無成。例如民初實業界名人李組紳先生，他是北洋大學畢業，有組織力，有創造力，有遠大的眼光，也有公共精神，力主開發實業，利民富國。他創辦六河溝煤礦，並向南開大學捐款三萬元，創辦南開大學礦科。唯是李先生僅有遠大計劃，而煤礦辦得不成功，許多屑務細節未能認真，煤礦失敗了，南開大學礦科辦了兩班就無下文了。
一個成功之人須有遠大的眼光、正確的政策，而且要有精細、有效率的方法。張先生既有遠見，而且膽大心細；既有正確的目標，更有精細周到的方法推行其政策，使其政策實現。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為政。僅有好的願望、空洞的遠景，而無有效率推行的方法，結果是無結果。例如空喊現代化而沒有實現現代化的方法，自然沒有現代化的成果。
修身班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中國古聖先賢的最高原則。「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種金字塔倒影的邏輯的起點在於修身，也就是修身為一切做人應世之本。一個儒者必須是一個好人，積好人成為一個好家，積許多好家成為一個好國，積世界上很多好國家，天下就太平了。這種以修身為本、以修身為起點的理論實行幾千年，民初仍然奉行。然而科舉已廢，四書五經已不是新式學校中的課本，修身做人的訓練成了問題，如何講求修身之道失了常軌。民初，蔡元培寫了一本教科書，題目為《修身》，內敘仁義、道德、禮智，一些空泛字句乾燥無味，各校學生均不喜歡聽這些空洞的說教。推物及人，學生們對於教修身課程的教員亦極厭惡，因此南開沒有修身一課。南開精神訓練由伯苓先生親自主持，修身班成了南開最有效益的精神訓練。每星期三下午召集全校學生，在大禮堂由張校長親自訓話，講述修身、做人應世之道。循循善誘，修身班中名言哲理，許多學生終生永記。南開精神講話盡在修身班講話之中。可惜三十年代以後，學生人數過多，禮堂無法容納全校學生於一堂，加以伯苓先生年高事繁，修身班未能按期舉行，是一憾事。
三大政策
伯苓先生的教育方針，除了讀誦中外歷史、地理、經史子集、中外文學文字以外，有三個新的政策：第一為科學，第二為體育，第三為合群愛國。伯苓先生出身於海軍，親經海軍大敗之辱，親睹外國人欺凌中國的情形，深知亡國之危。當時清朝積弱多年，列強主張瓜分中國，有識之士力喊救國。伯苓先生得風氣之先，首倡愛國主義，教導學生要合群愛國。他認為教育學生須授以知識，增強他們的能力，然後為國為公，中國方可存在，方可富強。先生每說中國之患是貧、病、愚、散四種大病，人民有了教育，有了知識能力，則貧、病、愚三病可除，而國人一盤散沙，不合群，不會合作，仍是混亂之源。我們必須協力同心，共御外侮，中國方可圖存救亡。「五四」時代，愛國運動南開學生總是走在前頭。校長和學生永久合作，共同奮鬥，反抗日本侵略。學生領導愛國運動，校長永在支持他們的活動。其他學校學生和校長站在對立的兩方，學校方面極力阻止學生遊行鬧事。南開學校對於愛國運動，校長和學生是一致的。
一九二七年成立東北研究會，任傅恩齡為幹事，研究日本侵略東北情形，計劃反抗日本侵略。「七七」抗戰軍興，日本人特派大隊的飛機把南開大學校舍全部炸毀，報復南開師生愛國抗日之仇以泄憤，這可為南開師生愛國抗日之明證。
「東亞病夫」久是西洋人奚落中國人的名詞。中國讀書人向以「勤有功，戲無益」為準則，學生以「三更燈火五更雞」苦讀死書為最好的學生，不可遊戲，不可「貪玩」。伯苓先生深知這古老的辦法不妥、不合理，他相信必須加強學生身體。人民有強壯身體，方可救國建國；人民是病夫，就不會有富強之國。
南開注意體育，全國皆知。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畢業班學生必須能跑百碼，能跳高、跳遠，方能畢業。一九二二年我們這一班就是遵照伯苓先生的規定，體育及格方能畢業，方能取得畢業文憑。
圖書館
我由關外到南開最大的發現是南開學校有一圖書館，有一大的閱覽室，藏有幾萬本書，且有一位學過圖書館學科專人王文山管理這圖書館。這個驚奇的發現勝過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八十年前，全國各中學多沒有圖書館。學校是讀書的地方，沒有書可讀，似不成為學校。我在奉天時所讀的學校——兩級師範學校，是當時東北最高學府，竟無圖書館，豈不可憐。學生們只是在課堂上遵守「先生講，學生聽」，抱殘守缺。先生講台上搖頭晃腦，抱著課本大聲念，學生靜聽，課本以外毫無所知。一九二〇年，五四運動後一年，奉天師範學校請到蘇式洵先生為教務長。蘇先生是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的，受過五四運動思潮薰染，到任後草辟一間教室為圖書室，收集當時流行的雜誌，如《新潮》《解放》《改造》《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因是子靜坐法》《催眠術講義》《催眠術實習》《東方雜誌》等五六十本新書，我們學生驚喜若狂。我把所有的書全看了，我學會催眠術，即是在無書可讀的情況下自習完成。
當時奉天東關有一奉天省立圖書館，然而這個老衙門「門雖設而常關」，內有一個陰陽怪氣的圖書館館長，大概他是省政府中某要員的窮親戚，無以為生，把他塞到一個無人理的冷衙門——省立圖書館混個生活。奉天省圖書經費原已有限，這位館長的薪給伙食把書費全吃光了。我去過圖書館兩次，見不著人，也見不著書，悵然而返。
南開學校圖書館有十幾萬冊圖書，是全國中學中了不起的設備。一九二二年春假中，我把《資治通鑑》《元曲廿四卷》《十三經註疏》全部念完。見所未見，讀所未讀，受益匪淺。有此經驗，我對於學校中的圖書設備極端重視。我以為學校有圖書設備為第一要務，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我在東北大學校長任內，第一件工作就是要擴大圖書館。我計劃五年之內要有三十萬卷書，十年之內有一百萬卷。一九三一年，聘請桂質柏圖書館學博士來瀋陽主持其事，「九一八」事變東北淪亡，所有計劃成了紙上談兵。一九八七年，我到瀋陽市參觀幾所重點中學，仍均無圖書館或閱覽室的設備。我參觀一所最好的重點中學，這校僅有幾十本新書鎖在一個櫃中。我要求看看那幾本新書，完全未開過，並未編號，從未有人看過。那位校長面紅耳赤，向我說學校經費少，僅有這幾本書。我問閱覽室在何處，他詭稱「現在圖書館放假，閱覽室鎖著，鑰匙在管理員手中，管理員不在」。
我述及上面題外文章，說明南開與眾不同，伯苓先生知道輕重先後，重視圖書設備，說明南開學校何以成功。
新劇團
新劇話劇創始於南開。伯苓先生以為話劇可以訓練學生口語表達，話劇劇情可以影響民眾思想，戲劇可以影響人民道德觀感。伯苓先生自編《用非所學》《仇大娘》《一元錢》《一念差》《新少年》《新村正》等新劇，由伉乃如、周恩來、陸鍾元、曹禺等登台表演。民國初年，拘於舊禮，男女授受不親，女學生不能登台。劇中女角由男生扮充，周恩來扮充女角，所以我們在校時，呼周恩來為「孫小姐」，因為他是劇中女角孫小姐。
周恩來演說能力、表達能力雖然出於他本人的天資，南開新劇團的訓練不無貢獻。
敬業樂群會
南開教育的特點不僅在於教育素質的高超，教學、作業、考試的嚴格，伯苓先生注重學生的課外活動，訓練學生如何在團體中生活。人是群居動物，每人每日生活於人群之中，必須學得在團體、社會、國家、家庭中如何生活，如何與人相處，如何在組織中生活。團體生活實為教育的基本目標。南開的課外組織繁多，課業以外學生可以隨意參加，學習群居生活。南開有新劇團、基督教青年會、校風出版社、童子軍、足球隊、籃球隊、棒球隊、各省各市同鄉會、自治勵學會、敬業樂群會等課外團體活動。每日下午三時課堂課業完畢，學生可參加各項課外活動，學習交結朋友之道，終身有益。敬業樂群會可為一例。
伯苓先生以為做人應世之道須盡忠職守，努力工作，把自己分內應做的事盡忠做好，不可隨班唱應，馬馬虎虎，湊合敷衍了事。「盡己之謂忠」。他教導學生對自己所業要尊敬嚴肅，對自己應做的事畢恭畢敬，謂之敬業。在團體中必須合作合群，同舟共濟，尋求快樂於人群之中。和人往還自有其樂，合作樂群是學生應學的本領。一個人孤立鳴高，不和人往來，不能與人合作，獨往獨來，窮酸一輩子，一事無成的學生，張校長不取焉。
南開周刊原名《南開校風》，學生們稱為《校風報》，主要用意在於訓練學生的寫作能力，訓練學生的思想。《校風》周刊上的文章內容，中學生的作文卑之無甚高論。中學生所知有限，所學有限，自然不能有什麼驚人之筆，只是給學生們有發泄他們熱情的地方，在教學上也有大的貢獻。
學生宿舍
學生在校住宿是教育上一大要旨。南開學生百分之九十住校，有極大的好處。國內許多中學因為經費不足、設備不周，沒有宿舍。學生們隨班唱應，下課後一鬨而散，各自東西，荒廢了有用的時間，無機會、無時間參加課外活動和體育生活，不可能學得團體生活要義，不可能成為有用人才。
南開住校學生下午三時下課以後，參加各項活動，如童子軍、籃球隊、足球隊、棒球隊、青年會、聖經班、撰寫周刊、辯論會等有意義的活動。六時吃晚飯，七時自習，十時熄燈，充分利用課餘時間，身心兩方面均得發育成長。
不住校的學生多是豪門公子、富家子弟，來校時隨班唱應，下課後立即離校，在校外閒遊胡混，把大好光陰耗費於無益之地。他們對於校內各項運動、各項球賽無法參加，對於寫作、演說、組織群眾均無能為力。他們的課業永是低等，最好者勉強及格，很多人名落孫山，擋駕離校（南開勒令學生退學稱為擋駕，英文、數學、國文有一門不及格要擋駕）。住校學生被擋駕者較少。
中學、大學嚴令學生住校，在教育上有極大的好處。英國出名中學伊頓（Eton）、哈爾（Harrow）學生必須住校，牛津、劍橋兩大學學生必須住校至少兩年。二百年中，伊頓中學出了十八個首相，英國各界領袖多是牛津、劍橋學生，概由於學生住校的良規。南開成功成名，學生住校也是原因之一。
創新及試驗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學術的進步在於日日求進步，日日創新求進。原有的無效無靈的辦法，須改進廢除，應試求新法。政治上須變法維新，學術上亦應力求發明、發現、改進，日求新方法、新道路。南開校歌中的一句「巍巍我南開精神，汲汲浸浸，月異日新」，伯苓先生遵循古訓，日求創新。他以為民主政治之下，從政競選者須有表達意見的能力，須有說服能力，方有資格成為領袖，推行福國利民的計劃。
表達意見有兩種方式：一為文字，須文筆通順，言之成理；另一方式為口語。文字的表達自古為然，學校中課文、作業、作詩均是表達意見的方法。唯口語表達自己意見，向民眾大會演說，一般人無此能力，學校中亦無此訓練。伯苓先生以為訓練學生口語表達能力，將來在社會上或政府中成為領導人才，演說能力的訓練十分必要。南開新劇團是練習口語表達的一法，課堂中應有演說一課。一九二一年春，伯苓先生於第三年級設立演說課程，每周一次，由孟獻予先生教授演說之道，用意至善。張先生的政策，毫無爭議之處，唯推行實施發生困難。第一，孟先生不是善於演說的專門人才，他自己沒學過演說。按平常的教育道理，教員所教的課門知識應十倍於學生，孟先生演說天才不比我們學生更高明。而且中國缺少公共演說這類書籍課本，沒法照本發賣，要孟先生自己創造一種演說理論方法，不可能實現。孟先生本人不能演說示範，教學生仿行。試行半年，孟先生不幹了，演說這門課程無法進行。一般學生們重視積分成績，甲等、乙等，八十分、九十分。演說這一科是創舉，新課，沒有積分方法，沒有七十分、八十分的標準，學生不重視沒分數、沒成績的課程，對之無趣，是失敗原因另一面。
演說的題目和內容也是一大困難。十幾歲的中學學生對於政治、經濟、社會各項問題所知有限，言之無物，不知從何說起，教學生站在台上做三分鐘的公開演說不是很容易的事，因此學生方面、教師方面均感為難。這演說班不好進行，試行半年就取消了。
另一創新課程是時事。張先生以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每一學生應知國家大事及天下大事，方能洞悉事物，洞悉世界大勢，方可成為領導人才，因此設有時事一課，每周上課一次。施行以後，發生與演說班相同的困難，教授時事的先生沒有特別消息，沒有號外新聞，沒有特殊高見，僅憑一般報紙所載新聞，學生們已同樣看過了，再由教員講出來，已不是新聞。舊話重提，了無新意。至於國內經濟複雜問題、國際政治情形，教員所知有限，學生們所知更少，教學兩方對於均不知道的問題全無興趣。時事一課難於維持下去，試行一學期，不再列為正課，只是鼓勵學生於課外注重時事以增學識。
不是伯苓先生的所有創新試驗全失敗了。一九二三年，張彭春（張校長胞弟）游蘇回國。蘇聯是新興的共產主義國家，重視勞工，重視體力勞動。中學生除了上課學習語文、算術、科學以外，要參加體力勞動，做一部分生產工作，同時鍛煉學生體力，減少一些僅為運動而運動的球戲及體操。學生實行體力勞動，既可活動筋骨，增益體力，且有生產物資的效果。張校長採取這種理論和辦法，於南開學校後院西牆角下設有小型工廠，學生下課後可以參加工作。雖然生產品所值有限，但用意至善。
四大金剛
一項大事業的成功不是一人之力，必須群策群力，眾志成城。要有好的領導，再加有得力的助理人才，方能眾擎易舉，創成一項大事業。伯苓先生高瞻遠矚，大氣磅礴，而各種計劃的推行、日常事務的處理，需要有得力的人支助。張先生知人善任，選擇可靠的人、有能力的人，照計劃推行，方有成就。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南開學校有四根台柱，應稱四大金剛，如來佛在上，四大金剛助威，方能成為一座好的大廟。
主持教務者喻傳鑒，浙江人，北京大學畢業，原是南開第一班學生，和梅貽琦同班同學，親受張先生教導。初在天津南開學校充教務主任二十年。重慶南開成立，喻先生主持南渝（南開），二十年桃李滿天下，重慶南開的學生均知喻先生的風範、學問、道德。
次為華午晴先生，亦是南開第一班學生，管理南開建築校舍、房產事務，盡心竭力，一輩子鞠躬盡瘁，是南開建設者之一。華先生天津人，體形肥胖，口齒遲鈍，好像說不清任何一件事，說不明白任何一句話。他眼睛黑眼球較小，白眼球很大，學生們戲稱他「華白眼」。此公絕對忠實，日夜勤勞，外弛內張，外形若愚，而心中十分精明。他沒學過建築，但天津南開、重慶南開、八里台南大，廣廈千間，均由華先生設計製圖建造，南開學生很少人知道華先生這項建樹功勞。南開學生八十年中來來往往，行雲流水，而南開校舍百年屹立，很像紀念華先生的功德碑。
第三根台柱孟琴襄，主持事務庶務，管理廚房伙食、花木校舍、財務支出，無所不容，無所不管。孟先生是張校長的第二班學生，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赴歐洲參加協約國方面華工隊，當時有華工三萬人從事挖戰壕、運送軍械軍需。孟先生是華工會幹事，管理華工的生活起居、通信、衣食住行，和晏陽初先生同時同事。一九一八年歐戰結束，回南開充任事務主任，三十餘年努力於南開的事務。南開學校明窗淨几，花木蔥蘢，校舍一塵不染，是孟先生的功勞。孟先生鞠躬盡瘁，一輩子為南開工作，貢獻甚大。
第四根台柱伉乃如，是校長的秘書。伉先生乃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南開的第二把手，秉承張校長的計劃意旨推行一切。南開的人事行政、對內對外，全經伉先生之手。在南開大學部兼充註冊部主任，有極大的權威。學生的成績在他手中，教授的進退伉先生有極大的影響。張校長對伉先生言聽計從，伉先生對張校長畢恭畢敬，扶持體貼，無微不至。張校長出門時，伉先生每把手杖、帽子恭手送到校長手中。有些學生以為恭順太過，跡近卑鄙。我問這個批評的同學：「你認為伉先生拿帽子卑鄙，難道你以為應當一見校長進門，伉先生就不容分說上去抽他一個嘴巴子才對嗎？」
伉先生是主事管事之人，學生的記過、開除、擋駕，均由伉先生傳達，「送惡耗的送信人每被打被殺」。伉先生髮布不及格或擋駕的信息，傳達不好的消息，學生們很不諒解，而他心直口快，直話直說，沒有容忍裝傻的假態。說真話，每是大煞風景的事，因而得罪了一些學生。
實質上，伉先生是極精幹、有為有守的人才，辦事精細確實，且有表達天才。在南開新劇團中做演員，伉先生每充劇中的壞人、壞小子，做種種醜態，說詭話，情景逼真，極像壞小子。一般人把劇中的壞小子形象引為伉先生本人，冤哉枉也。伉先生忠心義膽，為朋友兩肋插刀。周恩來在新劇團扮充女角，和伉先生同台演，成了好朋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周恩來主持共產黨革命工作，秘密來天津，常由伉先生掩護隱藏，周恩來免於被捕，得以生存。當時國民黨政府時代，窩藏掩護共產黨是要殺頭的。伉先生不是共產黨員，冒著生命危險掩護朋友，古道高誼，不能不說忠義可欽。一九一九年，周恩來由日本回國參加五四愛國運動，張校長委任他為秘書，隸屬伉先生之下，聽從伉先生指揮，跑腿學舌，均由伉先生髮號施令，周恩來對伉先生極為尊敬。一九一九年秋，周恩來被天津警察廳逮捕，伉先生來往警察廳營救，九死一生的周恩來在監獄住了九個月方出獄。人民政府成立，周恩來做了總理，伉先生時已作古，對伉先生的子女略有照顧。
在校親歷種種
南開成名，許多人以為南開是貴族學校，因為黎元洪總統的子女、袁皇帝的族子、馮玉祥的兒子均在南開上學。實質上，南開學生絕大多數是貧苦子弟。現身說法，我個人在校生活可為一例。
一九二〇年秋，中日琿春交涉，中日兩方向吉林方面出兵，弓緊弩張，情勢險惡。奉天有學生遊行請願，擁護政府，反對日軍侵略。張作霖大帥以為學生鬧事，大怒之下解散學校。愛國有罪，把我開除學籍，並追繳學費。經奉天青年會幹事丹麥人羅士馬森（Rusmansen）介紹推薦，得見張校長。伯苓先生不以為愛國有罪，幸被收容，從此我變為南開學生。唯是流亡學生，生活及學業兩方均極艱苦。經濟上由家中掃地出門；學業方面由奉天師範學校轉入南開洋學堂，各科多不銜接。入學以後，一切英文課程聽不懂、說不清、寫不出，十分費力。南開學校的課本，代數、幾何、物理、化學全用英文，望「洋」興嘆，不知從何著手。英文先生是美國人宛德爾夫人，她口若懸河，我聽之茫然，不知她所云何事。而物理報告要用英文寫，更是強我所難。好在我的算學有好的根基，可以望文生義，看圖識字。幾何、代數不用太多的英文，一望而知。物理實驗是普通物理，不難隨班聽講。英文的物理實驗報告向同班同學借抄，送上了事。物理先生章輯五先生對於實驗報告不十分深究是否抄襲，每得過關。
英文一課是洋文，日夜研讀，希望能及格。絕路逢生，忽然發現一個竅門。美國學校規定教員要有「辦公時間」（office hour），每星期指定一兩天的下午，教員坐在他的辦公室等候學生來問，解答疑難，用意至善。中國學校無此辦公時間的辦法，中國一般學校也沒有教員單獨的辦公室的設備。南開先進，特有教員辦公室。宛德爾夫人是美國人，習於美法，採用美國的坐辦公室的辦法。每星期三下午三時至五時，她坐在辦公室接受學生訪問，但是我班其他學生學習正常，沒有人來訪，因此她的辦公室門可羅雀，無人問津。我是唯一求教的學生，她有了第一件生意，十分歡喜，十分熱心。經她單獨教授幾個星期，我的英文就能聽得懂、說得清了。巧得這課外單獨補習，六個月後，我的英文就可以隨班唱應了。宛德爾夫人得有成功，極為欣喜。語言須由練習口說中得之，有機會練習口語，就有很快的進步。中國一般學校教英文的先生多不能口說，因之收效甚微。
在校求學，以學為本，自然是天經地義，然而生命第一，生命不存，則求學就不必談了。《聖經》上說，得了一個王國，丟了生命，又有什麼用處呢？實質上，生存第一，挨餓的人無法談詩書。在奉天愛國有罪，被張大帥開除學籍，同時由家中掃地出門。離家之日，先母偷偷地給我九元錢。在奉天吃去三元，來天津路費用去三元，到天津時只剩三元。床頭金盡，空肚子三天，第四天王捷俠學兄解囊相助，借我五元，方得以入校。
南開學生食堂飯費分甲、乙、丙三等。甲等伙食是全周七天每日兩餐，每月三元五角。乙等餐每餐少一個菜，星期六、星期日無餐，以應一般周末離校回家學生之選擇。丙等餐午夕兩餐，周末無餐，是最便宜的伙食，每月二元三角。另外早餐饅頭、稀飯、燒餅、油條，由學生自理，學生另掏腰包自買，不在包飯之內。一般窮學生為省錢吃丙等飯，自是常軌，我屬於丙等。
早點饅頭稀飯，每日要花七八分錢，為節流起見，我放棄早點，每天兩餐可以勉強度日。和尚住廟，過午不食，一天吃一次可以活得了，現在我每日兩餐，當然可以勉強生活。這種廢止早餐的妙法，我實行了六年。一九二五年到了英國，英國人早餐豐富，午餐輕簡，入鄉隨俗，我方改食早餐，恢復正常，改從一般人的飲食方式。廢止早餐不僅可以省錢，對於健康，且有好處。其理論為腸胃應有休息時間。腸胃有工作時間，亦應有休息時間，其效率更大。而且得讀一本《廢止朝食論》，其中講了一大套不吃早餐的好處，食少思清，多吃易睡等。得了理論上的根據，我更理直氣壯，不以為自己挨餓是受苦，雖然我放棄早餐不是根據理論，不是要腸胃休息，而是為了省錢。
財政之道不外開源節流兩途，一方面要節流，節省支出，另一方面必須有來源。如果沒有一點財源，毫無收入，僅靠錙銖節儉，仍不能解決問題。一個中學生既然不能放下書本從事苦力工作，想不出方法求得一點收入，賺幾文錢求活。日夜思維，乃決定試給報社寫些小品文字，得幾角稿費，或可是一求生方法。當時天津報紙有《大公報》《益世報》《京津太晤斯報》三家大報；另有幾家小報，各自爭鳴。小報之中，有一《新民意報》，是前進的報紙，由馬千里主持。馬先生為南開畢業生，是張伯苓校長的妹夫，思想前進，自有主張，自己要獨立門戶，辦一報紙，名為《新民意報》，鼓吹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婦女解放等。然而，辦一家報紙並不如理想中那樣簡單，既須有主張、有目的，且須有經濟的資源支持。馬千里先生單人獨馬，沒有經濟支柱，難行千里。而且稿費太少，寫稿的人亦少。每天出兩大張報，要幾萬字才能充滿篇幅，發行應市。簡單說，一份報紙的發行必須有文，且須有錢。馬千里先生既然沒有錢，而文稿亦不足，千里之名僅是遠大的目標而已。和其他報紙一樣，《新民意報》也有一副刊，載錄文藝故事、雜品文字，聊以充數，每一段短文，只付稿費三角錢、五角錢。當然沒有國手文豪為之寫稿，只好採用平庸文字、中學生的作品，因此我的文字得以采載，一千字可以得稿費三角錢。每星期得有三角錢，在窮困無錢的時期是很大的數目。三角錢可以吃三次飯，豈可忽哉。
一九三〇年，馬千里先生病故身亡，人亡政息，《新民意報》隨之壽終正寢。馬千里先生另外創辦了達仁女校，提倡婦女教育。鄧穎超曾是達仁女校的教員，她也給《新民意報》寫過文章。馬先生在世之日，中國共產黨尚未成形，假如馬先生能多活幾年，或者可能成為共產黨的要人。世事滄桑，很難預計。
三角錢雖少，但得來不易。寫出一篇短文，本不容易，首先要有個題目，其次能寫得有可讀性、能被采登的小文全不是容易的事，而且要有寫作的環境。南開學校校規甚嚴，白天全天上課，晚間要自習。以當時我的英文落伍情形，日夜加工努力，勉強可以隨班及格，沒有時間為《新民意報》的報屁股（副刊）寫文章。另一困難是學校規定晚十時熄燈，不准學生秉燭開夜車。張校長的教育主張一切教學、體育課外活動須在一定時間，即早六時至晚十時之內，超過此限無益有害。而且為防止火災，十時以後不准學生自燃燈點蠟，只有過道路燈和樓梯上的電燈仍然放光照路。為《新民意報》寫副刊，只能坐在南樓樓梯上路燈下完成。在樓梯上寫的東西自不能有好的作品，好在我的目的原不是經世名言傳之後世，只不過為三角錢的生活費已耳。
另一求生的方法是為初級班同學補習算術。南開課業極嚴，國文、英文、算術三科中有一門不及格，便要擋駕（退學）。一些算學不好的學生極需課外補習，招請高級班學生為補習先生，每月付兩元三元補習費。這些課業不好的學生常到教務處報名徵求補習先生，由教務主任喻傳鑒先生轉達這項需求，向高級班有能力、有需要的學生接洽。我的算學一向很好，在窮困之中，這是一個好的活路。我向喻先生報名求售，正巧有一個一年級學生楊作舟算術不及格，急需請人補習。於是我成了補習先生，每月得三元錢，居然成了大富。因為伙食費每月兩元三角，除了伙食費尚餘七角，豈非大富？給《新民意報》副刊寫小文，每篇三角錢，寫十篇方得三元。為人補習每日下午一小時，每月三元，十倍於寫報屁股，而且免除坐樓梯燈下之苦。由此改行充任補習先生，《新民意報》五個月之功就不再繼續了。
為人補習是發現新大陸。初期學生只有楊作舟一人，後來另有山西學生董克兄弟兩人請我補習算學。此後威名遠震，有很多初級學生請我補習。一九二二年入大學以後，補習範圍漸廣，移座校外，在天津河北孔紹軒公館、河東劉承恩省長公館做補習先生。校外補習對於解決生活問題大有進益，因為補習費由三元增加為五元，增加百分之六十，而且學東主人供給一頓晚飯，省了我在校伙食錢的一半，在學校吃一次午飯就夠了。孔、劉兩家豪門供給補習先生一頓晚飯，遠遠少於孔六少爺餵狗的錢，而窮困挨餓的人受之，則是義薄雲天了。劉承恩是袁世凱皇帝的親密戰友，代表袁世凱溝通革命黨，做過湖北省長，腰纏萬貫，湖北人要給他立鐵像。孔紹軒是李鴻章家的師爺，清末民初做過甘肅省蘭州道尹，千里為官只為財。清末時代，在邊省做官，刮取民財是合情合理之事，孔家的大富自非意外。
做補習先生的幾元錢可以過活，教務主任喻傳鑒先生的推薦，義薄雲天，我永生感激。而且因為介紹補習工作的接觸，喻先生對我很有好感。一九二二年暑假中，伯苓先生主辦暑期講習會，陶孟和（履恭）是講師之一，講授中國社會問題。陶先生是北大教授，中國最出名社會學者。他的講演筆記需要一人為之清理抄寫，以為將來正式寫書時的藍本，他請喻傳鑒先生找一個人做此工作。喻先生把我推薦給陶先生，為他清理講稿。他上午講演，下午一時後我代他清理講稿，謄正抄清，每一下午抄清二千字，手忙腳亂，十分費力。做了一個月，陶先生給我三元錢作為工資。雖然錢數不多，結識一位名人，而且陶先生對我永有好感，大大超過三塊袁大頭。
校長之怒
生活和課業既然漸入坦途，我循規求進，從事學業，不再參加學生運動，惹事鬧事。實際上，一年多以來日夜勤勞，求生活趕功課，沒時間參加任何課外活動。敬業樂群會、青年會完全沒有我的足跡，我也沒有給南開校刊寫過一個字。這樣韜光養晦、裝聾作啞，希望不再出頭露面，惹出任何麻煩，做一平靜、無毀無譽的好學生。
世事的運作不能盡隨人意。校外局勢之變，又把我揪出來，時也，命也。人生的行止不能完全靠自己的計劃，多是受外界環境的影響。
一九二二年春，奉直大戰，張作霖與曹錕失和打內戰。這些內戰原和我無關，也和南開無關。然而，這次奉直戰爭影響了我平靜的學校生活，拉我再參加課業以外的學生活動。
先是這年春，張作霖、曹錕反目，奉直兩方先行罵陣，彼此通電對罵。四月底，奉軍入關，正式開火。打了七天，奉軍大敗。五月五日，奉軍退過天津東的軍糧城，狼狽出關。奉軍紀律向不太好，天津民眾對奉軍十分憂慮。五月初，奉軍由津浦線敗退，經楊柳青天津附近各地之時，津市大起恐慌。南開學生也在恐慌之中。我班第四年級是高班，學生張我華、劉純柱、張金增是活動分子，膽小怕事，力主學校停課以避奉軍危害。張伯苓校長海軍出身，見過陣勢，極不以停課為然。五月一日下午，召集全體學生開會，報告時局消息，伯苓先生和學生大開辯論。劉純柱、張我華以為奉軍紀律太壞，到處殺傷搶掠，過天津時一定殺人放火，南開學校應暫時停課以避其鋒。張校長以為學生要求停課自造恐怖，庸人自擾，奉軍不可能攻打南開，因為南開系學校，無財可搶。劉純柱說奉軍如打日本租界，南開可能受害。張校長問奉軍為什麼要打日本租界，假使打租界，奉軍的大炮飛過南開，炮彈要有拋物線，「你們知道拋物線嗎？拋物線的弧形由南開上空飛過，不可能在弧形中途落到南開校園」。張校長以科學道理、海軍經驗說服學生，唯是驚惶膽小之人，不可理喻，張校長的科學理論未能解除他們的驚慌。辯來辯去，張校長怒髮衝冠，大為震怒，未得結果。學生們散會之後偷偷地溜走星散了，沒有正式罷課，實質上停課了。住校學生無家可歸者大部分仍然留校，走讀學生或天津有親友者均已星散。張校長氣得聲嘶力竭，未能阻止停課。南開成立十六年，這是第一次學生們無理取鬧，擅自停課。
實在說，這些膽小的學兄是杞人憂天墜。奉軍潰退，每個逃兵爭先逃命，兵敗如山倒，不可能做有計劃攻打日本租界。而南開是一學校，沒有黃金財寶，所有教室中的桌椅、黑板、講台，奉軍不可能搬走，學生們的顧慮驚慌是沒有根據的。五月初，兩三天之內奉軍零散地由楊柳青軍糧城潰退出關，天津居民沒有受到任何損害。五月五日以後，離校學生陸續回校，五月六日正式複課，一場無謂的驚慌就過去了。張校長余怒未息，把張我華、劉純柱、張金增三人擋駕了。這三位同班學友中，張金增是我最好的朋友，離校以後改名張放，後來加入共產黨，改姓劉。一九八六年故人相見，提及六十年前往事，不勝唏噓。張我華、劉純柱兩兄離校以後不知去向，不知所終。
在學校停課期間，大部分學生離校，發生些小問題，落在我頭上。例如食堂中的伙食座位，大部分學生離校，而留校學生急需歸併重組。何人離校，多少人不來吃飯，沒法查詢。劉純柱、張我華幾位學生頭目擅自離校，主管廚房的事務員向我查詢。宿舍中住宿學生七零八落，亦需要查清，也來問我。張校長找我談話，查問學生情況。無形中，我成了學生們的代表。死灰復燃，兩年前在奉天為學生代表，參與愛國運動，兩年後又成了學生頭目，再出頭露面，實是意外的發展。
一九二二年班是舊制中學四年畢業的最末一班。這一班畢業以後，改行新制，三三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共六年，實行到今。
中學班畢業典禮時，除各項演說外，有一學生代表畢業班做答詞，感謝學校先生教導之恩云云。張金增、劉純柱幾位活動人物因為奉直戰期中擅自離校，被張校長擋駕，學生團體中群龍無首，承乏補缺，這一期畢業典禮學生代表答詞落在我頭上。在南開學生活動中，又有我一份了。
南開大學之興建
南開中學自一九〇六年成立，日新月異，蒸蒸日上。張伯苓校長十年之功，南開學校在國內成為第一流學校，在國際已漸有名。一九一六年舉行一千人大操，已是大的學校。伯苓先生大氣磅礴，自強不息，再計劃擴充大業，創辦南開大學。
一九一七年，張先生第二次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深造，研討教育理論、教育歷史，同時考察美國各大學創辦設施情形，以為創立南開大學的參考。一九一九年歸國，立即著手籌備設立大學部。同年，上海聖約翰大學授予伯苓先生名譽博士學位。
籌辦一所大學，茲事體大，很不簡單。第一是經費問題，凡事非錢莫舉。張先生家無恆產，手無分文，一個人赤手空拳以苦行僧的方法各處化緣，所得有限。在中國捐求，很不容易。中國是窮人之國，中國人是大窮小窮之分，很少百萬富翁。一些政要軍閥，雖然窩有百萬，但多是為富不仁，沒有公共精神，不肯為公益教育事業拿出錢來興辦大學，澤及後世。第一年籌辦南開大學十分艱苦。吉人天相，福從天降。一九二〇年秋，忽然來了一筆意外之財，江蘇督軍李純十月中一夕暴卒，遺囑以遺產五十萬元捐給南開。伯苓先生得此意外巨款，南開大學之進行漸有起色。
李純，天津人，字秀山，時充江蘇督軍，駐守南京，對於伯苓先生向極尊敬欽服。一九二〇年十月一夕忽然自殺，遺囑以五十萬元捐給伯苓先生興學。這是官方消息。小道消息報稱，李督軍的愛妾和他的衛兵奸通。一夕正和這衛兵幽會之際，李督軍忽然闖進。見這對男女擁抱在床，李督軍正要舉槍開火，那衛兵姦夫眼疾手快，先下手為強，先開火一槍把李督軍打死了。李督軍的家人為顧全面子，製造一段美麗高尚的假話，說李督軍愛國自殺，以五十萬元捐贈給南開興學愛國云云。真相如何，無法確知，以五十萬元為辦教育總是好事。我們南開受惠人應該相信官方消息。
伯苓先生得此五十萬意外捐款，乃在天津南八里台建築南開大學新校園，修建第一幢樓房，以李純督軍的字秀山為名，稱為秀山堂，並在秀山堂前立有李純銅像以示銘感。
教授陣容
雖然南開初期僅有三百人，是小小的大學，較之今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南開大學學生九千人，美國大學一校三萬人、五萬人相去甚遠，但伯苓先生一向重視教授資格素質。成立之初，就聘到數學名家姜立夫先生。姜先生系哈佛數學博士，國際知名。名師出高徒，青出於藍，世界數學名人陳省身就是姜立夫先生的高足弟子。化學系邱宗岳先生是化學界的泰斗。楊石先先生亦於一九二四年來校，在南開大學六十年，尤可崇敬。張校長重視科學，南開科學教授保持了很高的水平。「中央研究院」五位「院長」中有兩人是南開學生，錢思亮在南開學化學，吳大猷在南開學物理。南開製造的成品貨真價實，不是瞎胡吹亂捧者可比。其他南開學生成為教授、科學家者車載斗量，如江澤涵、姜長英、申又振、吳大任均是同期的學生。
校園移到八里台後，教授陣容益形壯大。物理教授聘得饒毓泰，人類學聘得李濟，文科方面聘有徐謨、蔣廷黻、何廉、李卓敏、方顯庭、陳序經、張純明，均是後來中外知名響噹噹的人物。
何廉主持的南開經濟研究所，楊石先主持的化學實驗室，在國內各大學中首創研究工作，絕無僅有，其他大學尚無此類研究部門。伯苓先生一人單刀獨馬，在國內連年內戰混亂之中，民窮財盡狀況之下，創成千古不朽大業，在中國歷史上罕見。
學生會的風波
南開大學的學生，百分之七十由南開中學畢業提升，只有百分之三十是其他中學畢業學生考入。南開中學訓練嚴肅，南大學風純樸正常，自在意中。伯苓先生要擴大招生的範圍，收攬天下英才。一九二三年夏，在上海設立考場，兼收並蓄，招收南方學生，搜集全國英才，以便有教無類，澤及全國。這些南方學生，多數是好的。中國的文人才智，漢唐以後多在三江兩湖，伯苓先生的高瞻遠矚是極正確的。然而，江浙一般中學很少能與當時的南開學校比，而紀律訓練、道德標準更望塵莫及。一些上海招來的學生，初入南開覺得很受拘束，很不自由。例如不抽菸，不喝酒，十時以後熄燈就寢，安靜無嘩，南開學生行之有素，奉行已久，是天經地義平常的事。上海來的少數浪漫派以為很不方便，很不舒服，於是發生紀律問題。
南開學校在伯苓先生訓導之下向未發生這類紀律問題。住宿學生的管理由一事務員王九齡先生主持，向無問題。大學部搬到八里台以後，王九齡也隨之南遷到八里台。一些從上海招來的學生要求獨立自主，不願接受任何管束，對於王九齡先生的指導很反感。張伯苓校長以為學生既已成人長大，不願受他人管束，能自治豈不很好，於是組織學生自治會，由學生自治自律，且可有公民練習機會，試行民主初步；把王九齡先生撤回南開中學管理中學學生，八里台大學的齋務紀律由學生自理。這是新的試驗。
南開大學原無學生會組織，現在要學生自治，張校長召集全體學生組織學生會，試行學生自治。
兩年以來，韜光養晦，我忙於課業，同時每天下午要去河東意租界劉承恩省長公館做補習先生，無暇參與校中課外活動，學生會原沒有我的份。唯是我在南開中學畢業典禮上是學生代表，略有虛聲，這次學生自治會召集人職務又落在我頭上了。誠惶誠恐，我知道做學生會的頭目不是好差使，同學們七嘴八舌不易應付，是費力不討好的差使。我提議學生會的首腦不稱為會長，改稱召集人，採取低調姿態。然而，這低調名稱仍不能使麻煩減少，不易解決的糾紛仍不能免。
上海來的同學有幾個人沒有遵紀守法的習慣。抽菸喝酒，夜半吵鬧，在南開是大逆不道的行為，在他們則以為是很正常。一夜，上海來的兩個同學酩酊大醉，夜十二時半，蹣跚回到第二宿舍。一進宿舍大門，哇啦哇啦嘔吐滿地，酒汁飯漿四處飛揚，臭滿全樓，驚醒了其他住宿學生，全體大嘩。第二天，這件不尋常的事由第二宿舍住生報告給學生自治會，請求查辦。這兩位上海學兄或已清醒，不再頭痛了；我是自治會召集人，可頭痛了。
學生自治會沒有正式規章，沒有成文規定應管什麼事，也沒有規定有什麼權力，更不能開庭偵查審訊，懲辦任何同學。無法可守、無例可援的情況之中，學生委員情感激動，討論許久不得要領。有一學生委員說：「這兩個蒼蠅應該由我們飯碗中揀出去。」然而，學生會沒有審判或開除其他同學的權力，只能幹瞪眼，亂放熱氣。討論結果，送請註冊部主任伉乃如先生調查酌辦。伉先生足智多謀，南開的權威人物，不知用什麼方法，令這兩位醉酒鬧事的仁兄無聲不響中離校南飛了。民主自由是多方面的，任何人都有同樣的權利表示意見。少數人同情這兩個「蒼蠅」，以為學生會不應管這類事，更不應該報告伉先生，對我這召集人略有批評。對此費力不討好的事，我立即辭去學生會召集人的職務，南開大學學生會就名存實亡了。好在南開學生久受張先生那面校門大鏡子的教導薰陶，此後再沒有發生那樣的酗酒事故。
《輪迴教育》，教授全體罷教
我辭去學生會召集人的職務，埋頭學業，不問閒事。一九二四年專心致志翻譯《統計方法》一書，作為課外作業，無暇他顧。
七十年以前，中國統計學是新興學問，統計方法運用方開始。美國Willford King這本統計方法通俗易解，譯成之後，在國內各大學通行採用，成為應時之品。正在欣慰之時，發生一個大風潮，南開大學全體教授罷教。他們指責我在南開周刊一篇短文——題目為《輪迴教育》——是污辱師長，要求張校長懲辦原文作者。軒然大波，乃學潮中最奇特者也。平常學潮每是學生罷課，從來沒有全體教授罷教的奇聞，不但南開史無前例，任何大學也從來沒有教授罷教的故事。這件奇聞奇事在南開大學校史上是一大事。
南開周刊在南開中學稱為《校風》，一般學生稱之為《校風報》。周恩來在校時編輯一時，旋由王捷俠承辦。這類學生刊物本為學生練習作文，其理論事實卑之無甚高論，向未發生任何文字獄。南開大學移到八里台，王捷俠因為要趕功課，辭去周刊工作，由劉申光接辦。劉學兄是事務人才，自己不常動筆，因此南開周刊發生稿荒。劉申光力催我寫一篇文章，聊滿篇幅。實質上，我本無話可說，沒有什麼可寫的東西。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寫一雜感短文，題為《輪迴教育》，其要義為大學中的年輕教授們方由美國得了博士學位，孑然回國在大學中充任教授，多不會教書，只能照念在美國時的筆記，照本宣科，敷衍了事。這樣教出來的大學學生出校做中學教員，依樣葫蘆，再轉賣給中學生，成了一個輪轉。另一方面，大學畢業生去美國留學深造，依樣葫蘆，拿回筆記販賣，成了另一輪轉。如此輪轉不息，很像佛教中輪迴盤的旋轉，教育救國的希望就渺茫了。
這篇短文乃是一時雜感，為南開周刊湊篇幅。原以為交卷了事，無甚高論。該文發表於十一月初的第八期，學生作品沒人注意。過了五六周，沒人談起這篇小文，到了十二月中一個星期一，忽然全體教授罷教，指責這篇《輪迴教育》短文污辱師長，請張校長懲辦作者，否則全體教授不再任教，繼續罷教。
晴天霹靂，情勢特殊。國內學生罷課是家常便飯，屢見不鮮；教授罷教，千古未有。南開大學已很有名，張伯苓校長舉世皆知，南開大學發生罷教，乃是新聞，是最好的新聞材料。中外報紙競相登載南大罷教新聞，《輪迴教育》一文各報競相轉載。《華北明星》、上海《字林西報》、《京津泰晤士》幾家英文報且把該文譯成英文，以應外國讀者。「好話不出莊，壞事傳千里」，「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是新聞」。南開大學全體教授罷教屬於人咬狗一類新聞，成了大大的新聞，中外皆知，全國討論。
尤奇特者，中外報紙多吹捧恭維這篇《輪迴教育》短文。他們說該文所言很對很好，教授們是無理取鬧。事態的發展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中外輿論吹捧該文，教授們受嚴厲批評說成幼稚園胡鬧。原文作者本是大逆不道的罪魁，反成為新聞中的英雄。情勢的發展出人意料的原因，《輪迴教育》文中所述情形不僅南開大學如此，其他大學中亦有同樣情形存在。民初改朝換代之初，各大學多是新興新立的大學，教授們多是二三十歲的小伙子，由英、美、法回國的留學生。上焉者得有博士學位，但毫無教書經驗；次焉者學位、學識、經驗三項全沒有。顧名思義，「教授」是指有學問而能把他的學問傳送給學生的人。教授的知識應十倍於學生，而且要能把他自己的學識傳授給學生，方為名實相符的教與授。民國初年，有學問而且有傳授能力的學人很少。胡適在北大是有名的教授，因為他的學識豐富，而且在美國學過公共演說，有表達能力技巧，所以很叫座。梁啓超在南開大學講歷史研究法，因為他名震中外，第一堂開講，學生二百人，座無虛席，作者是受業者之一。唯任公的廣東官話說不清道不明，平鋪單調，不知所云。梁公的文章流暢，當代第一人，但說話的表達能力不像他所寫的文章有情感、有說服力。我們學生上了第一課，大失所望。嗣後上他課的學生隨日逐減，由二百人減到七八十人，再減到二三十人。兩個月後只剩十餘人，課堂學生日少，潰不成軍，情勢日非。這位國學大師乾脆把這講課取消了，回家閉戶撰寫《中國歷史研究法》。出版後，暢銷一時，但是任公上課教學生則是大失敗。可見做教授，有學問是第一要件，有了學問且能傳授給學生是另一技巧，民初各校教授群中具有這兩種能力者甚少。《輪迴教育》文中所述教授們不會教書的情形，各校皆然。言中有物，切中時弊，所以博得各方讚許。各校、各報大加吹捧，我執筆時，並不知其他大學也有同樣情形。
南開教授群中什麼人領頭髮動罷教，始終無人出面。現在輿論逆轉，對教授們不利，更無人出頭，但也沒人出來主張複課。全校停頓僵持。
張伯苓校長好像不同情教授們的罷教。由罷教第一天起，張校長隱居家中，不到八里台辦公。既然未召我這罪魁論罪，也不知他和教授們說些什麼。處此僵局，教授們無人出頭，張校長退居家中，一聲不響，全校就繼續停課。
學生會方面卻起了勁，學生們振振有詞說南開周刊系由學生會主辦，學生會是周刊的出版人，一切權責應由學生會所有，如有罪過，應由學生會承擔。屢次開會湊熱鬧，把事情弄得更複雜了。
汪鋒同學（安徽人，另一同名人汪鋒是共產黨人士，是北方人）一輩子吃素，平日無聲無響，向未參與學生會活動，現在忽然興起，作為學生會召集人，充任主席，大聲疾呼，有聲有色。張茲闓（麗門）、王捷俠、趙漠野等亦群起疾呼，極力主張學生會方面的理由。事態擴大，僵持日久，罷教風潮不得解決。
丁文江先生是南開校董，熱心干預政事，喜歡參加各項社會活動。目睹南開罷教風潮曠日持久，二十多天尚未解決，他親自出馬，尋求解決之途。他請我去他家商談解決方法。他說解鈴須是系鈴人，風潮之起源在於我的一篇文章，應由我出頭認罪，即可解決。我向丁先生說，我的功過全在《輪迴教育》一篇短文，每字每句明明白白地載在周刊之中，沒有任何隱情秘件，是功是過任憑推斷。如果張校長以為我有罪，我自應承受懲罰；如果認為無罪，豈不更好。丁先生對我說了許多好話，他以為我既認錯，風潮自可平息。對於學生會方面，他願親自出馬說服，風潮就可完了。他乃向學生會接洽，定期來校調解。丁文江先生於十二月二十三日來八里台校園，學生全集秀山堂，一瞻丁校董這名人的風采。
汪鋒充任大會主席。丁文江先生翩翩登台，先說了我一大堆好話，「關東傑才」「勇於認過」等等。他原以為即此結束，然而事情的發展不如他所想那樣簡單。學生方面力說這篇文章正確有理，而且力陳學術自由、言論自由，七嘴八舌，滔滔不休。又說南開周刊由學生會主持，學生會是發行人。如有任何責任，應由學生會承擔，與原文作者無干。張茲闓、王捷俠、趙漠野十幾人相繼發言，口語激烈。丁文江單人獨馬，站在台上抵擋不住萬箭齊發，尷尬萬分。辯論一點多鐘，無結果而散。丁先生灰禿禿地走了，無顏再見江東父老。
丁文江校董是名人，是有能力的人，做過淞滬督辦（相當上海市長），這樣的大人物調處不成，再無其他人敢出頭。教授方面噤若寒蟬；張校長退居家中，一言不發；學生會方面要說的全說了，再沒有對象可談，也無聲息了。全校在沉寂無聲中又過了五天。十二月底，張校長宣布提前放假，學期考試定於次年第二學期開課時舉行。一陣風波，就這樣無聲中消沉了。
第二學期開學，舉行補考。照舊開課，一切照常，依然故我。沒人再提及《輪迴教育》罷教風潮，教授方面沒面子再提，學生會也沒慶祝什麼勝利。好像一場噩夢，醒後無影無蹤就消逝了。一些同學以為我得罪了教授，教授一定給我不及格。事實上，我在各級學校向來沒有考試不及格的事，這次也不例外。遠道傳聞說，我被南開開除學籍，更不是事實。一九二五年秋，我去英國留學是好離好退，並非被開除擋駕。
伯苓先生處世有方，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必須在此加重申述。解決此次風潮，以無聲不響方法，以提前放假方式就結束了。伯苓先生沒責斥教授們的胡鬧，也未懲處禍首。離校二十年後，偶然談及那次《輪迴教育》風潮，他說：「兩個小孩打架，摔倒了，再爬起來。拍拍身上的灰，回家吃飯。」這種心態和處理困局的方法，伯苓先生之智慧英明，極可敬佩。
世事的演變常是逆行。許多事因禍得福，本是卑之無甚高論的小文，經眾教授品題渲染，成了傳世作品。六十年後，南大校長吳大任，特由圖書館找出《輪迴教育》原文，複印一份寄美（吳大任、吳大業、吳大猷三位弟兄是二十年代南開同學）。
更大的轉變，因為罷教風潮這篇小文傳到關外我的家鄉。張學良少帥看到這篇短文，拍案叫絕，以為說得對說得好。次年春，把我延攬到大帥府，資送我去英國留學，改變我的一生行止。
五卅慘案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上海日本人的內外棉紗廠工人罷工，日本人慘殺工人兩人，引起上海學生及工人憤怒。五月三十日，學生三千人會同工人、民眾兩萬人在公共租界遊行示威，要求懲辦殺人禍首。公共租界英籍巡捕向遊行民眾開槍，死傷三十餘人。次日，六月一日，上海罷課罷市，阻止電車行駛，英籍巡捕再開槍驅除民眾，殺死四人。於是全國騷動，京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抗爭英人殘暴行為。南開大學是天津各大學之首，自然是抗暴隊伍之先鋒。我是學生會活動分子，再一次捲入學生運動。
伯苓先生一生為公愛國，對於學生愛國行動向不干涉。這次五卅慘案抗爭是全國性的愛國運動，不是南開大學單獨的學潮。伯苓先生和學生合作一致，自非意外。天津原有南開大學和北洋大學兩個大學，唯是北洋大學遠在西沽，學生很少參與學校外愛國遊行。南開大學成為天津學生群龍之首，領導各校學生運動，一切遊行示威全由南開馬首是瞻。天津學生會五卅慘案宣言經我起草以後，為慎重起見，請南開中學國文教員范文瀾先生看看，以免文字上的不妥。范先生是五卅慘案運動中的活動分子。當時我們學生不知范先生是共產黨員，只因他熱心參與這次愛國運動，和學生們同行同止，近水樓台，所以請他把宣言原稿過目。其他南開教員多不參加學生們的遊行。
范文瀾以馬列觀點寫中國歷史，人民政府成立後，充任華北大學副校長。他是好好先生，戴很深度的近視眼鏡，青衫舊履，「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表面上很似冬烘先生，南開學生稱他為「飯桶」。實質上，「良賈深藏若虛」，范先生經綸滿腹，在八路軍中是「聖人」。在五卅愛國運動中邂逅此歷史名家，亦幸也。
英國「闖席」
一九二八年，伯苓先生再一次到美國，回國時取道歐洲，考察英法教育及英法社會情形。一九二九年六月十日，伯苓先生到倫敦。這一天正是我在牛津大學畢業，同學、朋友們在倫敦上海樓設宴慶祝，原不知張校長正好在這一天到達英國，原有參與的人僅有劉攻芸、周廷旭、陸謙受、舒舍予（老舍）、酈堃厚、陳序經、吳南如、邱祖銘等十餘人。伯苓先生該日中午到達倫敦，打聽我的行止，得知那天晚上我在上海樓公宴。他同續克昌博士忽然來臨，座客全甚驚喜，伯苓先生連說「闖席，闖席」。天津習俗，未請的客人擅自闖入吃酒宴，謂之闖席。
張校長那一天極為歡喜。第一，南開學生遍於世界各國，英、美、法、德全有南開學生，桃李滿天下，他很自傲自喜。隨同校長由美來英的續克昌博士即是南開學生，在美國方得了博士學位，隨同校長東返。第二，正趕上我在牛津大學畢業，也是校長所喜歡的事。牛津大學是最出名、最古老的大學之一，南開學生在牛津畢業者，我是第一個。校長視學生如自己的子弟，南開學生有了任何學業上的成功或事業上的成就，伯苓先生每沾沾自喜，得了安慰。第三，他去美國多次，這是第一次到英國，初臨舊邦，景物新異，很有興趣。
校長在英國十多天，由續克昌和我趨前侍座，參觀英國皇宮、國會、西敏寺教堂、大英圖書館、海德公園、國家畫館、維多利亞博物館，美不勝收。校長極為喜悅，但是那年他已五十六歲了，學生們多年稱他「老校長」，日夜奔忙，不無疲勞。參觀國會那一天，他說要在國會門前木椅上小坐休息休息。我陪同他坐在木椅上，坐下不到三分鐘後，他酣然入睡，鼾聲遠揚。十五分鐘後醒來，他說他隨時可以小睡，立即解除疲勞。他說：「在海軍學堂時代練得這樣的本領。控制休息時間，很有好處。」伯苓先生體力、精力過人，這是一例。英國廣播公司（BBC）請伯苓先生講述中國教育問題。伯苓先生是當代中國出名演說家，是當代三大演說家之一，其他二人為汪精衛及余日章。他登台講演，口若懸河，順流而下，習以為常，向無底稿。這次大英廣播公司請講演人先把寫出的講演稿送去，以便編排節目，控制廣播時間。廣播是以分秒計算的，必須按照字數多少排列時間。伯苓先生的演說向是脫口而出，順理成章，沒有底稿。這次大英廣播公司要求先有底稿，不是伯苓先生的習慣，他乃飭我幫忙，他口述要義，我譯成英文，完成這篇講演稿。按屆期準時播出，功德圓滿。這是唯一的一次為張校長寫講演稿。伯苓先生一生講演幾千次，至理名言均是脫口而出，沒有底稿。當年尚無錄音帶的發明，金玉良言未能永存，至為可惜。唯這次十五分鐘廣播原稿尚存在大英廣播公司檔案之中，可以復按，是一件好事。伯苓先生在英國各地期月，七月中去法國，東返天津。
為他人解決問題不可顧慮自己
伯苓先生偉大之處在於捨己為人，公而忘私；身居陋巷之中，不改其樂；一切為公為國，為他人著想，力行忠恕之道。朱熹說：「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遵行忠恕聖道者，伯苓先生是現代偉人之一。茲述親聆教誨嘉言。
一九三〇年，東北大學發生副校長糾紛。原來的劉風竹副校長無法維持，校長張學良急於解決糾紛，須立即找人接替校長職務。當時我是大帥府的外交秘書，張學良請我去北陵東北大學為他遮風擋雨，代理校務。我不是教育界人士，年輕好說，既無辦學經驗，且無班底，不敢承此大任，自討失敗。屢辭不獲，最後我說我先去天津求教於伯苓先生，再作可否。
十二月八日晚，坐夜車急赴天津，次晨六時到達天津東車站，趕赴張校長住宅。張校長方起床，他有些驚訝，何以如此大早由關外趕來。我敘明來意，並說明我的困難和短處，及不願承擔如此重任的原委。張先生說：「現在的問題，不是你愛惜羽毛的時候，而是張漢卿有了困難，找不著合適的人選。『士為知己者死』，處世之道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人承擔責任，為人解決問題。人家既然有了困難，咱應硬著頭皮為人解決，不可顧慮自己。而且辦事的成功與不成功，一大半由於咱的用心和努力，只要咱存心良善，努力做去，不會有什麼錯誤。就是有了錯誤，人們也會原諒咱的。」經張伯苓先生這樣教導，我自然決意接受，不再猶豫了。於是我做了東北大學代理校長。
伯苓先生力行為他人服務，先人後己。南開校訓用「公」「能」兩字，是伯苓先生一生做人應世結晶之語。他的行為一切為人為公、為國家、為社會，為人群服務，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後。他教導學生要有德有能，有能方有力量。無能的人，僅有好心好意，不足成事。他訓練南開學生有科學技能及經邦治國之能。有能力方可濟世、救國救人，無能的學生自救不暇，何能救人。有了能力，要為人群服務，因為人是群居動物，「革之不存，毛將焉附」。「敬業樂群」向是南開教育方針，後來把「敬業樂群」縮為「能」「公」兩個字以為校訓。
對於婚姻的看法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日，我和鈕先箴在北京結婚，伯苓先生證婚。六十年來，我們的婚姻和好圓滿，多承張校長訓示教誨，我們夫婦永生感激。
關於婚姻意見，伯苓先生偏於保守。他生於前朝帝國，那時所有婚姻均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中國婦女運動自由平等、自由戀愛始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張校長已年近五十，對於婚姻的觀念自然屬於舊派，他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舊式婚姻不是全壞的，一半是好的。新式婚姻，自由戀愛，自由打架，自由離婚，一半還好，一半不歡而散。」張校長處人有法，應世有方，家庭和諧美滿，張師母（王淑貞，生於一八七三年，於一八九五年結婚）長伯苓先生三歲，相敬如賓。張師母身材高大，生四子也全是高頭大馬。長子錫祿，算學教授。次子錫羊，事業家，曾充天津市公用局局長。三子錫祚自幼有肺病，久不能治，經張師母調護，得以康復。伯苓先生每稱讚其勞，他說：「五奶奶（張夫人）是治療肺病的能人，比任何中醫西醫全好。三兒錫祚已經西醫宣告無望了，五奶奶居然給調理好了。」四子錫祜是空軍飛將軍，中日大戰初期，飛機失事，死於非命。
伯苓先生一生教導學生為國為公，在南開女中畢業典禮訓詞中說：「你們畢業了，將來結婚要相夫教子，要勤儉持家，要為公為國。不可教你丈夫升大官發大財，他升大官發大財以後，第一個看著不順眼的人就是你。」
日機濫炸南開
伯苓先生於甲午中日戰爭時期在北洋海軍學堂畢業，親睹中日之戰及日本侵略中國情形，對於日本人向無好感。「鄰國之賢，敵國之仇也」。日本人對於伯苓先生個人亦深惡痛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伯苓先生屢去東北考察，親睹日本侵略種種罪惡，深知東北處境危險，在南開大學組設東北研究會，調查日本侵略東北政經情形，建議對日方策，更惹日本人的仇視。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戰事爆發，中日戰起。七月二十八日，日軍由天津日租界密集炮火毀夷八里台南開大學，徹夜不停。次日（二十九日），日軍再派大批飛機轟炸其餘的建築。秀山堂、木齋圖書館、芝琴樓、女生宿舍、第一宿舍、第二宿舍，全部夷為平地。現代文明國的戰爭側重軍事目標，力避殺害平民，更不毀炸平民住宅或文化機關。日本人殘暴野蠻，專機炸毀南開大學文化建築，其無恥行為是現代史中所未有的。
中日戰爭擴大，八月十三日，上海大戰開始，蔣介石在南京召集各黨各派到南京開會。在會中，蔣向伯苓先生說「有中國就有南開」，先生十分感動。八月二十三日，南京會議閉幕，伯苓先生由南京飛漢口。當時京滬戰事緊急，武漢成為臨時首都。伯苓先生與孔祥熙同乘一架水上飛機，由南京飛漢口。到漢口時，降落長江水面，吳國楨和我兩人到江邊迎接伯苓先生。下機後，吳國楨陪同孔祥熙去武昌，我陪同伯苓先生到漢口三教街的信義書局樓上借住。信義書局是教會賣英文書的書局，伯苓先生是基督徒，教會中的名人，信義會歡迎先生居停一夜。洗臉吃飯以後，伯苓先生述及南京見聞、京滬戰況，忽然提起一個意外的問題，和我商量。他說：「這次在南京，蔣先生（介石）極力維護南開，並拉我入黨，你看怎麼樣？」受寵若驚，沒想到這樣大的出處問題和我商討。我沉思半分鐘，答稱：「這是出處大事，要考慮考慮。校長一生為公為國，高潔純真，往來自由，行動自由，思想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一旦入黨下海，脖子上套一條鎖鏈，掛上牌子，就不自由、不方便了。當年顏惠慶請校長做教育總長，張學良請校長做天津市長，全沒接受，事後看來是對的。校長在黨外為國為民的作用或比下海好得多。」
伯苓先生靜聽多時，連聲「唉！唉！」未加可否。我以為話不投機，就不再續說加入國民黨問題，換個題目另談別事了。
到了重慶以後，蔣介石屢次拜訪伯苓先生，屢次請安問疾，拜訪次數多於三顧。伯苓先生做了國民參政會副議長，什麼年月加入國民黨，未再提及了。
最後教誨「隨遇而安」
勝利以後，南開大學復校遷回天津。抗戰時期原在昆明合組的西南聯合大學，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聯合組成，勝利後散夥，各返本校。伯苓先生本擬賈起餘勇再頂、再長、再進，對國家再做更大的貢獻。只是時事日非，南開大學由私立改為國立，伯苓先生一生獨立自主的南開大學改歸教育部管轄。太阿倒持，南大校長的任免須由教育部主管了。張校長就考試院院長之初，原說兼任南大校長，不久，教育部下令免除伯苓先生的南大校長職務，另派何廉接充校長。四十三年校長職名不復存在，伯苓先生一生大業的末端已開始了。一九四八年冬，東北已失，次年元月，共產黨軍隊進占天津。伯苓先生做了三個月考試院院長，論時間之長短，和孔夫子做了三個月魯國司寇相仿。不同之處，孔夫子辭官之後回曲阜教育學生；伯苓先生離南京考試院走重慶，共產黨軍隊揮軍南下，不久占領重慶，伯苓先生不能重返天津，再設杏壇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共產黨軍隊占領重慶。伯苓先生居沙坪壩南開中學內之津南村，進退維谷，心中不安可以想像。一九五〇年春，三月一夕晚飯後，在門前閒坐，遠望白雲悠悠北去，忽然一陣口角歪斜，嘴裡流出涎沫，第一次中風了。臥病幾天，漸復常態，然而心中不無悵惘。
周恩來和伯苓先生情同父子，學生時代經校長教導維護，無微不至。現在周恩來做了總理，思恩圖報之情未泯，對伯苓先生極力維護。一九五〇年六月初，有一架軍用飛機由重慶飛北京，周總理特令所屬安排伯苓先生及張師母附搭這架飛機飛到北京，在西城小醬房胡同十九號傅作義公館暫住。小醬房十九號是傅作義的兩個公館之一。傅作義在北京原有兩個夫人分住兩個公館，一在東城，一在西城，小醬房胡同十九號就是傅作義的西城的公寓。
傅作義對伯苓先生極為崇敬，交誼甚篤。一九三〇年山西派在華北當政時代，傅作義充任天津警備司令，將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時之營田十萬頃捐獻給南開作為學田。伯苓先生很感激傅作義的捐贈。抗戰時期，傅作義在前線作戰，妻子家小借住在重慶南開中學內津南村，居留八年。傅作義對張校長有托妻寄子之誼，萬分感激。
傅作義在人民政府做了水利部長，伯苓先生由重慶北來之時，傅部長樂得做個順水人情，歡迎伯苓先生住在他的西城公館，以報抗戰時托妻寄子之恩。另一方面，以前大官們三妻四妾分占三處、五處房屋，現在人民政府成立，新風氣之下，房屋緊張，一個大官擁有多處宅院已非正常，傅作義樂得藉此機會把這房子讓給張先生暫住。
六月中，我由香港到北京。周恩來告訴我說：「校長前兩天回北京了，住小醬房胡同傅家。」我立即趨謁請安。四年不見，校長已蒼老多了，而精神、記憶、言談、說理尚極清楚。周恩來位居總理，兼充外交部部長，日理萬機，不得常陪伯苓先生閒話。我到北京是閒雲野鶴，兩個月中常陪伯苓先生聊天，招待來訪客人，坐磨電車逛公園、吃小館，略解寂寞，消除一些煩惱。
其時來見伯苓先生的客人每日兩三人，並不太多。伯苓先生絕頂聰明，一輩子處人應世動止咸宜，從不做過分違律之行，不說不識時務的話。他對訪客每說三點，他說新政府大有前途，國家前途是光明的。第一，中國幾千年的貪污腐敗，現在清除了；第二，人民政府人才濟濟，有好人就能辦好事，有好的成效；第三，我們有一個大的與國——蘇聯，有了好幫手，則外交就好辦了。
周恩來請先生暫居北京，意在先看看天津情勢，等天津情勢安定，再回天津。一天侍坐，伯苓先生說：「你要知道應人處世之方，我發現一個大道理，特別送給你。要記住『隨遇而安』，無論事情怎麼不順心、不如意，永久要坦然處之，就可過得去了。」
八月底，張師母王夫人七十八歲大壽，張錫羊和我商量如何慶祝這近八十大慶。人民政府成立之初，廢除許多舊俗，如何慶祝壽辰，很費心思。我倆商議多日，結果決定借用大陸銀行樓上，置辦一桌酒席以示點綴。
大陸銀行經理韓壽裳是南開第一班學生，梅貽琦的太太韓夫人即是韓壽裳的胞妹。這些南開初創時代的學生對於張校長及張師母多年往還，極有敬意好感。人民政府成立之初，事務萬端，對於商業銀行無暇改造處理，暫時任其自生自滅。大陸銀行在前門內有一幢很好的樓房，樓上有寬大的客廳，可以擺酒設宴。經我向韓經理陳述張師母生日一事，他極端歡迎借用大陸銀行樓上舉辦酒席。次一個大問題是通知什麼人參加，是否通知周恩來、鄧穎超。幾經商討，伯苓先生決定不通知周、鄧兩位要人，以免招搖。我到前門外一家面鋪訂了壽麵和一百個壽桃，作為壽禮。為避免張揚，只有一桌酒席。除兩位壽星外，有張家三子兩媳，韓壽裳夫婦和我共十人。席中伯苓先生沉默不語，已無平日的談笑風趣，當年在修身班中每提及五奶奶時眉飛色舞歡愉之情不可復見。
八月底，我南返香港，先生於九月中回天津，天各一方，未能再見，「隨遇而安」成了最後的教誨。
次年二月十四日，伯苓先生再一次中風，這次嚴重了，不能言語，不能進食，入醫院急救，回天乏術，延至二月二十三日就仙逝了。半年前北京的辭行成了永別。一代哲人享壽七十六歲，比孔子大了三歲。施教五十年，弟子七千人，對於國家民族的貢獻多於孔夫子。
伯苓先生辦教育的程序以為大學之本在於中學，先有好的中學方能有好的大學。在中學時學生建立了好的基礎，則大學就好辦了。一九四六年勝利之後，伯苓先生計劃在全國各地設立南開中學。仿照重慶沙坪壩南開中學的成功前例，在雲南、貴州、吉林、黑龍江、陝西、甘肅、新疆各地設立南開中學，開發中國人的智力資源以冀中國現代化，使中國成為富強康樂之國。可惜情格勢禁，壯志未酬，不無遺恨。
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十八卷第五、六期，第五十九卷第一期
（一九九一年五、六、七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