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大校長 · 南開大學和張伯苓——大學和大學校長的特色
吳大猷
邇來報章常談「大學的特色」，三月二十四日《民眾日報》社論有三段稱譽張伯苓先生的話，近乎傳奇。四月五日乃張先生一百十一歲的誕辰，筆者於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一年間，在南開中學四年、大學四年，畢業後在大學任教二年，這十年決定了我這一生的為人和工作，故我想寫一短文，略講南開大學的「特色」和對張先生的懷思。〔關於南開和張氏，可參閱《張伯苓與南開》（一九六八年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及《國立南開大學》（一九八一年南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南開大學的創立
南開大學是天津嚴范孫、范靜生、張伯苓所創的一所私立大學，一九一九年成立時約有一百人，到一九二三年，第一屆畢業生只有二十一人，到一九三七年抗戰前夕，第十五屆畢業生六十餘人，學生總數亦只四百二十餘人，所以它是一所很小的大學。開辦時由社會人士捐助八萬元；李純的遺囑捐基金五十萬元（實收到十萬元）；理科得袁述之氏捐七萬元；美國羅氏基金會先後捐十四萬五千元；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捐十六萬五千元；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得李組紳氏捐辦礦科款十五萬元；圖書館得盧木齋氏捐十萬元，書二萬冊；李典臣氏贈藏中文典籍七百冊。這差不多是南開大學首十餘年全部所得。
校舍由開辦時在南開中學旁的一座小樓，至一九二四年遷入在八里台由捐、購、租的地七百餘畝，在抗戰前夕的大建築思源堂（科學館）、秀山堂、芝琴樓、木齋圖書館、男生二宿舍樓等。南開的經費，校宿費為一主要來源，學費每年六十元，宿費兩學期三十元，這與國立大學（如北大）之學費每年約十元較，自是很高的，但與教會大學（如燕京、嶺南等）比較，則是「平民」化的了。這樣的學宿費，四百個學生所繳的學宿費，只夠十來個教授的薪金，筆者沒有該時教授總數的資據，估計或四十餘人。學校的經費是如何籌措來的，不甚清楚，可能得助於中基會給予理科的補助（具上文）。抗戰前，國內（北平、上海）有許多的私立大學，是藉學生的學費維持的（如北平的民國大學，容納投考國立大學落榜的學生，人數頗多）。南開雖經費困難，但從來未有多收學生之意。
教授及授課
南開於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九年期中，學生由數十人至二三百人，設有文、理、商三「科」（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間曾設礦科），各科有各部門的教授及課程（但不分「系」），例如理科有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四部門。（一九二九年遵教育部令，始將「科」改為「院」。）每「系」教授只有二至三人，助教一至三人，學生三數人至十餘人不等。每教授授課三至四門，每二年將課程輪調，使二、三年級同習某些課，三、四年級同習某些課。每一課程上課時間部分排在星期一、三、五或二、四、六。教學的讀參考書及習題要求均甚嚴，例如每一數學課，必有習題；星期一課的習題，學生務須於星期三的課前交卷，而教授則必於該星期五課時（由助教）閱畢發還，余類推。物理課程的實驗，皆須做詳細的報告。這樣的訓練，學生當時從未以為苦，後來且多感念。
一九一九年南開大學創立時，國內已有大學多所，其最著者如北京有北京大學及師範大學的前身「高師」，天津之北洋大學，南京之中央大學的前身東南高師，唐山及上海之交通大學，上海之聖約翰大學等。南開以無何財力的私立學校而思與這些學校爭一席之地，若不是張校長對教育的信心，是不敢嘗試的。
張校長先聘南開中學早年的學生、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凌冰為大學主任，旋即在美聘梅光迪、余日宣、司徒如坤（文科）、李道南、史澤宣、孫壘（商科）、邱宗岳（化學）、應尚德（生物）、姜立夫（數學）、饒毓泰（物理）、司徒月蘭（英文）、蔣廷黻（歷史）、薛桂輪（礦）、李濟（人類學）、楊石先（化學）、徐謨（政治）等諸教授；就筆者記憶所及，隨聘蕭公權（政治）、黃鈺生（心理）、何廉（經濟統計）、湯用彤（哲學）、陳禮（物理）、徐允鍾（化學）、蕭蘧（經濟）、李繼侗（生物）、錢寶琮（數學）、唐文愷（商）、馮柳漪（哲學）、張忠紱（政治）、劉晉年（數學）、張克忠（化工）、段茂瀾（德、法文）；稍後有熊大仕（生物）、張洪沅（化工）、方顯庭（經濟）、陳序經、李卓敏、陳振漢、吳大業（經濟）、謝明山（化工）等多人。這些人中，有在校時即是極優異的教授的，更有許多後來在學術上成「大師」的，在社會上成大名的。茲舉一例。在南開大學創始初年，邱宗岳師講授化學課時，適美國羅氏基金會某君來參觀，聽邱師講課，驚讚不已，該基金會旋捐十萬元為建科學館之用，又二萬五千元為購置設備之用。一九二五年八里台新校址之科學館（思源堂）落成，該基金會復贈一美籍物理教授來校，協助建立物理實驗室。理科承邱、姜、饒、陳、應、徐、楊諸師的經營，建立甚高之課程水準，乃先後獲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補助十六萬五千元。各科教學儀器設備及外國期刊，該時或僅次於清華而已。
南開的學生
南開大學的規模，已如上述，但享有的聲譽與它的規模不成比例。盧溝橋事起，政府（教育部）即決定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及南開大學南遷至長沙（北平其他大學遷陝之城固等處）。以學校的歷史、規模、師資陣容、在社會上的聲望言，南開實不能與北大、清華比擬，政府之重視南開，是出於什麼考慮呢？無疑的，我以為是它的教授和課程的高水準。它在早期的十數年中，畢業生之於學術、事業有成，聞名於社會的，就記憶所及，有張平群（外交）、張克忠（化工）、酈堃厚（化學）、鄭通和（教育）、查良鑒（法律）、汪豐（外交）、劉晉年、江澤涵、申又振（數學）、宋作楠（會計）、殷宏章（生物）、吳大猷（物理）、崔書琴、成蓬一（政治）、陳省身、吳大任（數學）、吳大業（經濟）等。上節所述的教師陣容和這些學生，是南開聲譽之所由來也。
抗戰中斷了南開的發展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起，七月二十九日，日機對南開大學做低空轟炸，除思源堂及教員住宅（平房）外，其他建築物皆夷為平地，兩大荷花池及水道後皆為敵偽以土填平，誠偉大的工程也。初，一九二七年，張校長感到日本覬覦我東北日亟，於赴東北四省視察後，回校組「東北研究會」，由教授組團赴東北調查實況，搜集資據。此事深招日人仇視，故日人占據天津後，即圖將他們視為「抗日中心」之「南開」從地皮上完全地「滅跡」。張校長甚有遠見，先於一九三六年在重慶沙坪壩建一南開中學分校，稱「南渝中學」。及抗戰軍興，南開大學奉教育部命，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集遷長沙，旋遷昆明，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為抗戰時期我國學術重心之一。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一九四六年，南開大學在天津八里台復校，改為國立。是年春，我返校一游，除思源堂仍在外，只有敵偽後建一樓，黃土荒涼，昔日之水木樓館，均蕩然無存。近年來，大陸將南開大加擴充，然抗戰前經營十八載的「南開大學」已不可復存矣。
南開的回憶
筆者自十四歲至二十四歲在南開中學、大學至任教的十年，是性格、習慣的成形，求學基礎的訓練的重要時期。現在回溯這段時期，情感的因素自所難免，但近年來目睹台灣的大學情形，有時不由己地做些和自己所受的教育情形的比較，現在試著以隔了六七十年的時間距離，儘可能地撇開情感的因素，客觀地看看南開和張伯苓校長。
（一）南開起自一八九八年，天津嚴范孫氏（一八六〇年至一九二九年）聘張伯苓氏（一八七六年至一九五一年）為家庭教師，經一九〇四年改名「私立中學堂」「敬業中學堂」「私立第一中學堂」，至一九〇八年改稱南開中學，至一九一一年學生增至五百人，一九一七年學生增至一千人。南開大學創辦於一九一九年，南開女中部始於一九二三年。至此，全部學生達二千人。一九二八年增設小學部。一九三二年，全校學生達三千人。一九三六年，設分校「南渝中學」於重慶沙坪壩，一九三八年更名「南開中學」，學生增至一千五百人。
上述的學生人數，較目前台灣學校以萬數計者，是小不足道的，但在抗戰前的大陸，南開中學是屬於「大型」的了。一個孩子在南開中學，一年的學、宿、膳、書籍、衣物所需，至少是二百五十元，在大學則至少三百元。這不是農村家庭所易負擔的，但這比教會大學如燕京、嶺南大學等的費用低得多。南開學生的家庭，連帶著學生自身，是樸實型的多。加上南開中學著重嚴格的管理，大學著重學業，以及學校一般的「保守」風氣，乃反映於南開學生在社會上的表現——在學術、技術、公務工作上者多，在政治上的少。
（二）南開大學在學術上的成就，或可由下舉事見之。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一屆院士選舉，首由各大學校院、專門學會、研究機構及學術界有資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選人四百餘人，繼由評議會審定候選人一百五十人，最後由評議會選出院士八十一人。此八十一人中，有南開師生九人：姜立夫（數學）、陳省身（數學）、吳大猷（物理）、饒毓泰（物理）、殷宏章（生物）、湯用彤（哲學）、李濟（人類考古）、蕭公權（政治）、陶孟和（社會）。後在台灣，更有南開師生被選為「院士」者有蔣廷黻（歷史）、何廉（經濟）、錢思亮（化學）、梅貽琦（教育）四人。《聯合報》王震邦先生曾指出，「中央研究院」六任「院長」，有兩位是受南開教育的人云。
上舉之饒、湯、李、蕭、蔣數人，皆先在南開大學任教，而後為他校所羅致，這更表示一極重要點，即南開在聲望、規模、待遇不如其他大學的情形下，借伯樂識才之能，聘得年輕學者，予以研教環境，使其繼續成長，卒有大志，這是較一所學校借已建立之聲望、設備及高薪延聘已有聲望的人為「難能可貴」得多了。前者是培育人才，後者是延攬現成的人才。我以為一所優良的大學，其必需條件之一自然系優良的學者教師，但更高一層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適宜的學術環境，使其發展他的才能。從這一觀點看，南開大學實有極高的成就。第二節所略舉的教授，聘來時多初由外返國，然不數年即以教導後學，或從事研究，蔚成大師者名，如邱、姜、饒、蔣、楊、蕭、何、湯、李、張等（就早年的教授言）。蕭公權一代政治學家；湯用彤佛學大師；何廉可能是在國內引入市場指數調查者，後在南開辦經濟研究所；蔣廷黻在南開以領先研究我國（鴉片戰爭始）外交史聞名；李繼侗在國內實驗研究未昌時，在南開從事植物光合作用的研究。這些都是曾在南開成長的。
（三）一九二九年，南開大學十周年，正值盛年。時清華大學成立了四年，在其積極發展中，由南開聘去蔣廷黻、蕭蘧、李繼侗三人。同年，饒毓泰師得中基會研究獎助金赴德；陳禮師就工業工程師職；蕭公權、湯用彤亦就它校聘。初，在北洋政府時期，內戰外侮頻繁，北平學生運動風氣甚盛，北京大學且有欠薪若干個月或只發薪數成之事。南開從不欠薪，又偏處天津郊外，受政治、戰爭的影響較輕，故能在動盪環境中維持其學術安定成長。及國民政府成立，社會大定，國立的大學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等皆有改進發展，在學校規模、經費上皆強於南開。又一九二八年冬，張校長赴美，翌年秋始返校，微聞一九二九年春他離校期間，校方在調整薪金上略有不周，引致不愉快的事，為少數教授離去原因之一云云。此可以道聽途說視之，但南開大學則確有如遭大劫之感。
一所大學之解聘不勝任的教授，和延聘優異教授同樣重要，其理甚明，無須申述。南開之解聘人員，皆在學年結束前知照當事者，俾得早做新職洽商。該時各校解聘方式皆略同，從來未聞有抗議或訴諸報章，如在台灣的。解聘教授，自應有正當理由，但「職業保障」不能構成反對解聘的理由。台灣幾乎沒有解聘教授的情形，加上平頭制度，是台灣高等學術薄弱、進展緩慢的主要原因。欲改善此情形，學術界必須建立較高之水準及權威，以大魄力推建評審的制度。
（四）南開是我國教育史上罕有的一個例子：它由家塾而中學、大學、女中、小學，而分校，好像一個大家庭，家長只有一個人——張伯苓。我們有幾所著名的大學，亦有些許大名的教育家，比如北京大學，它有過蔡元培、蔣夢麟、胡適校長，但他們中任何一人都不「代表」北大，如「張伯苓」之「代表」南開然。張氏不僅創辦了整個南開，還堅守「教育救國」的目的，全部獻身於學校五十多年。我們可以說，南開的師生對社會、學術的貢獻，間接地都是來自張校長。張校長的小傳、年譜，以及學生、朋友們對他的懷念，可以參讀首段所舉兩書，我在這裡只說一點實而不華的話。
張校長在早歲即有一個明晰目的，即是終生從事教育，救甲午之戰揭露出的弱國。他雖然在哥倫比亞大學隨杜威學教育，但他從未以教育家自居。他是一個意志堅強的實行者，從來不說空泛的話。他對校務，完全賴幾位忠心耿耿的同人：南開的財務為華午睛；南開中學的教務為喻廛澗；南開中學的庶務為孟琴襄；南開大學的註冊幹事及機要秘書為伉乃如；大學教授的延邀，最早期委之於凌冰，後乃各院系的推薦。
教務方面的事，早期（國民政府成立前）政府似未有劃一的規定製度，課程及畢業所需學分等，皆由學校自行制定。在南開，每學期註冊時，註冊課印就由各院系擬定必修、預修、選修的課程及授課時間。南開的教授，絕無兼任兼課的；學生除球隊及運動會外，甚少如目前台灣的所謂社團活動。學校無「訓導」或軍事教官，亦從未有學生與校方爭執或對抗之事。
校風簡樸安寧，原因之一，乃教師學生人數不多，偏頗之見不易滋長也。另一原因，乃來自張校長。校長不大問校內事，蓋他勞心的是為學校籌款。又在國民政府成立之前，平津乃戰爭頻仍之地，應付當權軍政首長，殊費心力也。偶有學生問題，則多化解。校長的堅定信念、經歷和人格，形成了一種自然的尊嚴，在學生面前呈現的是魁梧的身軀、嚴肅而帶慈祥的臉色，許多問題都自然地化解了。
校長從無借教育以進身仕祿之思，家庭度著極簡樸的生活，奔走南開中學與八里台南大間，一人力車而已。在南開只支象徵性的月薪約百元，蓋有天津電車公司致送的「董事」月薪三百元也。抗戰事起，南開中學之能到後方者，納入重慶沙坪壩之南渝中學；大學師生則由長沙至昆明，併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張校長感於蔣介石的號召，任國民參政會的副議長。抗戰勝利後，一九四八年，蔣公提任張校長為考試院院長。時國共戰事日逼，校長體力漸衰，翌年辭考試院院長職，以病未能來台，旋於一九五一年腦溢血逝於天津，享壽七十六。一九七九年，南開大學六十周年，出一小紀念冊，竟無張伯苓的名字。一九八六年之南開大學簡介小冊，張伯苓之名及小照始復現，是張氏創辦南開及他的功績，終不可抑沒也。
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十卷第五期（一九八七年五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