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大校長 · 「南開先生」張伯苓
丁履進
一九四六年春，校長張伯苓先生由重慶飛北平回天津。
有一天晚上，施奎齡打電話給我：「咱們老校長明天回來，不願驚動官府，要我們校友去接他。明天上午十點，我和金城銀行的韓大哥到你那裡會齊去飛機場。」第二天上午十一點，我們三個人到西苑飛機場接校長。同來的有他的秘書伉乃如先生。我已經二十多年未見過這兩位師長，伉先生教過我兩年的課，還認識我，向校長說：「這是丁履進。」校長說：「念遠（施奎齡字）給我的信里說過，他是中央社北平分社的負責人，勝利後第一個到北平的新聞記者，幹得不錯。」我們送校長進城，到西皮市胡同銀行公會休息。
那時校長已是七十一歲高齡，長途飛行之後，精神奕奕，並無倦容。我們陪他吃過午飯，陪他到休息室，他半坐半倚地靠在床上和我們閒談。幾個小時的談話，由校事到國事，都曾涉及，談得高興的時候，他那敏銳的眼神隨時由墨晶眼鏡的後面隱若地閃露出來。他說：「北大、清華已經復校，歸還建制，我決定擺脫政治，回來辦理復校的工作，繼續從事教育。」談到國事，他說過幾句話，到現在我還記得：「咱們國家的前途，用望遠鏡看是美麗的，用顯微鏡看，內部有許多腐爛的問題，如何化腐朽為神奇，全靠咱們自己，天真的美國人幫不了多少忙。」那時北平軍調處執行部成立不久，美國人居間調停國共的爭執，國人對美國的調處寄以很大的希望。當時校長的談話，對於美國的調處工作，言外之意，似乎並不樂觀。校長急於要回天津，平津鐵路局局長石志仁特別在當天的夜車上給他安排了鋪位，並通知天津方面接車，我們幾個人就送他上火車回天津去了。這是我和他最後一次會面，也是畢生難忘的一次談話。
抗戰時期，北大、清華、南開合成西南聯大。勝利後，北大、清華很快恢復了建制。我在北平，因為職務的關係，和北大的傅斯年、陳雪屏、胡適及清華的梅貽琦時常見面，對於北大、清華復校後的情形非常熟悉，對於南開母校復校情形，雖然平津咫尺，卻非常隔膜。
提到南開，就想到張伯苓，這是世人普遍的印象。張伯苓與南開是不可分的，也可以說，張伯苓就是南開，南開就是張伯苓。
張伯苓先生畢業於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畢業後，在嚴修（范孫）先生家教私塾，最近在台北逝世的台大醫學院教授嚴智鍾就是當時在私塾受業的諸公子之一。由嚴家私塾而南開中學，更發展為舉世聞名，與北大、清華並駕齊驅的南開大學，都是張伯苓先生一手創成，一生心血精神灌溉溶化的碩果。北大、清華都是國家力量所經營，而南開則純為私人創辦，其難易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昔人對道德高尚、學問淵博、志行貞固、傳業迪世的大師碩儒，不論是受業門人或私淑弟子，多仿效古代諡法之義，私諡名號奉獻，表示尊師重道的敬意，如漢之郭有道、宋之張橫渠都稱為「有道先生」「橫渠先生」而不名。近代洋人對績業卓越之士，亦常以其姓名與事業相連而稱為「某某先生」，如美國共和黨人塔虎脫之被稱為「共和黨先生」，即其一例，與我國私諡之義若合符節。我建議：凡我南開校友，應以「南開先生」之名奉獻於張伯苓先生，以垂永久，而表敬意。
我是一九一五年考入南開中學的，現在台灣的田炯錦、鄭通和、張平群是我同班或同年級的同學，一九一九年畢業，讀過大學第一班，一九二〇年轉學北平。我對「南開先生」張校長的印象和學校的故事，都以此一時期所目睹感受的為多。
一九一五年秋季始業，第一次上星期三的周會，看見一位方面平頭、闊背挺胸、戴墨晶眼鏡、穿長衣皮鞋、身材魁偉的先生，站在大禮堂的講台上，聲音洪亮地對全校師生諄諄訓話，這就是校長張先生給我的第一印象。以後每星期三都有同樣的聚會。南開是以周三的聚會，代替當時各中等學校所必有的修身課程。這樣的修身課程對學生的影響最大，收效最宏。每次周會，除了校長對學生講授為人做事、處世治學的道理之外，亦常請當代名流、專家學者到校演講。四年期間的周會，聽過上百次的演講。現在記憶猶新的是胡適講白話文學，胡適的老師美國哲學家杜威博士講「思維術」（杜氏名著How We Think），胡適給他老師做翻譯，北洋軍醫學校校長全紹清講「衛生之道」。這都是連續講演過幾次的，當時同學間流行模仿胡適和全紹清的口語，如「白話！」「白話！」「鼻子的衛生！」「眼睛的衛生！」隨處可聞。（胡適講白話文學，常在古詩中舉例，每舉一例必加斷語曰「白話！」每次演講中，「白話」特多。全紹清講演時，每到一個段落，常說是「什麼的衛生」，提醒聽眾注意。）印象之深，數十年不忘。一九四五年，我在北平和胡適之、全希伯兩位先生晤面閒談時，還常以當年的「口語」相戲語。
「南開先生」常在周會上以「咱們南開」或「南開精神」勉勵學生苦幹實幹。有一次，他模仿在天津中等學校聯合運動會上得百碼第一名的郭毓彬和得二百碼第一名的王文達最後衝刺的姿態，握拳，眥目，昂首前進，說：「嗯！到啦！這就是南開精神！」接著，他說：「不怕難，不怕苦，干！干！干！什麼事都會成功的。」
「南開先生」深知事業與學問相濟相需的道理。一九一七年，他的胞弟張彭春（仲述）先生由美學成回國，他將校務交張仲述代理，自己遠赴美國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研究院深造，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國，開始擴辦南開大學的計劃。
「南開先生」赴美後，天津發生大水災。一天的夜間，突然大水漫淹了學校，自張仲述以次全校教職員奮力搶救住校的學生脫險。我回到北平的家裡，正想可以無憂無慮地過一個快樂的中秋節，詎意不到五天，接到學校通知，要學生即到天津河北法政專門學校報到上課。學校因南開窪（南開所在地）積水短期難消，商妥河北法專借址上課。我們在那裡讀了一個學期，第二年春季始搬回本校。我提出這件事，是說明南開的教職員確實受張校長的感召，能發揚臨危不亂、處變不驚、苦幹實幹的南開精神。我想當時住宿學校現在台灣的校友們，當會記得那時學校淹水，夜間倉皇離校的情形。
私人創辦大學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財力、人力都要煞費周章。「南開先生」本著宗教家與人為善、愛人以德的精神，向擁有財富、籍隸北方的各省軍政首長苦口婆心，勸善捐資，用他們的非分之財辦利國利民之事，如李純、陳光遠、齊燮元、許蘭洲、孟恩遠等都曾大破吝囊，捐出巨資，贊助南開大學之創辦。大學第一班即於一九一九年在南開校本部旁邊的新築校舍中開課，以哲學博士凌冰為大學部主任，以喻傳鑒為中學部主任。以後在八里台逐漸興建了規模完備的南開大學。
「南開先生」熱愛國家，熱愛民族，平時常以民族氣節訓誨學生。其灌輸學生的南開精神素為野心勃勃、蓄意侵略中國的日本人所大忌。日人侵占華北，張氏即捨棄其畢生精力所寄的南開，率領其幹部華午晴、伉乃如等南走重慶，辦理已創立一年的南渝中學。遠在日軍發動侵略中國戰事的十餘年前，張氏即洞燭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我深切記得張校長旅行東北歸來，在周會上對學生講話，分析日人在東北的情形後，他說：「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險。」十餘年後，吳鐵城先生赴東北斡旋易幟南返，亦說過同樣的話，當時成為名言。在七七事變十餘年前，張氏即有如此透徹之看法，可謂先知先覺。
「南開先生」善用賢能的幹部和延攬高明的師資，這是他辦學成功的主要秘訣之一。中學時代，像華午晴對學生生活管理的周到和親切，像時子周對學生課業督導的認真和切實，身受其教的校友大都不會忘懷。就師資而論，亦為當時一般學校所望塵莫及。以我親受教誨的老師為例：教國文的有墨學大師張純一，教文字學的有小學名家陳文波，教數學的有電機專家孫繼丁，教英文課程的前後有李道南、英人穆爾小姐、美人羅德偉，教外國地理的有時子周，教西洋歷史的有餘日宣，他們都不是當時一般學校所能延攬的大學教授級的名師。大學時代，由凌冰以至徐謨、何廉、方顯廷、梁啓超等都是當代一流的學者。
德、智、體、群四育並重，南開實開風氣之先。德智之培育在課堂，體群之輔導在課外。仍以中學為例，學生課外活動，如社團之組織，普遍而積極。勵志社、青年會、敬業樂群會均於課餘之暇舉辦各種活動，輔導群育之推行。《校風報》尤為出色，每周出版一期，從無脫漏，其編輯發行均由學生辦理，我和周恩來曾被推同時擔任編輯工作一年。張仲述到校後，更於課外推動文藝活動，不遺餘力。如蜚聲華北一帶的南開話劇運動，即於此時開始。周恩來以演《一元錢》中的孫大小姐，獲得河北女師學生鄧穎超的青睞，結成「紅色夫婦」。時子周以演《一元錢》中為富不仁的孫思富而馳名平津（時先生北伐後參加常務工作，任國民黨中央委員，在台灣逝世）。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北平軍調處執行部成立之初，馬歇爾率周恩來飛抵北平，在北京飯店舉行酒會招待各界。我和周恩來在酒會上見面，他對我說：「你想不到我會穿上將軍服吧！」我笑答：「在我的印象里，你仍然是《一元錢》中的孫大小姐，不應該穿莊嚴的軍服。」他也笑了，指著我向採訪新聞的同業說：「他是我南開的同學，校中比賽國文，曾得過第一名。」因為他提到南開的舊事，我問他：「咱們校長近況好嗎？」他以惋惜的口吻說道：「校長是卓越的教育家，不是政治家，他不應該參加國民參政會這類的政治工作。」我以鄭重的態度回答：「校長是熱愛國家、熱愛民族的人，為了抗戰，為了團結，他參加參政會，是愛國精神的表現。他的學生都應該效法他這種愛國家、愛民族的精神。」
「南開先生」是現代中國的大教育家，他的績業、他的名字在教育史上光輝永在。
「南開先生」和南開學校永垂不朽！
原載《傳記文學》第二十六卷第四期（一九七五年四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