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大校長 · 張、梅兩校長印象記

柳無忌 在我以教學為職業的悠長的一生中，先後遇到與交接的大學校長，中國與美國的，為數實在不少。在他們中間，與我會面次數較多而年代最長久的，要推南開校長張伯苓與清華校長梅貽琦。但就是他們兩位，我所知道與能敘述的，也只是一些比較深刻的印象而已，他們的偉大人格與辦事精神，曾給我莫大的鼓舞與啟示。 張、梅兩位校長，同是了不起的教育界領袖，以造育青年人才與提倡學術為終生事業，他們的成就將永遠昭垂後代。張伯苓是一位綜合教育集團的創造者，他一手開辦與畢生支持的南開學校，包括男中、女中、小學、大學，以及研究所。他眼光遠大，在盧溝橋事變前一二年，預知鄰近日本軍營的天津南開學校將朝不保夕，就在重慶沙坪壩另設一所南開分校，為後來抗戰期間的南開大本營。 南開與清華關係密切，非但二校同在華北，又同為戰時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的成員，而且張伯苓與他的弟弟張彭春都當過清華教務長。同時，梅貽琦是張伯苓的學生，曾就讀南開。張、梅二校長的辦學作風不盡似，但同樣在中國大學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沒有張伯苓，當然沒有南開，但沒有梅貽琦，與他的周流潛默的教化，清華也不能獲得它在學術界的崇高地位。張校長有如一座巍巍南山，令觀者不勝仰止，生著尊敬的心情；梅校長可比一棵高矗的枝葉茂盛的長松，在他的坦蕩而寧靜的蔭蔽下，旅途中的學人獲得了慰藉與愛護。這些就是我對於他們二位的概括的印象，因為是親自經驗到的，也許值得記錄下來。 在渝郊沙坪壩南開學校，我們的女兒在小學一年級讀書。有一天，她放學回家，十分興奮地告訴我們，那位大校長去參觀了她的教室。對於任何人，無論小學學生或大學教授，張伯苓是名副其實的「大校長」。一個典型的北方人，身材雄健，體格魁梧，他那樣的高個兒，正如他那樣的偉大事業，使在旁邊與他一同走路的人不免相形見矮。可是，他的莊偉的身材，只是令人肅然起敬，不是令人敬畏而遠避之。 張伯苓（一八七六年至一九五一年）生長於中國國難初期，當他在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畢業時，正值北洋艦隊為日本海軍所擊沉，只剩下慈禧在頤和園內用海軍軍費所蓋的一座大理石畫舫。目擊國家所遭遇的恥辱，他深受刺激，便棄武就文。在這一時期，英雄無用武之地，而新時代青年的培植，實為立國之本，救國之途。從二十二歲（一八九八年）在天津嚴范孫家設館教徒始，至七十二歲（一九四八年）辭去南開校長，出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止，張伯苓從事於教育事業，可謂五十年如一日。南開中學的前身（私立中學堂），在一九〇四年有學生七十三名，而在一九三七年抗戰初天津南開學校被日軍毀滅時，南開大、中、小學各部共有三千人。在戰時陪都重慶重建的南開中學，有一千六百人，而南開大學與北大、清華合併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無論在課程或師資方面，均堪稱當時的全國最高學府。 張伯苓常對朋友說，有如胡適所引：「一個教育機關應當常常欠債。任何學校的經費，如在年終，在銀行里還有存款，那就是守財奴，失去了用錢做事的機會。」雖然他要為學校用去每一分錢，自己卻度著儉樸的生活。在天津八里台南開大學校址，我時常看見一輛洋車遠遠地從校門進來，沿著長長的馬路，一直去到秀山堂的校長辦公室。從天津城西南角南開窪（南開以此得名）他住的那所中國式校長住宅，到八里台南開大學，是一段有好幾里的路程，但是他不坐汽車。不管天晴天雨，他總是天天來校辦公。在冬季朔風怒號，颳起陣陣「塵暴」的時候，他那輛包車就蓋上一層深藍色帳幕，而裹在厚厚的大棉袍內的大校長，也更顯得十分巨大了。 張校長有時請客，邀教授作陪，不在他家中，而在南開大學秀山堂改排飯桌的教室內。在那種場合，我們的食指並不蠕蠕欲動，因為校長宴客，飯菜簡樸，但是大家心情愉快，為的是能與校長及貴賓在一席。有一次，我還記得司徒雷登（燕京大學校長）來南大訪問，負責招待的為大學秘書長黃子堅夫婦，太太是美國生長的，除學校招宴外，她安排我家請客人早餐，因為我們回國不久，還染有一些洋習慣，早上吃吐司與咖啡。雖然家中有廚子與老媽子，作為主人，不能不事前布置周到，害得我同太太起了一個大早。校長本人住得太遠，不能來（我想他也不慣洋式早餐），由秘書長夫婦陪貴賓來臨舍下。居住在八里台的五年中，記不得校長是否曾來我們家中吃飯，大概沒有。（我的太太不以為然，她說校長來過我們家，並在吃飯時告訴她，那碗剩下的雞汁不要丟掉，可以泡飯吃。）但是，這不是說校長沒有與教授接觸。有時候，興致來時，他會光顧教職員住宅，看看教授家裡情況，並檢查房子是否清潔整齊。他的辦法很簡單，只要摸一下會客廳內的那個電燈罩上是否積有塵埃，就可知道。我想，我們的家是經過考驗而及格的，好像還博得校長的讚許。 我記憶頗深刻的，是學校每星期的周會，校長登壇訓話，演說他的那一套教育理論。像他在《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里所說的，中華民族之弊病有五大端：愚、弱、貧、散、私。他開辦南開的目的，就在育才救國，以匡正此五大弊病。針對「弱」，他提倡體育；為挽救國家的「貧愚」，他造就有「能」的青年人才，而以「公」（以矯正「私」）「能」為南開校訓。因為「中華民族有如一盤散沙」，他強調團結：「聚則力強，散則力弱」，「分則易折，合則難摧」。為了證實這個道理，在訓話時他喜耍一個小玩意兒，就是在訓話中間，他臨時叫坐在禮堂前排的幾個學生上台來表演，先把一隻筷子給某個年輕力壯的學生，讓他把筷子輕而易舉地一折兩段，然後給他好幾雙筷子，捆成一束，不論那學生如何力大，如何用力試著，都無法把那束筷子折斷。另一辦法，我也親自見過，是讓一個看上去像運動家的高大強壯的學生，與四五個其他學生在台上做拔河之戲。當那個運動家力不敵眾而敗北時，台下的學生在哄堂大笑中懂得了「聚則力強」的教訓。在西南聯合大學期間，張校長住重慶沙坪壩，很少來昆明，那時候我沒有見到他。一九四一年春，我們在昆明的家為敵機炸毀，狼狽的我先把家眷送去重慶，蒙張校長把她們收留在南開中學，隨後我應中央大學（也在沙坪壩）之聘，去重慶與妻女團聚。到南開的第二天，忽然校役來傳訊，說校長請我們到他家中去吃飯。別的客人，如伉乃如、何廉夫婦，我們都熟識，卻首次遇到當時頗令人注目的南開校友周恩來夫婦。這一次大家有說有笑，有吃有喝（校長並不是戒酒者，雖然他自己不大喝），空氣十分融洽。聽說以後的情形有改變，我不得而知。當時我們雖住在南開（太太在中學教英文），我卻在中大任教，與南開沒有直接關係，此後似乎並未去過校長家中，校長也並未來教職員住宅查看電燈泡上的灰塵（這時候沒有一家置得起有罩子的桌燈），只是在校園散步時，偶爾碰到了那位戴墨晶眼鏡、莊肅而慈祥的大校長，與之點頭致敬而已。可是，校長並沒有忘記我們。他家中在南開校址內有唯一的電氣冰箱，在暑熱時他曾賞賜我們一些極為珍貴的冰塊。另一回，有人從新疆遠道帶給校長哈密瓜，他也分給我們幾片嘗新。 抗戰勝利，我們離渝經滬去美，沒有參加南開復校的工作，一直沒有回天津南開，更沒有看到校長。他曾在一九四六年來美，為南開籌款，並接受哥倫比亞大學贈他的名譽博士學位，稱他為世界公認的builder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builder of men。那時我們遠在美國南部佛州，不能去參加盛會。就在他七十歲那年，他的一些美國朋友編集一冊為他祝壽的文章，書名There Is Another China（二年後出版），內有前曾提及的胡適撰的《教育家張伯苓》。這時的張伯苓，已成為蜚聲國際的偉大人物了。此後他去過南京、重慶，於一九五一年病逝天津，但已不是南開的校長。可是，對於從前南開的教職員與學生，亦即現在分散各地的南開校友，南開是張伯苓，張伯苓是南開，它的大校長。 也許，我們不能同樣說，清華是梅貽琦，梅貽琦是清華，但是，毫無疑問，梅校長對於清華的貢獻，遠比任何其他校長為大，而清華校友對於梅校長的敬愛，也同於南開校友對於張校長那般。我們可以這樣說，沒有梅校長，清華不可能有今日的名譽與地位。大家公認，清華能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與四十年代追上北大，同為中國最高學府（西南聯合大學期間，就是在文學院方面，清華也足與北大抗衡，而南開為最弱的一環），梅校長是數一數二的功臣。 梅貽琦（一八八九年至一九六二年）比張伯苓小十三歲，他們同是天津人，因此梅貽琦早年就讀於張校長創辦的南開中學（當時稱私立中學堂），與張校長的弟弟彭春同學，四年後畢業（一九〇八年）。翌年，梅貽琦考取第一批清華庚款留美學生，比張彭春、趙元任、胡適早一年。在美國麻省吳士脫工科大學（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讀書期間，又與張彭春相遇，時張就讀於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同在一城有數年之久。五年後，梅貽琦學成歸國，去清華學校任教，此後幾將五十年，一直為清華服務，自教授、主任、教務長（一九二六年）、留美學生監督（一九二八年），以至校長（一九三一年）。西南聯大時期，與北大蔣夢麟、南開張伯苓二校長，同任聯大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而梅貽琦以主席名義，經常駐校辦公，實際主持校務，對於西南聯大在抗戰八年期間的發展，厥功至巨。戰爭結束，梅校長返北平辦理復校事宜，曾草有《復員後之清華》報告。一九四九年後，梅貽琦來美國，寓紐約有六七年之久，曾負責管理「清華基金」事宜，並組織「清華」在美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一九五五年去台灣，「重建清華大學」，並任「教育部長」三載，一九六二年逝世。 至於我與梅校長的關係，在清華學校內可以說沒有，讀書時沒有上過物理學梅教授的課，也並未進過後來梅教務長的辦公室。他來美在華盛頓任留學生監督，我正好去耶魯大學研究院，但在這三年中，梅監督沒有來過新港，雖然當時在耶魯有好幾位清華同學，如讀音樂的黃自、英文學的孫大雨（孫銘傳）與我、義大利文學的李唐晏、歷史的皮名舉，與建築的梁珩。一九三一年，我畢業耶魯，申請去歐洲研究一年，由梅監督批准，但我們只是信件往回，我沒有去華盛頓看他。同一年秋季，我去英國，梅貽琦返國任清華大學校長。我在南開大學教書的五年中，曾去過清華數次，看我的二舅父（鄭桐蓀，數學系教授），並未拜訪過梅校長。西南聯大期間，我們同在昆明，有時在路上相值，也只是點頭招呼而已。對於梅校長，一直等到他已不是清華校長而住在紐約時，我方始有進一層的認識，沐浴著他的恩澤。愈與他交接長久，愈覺得他待人的真摯與親切。他不輕然諾，篤實謙誠，是一位楷模的君子人。 我初次與梅校長有較長的時間當面談話，是在我即將離開西南聯大的時候。像上面所講的，日機的轟炸拆散了我在昆明的小家庭。太太與小孩離去後，我搬入青雲街清華教職員宿舍暫住。在一間有三人床的房間，正好有一張床及書桌空著，作為我的安身之處，雖然名義上我不是清華教授。那裡人才濟濟，有吳宓、聞一多、金岳霖、陳福田、陳省身等十餘位。此時，北大的葉公超辭職去新加坡任外交部辦事處專員，遺下的外文系主任一職，學校囑我代理，但當時我已決定去重慶中央大學，與家人重聚。我向聯大當局請求辭職的信發出不久，忽然一天下午，梅校長光臨青雲街宿舍，專誠來找我。他的話不多，但情意懇摯。他要我留在聯大，並解釋為什麼學校只給我一個代理主任的名義，因為那是在學期中間，下學年主任一職就可真除。他誤會了我辭職的動機，我把家庭關係的理由向他陳述，他點頭稱是，不再挽留，我感動地敬送他走出宿舍大門。 抗戰後，我們一家搭乘美國運兵船來美，先在佛州冬園（WinterPark），後在康州新港住下，時為一九四八年秋季。隔了一二年，梅校長也寓居紐約，在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 of America，社長孟治，為清華同學）內設一間辦公室，處理「清華」未盡事務。這時我與華美協進社已發生關係。每年夏季，孟治在新澤西州的蒙克萊（Montclair）師範學院開辦中國文化暑期班，約我去講中國文學（這時我已自西洋文學轉入中國文學），同事有教歷史的洪業、哲學的梅貽寶、美術的汪亞塵。學生們都是本州的中、小學教員，大半是女性，有些比教授年紀更大，但對中國文化十分熱忱，大家處得很和洽，也很熱鬧。我後來又在紐約華美協進社開一門中國文學課程，每星期去一次。除看到孟治外，有時也乘便進謁梅校長，見面的機會反而比在聯大時多了。 有兩件事情使我與梅校長有較多的接觸，發生較深的關係。第一件是「《清華學報》的復刊」，那完全是梅校長的意見，更可說是他了不起的遠見，而我幸有機會參與此事的籌備。他覺得清華在學術界的地位，不能任其驟然中斷，如辦一份學報，可能保持那不絕如縷的清華學術傳統。正好清華校友在美國弄文、史、哲的還有一些人，於是有一天，梅校長來新港何廉家裡，中飯時約李田意與我去何家，共同商議出版新學報的事宜。他邀梅貽寶、楊聯升、李田意（聯大教職）與我，以及在台灣的浦薛鳳，組織一個學報編輯委員會，並請何廉（清華津貼留美）為委員會主任。梅校長自己雖然是理工的，卻主張新學報應為一種有國際性的研究中國文化（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學術刊物，因定英文名字為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學報》」於一九五六年發刊，迄今亦有二十餘年歷史，未曾中斷，總算有一點成績，可告慰於它的創始者。「《學報》」的編輯與刊行，並非一帆風順，中間便有一段不愉快的經過，在此不願多說，尤其當事人都已物故。梅校長對於此事的關切與負責心，以及對於「《學報》」的期待，使我們十分感動。在與清華校友某君信中，梅校長表示他對於「《學報》」的「恢復」「曾煞費周章」，並說道：「再者，『《清華學報》』之繼續維持，甚至『清華大學』之發揚光大，端賴各方謹慎愛護。就『《學報》』言，無論經費來源，或學術專文，無論主持編輯，或經理印刷，均屬不易。校友如有指教，務請徑寄此間，不必先於報端披露。」這時為一九五九年七月，梅校長在台灣「教育部長」任內。另外，他還各方面去信，如紐約「清華」同學會會長、哥倫比亞大學教務長與哥大教授。在與我們編委會的私人函件中，他表示「甚盼此事能化大為小，息事寧人」。其用心之苦，辦事之周到與謹慎，使我們極為佩服，也就遵照他的意見，「息事寧人」，這一件公案因此不了了之。 第二件事，涉及我私人方面。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時事劇變，羈旅美洲的中國學人困頓掙扎，一籌莫展，甚至有不少人接受美國國務院特發的救濟金。我依靠太太在耶魯圖書館任事，有固定薪金，外加一些基金團的研究獎金，耶魯的二年客座教席，以及華美協進社的暑期文化班的零星收入，足以彌補家用，渡過經濟難關，但生活仍未安定，不無憂慮。正在此時，有一天去華美協進社教書，梅校長約我在課後去他的辦公室談話。他告訴我，紐約州北部奧尼昂塔（Oneonta）城的哈脫唯克（Hartwick）大學，其校長亞諾德博士對中國文化甚感興趣，有意在該校開辦中國文化系，正在物色一個教授兼主任。該大學經費困難，需要與「清華」合作，梅校長答應幫忙，擔負教授薪金，並問我是否願意前去。他又告訴我，亞諾德校長曾到過我的班上旁聽，對我印象很好。他勸我去一試，因為他覺得像我們這樣的學人，在國外可能盡力的，是中國文化的傳播。這時，我的耶魯大學的客座教授聘約正好完結，別無教書機會，就立刻答應了下來，雖然去哈校教書的報酬甚低，又要遠離家人，兩處來回奔波。 這樣，由於梅校長的幫忙，我在哈脫唯克大學教了兩年（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書，做了最大的努力。在本地社會上各處去演講，在學校內設法招攬學生，中國文學、哲學、美術、歷史等班上，倒也是「人頭擠擠」的，那個中國文化系卻冷落著，找不到一個主修學生。奧城僻在農牧的紐約州北部，哈校僅有二三百學生，對於他們，中國文化實在沒有用處，畢業後更是無法找得職業。既沒有主修學生，我那個空頭主任如何能做下去？更況那時亞諾德博士已退休（他在哈校最後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我請去開設一個中國文化系），新校長為一位人事關係專家，對中國文化並無興趣。維持到一九五五年初，哈校事情即將結束，別的學校沒有機會，那時我曾與關懷我生活的梅校長通了幾次信，不覺已過了二十四年，今日讀來，仍使我有無窮的感想。信由梅校長親自撰寫，親自打字，字裡行間流露著對我的關懷愛護之情，而又寫得如此平穩周致，避免損傷我的自尊心，給我在當時艱難的環境中莫大的慰藉與鼓勵，使我終生感激無盡。 就在此時，我於耶魯大學的一個人類學機關，叫作人類關係地區檔案研究所（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找得一份工作，主持英譯中文少數民族材料，有五年之久。此後，美國大學內掀起了學習非西方語言與文化的熱潮，各校增聘東亞語文教授，我也就順利地先後去匹茲堡（Pittsburgh）（一年）及印第安納（Indiana）（十五年）大學任教，並主持系務，在美國學術界占有一席地盤。這樣，我並未辜負梅校長生前對我傳播中國文化的期望，而在哈脫唯克失敗的企圖，在印第安納卻獲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不幸的是，當我在印大創辦東亞語文系時，正是梅校長在台灣逝世的那年。至於梅校長許我的「清華學術獎助金」，我並未去要，但對於中國文學的研究，也做出一點成績來，出版了三冊《現代中國文學讀本》（與李田意合編，耶魯大學遠東出版社印），與一部《中國文學概論》（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印）。同時，在「《清華學報》」的編輯方面，我仍將遵照梅校長的囑咐，繼續努力，以告慰他的在天之靈。 寫到此地，不免把話說回來，略述一下張校長對我私人的愛護。上面已經說過，在抗戰期間，當我的妻女自昆明去重慶南開學校時，校長在教職員宿舍騰出一間房室安置她們，隨後我去渝時也住在那邊。不久，受不了敵機的疲勞轟炸，我把她們送去香港，以為安全。不料珍珠港事變發生，港地為日軍占領，妻女幸而逃出魔窟，經韶關、衡陽、桂林等地而返重慶。復蒙校長讓我們暫住學校招待來賓的兩間客房，然後再遷去空出來的教職員住宅。最後，抗戰尚未結束，敵人進攻桂林，我的父母親自桂避難至渝，與我們一同擠在兩間房內，校長又在另外一所住宅撥出一間空房，讓他們安身暫住，直到勝利後我們大家回到上海。 這種對我的恩情，無論張校長或梅校長的，都使我一生不忘，寫時不免感情用事，這也是我對他們兩位最深刻的印象。 一九七九年六月，美國加州孟樂園 附記：有些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一）張校長逝世不久，我成為他的親戚，我的表弟鄭師拙娶了彭春先生的愛女新月。（二）我任教匹茲堡大學時，帶去在耶魯讀博士的梅祖麟，幫我教書，並協助匹大新設之中國語文中心（Chinese Language and Area Center）事宜。祖麟是梅校長的侄兒，貽寶學長的公子，現在康奈爾大學任中文系教授兼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