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大校長 · 懷念梅校長——月涵先生

逝世二十周年紀念 徐賢修 一九三一年的秋天，中國南方正在鬧水災，在南京過江的時候目睹災情嚴重，想不到三十小時後，到了北平，卻是萬里晴空、秋高氣爽的天氣。一進清華大學，首先呈現在眼前的是巍峨的大禮堂、莊嚴的科學館、藏書豐富而儘量開放（書庫）的圖書館，加以水木蔥蘢的校園……這一切令一個來自小城的中學畢業生印象深刻，不期而然地產生了肅然之情。面對這樣良好的求學環境，更立下了自身砥礪、力圖報國的志願，這種心情，想必是每位青年初入大學校園的普遍感想。足見環境與學風，對青年的將來影響之深遠。 到校後才幾天，東北「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梅校長到校履新，記得梅校長第一次對學生講話，提出「大師比大樓」更重要的主張，強調學術上成就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成為數十年來清華不斷努力的目標，影響至為深遠。 開學不久，有些學生覺得日本侵華的意圖已明，向校長請願，要求遷校，有「愛國有心，避難乏術」的妙文。梅先生認為這種要求是懦弱苟安的心理表現，極為痛心失望，並且剴切地告誡：國家的將來依賴青年的努力與作為，「自強不息」是清華的校訓，期勉青年負起時代的神聖責任，不可妄自菲薄。而且清華大學是用庚子賠款退還部分成立的，含有很沉痛的歷史背景，因此清華學生對國家更多一份「飲水思源」「自強不息」的責任。文告的原文我記不太清楚了，大意如上。這篇文告為一九三一年以後的同學播下了優良的種子，加以清華運動場上所提倡的「公平競爭」（fair play）和「盡你所能」（do your best），造成一種很重要的學風，無形中發揮了精神力量，堅強了愛國情操，值得現在辦大學的人參考。 另一方面，梅先生主張職責分明、分工合作與各盡所能。記得抗戰前清華有過一段有意義的小插曲。當時的清華總務長是一位很有聲望而幹練的「回國學人」，對清華建築和校務有很大的貢獻，他要求校長聘他為教授，以「重」視聽。梅先生則認為學校行政人員與教授對大學而言各有貢獻，相輔相成，同樣重要，但是各有任務，職司不同，不可混為一談。教授主要的任務在學術上的努力，研究講學，孜孜不倦，始稱其職。五十年前梅先生已有此卓識。結果總務長辭職而去，梅先生不為友情所動，不畏壓力，擇善固執，留人長思。 梅先生愛護同學猶如家人弟子。一九三六年，抗日情緒非常激昂，青年在直覺的愛國動機下往往有偏激的行為，往往容易為人利用。而最容易受人煽動的題目，是反對當時的政府。因為青年的心情是純真的，而行為比較衝動，不能做冷靜判斷。當然，青年的正義感、歷史觀是值得敬佩與重視的。 那年，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的治下派了軍隊到清華清查，士兵們聲明有命令不用槍彈。有些好事同學一聽，這倒方便了，竟搶了他們的槍支，把他們繳械了，扣留他們領隊的團長，打翻了運輸的車輛。一時群情激昂，奮不顧身。護校的組織應運而生，儼然以清華園為堡壘，大有長久對抗的意思，一有發現，便鳴鐘示警，集合同學，以擴大聲勢。想不到當天晚上，竟有一師軍力的部隊荷槍實彈，並附有大刀隊，進入校園。在門口首先遭遇的是資深的英文教授陳福田先生，他們這次來校，態度不同了，不由分說地先把陳先生吊了起來，來勢甚猛。試想這時節做校長的困難，聽說去各宿舍遍找同學不著，最後還是在新體育館中，找到近千的「避秦」的同學。當時同學們手挽著手，以示團結，但是敵不過大刀的威力，還是分散了，個別地接受「訪問」，結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學被捕，大都是無辜的。 第二天，校長以極沉痛的心情召集全校同學講話。開始梅先生以極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氣告誡同學：「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確的判斷和考慮，盲從是可悲的。徒憑血氣之勇，是不能擔當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責任心。昨天早上你們英雄式的演出，將人家派來的官長吊了起來，你不講理，人家更可不講理，晚上來勢太大。你們領頭的人不聽學校的勸告，出了事情可以規避，我做校長的不能退避。人家逼著要學生住宿的名單，我能不給嗎？」停了一下，校長說：「我只好很抱歉地給他一份去年的名單，我告訴他們可能名字和住處不太準確。」足見梅校長當時的苦心。最後梅先生說：「你們還要逞強稱英雄的話，我很難了。不過，今後如果你們能信任學校的措施與領導，我當然負責保釋所有被捕的同學，維護學術上的獨立。」當時深得與會同學熱烈而誠摯的掌聲。 梅先生勇於負責維護學風，愛護青年的苦心可以在另一事件上得到證明。在愛國抗日的口號下，有一次，不同主張的同學們發生了爭執，不幸遷怒於當時的教務長潘光旦先生。潘先生是名社會學專家，幼年時因酷愛足球而傷足，失掉一腿，通常用拐杖，竟有人奪去潘先生用以支持身體的拐杖。當時梅校長挺身而出，痛心疾首地說：「清華竟出現這樣野蠻的行動，我萬分痛心，你們一定要發泄悶氣的話，來打我校長好了。不然，如果你們還有理智良知，應該聽從學校的處理，我以校長的身份來處理這件事，自然有公平的辦法。」當時，在場同學很感動地高呼「擁護校長！」這是一難忘的感人事件，可惜美國在越戰中，各大學校園內發生的反傳統、反權威的示威，缺乏像梅先生一樣的深知愛護青年的校長，能夠面對群眾，以捨己救人的偉大精神感化迷途的青年，以維護大學的基本傳統。 梅先生以教育為終生事業，離開大陸之後，梅先生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清華學報》的復刊」。一九五〇年以來，這一刊物因為梅先生的遠見，結合了我留美的「漢」學家（這個名詞可能有人反對）。這一大群有關中國文學、歷史、哲學以及其他方面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在美國各著名大學都有很大的貢獻，在這一有學術地位的刊物上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頗得國際上漢學家的重視。而梅先生更有深意，一旦「清華」恢復整體的大學制，這是「人文社會科學」人才的淵源。不幸的是，有人給予清華一個理工專長的帽子，而把當年清華成立國學研究所，如王國維、梁任公、陳寅恪、趙元任等先生的貢獻都忘得一乾二淨了（不知是福是禍）。那時，清華籌備經年，國內二十餘專家答應支持的國學研究所（先以文、史、哲為基本，逐漸擴張為文學院）的計劃，不幸因為「門戶之見」而犧牲了。梅先生有生之年，對此事是耿耿於懷的。 梅先生做事必準備妥當，始付諸實施，故事事有成。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梅先生以他的卓越的遠見和兢兢業業的精神，創辦「清華」和平用途的原子科學研究所，多方奔走，羅致物理、化學、核工、數學人才，先期派人受訓，建成遠東第一座原子爐，以至有今日核能發電的發展，而有關人才的培養，以至有後來的理學院的脫穎而出，不能不欽佩梅先生的遠見。 梅先生逝世已經二十年了，他的誠摯的態度，敬業的精神，愛護青年的熱情，終生致力於造育人才，以及他的平易近人、幽默感人的種種，將永遠活在我們心頭，更必為後來教育家的典範。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十卷第六期（一九八二年六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