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大校長 · 回憶梅月涵校長

羅香林 一 師長對學生的教育，除了課堂上的講授外，還有兩種作用很大的促進方法。一種是經常對學生耳提面命，使學生知道做人、做事和做學問的道理，而特別感到師長對他的親切，而不能不努力向上，這是一種「有言」的方法。另外一種就是經常以和悅的態度與學生接觸，使學生感到親近師長就好像坐在「光風霽月」照臨的草地上，非常舒服，雖然沒有得到什麼說得出的東西，但也覺得非常滿足，慢慢地就把品性提高了，這是一種「無言」的方法。 梅月涵師在清華，由擔任教務長，以至做校長，除了在教室講課，在大禮堂主持有關集會做報告或演講外，所施的課外教育，大概是將「有言」和「無言」的方法一齊相機活用的，所以他能使所有的學生，沒有一個不感覺滿足而不永遠景慕的。 二 我是一九二六年的秋天考進清華大學新制第二級的，那時梅先生已接任教務長，大概因我入學考試的國文卷子考得稍好，所以梅先生對我很注意。有一天，我因為有點小事，要去報告教務長，臨走，梅先生忽然問我：「你是讀什麼系的？」我說：「我原想讀經濟系，現在改讀歷史系。」梅先生聽了，即說：「你入學考試的國文考得很好，為什麼不讀中國文學系呢？」我將我父親提倡實業救國，叫我不要像他那樣專習詩古文辭，又因為怕讀物理學不能選讀理科，只好違背父命，改讀歷史等等經過說了一遍。他聽完了，就說：「學歷史也好，只是要好好讀。」接著，他又問我：「第一級的同學羅興林，是你哥哥嗎？」我說：「不是，羅興林好像是安徽人，而我則是廣東人。」「對啦，你們的口音不同。」梅先生聽我說後，即自己補說。起初，一年級的同學多數都說梅教務長很少說話，但我深深覺得，梅先生對學生有時也是喜愛說話的。 到了第二年開學後的第三個星期，即一九二七年的九月底，我自校內的醫院病癒出來，接到了中學時代的同班同學，也是同年同伴到上海肄業的同學陳漢標君自上海的來信，說他本年考得清華大學新生的備取，至今沒有得到學校的通知，不知能否補上，要我向學校商量。我即刻往見梅教務長，說陳君是我在中學裡爭考首名的同學，已在廈門大學攻讀一年，再投考本校的一年級，無奈僅考得備取，現今仍留在上海，沒有入別的大學，專等本校的消息，最好給他補上。梅先生說：「因為南北還有戰事，恐怕交通滯阻，所以在上海考得備取的，都沒有給他們通知遞補。」我說：「不能補，也要早給他們通知，叫他們不要等候，可以改入別的大學。現在既未發通知，別的人我不知道，而陳君則一定會因此失學，非常可惜，可否准他來校？」梅先生想了一會兒，就說：「好罷，你即打電報給他，要他在雙十節以前到達學校。」我很高興地即給電報與陳君。到了十一月中，陳君才來到清華，我即領他去見梅先生。梅先生聽說是我發電報催他來的，便說：「我不是要他雙十節以前到校嗎？現在開課已久，怎還好補呢？」我說：「這都是受時局的影響，人既來到，總得給他想法才對。」梅先生想了一會兒，終於准許陳君入學，但第一學年限他選讀最少的學分。這可知梅先生是非常愛護學生的。 陳君讀的是心理學系，在清華屬理科。照學校的規定，心理學系，除了心理學本身的課程外，第一、二年必須兼修大學一年級水準的自然科學四種，即物理、化學、數學與生物學。陳君長於數學，各種心理學和實驗也修得很好，但很奇怪，他入學考試的物理學試卷竟成績不夠，只能先讀補習物理，第二年才選修大學物理。教授吳有訓先生說他考得不好，要他在三年級再為重修。到了一九三〇年七月，他大考完畢，我也考完了畢業試，準備入研究院。一天，忽然接到陳君自青島寄來的信，說這是他最後一次和我通信了，今年大考，物理又不及格，言外含有不吉的意念。 我讀了陳君的信，不覺嚇了一跳，生怕出了亂子，即刻拍一電報給他，說已與學校當局講好，可以及格，請他在青島安心度假。發電報後，我即去尋找吳有訓教授，他答應給陳君補考。但陳君對物理，當時已考得怕了，要再補考，恐怕還是不妙。所以，我即刻又去找心理學系的主任葉麟教授，我建議最好將心理學系須選修四種自然科學的規定，改為至少須有三種及格。葉先生很為同情，並且一再稱說陳君是心理學系很好的學生，關於心理學本身的課程，無一不是得到很好的成績，品德也好。最後他說：「待孫國華教授回校後，當即召開系務會議，提請學校，修改規程。」我向葉先生致謝告辭後，回到宿舍，即寫信給陳君，請他於暑假完畢即回學校。後來陳君果然以最優的成績於心理學系畢業，先在該系擔任助教，再後又由於梅先生由留美學生監督而回任清華校長，知道陳君的學行，乃和心理學系的主任商量，派他赴美國埃奧華大學專攻變態心理學，得到最高的學位，成為中國一位很有名的心理學家。這更可以知道梅先生對專門人才的培植，是無微不至的。 三 我自一九三二年十月離別清華園，而返任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校長室的秘書兼廣東通志館的纂修。以後，即以連年忙碌，從未返過北平，再去清華謁見師長，但與諸師長常有通信。直至七七盧溝橋事變，中日爆發大戰，平津各大學首先遷移。清華與北大和南開大學，復自長沙遷至雲南昆明，而合組為西南聯合大學，梅先生以常務委員的名義在校主持。而我亦於一九三六年冬，自南京中央大學的講師和上海暨南大學的教授，而改任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的館長，兼在中山大學授課。到了第三年冬，廣州危急，我將圖書館的重要書籍運往廣西桂平，而自己則先送內人到了重慶，依岳父朱逖先先生家居住。至一九三九年春，中山大學已遷至雲南澂江，改聘我為史學系教授，兼研究院指導教授。我於三月底自重慶乘雲南汽車公司客貨混合車，經貴陽赴滇。於四月六日抵達昆明，住小東門圓通旅店，即赴花椒巷六號謁見梅先生，報告我在廣州的住所被敵機所炸，幸好我未受傷，以及今後我將在中山大學專心教書等情形。梅先生聽了，似很高興，即說：「教書，誠然辛苦，但也還有喜樂。只要我們忍耐下去，環境總會好轉的。」到了第二天上午，我將去澂江的時候，梅先生親自到旅店來看我，而且帶了一包冬天的衣服，說要順便去典當，因為聯大最近的薪水還沒有發領，只好先自典當周轉。這更使我感動到幾乎流淚。梅先生主持這麼龐大的學校，還要以典當周轉，這一方固然顯示時局的艱難，一方更顯示梅先生的高風亮節。 從此，我每次由江出昆明，都必謁見梅先生和其他的師友。聯大的師友如聞一多先生等也曾到過江，訪問我們。我在澂江時，也曾將以前在清華研究院時收集的關於百越的資料寫成《百越源流與文化》一書。我對研究題目的選擇，雖然沒有向梅先生請教，但在艱難的環境中還能從事撰作，這是深受梅先生所說「教書，誠然辛苦，但也還有喜樂」的激勵和影響的。 一九四〇年的九月，中山大學奉命遷回廣東的北部，我又和許多在昆明的師友相別。一直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軍投降，我隨羅慈威將軍於九月中旬自重慶乘軍用機回到廣州，出任廣東省政府的委員和廣東省立文理學院的校長。第二年，西南聯大亦由清華、北大和南開等校各自遷回原址。一天，忽然接到梅先生於五月五日寄給我的信，內說： 香林仁棣大鑒： 前聞榮任粵省政府委員，適當戰後，人民望治情殷，撫輯更始，任務艱巨，諒諸君必可遊刃有餘也，曷勝企盼。茲有懇者：此間聯大三校，奉命復員，本學期課業，已經結束。第一批覆員員生，約九十人，定於本月七日，乘公路局車，約三輛，按救濟總署運送義民還鄉辦法，隨同東去，前往梧州，再行轉往廣州，分別返鄉。預計本月二十日左右，可以到穗。以後每隔一日，即有一批到達。本月共有五六批，每批人數八九十人。彼等到穗後之暫時住宿問題，擬請吾棣，惠予協助，俾得解決。至一切接運奔走，及詳細備辦事項，已另函托李景羲弟代為偏勞。尚祈商囑李君，以利進行。專此奉托，順頌勛祺。 梅貽琦敬啟 卅五年五月五日 大概由於李景羲兄的善於接洽和交涉，在廣州接待東返三校同學的工作並沒有發生什麼困難，很順利地達成了任務，我是因人成事罷了。從這封信分析，也可以知道梅先生對學生遷回原址復學安排的妥善。 四 復員後的清華大學，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十月十日在清華園正式開課的，到了一九四八年的十二月，共產黨軍隊進圍北平，梅先生於是月二十一日由國民政府所派專機接赴南京。這年恰值梅先生六十初度，清華同學會廣州分會的會員於十二月二十九日集會慶祝，分會會長楊兆燾兄要我撰作壽文，送呈梅校長作為紀念。我倉促撰作，並請河北王壯為先生書寫寄呈，這壽序說： 梅月涵校長六十壽辰序 壽序權興於元，而盛於明。歸震川集，存者尤多。迂儒以為非古人所有而譏之，是不然也。壽序應為與否，以其詞信否為之斷。若其信也，贈之匹夫匹婦可也。非然者則其人雖通顯，於吾詞為不類，不作可也。豈能以非古人所有而限今人之必不為哉。今歲十二月二十九日，為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梅月涵先生六十初度。同學會廣州分會同人，使香林為之辭，以壽先生。《禮·中庸》曰：為政在人。《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故士君子出而置身廊廟，則必郅隆政化，處則教育人才，以培國家之本。先生年二十七，即任教清華，越數年，長教務，年四十二為校長，以至於今。篤實踐履，規為甚遠，引導研討，有開必先。所由為國家發揚學術、教育人才者，可謂至矣。同人等昔肄業校中，每趨謁，則先生之語之也，必雍然藹然，曲折而入於道術。離校後，又常聞先生獎借同人者甚厚，以知先生宅心獨厚，教化周流，其榮壽無涯，可預期也。香林無似，學術日就荒落，今為此序，益覺有負先生昔日所以期許之者之至焉。清華同學會廣州分會同人敬祝。 國立中山大學教授、前廣東省立文理學院校長受業羅香林敬撰。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 這壽序，我自愧寫得過於樸拙，然其中所道「篤實踐履，規為甚遠，引導研討，有開必先」和「宅心獨厚，教化周流」等，則確是梅校長偉大的所在。 梅校長逝世，到今十年了。早想寫篇紀念的文章，將梅先生的上代明太祖時的駙馬梅殷的史跡略做考證，並將一九四九年三月梅先生自南京到廣州時和廣州同學談話的情況，以至我到台大醫院謁見梅校長時，梅先生最後對我的談話一併寫出來，作為我師事梅校長的紀念文章。但因我近來特別忙碌，而幾本有關的日記簿，又因幾年前搬屋的關係，不知放在何處，迄未尋得，未能憑空追述，只好改寫了這篇片段的回憶。 羅香林於香港 原載《傳記文學》第二十一卷第六期（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