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大校長 · 酒杯邊的瑣憶——兼記梅貽琦先生飲酒的風度
黃季陸
一
陳辭修先生已於八月三十日安葬台北縣泰山鄉，我在參加送殯行列悲感的氣氛中百感交集，他生前的志節和功業，現正激盪於每一個人的心上，沉痛地表現於對他死後的追思。我自一九五〇年春「行政院」改組，他由台灣「省政府」主席調任「行政院院長」，到他一九六四年因病去職，除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這段時間離開「行政院」，改任「考試院考選部長」之外，可以說我在「行政院」追隨他的時間要算是自始至終，未曾間斷。我曾擔任「行政院不管部」的「政務委員」和「內政部」「教育部」兩任的「部長」，說到公私方面的關係，回憶起來真不知從何說起！往事不堪回首，為了避免胸中的鬱悶，只有從以往輕鬆愉快的事上尋解脫，因而使我想起了幾年前在他陽明山官邸一次吃酒的故事，而這一故事的主人翁並不是他，而是「為酒無量，不及亂」的梅貽琦先生。
辭修先生一九四九年在上海割治胃病以前，自負是一個飲酒的強者，自此以後，他因為遵照醫生的警戒，便不敢多飲酒了。他說過許多他以前豪飲的故事，其中他最引為得意的一次是奉命到山西太原接洽公事，被山西的「飲者」圍攻，這次真是吃酒無量，並未示弱，同時圓滿完成了他奉命前往的使命。我常以「好漢莫說當年勇」「能者表現在今朝」來挑起他飲酒，可是到了他真正不服氣拿起杯來要吃的時候，為了他的健康，我又自行退兵了。他時時作弄我，要我飲酒，我說，因為身體太胖，醫生囑咐我不能多飲酒。當我出外應酬時，我的太太亦曾一再以此相戒。當我興致一來不能自抑，端起酒杯要飲時，他向我取笑道：「你不怕回家太太責罵？」我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當我拒絕不飲時，他又向我取笑：「現在為何又怕呢？」我說：「為人要忠實，不能因為太太不在而妄自飲起酒來。如果你一定要我飲，我並不敢辭，不過這只能說是你的命令，不是出於我自發自動的。」我在這種情形之下，有時吃得個酩酊大醉，而他亦時時以我假傳命令貪飲為笑談，使此類聚會輕鬆而愉快。辭修先生對人親切而富幽默感，對事負責而堅定，到台十餘年來，我追隨他做事，他那種信任之專、對人之尊重的風度，真使我永誌不忘。當然，我們之間並不是件件事都融洽無間，有時在觀念上亦會發生距離，在他的個性上，這是一種很大的忍耐，迄至他逝世為止，在我的感覺上，他對我的信任與尊重並未有所改變。這也許就是他最偉大的地方，也是我今天最值得反省的地方。
我們每月有一次工作會談的小組聚會，參加的人有辭修先生、蔣夢麟先生、梅貽琦先生、袁守謙先生和後來加入的傅秉常先生。每月每人輪流以便餐做主人一次，每次都有飲酒的機會，辭修、夢麟、秉常三先生都飲酒不多，梅貽琦先生則是我所僅見的能飲而最具酒德的一人。他從不向人求飲，可是誰向他敬酒，無不有求必應，數量的多少完全由對方決定，從來不予拒絕。他酒量之大，飲酒態度之雍容有度，安詳而不任性，可以說得上是酒中的聖人！在無數次與他同席中，每次我總得以他為對象，向他挑釁，使他一醉為快，可是每次我幾乎都遭遇了失敗。當有時我吃得過量帶著醉意時，他仍是那樣雍容安詳而看不出醉意。只有一次是例外，那便是在陽明山陳辭修先生的官邸，這次梅先生醉倒了，醉到幾乎不可收拾的程度，使我事後感覺十分冒失！梅先生這一次的大醉，大約是起因於辭修先生有了兩瓶友人送他的拿破崙白蘭地酒，他視之為一種稀罕的珍品，在酒過數巡之後才特別拿出來招待我們，於是引起大家飲酒的興趣，趁此機會以一醉為快。
由於大家在先已吃了不少其他的酒，待到陳先生的拿破崙酒出現時，除了桌上每人略事品嘗少許外，其餘大約由梅先生、袁守謙先生和我三人共同分擔，而梅先生一人飲得特別多。他在飯後大家休息閒談時獨坐一處，一聲不響，閉目不動，待到大家要散席回家時，他竟不能站立向主人告辭，於是大家才發現他已醉不能行了。我很得意地向他取笑說：「梅先生今晚如何？」他只是搖頭不動，仍然不能起立同走。我以為這只是他一時醉了，並不會太為嚴重，於是我扶著他上車，並陪他回到金華街「清華」辦事處的寓所。車在門前停下了，梅先生已醉到泥般的不醒，沒有辦法扶他走下車來，於是只得由辦事處的工友把他背到臥室，放置在床上，使他能安靜地養息，並一面為他取來大量的飲料，使他能藉此把酒的強度沖淡，清醒過來。不料他滴水不進，只是閉目不語，頻頻以足用力往下起伏不停地伸縮，似在表示他十分難過。此時我和與梅先生同住的查良釗先生都慌了，於是我們打電話請了一位執行醫生業務的「清華」校友前來為他解酒。一直到深夜十二點鐘以後，他才安靜地熟睡。我大約候至第二天早晨二時，才回家就寢，但心中仍不禁懸懸不安，痛悔不應使高齡的梅先生飲酒過多，萬一真正影響他的健康，那就太不幸了。
我記得這大約是一九六〇年秋天一個禮拜三晚上的事，因為第二天是禮拜四，我其時任「考試院考選部長」，禮拜四上午是「考試院」的例會，我照例必須前往出席。由於放心不下，我在早晨八時左右前往出席院會之前，特順道再往「清華大學」辦事處一視梅先生醉後的狀況。我看他安睡未醒，用手摩了他的脈搏，聽了聽他的呼吸，似乎都很正常，我才放心離去。正午十二時「考試院」院會完畢回家用飯，我又順道前去他的住所一看情形。進入住所的門內，我問一位照護梅先生的工友梅先生的情形如何，這位工友立即對我說道：「梅先生不在了！」我聽了這位工友先生的答話，真如晴天霹靂，心中十分驚慌！於是我再追問一句：「究竟情形如何？」工友很從容地答道：「梅先生到板橋國民小學教師研習會講話去了。」
原來「不在了」這句話，在我們四川話里的用法是「死去了」的意思，所以我聽了不由得不驚慌。此時我知道，既然梅先生已能去教師研習會講話，當然酒是已經醒了，健康當然更沒有問題，我才轉憂為喜，心神才鎮定下來。現在回想起這件事，這位工友的話究竟是由於各地方言的使用意義不同呢，還是有意和我開玩笑？抑或是怪我和梅先生鬧酒，使他吃得一個大醉，幾乎鬧出事來，他因此不高興而出此言？由於這一次的經驗，我自此便不敢和人鬧酒了，對於上了年紀的人，更不能勉強他吃酒太多。就我個人而言，在壯年時代時時任性豪飲，取快一時，十杯是醉，百杯同樣是一醉，又何必舍百杯不飲，以圖一快呢？但在年歲漸漸增長之後，別的豪氣還可勉為保持，只是對吃酒一項卻有今昔不同之感了！
二
自從有了惹起梅先生這次可怕的飲酒過多的經驗，我便抑制自己不挑戰式地迫使人吃酒，與人鬧酒和狂飲的習慣確實改變多了。當中自然亦難免有幾次例外，那便是和王雲五先生同席時，總不免要多喝幾杯，只是和這位長者同飲，我完全居於被動的地位，我是應戰而不是求戰的。由於雲五先生酒量大、興致高，為人又極豪放，在沒有人陪他飲酒時，我當然是他選擇的對象，不能不勉強相陪，以表示我不是一個飲酒的弱者。因此，亦曾醉過幾次。醉了之後回到家中所招致的後果，自然沒有飲酒時那樣痛快而豪放了！雲五先生飲酒和梅先生有點不同，梅先生是應戰，而不是求戰；王先生吃酒後話最多，梅先生則醉後一聲不響。雲五先生醉到不能再飲，同席的人亦不讓他飲時，最好的檢驗他醉的程度的機會便是他用英文演說的時候，他的英語講演之流利，要在大醉之後才聽得到，平時很少有這樣的機會。梅先生和王先生有一共同之點，便是醉後不讓人攙扶的那種不服老、不認醉的態度。雲五先生在辭去「行政院副院長」之職後，曾對新聞記者講過幾句話，表示他飲酒的態度和哲學，他這幾句話大概嗜酒的人都有同感。他說：「吃酒傷胃，不吃傷心；要得不傷心，痛快喝一杯！」
我少年時代並不太嗜吃酒，雖然偶爾一醉，並不成為一種貪飲的習慣，因為前一輩人對青年子女的教訓，都認為吃酒是一種無益身心而醉後又易於失性闖禍的不良嗜好。我喜歡吃酒是從中年以後才開始的，而且竟成為一個吃酒有名的「酒霸」。
在一九一五年的時候，那時我還在上海南洋中學讀書，我經常和住在租界內從事反對袁世凱帝制的同志保持聯繫。有一次，因為我年幼，不易招人注意，他們要我做一件危險的工作，運送幾支手槍和少數其他危險物品，由法租界到英租界的一個機關，交給一位從事實際行動的同志。他們交給我一包紮好的東西之後，順便給我一杯酒，要我飲下。我問他們為什麼要飲這杯酒，他們說：「飲了可以壯壯你的膽子。」我聽了此話，把酒杯接過來，狠狠地向地下一摔，酒灑得滿地，酒杯亦打碎了。我很自負地說：「一個有膽有識、獻身革命的黨人，要靠飲酒來壯膽才能工作，那真是笑話，這是對我的一種侮辱！」於是我掉頭不顧，悻悻而去執行任務，這是我拒絕飲酒的一次最有價值的回憶。
當我乘著黃包車到了英租界跑馬廳與一品香旅館之間馬路上的時候，忽然有兩位印度巡捕，上海人叫作「紅頭阿三」的印度人，命令拉車的立即停車「抄靶子」，亦即是突擊檢查的意思。由於當時上海租界經常發生盜案及綁票等事件，此類突擊檢查之事常常都會遇到。照習慣，一遇到這類檢查，被檢查的人應站起來，將兩臂伸起，任由巡捕全身搜索。我當時很沉著，我把放在大腿上的那包危險物順便放在兩位巡捕站立的那一面的座位上，亦即是車座的右面，任由他們全身搜索，結果一無所得，我便得以安然通過，達成任務。我當時純是一種很自然的下意識動作，態度安詳，一點沒有表現出慌張，巡捕的注意力似乎只在搜身，而沒有注意另有危險物放在最接近他們的一面。我回到法租界寶康里八號的機關，大家知道這一經過之後，大大稱讚我的機智勇敢，於是命人買了一些豆腐乾、花生和燒鴨之類佐餐，舉杯為我慶功。此時我放肆地大吃大喝起來，喝得一個大醉，因此一醉竟幾乎闖出一場大禍來！
我酒後回到南洋中學的宿舍，南洋中學是在中國地界日暉橋，位於軍事基地龍華與上海兵工廠之間。大約是在半夜的時候，忽然聽見炮聲隆隆，是停在兵工廠附近河裡的兵船向龍華北洋軍隊的基地轟擊。南洋中學正是在大炮彈道的中間，其時但聽見大炮的發射聲，並沒有聽見炮彈爆炸的聲音，大約發射的是些穿甲彈的緣故。在炮聲不停之際，我很興奮地知道是海軍起義了，是反對袁世凱帝制的第一次炮聲，亦即是著名的肇和兵艦起義之役。我深悔不能留在租界機關部親自參加戰鬥，不久，忽聽見宿舍下面馬路上緊急行軍的步伐聲，原來是駐龍華地區的北洋軍隊向兵工廠方向增援。此時宿舍和馬路上的電燈全熄，一片黑暗，緊張的戰爭氣氛籠罩著一切。我住的一間房間的窗戶正靠著馬路，我此時酒意正濃，在興奮、緊張和憤怒不能控制的情形下，便順手拿起一張坐凳，向黑暗中在馬路上前進的軍隊投擲，隱隱造成他們一度的驚慌，一部分軍人驚散之後又復集合，奉命前進。南洋中學亦被軍隊的長官命人把大門把守監視。到了天明，在肇和兵船起義遭遇失敗之後，軍隊派人與我們慈愛的校長王培蓀先生交涉，要查究捕人，經過王培蓀先生的苦口求情，以及指為年少無知，出於一種誤會的解說之後，事情亦便不了了之。大約是有人報告王校長此事是我做的，因此王校長便派人找我談話。正巧我其時到租界的機關部打聽消息，已數日不在校內。待我回到校內去見他，我並不否認是我做的，他很嘉勉我的坦白勇敢，不過他仍勉勵我此時要用功讀書，充實自己，報國之日正長，不可逞一時之忿而誤了將來，因小而失大。最後他勸我轉學離校，最好選擇一所設在租界的學校完成學業，比較安全妥善。於是我選擇了在徐家匯李公祠的復旦公學，完成我的中學學業。王培蓀先生真可以說得上是一位獻身教育，以培植青年，蔚為國用，誠篤而仁厚的長者，我至今深以不能在南洋中學畢業，多聆他的教誨為遺憾。
以上是我幼年時代拒絕吃酒以表示勇敢，及達成任務之後得意忘形而大吃其慶功酒，幾乎闖下大禍的一段可笑的追憶。這段故事是不是酒後才能做出來，在我的個性和自信上，恐怕即使我不吃醉酒，亦會做得出來。那一次的慶功酒，我事後和機關部的曹叔實諸先生閒談，追問他們為何不使我知道起義在即，他們都說我年歲太小，要我安心讀書，所以不讓我參加。當日最真實的內情是他們並不是為我慶功而吃酒，而是他們在出發之前飲酒來「壯壯膽子」。因之，我罵他們是「懦夫」，直到多年之後，我仍以「懦夫」二字來取笑他們！
三
我幼年時代對飲酒既無特別嗜好，為什麼我說到了中年反而因吃酒而有名呢？
一九二六年，北伐的浪潮高漲，革命的勢力已推進到了長江流域，我由上海經武漢、宜昌回到四川，抵達重慶之日，正是一九二六年的國慶紀念日。自重慶由水路經瀘州轉富順到達成都，則正是一九二七年元旦。我自幼離開家鄉四川，這次回鄉雖然是為了公務，但對於我土生土長的四川的風土人情，這次才有獲得了解的機會，特別是對於吃酒，我由無名而變成有名，平時不感興趣忽而變為興致勃勃。到達成都之後的第一項遭遇便是應酬，應酬愈多，則飲酒的機會也愈多。成都是著名的小北平，小吃之精巧，富有一種特別的風味，是成都最令人難忘的一項享受。可是，為了政治原因而引起的應酬，多半是豐富的酒席，場面雖大，久之反覺得可厭而乏味。
鄧錫侯是四川軍人中最圓滑、好客而能飲酒的人，家藏的佳釀更不少，他被人稱為「水晶猴子」，即是圓滑之至的意思，特別是在誘人吃酒方面，也算得上是一位能手。由於他以飲酒著名，他的高級幕僚人員亦大都是量大的飲者，俗話說「物以類聚」就是這個道理了。一次，他設了一桌豐富的酒席，在南門外百花潭他精緻的別墅康莊宴請我，陪客儘是他的高級幕僚人員。百花潭這個地方風景優美，花木爭妍，離青羊宮、武侯祠和杜工部草堂都不遠。百花潭這地方是很有來歷的，相傳唐時有位姓任的老婦夢神人授以大珠得孕，生了一個女兒，自幼虔誠禮佛。一次，忽一僧過其家，滿身疥瘡，臭氣四溢，見者趨避，獨女敬事之。一日，僧持衣求浣，女欣然接受，臨溪洗濯，每一漂衣，就有蓮花應手而出，一時五色蓮花浮游溪上，蔚為奇觀，其地遂名為百花潭。鄧錫侯這次宴請我，是頗有用意的，大約是他安排要把我灌醉，從我的口中得著一些他急切要知道的政治內幕消息，特別是關於日益惡化的「容共」問題。我事先亦有所警覺，有所準備，預備在吃酒的時候，於輕鬆愉快之中，用話來打動他，使他贊助我。由於彼此心中各有打算，於是「飲酒」便成了相互利用的媒介，他的目的是要我「酒後道真言」，我的打算是「酒後要慎於說話，不要耽誤了大事」。
入席之後先是大家舉杯共飲，繼之以個別敬酒，每飲必干一大杯。照理我亦得向每人一一回敬，如此巡迴互相敬酒，使我漸漸感覺面熱、心燥，頭腦昏昏的，但此時飲酒的興致反而更為增加，起初只是一杯一杯地飲，如品鐵觀音茶樣地飲，後來簡直是一杯一杯不計數地往肚裡倒了！
最後，這位能言善辯、飲酒無量的主人，世稱「水晶猴子」的鄧錫侯先生親自出馬敬酒了。他的敬酒技術和誠意迫使你不能不飲，他不屬於使對方吃虧，自己卻滴酒不進的一類，為了使客人高興暢飲，他自己飲兩杯而勸客人只飲一杯以做交換。這種待客的誠意，使客人認為是一種便利，而感覺主人的隆情盛意不可卻而大醉，以致上了他的圈套！他這種敬酒的方法並不常有，而是在預先安排下，先利用陪酒的人把客人灌得一個半醉，而後他才親自出馬敬酒，一擊便把客人打入醉鄉。任你有多大的酒量，在這種情形下，無不變作他飲酒的俘虜，我此時當然亦不能例外了！他的這種策略，說句老實話，亦並不是一點酒量都沒有的人能辦得到的。他固然會引人吃酒，同時亦很有安排，有計劃，妙語動人，使人感覺愉快輕鬆，盛情難卻而飲酒。他最大的本錢還是在自己酒量大，本錢厚，不是如一般專弄技巧誘人吃酒，以人家醉了難受為快，而自己卻一點量都沒有，妄想在黃鶴樓上看翻船的人可比。有人說他盛酒的酒壺是特製的一種機關，一面盛酒，一面盛水或茶，以酒的顏色為配合，敬客人的是酒，而自己吃的則是水或茶。因此，他可以使人醉倒，而自己則若無其事。此事經我一再查明，完全與事實不符，關於他酒壺有機關的謊言，大約是那些飲酒勝不過他，而又不服氣的人，引以為口舌聊以自寬、自慰，為自己解釋而已。
在鄧錫侯這位主人巧妙的安排下，我醉了，我傾腸倒肚地吐了，把方才所吃的一切都即席奉還了他，所不同的是：吃時在桌上，吐時則都掉在地上！他和他的高級幕僚原來計劃乘我酒醉，套我當時政治問題的口風，我只是說：我回川預定的行程是六個月，現在已經滿了三個月，再過三個月就有眉目了。三個月之後，一九二七年的三月底，一天的早晨，鄧到我的住處看我，一進門便大聲說：「恭喜，恭喜，南昌的消息，全面的『清黨』已經開始了。」
而這一時候，正與我酒後所說的三個月之後的時間相合，他們對我的看法加重了其神秘的猜測，而更為對我尊重。
四
自這次吃酒大醉的經驗，我發現了飲酒的幾項原理：第一，醉了不過如此而已，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痛苦；第二，酒並不是毒藥，不會發生吃得與吃不得的問題。因此，吃酒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敢不敢」的問題。
根據以上原理，我自此以後便放膽吃酒，目中無人，自視幾乎是無敵於天下的可笑。前面我說過，我幼年的時候對於吃酒並無特別嗜好，到了中年，其實那時才二十七八歲，卻對酒負有能飲的盛名，很少有人敵得過我。這是由於「敢飲」，不一定是「能飲」！敢是勇氣，能是量；有了酒量不一定敢飲，卻是有了勇氣的人，雖然量不大，亦能豪飲起來。天下任何大小的事，其成功的因素多半是勇者才能做得出來，能者如無勇敢的精神，便亦只有默默無聞，無所作為了。
在抗戰發生前幾年，我又回到了廣州，在一次盛大的宴會中，遇見了以能飲酒聞名南北的羅文乾和楊熙績兩先生。當主人請大家入座的時候，他們二人獨據一桌，聲言：「能吃酒的才請到這一桌來。」大家聽了他們二人的豪語，怕吃酒的都卻步不前。此時我的好勝心和能飲的自負心忽然湧上心來，我走向那一桌和他們兩人坐在一起。我向他們二人挑釁，我說：我們吃酒便吃酒，不用糾纏，我們三人舉杯共飲，相互不為增減，以示公平，吃到不能再飲為止，誰先倒下是誰輸，否則不算飲酒的好漢。如果你倆同意，便請其餘的朋友做證。於是大家都鼓掌贊成，坐看我們三人吃酒決戰。乃沒有料到羅文干、楊熙績兩位先生對於飲酒只有虛聲，而無實力，不到席散，便已「爛醉如泥」。羅文干先生表現的是昏迷不醒，抬送回家；楊熙績先生則倚酒罵坐，失去常態，使在座的人為之不安。看見他們二人如此情形，我又樂了，因為此時我的神志仍十分清楚，特別表示如平時的安詳，我的能飲酒的自負心亦隨之而增強，愈有目空一切之概！所有與會的客人都一致稱讚我是「海量」，認我居然能勝過以能飲聞名南北的羅、楊二人為奇蹟！他們不耗費一點本錢，竟稱我為「酒霸」！這一「酒霸」的榮銜，自此便不脛而走，每遇飲酒的場合，都被人圍攻，被人暗算，被人以打倒我為快，我為此不知吃盡多少苦頭，醉了不知有多少次，身體不知受了如何的損傷！大名之下不可久居，樹大招風的成語，真是一項寶貴的人生教訓！其實我的「酒霸」這一榮銜，細細研究起來，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因為羅文干、楊熙績二位先生以往本是飲酒的能者，但是此時已上了年紀，我則仍是壯年，我把吃酒認為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敢不敢的問題的原則應用來對付他們，當然他們便不是我的敵手了。如果我當時與他們二人年歲相若，我未必能夠取勝，這是他們二人失算的地方！
五
吃酒是一種個人的興趣或嗜好，但酒後亦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個性、品德和風度，「觀人於微」應用在吃酒方面可能更為有效。像梅貽琦先生那種雍容有禮，能飲而不放肆，不挑釁，不逞能，一聲不響，有求必應的飲酒風度，真可說得上君子之風，值得我們學習。他不僅吃酒是如此，做事的態度亦如飲酒一樣。他在籌備「清華大學」原子研究所的時候，經歷了很多困難，別人都要灰心生氣的事，他卻能處之泰然，不怨不尤，忍耐地去克服。大約是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的時候，那時我還在「行政院」任「政務委員」，沒有實際的主管責任，他為了「清華」由美運來的許多精巧細密的科學儀器，如天平之類，被度量衡檢定機關視為普通稱煤炭一類的量器扣押起來了，使他的工作不能順利進行而來到我的家裡，求我的援助。我把負責的朋友請來，愷切地告訴他們，現在精密的科學儀器是用來研究科學的，有些物質元素，不但肉眼不能發現，就是普通的顯微鏡亦發現不出來，你們如何能用普通量稱煤炭、石頭的眼光，來等量齊觀地對付精密的科學儀器，予以留難？你們這樣做，阻撓了科學發展和社會進步，將罪遺子孫！他們推說是受了法令的限制，不得不如此。其後，此事雖獲解決，但當時我已氣不可抑，發為一種怒吼與感嘆，而梅先生卻安詳如平時，反而安慰我不必生氣。他說：「這樣的事很多，我們終得忍耐，努力去解決，何必如此著急自惱呢？」本年海外學人回台，暑期講學會開幕時，數學家陳省身先生在致辭中對胡適之和梅貽琦先生髮展科學的貢獻極為推重，他說：「梅先生做事公平無私，不偏不倚，一聲不響，口銜著紙菸，聽人傾吐一切。他最後所提出的意見，無不切中肯要，公平合理，正直無私。」陳先生最後的結語是：胡、梅的精神不死，科學成功！
梅貽琦先生飲酒的態度和雍容安詳、沉默寡言、做事公平認真的美德，固然很值得我們敬仰學習，但是他的生活亦有他幽默而平易近人的一面。記得在一九五六年，我率領代表團出席在東京舉行的會議，他是團員之一，我們在東京同住太子飯店，相處非常愉快。沒有到過東京的團員同人，對於東京流行的現代歌舞非常嚮往，企求一觀。大家因為梅先生為一嚴肅的長者，想約他同往，又不便啟齒；不約他，又有些過不去。於是我便以大家的意見轉達梅先生，不料梅先生的答覆輕鬆而令人不失望。他說：「這算什麼！我已經看過兩次了！」後來我回到台北，和蔣孟鄰（蔣夢麟）先生談及此事，孟鄰先生說：「月涵的話是真的，他所說的看過兩次的話，有一次還是我和他同去的。」這兩位老人在嚴肅的生活中都有其輕鬆、平易近人的一面，現在他們二人均已作古，令人不勝懷念。梅先生在籌備「清華」原子研究所時期，幾次約我前去參觀，我都不克前往。有一次，我不使他知道，偷偷前去，後來他知道了，特別問我看後的感想如何。我說：「我秘密前去不讓你知道，是不懷好意的。」他問我：「如何你要不懷好意？」我說：「我在先認為在台灣科學如此落後，環境如是困難之下，你很難籌辦一所合於標準的原子研究所。看了回來，我認為這是一種奇蹟，是你的成功。我不但滿意，而且更願盡我一切的力量來幫助你，共同努力來使我們在發展新興科學方面突破現狀，進入原子科學的時代。」
真是不幸，在「清華」原子爐「臨界」開始工作時，他已病倒在台大醫院，而接任他「教育部部長」職務的正是我。在我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日就任那一天，我對道賀的朋友說，我預備把「清華」原子研究所改名為梅貽琦原子研究所，以紀念他的努力和貢獻。由於後來有少數人士對此加以非難，未即實現，直到他去世之後，我才商同陳可忠校長，把「清華」原子反應爐的建築改名為「梅貽琦紀念館」，這樣總算了卻我一項心愿。
原載《傳記文學》第七卷第四期（一九六五年十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