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大校長 · 梅貽琦——一位平實真誠的師友

葉公超 我沒有從梅先生讀過書，所以沒有資格稱他為老師，但他長我十幾歲，他於一九三一年接任清華校長，我已經在清華教書，所以我一直把他當作一位師友之間的朋友。我想，有許多現在六十多歲的人，對於梅先生大概也都有同樣的尊敬。一位朋友活著的時候，格於種種錯綜複雜的因素，不十分容易得著一個客觀的評價。假使是僅限於師生的關係，受過傳統中國教育的學生總不免有點拘束，有許多話也就不好說。我處於師友之間的地位，倒沒有這種拘束。 我的遺憾是生得晚一點，沒有機會和早年的梅先生接觸。我初次認識梅先生，是一九二八年在華盛頓，他做清華留美學生監督的時候。我不是清華的學生，因為陪一位清華的同學去看梅先生，才有和他見面的緣分。他留我們吃飯，那次他給我的印象，就是他對美國的日常生活非常熟悉，而且英文說得極好。留學生對於駐美的政府官吏，通常都有兩種印象：一是只知道向國內打報告，而不了解美國的實際情形；二就是英文說得極壞。梅先生卻不然。不過，我那次對梅先生的印象，不能說是「好」。年輕的人總有點怕寡言的人，尤其是臉上不多有笑容而寡言的人。從那次見面直到梅先生到清華園來做校長，我只見過他幾面，而內中有一兩次是跟胡適之先生一起去看他。胡先生和梅先生相識大概已經很久了，但是他們見面的時候，梅先生的話仍然是那樣少——胡先生的話照例是多的。有一次好像是胡先生說了幾句笑話，他自己覺得很可笑，他那種很自然親切的笑，和梅先生的輕微的笑，好像停頓在笑的邊緣似的，使我得著兩種笑的比較。那次之後我才知道梅先生也會笑，只是他的笑的程度很淺。梅先生做校長之後，我和他的接觸就頻繁了。在西南聯大的時期，我常常有機會和梅先生談天，有時候一起喝酒，對於他的認識，可以說又深入一層。生活的經驗告訴我，凡是寡言而審慎的人，多半都是因為早年家境不好，中年受過顛沛的人。梅先生家裡雖然早年清寒，但是據我所知，並沒有受過很大的挫折，不過他是長子，早年負著家計和教養弟妹的重擔，因此也就形成了他一生的令朋友最欽佩的性格，就是他沉默的責任感。沉默是梅先生個性中的特徵，他和朋友們很少提到他早年的生活，更少說起他任何艱苦的經歷。他有一種無我的（selfless）習慣，很像希臘人的斯多噶學派（Stoic）。他用不著宣傳什麼小我大我，他好像生來就不重視「我」，而把對於朋友，尤其對於學生和學校的責任作為他的一切。我們在生活里常看到，像梅先生這樣性格的人，往往是好用權術和心計的人，但是梅先生是沉默而真誠的——確是兩種特質難得的結合。 記得一九三五年前後，共產黨已經開始發展到學校里。有一天，清華園傳遍了宋哲元將軍要派人來逮捕學校的親共分子的消息。先說是只限於學生，後來傳說教職員中也有親共分子，一時人心浮動。我晚上到梅校長家裡，碰見幾位同事在那裡和梅校長談話，座中有葉企孫、陳岱孫、馮芝生、顧一樵、金岳霖等教授，這幾位都是清華的院長和評議員。我僅是一個教授，那時候也不是評議員，平日也很少參與所謂校務，但是既然進到客廳里，梅先生便留我坐下來談談。我坐了十幾分鐘，好幾位同事都說過話，梅先生不停地抽著煙，一言不發。又經過十幾分鐘，梅先生還是不說話。結巴的馮芝生終於問梅校長：「梅先生，你……你的意見是什麼？你……你想，我們現在該怎麼辦？」梅先生低聲地回答：「我正在想。」在座的金岳霖先生——他是富於幽默感的人——接著說：「梅先生，你可以不可以一面想，一面發出想的聲音來？」梅先生也很幽默地回答：「要是發出聲音來，我也許就想得更慢了。」大家哄堂大笑。不等大家笑完，梅先生就說：「這事是不能交涉的，這是中央來的命令，而為我們學校本身的安全，我們也不能反對他們來搜查和逮捕嫌疑分子，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如何和軍警合作，在他們來了以後，學校里的秩序不至於紊亂，而同時不發生意外的事件。」後來，梅先生把他所想的一個臨時組織說出來，我認為相當地有價值。這一樁事和我所知道的許多別的事，都可證實梅先生的沉默與寡言並不是寡斷。 有一樁事，外面有人對於梅先生曾經一度有誤會，梅先生逝世三年了，好像還沒有人提到這樁事，我略知其中的經過，所以想趁這個機會，替寡言的師友說幾句話。遷台之前，梅先生就到美國去了，他到美國去並不是做寓公，而是去繼續保管「清華基金」。這個基金是中美兩國政府當初共同決定交給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保管的，而這個董事會是由中美兩國人士組成的，要動用這基金的款項，必須大多數的董事同意，而事實上假使有一兩個董事不同意，案子是提不出來的。那時就有人——我也在內——認為「清華基金」的利息不應當完全用於美國維持少數研究人員，而要拿回台灣來，用於教育文化方面的事業。那時我在「外交部」，我的態度當然是支持這種主張的，同時胡適之、蔣廷黻兩位先生都和我的看法一樣。梅先生個人的主張實際上也和我們相同，但他還是「清華大學」校長，他的責任感不允許他輕易發表意見，尤其是在沒有提出具體計劃之前，他不願意向美國方面的董事表示任何意見。他在紐約告訴我，假使手裡沒有計劃，而先表示意見，其結果美國方面可能先提出一個具體意見來，那時候我們就要感到尷尬了。同時他也勸我，以「外交部長」的地位，不要和美國的任何董事談起這樁事。我說不成，我以「外交部長」的資格，在原則上一定要告訴他們，希望將來這錢要有計劃地用於台灣。他問我：「假使他們問你，有沒有計劃，你怎麼樣說？」我當時的回答是：「計劃可以大家同時想，錢卻一定要用在台灣。」梅先生沉吟許久，只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很想弄一個長期的科學計劃出來，不過『清華』的錢太少了，任何長期的科學計劃都不夠。這一點我還沒想出辦法來。」所謂「長期的科學計劃」，是我從梅先生那裡第一次聽到的。後來，大概隔了兩三天，我去看胡適之先生，才知道他和胡先生已經提到這個所謂「長期的科學計劃」，梅先生的主要思想是不要用這筆錢來蓋房子或是做宣傳——即使提出蓋房子和做宣傳的計劃，董事會也絕不會通過——而要用於實在的科學發展。梅先生是學電機的人，在大陸許多年都教的是物理，所以他對於原子科學比較有認識，今日「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的創辦，就是梅先生和幾位弄原子物理的清華同學設計的。 梅先生做人、讀書、做事，都可以拿慢、穩、剛三個字來代表，而最令人想念他的，就是他的真誠。處於中國社會，他不說假話，不說虛偽的話，不恭維人，是很不容易的一樁事。我不敢說梅先生沒有說過假話、說過虛偽的話，沒有恭維過人，不過我敢說這些話梅先生說得最少。有人說——不是我——梅先生有時候說幾句虛偽、恭維人的話，也是帶著真誠的情感，我不知道梅先生聽見這句話會怎樣地笑。 最後，我不敢說梅先生是一個偉大的學者或政治家，但是他做人，我認為是很足以為我們的師表的。顧亭林說：「讀書最易，做事較難，而最難者莫過於做人。」 原載《傳記文學》第六卷第五期（一九六五年五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