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大校長 · 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

羅家倫口述馬星野（偉）筆記 以一所大學來轉移一個時代學術或社會的風氣，進而影響到整個國家青年的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時代的北京大學。北京大學現在已經有三十二年的歷史，最初是京師大學堂，裡面分進士館、史學館、醫學館等，無一館的學生不是官氣十足的。據最初一班的人說，差不多一個學生要用一個聽差，上課的時候，有聽差來通知「老爺，上課了！」於是，這些學生老爺才由鴉片床上爬起來，睡眼矇矓地帶著一個聽差到課堂去。醫學館比較多些洋氣，但是和進士館也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別而已。等到辛亥革命以後，稱為國立北京大學，最初一些做過校長的人，對於這個學校也沒有什麼改革，到了袁世凱時代，由胡仁源代理校長。胡仁源為人，一切都是不足道，但是聽說當時不曾列名於籌安會，上勸進表，倒也算是庸中佼佼者。蔡孑民做北京大學校長這件事，是范源濂發動的，因為他對蔡孑民極其推重，同時國民黨的人分為兩派，一派是贊成蔡去的，一派是反對蔡去的。直到五四運動以後，反對派之態度才改變過來。 蔡到北大的一年，適巧是我進北大的一年，當時的情形，可以說是暮氣沉沉，真是腐敗極了。教員之中，沒有一點學術興趣的表現。學生在各部掛名兼差的很多，而且逛窯子個個都是健將，所以當時北京窯子裡有兩院一堂之稱（兩院者參議院、眾議院，一堂者京師大學堂也）。蔡初去時，本科分為四科，有四個學長，蔡接事後，重聘四科的學長——文科學長陳獨秀、理科學長夏元瑮、法科學長王建祖、工科學長溫宗宇，並決定工科按期結束以後，併入北洋大學，而將北洋大學法科併入北大。這件事自然引起工科中很多人反對，只是教員也很不高興。文科方面，則生氣較多，胡適之是新從美國回來，章行嚴也到學堂來教幾點鐘邏輯。國文方面，蔡挑了一批章太炎的學生，如黃侃（季剛）、錢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更有一位經學大師劉師培和一位兩足書櫃陳漢章。還有一位劉半農，本來是在上海作無聊小說的，後來陳獨秀請他到預科教國文。當時大家很看不上他，不過慢慢地他也走上正路了。英文方面，則有辜鴻銘教外國詩，從前有幾個英國人——英國下等流氓——在裡面教英文，蔡到以後，一氣把他們辭退了。這件事鬧到英國公使館出來干涉，而蔡不為之動，所以把無聊的外國教員肅清了一下，但是以後所添的外國教員也並不高明，除了一位地質系的葛利普是一位特出的學者，替中國在地質學上打下了一個很堅固的基礎。理科方面，則有秦汾、何育傑、王烈、王星拱一般人。法科則以官僚任教為多，如余棨昌、張孝簃等都是大理院廳長一流的官。法科一直等到一九二〇年下半年王世傑、周鯁生等加入北京大學以後才日見起色，最初實在沒有什麼大的整頓。 所謂文化運動的出發點，還是文科。我方才說過，文科的人物很有趣味，因為蔡對於聘請教授是主張兼容並包的，凡是一種學說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只要在學術上是說得過去的，他總讓其在大學中有機會去發展。所以，拖辮子復辟的辜鴻銘、籌安六君子的劉師培，以至於主張急進的陳獨秀，都能熔化在一爐，而北京大學遂有百派爭鳴之勢。（蔡之取兼容並包主義，有時候也有太過度的地方。從前有一位劉少少，作了一部《新改老》，可笑極了，蔡先生也讓他在北大開一門功課，可笑得很。） 各派之中，勢力最大而且最易號召者便是所謂新舊文學兩派。陳獨秀沒有進北京大學以前，就在上海亞東書局辦了一本雜誌，叫作《青年》，胡適之不過是一個投稿的人，而易白沙這些人都是這本雜誌的主幹。胡適之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以八事相號召，此文發表以後，陳獨秀就作了一篇《文學革命論》，其主張較胡適之更為激烈，故「文學革命」四字乃是陳獨秀提出來的。胡適之接上又作了一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因為他本來於革命二字有點害怕，所以於文學革命之前面戴了一個「建設」的帽子。胡適之初到北京大學，我曾去看他，他的膽子還是很小，對一般舊教員的態度還是十分謙恭。後來因為他主張改良文學，而陳獨秀、錢玄同等更變本加厲，大吹大擂，於是胡之氣焰因而大盛，這裡仿佛有點群眾心理的作用在內。當時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的時候，大家已經嚇得目瞪口呆了，而錢玄同更加提出廢除漢字的主張，所以許多人更目之為怪誕。他們因為要找一個反對的人做罵的對象，所以錢玄同便寫了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軒」的假名字，這封信是特地用舊派口吻反對文學革命的。當時劉半農就作了一篇什麼連刁劉氏、鮮靈芝都包括進去的覆信，狗血噴頭地把這位錢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軒罵了一頓。這封信措辭輕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後來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喪。劉半農還有一篇《作揖主義》，也是同樣輕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不大起。 當時《新青年》是由六個人輪流編輯的，陳獨秀筆鋒很厲，主張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驚人之語。他的毛病是聰明遠過於學問，所以只宜於作批評社會的文字，而不宜於作學術研究的文字。胡適之在當時還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國第一年的工夫，拚命地在寫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他自己親手抄了兩道，的確下過一番苦功。（但是，這是以他在美國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為骨幹而以中文寫成的，所以寫起來比較快，一年就完事了。）當時他所作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作了一些似詞非詞、似詩非詩的所謂白話詩，雖然失之於淺薄，但是在過渡的時代里，是很適合於一般人口味的。錢玄同本來是一個研究音韻學的人，是章太炎的學生，是自己主張白話卻滿口說文言的人，是於新知識所得很少卻滿口說新東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說他有神經病，因為他也是一個精神恍惚、好說大話的人。他的哥哥錢洵，做過義大利公使，他很怕他的哥哥，他在外面一向主張很激烈，見到了哥哥，卻一點也不激烈了。他當時主張廢姓、廢漢字，因此大家更覺得這種主張可怕，而更覺得他同瘋子一樣。沈尹默也是一個編輯，但他是很深沉而喜治紅老之學（《紅樓夢》與《道德經》）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謀士的態度。北京大學許多縱橫捭闔的事體，都是他經手的。他不做文章，也不會做，但是因為他常作白話詩，而胡適之讚賞他的詩作得好，所以也就成為《新青年》六編輯之一。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國的留學生，他外國書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讀書顧問，但是他的中國文字太壞了，而且他讀書不若胡適之之能得簡，且沒有綜括之能力，做出來的文章非常笨（後來他還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為他能夠談什麼社會問題、家庭制度等，所以他也成為一位編輯。第六位編輯是劉半農，他的地位和工作，我以前已經說過一點了，當時大家對他很不重視，乃是一種實在情形。後來北京大學派他到法國研究音韻學，對他乃是一種很大的幫助。 《新青年》除了六位編輯以外，更有許多投稿的人，如李大釗是當時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他的文章寫得很好，人也很樸素。周作人是極注意寫小品文字的，他的《自己的園地》等一類稿件，都是那時候寫成的。魯迅即周樹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當時在教育部做一個科長，還是蔡孑民做教育總長時代找他進部的。以後他宦隱於教育部者多年，這時候也出來打邊鼓，作《狂人日記》《藥》等傳誦一時的小說。 至於舊派方面，劉師培在學問方面是被公認為泰斗的，他賦性柔弱，對於此類問題不去計較。黃季剛則天天詩酒謾罵，在課堂上不教書，只是罵人，尤其是對錢玄同，開口便說玄同是什麼東西，他那種講義不是抄著我的嗎？他對於胡適之文學革命的主張，見人便提出來罵，他有時在課堂上大聲地說：「胡適之說作白話文痛快，世界上哪裡有痛快的事？金聖歎說過，世界上最痛的事，莫過於砍頭；世界上最快的事，莫過於飲酒。胡適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頸子來給人砍掉。」這種村夫罵座的話，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學生從而和之，以後遂成為國故派。 還有一個人，讀書很多，自命不凡，並太息痛恨於新文學運動，便是陳漢章。（陳漢章乃是前清一位舉人，京師大學堂時代，本要請他來做教習，他因為自己沒有得到翰林，聽說京師大學堂畢業以後可得翰林，故不願為教師而自願為學生。他有一個兄弟，乃是一個進士。當年他兄弟中進士的時候，要在他家祠堂中央掛一個表，他堅決反對，他說你的表不能掛在祠堂中央，中央要留給我中翰林的時候才可以掛。哪知道他在當年十二月可以得翰林的，八月間便是辛亥革命，所以到了現在，他到祠堂里尚不敢抬頭仰視。）他所讀的書確是很多，《十三經註疏》中三禮的白文和註疏，他都能個個字背出。他一上講堂，便寫黑板，寫完以後，一大篷黑鬍子變成了白鬍子。他博聞強記而不能消化，有一次，我問他中國的彈詞起於何時，他說，我等一會兒再告訴你。我問他是上午九時，到了十一時，接到他一封信，上面寫了二十七條都是關於彈詞起源的東西，但是沒有一個結論，只是一篇材料的登記而已。他自負不凡，以為自己了不得，只有黃季剛、劉申叔還可以和他談談。這位先生也是當時北大一特色。還有朱希祖、馬敘倫等人，則游移於新舊之間，講不到什麼立場的。 從《新青年》出來以後，學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響的，像傅斯年、顧頡剛等一流人，本來中國詩作得很好的，黃季剛等當年也很器重他們，但是後來都變了，所以黃季剛等因為他們倒舊派的戈，恨之刺骨（最近朱家驊要請傅斯年做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黃季剛馬上要辭職）。 當時我們除了讀書以外，實在有一種自由討論的空氣。那時我們幾個人比較讀外國書的風氣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個人尤其喜買外國書。大學的圖書館，對於新書的設備比以前也好些。大家見面的時候，便討論自己所讀的書籍，而回去的時候，便去看書或寫信給日本凡善書社定買外國書。除了早晚在宿舍里常常爭一個不平以外，還有兩個地方是我們聚合的場所：一個是漢花園北大一院二層樓上國文教員休息室，如錢玄同等人，是時常在這個地方的；另外一個地方是一層樓的圖書館主任室（即李大釗的房子）。在這兩個地方，無師生之別，也沒有客氣及禮節等一套，大家到來大家就辯，大家提出問題來大家互相問難。大約每天到了下午三時以後，這兩個房間人都是滿的。當時大家稱二層樓那座房子為群言堂（取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語），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一層樓那座房子，則稱為飽無堂（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語），而在房子中的則以北方人為主體。（李大釗本人是北方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顧亭林批評北方人的；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是他批評南方人的話。）這兩座房子裡面，當時確是充滿學術自由的空氣，大家都是持一種處士橫議的態度。談天的時候也沒有時間觀念，有時候從飽無堂出來，走到群言堂，或者從群言堂出來，走到飽無堂，總以討論盡興為止。飽無堂還有一種好處，因為李大釗是圖書館主任，所以每逢圖書館有新書到，他們可以首先看到，而這些新書遂成為討論之資料。當時的文學革命可以說是從這兩個地方討論出來的，對於舊社會制度和舊思想的抨擊也產生於這兩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的人物，雖然以教授為主體，但是也有許多學生時常光臨，至於天天在那裡的，恐怕只有我和傅孟真（斯年）兩個人，因為我們的新潮社和飽無堂只隔著兩個房間。當時學生界的思想也有一個劇烈的變動。最初北大學生看外國書的很少，到了我們的時候，看外國書的便比較多起來。傅孟真和我兩個人，每月都要向日本凡善株式會社（代收西書的書店）報效一點款子。傅孟真是拋棄了黃季剛要傳章太炎的道統給他的資格，叛了他的老師來談文學革命的。他的中國文學很有根底，尤其是於六朝時代的文學，他從前最喜歡讀李義山的詩，後來罵李義山是妖。我說：「當時你自己也高興著李義山的時候呢？」他回答說：「那個時候我自己也是妖。」與傅孟真同房間的有顧頡剛，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間裡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爭辯。還有一位狄君武（膺）是和傅孟真同房間的，但是他一天到晚咿咿唔唔在作中國小品文字，以斗方名士自命。大家群起而罵他，且當面罵他為「赤犬公」（因「狄」字為「火」及「犬」構成），他也無可如何。這雖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可見北大當時各種分子雜居一處的情形及大家有一種學術自由的空氣。 因為大家談天的結果，並且因為不甚滿意於《新青年》的一部分文章，當時大家便說，若是我們也來辦一本雜誌，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於是《新潮》雜誌便應運而生了。《新潮》的英文名字為The Renaissance，也可以看出當時大家自命不凡的態度。這本雜誌第一期出來以後，忽然大大風行，初版只印了一千份，不到十天便要再版，再版印了三千份，不到一個月又是三版，三版又印了三千份。以後亞東書局拿去印成合訂本，又是三千份。以一部學生所做的雜誌，陡然有這樣大的銷數，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最初大家辦這本雜誌的時候，還抱著好玩的心理。等到社會看重了，銷數一多，大家一方面有一種高興的心理，一方面有一種害怕的心理。因為害怕，所以研究的空氣愈加緊張，而《新潮》第二、三、四、五各期，從客觀方面看來，卻比第一期要進步一些。 當時負責編輯的是我和孟真兩個，經理人是徐彥之和康白情兩個，社員不過二十多個人，其中有顧頡剛、汪敬熙、俞平伯、江紹原、王星拱、周作人、孫伏園、葉紹鈞等幾位。孟真當時喜歡談哲學，談人生觀，他還作了幾個古書新評，是很有趣味的；我著重於談文學和思想問題，對當時的出版界常常加以暴烈的批評。有些文字，現在看是太幼稚了，但是在當時於破壞方面的效力，確是有一點的。比較起來，我那篇《什麼是文學》在當時很有相當的影響，《駁胡先驌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也很受當時的注意。頡剛的文字，多半是關於掊擊舊家庭制度和舊社會制度，關於婦女問題，也有許多篇文章加以討論，當時大家以為是駭人聽聞的話。有婦女人格問題一篇，主張女子應當有獨立的人格，這篇東西被江瀚看見了，拿去給徐世昌看，說是近代的青年思想至此，那還得了。於是徐世昌拿這本《新潮》交給傅增湘，傅示意於蔡孑民，要他辭退兩個教員，開除兩個學生，就是當時所謂「四凶」，兩個是《新青年》的編輯，兩個是《新潮》的編輯。蔡孑民先生當時堅持不肯，他復林琴南的那封信，不只是對林琴南說話，並且是對徐世昌而發的。林琴南的背後是徐樹錚，也就是段祺瑞，是代表當時軍人派之意見，而徐世昌也是所謂北洋文治派的領袖，當時北大同時受北洋文武兩派之反對，其情形之危險也可想而知。但是蔡孑民這封信，得到了絕大輿論上之勝利，反因而學術界對他非常敬仰，這真是蔡先生有道德勇氣（moral courage）的地方。於是所謂新文化運動，到了這個時候，其勢遂不可遏抑。 還有一個《每周評論》，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它是陳獨秀、李大釗和新潮社幾個人合辦的，是一份短小精悍的小報，不料這個刊物遂成為以後一切小報的祖宗，不過它的性質是完全談文藝、談思想和批評現實的政治社會問題的。這個刊物在當時有很大的影響，那時候進步黨討論系的《國民公報》（藍公武、孫洪伊為主筆）和研究系的《晨報》（蒲殿俊、張梓芳、陳博生為主筆）也先後在北京響應；在上海方面，則戴季陶奉中山先生的命令，辦《星期評論》，同《每周評論》幾乎是姊妹報紙，關於文學、政治社會等問題，也加以猛烈批評。而上海的進步黨所辦的《時事新報》也聞風景從，張東蓀和張君勱等還辦了一個《解放與改造》，雖然談社會問題比較多些，卻也是響應文學革命的刊物。自此以後，所謂新文化運動似乎布滿全國了。 新文化運動之所以布滿全國，中間還有兩個政治運動在裡面，第一個運動是比五四運動早一年，因為反對對日的參戰借款和「中日密約」而起的。那時候還是馮國璋做總統，段祺瑞做內閣總理，這個反日運動，是由日本留學生髮動的。我記得有一天晚上，兩個留日學生的代表，其中一個叫阮湘，在北大西齋飯廳慷慨激昂地演說，大家莫不義憤填膺，但終覺束手無策。最後我跑上講台對著大家說，這個事體，徒然氣憤也沒有用處，我們如果是有膽量的，明天便結隊到新華門圍總統府去，逼迫馮國璋取消成約，若是他用軍警干涉，我們要抱有流血之決心。這句話出來以後，大家受了極大的刺激，當場表決，第二天去闖新華門。到了那時候，果然北大學生同其他幾校的學生集合在新華門門口，一直圍到下午五點多鐘，大家才散。哪知道回來以後，蔡先生提出辭呈。蔡先生之辭職是會使北大發生根本危險的，這件事我們是很不願意的。我自己是不願意北大坍台的，而顧頡剛反把我痛罵一頓。後來費了很大的力氣，才叫馮國璋把蔡先生的辭呈退回，我們自己也去對蔡先生說，這件事體，完全是同學為著國家大問題而出，不是不顧北大。經過一再解釋，蔡先生也就答應下來，這場風波也就結束。這是學生運動的第一次，也是學生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勾結而有所表示的第一次，這是五四運動的先聲，然而這件事很少有人提起。（說句沒出息的話，這也是民眾請願的第一次。） 有了這件事做引子，再加上所謂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五四運動的產生，幾乎是事有必至。自從這次請願以後，北大有一部分學生組織了一個國民雜誌社，其中的重要人物是易克嶷、段錫朋、許德珩、周長憲、孟壽椿等。當時他們也要我加入這個組織，但是我對這種比較狹義國家觀的刊物不很熱心，而且自己還要專心去辦《新潮》，對於《國民》雜誌，只算是一個贊助者吧！ 《國民》雜誌里的人，多半是實行的人；新潮雜誌社的人，多半是偏重於學術方面的人。五四運動發生以後，學生會裡的組織分為七股，各股的主任幾乎是《國民》雜誌和《新潮》雜誌二社的人平分的，這兩本雜誌，也可以說是五四運動的基礎。 在此地附帶說幾句話以結束新文化運動的敘述。當時還有一派北大學生和教員辦了一本雜誌，叫作《國故》，其目的在於和《新潮》對抗。這一派的主幹，在教員之中，便是黃侃；學生之中，便是張煊（後來是張學良的機要秘書）。他們關於文藝的理論，是非常薄弱的，其掊擊新文學的地方，也不能自圓其說。其中登了許多文藝的文字，也多半是故國斜陽的吟呻而已。所以《國故》雜誌出來，很不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和重視，而且有許多人很輕視它，辦了不久也就停止了。毛子水在《新潮》上作了一篇《怎樣用科學方法來研究國故》，倒惹起許多舊學家的稱許。當時對於新文學的抵抗力不外三種：一種是林琴南派，一種是東南大學的胡先驌和他所辦的《學衡》雜誌，一種是北京大學內部的《國故》雜誌。但是綜合起來，抵抗力還是很薄弱的。 現在講到五四運動了。五四運動產生的重要原因，不外乎下列幾種：第一是前次新華門事件的連續；第二是新文化運動所產生的思想變化的結果；第三是大家受了蔡孑民的影響，一變從前羨慕官僚的心理而為鄙視官僚軍閥的心理，並且大家有一種以氣節相標榜的態度，有意去攖官僚軍閥之鋒；第四是正當巴黎和會的時候，感覺到中國受人支配和帝國主義國家協以謀我的痛苦。正是那一年的三四月里，朝鮮發生徒手革命，也給大家以深刻刺激（當時我到北大圖書館去看報，注意到大家都在搶記載朝鮮徒手革命的報紙看）。第五，因為受歐戰以後各國革命潮流的激盪（特別是當時蔡孑民提倡所謂德國是軍國主義，戰敗是應當的，並且當時國際聯盟的論調甚高，北大也常常有這一類的講演）。 以上是這一事件的原因，至於這件事體具體的釀成，則完全由於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四月里，日本要求中國撤換兩個專使的消息紛紛傳來，北大學生開了一個會，並且捐了幾百塊錢打電報，一方面打電報給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要求他們堅持，一方面通電全國，反對因為外國壓迫而撤換本國專使的事。這兩封電報打出以後，所捐的電報費還存三百元左右，於是用四個幹事的姓名，共同負責，存在學生銀行里。到五月一、二日的時候，外交消息一天惡似一天，傅孟真、許德珩、周炳琳、周長憲和我等幾個人，商量要在北京採取一種積極反抗的舉動。但是我們當時一方面想對於國事有所主張，一方面對於北大又要保存，所以我們有一項非正式的成議，要在五月七日國恥紀念日，由北大學生在天安門外率領一班群眾暴動，因為這樣一來，北大的責任便可以減輕。 五月三日那一天，清華大學舉行紀念典禮，許多北大的人都到清華去參觀，我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點鐘才回來。不料三日那一天，邵飄萍到北大來報告，說是山東問題已經失敗，於是在校的一班同學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臨時會議，最初由邵飄萍報告，以後由許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地演說。還有一個劉仁靜（他是共產黨中很重要的人物），當時還不過十八歲，帶了一把小刀，要在大會場上自殺。還有一位，要斷指寫血書的。於是當場主持的幾個人，不能維持我們以前決定的五七發難的成議，當場議決在第二天（即五月四日）聯合各學校行動，並且當場從北大學生中推出二十個委員負責召集，我也是其中一個，由他們各學校聯絡進行。我們九點鐘由清華回來，看見他們會也要開完了，什麼決議都已經定好了，當時我們還埋怨許德珩，說是我們說好在五月七日行動，而現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斷送了嗎？可是埋怨儘管埋怨，大家的決議還是大家的決議，是不能更改的。於是他們叫我連帶簽了字，把前存學生銀行的三百元拿出來買了竹布，費了一夜工夫，請北大的書法研究會及畫法研究會的同學來幫忙，做了三千多面旗子，除了北大學生個個有旗子外，其餘還可以送給旁的學校。（所以當時大家疑心五四運動有金錢做背景，不然為什麼北大窮學生臨時有這許多錢去做旗子呢？其實這錢是打電報省下來的。）各代表當夜分途至各學校接洽，約定了第二天一點鐘在天安門會齊。當夜十一點鐘的時候，各代表在北大開了一個預備會議，當場舉出了三個總代表，一個是我，一個是江紹原，一個是張廷濟，並且推我寫了一個五四運動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學印刷所去印了五萬份。第二天的早上，我們還預備了一份英文的備忘錄，送給各國使館。 到下午一點鐘，大家便齊集在天安門了。我們三個所謂總代表，因為預備各種文件，直到一點十分才到天安門，當時步軍統領李長泰、警察總監吳炳湘都已經先我們而到，對大家講了一番話，勸大家解散。當時眾怒難犯，哪一個肯聽？於是大家從天安門出發，一走走到東交民巷口，便被警察擋住了。只有我和江紹原兩個人到使館去找美國公使。那一天，芮恩施到西山去了，由他的參贊出來見我們，他對我們很表示同情，說了一番很漂亮的話，並且說由他去和使館界的警察交涉，讓他們放我們通過。我們從美國公使館出來以後，又到了別的幾個使館，告訴他們我們示威的意思。迴轉身來到美使館去問美參贊同使館界警察交涉允許我們通過的結果怎樣，他說，使館界的警察是答應可以的，但是剛才警察總監有電話來，說是不可以讓學生們通過，所以我們不能這樣辦。這個消息一傳出來，大家更是憤怒。當我們報告交涉經過的時候，大家便要求我們硬擠進去，後來想硬撞不成事體，反而給別的國家以不好的印象，於是大家便高呼口號「我們去除國賊吧！」於是掉轉大旗，向曹汝霖家前進（曹家在趙家樓）。 曹汝霖的房子，是一座很大的滿洲王府式的平房，我們到他家門前時，大門已經關了，門口站著一大隊荷槍實彈的警察。大家到門口便大罵國賊，最初拿旗子向屋頂丟去，後來打破了短牆的一扇窗子，大家便爬進去。首先進去的人，據我所見，乃是北大的蔡鎮瀛，一個預理科的學生，和高等工業學校一個姓水的。大家看他們進去了，於是接上爬進去幾十個人，把大門打開，而曹宅的院子裡還站著許多警察，因為學生向他們極力宣傳，所以他們已沒有什麼抵抗。 適巧那一天曹汝霖同章宗祥、陸宗輿和一個日本資本家在那裡商議事情，他們以為有警察保護，是不要緊的。我們打進去的時候，曹汝霖便換了警察的衣服，混在警察堆里，從後牆跳出去。陸宗輿是怎樣逃走的，我們卻不知道，聽說是他也來喊口號，喊打倒賣國賊，混在群眾里逃走的，是否確實，便不知道了。章宗祥比較老實，他和那個日本人一道躲在一個小房間裡，群眾跑進去的時候，日本人還掩護著他，於是大家便知道他是一個要人，群眾便把他們圍了起來。不久，一個北大的校工進來，他說自己是認識章宗祥的，並且說這就是章宗祥，於是大家便動手打起來。打了一頓，忽然有人說「打錯了」，大家便一鬨而散，於是這個日本人和曹家的用人把章宗祥抬了出去，停在一間雜貨店裡。群眾中忽然有人叫「剛才並沒有打錯」，大家便去找章宗祥，在後門雜貨店中找著了，當時這個日本人還掩護著他。群眾便用雜貨店中的雞蛋來丟這個日本人，重新把章宗祥拖進曹宅，拆散了一張鐵床，拿鐵床的棍子來打他，所以當時他確是遍體鱗傷，大家以為他已經死過去了。 曹家的裝飾品、古玩……簡直是打得乾乾淨淨，他姨太太和他女兒房間裡的許多香水，都一捶一捶地打碎在地上，當時香氣四溢，不可嚮邇。我還親眼看見江紹原拿了一床紅綢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塊紅綢，拿在手裡，亂晃幾下，說是「勝利了！勝利了！」至於放火的舉動，乃是由高等師範的學生開始的，我看見有兩個學生，自身上掏出許多自來火，如果他們事前沒有這個意思，為什麼要在身上帶這許多自來火呢？結果，曹宅燒起來了，徐世昌便下了緊急命令，叫軍警捉人。那時候傅孟真把他一本日記簿，上面寫著許多代表名氏的，往火里一丟，馬上燒掉了。我們是從前門出來的，當時街上都是救火隊和水夫，已經擁擠不堪，很難通行。在曹宅里沒有出來的，還有幾十個人，於是當場被捕。 我從趙家樓出來以後，便向北大東齋（即第一宿舍）去，當時自己實在疲倦極了，從五點鐘睡到六點鐘，六點鐘以後，重新振刷精神開始活動。當時派定了很多代表，向各學校聯絡，預備在第二天，全北京高等以上的學校，自大清早起一律罷課。那天晚上適派我到各報館去解釋這件事體，等到十幾家重要報館都跑空以後，已經是半夜三點多鐘了，所以我那一晚便沒有睡。第二天早上，果然全北京專門以上的學校一律罷課，並且各校代表齊集北大一院第三十六課堂開會。學生聯合會的組織，就是那個時候形成的。 當時各學校的中心，自然是北京大學，至於北大主持這個運動的軀幹，要算是新潮社及國民雜誌社裡的人。在「五四」那天，大家曾經開了一個會，本來要推傅斯年做臨時主席，忽然有一個浙江籍的學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幹了。自此以後，五四運動和傅斯年便不發生關係了，因為他是一個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萬念俱灰了。我當時因為在各處接洽的事太多，所以不願意做會場上固定的事。大家一想再想，最後推出段錫朋來，由他做北大學生會的代表，就是北京學生聯合會的主席。段錫朋在「五四」以前，北大學生很少有知道他的，他總是穿一件藍竹布大衫，扇一把大摺扇，開口就是我們廬陵歐陽公的文章氣節，所以大家都當他有幾分迂氣。哪知道被選舉出來以後，他處理事務非常靈敏，運用群眾，大有特長，於是他的名氣陡然聞於全北京。 這一次，蔡孑民先生確是有一種特別的表現，就是「五四」事情出來以後，他不和前次一樣辭職，反而聯合各大學的校長，要求北京政府釋放被捕的學生。到了五月六日那一天，他們接洽好了，聽說吳炳湘竭力奔走，要求各校校長於五月七日命令全體學生複課，以此為條件，可以赦放在捕的學生。徐世昌也有這樣的主張，因為他們知道，如果長久地罷課下去，一定是要出事的，而且五月七日是國恥日，更容易出事。我們全體罷課的決議，乃是五月五日通過的，五月六日的晚上十點多鐘，蔡孑民與湯爾和（醫專校長）以及其他專門以上學校的校長到北大的校長室，把我們找去，說是現在同吳炳湘已經有這樣一種了解，只要明天全體複課，他就可以立刻放人。 當時去見這幾位校長的，有我及方豪（俶新）等四五個人，他們都說：「昨天才決意罷課，明天便要複課，乃是辦不到的，我們也負不起這個責任。」我說：「現在如果盡讓同學們關在裡面，也不成事，況且我們這一次有放火及毆傷等重大情節（當時章宗祥還沒有脫離危險境界，有兩天沒有大小便，醫生說他命在旦夕了），適巧政府又捉去我們幾個人，用這幾個人去抵命，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此，我便問他們幾位校長說：「若是我們明天複課，他們不放人，怎樣辦？」他們說：「我們可以用生命人格為擔保，而且吳炳湘也曾發誓過，『如果複課而不放學生，我吳炳湘便是你們終身的兒子』。」於是我以為既然如此，我們明天複課好了。但是我這句話說出來，許多人便反對，以為我們答應下來乃是越權，許多同去的人也是反對我的意見的。我說：「現在為減少被難同學之危險，這件事非如此辦不可，我們只有從權辦理了。」 於是當夜我們分成五隊，去通知全體同學明天複課。除每個宿舍派一隊外，其他兩隊是負責通知宿舍附近公寓裡的同學的。大家出發的時候，已經是十二點鐘，同學們完全睡著了，一個一個房間敲起門來，把睡熟的人叫醒了，告訴他們這件事，他們還不相信，還要費許多心血去解釋，解釋不明白的時候，還要受大家的責罵。半夜醒轉過來的人，相對講話，口中臭氣是最令人受不了的，這可以說是我在那一晚特別記得深刻的一種感覺。幸而能得大多數同學之了解，謝謝大家對我們還有最低限度的信任，所以第二天北京各大學便先後複課了。到了十點鐘，全部被捕的同學從警察所被送回學校來，大家都列隊在門口迎接，當時那種痛哭流涕的情形，真是有家人父子於亂離巨劫以後相遇時之同樣感覺。 當時章宗祥還沒有脫離危險期，時時有死耗之傳聞，剛巧北大有一位同學叫郭欽光，在這個時候死了。他本來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約因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當時大家怕章宗祥和我們打官司，所以定下一個策略（這個策略之最初主動者便是狄君武），硬說郭欽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用人打死的。於是郭欽光遂成為五四運動中唯一的烈士，受各處追悼會之無數鮮花美酒弔祭和挽章哀辭的追悼，上海還有一位女士，當眾痛哭郭烈士。郭君那一天因為走路過多，身體過勞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確實的，我們應該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國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點滑稽。 等到被捕的全放出來了，章宗祥也被打了，曹汝霖的房子也被燒了，照常理說，這件事情可以告一個段落了。但是當時有兩種情形，是絕不能使這件事告一個段落的：一是山東問題還沒有了結，而且一天比一天失敗下去；二是蔡孑民先生於五月七日學生出獄以後，便當夜出京，沒有一個人知道地跑了。跑的時候，他留下一封信，就是那最出名的「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這封信的頭兩句話如此）。這封信出來後，許多人很費推測，於是大家去詢問國文教授，請他們去查這個典故的來源。這些國文教授見大家紛紛請教，當時也得意了一下。蔡先生去了以後，北京大學自然是第一個恐慌的，為維持北京大學，北大學生不得不繼續鬧下去，而且不能不聯合旁的學校學生一同鬧下去，於是五四運動又重新緊張起來了。 經過這次事變，北京大學遂成為政府的眼中釘，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實。為剷除外交上的障礙，政府方面也很想對北京的學生界下一番毒手，這個情形，學生界也是完全知道的。但是在北京方面，學生運動已到了一籌莫展的地步，於是便遣派代表到上海去組織全國學生聯合會，第一批南下的是段錫朋、陳劍翛、許德珩、黃日葵、祁大鵬（中國大學）、瞿世英（燕京大學）等。他們到了上海以後，就聯合上海及各省學生代表組織全國學生聯合會。到了五月底，各處的布置已經有點頭緒了，於是我們在北京接到段錫朋的密電，說是可以相機發難。 到了六月三日那一天，於全北京的學生里挑了五百多人，分隊出發演講，那一天被捕的有一百多人。第二天，繼續派人出去演講，大家都帶好了毯子在身上，是預備被捕的，當天被捕的大概有四百多人。第三天，被捕的達九百人之多，監獄關不下，於是把北大的第三院改為臨時拘留所，外面用密密層層的刺刀和機關槍守著，如臨大敵一般。到了六月四日，我們想把恐怖的新聞電打出去，我就帶了四十幾塊錢去打電報，哪知道我一出去，偵探便跟著我，於是我跑到日本郵局去拿一本凡善株式會社寄來的書。偵探在前面守著，哪知道那個日本郵局有一個後門，我就從後門走了。結果，居然被我把那封電報拍到上海去了。上海方面接到這封電報以後，全體學生便出發，除分散傳單外，並向各家店鋪要求罷市，甚至於要求不遂，向商店老闆面跪下去。到了六月四日，全上海罷市了，別的地方跟著罷市的也有好幾處，而天津方面，因為一個南開學生馬駿，在商會代表面前用一隻碗向自己的腦殼一砸，表示他要求的決絕，商會方面的人大為感動，也罷市了。因此，北京學生與政府短兵相接的時候，學生方面，正是無可奈何的時候，忽而得到了這種有力的聲援，剎那間，個個悲歡交集、哀痛淋漓，而聲勢遂大振。 當時上海、天津方面向政府提出的條件，第一就是釋放被捕學生，第二就是罷免賣國賊曹、陸、章，第三就是不簽《巴黎和約》。而這三個條件中，以釋放學生為先決條件，所以五日那天晚上，北大三院方面軍警的帳幕在半夜三更便悄悄地撤去了。當時拘禁在裡面的學生還不肯出來，因為他們一出來，便減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緊張空氣。到了第二天，步兵統領衙門和警察所派人來道歉，他們才肯出來。還有拘禁在警察所和步兵衙門裡的，他們請他們出來，而卻不肯，以後預備了汽車和爆竹送他們出獄，還是不肯。最後一個總務處長連連向他們作揖說：「各位先生已經成名了，趕快上車吧！」至於罷免曹、陸、章的命令，也隨著下來，以由學生運動擴大成的民眾運動使內閣局部改組，在當時看來，也算是一件可以詫異的事情了。不過山東問題還沒有拒絕簽字，北京教育界還有受摧殘的危險，這兩件事是大家最不安心的。 到了七月和約要簽字的時候，北京大學聯合各校學生又一次會在新華門，在新華門門口睡了兩天兩夜。同時巴黎方面的學生同華僑也聞風興起，逼迫中國專使，不許他們簽字。拒約運動，因為內外夾攻，所以終能實現原來的主張，而為後來的華盛頓會議留下爭回山東的餘地。至於北京各大學被摧殘的問題，也是使大家寢不安枕的。政府的目的是要逼走蔡孑民先生，所以他們要胡仁源買通一批投考的學生，來占據北大學生會，硬把學生會的圖章搶去，以學生會的名義歡迎胡仁源到校。同時教育部方面，胡仁源已預備好上任的汽車。誰知此謀不密，被北大學生會中人知道了，當時便召集緊急會議，每個人發一個特別符號，集合在第三院。時三院的被買及投考學生正議「奪帥印」的事，還沒有完結，哪知這邊去了兩三百個人，一個個地把他們擒住了，並且帶了紗麻繩把他們捆將起來，便在法科大禮堂設立公案，舉出了五個審判官，來審判這些人的罪狀。他們也陸續地把被買經過供將出來，大家又逼他們寫悔過書，寫了悔過書，還要他們在悔過書上蓋手印，再拍了一個相，然後便把他們放了。這幕滑稽戲遂因此終了，而他們搶北大的計劃因而失敗，但是他們繼續向法庭控訴北大學生會的職員，以為私設法庭和逼迫人行使無義務之行為（這條法律怕是永久沒有人用過的）。於是法庭拿了學生會中二十餘人下獄，其中有孟壽椿、魯士毅等。在打官司的時候，學生會要我去做代表，我幾乎天天晚上要和律師劉崇佑接洽。許多上訴狀都是我寫的，這場官司打完了，我倒因此得到了許多關於法律的知識。 這一幕取成都的戲沒有唱成功，而胡仁源也知道北大不容易占據，他們的野心亦因此減少了一點。那時候蔡孑民先生派蔣夢麟先生到北大來，以總務長的資格做他的私人代表。到了雙十節左右，學生會派我到杭州去接蔡先生回校，蔡先生遂慨然答應回來。蔡先生到校的時候，剛巧是雙十節，各學生便捐了一批錢，教員也捐了一些錢，共幾百塊錢，去買了幾萬個饅頭，上面蓋著紅戳子「勞工神聖」四個字及其他成語，在那天分發給北京各平民，都由北大學生去發。這真是麵包運動，也是一件值得回憶的事。當時北大的學生，生活是很苦的，一間房子裡住著七八個人，最小的房子才只住三個人。說起飯來，包飯只有四塊五辦一月，兩塊錢是現洋，兩塊五是中交票（當時中國交通銀行的票一塊只合四毛），所以吃一月的飯只合三塊錢。當時學生吃飯的時候，除了五個菜以外，每人還分兩個饅頭，大家搶著吃，吃飯是先打鑼的，故有「鑼聲動地，碗底朝天」之謠。這是北大生活的一點回憶，是附帶記載於此的。 五四運動到了這個地方，似乎應該告一段落了，但是到了那年年底，因為要逼迫政府取消軍事協定，學生和政府又起了一個大衝突，這個衝突使北京大學的第一院和第三院又重重被圍。當時政府命令通緝我和方豪等幾個人，我當時住在嵩祝寺八號，吃飯的時候，忽而來了八個馬隊，把我的前門圍住了。我從後門走到黃振玉（現在南京中央飯店的經理）家裡，由他家裡戴了一副黑眼鏡和一頂風帽，逃到北大一院。因為他們正派我做代表，叫我和張國燾（現在共產黨的領袖）一同去。傍晚時分，我們由一院後門逃出，經過鐵獅子胡同，想到永定門上車（只有普通快車是在永定門停的），哪知道到了永定門，車已開了，於是跑到李光宇家裡坐了半夜。半夜時候，又到永定門去上車，車又開了，於是我只得和張國燾坐待城門開門。當時很怕守城的問我們是做什麼的，因為城門上有自鳴鐘，縱有雞鳴狗盜，也一律不濟事的。我們等他開城門，總是不開，到城門開了，火車又走了，於是我們兩個人只得直接沿著火車軌道走去，到了豐臺，登車南下。南下過了一個多月，又回到北京。這段故事雖然是我自己的經歷，寫在此地，也算是五四運動的餘波吧！ 自此以後，學生運動也就衰落下去了，衰落下去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據我觀察：第一，青年做事往往有一鼓作氣再衰三竭之勢。第二，第一次學生運動的時候，負責的大家都是用功的學生，靜則思動，所以他們精力都很充足，思想也很周到，行動也很有計劃，但是後來動久而不能靜，有許多人只知道動而不知道讀書，於是乎其動乃成為盲動。第三，最初動的學生，是抱著一種犧牲的精神，不是為著出風頭來參加這些運動的。因為最初的幾個人聲名較大，大家知道的多了，於是乎有許多人以為這是成名的捷徑，乃是出風頭的最好方法，於是個個想起來動，結果必至於一敗塗地。第四，政治力量的參入。五四運動的時候，可以說是沒有一個人是有政治色彩或有政治目的而在活動的，當時只是純粹的青年血氣衝動。到了後來，各種政治成分都參與進去了，所以往往起內部的破裂，於是學生行動也就不能一致。 至於五四運動的影響，有人以為它的成績是拒絕《巴黎和約》的簽字，為後來收回山東之餘地，更有人以為曹、陸、章之罷免也是一種未曾有之勝利，這都是皮相之談而已。五四運動真正的影響，第一是青年參加國是運動的開始，喚起了全國青年對國家問題的意識；第二是把青年運動擴大為民眾運動，造成了民眾的許多組織；第三是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勢力，因為必要經過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及國語文學之勢力才能普及於青年及一般民眾。 從整頓北京大學，改革課程內容，喚起青年對自身人格的重視，以至於產生文學革命和所謂新文化運動，對社會的制度、固有的權威加以理性地批評和大膽地攻擊，再至於產生五四運動，為中國近代一般青年和民眾直接參與國家問題和社會運動的開始，這個大波瀾雖然是種種時代的動量促成功的，但是當時蔡孑民時代的北京大學，是一切動力的發動機，是將來寫這個時代歷史的人不能不注意到的。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晚上整理畢於北太平洋舟中 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一九八九年五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