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大校長 · 辛亥革命前後的蔡元培
陶英惠
由清朝翰林到革命志士
清末的革命運動有一顯著的特色：幾個重要的革命團體，如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以及同盟會等，其領導階層多為新知識分子，擁有傳統功名者很少，而具有翰林頭銜者尤屬罕見。當時仍然是學而優則仕的時代，翰林院則是全國高級政治人才的淵藪，蔡元培以一個商家子弟，在翰林院中，已由庶吉士升補為編修，仕路已通，但他放棄了十年寒窗、夢寐以求而得來的大好出路，獻身於革命活動，可以說是一個非常突出的例子。
蔡元培生於同治六年（一八六八年），也就是太平天國失敗後的第三年，比孫中山先生小不足兩歲。太平天國這時雖已失敗，但餘波仍在蕩漾。郭湛波在其《近代中國思想史》中論及孫、蔡兩人的革命思想時說：
我們從歷史的眼光來看，近代思想的演變來看，「太平天國運動」實代表反中國傳統的思想，而蕩平「太平天國運動」的曾國藩，實代表中國傳統的思想。「國父」說「聞太平天國遺老講洪楊故事，即以洪秀全第二自許，革命動機於是萌芽」。他的思想，是從這方面發展。蔡先生在二十八歲（一八九四年）以前，由秀才而舉人，而進士，而翰林院編修，思想是從另一方面發展。兩大偉人，初期的思想發展是「殊途」的。（第二百二十四頁）
蔡元培在二十八歲以前，其生活方式及所受的教育仍是傳統的、舊式的，所繼承的也是傳統的思想：人道的、理性的、反神道的、反宗教的。他曾在《釋仇滿》一文中說：「洪楊之事，應和之者率出於子女玉帛之嗜好；其所殘害，無所謂滿漢之界；而出死力以抵抗之破壞之者，乃實在大多數之漢族。」〔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三月十四、十五日《蘇報》〕這段話的原意是用以說明太平天國的「反滿」，種族之見十分薄弱，但也看出他對太平天國流露著微詞。儘管他與中山先生初期的思想發展是「殊途」的，但加入同盟會之後，便是「同歸」了。
蔡元培之所以逐漸走上革命的路途，一方面是受甲午戰敗的刺激，另一方面則是自維新運動中獲得啟示。由於甲午失敗，國人自夢中驚醒，不僅「新政」的呼聲甚高，對「西學」的注意也趨於積極。蔡元培也因此開始涉獵譯本西書，以間接吸取世界新知識。此舉對他以後的思想行為，是一個大的轉捩點。維新派的言論和行動，在當時曾產生了強烈的震撼，及至政變發生，蔡元培對清朝政府的腐敗深感失望，同時也看出革命的不可避免，遂毅然與清廷訣別，棄職回里，開始其革命「排滿」的艱苦歷程。
對革命與「排滿」的卓見
在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中，滿漢兩族間始終有一道很深的鴻溝，自從太平天國將漢族對滿族的新仇舊恨挑起，西方的民族獨立、民權革命的思潮亦相繼輸入，更加強了「反滿」的情緒。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春，上海的輿論界「仇滿」之聲浪甚高，張園演說會中，本合革命與「排滿」為一談，而持極端「排滿」論的鄒容在其《革命軍》中尤抱殺盡滿人的見解。蔡元培雖然也主張革命「排滿」，但他的意念是基於清朝政府的無力抗拒外侮，並非基於歷史上的種族仇恨，所以對鄒容的激烈主張不表贊同，特發表《釋仇滿》一文，以表示其看法。他認為種族之別有二，一曰血液，一曰風習。當時漢滿兩族通婚之事已屢見不鮮，滿人之血統，久已與漢族混合；至於語言文字、起居行習，亦為漢人所同化，所可為滿人標識者，只有其世襲爵位，及不營實業而坐食之特權而已。若滿人自覺，能放棄其特權，則漢人絕無殺盡滿人之必要。
他認為當時「仇滿」論之所以盛，是政治思想發達的結果：因為世界進化，已演成多數壓制少數時期，風潮所趨，絕不容使少數特權獨留於亞東社會，此為政略之爭。「仇滿」之動機雖在政略，且聯想所及，不免混雜有過去種族之見，但重心應全在政略上，絕非純粹種族之見。而且，由於世運所趨，非以多數幸福為目的者，無成立之理，凡少數特權，沒有不被摧敗的。
這是他首次公開發表的一篇政論性文章，其頭腦冷靜、不尚浮誇以及無所不容之襟懷躍然紙上。他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而是從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著眼，要是過分強調滿漢的種族之見，勢將兩受其害。因為革命黨如堅持殺盡滿人，必加強滿人的團結，以求自保，其將增加革命的阻力，至為顯然。更值得注意者，他不僅主張推翻清朝的政權，同時也清楚地指出了世界潮流所趨在民主政治，其最大的理想是建立一個真正民主政治的國家。及至武昌起義後，他的看法才普遍為革命黨人所接受。在議和的綱領中，對清室列有種種優待條件，清室因而迅即退位，促成了五族共和。於此可見其對「排滿」見解之卓越。
春申江邊的革命風潮
蔡元培在戊戌政變後辭職返里，擔任紹興中西學堂的監督（即校長）。校中的教員有新舊兩派，他與杜亞泉等屬於新派，提倡物競生存之進化論，對舊日尊君卑民、重男輕女的舊習隨時有所糾正，引起舊派的反對，遂辭職，於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赴滬，展開了他多彩多姿的革命生活。當時在上海與革命有關的組織，他無不參加活動，或為主要發起人，或負其總責。
聚集在上海的各方誌士，在列強虎視於外、清廷魚爛於內的情況下，都想從事救亡的工作。大家目標既然一致，咸認有加以組織的必要，否則力量不能集中，也不易收效，遂有中國教育會的成立。論者謂中國教育會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寓革命於教育的團體，其後上海的一切革命活動，大都與該會有關。
教育會是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三月成立的，發起人為蔡元培、葉瀚（浩吾）、蔣智由（觀雲）、鍾觀光（憲鬯）等，公舉蔡元培為會長。先後加入的重要會員，計有吳敬恆（稚暉）、章炳麟（太炎）、黃宗仰（烏目山僧）、林獬（少泉）、蔣維喬（竹莊）、鄒容、陳范（夢坡）等，以及愛國學社的絕大部分社員。其成立的宗旨是編印教科書，但事實演變，成為上海教育團體從事革命活動的大本營。
與教育會有關的革命團體，如愛國女學、愛國學社、《蘇報》《俄事警聞》及《警鐘日報》等，其活動有一最大的特點，即：表面普及常識，暗中鼓吹革命，也就是寓革命工作於教育事業之中。蔡元培在紹興中西學堂及南洋公學任教時，即開始提倡民權、女權，以散布革命的種子，而由教育會經辦的愛國女學、愛國學社，更含有革命的性質。僅由這兩個學校的名稱上，亦不難看出他愛國之深心。其中愛國學社系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十月十七日南洋公學發生風潮，蔡元培將退學生介紹給教育會，募款所成立的，故關係特別密切，學社的人幾乎都加入了教育會，而教育會仿佛就是學社的校董會。全校師生都議論時政，公言革命無忌，空氣極為自由，遂成為傳播革命思想的中心，誠如章炳麟所說：「多述明清興廢之事，意不在學也。」
蔡元培在主持愛國女學期間，凡革命同志，如徐錫麟、秋瑾、陶成章、楊守仁、黃興等到上海時，他都借該校為招待接洽之機關。他辦學的方針，並不取賢母良妻主義，乃欲造就虛無黨一派之女子，在校中為學生講法國革命史及俄國虛無主義等。蔡元培「覺得革命只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在愛國學社中竭力助成軍事訓練，算是下暴動的種子。又以暗殺於女子更為相宜，於愛國女學，預備下暗殺的種子」（《我在教育界的經驗》）。由於暴動、暗殺最好的武器是炸彈，所以他在愛國女學中特別注重理化，以試造炸彈。當時與他一起研製炸彈的同志，有鍾觀光、王季同、楊守仁、何海樵、蘇鳳初、孫毓筠等，而黃興、蒯若木也自東京送來彈殼相助。辛亥革命時，愛國女學的學生多有從事南京之役者，便是這個時期教育的成效。
《蘇報》原是一份同情變法及君憲的報紙，直到愛國學社成立後，《蘇報》主人陳范與蔡元培、吳敬恆、章炳麟等相結納，方與學社訂約，每日由學社教員撰論說一篇，蘇報館則每月津貼學社一百元以為酬，這才轉變為革命性的報紙。南洋公學的風潮，已揭開了近代中國學生革命運動的序幕，《蘇報》又特辟「學界風潮」一欄，報道各地官立學堂腐敗情形，鼓動學生退學。於是，學生反抗學校當局不合理的壓迫乃成為全國普遍的風氣。南京陸師學堂、浙江求是大學堂、杭州陸師學堂等，相繼發生學潮。年輕的一代從馴服變為反抗，使清廷窮於應付。學潮發生的原因很多，但《蘇報》的鼓動要為重要原因之一，則無疑問。
蔡元培除了在學校中鼓吹革命外，又以教育會的名義在張園舉辦了一連串的演說會，發表革命及「排滿」言論，遂使張園成為一處討論政治或鼓吹革命的集會場所，更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所有的演說詞以及教育會、愛國學社與東京方面各革命團體的活動，《蘇報》均以顯著地位予以披露，氣勢甚壯，可以說是教育會成立後的全盛時期。至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五月，教育會與愛國學社為主屬問題發生內訌，而《蘇報》則改請章士釗為主筆，刊載章炳麟之《康有為》《客民篇》《讀〈革命軍〉》《序〈革命軍〉》等文，言論之激烈，達於極點，並直呼清帝為小丑，遂引發了轟動一時的《蘇報》案。上海的革命活動，受到嚴重打擊。
由「排滿」而漸及反帝國主義
《蘇報》被封后，蔡元培又與陳競全、王小徐等創辦《俄事警聞》報，於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發刊，其發刊的動機為「同人因俄占東三省，關係重大，特設警聞，以喚起國民，使共注意於抵制此事之策」，並在創刊的同時發起組織「對俄同志會」，以研究對付東三省問題之法。這時上海革命志士的注意力，顯然不再像《蘇報》時代專致力於「排滿」，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也在謀求抵制之策。蔡元培曾用白話寫了一篇小說《新年夢》，在《俄事警聞》報上發表。在該文中，他假借一自號「中國一民」者夢遊之見聞，表達一個嚴肅問題：怎樣才能造一個新中國？在外交方面，他提出了應辦的三件事：第一，恢復東三省；第二，消滅各國的勢力範圍；第三，撤去租界。等這三件事完成後，再由中國提出弭兵會，設萬國公法裁判所，練世界軍維持和平，於是世界大同。論者謂這是國人倡議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最早記錄。至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正月十一日，《俄事警聞》改名《警鐘日報》，正式揭出以「抵禦外侮，恢復國權」為目的，其反帝國主義之旗幟，益為明顯。終因揭露德國人在山東經營鐵路、開採煤礦等密謀，引起上海德領事交涉，而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二月被迫停刊。
同盟會成立前後的活動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七月二十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正式成立。蔡元培於九月二十九日由何海樵介紹入會，旋由吳春暘推薦為上海分會會長。在當時同盟會的領導階層中，他與黃興、張繼在上海即相熟，對中山先生雖然心儀已久，但尚未謀面。他之所以被推為上海分會會長，因素很多，主要是與他在上海所主持的種種革命活動及光復會會長的身份有關。
光復會是由留日學生所組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演變而來。暗殺團團員龔寶銓等到滬，與蔡元培洽商，於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冬成立光復會，推蔡為會長。光復會之組織，本為暗殺計，然亦招羅暴動者。暴動則須借重秘密會黨，時陶成章在浙江金、衢、嚴、處等地聯絡各處會黨，準備聯合行動；紹興一帶，則另有一派會黨，由徐錫麟、王金髮、竺紹康等統率。二派之間各不相謀。蔡元培因與陶、徐二人均相識，特邀二人到滬，懇切商談，促使浙東兩派革命黨互相合作，均加入光復會（見蔡元培《自寫年譜》手稿）。蔡元培德行有餘，聲望亦高，足資號召，但就從事實際工作和活動而言，則非其所長。故自陶、徐入會後，光復會領導之重任便落在他們兩人身上。
同盟會成立後，革命的重心在日本，上海因《蘇報》案後部分同志星散，聲勢大不如前。蔡元培在此期間的活動，顯然也沒有加入同盟會之前那麼活躍。據現存一份不太完全的《中國同盟會成立初期（乙巳、丙午兩年）之會員名冊》記載，經他主盟入會的有十三人。又曾加入暗殺團，賃屋學制炸彈。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五月十二日，鄒容墓前紀念塔落成，特舉行紀念會，蔡元培當場發表演說，據蔣維喬在《中國教育會之回憶》一文中說：「蔡先生是日之演辭，特別警策。因此，陳英士聞而感奮，回里變賣不動產，從事實際革命工作，後來成就偉大事業，發端乃始於此。」足見其感人之深。
同盟會成立後，興中會和華興會的名義不復存在，但光復會在江、浙、皖一帶的組織，並未因同盟會的成立而改組，仍沿用光復舊名。光復會的骨幹如章炳麟、陶成章等，在同盟會籌組期間都沒有直接參與，在同盟會成立後，雖與不少光復會會員相繼加入了同盟會，但終因兩會領袖間的個人衝突導致分裂，分途發展。蔡元培雖曾為光復會會長，由於素性恢廓，並無自限於光復會之意，自加入同盟會後，即以整個革命團體之一分子自居，不似章、陶諸人之隘。其革命救國的事業，從此即與三民主義的革命大業化合為一，凡事均以整個革命團體的立場為著眼點。
赴歐遊學吸取新知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五月，蔡元培隨出使德國大臣孫寶琦赴德留學。他之所以決心赴德留學，固然是由於追求新知的志願心切，但對革命前途的悲觀也是因素之一，這可由他於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致吳敬恆的信中見之：
弟之所見，恐平民革命之劇，在支那終不能有好結果，現在所可預期者，唯有兩途，幸則為土耳其之革命，如漢民君《以土耳其革命告我國軍人》篇所言，弟頗贊成之；不幸，則支那民族演猶太人之印版文字，分居於各強國政府之下，而守其不潔、貪、吝、迷信舊宗教（以儒家之祖先教代摩西教）之習慣，歷劫不變，其中一部分占勢力於經濟（界），又有一小部分為忽出忽沒之暗殺黨，一小部分為學術家，而平時受人詬詈凌虐，又無端而忽受虐殺，一一如猶太人以往及現在之歷史。二者何去何從，恐不出十年，可以解決也。……弟自與愛國學社訣別時起，腦筋之歷史，出入於猶太的支那民族之最後兩小部分中，在上海時，因後小部分之目的無可進行之路，而專注意於前者，其間頗有艱難秘密之歷史，其後卒以途窮而移於後者。到德以後，則專向後者之路進行，而於前者之關係，則尚時時觸接。
此函對他離開愛國學社以後的活動——或從事暗殺或立志學術，有一非常具體的說明。事實上，在光復會成立後，大權落在徐錫麟和陶成章身上，他已不被重視；同盟會成立後，更是人才濟濟，顯不出他的重要；而暗殺活動又困難重重。所以，只有本著他的專長向學術方面發展，才有留學之舉。他之出國留學，只是暫時放下國內的實際革命生活，去求取新知，再充實自己，以貫徹其戊戌政變後培養革新人才以達到革命目的之素志。他在舊學方面已經有了深厚的根底，但在西學方面，自己感到不能滿足。他到德國後，入來比錫大學，儘管過的是半傭半丐、十分艱困的生活，但仍潛心研究，心無旁騖，所聽的課甚多，凡哲學、文學、文明史、人類學、實驗心理學、美學等，只要時間不衝突，都去聽，興趣非常廣泛。其求知若渴及苦學的精神，可於一九一一年一月四日與吳敬恆的論學書中見其一斑：
……勉赴學問云云，則雖不敢不以此自鞭辟，而來此已逾三年，拾取零星知識，如於滿屋散錢中，暗摸其一二，而無從連貫；又或拾得他人棄擲之錢串，而曾不名一錢，欲摸索一二相當之錢以串之，而顧東失西，都無著落，唯終日手忙腳亂，常若債負，與日俱增，而不知所屆，偶或悍然不顧，引我無目的之樂天觀，以強自排遣，則弟之避債台也。蓋弟從前受中國讀書人之惡習太深，年來雖痛自洗濯，而終未能脫去。又生平有小題大做之脾氣，詳於小則不能不遺其大，自知其失而終不能改，故沉溺於苦海之中而不能度也。所幸半傭半丐之生涯，尚可勉強過去，再歷數年，或者摸得之散錢稍富，而漸有適當於斷爛錢串者，得聯合以為小小之結束，則庶幾不負故人之期望矣。
吳敬恆復函謂：「先生學問愈高，則不自滿之處愈多。此即進步銳速之證。」但聞其半傭半丐之窘狀，則兀然不自安，為之搔首躊躇者久之。
維護革命的領導中心
蔡元培在德國雖然專心苦讀，但對整個革命活動，特別是影響革命大業的事，仍然十分關心，可由下述二事見之：（一）章太炎與吳敬恆為《蘇報》案的論戰；（二）章炳麟與陶成章攻擊中山先生事件。
章炳麟在愛國學社時，即對吳敬恆有意見，及《蘇報》案發，章、鄒入獄，乃疑為吳氏所陷。至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二月十二日，所撰《鄒容傳》在日本刊行之《革命評論》第十號發表，文中對吳頗有微詞，因而引起兩人之筆戰。時章主編之《民報》與吳主編之《新世紀》，遂成為筆戰戰場。這兩個同為宣傳革命之重要刊物，至是竟因《蘇報》案舊事而內部互訐，誠為革命陣營中一大不幸事件。吳質問章氏之重點，在求《鄒容傳》中所云之證人，證人既不可得，若章承認為想當然語，即不再追究，但章則避重就輕，不做正面答覆，只一味漫罵，不僅攻擊吳氏本人，並且詞連《新世紀》的主張。筆戰伊始，蔡元培即曾仗義為吳剖白，以《蘇報》案當事人之一的資格，謂章、鄒之入獄絕非吳氏所陷害，並列舉事實為證，希望此案早作結束，以免造成分裂，但未能如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又發生章炳麟在日本神戶之《日華新報》撰文攻訐中山先生，以及陶成章假七省同盟會會員名義在海外散發攻訐中山先生傳單事件。吳敬恆在明了真相後，特於《新世紀》連續撰文指責章、陶，主持公道。此舉之重要性，正如吳相湘師在《吳稚暉促進國家統一》文中所云：
吳先生這一行動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章、陶文字在華僑社會間所引致的誤解和混亂，獲得了澄清。中國同盟會的大分裂在千鈞一髮間因此沒有真正爆發開來，這對於中國國民革命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這時，蔡元培雖在閉門讀書，但對此等大事，則無法忘情。他雖曾對陶成章之「朴摯耐勞」自認「萬萬不及」，頗致好評，但於陶之厚誣中山先生則極為不滿，此可於他致吳敬恆函中見之：
南海末路如此，已矣，不能復有所為矣。吾黨凋枯，亦復爾爾，令人痛哭。陶君之內訌，尤為無理取鬧。此公本有此等脾氣，前與徐（錫麟）、陳諸君結為特別死黨（凡五人），在東京時，亦以黨款故，與徐君齟齬，馳函各處攻徐君，謂其有異志，然徐君卒不出一詆陶語，識者曾以是判徐、陶之優劣。及徐君殉義，則是非更昭然矣。吾族終不免有專制性質，以政府萬能之信仰，移而用之於黨魁，始而責望，終而怨懟，真令人短氣。
並在致吳敬恆的另一函中，對章炳麟之「大放其醜語」，認為尤不可原諒：
奉惠書並承示各函件，感謝之至。先生曾於《新世紀》中斥陶氏攻孫之檄，而特先之以保皇黨之丑歷史，苦心孤詣，深可感動。不意枚叔又以《民報》題名之小故，而大放其醜語，不特使反對黨畏忌中山之夢為之驚醒（反對黨心目中恐亦只有孫文，未必有普通革黨之觀念，蓋專制國無論政府或文人，其觀念皆如此也），而且因以洞悉黨中窮困崩析之狀，此人真黨中下愚不移之敗類也。
在此短短數語中，其維護革命團體安全及領導中心威信之精神，不言而喻。
武昌起義後協助宣傳
武昌起義時，蔡元培正由德國民族學家但采爾（T.W.Dantzel）之介紹，與維坎斯多弗一新式中學教員野該爾相識，往該校參觀。在該校住一星期，忽見報載武昌起義的消息，為之喜而不寐。有一位德國朋友問他，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即肯定地答以必可成功，因為革命預備已很久了。他在陽曆十月十八夜致吳敬恆函中亦持同樣樂觀的態度：「蓋弟意蜀事本早有頭緒，湖南、廣東、安徽皆迭起而已者，得湖北為之中權，必將勢如破竹。」及見清廷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之訊，他對革命前途之「十分樂天觀，生一頓挫」。他在致吳的同信中談及對此事的看法：「弟以為袁世凱者，必不至復為曾國藩，然未必肯為華盛頓，故彼之出山，意在破壞革命，而即藉此以自帝。」就在這幾句話中，把民國成立後幾年中國歷史之演變，看得了如指掌。
當時，蔡元培「一方面愧不能荷弋行間，稍盡義務；一方面以為大局旦夕可定，日盼好消息，或無目前自盡國民一分子義務之餘地」。袁之出山，使其腦中樂觀悲觀更起迭現，遂決定先積極從事影響德國輿論的工作，「以杜其干涉之漸，而為他日易於承認新政府之地」。此與中山先生在美獲知武昌起義消息後，不立即返國，而認為當時應先盡力於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乃在樽俎之間，遂繞道歐洲從外交方面致力的見解，可謂不謀而合。蔡元培因即於十月十八日回來比錫，轉赴柏林，與留德學界俞大純、李倜君、顧兆熊（孟余）等，集資發電致上海《民立報》及香港《中國日報》，表贊成新政府之公見，謂外國均贊同吾黨，絕不干涉。此舉甚為重要，不僅可助長國內革命運動的聲勢，亦有促使各省共起響應的作用。
關於拍電報之事，蔡元培在陽曆十月二十四日致吳敬恆函中說：「同人之意，用漢文及英文皆將為上海電局所捺，乃用德文，不意德國電局既收而又打回，謂語涉妨害治安。現則改用駢文式，冀電報生不甚了解，或不至擱置也。」後來羅家倫閱讀此信時說：「我至今看到這種波折，一方面佩服蔡先生及其友人用心之苦，同時也不禁大笑；笑的是原來『駢文』有此用處，我現在才了解其不可廢也！」（見《逝者如斯集》第八十五頁）
蔡元培在同一信中，又提到對外國宣傳之事，於致國內報館電中，「又加入孫文舉袁世凱為總統事，於昨夜始發也。孫之推袁，確否固不可知，然此等消息，除離間滿、袁外，於半新半舊之人心極有影響，外交亦然。如德國政界推服袁甚至，故俞慎翁特奉一電，請公以英文電示此訊，並勿參疑詞，以便轉示德報館，易於取信」。中山先生於陽曆十一月十六日，也就是蔡等電報發出後的第二十四天，才自巴黎致電國內，主張速定臨時總統人選，舉黎元洪或袁世凱皆可，目的在求早日鞏固國基。蔡元培之所以在電報中加入並不確有之舉袁為總統事，目的在離間清廷與袁的關係，並影響人心和外國政府對革命黨的態度。可見他為求達到革命成功的目的，竟不惜捏造消息，其熱愛國家、戮力革命之精神，令人敬佩！
蔡元培同時又與留德同學共同研商如何使我新政府易為外國所承認，決定公推數人與新聞記者交涉，並作文數篇，送登各報。他們每天聚集在同學會，購報傳觀，將革命新聞用朱筆畫出，並節譯大要書於黑板，大家或歡躍，或嘆惋，或懷疑，莫不發於革命速成之心，情緒十分熱烈！
當時漢陽炮廠派到柏林調查制炮之術的劉慶恩，為四川人，將同學會中的龍旗撕破，代以三色旗。他也覓得克虜伯廠所調查之清軍現在炮位及其實力表，認為革命戰爭非短期內可結束，而北攻最重要的武器為炮，革命軍如欲迅速獲勝，必須向克虜伯速購具有更為優越性能的炮位。此種新式攻城炮，每尊約五萬馬克，八尊則四十萬，折合美金十萬，留德學界無力籌出，乃於陽曆十月二十六日與蔡元培聯名致函中山先生，商請籌款。如獲見允，運輸之事，由炮廠任之；選購、驗收及軍中運用之事，則由劉慶恩及另一在柏林研究炮術之周樹廉任之。時中山先生適由美抵英，與吳敬恆約晤於倫敦。蔡元培恐他與劉的名字，中山先生未必記得，或未足取信，故特致函吳氏，請他設法助力。
由以上諸事，當可看出辛亥武昌起義時，蔡元培與留歐革命黨人積極活動的一斑！
毅然返國參贊大計
蔡元培在陽曆十月二十四日致吳敬恆函中，即有「弟恐不能久留此間」之語，當時正是革命初起，成敗未定，國命尚極度艱危的時候，他在協助留德學界致力宣傳工作之餘，顯然已有回國赴難、共同奮鬥的決心。在柏林將近一個月，接陳其美電報，催其回國，乃取道西伯利亞東歸，於陽曆十二月一日抵上海。
到上海後，即與黃興、張謇、湯壽潛、章炳麟等參加籌建中華民國各省代表會議。十二月四日，各省代表在會中公舉黃興為假定大元帥，黎元洪為假定副元帥。關於選舉經過，蔡元培在《辛亥那一年》文中記載云：
有一日，說是有一個省代表會，將於第二日舉大元帥，大約舉黎宋卿先生的多一點。我因為聽說黎先生本來不是贊成起義的，又那時候很有與北軍妥協的消息，覺得舉黎不妥，特地到湯蟄仙先生處，同他磋商，適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詳細討論，彼等亦贊成我舉黃的提議。但湯先生不肯於第二日直接舉黃，而要求我亦到會，於會中推我為代表而投票舉黃，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時也不求甚解而允之。第二日，開選舉會，依湯先生所定之手續，我投票舉黃，章先生及其他有選舉權者皆舉黃，蓋事前受章、湯兩先生疏通了。大元帥舉定後，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說：「黎先生究系首難的人物，不可辜負他，現在大元帥既選定，請設一副元帥，並舉黎先生任之。」全體贊成。
此中曲折，與一般記載稍有出入。黃興當選大元帥後，並未赴寧就職。各省代表會又於十二月十六日重行選舉，推黎為大元帥，黃為副元帥。黎初不接受，經赴鄂四代表解釋後，始允承受。十二月二十九日，各省代表會在南京公推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第一任大總統，於一九一二年元旦在南京就職，並著手組織內閣，任命蔡元培為教育部總長，於一月三日在各省代表會中通過。其間經過，據蔡元培在《自寫年譜》手稿中云：「（孫中山先生）欲組織臨時政府，命薛仙舟先生來招我，將以任教育總長，我力辭之。……我到南京後，見孫先生面辭，不見許。」於一月五日正式任命為教育總長。從此，蔡元培便將其精力投注於教育、學術及文化事業，因而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結語
綜括蔡元培在清末的革命活動，他所做的不是衝鋒陷陣的工作，而是棄其所短，用其所長，從教育方面著手，以啟發青年愛國的思想，培養革新人才，透過教育的潛移默化，而促成革命的新形勢。儘管在辛亥以前，他曾將教育當作革命的一種手段，但他是真相信教育的永久價值，所以在民國成立後，便一直站在教育的崗位上，出其多年所學，為國家貢獻了他的一生。
甲午以後的上海，志士雲集，朝氣蓬勃，蔡元培曾以領導者的地位，用不同的方式為革命而努力，如組織團體，以言論鼓吹，下暗殺與暴動的種子等，都是啟發民智、開通風氣的重要工作。這期間的種種活動，就整個革命運動來說，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是國內革命的伏流，直接間接促成了同盟會的組織，而使各革命團體走上聯合的路子。唯光復會系以偏狹的民族主義為主，不及同盟會的目標遠大。蔡元培之所以由光復會而加入同盟會，這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以後兩會之間所發生的種種衝突，蔡元培總是站在整個革命團體的立場上予以調和、彌縫。
同盟會的成立，似乎是蔡元培在清末革命事業上的分水嶺：在此以前，他多半居於領導地位，顯得相當活躍；加入同盟會後，由於人才濟濟，他已不再像以前那麼重要，而且革命前途也不太樂觀，所以決心改從學術方面報國。雖然他曾謙虛地說，「對於創建共和，亦未稍盡汗血之勞」（見《我之歐戰觀》一文），但總起來看，他對整個清末的革命運動，還是有其重要貢獻的！
原載《傳記文學》第三十八卷第三期（一九八一年三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