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大校長 · 蔡元培先生的革命思想與活動
鄧嗣禹
蔡元培（孑民，一八六八年至一九四〇年）是二十世紀前四十年融合中西學術，施諸實行，一甲前三名中的人物，其在教育文化上的貢獻，或可升為狀元；其嘉言懿行，前賢言之詳矣。惜尚缺乏一部詳細的傳記或年譜（編者按：「中央研究院」已出版陶英惠編著的《蔡元培年譜》上冊），海外有兩篇研究蔡先生的博士論文，非傳記體例，故其生平的革命志趣，似尚有商量的餘地。他的頭銜已很多，可再加一個革命教育家的帽子，他不是革命的理論家，也不是死心塌地、百折不回的實行家，而是一位先知先覺，開革命的先導，常立於新思潮的前線，常傾向於新的進步的運動。
蔡元培先生是否為秘密社會分子，也想在此文中貢獻一些證據。
甲午戰爭與戊戌政變兩大失敗，予中國知識分子一大打擊，蔡先生當然不算例外。在一八九四年，他已升為翰林院編修。平凡的人，很可以養尊處優，熟讀經史，弄點文墨，唯命是從，而他喜涉獵譯本西書。至一八九八年，他突然歸紹興老家，是何原因？
蔡元培不繼續做翰林的原因
通常的說法，是因他同情戊戌變法運動，故棄職返里。京官之同情維新者頗不乏人，何必拋棄鐵飯碗？也許是蔡先生骨節高昂，不願折腰。但蔡先生較我們所設想者，有更強硬的氣節，他膽敢罵朝廷。據甘簃《睇向齋逞臆談》：
元培入翰林，嘗於同官酬酢間，詆貴胄昏庸不解事，唱「排滿」之論，聲至激烈：語聞於掌院學士（徐桐），面斥之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蔡乃託病，請假南歸，不愧為勇敢之革命家。返紹興後，另起爐灶，創新門路，勤修日語，讀和文書。日德文法頗相近，故日譯德文書多，他能自由閱讀，自由思想。痛定思痛，他覺得戊戌維新之所以失敗，由於事先未造成一大批革新人才，只康、梁、譚嗣同等人，缺乏群眾基礎，歷史上許多改革的失敗，多由於此。所以，他決定從教育入手，訓練一批新青年。
恰好是時有一所很新式的紹興中西學堂，其中居然教英法文，不久加授日文。一所中學能授三種外國語言，在今日亦不多。一八九八年，中西學堂的校董聘蔡元培為監督（即校長），這是他服務於新式學校的開始。校中分新舊兩派，舊派要學生習詩、古文詞，學寫八股文，以便中舉；新派講授物競生存之進化論與物理、化學等科學，對於舊日尊君卑民、重男輕女的舊習隨時有所糾正。舊派不以為然，運動校董，出而干涉。結果，在一八九九年，蔡遂辭職。
教職員中，思想不同，對於學生，反而有益，能刺激學生的思維。在紹興中西學堂里，即已造出一位後來鼎鼎有名的蔣夢麟。蔣先生說：
我在中西學堂，學到……閃電是陰電和陽電撞擊的結果，並不是電神的鏡子裡發出來的閃光，雷的成因也相同，並非雷神擊鼓所生，使我放棄了我思想中怪力亂神的信仰。
當時是迷信很盛行的社會，介紹一點新科學，打破若干鬼神的烏煙瘴氣，是為除舊布新的先決條件。蔡先生是一位可高可低的偉人，庚子年至次年初，他偕友人為紹興僑農創辦小學一所。以翰林辦小學，是等於割雞用牛刀。蔡先生只求對社會有益，其他非所計。
一九〇一年，蔡先生受聘為南洋公學特班的總教習。此校位於上海，是一八九六年盛宣懷奏請設立的，一九二八年改為交通大學。特班學生四十人，秀才廩生居多，戴頂子上課，皆能作八股文，而不一定能寫普通的書信。蔡先生因材施教，讓學生自由讀書，寫日記，每月作長文一篇，發揮意見，總教習親自批改。評語中，常灌輸民權思想。又教學生讀日文，使自譯和文書，並為之改正。此班高才生有黃炎培、邵力子、謝無量等，其教員同事有吳稚暉。吳先生說：「孑民唯一的志願，一定要盼望中國出些了不得的大學問家。」其實，蔡先生尚有其他的用意。
寓革命於教育
那時蔡元培先生與其他旅滬志士章炳麟、吳稚暉等，以譯本教科書不適用，非重訂完善，不足以改良教育，故於一九〇二年四月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舉蔡孑民為會長。因倡議之人均為名流碩彥，熱心救國，故此會隱然為東南各省革命之集團，謀推翻清朝政府。
又有一愛國女學，由蔣觀雲等發起組織。蔣君赴日留學，請孑民代為管理。所謂愛國者，愛中國也，亦陰寓「排滿」與排斥外國侵略之意。戊戌政變與庚子「拳亂」以後，學生漸漸覺得必須推翻清朝，建立自己的政權。
中國教育會與愛國女學的經費，多半出自上海富商哈同夫人邏迦陵女士（Mrs.Silas Hardoon），福建人，深信佛教，拜烏目山僧為師。山僧原名黃宗仰，曾受翁同龢薰陶，能作詩古文，又精於園林設計，被聘為工程師，建築愛儷園，即哈同花園，此猶太富商對之推崇備至，言聽計從。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上海南洋公學因教職員新舊思想之爭，發生反抗學校的風潮，趨新教員吳稚暉、蔡元培辭職，全體學生二百餘人退學，其在滬無家族可依而須住旅館者，推代表向中國教育會求助。黃宗仰願籌一切旅費，退學學生賴以維持於一時。然倚人籬下，終非長久之策。
於是由中國教育會蔡元培、章炳麟等為退學學生組織愛國學社，租了兩幢房子為校址。他校退學者，亦歡迎入愛國學社。被歡迎者之一，就是日後著名的章士釗，學陸軍，轉學後，請教兵操，元培社長亦親自參加，受軍訓。愛國學社正式上課的時間不多，而主要活動是宣傳革命，提倡軍國民主義，大家要去當兵，成為國內唯一的革命機關。教職員每月要去張園演說一次，鼓吹愛國主義、「排滿」革命等，無所顧忌。到愛國學社來的人越來越多，有鄒容、《革命軍》的讀者，也有從日本歸來者。如此高談闊論，約有半年之久，外面引起官方的注意，內部章炳麟、吳稚暉發生齟齬，財政方面日起恐慌，無可奈何，與《蘇報》聯繫，每月資助愛國學社一百元，而蔡元培、章士釗等為《蘇報》寫社論。蔡先生寫過一篇《釋仇滿》，大意云：滿人血統，久已與漢族混合，其語言文字，亦已為漢族所淘汰。吾國一皆漢族，滿族之皇帝大臣，可乘間而殺之，但不必如鄒容《革命軍》所云「殺盡胡人」。可見孑民先生仁者之用心。然革命言論喧譁已久，居上海，大不易，危險多，其兄鑒清力勸元培留學。蔡先生以德國學術最優，欲赴德，即先去青島學德文，不到一月，《蘇報》案發生，章太炎、鄒容入獄，愛國學社亦被解散。
蔡元培在《俄事警聞》與《警鐘日報》所宣傳的革命方略
一九〇三年冬，蔡先生自青島返滬，仍假中國教育會為活動機關。適俄人進兵奉天，舉國騷然，乃與劉光漢（即劉師培）、陳競全（甘肅名進士，累官知事，有錢，住上海租界）等人在上海發行一日報，名《俄事警聞》。文言與白話兼用，開始即謂「同人因俄占東三省，關係重大，特設警聞，以喚起國民，使共注意於抵制」，並列評清政府外交之失敗。其抵制之法，是用社論：《告馬賊》（十二月十九日）、《告會黨》（十二月二十日）。一是哥老會，二是私鹽幫，三是廣西的會黨。廣西地方很窮，不免搶劫。官兵把這村的人通殺了，不如和岑制台春煊說：「讓你們去打俄國人，等到認真把俄國人打退了，全國里的人，都要大大地酬謝你們，你們也不至於再吃現在這種苦了。」
對鹽梟的宣傳，是「你們鹽梟身體是很強的，膽力是很大的，團體是很固的，武藝是很精的。……你們鹽梟中有名的是張士誠、劉銘傳兩個大人。張士誠……起兵泰州，不久即住蘇州……好不快哉！劉銘傳先前也是私鹽販子……後來清廷皇帝封他為一等子爵，豈不勝於賣私鹽萬萬倍麼？」（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小報只一小張，無頁數）！
《新年夢》在《俄事警聞》中連登數日（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此文未署名，黃世暉撰《蔡孑民先生傳略》，證明為蔡先生所作。他夢想要：一、恢復東三省；二、消滅各國在華的勢力範圍；三、撤去租界；也鼓吹「廢財產、撤婚姻」的社會主義。他要學德、法、英三國語言，要進德國高等工業學校，兼研究哲學。「因為專門學問，德國最高。」這種夢想，蔡先生在一九〇七年實現了。
《俄事警聞》只出了七十三日，一九〇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改為《警鐘日報》，編纂方法一仍其舊，觀點亦大致相同，謂「俄人不畏官軍而畏馬賊，馬賊者，民族之代表也」。稍後增加全國會黨活動的消息，尤注意廣西的大官與巨匪，另加刺客論，鼓勵遊俠，提倡中國之武士道。目清朝官廳為盜賊政府，言論日趨激昂，「排滿」革命日益明顯。結果，一九〇五年三月，《警鐘日報》被迫停刊。
《警鐘日報》「本來就是蔡先生革命運動的刊物。譯登俄國虛無黨的歷史，為國人種下革命思想」。這是當時在報館任職的先師馬鑒（季明）先生說的。他又描寫只有蔡先生做獨角戲，「天氣非常寒冷，並無火爐，每晚總須寫兩篇文章。那時蔡先生右手凍瘡潰裂，套了一隻半截露指的手套，冷冰冰地繼續工作，不避艱苦」。
一九〇四年七月二十日，登廣告：「蔡孑民敬白：孑民近擔任愛國女學校事務，故《警鐘》社編輯之役，已由汪允宗君主任。」在辭職以前，六月十九日，有一篇社論《論會黨有益於國》。略云：「或者不察，謂會黨為亂民之事。」社論說：「有會黨而亂，不如無會黨而治。」會黨「可以提倡民權，可以暗殺其君相，離間其臣民。……但使會黨種子愈布愈多，終必有達其目的之一日。嗚呼，觀乎歐洲變法諸國，何一非由會黨造其首基哉！……而俄國之虛無黨，自學生、工人、軍士，以至各種社會，幾乎瀰漫全國，波瀾屢動。其未至於成功者直待時耳！環顧祖國會黨，如中國之紅燈、白蓮、哥老、安清之類，其有如是之激昂而敏活者乎？吾方旦暮望之矣」。
《論會黨有益於國》的社論，多半是演獨角戲的主編蔡孑民先生寫的，從此我們可提出一問題：
蔡元培曾否加入秘密會黨？
首先我們要對秘密會黨下一定義。會黨原始是少數志同道合之人，為達到某種目的，聯結為黨，有入黨盟誓或儀式，嚴守秘密，不示他人，故稱為秘密會黨，一稱秘密社會。社乃中國古代農村社會祭祀土神之所，即現代之土地祠，含有神秘之意，神秘是秘密社會常有的現象。
如此定義可以成立，可進而考察蔡先生所加入的團體。上述愛國學社為革命總機關，卸了《警鐘日報》的主編之後，蔡先生為愛國女學堂校長，欲造成虛無黨一派之女子，以便擔任偵探與暗殺工作。他認為革命只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暗殺於女子更為相宜。蔡先生在愛國女學講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歷史，惜其效果未易速成，但愛國女校仍為秘密革命機關。對辛亥革命有相當貢獻的光復會，起初就設在此校中。
光復會的醞釀、密商、策劃、組織，是在一九〇三年前後，肇始於東京，由軍國民教育會流衍而成，初名暗殺團。一九〇四年九月，中國教育會會長蔡元培探知龔寶銓（章炳麟女婿）之暗殺團來滬，他乃自動要求加入。於是更將規章詳加修訂，定名曰光復會，並推舉蔡元培為會長，秘密結納各地會黨，壁壘為之一新。章炳麟、陶成章、徐錫麟、吳春暘、熊成基、吳樾、秋瑾等相繼入會，極力聯絡江浙會黨，從事革命。光復會總部以辦學為名來掩護革命運動，徐錫麟初辦大通學堂，蔡先生常去講演。因籌款困難，其弟元康來紹興時，曾主張搶劫錢莊的運款來辦學，陶成章反對，未實行。到各處奔跑，去運動會黨，非蔡元培先生所長，而陶成章、徐錫麟等優於為之。如一九〇五年二月，錫麟自東陽至縉雲，晝行百里，夜止叢社，多交其地奇才力士。此種艱苦，非文質彬彬之蔡翰林所能受，他長於勞心，但不慣於勞力。
自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同盟會在東京正式成立後，九月八日，以光復會會員吳春暘之推薦，派蔡元培為上海同盟分會會長，從事於更切實有效的「反滿」工作，秘密賃屋，學制炸彈。與其事者，必須採取傳統秘密會社儀式，以免泄露消息。
開會時，設皇帝位，寫誓書若干紙，如人數，各簽名紙上，宰一雞灑血於紙，跪而宣誓，並和雞血於酒而飲之。其誓言，則每人各藏一紙，乃教授制（炸）藥法，若干日而畢……未久而中國第一炸彈，發於考察憲政五大臣車上，孑民等知發者為吳（樾）君，則彈必出自楊（篤生）君手。
以上引文是蔡先生口述，黃世暉筆記，並為「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出版之《革命之倡導與發展》所採用，似足為據。其守秘之嚴，「雖父子兄弟，也閉口不談」。此外尚有三旁證：
（一）時光復會的幹部人才，如徐錫麟、秋瑾、敖嘉熊等，多為秘密社會分子，光復會的誓詞為：「黃河溯源浙江潮，衛我中華漢族豪。莫使滿族留片甲，軒轅神胄是天驕。」其他誓詞不備引，與舊式會社相同。
（二）一九一七年，北京大學成立國史編纂處，由校長蔡元培兼處長，地理教授張相文為副主任。為編《國史前編》，蔡、張兩氏聯名致孫中山先生函，略云：
蓋以民國成立以來，群言淆亂，是非不明。不有信史，何以昭示來茲？且飲水思源，尤不容忘其本來。故元培與編纂諸君，共同斟酌，擬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止，上溯清世秘密諸會黨，效司馬溫公《通鑑外紀》之例，輯為一書，名曰《國史前編》。所以示民國開創如此之難也。唯茲諸會黨既屬秘密組織，迄今事過情遷，往往不能言其始末。再過數十年，竊恐昔年事跡，不免日益湮沒，滋可懼也，所幸先生以開國元勛，不吝教言，徵文考獻，皆將於是賴之矣。
中山先生復函云：「近方從事著述……其中一章所述者為『革命緣起』……足為尊處編纂國史之干骼。若更求其詳，當從海外各地徵集材料，乃可匯備採擇。……清世秘密諸會黨……於共和革命，關係實淺，似宜另編為秘密會黨史，而不以雜廁民國史中。」（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四日）
民國成立六年後，蔡元培先生飲水思源，不忘本末，請為清世諸會黨作《前編》，可見他與會黨有特殊之關係或興趣，把一位地理學家張相文拉出來做陪客，以免孤掌難鳴。
逾七日，蔡、張再函請向海外徵文。大概孫先生因公忙，海外搜集秘社資料不易，迄無下文，絕非如朱元璋之對付小明王，否認與白蓮、紅巾之關係。現在已有《革命之倡導與發展》，可供學人參考。
（三）五四運動前後，林語堂去北大請蔡先生作書序，在會客室中稍候。最使他觸目的，是北大校長候客室中玻璃架內，陳列著一些炸彈、手榴彈。林語堂「心裡想，此人未可以外貌求之，還是個蘧伯玉吧？」蘧伯玉名瑗，孔子弟子，「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有古代豪俠之風，他自認制炸彈，飲雞血酒，是一件榮耀之事，故在玻璃架內陳列之。
在人證方面，台北有一位與孑民有師生及其他職務深切關係的唐嗣堯先生，亦云：「孑民師不惜以翰林學士之尊，而秘密結合義勇豪傑之士。」
讀以上蔡先生在《警鐘日報》之社論及以後的言行與證據，他是否為會黨分子的假定，似可以證實。蔡先生不以此為侮辱，反以此為榮耀。因為清朝末年，愛國志士熱血沸騰，只擇目的，不擇手段，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紀》，公開號召：「去矣，與會黨為伍！」民國元勛孫總理，早已承認加入了會黨。其次如黃興，據馮自由說：「黃先生乃哥老會首領，亦系洪門最大宗派之人物。」黃克強先生回答說：「今日兄弟承洪門手足歡迎，無任感激之至。」黃謂與馮自由君共事甚久云云。可見馮自由的介紹詞謂黃興為哥老會領袖，是有根據的。其他大人物與大學者加入會黨者亦不少。出乎本文範圍，不備列。與會黨為伍為一時潮流，不足為奇。
光復會與同盟會之離合
大致來說，同盟會為興中會、華興會與光復會的組合或同盟，夷考其實，成立以後，華興會之名罕用；而光復會與同盟會時合時離，或貌合神離，或明爭暗鬥。然其總目標，是推翻清朝統治。此文只能說一梗概，因為蔡先生一九〇七年五月至一九一一年十月在歐洲。
蔡先生出國後，光復會之領導人物，為章炳麟及女婿龔寶銓與其至交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等。他們要組織光復軍，欲在浙江、上海等處發難，要求同盟會總部接濟款項。同盟會無以應，陶成章乃去南洋，與在南洋教書的李燮和（湘省富翁）以復興光復會名義籌款，並上書總部，請易孫文，以黃興代之。經黃興與蔡元培等極力調和，至辛亥年共同合作，促成武昌起義，加速光復各省。
共患難易，共安樂難。浙江新政府成立後，浙人初屬意於陶成章。謝心堯案，「陶成章為洪門之重要分子」。開會選舉，蔣尊簋當選。成章即於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被人刺殺於上海廣慈醫院。
陶死後，光復會一蹶不振，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急電滬軍都督陳其美，謂「陶被人暗刺，不勝駭異。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餘年……光復之際，陶君實有巨功……務令兇徒就獲，切切」。兇手雖終未拿獲，然亦可見孫中山先生之寬宏大量與公允。且尚不只此，他電陳炯明囑調解在嶺東同盟、光復二會會員之軋轢，電文略云：
同盟、光復二會，在昔同為革命之團體。……同盟會實行革命之歷史，粵人知之較詳，不待論述。光復會則有徐錫麟之殺恩銘，熊成基之襲安慶，近者攻上海，復浙江，下金陵，則光復會新舊部人，皆與有力，其功表見於天下。
此種至公無私的精神，令人肅然起敬。而章炳麟《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序，謂馮自由少阿私之見誠然，但太炎先生為光復會、共進會焦達峰等表功，未提孫文之名，未言同盟會之貢獻，猶曰：「誇誕之士乃欲一切籠為己有，亦曷足怪乎？」與孫中山先生之評斷相比較，不啻有天淵之別。此亦《尸子》所云：「不痴不狂，其名不揚者乎？」
同盟會之組織，後於興中會及光復會，而此二者，對於辛亥革命，俱有相當貢獻。武昌起義以前，革命失敗者至少十五次，由興中會及同盟會發動者十次，黃興參與者共六次，光復會、華興會主持者三分之一，而秘密會黨分子，直接間接（以新軍名義），幾乎無役不與。在清政府眼中，興中、華興、同盟等團體，無一不是秘密會黨，被禁止、捕殺。然同盟會不免以首功自驕，故蔡元培先生在一九一二年九月一日對「同盟會在粵支部講詞」云：
中華民國是同盟會人所構造而成，此論者所常言者也，但今日希望於諸君者：第一，以後我同志斷不要說這句話。蓋同盟會之與民國，不過關係甚密切而已，此則天下自有公評，不必我同志以此自詡……至惹起社會上人之反對。
所以，章太炎先生之序革命前史，不表同盟會之功，恐是反感的表現。沈雲龍先生說得好：
今之治革命史者，徒知炫言同盟會系沿興中會一脈相承而來，而有意忽略華興會、光復會與同盟會之淵源，是不免為揚己抑人之成見所拘囿。馮自由謂：「國人對辛亥革命前偉業，多數典忘祖，喜謗前輩，此真民國盛衰存亡之大關鍵。」誠慨乎言之矣。
按太史公書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在能包括社會各階層，兼敘遊俠。伯拉圖雲，公平是能予人以應得之份。（Plato says, Justice is to render each his due.）吾人知纂修民國史之專家，必早已諗知史遷之史法、史德，恪遵孫總理廓然大公、寬宏大量之精神，無須愚者之一慮。
蔡元培在思想方面站在時代的前線
蔡先生對中外古今的文化，講消化，不守舊，不盲從，擇其善者而採納之，故能融化中西新舊於一爐。他是一貫的左與新，絕不因年齡與地位而改變。從清末至民國，他的思想總是一貫的，而且是一致的。在二十世紀初年，他對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都表示興趣，做過宣傳。
孑民先生具有智、仁、勇三德。在智的方面，他是一位刻苦用功的學者，在短期內，能學會日、德、法、英文，做過教育總長後，仍能去德國上課，世所罕見。他能容納異己，目光遠大，擇人之長而舍其短。他如不長北大數年，恐怕北大師生仍在醉生夢死，為升官發財著想，若干年後，才慢慢講求改變。他長北大，讓教員學生的思想自由發展，自由辯論，自由發表，雜誌如雨後春筍，思潮如波濤澎湃。老頑固、新洪水與猛獸，皆在他的羽翼下無憂無慮、平平安安地競爭，造成一大批人才，為全國效忠，為其他大學做模範。孑民先生之發揚文化，其功不在禹下，他一生任事做官，總是合則留，不合則去，當非大智莫辦。南港「中央研究院」，應當有蔡孑民一銅像，以資學人景仰。（按：南港「中央研究院」有元培館，館內有蔡氏銅像。）
在仁的方面，蔡先生具備溫良恭儉讓。對任何人，無疾言厲色，為青年謀事，有求必應，令人感動他的幫助，朋友、學生為政治受刑獄之苦楚，他必儘量援助，使之出獄。凡有一技之長者，必使有用武之地，人皆尊之為仁慈和藹，易於親近的長者。
在勇的方面，他在翰林掌院學士之前敢公開批評朝政，非勇不可。他終身沒有離開思想鬥爭的陣地：他為破除迷信而鬥爭，為推翻清朝專制而鬥爭，為反對北洋軍閥而鬥爭，為擁護民族自由而鬥爭，為民主憲政而鬥爭，他是一位腳踏實地的教育思想的革命家。最後，蔡孑民為保護人權而鬥爭，推行無黨派、無國家、無善惡的三無主義，此更非勇不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蔡元培先生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副主席名義招待新聞記者，致辭云：
我等所願意保障的是人權，我等的對象就是人，既同是人，就有一種共同應受保障的普通人權，所以我等第一無黨派的成見：因為各黨各派所爭持的，已超越普遍人權以上，我等絕無專為一黨一派的人效力，而不顧其他的。第二，我等無國家的界限：因為無論甲國人或乙國人，既同是人，就不應因國籍的區別而加以歧視；但因地點接近與否的關係，對本國人效力的機會多，而對外國人效力的機會少一點是有的。但外國人亦自有便於為他效力的同志，照分工條件，並無軒輊。第三，我等對於已定罪或未定罪的人，亦無甚區別：未定罪的人，其人權不應受人蹂躪，是當然的事；已定罪的人，若是冤的，亦當然有救濟之必要。至於已定罪而並不冤的人，若依照嫉惡如仇的心理，似可不顧一切了，然人的罪過，在犯罪學家，歸之於生理的缺陷；在社會主義，歸之於社會的因緣；即在罰當其罪的根據上，本尚有考慮的餘地。所以古人有「如得其情，哀矜勿喜」的箴言，又有略跡原情的觀察，即使在法律制裁之下，對於當其罪之罰，不能不認為當然，而不應再於當然之罰以上再有所加；苟有所加則亦有保障之必要，例如獄中之私刑虐待等是。所以我等於無罪或有罪之人，亦無所歧視。諸君所主持的新聞，或以愛國之故，而對於本國特別愛護；又或以與一黨一派有特別關係之故，而政見上常有擁護甲黨攻擊乙黨之態度；此誠不必免，亦不可免者。然希望諸君對於普遍人權，能超越國家、黨派的關係，以下判斷，這是鄙人所盼望的。
文中所提出的，有罪無罪，獄中私刑虐待，在蔡先生可以仁道主義概括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會長是宋慶齡，會員包括楊銓（杏佛）、林語堂、魯迅、鄒韜奮等。此會主要工作，是設法營救陳獨秀和牛蘭，電請釋放許德珩及平津被捕之學生與工人，與「五四」時代要求釋放學生如出一轍。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性質和義務是：一、爭取釋放國內政治犯，工作對象是一大批不知名的囚犯；二、向政治犯提供法律的辯護及其他援助，調查監獄狀況，公布國內剝奪公民權利的事實；三、協助爭取出版、言論、集會和結社的自由。
從一九二八年起，蔡先生長中央研究院，其總幹事或行政秘書為楊銓（杏佛，一八九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此人說是幹才，能一面談話，一面對客揮毫寫信，曾在康奈爾大學習工程，在哈佛大學習商業管理，回國後，歷任東南大學等校行政兼教授工作。一九二五年隨孫中山先生北上，任秘書職，後任孫中山先生喪事籌備處幹事，並從事北伐軍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一九二八年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輕於蔡先生的年齡二十多歲，以長輩待之，兩三年合作同事無間言。
不料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晨，楊銓在上海被刺死，南京政府嚴令緝兇，亦始終未獲，是否殺雞儆猴，不得而知。此後宋、蔡雖仍為社會賢達，但少作要求釋放政治犯的言行。蔡先生的健康亦漸衰。一九三七年滬寧失守，隱居香港養病。雖仍遙領中央研究院，但極少公開發表言論。一九四〇年病終，載滿令譽，永耀文壇。唯有一事，為人所未言，即蔡、宋數人之人權運動（Human Rights Movement）為四十餘年後美國卡特總統人權運動之先聲，此亦始料所不及。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於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學系撞鐘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