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大校長 · 青山有幸埋忠骨——蔡元培先生晚年在香港及逝世經過
關國煊
今年是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孑民）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蔡先生生命中的最後四年——說得準確些，是兩年四個月零七天——是在香港度過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戰軍興，是時剛於去年歡度七十壽辰的蔡先生居於上海〔蔡先生生於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即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若以公元計算，一九三七年蔡先生虛齡七十〕。八月，上海「八一三」事變起，任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理事兼國際宣傳委員會委員。十一月十三日，上海棄守，避居上海租界「孤島」。二十七日，七十歲的蔡先生由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長丁燮林（巽甫），工程研究所所長、內弟周仁（子競）陪同，匆匆由上海乘船前往香港，擬經河內前往大後方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務。二十九日晚七時，船抵香港〔見蔡先生《致張元濟函》，高平叔《蔡元培年譜》以蔡睟盎函告作十二月底，陶英惠《蔡元培（孑民）小傳》作「二十七年一月走香港」不確〕。香港是蔡先生的重遊舊地，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年）曾至香港小住。三十日，晤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岫廬），蔡先生乃商務印書館董事（董事長張元濟），「承其轉屬香港分館主任黃漢生君照料一切」。十二月一日，由王雲五「導觀港中本館，印刷廠（引案：香港分館在港島中環皇后道中，印刷廠在北角英皇道）規模宏大，布置周密；聞印刷尚有餘力，唯運輸正在規劃耳」（《致張元濟函》）。王雲五《蔡孑民先生與我》記云：
自港前往西南道途跋涉，至為辛苦，蔡先生此時高年多病（引案：於一九三六年冬大病之後，身體日漸衰弱），恐不能支持。周、丁二君因我在香港，照料有人，遂以相托。我遂迎蔡先生到商務的臨時宿舍，與我和商務自上海來此之二三同人相處。瀕行周子競以周夫人胞弟之資格，轉述周夫人之囑託，恐蔡先生飲酒過多，有礙健康，每日當以一次一大玻璃杯紹酒為限。我當然奉命維謹，僅於晚飯時供應紹酒一大杯，午飯不另供酒。未幾內人攜幼兒學善（引案：王氏第七子，時年十歲）自上海續來，也同住於該宿舍。我以午間陪蔡先生用膳有內人及幼兒在，所以我自己便在商務印書館辦公室用膳，以省往返時間。內人知道蔡先生善飲，午間也供酒一大杯，晚膳時我不知此事，也照例供酒，於是每日一次增為二次，發覺後也不便更改。……蔡先生在宿舍內與我等相處約三個月，晨夕有暇，我和他暢談今古，無所顧忌。蔡先生語多精闢……我們的宿舍系臨時租賃跑馬地崇正會館的三樓全層（引案：香港崇正會館位於跑馬地摩利臣山道八十四至八十六號，樓高四層，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開幕，一九七一年六月改建為今日樓高十三層的崇正大廈），學善時甫入初中讀書，假日或放學後餘暇，輒由蔡先生攜同沿跑馬地一帶散步，散步時閒話亦時有啟發。
十二月二十五日，聞前國務總理熊希齡（秉三）病逝香港旅館，挽之以聯，聯云：「宦海倦遊，還山小試慈幼院；鞠躬盡瘁，救世惜無老子軍。」（翌年一月為熊希齡撰寫碑文。）二十九日下午五時，繼室周峻（養浩，婚後蔡先生以友相待，暱稱之為養友），挈女睟盎，子懷新、英多，乘船由上海安抵香港，暫寓陳彬龢（松軒）宅中。睟盎時年十一，懷新九歲，英多八歲。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一家人搬往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一五六號京士柏大廈（King’s Park Building）樓下二號〔此據一九三八年十月七日蔡先生《致王世傑函》，同年一月二十八日蔡先生《致王雲五函》作「新居為九龍沃斯丁（但或作柯斯甸，皆Austin之譯音）路底一六五號中之第二號」，誤。Austin之正式譯名為柯士甸，作沃斯丁、柯斯甸、柯士丁、奧斯甸不確，柯士甸道（Austin Road）、柯士甸路（Austin Avenue）為相近的兩條馬路，前者止於一六二號，後者至二十八號。當年之京士柏大廈現已改建為花園大廈（Garden Mansion）〕。蔡先生喜新居「較為寬廣」，附近「其地空曠」，可以「時攜兒女散步」。〔一九八八年十月中旬，蔡睟盎、懷新姊弟應邀至港，出席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為紀念蔡元培誕辰一百二十周年而舉行的「蔡元培生平事跡圖片文物展覽」開幕禮，並接受記者訪問。二十二日，香港《大公報》刊出該報記者冼潔貞《蔡元培科舉殿試真跡揭秘——蔡睟盎、懷新姊弟談可親可愛的父親》，略雲「蔡睟盎說，一九三七年開始，他們隨父母到達香港，曾至（香港）英皇道永興街居住，直至父親在一九四〇年逝世後，仍居上址」不確，王雲五於蔡先生逝世之日，跋蔡先生最後遺墨雲「余與內子伴蔡夫人自醫院返九龍」可證。疑上址為陳彬龢宅，蔡先生去世後，蔡夫人等為免睹物思人，復暫寓陳宅。〕
由於初到香港，子女插班不易，蔡宅「客廳一半改作書塾，蔡夫人自課兒女。客廳中並懸有臨時鞦韆，以備兒女遊戲運動之用。蔡先生租房用名及所刻名片，都用周子餘三字。居常以不見客為原則，所以往來無一生客，因之見客也就很少」（蕭瑜《蔡孑民先生自述身家軼事》）。秋，蔡睟盎三姊弟入鄰近的位於漆咸道與柯士甸道、柯士甸路之間的聖瑪利女校就讀〔入學事見蔡先生《複次子蔡無忌函》。聖瑪利女校正名為嘉諾撒聖瑪利書院（St.Mary’s Canossian College），學校的正門在柯士甸道一五八至一六二號，即京士柏大廈的右邊。若依蔡睟盎所說當時蔡家居於港島北角永興街，以當年的交通情況而言，起碼要兩車一船始能返校，每日一往一返至少要三個鐘頭〕。翌年，由於年齡關係，懷新、英多「不許再在女校附讀，故改進拔萃男書院」（Diocesan Boy’s School，通稱拔萃男校，校址為九龍亞皆老街一三一號）。由於聖瑪利女校、拔萃男書院是教會辦的英文學校，前者由羅馬天主教會創辦，後者由英國基督教聖公會創辦，「學校偏重英文，故家中增習國文」，兼「家中專課國文之教員」為蔡先生的臨時秘書、北大校友余天民，「一星期兩次」。蔡先生尊師重道，《蔡元培全集》中有一九三八年蔡先生致余天民函數封，讀之可見東翁對西席的重視，與慈父對子女學業的關註：
承賜小女、小兒等佳作（唯獎飾太過，殊不敢當耳），弟為彼等講解，均喜歡無量，感謝不已。英多以舊曆午年生，最喜看馬、畫馬，特寫一馬奉贈，借博一粲，兼表謝忱。
十一日（星期六）午後，小女等擬往香港就醫，國文工（功）課擬請移諸午前（因午前學校放假），自十點鐘起。如蒙允諾至感。
本月二十六日（星期一），小女等應任夫人（陳衡哲）之約，往任寓，早去晚歸，請給假一日為荷（星期三仍請照常授課）。
星期三（十五日），小女睟盎於午後在校中照常上課，而小兒懷新、英多咳嗽未愈，敬請放假一日，於星期六照常上課。
蔡先生抵港之後，即過著半隱居的生活，「絕對不應酬，不輕易見客」（《複次子蔡無忌函》）。由於年老體弱，而且酒能傷身，是以「自蔡夫人來港另租住宅後，聞每日僅以一次飲半杯，足見對蔡先生之健康更為審慎矣」（《蔡孑民先生與我》）。有人曾經說過，好太太是丈夫年老時身邊的好護士，證之蔡夫人周峻，信焉！蔡先生對於夫人，自然亦有所表示，繼一九三六年三月賦七律五首賀夫人四十六歲生日之後，一九三九年三月復於客中賦《為夫人周養浩壽》七律一首，詩云：「蛩蟨生涯十六年，耐勞嗜學尚依然；島居頗恨圖書少，春至欣看花鳥妍；兒女承歡憑意匠，親朋話舊煦心田；一尊介壽山陰酒，萬壑千岩在眼前。」五月五日，長女威廉（母親黃世振，夫婿林文錚）以產後疾病逝昆明，蔡先生到七月才知道威廉已不在人世，「亟以告養友，始知養友早已得此惡消息，且已電匯法幣四百予文錚充喪用，飲泣數夜，但恐我傷心，相約秘不讓我知耳」，聞耗，含淚撰文為悼。
蔡先生由於健康關係，被迫滯留香港，以迄去世，抵港後的健康情況，一九三八年初病足，不良於行。五月二十日，破例出席由宋慶齡創辦的「保衛中國大同盟」及「香港國防醫藥籌賑會」假港島花園道聖約翰教堂副堂舉辦的美術展覽會開幕禮，並發表演說，由王雲五擔任英譯。是日「由廖（夢醒）女士接先父先母從九龍渡海至香港，宋慶齡備車見候，同往聖約翰大禮堂」（蔡睟盎《宋慶齡與蔡元培的情誼》），「此一集會為香港大學所發起，依英國通例，大學的副校長為實際的校長，而所謂校長輒由達官貴人掛名，彼時港督羅富國即兼任港大校長。蔡先生利用此一半官式的機會，與港督在此晤面，以示臨別向地主道謝，實寓有深意，他人多無從懸揣，只看蔡先生經此一度公開出現後，直至一九四〇年三月逝世，並未第二次公開出現，便知其然。但是，蔡先生此次雖懷有不避辛勞跋涉前往後方的決心，卒因身體復感不適，愈後，仍荏弱不堪，蔡夫人愛護備至，堅阻其行，以至鬱郁長逝於香港。深知蔡先生內心如我者，不禁為之扼腕也」（《蔡孑民先生與我》）。蔡先生「復感不適」，主要是八月七日一病，是日「忽患頭暈，請醫生診驗，謂是血壓太低，謂消化力弱，血液留滯於胃。故腦患貧血，宜使腦多休息，食後切勿即用腦力，並服補血劑。二十餘日來，除十日晨間暈眩稍劇外，已漸痊癒。不輕見客，不常寫信，而臥閱書，以消永日」（九月五日《復王敬禮函》；高平叔《蔡元培年譜》以「忽患頭暈」一事，誤繫於九月七日）。八月二十二日，中央研究院會計處主任王敬禮（毅侯）曾致函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朱家驊（騮先），報告蔡先生病況：
頃得香港雷女士來信，言孑民院長患病甚至傾跌；當時蔡夫人甚為恐懼，日來漸見康復。醫云：用腦過度及貧血，是以頭目昏暈。血壓較平時低，只有五十餘至六十度上下。得病已將旬日，現時已能起坐，略事行走，飲食等漸次增進，唯精神及面色尚未復元。現遵醫囑：不見客，勿勞心，勿用腦。
病中仍如平常，不喜歡因自己的事麻煩別人。十月七日，蔡先生致函前教育部部長王世傑（雪艇），談到自己的近況：「弟留港已半年余，病後體弱，不適於奔走，北不能至渝，南不能到桂滇，非常歉憾。幸此地適處三方面交通中心，函商尚便，聊以自寬而已。」十二月十四日，蔡先生有復張元濟（菊生）一函，提到：「弟在此不常見客，本為避煩起見。自八九月間患腦貧血症後，益不敢不節勞。但近數月，覺調養有效。」話雖如此，實則「愈後體力更衰弱，以致遲遲不克成行。同時，香港對內地之交通除飛行外，艱險益甚，而據醫生斷定，蔡先生體力實不耐飛行」，以至於「國破山河在」之日，縱然報國有心，限於年老體衰，無法「歸隊」。其苦悶的心情，不言而喻，幸有子女承歡膝下，暫忘客中寂寥。
對於子女的教育，蔡先生一向極為重視，早在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所寫的一篇《夫婦公約》中，特別提到：「養子而不教，不可也。教子之職，六歲以前，婦任之；六歲以後，夫任之。教子當令有專門之業，以養其身。」蔡先生對於子女，絕不會重男輕女，或者重女輕男，而是一視同仁。「生男生女無悲喜，不要輕分瓦與璋」，子女要五育兼重，因為「今日書痴非必要，練身第一要康強」（蔡先生《睟兒十歲生日》）。香港素來寸金尺土，蔡宅「客廳中並懸有臨時鞦韆，以備兒女遊戲運動之用」，可見蔡先生夫婦對體育的重視。
蔡先生雖然長期擔任大學校長，所接觸的都是大學生，但年逾花甲仍不失其「赤子之心」，很懂得兒童心理，很懂得因勢利導，對於兒童節，十分重視。一九三四年四月四日，曾偕夫人出席上海市慶祝兒童節大會，並發表演說。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蔡先生在家中與妻兒子女集會慶祝兒童節，到有客人余天民、何尚平（伊榘）、任鴻雋（叔永）夫人陳衡哲（莎菲）及其女以都、以書（乳名書書）與子以安（乳名安安）等人。蔡先生還鄭重其事擔任慶祝會主席，講了話，各人亦講了話。早在四日前寫有一首《兒童節歌》，其詞曰：「好兒童，好兒童，未來世界在掌中；若非今日勤準備，將來落伍憾無窮。好兒童，好兒童，而今國難正重重，後方多盡一分力，前方將士早成功。」慶祝會上蔡睟盎抽到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她講的題目：「我的爸爸。」蔡先生對此會很滿意，對子女們說：「下次兒童節，可邀幾個小朋友來參加！」可惜翌年的兒童節，主席已經去世了！當年蔡睟盎「我的爸爸」的內容不得而知，蔡懷新四十多年後回憶說：「印象中的父親很喜歡說故事，經常說些人類的起源、中外名人故事給我們聽，又把《說文》里關於文字演變的概念深入淺出地向我們解釋。我還記得，每當兒童節時，父親就會請些小朋友回家來，寫詩、題字，又鼓勵小朋友們去表演點節目。」
在談過蔡先生抵港後的健康情形、家庭生活後，迴轉筆來再看看他在港主持院務會議、參加社會活動以及讀書寫作等情況。
抗戰以前，中央研究院設總辦事處，天文、氣象、地質、心理（後改名心理學）、社會科學（後改名社會）、動植物、歷史語言七研究所於南京，物理、化學、工程（後改名工學）三研究所於上海。一九三七年八月，淞滬之戰起，京滬成為日軍進攻的主要目標，中央研究院奉命西遷，初步決定：上海三所撤往雲南昆明，南京七所除地質研究所撤往廣西桂林，氣象研究所撤往四川重慶外，其餘五所撤退到湖南長沙，總辦事處在湖北漢口辦公。十一月，總辦事處由漢口南遷長沙。十二月，疏散至長沙五所及總辦事處以戰火日漸迫近，計劃再度後撤，分別撤往桂林或昆明。
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朱家驊雖然卸除浙江省政府主席職務（主浙期間，總幹事一職由傅斯年代理），以「委座囑在左右相助，且有數事見命」，特致函蔡先生辭去總幹事一職，薦傅斯年（孟真）承其乏，「否則請公就其他各所長中擇一兼任，或竟向外物色，總以及早解決為妙」，蔡先生覆信慰留。二月二十八日，在香港酒店主持中央研究院一九三八年第一次院務會議，到有總幹事朱家驊及天文研究所所長余青松、氣象研究所所長竺可楨（藕舫）、地質研究所所長李四光（仲揆）、心理研究所所長汪敬熙（緝齋）、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陶孟和（履恭）、動植物研究所所長王家楫（仲濟）、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物理研究所所長丁燮林、化學研究所所長莊長恭（丕可）、工程研究所所長周仁十人。會議通過七項議案，正式決定天文、物理、化學、工程、歷史語言五研究所遷往昆明，地質、心理、社會科學、動植物四研究所遷往桂林，氣象研究所及總辦事處遷往重慶。三月，致函朱家驊，云：「中研院全仗鼎力維持，務懇即到院視事。」總幹事一向是院長的主要助手，當院長滯留國外之時，總幹事的地位更形重要，由於朱家驊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又兼代青年團書記長，不但無法「到院視事」，而且向院長請辭。一向為朱家驊所最信任的傅斯年，因歷史語言研究所遷滇，以不能兼顧為由，「偏於此時堅決地不肯繼續代行」，令全無心理準備的蔡先生病中感到十分困擾，為此事朝夕操心。九月九日，復予朱家驊一函，「請寬以一個月之期，弟何時籌得較妥之辦法，即當奉聞」。十月七日，致函前教育部部長、現任國民參政會秘書長、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聘任評議員王世傑，請「屈就總幹事之職」，王世傑以國民參政會秘書長職務繁劇，難以應命。二十一日，蔡先生致電王世傑，提出請王兼任。二十九日，接王復電，知前電「所提議之兼任，亦不可能，良為悵惘」。十一月初，致書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簡稱「中基會」）幹事長任鴻雋，請出任巨艱。十日，蔡先生函知傅斯年，提到任鴻雋「雖答允，而有一條件，須於兩個月後，始可決定」，在「此兩個月的猶豫期間」，仍由朱家驊居總幹事之名，而由傅斯年代行。至於任鴻雋，「俟渠於兩個月內往桂林、昆明及重慶考察一次，始能決定。如無別種阻礙，則明年一月間必可到院辦事」（蔡先生《致朱家驊函》）。十二月，任鴻雋繼楊銓（杏佛）、丁文江（在君）、朱家驊之後，就任中央研究院第四任總幹事。至此，困擾多時的總幹事問題總算告一段落。
一九三八年七月，當總幹事問題尚未解決之時，化學研究所所長莊長恭至港，堅決要求辭去所長職務，願以研究員之身專心研究，蔡先生答以「容考慮再商」（見蔡先生《雜記》手稿。「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秘書組編印之《中央研究院史初稿》以莊所長之任期至一九三八年四月止，疑誤），其後由總幹事兼任化學研究所所長。不料一波剛平，一波又起，一九三九年一月，地質研究所所長李四光來信說，「關於地理研究所之籌備工作實無暇兼顧」，遂改請氣象研究所所長竺可楨兼理此事。
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原應在去年四月召開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評議會第四次年會在昆明舉行，院長兼評議會議長蔡元培「因體弱多病，不勝航空之勞」，不能由香港飛赴昆明主持會議（由聘任評議員王世傑任臨時主席），特手撰開會詞一篇，寄交大會，由評議會秘書翁文灝（詠霓）代為宣讀。講詞最後提到：「中央研究院自分別遷至重慶、桂林及昆明以後，一切工作繼續進行，對於特殊工作，亦隨時增進，各所長分別報告後，深望諸先生詳加考察，有所指示。至於全國各研究機關及其他實業機關，應如何聯絡進行，前三次會議中，均有各方面之設計，現在當有變通或補充之必要，亦望諸先生注意及之。」會議其中一項決議為成立第二屆評議員選舉籌備委員會，委員有朱家驊、王世傑、傅斯年、陶孟和、葉企孫、任鴻雋、翁文灝七人，由翁文灝任主任。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一日，蔡先生致函翁文灝，提到評議員的產生程序為：「籌委會擬出一候選人參考名單，由各所長開列，院長做最後決定。」但由於自己的健康關係，「不能即來重慶，與諸先生共同進行。若在此決定，或有懷疑之點，絕無可以請教之人，甚感困難。今謹以最後決定之權，奉托先生執行。先生如有疑問，徵求其他六先生之意見較易也」〔結果第一屆評議會第五次年會於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二日選出第二屆聘任評議員姜立夫（蔣佐）、吳有訓（正之）、李書華（潤章）等三十人，時距蔡先生之逝十七日〕。同月，總幹事任鴻雋來函，請為該院一九三七年度至一九三九年度總報告書寫封面，寫畢即寄重慶。正如蔡先生《致王世傑函》所說，「幸此地適處三方面（引案：指渝、桂、滇）交通中心，函商尚便」，得以遙領院務，以迄去世。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操（孟德）《步出夏門行》的四句詩正好借來形容蔡先生滯港時的心情，儘管因健康關係未能前往大後方，儘管礙於環境在港過著半隱居的生活，與此同時，對於社會活動，並非完全停止。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在漢口總商會大禮堂召開成立大會，宋慶齡、毛澤東（潤之）、陳紹禹（王明）等被選為該會名譽主席團成員，周恩來（翔宇）、鄧穎超（文淑）、潘梓年（任庵）等任理事會理事，並發表《告世界友人書》，又推定蔡元培、宋慶齡等為出席二月十二日在倫敦舉行的國際和平運動大會特別會議代表。二月，接到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來電，請「屆時往倫敦出席」，因病未能前往。三月二十七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假漢口總商會大禮堂舉行成立大會，名譽主席團由蔡元培、周恩來、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等十三人組成。同月，應邀前往參觀香港大學，並由港大中文系教授許地山（贊堃）陪同，訪晤副校長史樂詩博士〔Dr.D.J.Sloss，蔡先生《雜記》手稿譯作斯洛司教授。是時港大校長由第二十任港督羅富國爵士（Sir Geoffry Northcote）兼任〕。四月十一日，陝甘寧邊區國防教育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蔡元培、宋慶齡、毛澤東、陳立夫（祖燕）、陶行知（知行）等為名譽主席團，由沙可夫主持會議。二十三日，「吳玉章來」（《雜記》手稿），吳出席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後經港返國。吳玉章（永珊）《紀念蔡孑民先生》記云：「道經香港得以晤談時，他猶欣欣然以國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國難，為國家民族之大幸。」二十六日，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在香港舉行的預備會議。二十七日上午，以董事長身份主持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第十四次年會，午間，招待與會者在九龍半島酒店便餐。
五月，譚雲山由印度到香港，帶到印度詩哲、印度國際大學（Visva Bharati）創辦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一函，敦請蔡元培為國際大學中國學院之護導（patron，國際大學創於一九二一年，中國學院設於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中華全國美術界抗敵協會成立於武漢，任名譽理事（主席張善子）。十二日，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成立於武漢，任名譽理事（賴少其等二十八人為理事）。七月一日，與蕭瑜（子升）發起組織居友社，社友有宋子文、張人傑（靜江）等人。居友（Jean Marie Guyau，一八五四年至一八八八年）為法國近代著名倫理學家、美學家、文學家、教育家。蔡先生《居友社社友題名錄小引》（據是月十一日《日記》，此小引系蕭瑜代作，由蔡先生親筆書寫）云：
余夙有以美育代宗教之說，與居友所論，亦多暗合。近頃李〔引案：李煜瀛（石曾）〕、蕭諸君先後歸自歐洲，與余過從談論，時及居友，均覺有介紹居友學說於中國而發揮光大之必要；蕭君及王君代之且於雲南有居友學校之創立，行見提倡與研究之同志日益增多，此皆居友之友也，因組織居友社，並廣徵社友題記姓名，以為紀念居友與推廣居學之一助雲。
九日，以「衰病不能出席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為由，呈請辭去理事長職務。二十日，致電巴黎中國大使館（大使顧維鈞）轉李石曾，再由李轉世界反侵略大會，反對日機濫炸中國不設防的城市，「務請議定有效辦法，實行制止，婦孺老弱幸甚，人道主義幸甚」。八月，國際聯盟（簡稱「國聯」）即將開大會討論制裁日本侵略中國，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發起文化界聯名致電「國聯」呼籲，電請蔡先生領銜，當即復電同意。九月二十三日，與郭沫若（鼎堂）共同領銜代表中國文化界致電「國聯」大會主席，請即對日本侵略者實施制裁，電文指出：「暴日對華侵略，撕毀國聯盟約，無異對全人類挑釁。……希即依盟約第十七條，對暴日實施最大限度之制裁。……當此侵略狂焰蔓延全國之際，我國決為民族獨立與世界和平奮鬥到底。」十月中旬，「李遊子持沈雁冰函來訪，以發起魯迅逝世二周年紀念會緣起屬簽名，允之」（《雜記》手稿）。二十二日，香港文化界中國記者公會、大眾文藝等團體在港島銅鑼灣加連路山道孔聖堂舉行魯迅逝世二周年紀念會，出席者有許地山、茅盾（沈雁冰）等人，蔡先生因病未有渡海參加。
一九三九年春，與徐謙（季龍）、馮自由（建華）、陳庸公（容光）等在港發起組織「詩學研究社」，編輯《中華民國詩三百首》，是書「原為抗戰宣傳而作」，「但既欲集民國紀元來全國名流之詩詞，精加編選，以饗後學，並就正于海內賢達，則又未便限於抗戰之作」，「不料編纂未竣，而蔡、徐二老，先後逝世」。《中華民國詩三百首》刊行於一九四一年八月，由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子超）題簽，內收蔡先生詩六首〔另附詞《滿江紅》（反侵略歌）一首，即《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會歌》〕，部分為全集未載，亟錄之於後：
西湖荷
瀲灩湖光里，荷花別樣紅。
水波清似許，蓮葉碧無窮。
佇看三潭月，行吟曲院風。
憑欄香冉冉，把棹樂融融。
西湖柳
青青湖上柳，裊裊舞纖腰。
堤畔聞鶯囀，橋邊看絮飄。
鵝黃方吐艷，鴨綠又添嬌。
蘇小門前往，依依幾萬條。
詠茉莉
為何冉冉坐旁香，緣有茉莉在我房。
氣與芝蘭同臭味，瑞同蓂莢卜嘉祥。
輕裁玉藥送詩興，笑插冰姿助夜涼。
雅韻孤標真可愛，晝眠清夢也芬芳。
岫雲
雲在層岩上，渾無出岫心。
煙霞同嘯傲，泉石卜知音。
岩泉
泉在層岩下，源頭活水清。
出山嫌世濁，抱璞守廉貞。
秋夜感懷
剛是炎炎天氣候，霎時天末又涼風。
聽來西陸蟬聲唱，正與去秋一一同。
七月四日，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來函，告以被推為該會第二屆名譽主席。七日，菲律賓馬尼拉《華僑商報》出版抗戰建國紀念日特刊，刊出蔡先生題詞：「積兩年之奮鬥，祈最後之勝利。」（啟功、牟小東編之《蔡元培先生手跡》注釋四四作「一九四〇年元旦」，蔡建國《蔡元培畫傳》圖二四三說明作「去世前不久，為抗戰建國紀念日特刊題詞」不確。案：一九三八年七月四日，國民政府定七月七日為抗戰建國紀念日。）三十日，許地山、馮裕芳、張一麐（仲仁）、馬鑒（季明）、羅翼群（逸塵）等假港大馮平山圖書館成立香港新文字學會，推行以易寫易學的拼音字取代方塊字，以掃除文盲，開啟民智，由張一麐任理事長。九月，香港新文字學會聘蔡先生為名譽理事長，同月為香港新文字學會題詞：「掃除文盲，愈速愈妙；其所用之工具，愈簡愈妙；香港新文字學會利用之新文字，簡矣。其有速效，蓋可無疑。」十月，致函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長朱家驊，詢以中英庚款能否補助香港新文字學會。十二月七日，為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作會歌，用《滿江紅》詞調：
公理昭彰，戰勝強權在今日。概不問，領土大小，軍容嬴絀。文化同肩維護任，武裝合組抵抗術，把野心軍閥盡排除，齊努力。
我中華，泱泱國。愛和平，御強敵。兩年來，博得同情洋溢。獨立寧辭經百戰，眾擎無愧參全責。與友邦共奏凱旋歌，顯成績。
愛國之情，情見乎詞！同月，又發一信予朱家驊，為香港新文字學會請求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給予補助。是年，應教育部部長陳立夫之聘，任國際論文競賽國內徵文評判委員會委員。一九四〇年二月五日，陝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成立於延安，推蔡元培等為大會名譽主席團，吳玉章當選為會長。二十日，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舉行成立大會，推蔡元培、宋慶齡、毛澤東等三十人為大會名譽主席團，吳玉章當選為會長。
蔡先生到老的求知慾是非一般人所能及的，儘管「島居頗恨圖書少」（《為夫人周養浩壽》），儘管「目力漸弱，然仍不廢讀」，於是王雲五「乃擇由上海攜來木板大字本書借供消遣，蔡先生閱畢，輒交商務同人攜回，另行易取他書。每書閱畢，有意見輒函告我」（《蔡孑民先生與我》）。根據現存的資料，他起碼閱讀過《湘綺樓日記》第十八至三十二冊、《演繁露》《武裝歐洲》《比較文學史》《石鼓文研究》（以上一九三八年）、《心理學》《希臘羅馬古代社會研究》《西行漫記》（以上一九三九年）、《游志匯編》二十冊（一九四〇年）等書。所寫的詩文，數量甚多，如：《蕭瑜〈居友學說評論〉序》《和周澤青〈戊寅歲朝〉韻》《跋任鴻雋〈古青詩存〉》《〈魯迅全集〉序》《題劉海粟所臨〈黃石齋松石圖卷〉》《自傳之一章》（蔡元培口述，蕭瑜筆錄）、《〈世界教聯半月刊〉發刊詞》《題重印南宋本孝肅包公奏議集》《詠紅葉》四絕、《題唐拓九成宮醴泉銘》《北京大學四十周年紀念題詞》《征訂〈魯迅全集〉精裝紀念本啟》《贈王景岐詩》《余蓮青先生家傳》（余文明，號蓮青，次子天民；以上一九三八年）、《和張一麐》二絕、《華盛頓與中國教育界之關係》《挽錢玄同》一律、《賀馬相伯百齡大慶》一律、《兒童節歌》《為夫人周養浩壽》一律、《李宗侗（玄伯）〈中國古代社會新研究（初稿）〉序》《哀長女威廉文》《為蘇聯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特刊題詞》《為香港新文字學會題詞》《為黃公度詩集題詞》《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會歌》《題鮑少游〈長恨歌詩意圖〉》一絕（以上一九三九年）、《題張一麐〈八一三紀事詩〉第二冊》一絕、《題〈廣東文物展覽會特刊〉》一律、《〈北大旅港同學通訊錄〉序》《自寫年譜》（始撰於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止於一九四〇年二月底，未完）等（以上一九四〇年）。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五日（農曆十二月十七），蔡先生在家中度過最後一個生日，張一麐親自前往祝賀。二月上旬，以年近歲晚，入不敷支，向王雲五求助。十一日（農曆正月初四），蔡先生夫婦偕子女過海訪晤王雲五，作半日之歡聚，偶見王氏次女鶴儀（本名學醫，時年二十一）習書畫，勉勵有加。王雲五宴請蔡先生一家人於港島香港仔廬山酒家，兩人並在露台拍照留念，午飯後驅車遊覽淺水灣等處。三月二日，蔡先生書一立軸贈王鶴儀：「梅子生仁燕護雛，繞檐新葉綠扶疏。朝來酒興不可奈，買到釣船雙鱖魚。」（孫常煒《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誤第三句末字「奈」為「禁」）是為最後墨寶！三日清晨，起床小解，回房時失足跌倒，突然吐血多口，不省人事。家人大驚失色，急急召醫診治，適值是日星期休假，故所延商務印書館特約西醫朱惠康至午始到。王雲五聞訊趕往蔡宅，並加延瑪麗醫院內科主任凌醫生會診。四日上午，遵從主診醫生朱惠康勸告，由救護車送往港島跑馬地養和醫院（院長李樹芬）治療，「蓋其時蔡先生已患胃出血，疑係胃潰瘍，必須入院留治也」（《蔡孑民先生與我》），途中由夫人周峻、朱醫生侍伴，由王雲王代為辦理入院手續。入院後經醫生詳為診察，脈搏正常，未續吐血，似無大礙，於是為之注射止血劑及葡萄糖針。醫生說如無惡化，或可出險，不料午後二時，病勢轉危，肛門排血甚多，精神不甚清醒，立即先後延請李祖祐、李樹芬及外籍西醫惠金生、郭克四醫生會同朱惠康診治。眾醫生主張施行輸血手續營救，但蔡夫人以先生年事已高，恐怕輸血反應甚大，不能抵抗，非至萬不得已時不願施行，到決定急為輸血，已近午夜，是時蔡先生已昏迷不省人事。五日晨，尚無轉機，延至上午九時四十五分與世長辭，享年七十三歲（一八六八年至一九四〇年）。下午，門生故舊羅明佑、許地山、王雲五等假養和醫院附近的山光道山光酒店召開蔡公臨時治喪委員會會議，議決設治喪通訊處於皇后道中商務印書館，由王雲五處理喪事，是日「獨侍病榻之唯一友人」（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語）王雲五敬跋蔡先生最後遺墨云：
蔡先生自數年前大病後，依醫者之勸，謝絕酬應文字，期稍節勞。今歲二月十一日，偕蔡夫人及小世兄枉顧敝廬，作半日之歡敘，偶見小女鶴儀習書畫，勉勵有加。三月二日，即蔡先生生病前之一日，忽自動書一立軸擬畀小女，此不僅為蔡先生近年罕有之舉，且系絕筆。今日蔡先生逝世後，余與內子伴蔡夫人自醫院返九龍，蔡夫人憶及此事，即依蔡先生原意，檢出見贈，最後手跡，彌覺可珍，謹述經過如上。
七日下午三時，在港島跑馬地摩理臣山道福祿壽殯儀館入殮，遺體穿藍袍黑褂禮服，頭戴呢帽，靈柩上覆國旗、黨旗，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介石）代表吳鐵城（子增），臨時治喪委員會代表俞鴻鈞主祭。十日下午，靈柩舉殯，由北大校友胡春冰、羅明佑、曾如柏、余天民等十四人組成的護靈隊扶柩登車，蔡先生次子無忌（煦，長子根八歲而殤）恭捧靈位隨後（三子柏齡旅法，未及趕返奔喪）。執紼者五千人，參加公祭者數逾萬人，各學校、商號均降半旗誌哀，靈柩暫厝於港島大口環東華義莊月字七號，俟抗戰勝利後運回浙江紹興（蔡先生紹興府山陰縣人，民國廢府，合山陰、會稽為紹興縣）原籍安葬。靈柩停放妥當後，即設奠致祭，先由家屬行禮，隨即舉行公祭，由吳鐵城代表國民政府主祭，港督羅富國爵士請行政局華人非官守議員羅旭龢代表到場致祭，備極哀榮。中央研究院同人敬輓以聯云：「道德救國，學術救國；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十六日，獲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明令褒揚，令云：
國民政府委員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負時望。早歲志存匡復，遠歷重瀛，研貫中西學術。回國後，銳意以作育人才、促進民治為己任。先後任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及大學院院長，推行主義，啟導新規，士氣昌明，萬流景仰。近長中央研究院，提倡文化事業，績效彌彰。方期輔翊中樞，裁成後進，高年碩學，永為黨國儀型。乃以舊疾未痊，滯居嶺表。遽聞溘逝，震悼良深。著給治喪費伍千元，派許委員崇智前往致祭。生平事跡，存備宣付史館，用示崇重勛耆之至意。此令。
又通令全國於二十四日同時舉行追悼會（緣是日之韻目代日為「敬」字，選此以示崇敬民國元老之意）。四月，香港文教界籌建元培圖書館，以為紀念。九月，復籌設蔡孑民紀念基金。同年，以遠東戰雲密布，歸葬之期尚遠，入土為安，遂卜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墓碑題「蔡孑民先生之墓」，為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校友葉恭綽（玉甫）所書。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事起，香港淪於日軍之手，港人開始三年零八個月的悲慘生活，元培圖書館、蔡孑民紀念基金無法實現。翌年，蔡夫人周峻攜同二子一女逃離香港。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一九四七年五月十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頒令籌辦國葬蔡元培，令云：「國民政府故委員蔡元培，興邦耆宿，群士導師。生平致力教育文化事業，於國家貢獻偉大，貽澤至深。追念儀型，允宜特予國葬，以昭崇報。著內政部依法籌辦，定期舉行。此令。」是時內政部部長為張厲生（少武），唯迄未實行。一九七八年，北大校友發起重建蔡校長墓碑，新碑較舊碑大五倍，闊十尺，高五尺六寸，厚六寸，由港台兩地北大校友捐建，立碑日期為三月五日，是日為蔡先生逝世三十八周年紀念日。新碑上刻有「蔡孑民先生墓表」，其詞曰：
先生諱元培，字鶴卿，號孑民，浙江山陰人。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生。其尊甫嶧山（引案：據蔡先生《自寫年譜》：「父親諱寶煜，字耀山。」作嶧山，不確）先生從商，以長厚見稱；母周太夫人，恆教以立身處世之道。先生早掇巍科，入詞林，自甲午中日戰役敗衄，我國朝野人士競言新學，始涉獵西籍，講求新知。及戊戌政變後，朝局益壞，先生敝屣尊榮，毅然出都，思以教育救國，初任紹興中西學堂校長，繼任南洋公學特別班教習，並創設中國教育會及愛國學社，旋以在滬秘密從事革命活動，為清吏偵悉，乃避地青島，習德文，為異日留學準備。乙巳，加入同盟會。丁未，赴德，初居柏林，繼入萊比錫大學習哲學，尤重美學，期以美育陶冶人性，以代宗教，如是凡三年，譯著專書多種。辛亥，革命軍起義武昌，東南各省底定，「國父」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任命先生為教育總長，厘定教育方針、學校系統與課程綱領，為全國教育奠一新基，後以袁世凱專政，乃憤而辭職，於民國元年秋攜眷再度赴德。二年，以宋教仁案發生，得滬電促歸，共謀討袁。二次革命失敗，去國赴法，旅居數年，與李石曾、吳稚暉先生等創立留法勤工儉學會，並組織華法教育會，以謀兩國文化合作。五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校政，祛除舊習，倡學術自由，由是舊學新知，兼容並包，俱臻蓬勃，而全國學術風氣亦為之丕變矣！八年，五四愛國運動發生，北京學生遊行示威，反對《巴黎和約》，且痛懲賣國僉壬，致多人被捕下獄，先生營救保釋，並發表聲明，隨即離京。既而全國重要省市罷市、罷學、罷工，為北京學生運動聲援。政府終拒簽和約，並罷免曹、陸、章三人，先生亦經挽留復任，於十三年（引案：應作十二年，十二年七月先生攜眷出國，至十五年始離歐返滬）仍以不與北洋軍閥合作引退。迨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定都南京，先生先後受命任大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及監察院院長等職，嗣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創設專門研究機構，羅致專家學者，致力發展學術。抗日軍興，國府西遷，先生在港就醫，不幸於二十九年三月五日逝世，年七十有四。噩音傳至陪都重慶，朝野震驚，政府明令褒揚，唯以對日戰事方酣，時艱道阻，未能迎葬國內，遂由先生家屬與友生卜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先生元配王夫人、繼配黃夫人先卒，周夫人近年亦逝；子四人：無忌、柏齡、懷新、英多，女二人：威廉、睟盎，散居各地。旅港北京大學同學會同人，每於春秋二季上冢，以表孺慕，因墓地年久失葺，乃倡議重修，並立石表於阡。昔曾子稱仲尼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當今之世，唯先生足以當之。先生門人故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先生曾以詞誄先生曰：「當中西文化交接之際，先生應運而生，集兩大文化於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學足以當之，其才足以擇之。嗚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師歟！」斯誄也，最足以狀先生生平，並志於茲，以念來者。
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
香港台灣北京大學同學會敬立
墓表引蔣夢麟（孟鄰）之文，見《蔡先生不朽》（原載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四日重慶《掃蕩報》，後收入一九六七年九月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的《新潮》，列為「傳記文學叢書」之十三。引文第二句於「先生」之前略去「而」字，末句「先生」之後略去一「之」字）。墓表之右，刻有原葉恭綽所書的「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個字，墓表用楷書書寫，刻於藏青色雲石之上，共分作三十六行，每行二十八字，標點乃筆者所加，又原文「國父」「先生」之上俱空一格，以示崇敬。重修竣工之日，香港北京大學同學會同人齊集墳前，舉行公祭，由年逾八旬、前北大史學教授李璜（幼椿）主祭，香港北京大學同學會主席林伯雅恭讀墓表，八六老人黃麟書（樚園）報告修墓經過。
「青山有幸埋忠骨」，蔡元培先生可以說是迄今為止瘞骨於香港的民國史、國史上的最重要人物！
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十七卷第三期（一九九〇年九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