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黑社會 · 民國娼妓概況
娼妓，從辭義來講，娼，專指經營賣淫行業的人，即俗語所謂「龜公」、龜婆」之類；妓，原指「女樂」，後專指被迫出賣肉體的婦女。娼妓制度在我國已延續幾千年，民國時期仍興盛不衰。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由於戰亂頻仍，民不聊生，遂使一批批走投無路的婦女被迫賣淫；由於列強入侵，租界成為藏污納垢之地，對賣淫之風起著示範和保護作用；更由於國民黨政府的腐朽統治，大批黨政要員以妓院作為「銷金窟」、「娛樂場」，並把徵收「花捐」作為重要財源之一，遂使賣淫公開化、合法化。
於是，清末以來，娼妓之業日興，賣淫之風日熾。從繁華都市到鄉間城鎮，從東南沿海到邊遠省份，到處是艷幟高張，妓院林立。一位國民黨大員甚至說：「沒有娼妓還成什麼城市！」
真箇是：「無妓不成市」了。
北京的「八大胡同」
北京前門外韓家潭一帶，是解放前北京妓院密集的地區，俗稱「八大胡同」，主要有韓家潭、百順胡同、石頭胡同、小李紗帽胡同、朱家胡同、朱茅胡同、博興胡同、王廣福斜街等處。到解放初北京市封閉妓院時，妓女總數達1316名。年齡最小的13歲，最大的52歲。
其中半數以上是18歲至25歲的青年婦女。接客最早的從9歲開始，有的「混事」達20年之久。北京妓院共分四等：
一、二等妓院內陳設豪華，妓女比較年輕漂亮。為了哄騙妓女多接客、多掙錢，領家、老鴇對她們多用軟的手腕，給她們吃好穿好些，打罵也少些。可一旦年老色衰，門前冷落，悲慘命運便立刻降臨。
三、四等妓院，房屋擺設較差，妓女長相也較一般，年齡也大些。領家、老鴇常用毒打等手段，逼她們接客掙錢。在封閉的224家妓院中，頭等的只有21家，絕大多數屬三、四等。妓女和妓院的關係有以下兩種情況：一種是被賣給領家和妓院，掙的錢都歸老闆，其中有的有一定年限，有的則終身失去自由。
另一種是「自混」的，即沒有寫賣身契的妓女，她們一般不遭毒打，但掙的錢老闆要批帳，妓女所得極少。三、四等妓院妓女最苦，白天黑夜都要接客，挨鞭子、跪搓板、餓肚子是家常便飯。領家打她們時，口裡還念叨：「妓女是搖錢樹，不打不落錢。」
此外，北京還有一種「土娼」，大都隱蔽於胡同深處，門前掛有「某某某寓」四字招牌，仿佛尋常寓所，但內行人自能識得標幟，大體是窗戶上密貼剪紙，進門左邊或右邊，設一方桌，壁上貼有大紅神馬，上書「某某正神」，神馬左右，設金花一對，前面供一香爐。桌旁或設椅座，或設條凳，有一手持短竹煙杆的中年婦女或老嫗，坐在那裡。若有人過其門而向里張望，那婦女或老嫗就會笑容可掬地迎上來，招呼道：「來玩耍！」
這便是土娼的鴇母。
土娼有三類，一類是鴇母的女兒或媳婦，此輩既無家產，又無正當營業，生計日絀，遂出賣肉體，任人玩弄，博幾吊微利以餬口。二類是住家妓，門前無特別標幟，家中無鴇母管束，平日搽脂抹粉，坐立門前做手工，身邊多有小兒女。有經過她面前向她注目者，她便對小兒女道：「你的爺爺來了！」
說罷，向來人嫣然一笑，頻送秋波。倘是好色之徒，盡可昂然而入，出幾個造孽錢，便可同圓鴛鴦夢了。第三類是仿女學生裝束，攜一小婢或老嫗，流連於市場，遊玩於公園。如有人對她注目，便啟其櫻桃小口，對婢或嫗道：「我喝水去。」
抽身先行，婢或嫗在後。來者若果垂涎其姿色，便向婢或嫗問明住址，約好時間，屆時而往，無論晝夜，聽客所為，當然銀錢是不可少的。
南京的秦淮妓院
提起秦淮妓女，人們大約總會想起《桃花扇》李香君的故事。李香君為明末名妓之一，嬌小玲瓏，人呼為「香扇墜」，俠而慧，識賢奸，與侯方域有白首之盟，勸侯方域不要接近權奸。後來因抗拒權貴，血濺桃花。清孔尚任撰《桃花扇》，寫的就是侯方域與李香君的故事。於此也可見明代秦淮妓女之盛。
明初建都南京，曾建花月、春風等十四樓為官妓之所，由國家教坊司管理。明太祖對待犯罪大臣，除本人服刑外，其妻、女及婢女一律打入教坊司，所以明代妓女，不少出自仕宦之家。明朝永樂之後，妓風日盛，妓院日增。秦河兩岸，河房林立，珠簾點翠，庭院飄香。
客至，門環半啟，珠箔低垂，假母肅迎，丫環伴艷而出，廣筵長席，日費千金。春夏之交，河心遊艇，最宜避暑，清歌一曲，倩影搖搖。墮足其間者，一旦裘敝金盡，每每落得薄倖下場，甚至淪為乞丐。
入清以後，明代妓院漸成廢圃。昔日盛況，已成黃花。太平天國敗後，曾國藩到過夫子廟，提出籌辦花船以興市。於是市容恢復繁榮，妓院亦隨之興盛。有客游夫子廟曾題詩一首：「茶蘼開罷綻紅榴，底事秦淮作盛游。兩岸河房添好景，石欄杆外競龍舟。」
入民國後，行禁娼令，妓女一變而為歌女，來源分蘇幫、揚幫、本幫三類。蘇幫居首，過往客大都腰纏巨資，場面堂皇，揮霍亦大，揚幫、本幫難與匹敵。北伐定都南京，隨著政治轉移，經濟上也大大活躍了南京市場，夫子廟也更加熱鬧。不少歌妓放棄琵琶，改操皮黃，應運而生的叫戲茶廳。
華燈初上，歌妓盛裝登場，按次輪唱，可以點戲，另收點費。這樣，妓女公開露面，易為聽客熟知，可免嫖客上門問津之勞。當時，名牌競起，各樹艷幟，陸艷秋、曹俊佩、陳怡紅、王熙春號稱「秦淮四小名妓」。
妓風之壞，以汪偽時期為最。妓寓集中在三處：釣魚巷，稍高級一點；東關頭一帶次之；最差的有三條巷子：白塔巷、高家巷和管家巷。入夜，跨過白鷺橋就有一批帶客婆娘前來引路，送進娼家，即升堂入室，看貨拍板，當場成交，先前的那種「藝術氣氛」，已不見一絲蹤影了。
秦淮一帶，名妓住所叫「香巢」，進出都是衣冠人物，尋歡作樂，一擲千金。每逢農曆新春，妓院大門貼上「日進斗金」四個大字，大放鞭炮，通宵達旦，叫做「接財神」。活財神到了，無非是花天酒地，任情揮霍，終至傾家蕩產，流落街頭。而一般妓女白天鳩形垢面，入夜則粉裝打扮，倚門賣笑，三天不開張，老鴇打罵即至。待到年老色衰，無人問津，死運就來臨了。上海的野雞。
上海繁華，甲於全國。妓分長三、麼二、野雞三等。最上等為長三，因每叫一局需銀三元，故以此名。次之為麼二，意為出局需付銀幣二元。如要留宿，則要付銀幣六元，故有「六跌倒」之說，意即給六塊大洋，就可使其身體倒下，任人玩弄。若論人數之眾，地盤之廣，則首推野雞。
上海野雞來源甚雜，以蘇州、揚州稍占多數。野雞妓院大者蓄「雞」10餘人，小者三五人。其中又分套人、包帳、夥計、自家身四種。將身體賣與妓院者為套人，以身抵押、期滿後仍得恢復自由者為包帳，因負債而由妓院老闆貸銀償還者為夥計，自家身則一切均屬自由，他人不得干涉。
此四種野雞之中，夥計的待遇較套人、包帳為優。除正帳，即所得茶會及夜度資等，與老闆四六或三七分成，其餘小費，即嫖客額外贈送的銀錢或首飾，老闆不得沾手。套人及包帳則不然，無論是正帳或小費，凡有所得，一律交與老闆，即使一時隱匿，終必被搜索而去。且每日晚均須外出接客，非重病不得休養。營業發達時，每晚接客竟有三四人之多。
野雞又有住家及普通之分。住家野雞通常是熟客自己上門，晚間無須出外接客。倘是生客，則須由熟客介紹，否則不得其門而入。普通野雞是須出門接客的，或於日落後到熱鬧馬路兜圈子，得客就相隨而歸；或則立於街頭巷口，見有相當之人，即嬌聲喊道：「來呵，來呵！」
甚或動手拖拉。倘若夜深人靜，仍然無人光顧，老鴇就要遷怒於野雞，高坐堂屋，痛加鞭撻，哀泣之聲響徹鄰舍，慘不可聞。施刑已畢，鴇母必嚴加訓誡：「若向客人訴苦，立刻要你的命！」
還有些未成年妓女，也被強令接客。春風一度，每每數月不能舉步。
上海乃是幫匪流氓之輩叢生之地，凡野雞妓院要能立足，必須在幫會流氓或軍警頭目中，找到一個有權勢、有面子的後台以作護符。若有亂人鬧事，後台可派人彈壓：在途拉客有違禁令，例須拘入捕房，罰款後才能獲釋，但若有了大牌頭做後台，則又作別論。
廣州的「老舉寨」
廣東人稱妓女為「老舉」，故妓院得名為「。老舉寨」。最豪華的一類，稱為「大寨」；其次為半私明（俗稱半掩門）；下等的為二四寨、打炮寨等。清末，老舉寨多集中於谷埠一地。當時，廣州尚未有碾米廠，各鄉穀米，多用船運至廣州，集中在谷埠停泊，故此地商賈雲集，妓院亦生意興隆。
當時，谷埠的大寨都是極豪華的大舫。後來幾經變遷，各大寨陸續棄舟登岸，一部分設妓寨於東堤沿江一帶的「鬼樓」內，一部分在陳塘另樹一幟，建立了八間大寨，成了花街柳巷、溫柔墮落之鄉。每當夜幕低垂、路燈微亮之時，蒞臨陳塘「開筵坐花，飛觴醉月」的人物，便乘汽車連翩而至。
拉開車門，撲落一群衣冠楚楚的嫖客，多屬軍閥、官僚、豪紳、巨賈、狀師訟棍之流。這時在巷口鵠候迎客的妓院龜爪立即歡騰起來，一面趨前恭迎，一面引喉高唱：「某官人到，某公子到，某酒家、某妓院準備款接貴客光臨！」
一站又一站接聲播送，由巷口掠過妓院和民居，直達花筵酒家。於是一隊隊嫖客在這種聲勢和氣氛中魚貫而入閭巷，抵達各自預定的酒家。沿途，隱藏於紗窗簾櫳間偷窺嫖客的一雙雙眼睛，放射出流螢般的「冷光」，當時曾有人低吟：「花街紅粉女，爭看綠衣郎」，足見當時妓業之盛。
花筵酒家，不同於一般酒家。開筵坐花，飛觴醉月，花箋發出，妓女徐來，乃花筵酒家所獨具的引人之處。開筵時間到，主隊人招呼飲友入席。隨見一雲鬢花顏的歌妓來到飲廳，展開樂器，自彈自唱。接著，應召的妓群連翩而來，各自對號坐於飲客身後。於是，群客舉杯歡迎，眾妓舉杯回禮。
紅袖添酒，飲客銜杯，呢喃燕語，不知何辭。經過一番熱哄之後，侑酒的妓女便舉杯告辭，秋波送媚，笑聲吃吃而去。客則飲食談笑自娛，直至杯盤狼藉而散。其中一些嫖客在席間曾與妓女相約者，便挽著一二好友轉移陣地，到妓院香巢「打茶圍」。
「打茶圍」，起因於花筵間妓女對飲客的私約。飲客如約而至，妓即迎入香閨，獻茶奉煙，款待殷勤，嫖客即以30元港幣壓於碟底，叫碟底錢。於是，即與妓女縮坐一隅，喃喃燕語。片刻，便向鴇母交納外游費，外出租用一輛汽車，環市兜風。途中，自然免不了上演一番狂熱醜劇。
「打茶圍」外，還有所謂「煀房」。「煀」字何義，已難確考。總之是嫖客向鴇母交足了錢，妓女接客度宿。中午前後，煀房的嫖客約同友好三數人，適時來到香閨，交費後，妓女便春風滿面，殷勤待客。隨開麻將一局，供客消遣。也會設鴉片煙局於臥榻，供嫖客抽吸，以壯神氣。
晚宴上，妓亦入席，紅袖淺斟勸客暢飲。入夜，陪客告辭，妓女含笑送出，道聲「後會有期，再見」而別，嫖客獨留，歡度良宵。其中也有嫖客遭受意外的，因在緊要關頭，妓女勒索，相持不下，妓即憤離香巢，一去不返。嫖客只好孤枕獨眠，天明離開妓院。妓院中人稱該妓叫「走雞」，該客叫做「吃了獨睡丸」。以上是「大寨」概況，至於二四寨和打炮寨等低級妓院，可就寒酸了。
一般以中下層社會的嫖客為營業對象，沒有花筵酒家那樣的排場，一經付錢即可與妓女發生性關係，因此妓女們日夜均須接客。有些妓女在一晝夜中，被迫接客達二三十人之多。到這些妓寨去的嫖客，俗稱「捐燈籠底」，因為這些妓寨門前都懸有一個敬神的大燈籠，進門時須從燈籠下經過。
妓女日夜並排坐在妓寨當門大廳的板凳上，任嫖客挑選，稱為「坐燈」。嫖客去「捐燈籠底」時，往往先挨家挨戶看去，相中了哪一個寨的哪一個妓女，然後入門上樓，對「客嫂」說明看中了誰，「客嫂」於是憑欄高呼：「某某，有客叫！」
妓女便應聲來到嫖客房間，以下便一切如常，不必細表。
界首鎮的「書寓」
界首鎮是豫皖北部交界處的一個小鎮，自不可與京滬寧穗同日而語。我們所以書它一筆，乃是為了讓讀者了解此類小城鎮的娼妓概況。
界首的妓女分江蘇班與河南班，來自江蘇淪陷區和豫東黃泛區。按擺設、穿戴、容貌，又分甲、乙、丙三等。妓院有個美名，叫「書寓」，如「同樂書寓」、「會友書寓」、「天香書寓」等等。1942年夏以前，界首掛牌的妓女就有1000多人。後因生活貧困，大批流亡到外埠，但到抗戰末期，仍有明娼355人，其中甲、乙等妓女共258人。
「書寓」里有「上盤子」、「出條子」、「住局」等項目。
「上盤子」就是每日下午4時至夜晚12時，嫖客到「書寓」內挑選妓女，選上哪一個，就在那個妓女房間裡端上盤子。盤內有香菸、瓜子、糖果，另有茶水招待嫖客。妓女則陪嫖客談笑，供其玩弄。「上盤子」有時是幾個嫖客同去，但其中只有一個為主的可以動手玩弄妓女，其他同去的為「朋友」，只能與妓女談笑，不能動手。
一個嫖客在一個「書寓」里，只許挑一個妓女，不能挑第二個。同去的「朋友」可以在「書寓」里挑選其他妓女，但不能選「朋友」嫖過的妓女，這是為防爭風吃醋而立下的「寓規」。「出條子」是嫖客招妓女到旅社去，陪其談笑、飲樂，叫做「時條」；叫妓女到外面去同床過夜，叫「夜條」。
嫖客在「書寓」里與妓女同床過夜，叫「住局」。丙等「書寓」為了多作生意，還有「關門」與「拉鋪」的規定，白天嫖客與妓女在「書寓」中臨時關門苟合一次，叫「關門」；白天與妓女臨時同床一小時，叫「拉鋪」。每天自下午4時起，妓女們便艷裝濃抹，鵠立街頭，鶯聲燕語，招引嫖客。「書寓」內則吹奏彈拉，歌聲四起，深夜還燈明如晝。
「書寓」里都供佛像，每天給佛爺燒香叩頭，求佛爺保佑生意興隆，財源茂盛。如果哪一天有某個妓女未「上盤」也無「住局」，第二天早上拜佛時，全體妓女都得跪搓板，這叫「滿堂警」，老闆的目的是在妓女之間製造矛盾，迫使她們不顧一切去拉客。
生意好了，個個都「高朋滿座」，也得罰跪，這叫「滿堂紅」。老闆的理由是生意所以如此興隆，是因為「閨女們」對嫖客過份殷勤，「不打不成材，天生的賤骨頭」。這樣，上客少了要罰「滿堂警」，上客多了要罰「滿堂紅」，弄得「閨女」們時刻提心弔膽，橫豎都逃不了挨罰。
邊遠內地的花花世界
沿海繁華之地，自有溫柔墮落之鄉；邊遠內地的情況又當如何呢？雖然比不上沿海都市的發達，但卻也不甘寂寞，且有一定的規模和特色。
就說大西南的廣西吧，娼妓業也可謂歷史悠久。早在光緒年間，梧州就有了公娼。當地人把向娼妓徵稅，稱為「花捐」；在妓院飲宴，稱為「吃花酒」；出榜品評妓女的高下，稱為「花榜」；稱妓院為煙花場，妓女為「一盆花」，性病為「花柳病」。總而言之，這些邊遠地區別有一番「花花世界」。
民國時期，梧州公娼營業地區，是在五顯碼頭河下一帶。妓女分為兩種，一種稱「老舉」，一種稱「琵琶仔」。「老舉」年歲較長，一般在16歲以上，除應酒局外，並應大局（陪宿）。「琵琶仔」則是15歲以下的小女孩，因年齡小，只應酒局。到了適當年齡，鴇母必為之覓一「恩客」叫首次大局，此恩客必大花其錢，請客，打首飾，製衣履，首次大局之後，「琵琶仔」即成「老舉」了。
「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娼妓業也很發達。清末，凡娼妓住宅，於門牌上加「備查」二字，故有「備查館」之稱。民國期間，妓院集中在秀水塘一帶營業，稱「特別區」。民國21年改稱特察里，內中酒樓林立，每一鴇母，領有若干妓女，自成一家，每一妓女，獨有一房。
民國五六年間，桂林始有「堂班」。「堂班」是妓院的另一派別，由湖南發展而來。每一鴇母，率領若干妓女，自成一班，為某某堂，賃大公館，自有樂師廚師為嫖客服務。每一妓女，各有一房，陳設華麗，嫖客專為某妓女捧場，則在她房內擺酒，如大鬧闊氣，則在廳堂擺酒。
堂班常故意抬高身價，只陪酒唱曲，不伴宿，如要伴宿，則要求客人「鋪堂」。鋪堂客人在事前言定送鴇母現金若干，送妓女金珠首飾若干，請客若干席，諸事辦齊，至期大張筵席，這一鬧非花數百元不可。大約在民國十四五年，城內堂班也一律遷往特別區營業。
大西南如此，大西北亦然。姑以寧夏為例。民國初年，寧夏銀川開始有了妓女。民國6年，余鼎銘任寧夏知縣任內，在新華街七真觀（今新華照相館）對面的空地上，修建了一所妓女院，名曰「平康里」，周圍建起了一些配套設施如飯館、戲院等，新華街從此熱鬧起來。
民國20年左右，由私人在七真觀東面空地上修了一個大四合院，專住下等妓女，名曰「大樂院」。隨後，由京、津、滬流來的人販子，拐騙窮鄉僻壤的貧女，又在平康里西邊一帶租用民房，開設「江蘇書寓」、「萃華班」，稱之為頭等班子；午康里為二等窯子；「大院」則為三等。銀川妓女之多，達300餘人。
馬鴻逵統治時期，為了標榜其施行「仁政」，曾下令「禁妓」，把銀川市的四大妓院統統封閉，將300多名妓女集中起來，由警察看管。並將妓女分等論價，頭等300大洋，二等200大洋，三等100大洋，按「從良」處理，任人挑選。挑中者，一手交錢，一手領人。老鴇則處以罰金，多則2000，少則1000，名曰「贖罪錢」。
可是，公開的妓院沒有了，暗娼卻活躍起來。馬鴻逵又下令警察局征暗娼捐，名曰「上捐」。凡上捐納稅者，則不加干涉。於是，妓風未能禁絕，馬鴻逵卻因此撈了一筆巨款。
租界的淫窟
民國時期，許多都市妓風日盛，一個重要原因，是受了租界的影響與保護。藏污納垢的租界，到處是荒淫和墮落。天津租界的淫窟，便是一個縮影。在天津強占租界的，有九國之多。其中妓風最盛的是法租界、日租界。
法國對祖界的經營，力求使之成為巴黎式的花花世界。初期，法租界當局在三義里及大慶里開闢娼寅區，設妓院百餘家，並劃定大慶里妓院專門接待中國嫖客，三義里妓院專門接待外國兵。當時，駐在天津的外國乒，除日本兵外，法、美、英、意的兵卒都來此尋歡取樂，他們慣於酗酒鬥毆，打罵妓女，有時嫖後還下給錢。
由於各國兵卒經常在此發生鬥毆糾紛，租界工部局窮於應付，於1926年取消娼素區，妓院有的被驅入日租界富貴胡同，有的遷到美國兵營附近，分別流為暗娼。
但這樣一來，租界當局就減少了一大筆收入。為了彌補這筆損失，法租界後來又出現了變相妓院——「飯店小姐」。起因是上海有些妓女來此營生，一時無落腳之地，便在法租界國民飯店暫時往下，並以某「小姐」名義登記於旅客簿上。起初未敢公開做生意，不久便露出妓女真面目。
此風一開，旅館頓時生意興旺，旅館老闆因此大發其財。所以，寧肯拒正式旅客於門外，也要把房間留給妓女。一時間，法租界的國民、交通、惠中、北辰、頤和園、中國等各旅館都住滿妓女。後來陸續建造的世界、巴黎、孚中、倫敦等飯店，也都成為妓女天下。據統計，至1943年10月，法租界領取執照的此等妓女已達2667人。初期，「飯店小姐」自抬身價，很講「派頭」和「排場」。但後來妓女越聚越多，都搶著做生意，就同妓院的妓女沒有什麼兩樣了。
隨著日本勢力在天津擴張，日本妓女陸續來天津。日租界當局特劃出曙街（今嫩江路）一帶為「遊廊地」，作為日本妓院及酒店開設之地。後因日本妓女日增，又擴展到浪速街（今四平道）、松島街（今哈密道）、蓬萊街（今瀋陽道）。
中國人開設的妓院多分布在旭街兩側。根據1936年的統計，日租界內領有營業執照的妓院達200餘家，正式上捐的妓女（包括中、日等國籍）達千人以上。1936年的妓女徵稅總額為25392元。這是公開的納稅，至於巡捕、憲兵、特務向妓院的勒索，則無從計算。此外，日租界還有大量的暗娼。
沙俄在天津開闢祖界以後，為了擴大稅收，在西區鄰近車站的項家胡同，准許一些地痞流氓開設煙館、賭局和妓院等，美其名曰「開心胡同」。車站附近有些旅店，如俄國飯店、迎賓樓旅館等，在俄國人縱容下，不但設有淫窟，而且實施拐騙，被你為「野雞旅館」。民國時期，白俄妓女在天津賣淫者仍不在少數。在謙德莊一帶還有低級的白俄娟窯，在小白樓和今南昌路一帶還有不少白俄暗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