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黑社會 · 鴉片戰爭後的鴉片問題

人但知林則徐之前及林則徐生活的時代，鴉片問題是關係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問題，而不知民國時代鴉片問題的嚴重性，比林則徐在世時猶有過之。 林則徐身後，鴉片問題為什麼會嚴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呢？ 印土、紅土、海洛因 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則徐在虎門當眾銷毀了英美煙販交出的鴉片237萬斤。銷煙開始的日期6月3日，後被定為戒菸節。林則徐親自配製的戒菸藥丸，則被後人奉為戒菸妙藥。 在林則徐逝世以後，鴉片問題仍然十分嚴重，不僅紅土、清膏（均是鴉片）源源輸入，而且國產煙土（也是鴉片的別名）充斥市場。林則徐生前所說關於鴉片流毒足以亡國滅種的話，促使愛國的人們深長思之。很多有識之士繼續為禁菸而奔走呼號，抗爭不息。 1904年成立的去毒社曾在福建做出了不少成績，但在清末社會，要消弭百年煙禍，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進入民國以後，想不到情況更糟。民眾要禁菸，官府要種煙。煙販託庇於兵、匪，兵、匪加入了販煙隊伍。猶如江河之堤已潰，洪水不可阻擋，煙禁一開放，煙毒便泛濫、肆虐。 在舊中國縱毒的主要反動勢力之一便是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利用在中國的租界特權和內河航行特權，將製毒、販毒的機關布滿中國。上海是他們公開推銷鴉片的主要基地。 英國怡和洋行，壟斷上海鴉片貿易達30年之久。銷售範圍包括長江流域各區，銷售總量，共計約100萬箱（每箱1000兩）。其後，沙遜洋行和哈同洋行，亦相繼成為英國在上海銷售鴉片的主要據點。 沙遜洋行利用販賣鴉片賺來的巨款，在上海灘大搞地產投機，建立了巍峨宏壯的沙遜大廈（即今南京路和平大廈）。哈同洋行的老闆本是沙遜洋行管倉，他在沙遜洋行服務期間，熟悉了鴉片貿易的門徑，逐漸另起爐灶，成為與沙遜匹敵的巨商。哈同無子，晚年將產業轉賣給沙遜洋行，價值1700萬元。現上海靜安寺路愛儷園，即當年哈同所建。 沙遜、哈同等洋行銷售的，都是印土（印度鴉片），一般分兩種。一種叫「大土」，潮州人稱「公班」，每顆重3磅，用菸葉包裹，黃黑色，形狀像足球。質地較軟，質量上乘，供貴族、官僚吸用。民國初年，每兩價格高達光洋3—4元。另一種叫「小土」，潮州人稱「加爾加答」（加爾各答的訛音。因產於印度加爾各答故得名）。每顆重1磅，黃黑色，質地較大土堅硬，質量亦稍次。價錢最高時每兩2元。 沙遜、哈同兩洋行在上海售出了多少鴉片，現無確切數字，但有一條資料是確鑿的。在「洋藥公所」（鴉片交易所，1885年以後成立）開設後的大約20年間，沙遜、哈同兩洋行通過洋藥公所成交的鴉片達40萬箱，平均每年2萬箱（2000萬兩）。 英國在上海獨占鴉片市場，引起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垂涎和妒嫉。美、法、日聯合抗議，並在報刊上揭發英國在上海租界公開販賣鴉片，還告到國際禁毒會。英國不得不在上海英租界宣布禁菸。土行、煙館隨即將招牌全部收起，門口站崗保護的印度巡捕也撤走了，巡捕房還不時派出巡捕，進行突擊搜查。 似乎禁菸是認真的，成效是顯著的。但這不過是演戲，是為了掩人耳目，是為了宣傳的需要。招牌收起，營業照舊，站崗巡捕撤去，便衣巡捕代之。突擊搜查，事先都曾「知會」。英租界的華人探長王松濤還跟所有煙商串通起來，通同作弊。他跟他們講定：作為探長，他不得不做點樣子，裝作雷厲風行，到處檢查，逮捕煙販，嚴懲不貸；作為煙商，要跟探長合演好這台雙簧戲。 於是，煙商們出錢收買一些流氓、無賴，讓其懷藏煙土（假貨或次品），故意藏頭露尾，供巡捕當場抓獲，解公廨（租界法院）審訊定罪，判處徒刑。煙商付給被捕的「煙犯」扮演者的酬金每日5角、6角不等。刑滿釋放之日，除付清酬金外，還發給獎品，有棉衣、單衣等。煙商們破費不了幾文錢，便可照做煙土生意。租界當局則由此撈到了不少資本，可以在報紙上大做特做文章，說他們查緝工作如何如何有成績。 對英國在上海公開販賣鴉片提出強烈抗議的美、法、日帝國主義，其實也是窮凶極惡的販毒者。當著上海英租界宣布禁菸，東印度公司的鴉片不便公開運進上海，英國在上海的鴉片貿易多少受到影響的時候，日本看準機會，從伊朗運來大批波斯鴉片。這種鴉片用紅紙包裹，呈長方形，稱為「紅土」。每塊重1磅，價格低於印土，但毒性比印土大，吸了會便血。 紅土在上海競爭不過印土，日本帝國主義者便大幅度降低紅土價格，印土「公班」每兩售三四元，紅土僅售三四角。日人還到內地開闢市場，東北全部、華北一部的鴉片貿易，都被日人壟斷。大連是他們販賣鴉片的大本營。長江流域各省也是日本推銷鴉片的範圍。印土終於競爭不過紅土，逐漸進入衰落階段。 見到英、日在中國販賣鴉片攫取了巨額錢財，法帝國主義紅了眼，便以安南（越南）為基地，將鴉片轉運至廣州灣（湛江市）、香港、澳門、上海等地。1920年以後，原在上海英租界經營鴉片的潮州煙幫，因與英租界當局發生矛盾，轉到了法租界，在寶裕里、昇平里開設土行、土店數十家。上海販毒中心逐漸從英租界轉到法租界。法租界當局向潮州煙幫開辦的土行土店徵收的鴉片稅，每月在12萬大洋以上。 在中國的鴉片市場上，美帝國主義是後來者。它卻想出了一個「高招」，來跟把持中國鴉片市場的英、法、日帝國主義角逐，這就是製造和販賣毒性更大、獲利更多的嗎啡和海洛因等毒品。嗎啡是鴉片中的主要生物鹼，鴉片中約含嗎啡10％。海洛因是嗎啡的衍生物。這兩種毒品，便於吸用，為菸民們、尤其是上層菸民所喜好。美帝國主義就是用它們打破了英、法、日對中國鴉片市場的壟斷，並且「後來居上」。 日本帝國主義從美國製造嗎啡、海洛因得到啟發，用嗎啡加糖精，製成「紅丸」，推銷於東北各地。大連是紅丸製造中心，後運進上海，銷售到長江流域。抗戰時期，日偽占領區的紅丸泛濫成災。 洋大人調查禁菸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跟英國簽定條約，規定禁運印土入華，中國亦自行禁止種煙。以10年為期遞減禁絕，期滿由中英兩國派員聯合調查。如在中國境內發現煙苗，則中國須賠償英國在禁運鴉片期間所受損失。條約簽訂以後，清政府下令全國禁種鴉片。 雲南、貴州土質適於種植罌粟，是中國鴉片主要產區。一紙令下，貴州除了交通要道兩旁一里左右未種以外，其餘地區照種不誤。10年很快到期，北洋政府為履行上述條約，於10年期滿的前一年，即1916年，特令雲、貴二省妥擬辦法，厲行禁菸，加緊檢查清鏟，以應付英國派員會勘。 兩省當局規定，兩省所屬地區，如會勘時發現一株煙苗，種煙者處以槍決，主管之團鄉董及縣知事亦均處以槍決。正在兩省加緊準備時，英國政府派定駐中國漢口領事竇爾慈為雲貴兩省會勘專使。 1917年初，貴州省省長劉顯世特調精通英語的三名縣知事為禁菸專員，他們是爐山縣知事沈仲堪、平舟縣知事陳昭令、調潭縣知事陳時濟。省府調取各縣特產珍品；多方尋覓、高價收購白狼皮兩張；還待制赤金餐具，以便招待和饋贈即將到來的竇爾慈。不僅如此，省府還通令各縣知事，搜羅民間珍藏古物及境內著名特產，待英國專使進入縣境，即予奉贈。鎮寧縣知事接到命令，把民間所藏的諸葛銅鼓找了出來，以備到時獻給英使。 英國專使竇爾慈在中國多年，對內地情況較為熟悉。他被委為專使後，立即委託在貴州的英法籍傳教士秘密調查貴州禁菸情況。得到傳教士的詳細報告後，竇爾慈便於2月啟程，經重慶抵貴州松坎。貴州省長劉顯世指定的三名專員及招待員王恩錫已恭候多時。竇爾慈一到，王恩錫即獻上禮品，專員沈仲堪還湊上去為竇爾慈擦火點菸。 劉顯世很清楚，煙苗被清鏟的，只是大道兩旁狹窄地區，全省廣大地區，處處都是綠油油的煙苗。為防英使離開大道，闖入煙區，劉顯世特命在大道兩旁的叉路口駐紮軍警。如英使要轉到小路，軍警即報：「前面有匪（實即煙苗），正在清剿，暫請勿往。」 為使竇爾慈相信，小路兩旁也沒有煙苗，貴州的專員命鄉董、壯丁火速找出幾條兩旁沒有種上煙苗，或突擊鏟去煙苗的小道，陪竇爾慈前往會勘。其實貴州省的種煙情況是瞞不過竇爾慈的，只是因為貴州省府及各縣對他侍候得好，他才給予面子，專揀大道而行。跑了些地方，便誇獎道：「過去這些地方煙鍋陳列，煙霧迷人，今天到來，不再嗅到煙氣了。」 又說煙土收割季節將近，還要去雲南，就不及巡視貴州全省了。竇爾慈滿載禮品，在貴州專員陳昭令等陪同下，取道安順、興義，去了雲南。中英會勘貴州禁菸算是結束了。 帝國主義是中國煙禍的禍首，他們還要假惺惺地調查中國的禁菸。 軍閥販毒禍愈烈 進入民國以後，從表面上看，種植罌粟，販賣和吸食鴉片，法律是一概禁止的，似乎鴉片在中國已經禁絕了。實際上，沒錢的變著法子在吸，有錢的堂而皇之的在吸。鴉片的來源不僅沒有斷絕，還十分富足。除了國內年年大批生產以外，帝國主義者還不斷從國外運來。 更壞的是，各省軍閥把鴉片的種植販賣，當作主要的財源。軍閥要爭地盤，就要有人有槍；要擴充兵員，武裝軍隊，保障給養，就要有大洋。而種販鴉片，是攫取錢財的妙法。於是軍閥們強迫人民種植罌粟，勒征苛稅。不但如此，軍閥部隊還公然參與製造和販賣鴉片。 四川的大小軍閥都從事販毒，甚至用鴉片煉製嗎啡。二十一軍就設有「軍實科」，由劉湘的舅子周成虎當科長，他勾結幫會，公然在軍事機關製造嗎啡原料「粗子」（坯子）。劉湘手下有個師長叫藍文彬，也製造「粗子」。他身邊有一名青幫大流氓叫劉頤章，專門為他在上海和長江沿岸碼頭私販煙毒和軍火。1931年在藍文彬家中搜出「粗子」2萬多兩。 四川軍人開了很多銀行，除了極個別的，都做鴉片生意。如潘文華的重慶銀行，唐式遵的建設銀行，鄧錫侯的通惠銀行，劉文輝的濟康銀行，楊森、王纘緒的大川銀行，黃慶雲的商業銀行，羅君通的益民銀行，等等，也可以說是鴉片銀行。 除了四川的軍閥外，貴州的猶國材、王家烈，湖南的魯滌平、何鍵等都大批販毒。甘肅、寧夏的馬福祥、馬鴻逵，新疆的盛世才等，也不時將煙土東運。長江江面經常有軍閥們的煙土船，一船煙土東下，一船槍械西上。當時割據一方、占山為王的軍閥、兵痞，捲入販煙活動之普遍，從廣西柳州駐軍也可見一斑。 據1932年擔任柳州禁菸局長的陳雄回憶：30年代初，駐紮柳州的第七軍，從軍長廖磊到下面的師長、團長，「無不明目張胆地私運、私售、包運、包銷鴉片」。陳雄到柳州上任後，曾專門調查過軍隊私販煙上的情況，「從各方面報來的情報中得知，廖磊、罩連芳（師長）、羅活（團長）以及好些軍官的住宅，甚至軍、師、團部里，無一處不藏有私菸。」 有的軍閥部隊往往不發軍餉，而代之以煙土。軍隊開到哪裡，就把煙土帶到那裡。如唐繼堯的滇軍進入廣西時，就帶著很多鴉片。即便是1915年入川的反對袁世凱稱帝的滇軍，也以煙代餉。從1915年到1916年，隨軍陸續運進四川將近500馱的煙土，每馱兩箱，每箱1000兩，共計約100萬兩。地方軍閥販賣鴉片斂錢，掌握了中央政權的軍閥也想靠鴉片販賣生財。 1924年，以段祺瑞為首的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後，有的人於次年2月公然主張鴉片由臨時政府「公賣」。據說提出的理由是：（1）中央財政困難，賴此可以籌款；（2）各省私販鴉片，政府無法禁阻，不如明定官賣，寓禁於徵。此項提案提交閣議後，遭到多數反對。中華民國拒毒會和上海各公團所組織的拒毒協會，先後警告段祺瑞政府，反對鴉片公賣。 當時商務印書館主辦的影響很大的《東方雜誌》，刊出愈之的《鴉片問題》一文，提出：「就現在情勢而論，即使實行公賣，所得財源，各省勢必截收，中央仍無所獲，所以實際上有百害而無一利……。自日內瓦會議以後，我國禁菸有名無實，已為全世界所共知。此後如何實行禁絕，如何禁止軍人私賣，都是有關於民族體面的大問題……」 民國時期的鴉片問題的嚴重性，就在於愈之指出的「軍人私賣」，就在於各地軍閥要靠販賣鴉片攫取暴利，大發橫財，擴充勢力，就在於軍閥政府支持鴉片貿易。民國煙禍甚於清代，主要原因之一就在於此。國民黨「寓禁於徵」。 對鴉片「寓禁於徵」，北洋軍閥時期就開始這樣做了。「寓禁於徵」是個幌子，實際就是巧立名目，廣徵煙稅。如種煙要按所種窩數徵收「窩稅」，不種則要罰交「懶稅」，不管種與不種，都要上稅，等等。從鴉片種植到煉製、運銷、零售、吸食，每個環節都有稅。這就使鴉片的生產、貿易、消費合法化。 國民黨政府在1927年建立後不久，居然就效法北洋軍閥，實行了「寓禁於徵」的禁菸政策。這就是在中央及各地設立禁菸查緝機關，其職責不是取締一切種、販、吸菸活動，而是負責徵收鴉片稅。只要是交納鴉片稅，種罌粟者可以自由地種；販煙土者自可公開地販；吸大煙者自可自在地吸。據制定這個政策的人解釋，鴉片的生產、貿易和消費，與其讓它處於秘密狀態，不如讓它公開化，公開了，便於控制它，限制它，逐漸禁止它。 據1931年7月5日《申報》報道，福建省設立了禁菸查緝處，馬江船政局局長袁縉為處長。查緝處規定了全省各市、縣的鴉片稅額，實行「招商承包」。此決定一宣布，前來接洽承包者，絡繹不絕，大有戶限為穿之概。其中福州、廈門兩市均規定，每月稅額10萬元。但有些人仍認為是「絕好機會」，紛紛鳩集資金準備承包。一時街談巷議，都說鴉片要開禁了。 「寓禁於徵」的政策公諸於眾後，「舉國惶惑」，既而輿論大嘩。據1931年7月3日《申報》載，各地拒毒團體、民眾團體及國民黨很多地方黨部都紛紛提出抗議，函電交馳，認為「寓禁於徵」政策是「飲鴆止渴」，是國家之恥辱，堅決要求制止設立禁菸查緝處，對鴉片實行「完全禁絕政策」。 1931年7月5日，上海市商會通電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措詞頗為激烈：近自禁菸查緝處設立，全國輿論，均以為實系變相之開放。蓋禁菸扼要政策，即在禁種禁運。如果揚子江上游產土各省果能嚴令禁種，或堵塞來源，則吸者無從購求，不禁自絕。輿論均謂查緝其名，而官鬻其實…… 上海市商會的通電進而指出：先總理中山先生說過，凡主張法律准許鴉片營業，或對販賣鴉片之惡勢力表示屈服，均為「民意之公敵」。這無異於說，國民黨政府實行「寓禁於徵」是違背了先總理遺訓，是「民意之公敵」。 國民黨政府為何冒天下之大不匙，實行「寓禁於徵」呢？《申報》的一篇文章揭露了這個秘密。該報1931年7月2日刊有《禁菸政策之收入估計》一文，內稱：外人估計禁菸政策，五省可年收一萬萬。唯查緝機關，分設太多，公費至少須耗去半數。又據拒毒會調查，中國近來有菸癮者，至少在五百萬人，至山、陝、冀、察、綏、熱服代用品者，其數實超過於五百萬。每人年納稅二十元，即有二萬萬收入，足擔中國全部軍餉之半數。 實行「寓禁於徵」，每年可收入2億元煙稅，國民黨軍隊軍餉的一半就有了著落。國民黨政府寧肯被千萬人唾罵，也不肯輕易放棄這筆巨款。 至1931年7月9日，各地拒毒團體、民眾團體及國民黨各地方黨部，對鴉片變相公賣函電抗議者，已不下數百次。美國拒毒領袖拉蒙德女士也於7月8日致電中華民國拒毒會，對中國禁菸政策提出意見。其意見書中譯文載7月9日《申報》：聞中國政府，現正設立鴉片公賣機關，以管理及銷售鴉片，並從中抽稅，以裕國課，……中國在帝制統治之下，尚能積極奮鬥，剷除罌粟之種植，而當今國民政府，反不能出其同樣力量，以保障人民之生命與幸福，則豈非專制政府之不如？ 在對「寓禁於徵」政策的一片反對聲中，福建省政府於7月上旬致電國民政府內政部，請求解釋設立禁菸查緝處意義何在。內政部官員覺得問題棘手，便推給了行政院。行政院答道：查緝處是要取消的，對鴉片還是要繼續禁種、禁運、禁售、禁吸的。國民政府所以忍痛割愛，答應將鴉片查緝處取消，據分析原因有三： 一是輿論譴責國民黨政府名曰禁菸，實為開放煙禁，鴉片公賣； 二是各省查緝機關招商承包，搞得「穢聲四布」、「騰笑中外」； 三是鴉片公賣以後，各級查緝機關的官員和煙販獲利最大，國民黨中央政府所得利益，遠不如估計的那麼大。上海原估計月可收入百萬，實際不及半數。從1936年至1940年，國民黨政府實行了所謂「六年禁絕計劃」，似乎雷厲風行地搞了一陣，也槍斃了一批煙犯。由於國民黨軍政機關的腐敗，使「禁政」成為「弊政」，這是後文要詳細敘述的。 煙毒泛濫淪陷區 在民國時期中國鴉片市場上，在帝國主義販毒者中，日本帝國主義是一個極其兇狠的競爭者。它製造和販賣紅丸，心計之毒，手段之辣，連英、法、美帝國主義也不得不折服。隨著侵華戰爭的爆發和日軍的推進，日本帝國主義在華販毒活動肆無忌憚，達於極點。 據抗戰勝利後被關押的汪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組織部長、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指定委員，偽國民政府實業部長梅思平在獄中寫下的《處理禁菸之經過》的筆供，日本帝國主義在華販毒內幕是這樣的： 販賣鴉片是日本特工工作的一種手段。1937年以前，日本在華駐軍、使領館及特務機關即指使日本等浪人製造毒品和販賣煙土，並責其深入各地，勾結中國的地痞、流氓甚至喪盡天良的官吏，探取種種情報，向軍部、使領館、特務機關匯報。1937年以後，日本侵略軍在華占地日廣，利用煙毒刺探情報自是變本加厲，除了利用日本等浪人外，日軍尤其是憲兵還進而直接利用中國販毒痞棍，使其為日本搜集情報。 不僅如此，日本政府高級官員還制訂有在華販賣鴉片的系統計劃。這就是在其所侵占的年蒙，鼓勵大量種植鴉片。日本販賣鴉片所得收入先解東京，由大藏省支配，大藏省截留其中的一部分，用以解救日本自侵華戰爭以來面臨的日益嚴重的財政困難。 1938年，梁鴻志為首的偽政權南京維新政府成立後，在日本最高顧問原田中將的授意下，設立了所謂戒菸總局，其下設分局，准許開煙館。戒菸總局開辦了叫做宏濟善堂的鴉片公司，由日本人里見甫和中國人盛文頤（盛宣懷之侄，人稱盛老三）負責。它設中央行於上海虹口，設地方行於上海、南京、蘇州、無錫、鎮江、蕪湖、杭州、松江等地。蘇、浙、皖三省鴉片貿易由其獨家經營。 開始時，宏濟善堂販賣的鴉片由日本三井洋行自伊朗等國運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這個來源被切斷，改從中國東北、內蒙等地採購。宏濟善堂1940年約銷鴉片500萬兩；1941—1943年3年共銷1150萬兩。歷年販賣鴉片所得，宏濟善堂中央行留下極少部分，其餘直接解東京。日本政府每月從中撥政費20萬元，餘下的留作東條英機內閣的機密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