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國與倭寇 · 第九章　天下泰平

宰相政治 製作遺詔 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穆宗駕崩，年僅十歲的皇太子登上了帝位，這就是神宗。皇帝駕崩自不用說是國家的頭等大事，更何況當時穆宗不過三十六歲，春秋正盛卻溘然病逝，朝廷出現了只相當於如今小學四年級學生的幼帝。因此對於皇帝身邊的重臣們而言，此時正可謂是危急存亡之秋，但同時也是一展拳腳的絕佳時期。特別是大學士張居正（生於1525年，是明代後期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家之一，在各方面都施展了獨裁手腕）和高拱，他們確有一種國家重任在肩、捨我其誰的自負。 皇帝駕崩之際，遺詔會起到重要的作用。用俗話說這就是遺言，我們當中也沒幾個人平時就準備遺言，更何況是那些夢想著長生不老、與天同壽，祈望永遠君臨天下的皇帝了。他們大多數都不會認真準備遺詔。既然如此，那麼到時候就只能由身邊的人根據情況適當寫一寫了。無論在中國還是日本，在這種情況下會發生什麼事情，都不難找到先例。明朝負責製作遺詔的一般都是大學士，因此張居正和高拱等人趾高氣揚也是情理之中。而且，這兩人早在穆宗即位之時就結下了因緣。 穆宗像 大體上說，張居正躋身於政治的樞紐，也是始於遺詔的製作。明朝後半期的政治基本上由內閣左右，而內閣成員就是人稱大學士的幾位人物。六年前穆宗即位時位居大學士之位的有徐階、李春芳、郭朴、高拱四人。 其中身居首席的是徐階，在先帝世宗末年，他曾將貪婪無度、弄權舞弊的嚴嵩趕出內閣，是一位被天下譽為名相的人物。嚴嵩倒台之後，他深受皇帝信任，一肩擔起國家的重任。由於他多次請求增加閣臣，於是李春芳也入了內閣，郭朴、高拱兩人也通過他的推薦躋身於大學士之列。 但是隨著世宗駕崩，穆宗時代來臨，閣臣之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從穆宗還是儲君時，高拱就負責其教育，所以他總是抬出自己穆宗舊臣的身份，屢屢反對首席大學士徐階的意見，而郭朴也從旁協助，內閣當中的權力鬥爭已經表露無遺。徐階對此簡直怒不可遏：「這些人都是我提拔起來的，擺什麼譜！」而李春芳此人則是個好好先生，根本靠不住。 因此有關世宗駕崩之後要頒布的遺詔，徐階最後還是傾向於與穆宗原來的老師張居正商議。徐在張的協助下完成了全部文章，恢復了由於嘉靖「大禮議」（參見「側近政治」一章）等事而獲罪的許多官員的職位，受到朝野上下一致稱頌。而以此為契機，張居正在短短兩個月內就被任命為大學士，成了內閣一員。自此，內閣形成了徐張派和高郭派的對立局面。 徐階和高拱的對立隨著時間的推移愈演愈烈。當時弄倒對手的手段是指使類似於日本行政監察廳的官員去揭發對手，這些人一般被稱作言官。最後，這兩派言官互相揭發、彈劾對手，弄得朝廷雞犬不寧。高拱眼看己方形勢陷入不利，於是在隆慶元年（1567年）五月辭去了大學士之職。而徐階也在第二年七月告老還鄉，內閣終於平靜了下來。如果僅僅到此為止，那麼事情就簡單了。然而實際上卻事與願違。 隆慶維新 徐階卸任後，李春芳成了首席大學士。不過他依舊是好好先生，所以都是徐階委以後任的張居正在風風火火地主持事務。徐階卸任後的第二個月，張居正向皇帝獻上了「天下急務六條」，這六條分別是：一、停止無用的爭論，躬行實踐；二、事情不可止於模糊，必須肅正綱紀，果斷裁決；三、重詔令，明賞罰；四、明晰官員的任命，確實把握其成績；五、國民乃國家之本，應安定其生活；六、嚴整武備。① 通常來說，看到臣下奏上這樣的意見，皇帝說一句「嗯，交給你好好干」就足可應付過去了。但是可能是張居正的幹勁讓穆宗也有所觸動，於是他下達了命令：「朕好好讀了，真是切合時弊的意見，朕非常感動。責成各個負責部門各自詳細討論並提出報告。」兵部對具體的武備情況進行了檢討，第二年朝廷就罕見地舉行了皇帝的閱兵式。戶部也檢討了如何改善國家財政等，可見張居正的意見對當時的政治產生了多大影響。 1957年中國學者朱東潤先生寫了一部《張居正大傳》，其中探討了張居正奏上六條意見的真實意圖，他認為：「他希望穆宗有主張，有決斷，一切的詔令要實現，一切的政策要貫徹，一切的議論要控制。用現代的術語，他希望穆宗實行獨裁政治。」②就是因為這個，所以張居正才痛感到唯今自己必須要行動起來吧！ 先帝世宗的嘉靖時代，南有倭寇侵略，北有俺答汗攻擊，同時國內也是事件頻發，不得安寧。到了穆宗的隆慶時代，徐階和高拱又在政治中樞進行著激烈的權力鬥爭，一日不得安閒。這大概也是張居正的真實感受吧。 但是，現在高拱離開了，徐階也告老還鄉，內閣的風波終於平息下來了。就是現在，終於輪到自己出場了！他的心情應該非常激動吧。「（這六條）有什麼遠大的政見？沒有，這裡只有平凡的見地，沒有高超的理論。居正不是政論家，他只是一個現實的大臣。一切的主張，都針對當時的需要。」③這是朱東潤先生所言。但是站在張居正的立場上來看，當時的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也恰好是明朝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以來的第二百年，現在必須讓皇帝親自總攬政治大權，這種期待之心，以及自己作為皇帝輔佐人的責任感，都包含在了這六條建議之中。 但是事態的發展並不全如張居正所料。第二年隆慶三年（1569年）八月，比李春芳和張居正等人資格更老的趙貞吉（1508年生，雖是大學士，但比起政治上的成績，作為陽明學泰州學派學者的名聲要更響亮）也進入了內閣。趙貞吉根本不把年輕一輩的張居正等人放在眼中。張居正對此倒也沒有不愉快，但是實在抵擋不住長者的攻勢，於是他又再次把高拱推了出來，讓他對付趙貞吉。 張居正和高拱同是穆宗童年時期的老師，彼此是同事，而且關係也不壞。只是此前張曾捲入徐階和高拱的對立之中，對徐階有所協助罷了。如今趙貞吉不把張居正放在眼裡，他思來想去，認為只有把為人剛直的高拱推舉出來才能對付。於是他便與宦官頭子達成密約，向天子舉薦了高拱，終於在隆慶三年十二月成功地將高拱請進了內閣。說白了，就是一個以毒攻毒的法子。在這之後大概一年，高拱和張居正都在不斷地抵制趙貞吉，終於等到趙貞吉告老還鄉，事情也平靜下來了。然而，此時卻發生了晴天霹靂一般的大事——穆宗突然駕崩了。 張居正的天下 穆宗自隆慶六年（1572年）春天以來就身子不豫，五月二十二日他正在朝廷上處理公務，突然就倒下了。一種說法是腦出血。當時侍奉在旁的宦官馮保馬上上前將其扶起，張居正也上前幫扶，將其送入內宮，然後立即就召集大學士侍奉御前。二十五日，穆宗病篤，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三人被召至帝前，在皇后、皇太子、皇太子生母（皇貴妃）的簇擁之下，穆宗仿佛想說些什麼囑託後事，但是卻發不出聲來，於是由宦官馮保代皇帝宣布了遺詔。二十六日，穆宗駕崩，年僅十歲的皇太子在六月十日登上了帝座。 但是這個時候，又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情況。馮保過去只是個不起眼的邊緣宦官，卻趁著這場混亂在宮廷中確立起了自己的地位，甚至還扭曲穆宗的遺詔，拋出令人震驚的爆炸性言論——司禮監和閣臣同受天子顧命。④ 穆宗皇后像 宦官和大臣一起被委以國家大事，這本來就是不可能的。馮保卻公然高聲主張，這讓朝廷上下都炸了鍋。尤其是作為內閣首席的高拱，他怒不可遏地呵斥道： 「這種荒誕的主意到底是誰出的？天子還是個孩子，肯定是你們這些宦官做的手腳吧！我要立刻將你們趕出去！」 更何況，高拱與馮保在多年以前就勢成水火，因此這回簡直是忍無可忍。六月十六日，神宗有召，高拱有意趁此機會在群臣面前殺殺馮保的面子，於是意氣風發地上朝去了。但是他剛剛就座，宦官馮保就高聲宣讀了皇后、皇貴妃以及皇帝的旨令： 「故天子彌留之際，召內閣三大學士，與我母子三人一同親受遺囑。稱東宮年少，需多扶持云云。然而大學士高拱一人獨攬政權，獨斷專行，蔑視幼帝。因此我母子朝夕恐懼，戰戰兢兢，心中一刻不得安寧。現已不容我們再猶豫了，即刻命高拱還鄉禁足。」 有了天子之命，那只能是照做了。高拱慘敗。⑤ 高拱離去之後，高儀很快也病故了，從此天下盡入張居正之手。 有一種說法是，高拱為了打倒馮保，向其他大學士透露了自己胸中的計劃。而張居正卻悄悄地傳話到馮保耳中，驚恐的馮保馬上到皇后跟前哭著求情，於是才上演了這麼一齣戲。 此外還有別的說法，說是馮保與張居正私交很親密。穆宗患病的時候，馮保秘密地和張居正商量製作遺詔的事情，剛好這被高拱發現了。高拱當面指責張居正：「我是國政的最高責任人，你怎能擅自與宦官之流商量遺詔之事呢？」張居正只能漲紅了臉一個勁兒地道歉。果然，張居正和高拱之間存在著遺詔這個嫌隙。 帝王教育 總之，天下的變化正如張居正所願。他輔佐著十歲的皇帝，一手掌控著天下的政治。 張居正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全力投身於對帝王的教育。他在先帝穆宗時代提出的「天下急務六條」當中，就已經強調要建立以皇帝為中心的獨裁政治，只是由於事態的變化，此理想未能充分實現，一直拖到現在。但是這次絕對要按照自己的理想來干！此時此刻，為了重建國家綱紀，必須將天下的大支柱——年幼的皇帝按照理想培養起來。於是，胸懷大志的張居正馬上就開始對神宗進行特別教育。神宗即位後不久，八月份日講就開始了，這成了張居正的第一要務。 明代皇帝的教育有兩種形式：被稱作經筵的儀式活動和日講。這些都是講授儒學的經典《大學》《尚書》，以及作為帝王規範的《資治通鑑》和《貞觀政要》等書籍。只是經筵有眾多朝臣參列，還要舉行盛大莊嚴的典禮儀式，而日講則只需要有關的官員出席，形式也很簡略。但是張居正給神宗安排的日講，其規則是「除了每月三、六、九的視政日，每日不斷講授， 《大學》讀十遍，然後是《尚書》十遍，再然後是講授《通鑑》等書並答疑」，也是相當嚴格。 接著張居正又編纂了《帝鑒圖說》一書，此書從堯舜以來諸位帝王的事跡當中選出堪為模範的八十一條，以及應予警戒的三十六條，又各自附上繪畫，被當成了傳授帝王之學的教科書。因此張居正將此書呈上給神宗時，神宗立馬站起來左右翻閱，張居正站在皇帝身邊陳述大義，皇帝則深深頷首。 神宗像 就這樣到了第二年之後，教育漸漸地更加嚴格了，還舉行了極其盛大的經筵儀式。神宗稱張居正為「張少師先生」，待以恩師之禮。酷暑講授，神宗便讓宦官在張居正身後打扇送涼；隆冬進講，則在其腳上覆以織物保暖；偶爾張居正有感冒的跡象，神宗還親自入內調製椒湯（放了山椒等物的藥湯）賜之。 富國強兵 張居正將神宗當成機器人那樣，按照自己的理念推行著政治改革。那個時候，可以說就是他的天下。他心心念念的天子獨裁政治，結果成了他自己的獨裁政治。他一心一意追求富國強兵，因而強令所有東西都必須與這個目標一致，若造成妨礙就必須清除。那麼，為了富國強兵，他都採取了什麼政策呢？ 自從成為大學士，張居正就極為關心國境防衛問題。曾經無數次猛烈入侵的俺答汗此時終於收起了鋒芒，但是北方和西方的守備依然是一日不可放心。張居正將李成梁（1526—1615年，任遼東總兵官達二十餘年）派往遼東，又將在倭寇防備上大顯身手的戚繼光安排到了薊州。他們在各處要地修整望樓和要塞，改造城牆。薊州地方建起了千餘所要塞，還有可容百人的三層望樓，此外容納五十人的要塞當中還配置了新式的大炮、鐵炮、火藥，還有四千餘投擲小石。明朝一次次漂亮地擊退了進犯之敵，牢牢地守住了國境。 但是在張居正心中，強化國內綱紀比國境問題更加重要。他很清楚，嚴格監督行政機構以及任上官員乃是政治的關鍵。 萬曆三年（1575年），朝廷宣布停止補充南京不必要的官職。萬曆八年（1580年），張居正開始整理北直隸、南直隸、福建、浙江等地的高官官職，與此同時大力表彰廉潔有能的地方官，將其樹為模範。萬曆二年（1574年），浙江布政使等二十五人受其指令拜謁天子，並獲賜金幣。另外，張居正還獻上屏風，上書天下境域和各地官員姓名，以便天子朝夕瀏覽，了解天下官員的動態。 如此一來官僚的綱紀得到了振興，同時為了從旁規制官員的行為，朝廷對言官也是求賢若渴。 內閣本質上只是天子的顧問，一切的行政事務都交由六部處理，六部自長官以下還有許多官員。與六部相對應的是六科（吏科、戶科、禮科、兵科、刑科、工科，分別設有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等官員），負責監察六部的行政。相較之下，內閣雖然是天子的秘書，卻不能涉足行政上的監察。於是張居正將內閣的權限擴大，使其集中了全部權力。 他變更了此前的制度，令負責行政監察的官員製作兩份調查報告書，一份送內閣，一份交給六科。當時如果監察官的報告有所拖延，或是隱瞞事實，則由六部官員揭發。如果六部企圖包庇，則由六科官員揭發。新法則變成，如果六科試圖隱蔽實情，由內閣揭發。這樣一來內閣的實權就擴大到了所有言官之上。 財政改革 權力的集中鞏固了張居正的地位，同時也使明朝得以推行史無前例的大規模財政改革。 國家財政的基礎是土地和人口。明初的一條記錄顯示，明朝有田地850萬餘頃、戶數1065萬餘戶、人口6054萬餘人。但是到了嘉靖時代，戶數變為9530195戶，人口為6253萬餘人。人口略有增加，而戶數反而減少了。再看看田地的數據，只有4360562頃，更是大幅度減少。不管這劇減的原因是賬簿有偽造，還是狡猾之民做了手腳，總而言之不管是什麼原因，如果按照這個數字來徵稅和課徭役，那麼會造成國家財政的極大虧損。尤其是嘉靖以來內憂外患極其深重，國庫日日告窮，此時若不痛下決心拿出改革措施，就無法打破這個窘狀。 張居正向神宗報告了這一實情並著手實施新政策，他說道：「以愚所見，萬曆五年的歲入為435萬，六年的歲入僅有355萬。而五年歲出為349萬，六年歲出為388萬。此則只有歲出增加，歲入反而在減少，終究是入不敷出的狀態。」由此，張居正在萬曆六年（1578年）下令丈量天下田地，查出狡猾之徒藏匿的田地，仔細登記到台賬之上，土地最終總計7013976頃。這便是張居正的檢地。日本也有著名的太閤檢地，就是豐臣秀吉在山崎合戰之後的天正十年（1582）七月由山城國開始實行的檢地，萬曆六年正好比這早四年。 田地調查的結果是大大增加了租稅收入。但是在國家經濟這個層面，除了稅收，還有一個大問題，那就是賦役。嘉靖以來，賦役的分配製度相當混亂，有時擁有田地、自力更生的男子也可以適當獲得負擔減免，有時連田地都沒有的貧苦人卻被課以過重的賦役。而且不僅是勞役的分配不合理，當時要求以銀錢代納的趨勢也越來越強，有時還會徵收地方物產，以各種名目加征的特別稅負擔兩重三重地不斷加重，這樣只能增加人民生活的艱辛。張居正察覺到這些實情，於是下決心將嘉靖時代已經在一些地方推行的「一條鞭」稅役法推廣到了全國。 一條鞭法具體說來是什麼呢？學界對此有各種各樣的意見。但是中國如此廣大，各地推行的一條鞭法也帶有各個地域的特殊性，並不能說就一定是整齊劃一的。只是有一點毫無疑問，當時經濟大有發展，相應地在國家基礎稅收中，銀具備著重要的意義。張居正正是以征銀的方式統一了輸入國庫的管道，使國家倉庫足足藏有十年食糧，國庫收入甚至余銀四百萬兩。 奪情起復 張居正風頭正盛，所有工作都在順利推進。然而他得意忘形之下，自然也有不少專橫之處。萬曆五年（1577年）九月，張居正遭逢父喪，照例應回鄉服喪。明朝制度規定，為雙親守孝之期為二十七個月，必須辭職回鄉，其後官復原職的稱為「起復」。如果公事繁忙無法因私離職，則可以允許「奪情」。但是若無重大事態這是不可能的。 張居正周圍的人士馬上就主張要爭取「奪情」。同時張居正自己也考慮到，這時候離職的話，毫無疑問自己掌控的天下就會土崩瓦解。即使事不至此，反對派也一直在虎視眈眈尋找機會攻擊，國家如今正值關鍵時期，自己一個人優哉游哉地待在故鄉真的合適嗎？思慮至此，張居正便以收到皇帝詔敕為理由請求「奪情」，依然堅守在內閣。 很自然地，有識者中間批評其奪情的聲音也日漸高漲起來。恰好在萬曆六年（1578年）春天，神宗舉行了婚禮，而張居正換下喪服，身著禮服出席了婚禮。這種不合禮制的行為自然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指責批評。尤其是那些被削去了官職、只能下野、靠在書院講學為生的言論之士，他們的聲音越來越大。張居正很厭惡這種講學之風，於是他開始打壓思想界，在萬曆七年（1579年）正月下令毀掉天下書院，從南京的六十四所書院開始。 張居正如此勢不可擋，然而終究未能戰勝病魔。從萬曆十年（1582年）春天開始，他逐漸臥床難起，同年六月其病勢突然加重，最終在五十八歲時去世了。 神宗的治世 反擊張居正 張居正在世時，神宗在他面前總是抬不起頭來。有一天講讀時，天子讀到《論語》「色勃如也」一句時，將「勃」錯讀成了「背」。站在一旁的張居正馬上厲聲說道：「不是『背』，讀『勃』！」天子嚇得不敢動彈，在場人士也大驚失色。再加上宦官馮保在神宗身邊朝夕侍奉的時候，一遇到什麼事就威脅他說：「我要告訴張先生，這樣也可以嗎？」於是神宗愈加懼怕張居正。隨著神宗漸漸長大，他對張居正的反感也悄悄地在心中滋長。 張居正去世，最為歡喜的恐怕就是神宗吧。十年間一直壓在頭上的重石一旦除去，就像是撥開雲霧、重見天日一般的感覺吧。因此，從嚴格的特別教育的枷鎖中解放出來的神宗，就像脫韁的野馬那樣，開始了毫無顧忌的生活。 此前在張居正嚴格的政治體制下不能為所欲為的那些人，此時開始一齊對張居正發起了反擊。所謂的言官們接二連三地揭露張居正的不正之處，尤其是其不服父喪這條不孝之罪成了反對派最好的攻擊材料。 皇族當中也有不少人因張居正的檢地而損失慘重，他們也知道要報復只有趁此時，於是他們提出要沒收張居正的住宅。神宗對張居正愈加反感，於是不久之後，張居正的官職就被剝奪，家產也被沒收，家族成員還被流放到邊境服兵役。 豪華陵墓 再無畏懼之人的神宗徹底喪失了政治上的熱情，變成了一個一心只求自己享樂的人物。 北京西北約60公里有天壽山，附近有成祖永樂帝以下明朝歷代皇帝的陵墓，這裡一般被稱為明十三陵。這裡和日本的仁德天皇陵、應神天皇陵等皇陵一樣，一般來說其內部情況是不清楚的。不過1956—1957年，中國人發掘了這些陵墓當中的定陵，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神宗的陵墓。三百多年前的秘密，就在我們眼前打開了。 定陵（神宗陵墓）內部石門 古代越是握有權力的帝王，似乎就越是容易對自己死後的世界抱有幻想。埃及的胡夫法老在即位的同時就投身於金字塔的營造，耗費二十餘年才最終大功告成，而他也在金字塔完工的同時葬了進去。中國的秦始皇前後驅使七十萬人，簡直像鬼迷心竅一般在驪山修建陵墓。而神宗也屬於這一類帝王。 張居正心心念念的帝王教育是為了培養獨裁君主。而如今張居正教育的成果，可以說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展現了出來。神宗只顧一味地追逐自己的欲望，寵信宦官，不聽忠言，虛度年華，而且他還是一位自私至極的蠻橫粗暴的天子。年輕的天子剛從張居正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時，才二十歲，就馬上開始營建自己的陵墓。陵墓位於歷代帝王陵墓的所在地——天壽山的一角。神宗驅使大量人力，花費六年歲月，耗費八百萬兩巨資，建造了這座地下深處豪華壯麗的陵墓宮殿。據說為了慶祝其落成，他還在陵墓中舉行了盛大的酒宴。 宮殿位於地下深達20多米處，全長88米。我們順著搬運靈柩的甬道來一間間介紹。首先是前室，這裡有漢白玉雕成的大門，房頂的瓦片和屋檐的裝飾都雕刻得極為精巧，閃耀著純白的光輝。厚重的大門裝飾著堅固的銅具，打開之後就進入了前殿。再往前走，又是一道漢白玉門，穿過之後便到了中殿。中殿的正面有神宗雕龍的寶座，左右配以兩位皇后的雕刻著鳳凰的寶座。每個寶座前還有白玉台，放著香爐、一對燭台、花瓶，前面還有巨大的青花瓶（宋代至明代出現的一種瓷器，繪著藍色的釉下彩），長明燈早已熄滅，而大半燈油凝固在其中。中殿的左右還有一對配殿，中殿之後則是後殿。 定陵中殿內五供 在通往後殿的入口處，漢白玉門前擺放著神宗的寶座，就仿佛在守衛著後殿一般。移開寶座，打開那扇關上後大概一次都沒打開過的漢白玉大門，就看到後殿，正面的壇上安置著三座靈柩。 定陵後殿三座朱漆大棺 中間最大的那個是神宗的靈柩，左邊是孝端皇后，右邊是孝靖皇后。孝端皇后是正皇后，1620年四月去世，就是神宗駕崩的三個月之前。另一邊的孝靖皇后1612年去世。她原本只是第二夫人，所以最初是不能進此陵墓的，但是後來她的親生兒子光宗（泰昌帝）成了皇帝，所以她也獲得了皇后的資格。 這三座靈柩塗著朱漆，周圍圍繞著金玉寶物，就這樣出現在我們眼前，仍然是三百多年前埋藏時的模樣。上端飾有金龍的黃金帝冠、孝端皇后曾用過的珠玉鳳冠，以及鑲嵌著紅藍寶玉的精美黃金酒器、金色的碗、繡著精巧刺繡的皇后衣裝……無論拿起哪一件來端詳，眼前都能夠清清楚楚地浮現那昔日的奢華宮廷生活。 （上）神宗皇后王氏像（下）神宗皇后寶冠（定陵出土） 皇帝自肥私腹 多虧了張居正的嚴厲政策，國家財政變得充盈起來，邊境也不再讓人擔心，於是世間充滿了泰平風氣，文化也更加絢爛，人人變得奢侈起來。神宗的欲望並不限於死後的宮殿，他在現世的宮殿上也不惜巨資。萬曆十一年（1583年）他重建了宮中的昭仁殿和宏德殿。此外又陸續命各地向宮廷進獻特產——江浙的絲綢、江西的瓷器、江南和陝西的木材、廣東的珍珠，如此種種，琳琅滿目。這樣一來不僅宮廷費用越發不足，甚至還影響到了國家財政。結果，張居正好不容易才充實起來的國庫轉眼之間就見底了。 但是國家財政變成怎樣，神宗早就連想都不想了。他根本無心登朝理政，一心待在深宮之中，只顧親信宦官和自己享樂。而這些宦官敗類也只會奉承皇帝，以肥私腹。 這些宦官矯稱帝命，令江南貢獻雙倍的絲綢。張居正還有一口氣在時，不時削減獻入宮廷的絲綢數量，又叫停宦官要求的金銀珠寶和木稅。再沒人礙手礙腳之後，宦官便肆無忌憚地到各地徵收這些物品。政府官員上奏請求節制，但他們的意見遭到扼殺，什麼回應也得不到。這種傾向一年比一年嚴重，已經到了無從制止的地步。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宮中三座重要的宮殿皇極、中極、建極遭祝融之災，在一場大火中化為灰燼（皇極殿原稱奉天殿，皇帝在此接受朝賀。其後是中極殿，原稱華蓋殿。在之後是建極殿，原稱謹身殿），神宗下令集財進行重建。官員中有人上奏稱：「上天憐憫人民艱苦，才燒毀三殿，何苦又陷民於苦難呢？」然而這對於神宗就像對牛彈琴一樣，他下令四川和兩廣調配宮殿用材至京，為此耗金數百萬。但是這些費用大半都落入了辦事宦官的私囊，直到神宗去世（1620年），三大殿都還沒重建起來。 礦稅與三大征 皇帝的胡作非為，加上宦官們的有心助長，最後發展成了「礦稅之害」這一大惡政，將明朝引向了衰亡一途。他們為了聚斂宮廷費用，絞盡腦汁想了各種計策，最後想到了直接開掘銀礦這個辦法。但是，明代對白銀的需求很大，一般的銀礦早已被開採殆盡。一個官員這樣上奏：「以前嘉靖的時候下令採礦，花了十年歲月，用兵一千一百八十人，耗費三萬餘兩，而礦銀僅得二萬八千五百兩，實為得不償失。」 皇帝當然是聽不進這些意見的，他向京城周邊和江南、山西、廣東、福建等全國的各個角落都派去了宦官下令開掘礦山。宦官到達，也不管有沒有礦銀，就以礦稅的名目一個勁兒地搶奪金銀財寶和各種物資。地方官員稍稍顯出違抗之意，馬上就被捕入獄。 不久礦稅就不能滿足他們的胃口了，結果天津的店鋪稅，廣州的採珠稅，兩淮的鹽稅，浙江、福建、廣東的市舶稅，成都的茶鹽稅，重慶的名木稅，湖口的船稅，寶坻的魚葦稅……任何能想到的地方都要收稅。而貪婪的宦官還趁機威脅百姓以飽私腹，據說甚至連窮鄉僻壤的米鹽、雞豬都要上稅。因此百姓忍無可忍，各地暴動頻現，還出現了斬殺宦官的義士。尚有良心的官員接連不斷地上奏力陳礦稅之害，奏書達百數十封，但是他們也無力阻止惡稅愈演愈烈。 政治的荒頹也影響到了國家的治安。到了萬曆二十年代，接連爆發了一併動搖明朝財政和統治的事件，這就是被稱為「萬曆三大征」的戰亂。其中一個是萬曆二十年（1592年），蒙古人哱拜占領了寧夏城（今銀川市）對抗明朝（哱拜在嘉靖末年投降於明朝，但是與漢人官員交惡，因此發動叛亂）。一時之間形勢十分嚴重。明朝動員大軍，花了八個月終於成功地鎮壓了這場叛亂。然後在貴州省的播州（今遵義）又出現了土司楊應龍，他侵略附近各省，將各地掠奪一空。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這個也得到了平定。但是在這兩個事件之外，還有一件大事發生在中國本土之外，卻也對明朝財政造成了極大影響。這就是明軍對豐臣秀吉侵略朝鮮半島的軍事反擊。 當時中國人的說法是：「近年來明朝的歲入大致有400萬兩，歲出為450萬餘兩。寧夏事件用銀187.8萬餘兩。朝鮮用兵持續七年，直接軍費已達582.2萬餘兩，此外還有其他費用200餘萬兩。播州軍費亦有121.6萬兩。因此累計已超2600餘萬兩。」三大事件當中，朝鮮出兵一項就耗費了相當於兩年歲入的費用，不難想像這會造成多大的負擔。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朝鮮出兵的情況吧！ ①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三：大學士張居正條上六事：一、省議論；二、振紀綱；三、重詔令；四、核名實；五、固邦本；六、飭武備。疏入，上嘉其忠懇，命部院勘議以聞。——譯註 ② 《張居正大傳》第五章。——譯註 ③ 《張居正大傳》第五章。——譯註 ④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隆慶）六月甲子，皇太子即位，年始十歲。時太監馮保方居中用事，矯傳大行遺詔云：「閣臣與司禮監同受顧命。」廷臣聞之俱駭。一日，內使傳旨至閣。拱曰：「旨出何人？上沖年，皆若曹所為，吾且逐若曹矣。」內臣還報，保失色，謀逐拱。——譯註 ⑤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六月既望，庚午昧爽，拱在直，居正引疾。召諸大臣於會極門，促居正至，拱以為且逐保也。保傳皇后、皇貴妃、皇帝旨曰：「告爾內閣、五府、六部諸臣。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曰：『東宮年少，賴爾輔導。』大學士拱，攬權擅政，奪威福自專，通不許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驚懼。便令回籍閒住，不許停留。爾等大臣，受國厚恩，如何阿附權臣，蔑視幼主！自今宜洗滌忠報，有蹈往轍，典刑處之！」拱即日出朝門，得一牛車，立而附載，緹騎番兵踉蹌追逐，喪厥資斧，大臣去國，以為異聞。拱去，居正為乞馳驛，乃傳歸。——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