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國與倭寇 · 第八章　後期倭寇

官方貿易重啟 足利義持的強硬態度使日明貿易中斷了好一陣子。同時倭寇也在望海堝之戰中慘敗，基本無法再興風作浪。 風平浪靜之際，首先遞出了橄欖枝，希望重新締結國交的是明朝。明宣宗在外交方面十分積極，他認為別的國家全都過來朝貢了，卻只有日本久疏往來，這怎麼可以呢？便請琉球從中斡旋，向日本方面傳達他的旨意。於是，日本在永享四年（1432年）又派出了遣明船。 日本方面看樣子也早就翹首以盼了。義持之後的將軍是義教，他欣喜非常，不顧路途遙遠專程跑到兵庫，親自祝賀遣明船出航。是否使用「日本國王」的稱號，以及是否使用明朝紀年，這些義持時代的大問題此時都得到了現實的處理——日本按照明朝方面的要求採取了「表文」的形式。當時日本人對「唐物文化」（即中華文物）無限憧憬，大概正是這點讓他們採用了求實不求名的做法吧。 此次永享遣明船由五支船隊組成，一號船主是將軍家，二號是相國寺，三號是山名家，四號是三寶院以下的諸寺社和斯波氏等守護大名總計十三家，五號是三十三間御堂。船上裝載的貨物有硫黃、蘇芳木、刀、扇子、漆器，等等。其中的硫黃乃是島津氏聽將軍之命提供，有十五萬斤。船隊的每艘船有二十張帆，乘員包括正副使節等人在內總共一百五十人。要派出一艘船，需要租金三百貫、整修費和工具費三百貫、船員四十人的報酬共四百貫、裝糧食和淡水的木桶費及翻譯費等雜費共五百貫，加起來總共需要一千五百貫銅錢。當時的價格標準是大米一石值一貫銅錢，相當於我們現在（1967年的價格）的一萬八千日元。這也就是說，準備一艘船就要花費大約兩千七百萬日元。此外還要加上船上貨物的價值。派出遣明船需要的龐大開銷由此可見一斑。 在日明雙方的合作下，永享遣明船順利地完成了使命。明朝收下日本的貢物，並回贈了銅幣、寶鈔、布匹和絲綢，而且派出使節隨回程遣明船抵達了日本。明朝使節向日本重申了兩項要求：一是加強對倭寇的取締，二是送還被掠的明人。 成祖命令足利義滿取締倭寇的敕書（淺野家藏） 於是雙方的貿易關係又重新上了軌道。日本派出的勘合船來來往往，而當中又出現了一些偽裝的勘合船。他們在船上同時攜帶商品和武器，如果遇到了明朝的官兵就給他們看商品，自稱是來入貢的糊弄過去，如果對方毫無防備，就馬上拿起武器進行掠奪。明朝的官吏都秉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因此看到了也當作沒看到的樣子，更助長了此種歪風。 這些人不時燒毀官倉和民家，掘毀墳墓。日本戰國時代的那些陋習，他們都原樣帶到了中國。但是當時明朝的綱紀到底沒有弛頹到那種地步，因此注意到這種情況後，馬上就加強了對他們的取締，使得這些惡徒老實了下來。只是，倭寇猖獗放肆的傾向，總歸是一股潛流。 貿易受限 中日雙方互生疑心，引起了一些利害衝突，而步入軌道的官方貿易也不復往日的順利。足利義政將軍派遣寶德遣明船的時候，這個問題徹底暴露了出來。 眾所周知，義政將軍是一位「新舶來唐物」文化的狂熱愛好者，不用說，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時代的風尚。義政將軍列出的購物清單中，北絹、唐紙、砂糖、豹皮、麝香臍、唐墨、蠟燭等物品琳琅滿目，由此可見其一端。寶德遣明船的聲勢十分浩大，由九支船隊組成，規模比二十年前永享年間的那次增加了一倍，這也反映出當時日本上下對唐物的萬分喜愛。寶德船攜帶的貨物有硫黃397500斤、銅154500斤、蘇芳木106000斤、太刀9500套、扇子250把、蒔繪器物634個，數量十分驚人。由此可見，日本方面可是打足了如意算盤： 當時進口貨物中賣得最好的是生絲，唐絲一斤250文到了日本就變成了價值五貫銅錢。而在出口貨物方面，日本備前和備中地區的銅一馱價值十貫銅錢，但是渡海到了明朝的貿易港明州或是雲州，就能換到價值四五十貫的上品生絲。另外金和蘇芳木在兩國之間也有巨大的價格鴻溝。我們上面點到的只是進口物品當中的大宗商品，但其實遠不止這些。比如說，中國的道士和女官們穿的舊衣服在日本也很受歡迎，因為這些都是高級布料，在薄紗之上施以印金。雖然這在中國並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但帶回日本就成了搶手貨，即使是五寸、三寸的布頭也有人搶著要。 《籌海圖編》所載倭寇的入侵路徑 這些市場記錄都來自楠葉西忍的報告。他最後得出的結論是，要做這種買賣，最好是投入大量資本，一次性購買十種以上貨物。這是因為有些貨物的價格能翻十倍乃至二十倍，而有些則可能虧本。所以說到底，這終究是一種投機事業。進行跨海貿易的商人們都要投入巨資僱船，甚至還有人以返還四五倍利息的條件進行借貸。此外，再想想那極端危險的航海、那些覬覦寶船的海盜，就知道這確實是賭上了性命的冒險。日本戰國時代的強悍之風，以及永不滿足的商人之魂，才使得這些冒險能夠實現吧。 而應對此輩的明朝方面，也有著非同一般的苦楚。外國向明朝供奉了各種特產品，能夠支配這些奇珍異寶，讓君臨世界的皇帝感到滿足。但是，一旦所需的贈答品超出了限度，致使國家財政空虛，那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日本的這次寶德遣明使遠道而來，然而明朝實在沒有能力接受這些超額的進貢物了。 這個時候，由於北方蒙古的入侵，大明北邊正騷動不已。瓦剌的也先入貢，明朝為賞賜就耗費了一百萬兩以上的白銀。和現在不一樣，當時的日本對大陸情況的認知完全是一抹黑。因此日本毫不了解明朝的內部情況就來了，只能說是太不走運了。結果雙方的交涉陷入了僵局。 明朝方面給了一個說辭，稱之前永享時期雙方已經更改了條約，貢船限定在三艘、人數限定在三百人以內。可是這次日本嚴重違反了約定，船隊規模超出了三倍，攜帶的私人貨物多達十倍。如果按照宣德時期的舊例定價，則高達銅錢二十一萬七千貫。這樣太不像話了，所以明朝決定大幅削減價格，支付三萬四千七百兩白銀。 當時公認的比率是銀一兩相當於銅錢一貫，因此上述定價只相當於宣德時期的六分之一不到。然而如此大幅的降價，其標準其實是不清楚的。之前我們也說過，這是按大明寶鈔算出的結果，但是寶鈔本身的價值就一直在暴跌。大明開國之初，寶鈔一貫相當於銀一兩；但是到了永樂時期，銀一兩已經相當於鈔八十貫，即寶鈔只相當於原來價值的八十分之一；到了弘治時期，寶鈔已經跌落到千分之三的低價了。但是面對這種情況，政府在政策上不顧其實際的價格，將法定價限定在十分之一，這個就是所謂的「政治價格」。朝貢時送來的貢物也據此政治價格換算，六分之一的數字可能也是由此算出來的吧。 不難想像，明朝公布這個價格的時候，日本方面是如何大受打擊，他們之前的小算盤全都白打了。其實日本商人的小算盤也並非全無道理，因為事實上永享那次用的也是政治價格。就拿日本刀來說吧，按照日本行情大概是一把相當於八百文到一貫銅錢，但是在大明市場上能賣到五貫銅錢。而永享那次，明朝政府的購買價格是一把十貫，為市價的二倍。當然，這也就是在宣宗慷慨款待外國來客的年代出現的待遇，而到寶德年間就變成半價了。甚至到後來規定變得愈發嚴厲，不僅一把只付三百文，又把數量限制在三千把以下。 倭寇登陸（出自傳仇英筆《倭寇圖卷》） 之後，由於日本方面再三要求提高數額，結果還是增加了一萬貫銅錢和一千五百匹布帛。最後，日本使節收下六萬貫銅錢和五百匹緞子踏上了歸途。當中有些人甚至連商品都沒賣出去，就這麼原樣帶回了日本。西忍曾嘆息這次遣明船的遭遇，說他們由於各種準備不周，結果什麼生意也沒做成。《明史》當中也記載說日本人士「怏怏而去」。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日本使節仿佛要把不滿都盡情發泄出來，竟在上京路上的一個叫臨清的地方掠奪民貨！遭到明朝將校的詰問後，又重傷將校。鑒於日本使節的這種暴行，明朝在弘治年間又將准許日本入京的人數限制在了五十人以內。 倭寇登陸後觀察形勢（出自傳仇英筆《倭寇圖卷》） 如此這般，由於明朝的內部情況和日本方面的非法行徑，中日官方貿易隨著年月的流逝增加了種種限制。因此在這之後，日本與大明之間為了限額發生了許多摩擦，朝貢貿易也漸漸失去了魅力。 寧波之變 嘉靖二年（日本大永三年，1523年）的五月一日，在日本船的停泊港寧波發生了一個重大事件。日本的大內和細川兩家使者互相大打出手，造成慘烈傷亡。 這一時期，勘合貿易經營權已不在足利將軍手上，而是落到了細川和大內兩家手中，這兩家為主導權爭得不可開交。細川氏支持堺商人，大內氏支持博多商人，兩派相持不下。 正德六年（日本永正八年，1511年）的遣明船是大內氏主持的。這個時候明朝的武宗即位（1505年），與此同時發行的新勘合符都被大內氏獨占了。然後到了世宗的嘉靖二年，按照十年一貢的約定，又到了日本派遣使節訪明的年份。於是大內氏理所當然地行使自己的正當權利，派出了三艘勘合船，以禪僧宗設謙道為正使。但是細川一方對此並不服氣，他們為了與之對抗，又命僧人鸞岡瑞佐為正使、中國人宋素卿為副使，帶著已經失效的弘治勘合符從堺出發，經由海路抵達寧波。可是他們入港一看便發現，大內一方的船已經先到了。 顯而易見，情況對細川氏非常不利，不過副使宋素卿自有手段。此人本名叫朱縞，是寧波本地人。據說他小時候因為唱歌好聽而深得日本使節的歡心。後來，由於當中間商的叔父拿了日本商人的刀和扇卻沒付錢，朱縞被賣給了日本人抵債，於是他在弘治九年（日本明應五年〔1496年〕）來到了日本。在這之後，他在遣明貿易的領域大展其才。正德五年（1510年），他給此前提到的惡宦官劉瑾贈送了千兩黃金，從而得到了破格待遇。 當時，在社會上摸爬滾打多年的宋素卿立馬就給市舶司的太監賴恩送去了賄賂。結果效果立現，明朝一方馬上打破先例，先從細川一方開始檢查貿易品，而把先入港的大內一方晾在了一邊。招待宴會上的席位次序也是讓細川一方坐在大內一方上頭。 倭寇焚掠民家（出自傳仇英筆《倭寇圖卷》） 兩家本就積怨很深，這事肯定不可能就這麼輕易了結。大內一方認為自己才是正當的使節，至此終於遏制不住暴怒，宗設帶著自己的手下襲擊了細川的人馬，殺了十二人。作為武家的精神導師，禪僧們也會揮舞破邪之劍。面對此種事態，太監賴恩又把武器發給細川一方暗中加以援助，所以這事更加鬧得一發不可收拾。最後，宗設他們一把火燒了接待所嘉賓堂，又襲擊了武器庫，甚至把細川的船也燒掉了。然後他們追殺逃跑的宋素卿等人，一路追到了紹興城下。明朝方面沒能抓住他們，他們又返回了寧波，沿途一路肆意殺燒搶掠，又俘虜、殺害了防備倭寇的明朝將士，最後從海上逃走了。 對此公然的暴行，明朝官民竟然全都坐視不理，沒有一個人拿起刀反抗。這想必讓日本人覺得中國人好對付吧。這次異常事變可以說正是後期倭寇的開端。 市舶司的廢止 寧波之變後，宗設等人燒毀的嘉賓堂得到了重建。但是明朝人對日本的觀感變壞了，充滿了不信任和厭惡感。當時年少氣盛的夏言向朝廷上奏，認為倭人的暴行都是因市舶司處理不當而起，因此奏請將其廢止。大概就是出於這個原因，嘉靖八年（1529年），明朝廢除了市舶司太監。其實呢，日本直到嘉靖十八年（1539年）才再次派出遣明船，實際上也接近於閉鎖狀態。但是這種險惡的空氣反而招致了走私貿易的興隆，也挺諷刺。 市舶司太監設於永樂二年（1404年）。由於朝貢時收到的貢物都要搬入宮廷庫房，所以由負責此項事務的宦官來擔任所赴市舶司的長官，這也合情合理。但是這一旦成了宦官的囊中之物，就生出無數弊端。特別是劉瑾還一再地偏袒市舶司太監的不法行徑。名義上市舶司只負責朝貢船的管理，但是正德年間他們違反規定，對普通的入港船隻也插上一手，對其徵收關稅。因為這當中大有油水。此事讓官員們很反感，但是誰也動不了他們。到了嘉靖朝，宦官的勢力終於得到了遏制。夏言對市舶司的攻擊也是這種情況的一種反映吧。再引申一點，就像我們之後會說到的那樣，這也使得官員強制推行海禁成為可能。 但是，事物總是有一利則有一弊。 其實，市舶司太監的監督制度也有好處。對此刑部主事唐樞曾說過：「泰平日久，市舶司的宦官比中央派出的監察官還要有權有勢。結果是國家所禁止的民間貿易自然而然地勃興起來。天順末年以來一直是這種狀況，其間也沒有海寇這回事。貿易商人本來就會自擁武備，以使弱小的海盜無可乘之機。但是自嘉靖以來，市舶司被廢止，監察也加以強化。然後私人貿易一開展，海寇反而猖獗起來。其原因是海寇與商人本是同一物，貿易通則海寇變成商人，禁則商人立成海寇。」這段發言很好地反映了後期倭寇性質的一端。① 說到底就是，宦官主掌市舶業務的時候，由於他們抵制官員揭發違法行為，所以私人貿易得以持續，一點摩擦也沒有。而廢除市舶司太監，雖說是國禁，但也無視了時代呼聲。除此之外，市舶司還有別的好處，比如帶來了交易的穩定性。朝貢貿易本是官營貿易，所以如果在朝貢者與中國民間人士進行交易的時候，政府指定的中介人能參與其中，那麼交易也能當場順利結算。而一旦變成只有民間人士參與的交易，就做不到了。後期倭寇出現的一個原因，也在於商品交易無法順利結算。 市舶司的廢止，只能說是一招敗棋。 走私貿易與海商 市舶司被廢之後的情況， 《明史》中是這樣記載的：「市舶司廢止之後，日本海商肆無忌憚地來去，與中國沿海的走私貿易者做交易。雖有禁止之法，卻等同無物，結果他們轉而為寇。」②這段話大體上將當時的情況都講清楚了。那麼，倭寇是如何變得如此猖獗的呢？ 日本海商常到的地方有浙江寧波洋面的雙嶼（位於定海六橫島的西岸）、定海、宮前這些舟山群島當中的港口，還有福建漳州和廣東潮州沿海一帶。中國方面也有大大小小的船隻，他們載著交換物資來到這些島上，或者把物資藏在沿海的民家之中，以進行交易。就像貿易商人西忍所說的那樣，不同於在官方管制之下進行的朝貢貿易，自由貿易一本萬利來錢快，但同時也伴隨著許多風險。尤其是交易時沒有保證，所以產生了許多問題糾紛。 於是，一些盤踞在海島上的日本海商（海賊）拿著武器 明軍與倭寇作戰，對岸是逃難之民（出自傳仇英筆《倭寇圖卷》） 這當中還混雜了從生活窮困者到失業官吏和科舉落第者等各色中國人。 此前我們提到過的唐樞認為：「如今海寇的數量號稱數萬，均稱倭人，但實際上日本人不過數千，其他的均為中國之民，其中福建漳郡出身的占了大半。」③這就是後期倭寇的實際成分。 倭寇巨魁 嘉靖初年倭寇頻發，真實原因就是之前說的那些，交易變成了個別交易，而且日明雙方的走私貿易中間缺少保證交易業務順利進行的第三方，等等。我們此後會講到，有些行為一開始就以劫掠為目的，但是這些行為的性質似乎略有不同。因此此時自然出現了一種呼聲，要求設立國際交易場所，同時希望出現一個能很好運營此場所的人。但是，那個擁有強大武力和巨大能量的人何時出現？人們只能盼望等待。 當時控制著海上權力的是海賊。他們的老巢在福建，就像我們說過的那樣，這裡自古以來就是誕生大大小小海上首領的地方。但是只靠海賊組織主宰不了商貿世界。理所當然地，還需要商人階級。而正在此時，此前我們提到過的執江南經濟之牛耳的新安商人登上了舞台。他們擁有全國規模的商業網絡，自然也開始介入國際貿易。這些福建海賊和新安商人聯手打造了一個國際走私貿易的交易場。這個交易場所設在寧波洋面上的雙嶼，創建者是福建海賊的首領鄧獠，據說時間剛好是寧波市舶司廢止前不久的嘉靖五年（1526年）。「獠」是海賊們對首領的敬稱。 鄧獠曾犯罪入獄，後來逃獄做了海商，在雙嶼開闢了交易場與葡萄牙人做生意。這一時期發生了此前說過的那場倭寇騷動。後來在嘉靖十年（1536年）前後，福州出身的海賊李光頭和新安商人出身的許棟聯手將雙嶼港打造成了國際貿易交易場。這兩個人據說也都是來自福建的逃獄囚犯。他們之所以來到雙嶼，恐怕也是因為鄧獠從中引導。 許棟家中有四兄弟（四人分別是許一、許二、許三、許四，許一和許三去世早，許二是許棟，許四是許楠），很早就到南方的馬六甲和葡萄牙商人做生意。他們把日本商人和葡萄牙商人都請到了雙嶼，於是在這裡出現了大規模的交易場。中國方面也打破國禁，建造了雙桅大船，滿載著禁運商品而來。這些的背後是實力商人和有權有勢人家的投資和支持，尤其是福建漳州和泉州人非常多。負責取締的官吏也威懾於他們的勢力，或者早已被收買，因此都裝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樣子。 如此一來，雙嶼就成了欲望和金錢的熔爐，繁盛至極。葡萄牙人記錄中那個寧波附近的「Liampo」所指的應該就是這個地方。據他們說，這個地方比印度和阿拉伯的任何一個交易場都要宏偉和富庶，這裡壟斷了對日貿易，獲利能高達投資的三四倍。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之後，其繁榮程度達到鼎盛，據說貿易額超過300萬達克特④，為數三千的人口當中葡萄牙人就多達一千兩百人。 首領許棟命同是新安商人出身的王直掌管財務，同時與手下的徐維學、葉宗滿一起，做盡心狠手辣之事。 正義的悲劇 出現了這種非法地帶，還成了倭寇激化的原因，就算是大明朝廷，也感到絕不能放任不管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正義派的官員朱紈被起用為浙江巡撫，肩負起取締沿海非法活動的重任。他是當地人，蘇州出身，對操縱倭寇的走私貿易分子及其背後的巨大黑幕等情況了如指掌，毅然向這堅實的鐵壁發起了衝擊。 另外，他看到當時的海防極為孱弱，為防禦倭寇而準備的戰船和巡邏船數量只有國初的十分之一二，守備兵約有一千人都虛弱不堪，在半數以下，於是下令，禁止明人的一切出海行動，雙桅以上的大船也全部銷毀，違反禁令者一律處斬。而曾給倭寇帶路的不逞之徒更是嚴懲不貸。 兩度作為朝貢使渡明的策彥和尚 福建人本以貿易為生，所以對這些嚴厲的取締措施頗有怨言，而士大夫也不同他一條心，有意無意地總在掣肘。 但是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朱紈還是攻入了雙嶼這個罪惡的巢穴，對此地進行了掃蕩，擒住了其中一個大首領李光頭。此時日本的遣明船時隔多年再次來到了寧波港，而其一行人也被捲入了風波之中。貢使策彥等人住宿在嘉賓堂，收到不署名的投書，上面寫著「朱紈承天子之命，欲盡殺日本使節，汝等應取先手殺紈」。在此之後，朱紈的追擊也並未鬆懈，最後成功地抓住了另一位大首領許棟。 如此一來雙嶼就崩潰了，外國船不再來港，中國方面有勢力的貿易商損失慘重，更加深深地恨上了朱紈。而朱紈對此毫不畏懼，他將浙江、福建的有權有勢者通倭的情況原原本本地上奏給朝廷，並放言道：「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因此憎恨朱紈的聲音喧囂不止。 於是他們指使福建出身的御史周亮糾彈朱紈，成功地削除了他的部分權限。不巧又在這時發生了葡萄牙人侵略的事件，於是朱紈獨斷專行地將李光頭以下正在收監的十六人全部處斬，這就再次為浙江、福建的權貴提供了彈藥。與這些人狼狽為奸的御史們最終決定將朱紈喚回北京質詢。聽到這個消息，朱紈流下了悲憤的眼淚，他說道：「我既貧且病，不堪其任。縱天子諒我，浙閩之人亦必殺我，何必假手他人？」於是他親自做好墓志銘，寫好遺書，便飲毒自盡了。⑤ 得知此事，朝野均為其扼腕嘆息。見到他滿腔熱血卻碰壁身亡，此後再也無人膽敢議論海防，朝廷也再未設置專任的大臣。因此軍備更是鬆弛，以致倭寇肆虐東西沿海長達十餘年。 海上之王 朱紈突襲雙嶼的時候，還是出現了一些漏網之魚，這當中就有一個大人物王直。王直是新安人，是同鄉前輩許棟的手下，當時已經是一方之雄了。後來他以「五峰」為號，成了海上之王，作為後期倭寇的中心人物君臨東海。 王直年輕時落魄不堪，但是很有男子漢的氣概。隨著年齡增長，他變得謀略過人，在周濟他人時又出手大方，展現出了首領的氣度。 他曾對同夥葉宗滿等人說道：「國內處處均是法網，不得施展拳腳，何不在海外開闢新天地？」⑥於是眾人決定一同出海。他們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無視國禁，一同奔赴廣東，建造巨船，滿載禁運的硫黃、生絲、棉布等商品往來於日本、爪哇、柬埔寨，五六年就積累了龐大的財富。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王直加入雙嶼許棟麾下，成為其心腹，執掌財務出納。第二年他跟隨貢使來到日本做生意，又與博多商人助左衛門（明鄭舜功所著《日本一鑒》中記為「博多津倭助才門」，又記為「種島之夷助才門即助五郎」）等三人一起回到雙嶼。自此之後，他深得日本人信任。朱紈拿下雙嶼的時候，他八成也是逃到了日本吧。後來他召集許棟等人的殘黨，自己做了船主，以圖重建組織。 跟隨他的有大首領徐海、日本人首領陳東及辛五郎等人。他深知日本人的勇猛，所以直系保鏢用的是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一族之黨。這些人大概是聚居在九州松浦地方的海賊吧。據說為了招攬他們，王直可是一擲千金。侄子王汝賢、養子王滶則是他的心腹。 這一時期與許棟齊名的海賊還有廣東出身的陳思盻。由於陳拒不服從新興的王直，王直使計殺了陳，終於一手掌握了海上霸權。自此之後，王直就自稱王五峰，控制著中國東海。以下這則逸話很能反映其勢力的強大： 正當朱紈決意鎮壓倭寇的時候，日本的遣明船剛好來到寧波，擔任正使的是天龍寺的策彥。有一天，策彥去拜訪家住寧波的知名文人豐坊（出自寧波名門，嘉靖進士，博學而能文，亦為書法名家、大藏書家），意外地發現客廳里掛著禪僧中峰明本的書軸。中峰明本是日本入元留學僧人的祖師，策彥見到他的手書連連驚嘆，百般懇請豐坊轉讓給他，但是遭到了拒絕。第二年王直來到日本山口，若無其事地將這幅書法獻給了大內義隆，之後義隆又將此書轉贈給了策彥。這個故事很好地說明了王直的實力。 王直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放棄已被封鎖的雙嶼，將據點轉移到舟山群島的烈港，在此開設了一個國際走私貿易的交易場，由其一手把控。在他的時代，倭寇氣焰更盛。這是有原因的，緣由如下所述。 上次雙嶼之戰中，朱紈突然襲擊，這一伙人光顧著逃命，完全顧不上身家資產。沿海地方的商人拿走了日本人的貨物。王直便慫恿日本人上岸去把損失的部分掠奪回來。日本方面一開始也猶豫，最後還是服從了命令，而這麼一來卻收穫頗豐。此事一傳開來，日本本土便開始接連不斷地派兵船來了。 另一方面，商品交易是有一定規則的。中國方面派出小船，成群結隊地滿載貨物往返於烈港，而王直等人負責為其配上日本護衛。這些護衛大約有二十人，均拔刀警戒，如果遇見交易對象以外的商船就攻擊掠奪。那些商船簡直毫無還手之力，因此出擊便會大獲。這些事情傳回日本，被大肆宣揚開來，於是眾人都摩拳擦掌地離鄉前來。在王直之後，倭寇越來越傾向於以掠奪為目的，這些就是原因所在。 讓這股風潮愈演愈烈的是王直的態度。一方面，他因五島日本人的反抗而心生怨恨；另一方面，他自己大概也厭倦了長年累月的海上亡命生涯，於是主動向大明官府提出要協助他們清剿倭寇。對此明朝方面回贈了一百石米作為回禮。王直對這份薄禮很不滿意，震怒之下將這些米都扔進海里去了。後來聽說王直到了烈港，明將俞大猷等人又率領一千艘兵船趕來追捕。王直雖然再次逃脫了包圍，但是自此之後他對本國無比怨恨，一心只想著復仇。 王直自號為徽王，把據點設在肥前的松浦津，並把烈港改造成倭寇的基地。他打造了巨艦，足可容納兩千人，甲板上還可跑馬，聲勢浩大地對陸地發動侵略。 倭寇猖獗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陰曆夏四月，倭寇侵襲浙江台州和黃岩，劫掠定海村莊。這是前哨戰。明朝的記錄中是這樣描述倭寇的：「倭賊勇而憨，不甚別死生。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⑦可謂栩栩如生地描繪出日本戰國無賴的樣子。 到了第二年，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三月，王直率領諸倭大舉入寇。數百艘艦船排列整齊，遍布海面，北至長江口，南至浙江，肆虐沿海地方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其間他們也一再敗給明軍的善戰之將，但是其大勢不可阻擋。總體說來，官軍膽小怯懦，而江蘇和浙江的居民本來也是雖能侃侃而談，卻手無縛雞之力，根本沒有武力抵抗的念頭。這次倭寇侵略出現了兩個尤其引人注目的情況，一是他們前所未有地深入到內地，二是他們一度占領了首府。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春天以來，倭寇的入侵更加劇烈，最後甚至蹂躪了天子腳下的南京和蘇州，簡直是讓人束手無策。到了舊曆的八月，大概一百名倭寇突然在杭州城以東五十公里的紹興附近登陸。 這裡是紹興酒的產地。他們迅速侵入紹興高埠並占領了民家。官軍把他們團團圍住之後，他們趁夜坐上竹筏悄悄地從東河逃走了。然後他們很快又在杭州以西露出身影，此後一直向西，將一百公里之外的於潛和昌化洗劫一空。這些地方位於大名鼎鼎的禪宗名剎天目山的南麓。此後他們折向東南，大概是沿著桐溪順流而下，一直行到七十公里之外錢塘江中游的桐廬。然後他們又溯江而上，劫掠了上游五十公里處的嚴州，並沿著支流新安江侵寇了向西七十公里處的淳安。這些地方都是很有歷史的城市。 在天目山之後，他們入侵的地方都是有山有水、宛如中國山水畫一般的幽境。他們在淳安得知明軍馬上就到，於是迅速改變了前進方向，流竄到此地西北一百公里之外的安徽省歙縣。這是因為，一旦跨過省境就逃出了管轄範圍，浙江兵就不追了。 這一帶正好是新安商人的老家，歙縣就是倭寇大頭目王直的出生地。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他們將此地燒殺一空，然後又流竄到歙縣北方八十公里之外的旌德，然後從那裡通過涇縣，沿著青戈江北上，最後到達長江邊上的蕪湖。這中間大約有150公里，來到平原地帶的他們沿著長江一路燒殺搶掠，從太平府一路殺到江寧鎮，又大搖大擺地出現在了南京。 據說這個時候他們的隊伍穿著紅衣，打著黃蓋，這些東西也不知是在哪裡弄到手的。他們從南京出秣陵關，一路劫掠殺到無錫，聽說官軍已經出動，又一晝夜疾行120公里逃到滸墅關。然後就在此被明軍逮住了！明朝方面的南直隸巡撫曹邦輔親自指揮，名臣王崇古等人擺出巨大的包圍陣，終於將這些倭寇統統消滅了。 據說這股倭寇此時的總數不過六七十人，而曹巡撫向皇帝報告說是大獲全勝。這些人自上陸以來足足行進兩千公里，其間殺傷明朝人口四五千，歷經八十餘日方才被平定。 占領興化府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倭寇再次出現在城市，占領了福建興化府。此時，倭寇侵略的中心已經從浙江轉移到了福建。福建共分為八府，興化府是其中之一，府城在現在的莆田。 倭寇圍困興化府城達數月之久，但是當地緊閉城門頑強抵抗。其間倭寇洗劫了周邊地區，甚至掘開高官和富豪的墳墓，抬著棺材到城下向城裡人勒索贖金。他們聲稱如果拒絕支付，就要把屍體燒掉。中國最看重對死者的禮節，這種凌辱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如此一來，城中的米價飛漲，薪柴和儲水也見底了，生活苦不堪言。此時新來的援軍都督準備對倭寇的營地發動夜襲，於是聯絡守城士兵，讓他們在看到信號前保持肅靜。而後援軍派來的八名士兵帶著公文來到城下。倭寇把他們殺了，偽裝成明朝士兵的樣子，大搖大擺地進了城。⑧ 到了夜裡，守城士兵都服從命令沒有半點動靜，同時也由於疲憊而全部陷入了熟睡。倭寇悄悄地潛入，放肆地叫嚷著「城裡人全都死了嗎？」而城內士兵還沒反應過來。緊接著倭寇點燃烽火，打開城門，一舉占領了府城。他們將興化的名士和富豪一網打盡囚禁在寺院裡，向他們的家人勒索贖金。如果贖金達不到要求，就將他們砍頭或鋸死。 等到倭寇彈盡糧絕，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他們撤離了興化城，後來被名將戚繼光擊潰。此前倭寇侵襲大陸並占領的大大小小州縣城池已經不下百座，但是府城失守，興化府是第一個，聽聞這個消息，遠近都為之震驚不已。 倭寇的戰法 按照明人的說法，倭寇之所以能勝過明朝士兵，全因為他們的戰術高超。在我們看來，這些並不是什麼特別奇絕的戰術，但是對於明人來說，倭寇的行為毫無疑問是奇異的。我們下面就來介紹一下《籌海圖編》所載的倭寇戰術： 一、倭寇慣用的戰法叫蝴蝶陣。戰鬥的時候揮扇為號，一人揮動扇子，眾人就亮出白刃，揮舞著前進。然後他們會猛地將刀掄起，趁著明軍慌張仰身的時候迅速變刃，自下而上斬殺。此外又有長蛇陣，隊伍前方舉著帶鋸齒狀邊緣的旗幟，成員排成一列縱隊行進。最強的鬥士做前鋒或殿軍，中間則強弱交錯配置。 討伐倭寇的福建大軍船（出自《籌海圖編》） 二、賊每日都聞雞而起，在地面圍坐同食。會食結束後，頭目便坐到高處，眾人聽其命令。頭目靜靜打開賬本，定下今天要劫掠什麼地方，還有誰做隊長、誰做隊員。一隊共有三十人，各個隊伍的距離大約一二里。以海螺聲為號，一旦聽到螺聲響，就立刻馳援。還有二三人的小隊，揮刀橫行。民眾見到這種陣仗，要麼是嚇得渾身顫抖逃得遠遠的，要麼是站都站不起來被斬掉首級。 晚上他們陸續回來，獻上掠奪而來的財物，誰都不會藏私。頭目根據其多少調整分割。他們每次都會擄掠婦女，夜夜飲酒作樂，欺凌婦女，之後像爛泥一樣入睡。他們劫掠完之後還要放火燒屋，之後便趁機遁逃。明方之民被失火分散了注意力，就在猶豫要不要追擊之際，倭寇便全身而退了。 三、賊到一處，村人若拿出美酒佳肴招待，他們會恐懼其中有毒而讓村民先吃，隨後他們才吃。走在街市上時，他們會警惕是否有伏擊，因此只走大道，不走小巷。還有他們絕不沿著城牆走，以防上頭砸下石頭、瓦塊、磚塊等物。 四、他們的行軍方式是排成一列縱隊，緩慢步行，走路的節奏也很統一。因此他們的隊伍能延展二十公里，他人根本無法靠近。而且即使過了幾十天他們也不會疲憊。另外他們的陣形疏鬆，因此能迅速形成包圍圈。 五、在對敵之時，他們先讓一兩個人時跳時伏，以吸引並耗費明朝方面的箭矢和火炮。 六、他們衝擊敵陣時必先偵察，待對方一動便突入，乘勝長驅。戰鬥正酣之際伏兵必自四方而起，突繞陣後，以此震懾敵軍，將其擊潰。 七、他們總是使用一些奇怪的戰術，比如說在隊伍前頭趕著羊和婦女等，令見者心驚。他人耳迷目眩之際，他們揮舞著雙刀殺過來，一旦人們只注意到上頭的刀，下面的刀就馬上劈過來，防不勝防。 八、他們用槍的時候，槍柄藏在後邊，手握住前端，突然之間就投過來，根本無法判斷方向。 九、他們使用長弓和大箭，而且靠近人後才發射，因此每每命中。 十、他們顯露出撤退的跡象是要進攻，虛張聲勢則意味著遁逃。他們在前面橫擺著破船，做出要逃走的樣子，卻突然冒出來攻擊。或者扎個竹梯，做出要進攻的樣子，卻轉瞬之間撤退。他們將要遠逃則逼近城池，欲走陸路則取舟棹。他們有時會挖坑，弄成陷阱；有時設置一個繩圈，一旦有人走過就拉起來；有時將削尖的竹子插在土裡，刺傷逃走的人。 十一、他們總以玉帛、金銀、婦女為誘餌，妨害明軍進攻和迎擊。 十二、他們給據點附近的住民許多賞賜，所以能探聽當地的虛實。 十三、他們給投降的工匠豐厚的賞賜，以方便準備各種器具。 十四、他們用我方平民為間諜，因此很難抓到。而嚮導用的也是我方平民，因此進退很嫻熟。 十五、他們製作名冊，寫著有錢人的姓名，依次追逼，因此掠奪所獲也非常多。 十六、他們吃飯停宿的時候，會將住房的牆壁弄破，或者居高臨下警戒，因此沒有可襲之隙。 十七、他們陷入重圍的時候，會用假首級逃脫，或者穿著蓑衣、戴著斗笠站在田中小便，又或者裝扮成遊人的樣子在街市閒逛。導致明軍或是讓賊逃過，或是因懷疑而誤殺了良民。 十八、賊擄掠平民，讓他們引路取水，早晚出入的時候按名冊點名。所以他們走到哪兒都要製作點名冊，寫上所有人的姓名，分班點名。真倭非常稀少，不過數十人，而他們擔任前鋒。他們回國時都要說「做客回矣」。 十九、他們被抓住處死的，全都隱瞞不報，連邊上的同夥都不知道。⑨ 防倭對策 朱紈悲憤而死後，海防更是一日不如一日，此種情況我們已經講過。這一時期，如果出現倭寇的警報，官府便僱傭漁民和漁船進行巡邏戒備，但是一旦真要上陣了，這些人就都四散而逃。因此大明朝廷也不得不認真考慮防倭對策了。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明朝重新任命巡撫鎮壓倭寇，起用了當時人在山東的王忬。此人十分聰明能幹，受命當天便奔赴地方上任，開始大展身手。 他先是任命名將俞大猷為總兵官，將拘留中的犯人福建軍人盧鏜任命為俞的部下。福建和沿海的地方幕後黑手對此極力阻撓，但是王忬不為所動，依然強力推行新舉措。 王忬反過來派出眼線，搜出那些通倭的幕後黑手，將他們通通扔進了監獄。由此倭寇就弄不清楚中國內部的狀況了，糧食和火藥也得不到補給，其活動明顯得到了限制。此外王忬又給地方上未有城牆的村鎮迅速修築了防禦工事。 然後王忬對王直占據的普陀山（浙江省定海縣東方的海島，從日本航海而來的第一站就是此島，此地也有佛教名剎）山寨發動夜襲，將其徹底摧毀，立下大功一件。這可以說是明朝對倭寇發動的第一次反擊。但是，由於北方邊事告急，王抒又突然被調往大同，於是海邊又再次陷入了不穩的狀態。 王忬的繼任者也是一位大人物——南京兵部尚書張經，此人受命總督江南軍務。這是有原因的。當時中國最強的軍隊中有一支狼兵，這就是位於廣西北部的「猺」，其勇猛天下盡知。明朝方面的計劃是用此狼兵征討倭寇，而張經在兩廣總督任上招撫了這批猛士。他也意氣風發地投入戰鬥，根本不把區區倭寇放在眼裡。 在接二連三吃了多次敗仗之後，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夏天，人們期待已久的狼兵在女酋長瓦氏的率領下抵達了蘇州。前不久又有一波新倭寇登陸，地方民眾嚇得膽戰心驚，因此他們的到來讓大家都有一種迎來新生的感覺。這批軍隊馬上按計劃投入戰鬥，迎擊三千倭寇，但是他們雖然取得了些戰果，其後卻不敵倭寇。 有些殘兵剩勇反過來搶掠、殘殺民眾，為此大明朝廷也感到棘手，又將他們都趕回故鄉去了。 這一時期，明朝方面的指揮系統也變得很不穩定。最大的原因是佞臣趙文華從中央來到了前線。此人沒什麼本事，偏偏又愛虛張聲勢，功名心很重，還會因嫉妒別人的功勞而向皇帝進讒言。趙的後盾就是那個權臣嚴嵩。趙狐假虎威，立馬就將矛頭對準了張經，說他是福建人，所以故意放走了倭寇。皇帝聽到後震怒異常，馬上就逮捕了張經。其實真正的理由是，張經是尚書，趙文華是侍郎，而張經常常擺出大臣的架子看不起趙文華，因此被記恨上了。 總之，指揮官走馬燈似的換了好幾任，最後起用了著名的胡宗憲。 權謀與彈壓 將後期倭寇的大佬們一個個收拾掉的胡宗憲，以及立下無數赫赫戰功的名將戚繼光，都在抗倭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名聲。 那麼，胡宗憲究竟是採取了什麼手段達成此豐功偉績的呢？簡單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他的權謀策術。這當中有與生俱來的成分，但也不能說與環境毫無關係。他出生於新安商人的老家績溪。 在普遍推重士大夫的中國，新安地方是一個特殊的環境，這裡非常重視商人。如果並非人中龍鳳之秀，他們不會選擇官僚仕進之路。而反過來，一旦他們踏上官場，那麼整個鄉黨都會傾盡全力支援。因此可以說，新安商人能在政商兩道都呼風喚雨，與他們同新安出身的官員多有結托也有干係。總而言之，新安人一旦當了官，就充分發揮新安精神，在一件件事上建功立業，不斷向上爬。在胡宗憲此人身上，這一面表現得很明顯。 他向佞臣趙文華獻媚，借其手擠掉了上司，終於使自己當上了征討倭寇的總督。然後他又巴結趙文華的上級權臣嚴嵩的親兒子，每年都向其進獻無數黃金、美女、絹帛、奇珍異玩等物，牢牢地結下關係，藉此靠山狐假虎威大擺威風。據說要和他見上一面，即使是大臣和將軍，都得從側門進去，在庭中拜謁。 他同時也很善於交際，上至高層的士大夫，下至身懷一技之士、商人，甚至是餵豬的，他都會接見，不惜金錢收買人心。他採取那些計策，比如搜集情報、放出間諜、對倭寇巨頭使用離間計等，都是通過這批人實現的。而這當中需要巨額的資金，他就徵收附加稅，甚至還動用了國庫，並對有錢人加徵稅金。面對種種非難，他反駁道：「國難之用，何罪之有？」世宗也默許了他的行為。 如此這般，他登上了右都御史之位，還獲得了加官太子太保的許諾。在新安出身的人士當中，他也是出人頭地的第一人了吧！ 但是，胡宗憲人生中出現了一件大事——權臣嚴嵩倒台了。百官像是早就等不急了，強烈要求將其抓起來。世宗有意偏袒他，但是在嚴嵩之子嚴世蕃的住處搜出了胡宗憲的信件，於是就因為這點他被投入了大獄。非常讓人痛心的是，他在獄中一病不起，就此去世。還有一種說法是，他在被捕之前就自殺了。 徐海之死 徐海是王直手下的倭寇大佬，據說他原本是杭州名剎虎跑寺的僧人，不知出於什麼緣故投奔了倭寇，自稱「天差平海大將軍」，縱橫於海上。 王直主要與日本北九州的各路勢力聯手，而徐海則主要與薩摩、大隅黨合作。與徐海合作的日本人頭目有葉麻、陳東，其中陳東號稱是薩摩王的弟弟。此外徐海的手下還有一位頭目叫辛五郎，據說他是大隅國主的弟弟。 胡宗憲使計打敗了徐海。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舊曆四月，徐海連同薩摩、大隅的黨羽在杭州灣的南北兩邊登陸。徐海率領著一萬多人，準備從乍浦攻入杭州。此時胡宗憲已經開始對王直進行懷柔，招撫了其養子王滶。徐海入寇的事情，胡宗憲通過王滶的渠道早就知道了。見到明朝方面的抵抗，徐海膽怯退縮了，轉而包圍了桐鄉。 水陸共同作戰的明朝抗倭軍（出自傳仇英筆《倭寇圖卷》） 這時候，胡宗憲讓王滶帶著書信勸徐海投降。徐海得知王直已經投降，大吃一驚，內心產生了極大的動搖。使者又騙他說他們與同行的陳東已經達成了交易，於是徐海開始懷疑陳東。而另一方面，陳東聽說胡宗憲的使者進了徐海的陣營，也非常吃驚，於是他和徐海之間產生了嫌隙。如此一來，徐海派使者向胡宗憲索要金銀財物，胡答應了他的要求，最後徐海釋放了二百名俘虜，片刻不留地撤退了。 胡宗憲還和徐海約定，如果他能將陳東和葉麻綁來就給他授世爵，於是徐海就將葉麻綁了獻上。胡宗憲解開葉麻身上的繩索，讓他給陳東寫一封信，要求他寫上「我們一起將徐海乾掉」這樣的字句。 然後，這封書信的內容被泄露給了徐海。徐海得聞此事，大為震怒。此前，胡宗憲給徐海的兩位愛妾送了首飾，早就將兩人收買了，這兩位愛妾日日夜夜勸徐海把陳東抓起來。心中已有決定的徐海使出計謀，將陳東綁起來獻給胡宗憲，自己也到總督府自首乞降。這時候胡宗憲從堂上下到庭中，安撫他說：「朝廷已經批准你了，放心吧！」胡宗憲把徐海的住處安排在東沈莊，然後又對住在河對岸西沈莊的陳東一黨說徐海今晚便會攻過來。吃驚的陳東反過來對徐海發動了攻擊，徐海抱著兩名愛妾逃亡海上，被官軍追擊而亡。 徐海的屍體從海里浮上來，胡宗憲取下首級，並將逮捕的葉麻、陳東、辛五郎等日本頭目都送到了京城，被朝廷授予右都御史一職。 王直的結局 胡宗憲對王直做的工作則是訴諸同鄉之誼，因為他們都出身於鄉黨意識濃厚的新安地區。此時王直的妻子和母親因為他而被關進了浙江金華的牢獄，胡宗憲的第一個動作就是釋放她們，還親自到杭州迎接，禮遇非常。然後他又派出了能言善辯之士去遊說身在日本五島的王直。 王直被打動了，他聽到本來以為已經被殺了的母親平安無事後異常歡喜，說道：「我回不去其實都是俞大猷從中作梗，如果能免去我罪過並允許通商，那麼我回去也是可以的。」⑩然後他讓養子王滶先行回國。胡宗憲對王滶十分厚待，讓他先立下功勞。接著，王滶擊破了倭寇，獲得了大明朝廷的賞賜，歡欣鼓舞地回到了王直身邊，還透露了徐海入寇的情報。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月，胡宗憲再次派使督促王直回國，於是王直來到了舟山的岑港。浙江地方誤以為這是王直的大舉來攻，自上而下陷入了大恐慌，官員們也開始攻擊胡宗憲再次招來大禍。 而王直方面也很生氣：「難得我心懷和平之意而來，你們非但沒有設宴款待，反而擺出軍陣阻礙舟船的通行，這是存心愚弄欺騙於我嗎？」⑪ 於是胡宗憲派出與王直關係很好的將校去當人質，王直的怒氣也平息了下來，終於來到了胡宗憲眼前。胡宗憲以賓客之禮歡迎待之，對其部下也豪爽款待，每日耗費數百金。此外胡宗憲還懇求世宗，請其赦免王直的罪過，並命其負責海上監察。 官員們議論紛紛，誣陷說是胡宗憲收受了王直的賄賂才為其申命。於是胡宗憲推翻前言，將王直問斬。由於這項功勞，胡宗憲得到了太子太保的榮譽。王直的部下認為自己的大哥上當受騙丟了性命，於是湧出死士三千人，誓死要報復，再次開始了侵寇。 王直死後，倭寇的刀口所向便從浙江轉到了福建。舟山列島的王直殘黨建造了新的巨艦，一路行駛到福建的浯嶼，以此為據點肆虐福建沿海。而胡宗憲錯放他們南下，因此又出現流言，說是胡宗憲悄悄地給倭寇傳遞信息讓他們撤走的。於是福建人議論紛紛，坐立不安。其實呢，正是福建巡撫處處與宗憲對著幹，而且因倭寇問題犯愁，悄悄地從國庫取走數萬金給予倭寇，倭寇才用這筆錢財建造了六艘大船，優哉游哉地撤退的。福建出身的御史彈劾胡宗憲，認為是他將禍害推給了福建。胡宗憲又疑心是福建出身的俞大猷泄露了實情，於是將其抓了起來。 名將俞大猷生性討厭鑽營，因此被大奸臣嚴世蕃疏遠。這下搞不好就要被殺掉了，廷臣們愛惜俞大猷之才，於是拿出三千兩黃金送給嚴世蕃，好不容易才救下了俞的性命。 就像我們此前說過的那樣，福建的倭寇攻陷興化府，這就是其勢力最高峰了，之後倭寇便漸漸轉弱。此時胡宗憲已經去世，而各地的倭寇被戚繼光和俞大猷等人逐個擊破。 嘉靖朝也變成了隆慶元年（1567年），明廷對周邊民族的方針轉為緩和，自國初以來的海禁也放開了，中國人可以在漳州進出海洋。至此，倭寇也將近平息。另一方面，這也是因為，日本的豐臣秀吉統一了天下，其統治日漸嚴厲，日本人出國變得困難起來。 ① 《籌海圖編》卷十一：承平日久，市舶之官，勢勝流職，於是為私通之計。自天順末以來安之，而海上亦無盜警。凡商于海者，武具而力齊，雖有小寇，無所容於其間。嘉靖初，市舶罷，流臣嚴其私請，商市漸阻。……視撫設而盜愈不已，何也？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譯註 ② 《明史》卷八十一：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奸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譯註 ③ 《籌海圖編》卷十一：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則皆中國之赤子無賴者入而附之耳。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而寧紹往往亦間有之，夫豈盡為倭也？——譯註 ④ 當時歐洲通行的金幣。——譯註 ⑤ 《明史》卷二百零五：紈聞之，慷慨流涕曰：「吾貧且病，又負氣，不任對簿。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吾死，自決之，不須人也。」制壙志，作俟命詞，仰藥死。——譯註 ⑥ 《籌海圖編》卷九：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乎逍遙哉？——譯註 ⑦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譯註 ⑧ 實際上是倭寇裝成援軍入城後偽稱將要發動夜襲，而非援軍真的打算夜襲倭寇。——編注 ⑨ 《籌海圖編》卷二《寇術》： 倭夷慣為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為號。一人揮扇，眾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我兵蒼皇仰首，則從下砍來。又為長蛇陣，前耀百腳旗，以次魚貫而行。最強為鋒，最強為殿，中皆勇怯相參。 賊每日雞鳴起，蟠地會食。食畢，夷酋據髙坐，眾皆聽令。挾冊展視，今日劫某處，某為長，某為隊。隊不過三十人，每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為號，相聞即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隊者，舞刀橫行，人望之股慄遠避，延頸授首。 薄暮即返，各獻其所劫財物，毋敢匿，夷酋較其多寡而嬴縮之。每擄婦女，夜必酒色酣睡。劫掠將終，縱之以焚，煙熖燭天。人方畏其酷裂，而賊則抽去矣。愚詒我民，勿使邀擊，自為全脫，專用此術。 賊至民間遇酒饌，先令我民嘗之，然後飲食，恐設毒也。行衢陌間，不入委巷，恐設伏也。又不敢沿城而行，恐城上拋磚石也。 其行必單列而長，緩步而整，故占數十里，莫能近馳，數十日不為勞。又陣必四分五裂，故能圍。 對營必先遣一二人跳躍而蹲伏，故能空竭吾之矢石火砲。 沖陣必伺人先動，動而後突入，故乘勝長驅。戰酣必四面伏起，突繞陣後，故令我軍驚潰。 每用怪術，若結羊驅婦之類，當先以駭觀。故吾目眩而彼械乘。慣雙刀，上誑而下反掠，故難格。 鈀槍不露竿，突忽而擲，故不測。 弓長矢巨，近人則發之，故射命中。 斂跡者其進取也，張揚者其外遁也。故常橫破舟以示遁，而突出金山之圍。造竹梯以示攻，而旋有勝山之去。將野逸則逼城，欲陸走則取棹。或為穽以詐坑，或結稻稈以絆奔，或種竹籤以刺逸。 常以玉帛、金銀、婦女為餌，故能誘引吾軍之進陷而樂，罷吾軍之邀追。 俘虜必開塘而結舌，莫辨其非倭，故歸路絕。 恩施附巢之居民，故虛實洞知。 賞豐降擄之工匠，故器械易具。 細作用吾人，故盤詰難。嚮導用吾人，故進退熟。 預籍富室姓名而次第取之，故多獲。 宿食必破壁而處，乘高而瞭，故襲取無機。 間常一被重圍矣，餌以偽馘而逸之。或披簑頂笠，沮溺於田畝。或雲巾紵履，盪游於都市。故使我軍士或遇而投賊，或疑而殺良。 江海之戰本非其所長，亦能聯虛舟、張弱簾，以空發吾之先鋒。捐婦女，遺金帛，以弭退吾之後逐。 凡舟之裙牆左右，悉裹布帛被褥而濕之，以拒焚擊。交鬨間或附蓬而飛越，即雷震而風靡矣。 寇擄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籍呼名。每處為簿一扇，登寫姓名，分班點閘。真倭甚少，不過數十人，為前鋒。寇還島，皆雲「做客回矣」。 凡被我兵擒殺者，隱而不宣，其鄰不知，猶然稱賀。——譯註 ⑩ 《明史》卷二百零五：俞大猷絕我歸路，故至此。若貸罪許市，吾亦欲歸耳。——譯註 ⑪ 《明史》卷二百零五：直遣滶詣宗憲曰：「我等奉詔來，將息兵安境。謂宜使者遠迎，宴犒交至，今盛陳軍容，禁舟楫往來，公紿我耶？」——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