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國與倭寇 · 第七章　側近政治

和平的到來 帝國終日深陷於血腥的肅清行動和內外征戰，此時終於迎來了和平。仁宗深孚眾望，肩負起了守成之業。但是他即位不久就去世了（1425年），這份事業將由其子宣宗加以實現。 宣宗是一位文武兼優的明君，就像祖父成祖（永樂帝）期待的那樣。 宣宗首先解決了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題——叔父漢王高煦。成祖沒有遵守承諾立漢王為皇太子，因而他心生怨恨，夜以繼日地策劃陰謀，在侄子宣宗即位不久後就揭起了反旗。這簡直就是靖難之役的重演，但是這一次角色完全調換了。侄子皇帝率領大軍親征，叔父身著白衣投降，被幽禁在北京城。 在那之後，宣宗向宗室下達了禁令，不許他們離開封地進京朝覲，甚至連出城掃墓也要獲得批准，而且親王之間不準會面。如此一來，宗室就完全淪為食祿寄生蟲，太祖讓他們承擔邊境防禦重任的構想也從此化為泡影。而幾代之後，宗室數量猛增，龐大的王室費用變成了國家財政的毒瘤。 其次，宣宗收拾了外交上的爛攤子。當時明朝在安南的戰爭已經深陷泥潭。成祖在位時向安南出兵，設置了交趾布政司，將其併入了中國本土。但是派駐當地的宦官為非作歹，招致了安南人的反感，又再一次演變成了內亂。安南的抵抗出乎意料地頑強，這讓明朝甚感棘手。 朝廷分裂成了主戰與主和兩派。宣宗認為這項軍費實屬白費，於是不再拘泥於面子，廢撤了布政司，就此引兵回朝。 正在此時，北方兀良哈又現變數。他們大舉進攻大寧，於是宣宗率領三千精兵北出喜峰口，對其進行鎮壓。同時他還抓住這次機會，將孤懸於長城外的開平衛遷回內地，讓長城地帶化為帝國的防禦線。 南北的國防線都得到調整後，人民的負擔和國防費用也大大減輕了。 宣宗像 終於，大明的內外都恢復了安寧，經歷了一段漫長的歲月後，和平終於到來了。在這之後，宣宗為了繼承祖父的榮光，接連幹了幾件大事業：派鄭和下西洋，派亦失哈招撫女真，此外還積極謀求恢復明日之間的外交關係。 稅金之詩 此時，大明的內政也到了一個轉折點，宣宗在這個問題上也下了許多功夫。 首先是要廣求人才。第一個手段就是改革科舉，這自其父仁宗以來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如果會試仍然採用原來的方式，那麼及第者絕大多數都是擅長讀書的江南人，所以宣宗將全國科舉分成南北兩榜，對合格的名額進行了分配，比如規定南方六十人、北方四十人。 在內閣大臣們看來，江南人雖然有才氣但卻流於輕薄，而北方人中則每每出現逸才大器。所以最終，宣宗將天下科舉分為南、北、中三卷（北卷區域包括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區域包括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南直隸的鳳陽和廬州二府，以及滁州、徐州、和州，其餘的都是南卷），決心要將天下人才盡數收入囊中。 到了這一時期，官吏的貪污行為也日漸顯著。這股歪風其實在永樂中期就開始了。為了以示懲戒，宣宗將素來享有令名的監察長官都御史也撤職了。 後來，宣宗提拔了清廉的顧佐繼任都御史。但是這次又出了狀況，一個小吏向通政司（處理內外的上奏文，並糾察官員的不正行為，受理民間人士訴訟的冤案）舉報，稱新官上任的顧佐收受奴僕的賄賂而將他們放走了。 宣宗大驚之下召閣臣楊士奇質問，才知道他也做了同樣的事。楊解釋說，朝臣每月的俸祿只有一石米，而薪炭和馬料都必須自行籌措，所以實在不得已他們只能讓奴僕們回鄉下籌措這些東西，在京的官員全部都是如此。其實，仁宗時期官員補貼已經有所增加了，但卻依然是這般慘狀。這麼看來，明代官員的貪污與工資如此微薄恐怕也並非全無關係。 此外，宣宗還時刻惦記著農民的負擔，時不時地就給官田免稅。宣宗對農民的感情到了什麼地步呢？有這麼一段佳話，說是他微服出遊時借來農民的鋤頭耕地，感嘆他們太勞苦。但是，皇帝的免稅恩典卻遭到了出乎意料的阻力。掌管財政的戶部向地方發出指示，命令他們不得執行皇帝的減免政策。 知曉真相的宣宗極其不高興，將閣臣召集起來，示以自己寫的免稅長詩並加以訓斥。皇帝親自創作免稅之詩，這也是史無前例了。 但是戶部的抵抗其實也有自己的理由。此前我們說過，官田的稅額是太祖時代定下來的，這是財政的基礎，官吏的俸祿和其他開銷都要從中支出。因此，這個數字是絕對不能改動的。 可是呢，官田主要集中在蘇州、松江等原屬張士誠統治的地區。那時制定的徵收額度其實帶有懲罰意味，因而過分嚴苛了。而且這個數字也完全沒考慮天災等情況。但是從永樂帝的時代開始，這些地方就不時遭遇水災，滯納的數額也在不斷增加。 此外徵稅的方法也非常惡劣。農民們必須自己用車船將米送到官倉，其間米自然地就有所損耗。而官員們將米收入官倉的時候，又將損耗的那部分米算在農民的頭上，加到他們的稅額中。這其實形成了一種附加稅。 還有收米的時候政府用的量斗比通常的要大。另外，量米時操作者的手法不同，結果就大相徑庭。這當中就有了賄賂的空間，而農民的負擔只有越來越重。 結果是出現了農民大量逃亡的情況。但即使如此，戶部也必須設法籌措此前的定額。面對冷峻的數字，宣宗的人情味也毫無辦法。 最後實在沒有辦法，宣宗只能派能幹的周忱常駐江南，主持稅制調整的工作，這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成功。其實，太祖推行的農本主義政策此時已經和現實脫節了，明朝終於來到了一個轉折的關口。 側近政治 有一次，江西巡按御史陳祚向皇帝上奏稱：「皇帝應該學習帝王之學，在政務的餘暇不妨讀讀《大學衍義》。」宣宗見此大怒，言道：「這是在笑話朕不讀書，連《大學》都不知道，沒有資格做天下之主嗎？」於是他將這位監察官陳祚同其家人統統投入錦衣衛獄，關了五年之久。 宣宗對自己的經史修養一直頗為自信，這件事情極大地傷害了他的自尊心。其實宣宗不僅精通學問，他的畫技也達到了大師級的水準。 宣宗本人是個多才多藝的人物，因此他也喜歡親近那些優秀的文臣。之前永樂帝設立內閣，是為了推行秘書政治，但是到了宣宗的時代，這一制度的性質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此前，永樂帝為了壓制政府首腦的抵抗，起用了內閣大學士作為秘書，以推行自己的專斷決策。但是對宣宗來說，這些閣臣都是皇太子時代就教導自己學問的先生，而且他們還身兼六部尚書之職，其地位也與永樂帝時代大不相同，所以閣臣就變得非常有分量了。這一時期的閣臣有人稱「三楊」的楊士奇、楊榮、楊溥。他們住在京城的不同方位，楊士奇被稱為「西楊」，兼有學問和德行；楊榮是「東楊」，才識過人；楊溥是「南楊」，世皆稱道其公正無私。他們各有過人之處，為人也堪稱楷模。 楊士奇等「三楊」繼承的是吉水文學一脈，他們開創了詩歌中的「台閣體」（莊重典雅，不過缺少趣味。正德年間的李東陽是鼎盛時期的代表人物。這種詩體為人所看重，據說是因為作者都是宰相級別的人物）。 「三楊」既是先生，又是詩人，又是政治家，所以很自然地，宣宗與他們有很深的交情。宣宗常常與「三楊」等文臣宴飲遊樂，有時還會在夜裡微服造訪楊士奇的府邸，這都反映出他們的深厚交情。「三楊」為宣宗的政治提了許多重要的建議，這才形成了上面所述的宣宗的善政。 但是這樣一來，又形成了側近政治的局面。 自太祖廢除丞相制度以來，行政權就分給了六部。其中掌管人事的吏部、掌管財政的戶部、掌管軍事的兵部尤其為人看重。但是到了宣宗的時代，所有的事情皇帝都會與閣臣們商量，尤為重要的是皇帝將「票擬」之權託付給了他們。 本來呢，所有的上奏文都要由天子親自用朱筆寫下裁決，這個就是「批答」。但是上奏文的數量實在太恐怖，宣宗便令閣臣們細讀這些上奏文並寫好「批答」的底稿。這些底稿寫在小紙片上，用的是墨筆，附在上奏文之後，這就被稱為「票擬」。天子參考著底稿做出最終決斷。所以這就等於說，六部以下的意見可以由閣臣加以修正。於是這裡便出現了沒有宰相之名的宰相。當然，這種情況出現是由於當時的閣臣與宣宗有特別深厚的個人交情，不過這仍然是一種側近政治。不能不承認，太祖的構想在這一方面也被突破了。 一旦實行了側近政治，那麼不可避免地，側近又會演變成別的側近政治。宦官的跋扈後來成了明代政治的毒瘤，其中一個根源也在於此。 宮廷異聞 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突然宣布要廢掉皇后胡氏，改立貴妃孫氏為皇后。他向重臣們說明原因：「朕已經三十歲了，還沒有子嗣，現在幸好孫氏誕下了龍子。母憑子貴，希望立其為皇后。但是胡皇后應該如何處理實在讓人為難，你們想一個足以廢掉皇后的罪名來！」 重臣們對此大傷腦筋，最後回復皇帝：「臣下與皇后之間的關係宛如母子，萬萬沒有兒子廢母親的道理。」 宣宗很不滿意，於是對先例進行了多方研究，但是仍然找不到突破口。這個時候，頗有才氣的楊榮列舉了皇后的二十條罪狀獻上，以此作為廢后的理由。 宣宗一看其內容，全都是誣陷之罪，因此勃然大怒，訓斥其不要講這些毫無根據的謊話。 重臣們又說，這時應該聽聽皇帝的母親，也就是皇太后的意見，而宣宗卻說，皇太后的意見也是如此。 這裡其實是有原因的，孫氏是皇太后的母親所薦，由皇太后撫養長大，後來成了宣宗的妃子，所以這對於皇太后而言絕不是無關痛癢的事情。 實在毫無辦法的宣宗招來楊士奇密談。士奇先問皇帝：「皇后與孫妃的關係怎麼樣？」宣宗回答道：「非常要好。」士奇又說：「如今皇后臥病，可以抓住這點令皇后辭退讓位。」宣宗對此也表示贊成。 此後便上演了一齣好戲——皇后力要讓位，孫妃力辭不就，皇太后也力勸不可。這般推讓反覆幾次之後，孫氏終於成了皇后。然後臣子們紛紛進言，根據《春秋》之大義，母憑子貴，所以此次廢后實乃本於禮教的正當程序云云，並推舉孫氏之子為皇太子。這位便是英宗。 看看這次廢后事件的前後經過，江西派官僚的怕事主義簡直一目了然。若是換成方孝孺那種金華學派的硬骨頭，絕不會那麼順利。士風當真改變了！ 而且，這當中其實還隱藏著陰謀。這位皇太子呢，其實並不是孫氏的兒子，而是一位無名女官誕下的兒子。如果再深究下去，恐怕到底是不是宣宗的兒子都成問題。或許是孫氏搶了別人的孩子，將其假裝成了自己的兒子。 這麼一看，這真是變了味的《春秋》之大義。後來，英宗在土木堡之變中成了瓦剌的俘虜，還朝後被幽禁在南宮之中，而策動其復辟的幕後黑手就是這位孫皇后。 影子內閣 宣德十年（1435年），英宗即位。當時英宗剛滿七歲，還是個幼小的孩童，因此由祖母張太皇太后和「三楊」承擔輔佐之責。據說有一天，祖母太皇太后當著重臣的面指責宦官王振行為不檢，聲言要治其死罪，隨即便抽出女官身上的佩劍往王振的頭上砍去。危急之際，幼帝為王振請命，重臣們也都同聲效仿，於是太皇太后只能作罷。王振是英宗的貼身宦官，好容易撿回一命，他後來成了司禮監（宦官的主要衙門有十二監，司禮監為其首，內有提督、掌印、秉筆等太監）太監，從此宦官政治正式揭開了帷幕。 英宗像 那麼，為什麼在這一時期，宦官的權勢開始抬頭了呢？直接的原因其實始於宣宗時期。 我們此前說過，太祖的方針是讓宦官們保持蠢鈍的狀態。但是到成祖時期，這一方針被斷然廢除了，皇帝反而開始培育優秀的宦官。比如安南人宦官王瑾負責教育宣宗，安南人宦官范弘也非常博學，深受皇帝信任。 而宣宗也感到有必要配備一些有才學的宦官。這其實是有原因的。 皇居紫禁城內以雲台門為界分為內外兩部分，皇帝處理公務的乾清宮位於內廷。這裡在原則上是禁止其他男性出入的，閣臣們最多也只能走到雲台門。但是另一方面，皇帝的機案之上，既決和未決的內外文書堆積得如小山一般，所以也需要專人整理。於是皇帝在內廷當中新設了文書房，命令那些能讀會寫的宦官整理這些文件，而這就需要大量的宦官事務官。為此內廷當中又設立了宦官學校「內書堂」對宦官進行教育。這些內書堂出身的宦官被視同科舉出身者，於是便誕生了宦官官員。 但是，宦官獲得了政治上的發言權，絕不僅僅憑這個。那些搬入乾清宮當中的文書，就像我們之前講過的，閣臣們都已經附上了票擬。而皇帝便參考著這些票擬來寫批答，不過基本上都會按照票擬來，這是基於皇帝對閣臣的信賴。然後皇帝又命令宦官官員將這些批答整理好抄上去。但是宦官並不只是機械性地抄寫票擬，他們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這大概是因為，自永樂帝設置東廠以來，宦官就擁有了自己獨特的情報網絡吧。 這種時候他們便將自己的意見寫在紙片上，放在票擬之上，請皇帝再三斟酌。這些宦官的意見書被稱為「搭票」。 更何況，皇帝若想和閣臣商議些什麼，就只能自己到外廷去，或是將閣臣叫到雲台門來。但如果是宦官的話，他們隨時都可以到乾清宮進行說明。側近的勢力是與他們同皇帝之間的距離以及會面的頻率成正比的。閣臣的票擬之上蓋上了宦官的搭票，這一情況預示了宦官終將壓制閣臣的結局。閣臣的墨書不過是草稿，而宦官的朱書則是天子的裁決。這在效力上實有天壤之別。 外廷的閣臣們在文淵閣，司禮太監們仿效它在內廷設立了恭協堂並在此辦公。他們是影子內閣，與外面的內閣相呼應。這便是有明一代宦官得以耀武揚威的原因。說到底，這其實還是宣宗的側近政治所帶來的產物。 王振便是這個影子內閣的首席。「三楊」本來可以壓制他，偏偏又欠下了他的人情。其時，福建有一位按察僉事將驛丞杖打至死。應該如何處分這位檢察官呢？楊士奇和楊溥爭執不下，最後只能請太皇太后裁決。其實呢，這位檢察官是楊士奇的同鄉，而被殺的驛丞則是楊溥的同鄉，兩人都在袒護自己的鄉黨，因而才爭吵起來。 太皇太后問王振該怎麼處理，王振奏請道：「人命重於公務，請將此檢察官降級。」最後太皇太后按這個辦法處理了。日漸衰老的「三楊」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楊士奇的兒子在鄉里為非作歹，他為此遭到了彈劾。雖然英宗決定不追究，但是老臣的末日著實讓人心痛。① 土木堡之變 王振是出身於內書堂的俊秀。在英宗還是皇太子時，他負責教育，對未來皇帝十分嚴格。在那之後英宗就喊他王先生，總是顧及他的臉色，萬事都要與他商量。這恐怕是因為王振知道英宗的出身秘密。 手腕高超的王振又將直屬於皇帝的憲兵隊錦衣衛納入自己的支配之下，只要他有意，無論是誰都可以投入獄中。 接著他開始著手改造外面的內閣。王振曾問楊士奇：「朝廷全靠三位老先生，但是以後該怎麼辦呢？」楊士奇回答道：「老臣至死方休。」而楊榮則托王振尋找繼任者。數日之後王振真的就推舉了幾位年輕的官員。楊榮的解釋是，雖然他也想再努力一下，可是只要內廷一紙調令，他們便都束手無策。② 此後王振用一些有的沒的理由，將重臣們一個個都送進了監獄，旋即又馬上釋放——這是在顯示他的威風。太皇太后和「三楊」去世後，他之所以能獨斷專行，就是因為有過這麼一段過往。如此這般，影子內閣的首相最終掌握了權力。 王振撤掉了太祖立下的鐵牌。他曾提拔一位工部的郎中為侍郎（副長官）。這個男人是一位美男子，只是沒有鬍鬚。王振問其原因，新侍郎回答道：「閣下都沒有鬍鬚，我怎麼能有鬍鬚呢？」因為宦官都是沒有鬍鬚的。 在這之後，百官爭先恐後地給王振送禮行賄，見他一面要一百兩白銀，如果出到一千兩就能坐上他的餐桌。而如果忤逆他，就會被毫不留情地收拾掉。 正當此時，北方風雲急變。當時的瓦剌部已經壓倒了韃靼部，而且出現了一位英雄也先，其強硬手腕讓北方世界都為之屈服。 但是，就像我們此前說的那樣，蒙古這個封建社會中有一條鐵的規則——只有成吉思汗的子孫，也就是黃金家族能夠坐上大汗之位。也先本人也無法打破這條規則。所以沒有辦法，他只能將姐姐的女兒嫁給在其父輩時代就已是大汗的脫脫不花為妃，而自己坐上太師之位。 這兩人來到大明朝貢，同時又在大同辦起馬市以進行貿易。 根據明朝的朝貢規定，朝貢人數不得超過五十人。但是也先無視規定，擅自增加人數。後來人數超過了三千，交易的馬匹也多達數萬頭。 此等巨額花銷讓大明朝廷感到吃不消，於是大幅削減了購馬價格。自不待言，也先對此非常生氣。當時的蒙古社會物資非常匱乏，人們只追隨有經濟實力的強權領袖。而也先的不安正在於此。為了繼續保持權力和地位，他只能威脅大明朝廷，以獲得大量的賜予分發給追隨者。如果做不到，那就是致命的打擊。 明朝方面對此也心知肚明，他們給脫脫不花王和也先的待遇是有差別的，企圖以此離間兩人。 於是也先訴諸武力，以破竹之勢侵入明朝。王振不顧群臣的反對，力勸英宗御駕親征。由於十分倉促，明朝方面的戰備非常不完善，作戰也很生疏。他們一路進發到了大同，王振從大同的宦官那裡了解到也先軍隊驚人的破壞力，嚇得臉都變綠了，於是慌忙回兵。但是時間已經晚了。 當時正值酷暑，明朝大軍已經連續兩天滴水未進。他們好不容易才在土木堡（位於河北省懷來縣附近）附近找到了一個山谷，正想下去稍事休整，卻遭到也先鐵騎的突擊而慘敗。英宗成了俘虜，王振以下的重臣全部戰死。這被稱為「土木堡之變」（1449年）。 群龍無首的北京一片混亂，朝廷緊急決定讓英宗的弟弟郕王做代理皇帝，壓下南遷的意見，決心固守北京城。一代名臣于謙擔任指揮，擊退了也先對北京的包圍。而起用並保護他的，正是鐵骨錚錚的宦官興安。 于謙像（出自《三才圖會》） 社會弛緩 英宗做了俘虜，後來又回到北京，隱居在南宮之中。後來，他趁弟弟景帝（景泰帝）因病臥床之際發動政變，又再次登上了天子之位。 當時，從宣德直至正統，長期的和平讓社會日益弛緩。大學長（國子監祭酒）李時勉曾上奏請求禁止小說的流行，他說道：「近來，俗儒捏造怪異之事，搬弄無憑無據之語，出現了諸如《剪燈新話》（明初文士瞿佑的作品，記載了古今的怪談，對日本的江戶文學也產生了影響， 《牡丹燈籠》就被認為是此書的翻版）這一類的東西。不僅市井輕浮之輩爭相記誦，就連經生儒士也拋棄正學，日夜熱衷於此，以為談資。」③朱子學已是陳年舊物，如今怪談才是時興樣式。 這種社會狀態已經和太祖描繪的那種禁慾式農本主義的社會相去甚遠了。 果不其然，太祖拚命打壓的銀貨逐漸登場了。這一時期，人們對政府的禁令熟視無睹，到處都在用銀貨。隨著紙幣價值出現暴跌，官吏也開始認可用銀貨繳稅了。雖然這在名目上仍然不過是用米繳稅的一種替代，不過時代的變遷已不能視而不見。商人很快就活躍起來，貧富差距觸目驚心，地主與官吏勾結，通過賄賂獲取利權，這些問題一個個地都浮出了水面。 助長這種風氣的是王振的賄賂政治。將這種貧富差距與社會階級對立徹底暴露出來的，便是鄧茂七之亂。 鄧是出身於江西的遊俠之徒。這一時期，江西、福建、廣東三省交界處正是販賣私鹽的通道。官鹽是專賣品，價格高得離譜，民眾很希望得到便宜的私鹽。政治上的弛緩讓私鹽的走私變得更加猖獗。鄧茂七有一段時間曾經做過黑市的管理工作，後來遷入福建，成了一個有勢力的佃農。 福建當時是經濟不發達地區，封建色彩很重，佃農除了要向地主繳納年貢米，過年還要送上薪柴和雞鴨等作禮物，這已成當地風俗。茂七將此風俗廢除，而且年貢米也不再親自送到地主家，而是讓地主自己過來取。 於是地主們向縣衙提出訴訟，要召喚茂七對其問罪。但是茂七不僅不自首，還殺了派來捉拿他的三百名官兵。 被逼上絕路的茂七最終發動了「叛亂」，遠近的遊俠之徒群集在其麾下，將福建全省都捲入了動亂之中。 最後，明朝廷派出政府軍將動亂鎮壓了下去。這個茂七之亂可以說是農民起義，是佃農對地主的經濟鬥爭，而且很明顯，政府站在地主一側。這就是這場動亂所具有的社會性意義。在此之後各地接連爆發各種形式的民亂，大明帝國的面貌漸漸地發生了變化。 百年歲月 在英宗之後即位的是憲宗（1464年），年號為成化。從太祖的洪武元年數到這裡，大體上是一百年。 這一個世紀的歲月里，萬事萬物都以常識為準繩被賦予了秩序，並逐漸變得保守。太祖鉚足力氣開創了無比周密的社會改造事業，但也正是因為這種周密，一旦有一角出現崩塌，其他的關聯部分也將隨之崩潰。改革是現實的改造，肯定會在哪裡出現脫離現實的不合理的地方。而熱情和執行力消退之後，人們便開始習慣於退縮。迎來了建國百年的憲宗一朝，就是這種意義上的穩定期。 憲宗像 絕對帝制也固定下來了。皇帝被稱為「九五之尊」，這時的皇權確實如此。宰相制度的廢除、血腥的肅清、東廠的設立等都推進了皇權的強化。宦官王振的專橫常常被人非難，但是反過來說，也正是他使皇帝的權力成了不可動搖的絕對之物。無論是多麼不合理的惡政，只要冠上了皇權之名，就能通行無阻。這可說是王振的另類功績。 最終，由於龐大官僚組織的穩定化，皇帝的獨裁權力變得愈加不可動搖。明朝有一大特色，官僚組織由士大夫和宦官明暗二重組織構成。個人也是組織當中的個人。皇帝作為這個二重組織的交叉點和頂點，他的好惡完全左右著個人命運的浮沉。因此，皇帝的性格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憲宗朝穩定且保守，這一傾向在對北方政策中體現得最為明顯。憲宗之後的明君孝宗曾與群臣議論是否要討伐蒙古，當時的兵部尚書劉大夏回答道：「如今之上策唯有專守防禦。」孝宗亦深表同感。這種傾向在憲宗朝其實就已經出現了，當時已經在著手修建萬里長城。在此之前，都是明軍越過長城攻擊蒙古，而憲宗時明朝便不再出兵，轉而採取了加固城牆、專守內部的方針。能幹的餘子俊花了七年歲月，修成了約1200公里的新長城，從陝西以東的山西省境內一直延伸到西邊的寧夏。無比的毅力和人海戰術，這是中國人的看家本領。在此之後東西兩頭又有補修，終於形成了今天我們看到的長城之雄姿。後來明朝沿著長城一線設立了九個軍管區，各自分擔防衛任務，這就是九邊鎮。 另外，作為補修長城的一種變化形式，明朝在東北地區也指派名臣馬文升修築了蜿蜒的邊牆，以防備女真。 由於此前忙於應付北方形勢，南方問題一直被擱置。明朝此時迅速派兵，一舉平定了廣西的瑤人之亂，並在當地設立了武靖州。 然後明朝還平定了中原地方的民亂。漢水的上游、湖北省的北部地區是山嶽地帶，長期以來就是無法無天之徒放肆的樂園。元朝也沒能控制這塊地方，但是在明朝洪武年間，朝廷將這裡的非法分子一掃而空，又將這塊地方規定成禁止百姓進入的禁地。 但是到了正統年間，由於中原地方的饑荒和政治的弛緩，流民又潛入了這塊區域，因為這裡還勉強能夠吃上飯。於是這裡再度成了無法無天之徒的樂園。一些手腕厲害的強人開始壓榨流民，簡直將他們當成了自己的奴隸。 另一方面，官府對此也無所作為。這個地區位於河南、湖廣、陝西三省邊境，也就是所謂的三不管地帶，各省都互相推卸責任，所以根本無法解決這種情況。 這時出現了一位名叫劉通的人物，他生於河南，因為能舉起千斤重的石獅子而被稱作「劉千斤」。他與妖僧石和尚結成徒黨，潛入這個法外地帶，掀起了造反動亂。他們甚至還制定了國號和年號，試圖建立一個獨立王國。紅巾軍過去很長時間之後，河南人再次出現在了歷史上，但是他們也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建國理想。 政府軍出動並採取了包圍作戰的策略，很快就把叛亂鎮壓了下去。和討伐蒙古不一樣，平定內地動亂，因為對手是漢人所以往往會處理得很好。奇怪的是，元和清等少數民族主政的王朝在對付內亂時就甚為棘手。這也是中國的一種特色吧。 不過，才過了五年，此地的殘黨又再次興起了叛亂。這回朝廷調來了善於山地作戰的四川土民軍隊進行討伐，而數量驚人的無罪流民由此慘遭殺害。 這時河南大旱，饑民又一次蜂擁入山。鑒於這種情況，朝廷更改了祖法，解除了進入此地的禁令，允許他們遷入進行開墾。朝廷在這塊新開發的地區劃定了行政區域，定名為鄖陽府。負責這項開設任務的都御史原傑不辭勞苦地翻山越嶺，深入山谷之間尋訪流民，向他們宣講政府的方針政策。最後，除了希望返回本籍的一萬六千戶，還有九萬六千戶希望從事開墾，於是原傑將土地頒給他們，並設定了稅率，最終清除了長年的禍根。在歸途之中，他因為過度勞累而去世了。得知這個消息，當地百姓為其痛哭，悲不自勝。 這也是一百年之期所做出的改革吧。 憲宗一朝，還有這樣能幹的人才充滿火熱的使命感，默默地操持著煩瑣枯燥的基礎工作。可以說，當時的社會和個人都還是健康的。 英宗皇后像 萬貴妃 絕對帝制的悲劇，在於皇帝的公私不分。但是如果真要忠實於皇帝的職能，那些嚴峻的任務立馬就會折損人的壽命。反過來說，如果要按照人的本性生活，龐大的國家機器又立馬就會陷入停頓。如此看來，皇帝真是無情與人情兩個極端相剋的產物。而憲宗這個人物就像雙頭蛇一樣，竟然能將兩者截然分開。 英宗的皇后沒有子嗣，憲宗是貴妃周氏所生。英宗死後，皇后和貴妃兩人同稱皇太后。貴妃希望自己獨享稱號，卻由於重臣們的反對而沒有實現。但是，皇后去世之後又生出了變故。英宗的陵墓將要修成皇帝、皇后、貴妃三人合葬的形制，而貴妃萬分不願（不希望皇帝皇后合葬）。憲宗出於孝順母親之心，打算順從貴妃的意思，但是重臣們卻因其有違禮法而極力反對。皇帝慨嘆道，違背禮法是不孝，違背母親之命也是不孝，真不知如何是好！然而百官以禮法為盾牌，無視皇帝的意旨，圍坐在文華門外放聲號泣，哭聲由朝至夕未見停息。 憲宗實在沒有辦法，只能聽從了臣下的請求，於是百官齊呼萬歲。 由此可以看出憲宗為人的軟弱和率直。這種我們日本人幾乎無法理解的禮法，對於以家族社會為特徵的中國來說，卻著實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而這個禮法問題到了世宗朝，終於形成了僵局。 憲宗的這種性格，總是需要一個強大的心理支柱。憲宗在三歲時成為皇太子，六歲的時候被叔父景帝廢黜，而英宗復位的同時他又再度成為皇太子，那時他十一歲。在絕對帝制之下，皇太子和普通的王不啻天壤之別。對於幼小的他而言，在這些事件中心靈經歷的震撼絕非一般。再加上憲宗還有天生的口吃毛病，因此他非常不願意會見臣下。 成為這位少年之支柱的人物是萬貴妃。萬貴妃本是憲宗祖母孫皇太后的侍女，憲宗成為皇太子後她開始侍奉在身旁。當時她二十歲，與憲宗相差十七歲之遠。而憲宗在十八歲即位後，讓三十五歲的她做了貴妃。 據說在憲宗外出的時候，萬貴妃常常身著軍裝，佩劍隨行。按照清朝學者的想法，女人只要溫柔賢淑就好了，所以他們總在感嘆此事的異常。 萬貴妃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急病而死，享年五十八歲。憲宗非常悲痛，說「我也不久了」，終日鬱鬱不樂。他在同一年隨萬貴妃而去，時年四十一歲。對一位后妃來說，四十歲之後就難有恩寵，所以這個也可謂是特例。總而言之，如果不考慮萬貴妃，就理解不了憲宗的重要一面。 其實，在憲宗即位的第二年，萬貴妃誕下了一個兒子。但是諷刺的是此子很快就死了，此後貴妃就再無子嗣。下面也是中國學者的說法，他們說男性氣質的婦女極其善妒，於是萬貴妃為了獨享帝寵使盡了各種手段，一旦其他妃子懷有身孕就令其流產，或者將她們生下的兒子殺掉。 深得萬貴妃青睞的是一位瑤人出身的惡宦官汪直。他靠著萬貴妃而得到了憲宗的信任。 性格軟弱的憲宗還沉迷宗教，甚至提拔了道士、僧侶為官。 有時憲宗會陷入一種妄想，以為有妖人潛入了宮廷。膽怯心驚的他對外部世界感到極度不安，於是想到了設立自己的私人情報網。這就是西廠的由來，而汪直成了此機構的長官。他藏在西廠里干盡不可見人的勾當，其勢力甚至凌駕於東廠之上。 這個汪直與那些一心想往上爬的野心家式的將軍和軍官勾結在一起。國家的國防方針已經轉為了防禦，因此再沒有大型的戰爭。但是對於職業軍人來說，只有參加戰爭才能快速晉升，所以他們熱切地渴盼發動戰爭。這些人圍繞在汪直身邊，成了戰爭狂熱分子。他們出擊蒙古和東北地區，殺掉無辜的蒙古人和女真人，對戰功十分貪婪。 後來，這些事情招致了北方民族的激憤，成了明朝滅亡的禍端。汪直後來被手下出賣，悲慘地倒台了。 皇太子出生 孝宗被譽為中興明朝之明君，而他的出生也極其富有戲劇性。 首先，他能在萬貴妃的眼皮子底下出生，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蹟。更意外的是，這位皇帝的生母不是漢人，而是一位少數民族女子。 孝宗像 成化年間，朝廷對廣西瑤人發起征討。在這次征討中，有一位土官的女兒也成了俘虜，這便是紀氏。紀氏聰穎又有學問，被提拔為女史，負責管理內廷庫房。一次偶然的機會，憲宗來到內藏，對她的舉止應對十分滿意，她因而受寵有孕。 萬貴妃知曉此事，大發雷霆，命令下婢逼其墮胎。但是下婢誤診而報告說紀氏腹中只是腫塊，於是紀氏被轉移到內安樂堂（和北安門附近的安樂堂不是同一處。這幢建築位於皇城西苑內太液池的橋邊），這是收容生病女官和女囚的地方。孝宗就是在這裡出生的。然後萬貴妃又命令門監宦官將這個嬰兒投入水中淹死。宦官得到命令大驚失色，說道：「聖上尚無子嗣，為何要殺掉呢？」於是悄悄地將其藏在別室當中，用蜜混合粉、飴餵養撫育。萬貴妃日夜監視，卻總找不到他的行蹤。據說也是因此，小兒長到五六歲都還沒剃掉胎毛。 憲宗本有一位吳皇后，但是因為萬貴妃從中作梗而被廢掉了，之後在西苑隱居。西苑和內安樂堂很近，所以這位廢位的吳皇后知道了紀氏之子的事情，常過來秘密撫育這名少年。 此前其他妃子也曾誕下皇子，但都被萬貴妃殺掉了，皇帝久久沒有後嗣，內外均憂慮不已。 成化十一年（1475年）的某一天，憲宗在宦官為其梳頭的時候慨嘆了一句：「老之將至，而我尚無子嗣。」那位宦官當即俯身於地，稟告道：「此事誠當受責，萬歲爺（內廷對皇帝的稱呼）其實已經有兒子了！」 吃驚的憲宗問道：「此子在何處？」此時敢於直言的宦官懷恩回答道：「事情正如此人所言，此子被藏於西苑撫養，今已六歲。」憲宗大喜，即日便駕臨西苑迎回了皇太子。 生母紀氏抱著皇太子，邊哭邊說道：「你離開之後，我就再沒有孩子了。那個穿著黃衣、有鬍鬚的大人就是你的父親。」然後她給孩子穿上小小的緋色上衣，讓他坐上了小小的乘輿。到了台階下面，皇太子披著長發，跑入憲宗的懷裡。憲宗也將他抱於膝上，悲喜交集，呼道：「這是我的兒子！和我真像！」父子神奇地相見了。 在那之後，皇太子的生母紀氏突然死了。也有說法是萬貴妃將其逼死，令其懸樑自盡。 此子成了皇太子之後，就由憲宗的母親周太后撫養。某天，萬貴妃邀請皇太子吃飯，太后叮囑他千萬什麼都不要吃。結果皇太子推辭說「腹中已飽」，甜羹上來後又說「這當中有毒吧」。萬貴妃怒火中燒，言道：「才幾歲就這樣了，他日怕是要報復欺凌我吧！」其怒積甚，轉成病痛。④ 負責撫養皇太子的是一位叫覃吉的老宦官。太子長到九歲時，覃吉口授其四書章句和古今政典。憲宗曾想賜予太子莊田，覃吉勸其推辭不受，告誡他「天下最終都是太子之物」。還有一次，太子跟隨內侍讀佛書，正在此時覃吉走進來，太子慌忙拿起《孝經》。覃吉問道：「太子是在讀佛書嗎？」太子回答：「沒有沒有。」然後覃吉就教導他佛書是虛妄之說。孝宗具備成為明君的資質，全賴這位覃吉之力。⑤ 由於萬貴妃最後的爭取，憲宗晚年又打算廢掉皇太子，這時候又是懷恩站出來與憲宗據理力爭。結果懷恩被流放到了鳳陽。 繼承了少數民族血脈的孝宗，同時也是由宦官加以撫育和守護的皇帝。 明君的局限 孝宗即位後，將憲宗寵信的道士、僧人、惡宦官等一掃而空。曾經保護過孝宗的宦官懷恩被召回京城，當上了影子內閣的首席，孝宗在他的指引下完成了新的人事任命和人才提拔。 孝宗罷免了與萬貴妃勾結的閣臣萬安，又起用清廉的王恕為吏部尚書，負責管理人事。因為王恕，朝廷聚集了許多優秀的人才。此外，孝宗還將身在南京的名臣馬文升召回中央，任命其為左都御史，掌管監察工作。這些都來自懷恩的建言。 王恕上任後立馬就直率進言，他認為自正統年間以來，皇帝與大臣之間只剩下形式上的會面，因此皇帝的側近之人囂張妄為。他覺得皇帝應該像以前那樣與大臣促膝而談，然後推行政治。這一建議被採納了。因此，享有詩人宰相之名的李東陽在後來深深讚嘆這個時代，說這是天順末年以來三十年未曾有的局面。 馬文升像（出自《三才圖會》） 此外，孝宗還廣泛徵集臣下的直言，尤其是遭逢天變、旱災等時候，更是強制臣子們進言。但是，這些上言的內容都集中在對皇帝私生活的非難之上，比如要求節約宮廷費用、削減宦官數量，或是指責皇后親族等，實在是數不過來。在可能的範圍內，這些意見孝宗都盡力採納了。宦官們對此扼腕切齒，這點自是不必多言。 深諳帝王之道的孝宗給明面上的內閣賦予了更多權重，同時盡力壓制自己洶湧澎湃的人性。 奇怪的是，明君也會祈願自己長生不老，為此痛飲種種不明藥物。唐太宗是這樣，明孝宗也不例外。而抓住這個弱點進而僥倖獲得帝寵的，便是孝宗朝唯一的惡宦官李廣。 憲宗時開了一個很壞的先例，當時皇帝可以不經過吏部，直接隨意任命官員。這種官員被稱為傳奉官。這項任命乃是影子內閣的特權。李廣就以此為誘餌，從士大夫那裡收受賄賂。後來李廣自殺，在他家中發現了賄賂的賬本。大家一看，發現上面滿是文武大臣的姓名，還寫著收到黃白米百石或千石等。震驚的孝宗問臣下：「李廣收了這麼多米，到底是吃了多少啊？」臣子回答道，所謂的「黃白米」其實是隱語，「黃」是金子，而「白」則是銀子。 獵官這種行為，一定會跟著結黨和賄賂。李廣的案例只不過是冰山一角。在一切都固化了的社會，只憑一時的措施，是絕不可能輕易改正的。這便是明君的局限。 丘濬及夫人墓（海南島瓊州） 有影響力的大臣一旦分成朋黨，就會造成感情上的對立。王恕就曾突然向孝宗請辭。原因是孝宗宴請重臣以示慰勞的時候，大學士丘濬坐在王恕的上座，王恕咽不下這口氣。丘濬寫了《大學衍義補》這部名著（《大學衍義》中缺治國平天下部分，所以丘濬對其進行了補充），由此獲得孝宗的信任。此時的丘濬雖是閣臣，卻只是禮部尚書。依王恕的看法，自己是吏部尚書，應該坐在其上座才是。另一方面，丘濬則批評王恕直言不諱不過是貪圖名聲而已。明君也為此苦不堪言。 宣宗心憂農民，而孝宗則在意人民的勞役負擔過重。國家機器一旦變得複雜，就會過度要求人民為國家服務。孝宗希望將這種負擔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於是在全國推行了均徭法。每年都要出勞役，對人民來說這種負擔實在難以承受，所以朝廷將種種勞役都歸併到一起，仿效里甲法，原則上十年徵收一回。但是為了避免和里甲法重複，所以將時間定在了里甲役後的第五年。這個制度下地主要承擔更多的負擔，而且朝廷准許以納銀代替直接服勞役。 這個時候，租稅已經基本上採用了納銀制，而勞役也允許用納銀代替了。大明開國之初定下的農本主義方針，早已是過時的幻夢了。 但是孝宗的這個改革，其實也是治標不治本。地主們為了逃避勞役，便把自己的土地掛在別人名下。由於官員和科舉合格者擁有免除勞役的特權，所以地主便與他們相勾結。地主逃避了勞役，而官員們則獲得了掛名費。可能也是每月俸祿太低的緣故，明代官員和鄉里之間保持著十分強韌的連帶關係。官員會極力為鄉土爭取利益，這點我們在「三楊」的例子中已經看到了。另外，官員同地主和大商人勾結這一點在鄧茂七的起義中也體現得很明顯。 除此之外，江南與江北在經濟實力上的差距也糾纏在這些問題中，僅憑明君一個人，總歸是無法顧及周全的。 不過，由於皇帝本人竭盡全力，孝宗一朝總體上還是一個和平的時代。 不肖天子 明朝有選秀女的制度，因此帝室的妃子都是從民間女子當中選拔出來的。這樣做很節儉，也有利於通曉下情，而且還能防止外戚擅權。 孝宗皇后像 孝宗的皇后來自知識分子家庭，其父出自大學（國子監）。而孝宗又有點恐妻症，因此終身只守著張皇后一人，並不另置后妃。這在普通人也慣於妻妾成群的中國社會，實在是史上僅有。明代學者對此有所保留地誇讚道：「以至於上仙，真千古所無之事。」⑥ 武宗像 武宗（正德帝）是孝宗的長子，由於弟弟早夭，所以可以說是一棵獨苗。另外他也是母親成為皇后之後出生的兒子，所以很順利地就當上了皇太子，然後即位。 像這樣完全經由正統路徑登基的天子，在整個明朝也只有武宗一個人。拿現在的話說，他就是一個模範家庭的孩子。 與其父親孝宗相比，他的出生與境遇簡直是截然相反。孝宗臨死之前還召來閣臣劉健、李東陽等人，仔細囑咐後事，把武宗託付給了他們。 然而，在這種完美無缺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獨苗天子，卻是一個放蕩殘忍之人。他在中國的歷代君主當中，也屬於可列入「怪人傳」的人物。 武宗醉心於藏傳佛教，還從僧人那裡得了一個「大慶法王」的稱號。他盡情發揮自己語言上的天才，樂於誦讀藏語經文。他還在宮中興建了一個名叫「豹房新寺」的邪淫寺院，日夜沉迷於秘戲和飲酒。 他一時興起，就在內廷里大擺集市，玩起做買賣的遊戲。玩膩了之後，又集合宦官們分成敵我兩隊進行戰爭遊戲。他將擅長弓箭的宦官組成一軍，自己親自上陣指揮，終日高聲呼喊著奔來跑去，其喧囂之聲響徹北京的街道。 後來，武宗玩厭了宮廷遊戲，又跟隨江彬這個自誇武力超群的奸人秘密潛出宮殿，微行到外城的煙花巷。這個玩夠了他又開始嚮往遠方。江彬的老家在北京以北靠近長城的宣府，他勸誘武宗說當地都是樂手和美人，悄悄地將皇帝帶到了宣府。武宗好幾個月都沒有返京，夜裡私闖民宅，掠奪人妻，沉溺於淫樂。後來，武宗說要做真正的軍人，於是自稱「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身著軍裝，驅馬奔走於各地。他翻山越嶺，頂風冒雪，最後由於所乘之船傾覆而落水，雖然被救了上來，但是卻因此生病去世了。 武宗在位期間，幾乎沒放什麼心思在政治上。他偶爾頒布些政令，也都是禁止民間殺豬之類的法令。如此一來，人民可就無法忍受了。總而言之，武宗沒有一個地方像他的父親孝宗。 武宗選擇遵從自己作為人的本能，而放棄了皇帝的事業。 這是對孝宗朝的一個反動。將武宗打造成無賴的人，就是大惡宦官劉瑾。 內閣的崩潰 劉瑾和明初的王振、明末的魏忠賢並稱為明代三大惡宦官。王振本來就是內書堂出身的司禮太監，所以能專權擅勢。但是劉瑾不但不學無術，身份也很卑賤，武宗即位的時候他只是個鐘鼓司的長官。這個機構負責宮廷內的戲曲演出等娛樂，換言之就是宦官藝人的大劇團。但是這個職位成了他攀龍附鳳的階梯。因為武宗喜好遊玩。 當時包括劉瑾在內，有八個惡宦官互相勾結，世人稱之為「八虎」。他們接二連三地給武宗推薦狩獵、馬球、戲曲、摔跤等遊藝，以此討皇帝歡心，讓他沉湎於遊樂。他們就這樣取得了武宗的寵信。 閣臣劉健受孝宗顧命之託，他聽說武宗終日只顧著與八虎嬉遊，於是犯顏進諫，可是卻為時晚矣。其他的重臣也百般進諫，但是武宗全然不顧，依然我行我素。 某日，心情沉重的戶部尚書韓文流下了眼淚。詩人郎中李夢陽鼓勵他：「現在正是閣臣在內的全體廷臣團結起來抵死抗爭的時候啊！」接著親自手書了對劉瑾等人的彈劾文。在李夢陽的鼓勵下，韓文四處奔走，全體廷臣都發誓要戰鬥到底。他們把彈劾文交到皇帝手上，堅決要求武宗將劉瑾等人處死。⑦ 外廷的洶洶氣勢把當時年少的武宗都嚇哭了，惡宦官們也只能忍氣吞聲，膽戰心驚地度日。 到此為止還算好，但是在此之後就變壞了。 任性的武宗屈服於此，派影子內閣的八名長官到明面內閣宣旨，稱內廷自會處分，希望外廷對劉瑾等人稍稍高抬貴手。但是明面內閣的閣臣劉健等人態度堅決，就是不聽。只有尚書許進一個人勸同僚：「過激恐生變。」但是他的意見沒人聽。 在孝宗時代備受優待的閣臣，可個個都是強硬之輩。 第二天，廷臣們繼續追擊，大家統一行動，決心要與皇帝對決。一向立場堅定的宦官首相（司禮太監）王岳因為早就苦惱於為人奸險的劉瑾勢力不斷竄大，也決心與明面內閣攜手，他回到內廷後反而向武宗轉述閣議，進言道應該明天一早就將劉瑾等人下獄。這下就連武宗也打算放棄了。 但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現了漏洞。有誰料到，此時吏部尚書焦芳背叛了閣議！他將事情的機密都泄露給了劉瑾。於是劉瑾等「八虎」在夜裡趕到武宗面前，平伏貼地，慘聲痛哭，懇求道：「如果沒有上恩，我們就要變成餓狗的餌食了！」武宗顏色一變，他們看準機會繼續哭訴：「壞事的根源是王岳。東廠本來的任務是監察外臣，但是王岳卻違背了這個職責。另外，鷹犬馬匹都是王岳買來獻上的，卻只有我們要受罰，這太不對了。」聽聞這些，武宗勃然大怒。劉瑾繼續煽動說：「鷹犬怎麼就有損於陛下了呢？現在外臣如此囂張，不就是因為司禮太監不得其人嗎？」 結果，皇帝在夜裡行使大權，劉瑾被任命為司禮太監，「八虎」的各位被委以東廠、西廠等處要職。王岳等影子閣臣們在夜裡被貶為南京的宦官奴隸，在路上遭到了殺害。⑧ 一夜之間，許進擔心的最壞情況成為現實。對此一無所知的外臣們第二天登朝一看，就知道形勢已經徹底變了。閣臣們還沒來得及遞上辭呈，免職的命令就下達了。但是，李東陽一個人被留了下來，這是因為他始終都保持著沉默。 明面上和影子裡的內閣就這樣在一夕之間全部崩潰了，緊跟而來的是劉瑾發動的前所未有的大獄。但是閣臣劉健以下的諸多名流怎麼這麼輕易就認輸撤退了呢？真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奸黨與謀叛 劉瑾政權到手，他將叛徒焦芳安置到了明面的內閣，在內在外都鞏固了自己的權勢。他把自己的幾百名心腹任命為將校，安插到皇帝的親衛隊錦衣衛裡面，與特務警察東、西兩廠狼狽為奸，監控起整個都城。這都是為了鎮壓反對派。 此外，為了徹底鞏固自己的權力，他還從皇帝處獲得了代行處置權。他總是趁武宗玩得正在興頭時請其做政治上的裁決，而每次武宗都不勝其煩地將他趕出去，這正中其下懷。 在這之後，他將全體廷臣都召集到外廷，公布了所謂的「奸黨」名單。其中自前閣臣劉健以下，有一連串正義派官員的名字。詩人李夢陽和哲學家王陽明的名字也在其上。他們不僅被免掉了官職，還被剝奪了作為官員的特權，被降格成了平民。 還有更惡劣的，他以「提拔奸黨」為由，對孝宗朝的元勛和重臣們一一問罪，把他們流放到了邊境。這是孝宗朝的反動，邪惡壓倒了正義。 王陽明像（明曾鯨筆） 他的魔爪不僅伸向官員，甚至還伸向了宦官。他設立「內行廠」，實行嚴酷的鎮壓，殺害了許多宦官。 奸佞之徒紛紛攀附劉瑾，他們結成了黨派，以壓制天下人的反抗。 劉瑾成了皇帝實際的代理，他與其妹夫，還有中間商出身的一位男子，三個人在私宅中裁決天下的政治，而他們所寫的破爛批答文則由閣臣焦芳修改。 一切事務都得靠賄賂解決。地方官員回中央辦事，要給劉瑾行賄，一省總額就有二萬兩。他們會先向京城的富翁借錢行賄，待回到地方時再挪用國庫來填補債務，這個就是「京債」。 軍人也一樣，只要行了賄賂，就能將打敗仗改寫成打勝仗，反而能夠得到晉升。將官的任免也同樣不經過兵部，而是視賄賂的額度，由劉瑾在紙片上隨手一寫交給他們。劉瑾所行的種種惡政之中，以腐敗軍人之罪過為最大。此事導致北邊的守備衰頹，成為嘉靖朝北虜之難的原因。 然而劉瑾終於也迎來了末日。正德五年（1510年），安化王朱寘鐇歷數劉瑾之罪，傳布檄文，發動叛亂。「八虎」之一的張永因為被劉瑾冷遇而懷恨在心，於是連同楊一清，趁著安化王之亂平定的機會向武宗揭露了劉瑾的惡劣行徑。劉瑾終被下獄，歷時五年的暴政終於徹底告終。當時查抄出劉瑾的巨額財產，其中有黃金二百五十萬兩、白銀五千萬兩，這真是一個天文數字。 武宗如此失政，其下民亂四起。天子腳下的河北首先爆發了劉六、劉七之亂（劉六，名寵。弟七，名辰。河北省文安人。他們曾協助官府逮捕盜賊，但是劉瑾的下人反而誣陷他們是盜賊，自此之後兩人反叛。山東、河北、河南等地為之大亂），此後江西、四川等地也群雄蜂起。這些都是任俠之徒發動的暴亂。腐敗的官軍從亂賊手中收取賄賂，與其串通一氣，敷衍了事，由此民亂愈加不可收拾，久久難治。 貪污的宰相 武宗沒有孩子。閣臣楊廷和援引「兄終弟及」的祖訓，建議迎立孝宗之弟興獻王的長子，太后也表示同意，這就是世宗（嘉靖帝）。世宗的祖母因家貧在杭州賣身，被當地的宦官買下獻給宮廷，後來成了妃子。得知孫子成了皇帝時，她已經看不見了，便將世宗從頭到腳細細撫摸了一遍，心裡不勝歡喜。 世宗從封地安陸出發進京，路上耗時四十日（1521年）。在此期間，楊廷和奉遺詔之名整頓了武宗的種種亂行，內外均以為陽春將至，為之歡欣鼓舞。 世宗即位之初，事事聽從楊廷和的意見，削減了江南的漕運糧，並將宦官的養子以及因劉瑾關係得官的人幾乎統統罷免了。尤其需要提及的是，他撤回了在地方上負責守備監視的所有宦官。內外皆歌頌新天子的聖德，以為前途一片光明。但是在暗地裡，那些失去職位的人恨上了楊廷和，在其身邊亮出了刀刃。 世宗像 世宗是一個頑固而自我的人，不久，他和楊廷和等人就爆發了正面衝突。世宗希望在太廟祭祀中，以自己的親生父親興獻王為皇父，以孝宗為皇伯父。但是楊廷和等人極力反對，因為世宗本來是以養子之名入繼皇室大統的，所以他們堅持，不以孝宗為皇父就是違反了禮法。 此事被稱為「大禮議」，廷臣對此爭相發表意見。最終他們決定仿效憲宗朝的先例，高喊著「死節就在此時」，圍坐在外廷放聲哭號。 但是與個性柔弱的憲宗不同，行事偏激的世宗固執己見，寸步不讓，將這些號泣的廷臣統統下獄。而在此期間，又出現了諂媚皇帝的見風使舵之徒。最終禮法派一敗塗地，而那些諂媚的官員得到了重用。明朝特有的派閥之爭自此拉開了帷幕，官員的紀律開始鬆弛。 另一方面，劉瑾惡政的後果終於在地方守備的層面暴露出來了。軍隊紀律鬆弛，武將貪利圖益而喪失了統率力，因此在北方邊備的中心大同屢屢爆發兵變。 後來，世宗追求長生不老，開始沉迷於道教。他接近道士，在宮廷開設祭壇，對政治不管不顧。尤其是在十幾名宮女趁夜潛入皇帝寢宮試圖絞殺他的事件之後，他更加迷信。明代自宣宗以後的皇帝幾乎無人活過四十歲，這可能是世宗瘋狂信仰道教的一個原因。 在此期間又出現了擾亂政治、腐敗官界的惡勢力，這就是嚴嵩、嚴世蕃父子。 嚴嵩是個無能的偽君子，但是詩才橫溢，他一個勁兒地諂媚世宗，得其信任而做了首相。其短脖獨眼的兒子嚴世蕃是個滿腦子詭計的奸才，他操縱著自己的父親，在政界呼風喚雨，又在重要部門安插私黨以自固，開啟了大行賄賂之門，攫取了龐大的財富。簡直就是劉瑾再世。 嚴嵩是明代第一個推行貪污政治的宰相。在他之後是名臣徐階上位，嚴氏父子倒台了，但是世宗一朝已經因之籠上了陰影。 北方世界 這一時期在北方世界，韃靼部誕生了黃金家族出身的英雄達延汗，統一了漠南蒙古。 蒙古曾因以下犯上的風潮和抗擊瓦剌的戰爭陷入動亂，此時達延汗再度給蒙古封建社會帶來了秩序。他把蒙古部眾六萬戶封給其子，又各取三萬戶為左右翼，自己率領左翼，讓副汗濟農統率右翼。這種統治形式後來也延續了下來。 他們頻頻入侵大明，以謀求貿易。後來，在右翼三萬戶中又誕生了英雄俺答汗，其英勇甚至勝過了達延汗。 俺答汗進一步開疆拓土，向北討伐仇敵瓦剌部，向西一直占領到青海地方。然後他將大本營設在了歸化城（現內蒙古自治區的呼和浩特），招攬大明的逃兵和白蓮教的流亡分子，用他們為先鋒向大明發起了攻擊。 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每年都要遭受他們的蹂躪，其間男女被殺二十餘萬人，家畜被奪二百萬頭。1550年他們終於發展到包圍了北京，這極大地震撼了大明朝廷。 帳中的俺答汗夫妻 他們將抓來的漢人農民驅使至綠洲地帶，讓他們從事農耕，另一方面也把他們當成人質勒索贖金。隨著時代的演變，蒙古的遊牧社會也建立了自給自足的體制。但是他們的經濟力量尚屬薄弱，仍然無法脫離物產豐富的中原漢地自立，他們入侵也是為了恢復通商貿易。這是因為就像我們此前講過的那樣，和平對領主有利，掠奪戰爭則對下層民眾有利。 明朝一邊苦惱於己方軍隊的孱弱以及軍事開銷的巨大，一邊堅持抵抗。生性頑固的世宗總是接受不了講和。 1571年，雙方突然達成了和平協議。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俺答汗搶走了孫子把汗那吉的愛妾，而把汗那吉一怒之下投降了明朝。明朝答應交還王子，以此換回了白蓮教徒，這些人曾像惡鬼一般發誓要報復大明朝廷。隨後，明朝封俺答汗為順義王，由此重開了馬市。 自國初以來就被稱為「北虜」之地，一直混戰不斷的北方世界，此時終於迎來了和平。這樣的和平一直持續到明亡之時。 同時在這一時期，藏傳佛教開始流行於蒙古社會。俺答汗也是信徒，並從明朝獲贈了蒙古文的大藏經。蒙古草原上白色的寺廟處處開花。 產業與商人 進入16世紀，中國的社會經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大米的產地從國初的糧倉地帶江南三角洲轉移到了長江中游流域，嘉靖初年出現的俗語「湖廣熟，天下足」正反映了這一狀況。洞庭湖周圍的湖南地方便是其中心。 而在江南三角洲一帶，蓬勃發展的紡織業開始取代農業。 16世紀，絲綢生產在蘇州及其周邊地帶急速發展。盛澤鎮、震澤鎮等在國初只有五六十戶人家的村落到了嘉靖年間已有數百乃至上千戶。在這一帶農村里，手工紡織作為副業十分興盛，因此大量產品都匯集到了蘇州。 與此同時，蘇州又興起了染織業。在國初遭到毀滅性打擊的蘇州藉助這些產業重新站了起來，商品的集散和交易也使城市重歸繁榮。 此外以松江為中心，棉織業繁榮了起來。 再有，在江西的景德鎮，圍繞著官窯也出現了大大小小的民窯，時至明末勞動者已多達數萬人，瓷器的產量大幅增加。 這些絲綢、生絲、瓷器不僅僅供給國內，日本以及柬埔寨等地也有大量的需求。在呂宋島（菲律賓），西班牙人甚至高薪聘請中國織工來開展紡織業。 這些輕工業的繁榮促進了商人的活躍。當時執中國經濟界之牛耳的商人是山西商人和新安商人。 可是，商人是怎麼突破太祖的重農抑商政策而興起的呢？ 國初，北邊守備實行屯田制，以實現自給自足。但是由於土地貧瘠和戰爭頻仍，此政策並不成功。作為對策，永樂以來北邊開始實行開中法。所謂的開中法，就是由販鹽的御用商人進行承包，他們負責將米運送到北方的邊防地帶，然後官府授予他們鹽引（販賣官鹽的許可證）作為補償。 尤其是設立九大邊鎮之後，北方成了一大軍政地帶，商人紛紛僱傭失業者來此地開墾，借著這種官僚統治的方便而謀獲巨利。山西和陝西商人享有地利優勢，勢力隨之興起。他們同時兼營糧食和鹽，獲得了能使之傲視天下的巨大財富。 新安位於安徽南部，此地自古以來就易誕生中間商和行商，和日本的近江很類似。正統以後朝廷變更了開中法，不再要求商人到北方當地繳納現物，而是代之以鹽場納銀制，由政府將收到的銀子運送到北方，然後再購買糧食。 鹽的主產地在江蘇和浙江，新安商人享有地利。他們以鹽商為背景，借著納銀制的機會而崛起，與山西商人平分天下商權。新安商人在全國各地鋪開了商業網絡，之後又開始經營蘇州的織物和景德鎮的瓷器，開展國際貿易。 ①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九：（正統）四年冬十月，福建按察僉事廖謨杖死驛丞。丞故楊溥鄉里，僉事又士竒鄉里也。溥怨謨，論死。士奇欲坐謨因公殺人，爭議不決，請裁太后。振曰：「二人皆挾鄉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輕，宜對品降調。」太后從之，降謨同知。振言既售，自是漸摭朝事。——譯註 ②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九：（正統）五年春二月，命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並直內閣，預機務。先是，王振語楊士奇曰：「朝廷事賴三位老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後當何如？」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安得為此言。吾輩老，無能效力，當以人事君耳。」振喜。越日，即薦曹鼐、苗衷、陳循、高谷等，遂次第擢用。士奇因尤榮，榮曰：「彼厭吾輩，吾輩縱自立，彼容能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某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今四人竟是我輩人，何傷也。」士奇是其言。——譯註 ③ 《明英宗實錄》：近年有俗儒，假託怪異之事，飾以無根之言，如《翦燈新話》之類，不惟市井輕浮之徒爭相誦習，至於經生儒士多舍正學不講，日夜記意，以資談論。——譯註 ④ 《明史》卷一百一十三：孝穆紀太后，孝宗生母也，賀縣人。本蠻土官女。成化中征蠻，俘入掖庭，授女史，警敏通文字，命守內藏。時萬貴妃專寵而妒，後宮有娠者皆治使墮。柏賢妃生悼恭太子，亦為所害。帝偶行內藏，應對稱旨，悅，幸之，遂有身。萬貴妃知而恚甚，令婢鉤治之。婢謬報曰病痞。乃謫居安樂堂。久之，生孝宗，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飴蜜，藏之他室，貴妃日伺無所得。至五六歲，未敢剪胎髮。時吳後廢居西內，近安樂堂，密知其事，往來哺養，帝不知也。帝自悼恭太子薨後，久無嗣，中外皆以為憂。成化十一年，帝召張敏櫛發，照鏡嘆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死罪！萬歲已有子也。」帝愕然，問安在。對曰：「奴言即死，萬歲當為皇子主。」於是太監懷恩頓首曰：「敏言是。皇子潛養西內，今已六歲矣，匿不敢聞。」帝大喜，即日幸西內，遣使往迎皇子。使至，妃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兒見黃袍有須者，即兒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至階下，發披地，走投帝懷。帝置之膝，撫視久之，悲喜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使懷恩赴內閣具道其故，群臣皆大喜。明日，入賀，頒詔天下。移妃居永壽宮，數召見。萬貴妃日夜怨泣曰：「群小紿我。」其年六月，妃暴薨。或曰貴妃致之死，或曰自縊也。諡恭恪莊僖淑妃。敏懼，亦吞金死。敏，同安人。孝宗既立為皇太子，時孝肅皇太后居仁壽宮，語帝曰：「以兒付我。」太子遂居仁壽。一日，貴妃召太子食，孝肅謂太子曰：「兒去，無食也。」太子至，貴妃賜食，曰：「已飽。」進羹，曰：「疑有毒。」貴妃大恚曰：「是兒數歲即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因恚而成疾。——譯註 ⑤ 《明史》卷三百零四：同時有覃吉者，不知所由進，以老閹侍太子。太子年九歲，吉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憲宗賜太子莊田，吉勸毋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從內侍讀佛經，吉入，太子驚曰：「老伴來矣。」亟手《孝經》。吉跪曰：「太子誦佛書乎？」曰：「無有。《孝經》耳。」吉頓首曰：「甚善。佛書誕，不可信也。」弘治之世，政治醇美，君德清明，端本正始，吉有力焉。——譯註 ⑥ 《萬曆野獲編》卷三。——譯註 ⑦ 《明通鑑》卷四十一：先是，尚書韓文以八黨用事，每朝退與僚屬言轍泣下。郎中李夢陽進曰：「公泣何為？比諫官疏劾諸奄，執政持甚力。公誠及此時，率大臣固爭，去八人易易耳。」文捋須昂肩，毅然改容曰：「善！縱事勿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報國。」即令夢陽草疏。既具，文讀而刪之曰：「是不可文，文恐上弗省，不可多，多恐覽弗竟。」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譯註 ⑧ 《明通鑑》卷四十一：於是八人者夜伏上前環泣，以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磔餵狗矣。」上色動，瑾進曰：「害奴儕者，王岳也。」上曰：「何故？」瑾曰：「岳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鷹犬何損萬幾？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此？」上大怒，立命收岳，擢瑾掌司禮監，永成、大用掌東西廠，各分據要地。——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