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國與倭寇 · 第六章　篡位者永樂帝

血光肅清 明太祖洪武帝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謝別了其榮耀的一生，其孫建文帝（建文是年號，1644年追贈廟號「惠帝」）成了第二代繼承人。但是第二年其叔父燕王朱棣謀反，打了三年內戰，推翻了這個侄子皇帝，自己登上了帝位。這便是明成祖永樂帝。 下面我們就來談談明朝封建體制的實際情況吧，正是這一體制使永樂帝（最初稱為「太宗」，嘉靖年間改稱「成祖」，而永樂是年號）的篡奪成為可能。 太祖的統治期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到洪武十年左右為止是帝國的創業期；洪武十三年，由於胡惟庸的大逆事件而廢除了丞相制，此後便是絕對帝制的建立期；而從洪武二十三年開始，太祖進行了一系列血腥的肅清，此後可以說是絕對帝制的完成期。太祖在去世前一年頒布了《大明律》（三十卷，洪武三十年〔1397年〕頒布，起初是以《唐律》為範本，但是後來還是繼承了《元典章》的編目，對應六部設置了六律，再加上名例而成七律），標誌著這一體制的完成。 洪武二十三年的血洗被稱為胡黨之獄。在十年多的年月中，自開國元勛李善長以下的眾多人士都被戴上了勾結胡惟庸的罪名，據說胡黨之中受刑而死的就達到了三萬人。太祖原本標榜「不殺」，在這裡卻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弄出了這個殘虐程度空前絕後的事件。而肅清的狂風暴雨還在繼續，三年後的洪武二十六年，輪到了藍玉一家。藍玉是勇將常遇春的妻弟，在征討蒙古的戰役中立下奇功偉業，受藍玉一案牽連而被殺掉的多達一萬五千人。在此之後還有零星的肅清。 所謂的胡惟庸大逆事件是說胡惟庸試圖勾結倭寇和北元以造反，但是此事的真相撲朔迷離，甚至有人認為這是太祖指示宦官唱的一齣好戲。這個所謂的真相在十年之後才暴露，實在太可疑了。據說在胡惟庸案爆發之後，滿街都有人指著平日關係不好的人稱之為「胡黨」，最後朝廷只能不分青紅皂白將他們統統抓起來。而藍玉的罪名是征討北元之戰中偷盜了財寶並與元主的妃子私通。 說到底，太祖恐怕別有目的吧！在剛才的胡藍之獄中我們可以發現，成為靶子的多是那些擁有公侯伯等爵位，被賞賜了歲祿、准許世襲的人物，也就是那些本是帝室之藩屏，沐浴著封建榮光的人物。 大家常說明太祖在各方面都在模仿漢高祖，但實際上他們有很大的不同。明朝的這些元勛也與過去的世侯不同，手裡並沒有對土地、人民、軍隊的支配權力。 而且明太祖也絕不給臣子授王爵，只在五六名元勛死後給他們追贈過王號。比如說，徐達就是被追封為中山王的。他的女兒是永樂帝的皇后，但即使是他也未能安享天年。據說在他背疽病發的時候，太祖前去探望，並賜其蒸鵝——這正是疽病之人最忌的食物。徐達接過來，明白這是太祖在暗示他自殺，於是流著眼淚吃完了。那麼，這一系列的肅清行動究竟是為什麼呢？這裡我們可以考慮三個理由。 第一個是為了確立獨裁體制。將那些靠近權力寶座的人物以反叛國家的罪名處理掉，以大量的鮮血獻祭，這樣人民就會陷入恐怖的深淵，只能絕對服從。這在古今東西的歷史上都不乏先例。 徐達像（《明代名臣遺像》） 第二是為了確保軍隊的指揮權傳給太祖的諸子，這點我們此後也會提到。 第三可能是財政上的理由。《明史》上說國家經費中最大的支出就是給文武百官發的薪水。我們之前也講過，明朝給官吏的俸祿是史上最低的，而這一額度是洪武二十五年定下來的，也就是胡黨之獄爆發後不久。 胡黨的領袖李善長歲祿4000石，王威為2500石，此外還有眾多收入上千石的人物。我們將他們的待遇和官吏的俸祿做一下比較吧。文官當中最高等級的官員是六部尚書和左右都御史，都是正二品，他們的年俸是732石，八個人也就是5856石。這個數量還比不上李善長和王威兩個人的份額。（王威是六安侯王志的兒子，他坐事被貶為指揮使，不久後死去。其父親王志被追坐為胡黨，但因為王志已死，所以沒有問罪。） 也就是說，僅僅兩位元勛的份額就能把這些國家大臣都招納下來，甚至還能有些結餘。由此推之，不難想見胡黨和藍黨的歲祿總額該是多麼巨大。而且他們還是世襲的。這些經費的來源只有極為有限的官田，所以籌集資金也絕不輕鬆。而在這時候，政府又多出了一項新的財政負擔——宗室費。洪武二十四年，太祖的十個兒子都被封為新王，這裡就需要成倍的財源。焦頭爛額的政府在洪武二十八年，不得已以文武官員薪俸不斷增加為由削減了宗室諸王的歲額。 這麼一看，當中的小算盤就很明白了。為了不給人民造成負擔，如果將那些空耗金錢而已無利用價值的元勛一網打盡，就能生出巨大的財源。 因此也可以從財政的觀點來看胡黨和藍黨事件的經過。二十三年胡黨被清洗，其財產被充作二十四年給予新王的費用。然後朝廷經過仔細計算，做出了二十五年官吏的工薪表。但是這樣預算還是不平衡，所以二十六年又斬了藍黨。可是這樣仍然不夠，於是二十八年開始縮減宗室費。 普遍認為，上述三點就是血腥清理的原因。不過我認為，對於出身佃農而節儉成性的明太祖而言，第三個財政上的理由沒準才是他內心的真實想法。就是說，開國的功臣當中也有許多人因命運不濟而早早地就離開了人世，所以給元勛的待遇這些就足夠了。 宗室封建 黃宗羲曾說過：「將天下視為莫大的財產，企圖讓自己的子孫永遠掌管，是從漢高祖開始的。」①明太祖以漢高祖為榜樣，同樣也給自己的兒子一個個都封了王。 不過，理性派的明太祖比漢高祖思維縝密。清之趙翼曾這樣評價太祖，說他是「兼有聖賢、豪傑、盜賊之性的人物」②，這是何等洞見。 太祖以重整世間為志向，他的這份理想主義還是必須予以好評。他推行宗室封建，一方面的確是視天下為私有的觀念作祟，但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維護他所建立的農本主義國家體制。 首先呢，他把自己的孩子交給宋濂等碩學鴻儒，讓其進行極其嚴格的教育。其中皇太子朱標自然是特殊的，但是其餘二十四名皇子也大多成了教養深厚之人。排名第十的皇子是一位才子，但是因喝了太多淫藥，弄壞了眼睛乃至丟掉了性命。太祖非常討厭他，給了他一個諡號「荒子」。從中可見他對孩子的教育是多麼嚴格。在歷代王朝創始人當中，再沒有人像太祖那樣嚴格地用儒學教育自己的兒子了。而且他真誠地相信這種教育的效果。 先說結論吧！諷刺的是，他的這種儒學教育，反而使燕王的篡奪成為可能。這個我們之後再詳說，還是先來看看太祖究竟給這些接受教育的皇子們指派了什麼任務吧。 首先，他讓皇太子代行宰相之職。其實，最有效地發揮出此項制度威力的是永樂帝，他能夠盡情地投身於熱愛的戰爭之中，也是多虧了這個制度。 其他的諸王就像我們此前說過的那樣，替換下開國元勛，負責起守備邊境的任務。 其實，諸王的封建和開國功臣的封建是一個性質，他們都只享有歲祿，而不握有領土和人民。只是他們有一點和功臣不一樣，功臣都留在京城，而諸王反而必須到地方居住，所以還要配備護衛兵。不過這些不是諸王的私兵，而是歸中央管轄。兵員數量從三千至一萬八千人不等，根據當地的情況而定。這些兵員數量很少，無法發動叛亂。 在洪武二十六年之後，明朝常備軍的數量在一百八十萬以上，中央軍有二十二萬，其餘則分散配置到各地。兵員數量和配置地方都屬於軍事機密，據說連兵部尚書都不了解實情。軍隊出動的時候，要從各地召集兵員，編成隊伍後再任命指揮官。一旦還軍就解散編隊，並解除大將的指揮權。諸王也不例外，因此根本無法發動叛亂。 明代武人，守護永樂帝長陵的石人 但是在胡黨之獄後，太祖從洪武二十四年開始命令諸王勤練軍隊以充邊防。我們來看看諸王的配置方位： 東邊起自東北地區，沿著萬里長城一直到西邊的甘肅，沿線配置了十二位王，這是為了防備蒙古和女真。在此當中，實戰經驗豐富而享有赫赫軍功的當屬第三子晉王和第四子燕王。 除此之外，湖北有三人，四川有一人，雲南有一人，他們負責鎮撫苗人和藏人，也確實大有成效。 說到底，太祖對諸王大行封建，可以說是要復活唐代藩鎮之精神。顧炎武認為，唐朝被藩鎮削弱，但卻仍然延續了三百年，這是因為藩鎮抵擋了異族入侵。太祖的目的也在於此。為此，他讓諸王在邊境定居，以了解其所守的土地和異族。換言之就是在培養方面軍的司令官。 他盡了最大努力消除藩鎮體制中可能導致地方出現割據政權的因素，同時對諸王發出了最後的懇願，希望他們對同一血脈的皇帝保持忠誠。如此一來便可抵擋異族的侵襲，保證王朝的安全。 我以為，這是太祖一家對中華帝國所做的最大貢獻。 這項重要的任務當然不可能交給旁人。為此，太祖還將許多棄兒收為養子。其中，沐英負責鎮守雲南，便非常圓滿地達成了此項任務。（太祖收養了許多異姓養子，有周舍、道舍、馬兒、柴舍等。其中的周舍就是後來的沐英，其子孫世世代代鎮守雲南。）太祖的家族主義大概也是學了張士誠、陳友諒、方國珍等人的兄弟之愛吧。 歷史教訓 皇太子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因病去世，繼太祖之後，皇太孫建文帝即位了。當時他不過二十二歲。建文帝生來就有異狀，腦袋形似半個月亮，因而太祖總是叫他「半月子」，暗暗為其考慮將來。建文帝愛好學問，文采斐然，孝順無匹。但是他的氣質偏向女性，同時就如其骨相所示，性格上帶有幾分偏執。總而言之，他不是帝國草創時期的帝王之材。 （上）南京城牆，對面是玄武湖（下）南京城圖 開國的元勛功臣多已凋零，只剩下老皇帝。這已經是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的世界，風氣也完全變樣了。 太祖在世時與皇太子曾有過一次交談，極富暗示性。太祖問皇太子：「你怎麼看漢代的七國之亂？」皇太子回答道：「錯在七國。」之後太祖說道：「這是教你的儒官的偏見。七國造反的原因在景帝一方，因為他還是皇太子的時候用棋盤殺了吳王的兒子，登上帝位之後又聽信晁錯之言廢削諸侯。」③雖然有點結果論之嫌，但像明太祖那樣的絕對君主本不該說出這種歷史觀。因為，其真意難免會被扭曲，造成平地起波瀾的事態。太祖的缺點就在於他總是極力宣揚他那一知半解的學問。 不知道到底是偶然呢，還是早有準備，某天，皇太孫向教授他學問的先生黃子澄提問道：「如今諸王擁重兵，多行不法，怎麼辦？」子澄回答：「諸王的護衛兵數量稀少，如有萬一，以中央軍攻之則無一可抵擋。漢之七國強大，但最終也滅亡了。如今大小強弱不是問題，而順逆的道理也不同。」皇太孫對此非常欣賞。 但是，黃子澄所言雖然正確，卻有欠考慮。皇太孫有一種偏執癖，他剛剛即位便再次問黃子澄：「先生還記得以前的話嗎？」黃先生恭敬地回答道：「不敢忘記。」④真是微妙的應答。這是在讓黃子澄做二選一的抉擇，或者做教育者，或者做政治家，而他退下之後馬上和同僚齊泰商量如何征討燕王。這就是事件的發端，不過此處說得實在太簡略了。 應該說，明朝廷一直就沒有擺脫這個「七國之亂」的幽靈。據說，其實在皇太子病死之後，太祖曾考慮過讓第四子燕王繼位，但是由於儒官劉三吾的勸諫而作罷。熟知歷史的明太祖自然是想模仿宋太祖之後其弟繼位的先例，但此時卻不自覺地服從了儒家主張的長子繼承理論。雖然不全是如此，但基本上繼承人問題是很麻煩的。而從一開始，燕王的身影就籠罩在整個過程中。 建文帝的首席顧問是其先生黃子澄。此人以進士第一名及第，入翰林院，曾任太常寺卿（太常寺是掌管宗廟禮儀的衙門，卿是其長官），是出身於中央文教系統的儒官，而對實際政治毫無經驗。他在官僚譜系中又屬於江西閥。此人有才氣，但同時也有一種諂媚之氣。 接下來是兵部尚書齊泰，他在應天鄉試（應天府舉行的鄉試）中以第一名成為秀才，是江蘇出身的能吏。雖然他一直在軍政領域奮鬥，對政治也是門外漢，但是身為兵部尚書，掌管著軍隊的人事權，所以深知諸位將領的本事。征討燕王的行動之所以失敗了，一個原因是選錯了大將。當時黃子澄想要推薦無能的貴公子李景隆，而站出來極力反對的就是齊泰。他還提議要首先制服燕王，但是黃子澄沒有採納他的意見。皇帝的先生不過是一個不知世務的迂儒而已。 方孝孺之墓 接下來是金華學派的方孝孺。他學於宋濂，是其門下數一數二的有才之士，也是聲名遠播的精神領袖。太祖曾兩次召見他，對其十分中意，但以為此人之才只能用於非常之時，因而沒有錄用他。他獲得建文帝的信任時，已經是建文帝即位的第二年了，得志太晚。 建文帝的政治顧問就是這三個人。建文帝正當年少氣銳，但對現實的政治一無所知，而且這三人從一開始就沒能很好地統一行動。太祖此前尊崇儒教並進行血腥肅清的政策很快就暴露出了弊端。 另外還有一位堅定不移的浙江俊才，那便是戶部侍郎卓敬，永樂帝評價他是三十年一遇的人才。建文帝剛即位不久，他便上奏稱：「燕王智慮無比，雄才大略酷似太祖。北平之地乃天下之形勝，兵強馬壯，應趁現在將其移封至南昌。」⑤但是他的意見未被採用。 燕王側近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二十一歲的燕王奔赴其任地北平。十年之後的洪武二十三年，他第一次上陣就率領大軍越過長城遠達內蒙古的邊境，收服蒙古強酋，立下了赫赫大功。太祖大喜，稱：「燕王清沙漠，朕無北顧之憂矣。」封建之舉早早地顯出了成效。 燕王是天生的武人，但是其資質的磨礪也有賴於其任地北平的環境。他的宅邸是元朝的故宮。這個元朝的故都一直就瀰漫著不一樣的風情，其中三分之一的居民是蒙古人。燕王日日夜夜接觸的都是第一線的粗獷武人。總的說來，這裡和應天府那個優雅的甚至是僵守禮儀的首都大不一樣。 燕王的側近當中有一位高僧道衍，他本出自蘇州一個醫師家庭，但因酷好佛學，在十四歲時出家做了僧人，住在當地的妙智庵。他從道士身上學會了陰陽術的奧秘，又熟讀兵書。此外他還顯露出詩文書畫方面的天賦，與高啟等吳中四傑關係親密，與宋濂也有往來。要說這僧人的性格，那首先就是桀驁不馴。 僧道衍像（故宮南薰殿舊藏） 有一次他遊覽名山嵩山的時候，一位相面先生說「這位異僧眼睛成三角形，就像病虎一般，生性好殺，乃劉秉忠（1216—1274年，元初的政治家。河北省邢州人，僧名子聰，作為忽必烈汗的政治顧問涉足政治）之類也」⑥，據說道衍對此非常高興。可見他也十分勇猛。 關於他還有一則逸話，說是他遇見燕王的時候，看見其英武的樣貌，立馬心悅誠服。於是他對燕王說，如果收其為臣，那麼他將讓大王多戴一頂白帽子。「王」字之上加上「白」，就是「皇」，也就是助其成為皇帝的意思。不過這個故事也未免過於巧合了。 我們此前提到，馬皇后去世後，太祖為其薦福，派道衍跟隨燕王到北平，入住當地的壽慶寺。道衍在此夜夜夢見劉秉忠。劉秉忠本是隱居山林的高僧，因感念元世祖的知遇之恩而出仕為官。在蒙古征討南方的過程中，他制止殺伐，拯救了許多人的性命。 道衍有意仿效劉秉忠，他日日夜夜拜訪燕王府，令他人退下獨自與燕王密談。他八成是想把燕王培育成元世祖，令其征討應天府吧？普遍認為，燕王起兵實際上是由於他的勸誘。 但是，他的反骨究竟從何而來呢？恐怕，這來自對太祖和金華學派的怒氣。在他的家鄉蘇州，市民和文人被太祖敵視，受到殘酷至極的打壓，特別是與其關係親密的詩人高啟等吳中四傑都被太祖虐待至死。自命為朱子學正統的浙江學派也對蘇州的文人白眼相視，尤其是朱子學還排斥佛教，所以道衍對朱子學一向持批評態度。他對浙江學派應該也沒什麼好感。永樂帝頗賞識建文帝身邊的卓敬，而此人最後也被道衍整死了。永樂朝的官員中幾乎沒有浙江派的身影，大概也是這個原因吧。 道衍還向燕王舉薦了一位奇人金忠。這位金忠出身於寧波的一個軍戶家庭，年輕時曾學過《易經》，精於占卜。他在北京當兵，副業給人占卜，因為結果總是準確無誤，被市民敬若神明。燕王起兵前，在道衍的推薦下找金忠占卜，占出「鑄印乘軒」一卦。金忠稱此卦貴不可言。 自此之後燕王深信金忠，作戰感到迷茫時就讓他占卜，每每應驗。但是他卻不僅僅是一個易者，這個我們以後再說。 大元故都的燕王府里升起了自由奔放的叛亂妖雲，與陰暗潮濕的應天府形成鮮明對比。 有識者認為建文帝與燕王的對立同時也是道衍和方孝孺的對立。這真是一場世紀大戰。 靖難之變 所謂的「靖難」就是「清君側之惡，靖明室之難」，這是燕王起兵時的口號。所謂的奸人，自然指的就是齊泰和黃子澄等人。 應天府一方呢，就像我們說過的那樣，從一開始就沒有統一步調，而且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那就是青年皇帝的婦人之仁。黃子澄提議先從惡名昭著的諸王開始肅清，於是首先拿了燕王的親弟弟周王開刀。而燕王馬上呈書討饒請求赦免，皇帝見其書懇切而心生憐憫，於是便不再追究了。 但是皇帝的近臣們對之視而不見，一口氣連廢了五個王，其中湘王甚至放火燒掉宮殿自殺而死。這麼一來，皇帝就想，自己剛即位就廢掉了諸王，如今又要廢掉燕王，卻如何向天下交代呢？而且燕王雖有病在身，可是依然很難對付，就這樣皇帝又軟弱下去了。 這之後皇帝改變了方針，令中央軍堅守北平周邊的要塞，又派得力的大臣和將軍駐守北平，以監視燕王。剛好那時燕王的三個兒子都在應天府，齊泰打算將他們抓來做人質，黃子澄卻擔心引起燕王方面的懷疑會壞事，所以還是放他們回去了。 而另一方面，燕王那邊也不是簡簡單單就能出手。他能依靠的只有八百名護衛兵，而其中還摻雜著間諜和反間諜。在地下室打造兵器會發出響聲，所以他們養了大群雞鴨，試圖用鳴聲來掩飾。燕王假裝發瘋，在監視大臣來訪之際總要做些表演，比如盛夏之時燒起爐火，寒冬之際在他們面前不住地發抖，但是這些偽裝很快就露餡了。 最終，該來的還是來了。某天，監視大臣和將軍準備入燕王府抓捕其官校，燕王趁機向兩人發動突然襲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行動了起來。轉眼之間，北平就成了燕王的囊中之物。 燕王手下的親兵是一支混有蒙古兵的身經百戰的精銳部隊。他們在征討蒙古的過程中學會了蒙古式的騎馬戰術，而且燕王常常親自在前頭領隊疾馳。這種軍隊在元末群雄當中絕無僅有，類型很奇特。 收到戰報，應天府方面馬上派出殘存的老將耿炳文，命其為大將，率領號稱三十萬的大軍出征。在大軍出發之際，建文帝對諸將指示道：「不要讓我背上殺害叔父的惡名。」謀反的當事人反而一根毫毛也不能碰，於是大軍提不起士氣，戰爭仿佛成了一場過家家。也是由於這點，他們的前鋒九千人在北平南邊一百公里的雄縣賞月飲酒之際便被燕軍全殲了。燕軍勢如破竹，順勢攻破了大部隊，燕王首戰告捷。 收到戰敗的消息，建文帝勃然大怒。黃子澄不顧齊泰的反對，懇請建文帝任命公爵李景隆為新任大將，率領五十萬大軍進攻北平。李景隆是元勛李文忠家的大少爺，儀表堂堂，但卻無大將之器，只能裝裝樣子。 這個消息讓燕王喜出望外，他把大軍集聚在北平城，自己則經由間道趕往熱河地方的大寧城。這裡是明朝最北端的要塞，專為經營蒙古而設。而寧王鎮守此地，收容北元的降兵，將精銳的蒙古鐵騎兀良哈三衛（明代以興安嶺以東地區為據點的蒙古系部族，1389年明朝在這一地區設立了泰寧、朵顏、福餘三衛）收歸麾下。 燕王使詐騙住了寧王，控制了北平和大寧城的軍隊及大量軍需物資。由此燕王軍一躍而成了強大的勢力，不費吹灰之力就趕走了李景隆的大軍。 但是，蒙古化的燕王軍卻在攻城戰上暴露了弱點，燕王試圖進攻濟南城，卻險些丟了性命。 在這之後兩軍互有勝負，而一旦變成長期戰爭，形勢終將有利於皇帝一方。 焦灼的燕王決定要速戰速決，長驅直入進逼應天府。其間好幾次起死回生，又得幸運眷顧，終於成功攻陷了應天府。這已是開戰之後的第四年了。在落城前夕，齊泰為召集勤王兵力四處奔走，他將自己的坐騎白馬用墨塗黑以避人耳目，但是在奔走途中馬兒流汗而墨跡剝落，於是齊泰暴露了身份而被捕。黃子澄也因為他人告密而被抓，兩人一起被處死了。 成祖永樂帝像（故宮南薰殿舊藏） 據說在應天府陷落的時候，建文帝化裝成僧人模樣逃走了。但是不知這個傳說是真是假。 殉節之士 攻入應天府的燕王於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在奉天殿舉行了即位儀式，這就是永樂大帝。但是這個御座滿是殉節之士的鮮血，其篡奪帝位的污名也不可能永遠從歷史上抹去。 這些殉節之士的抵抗在中國精神史上閃耀著永遠不滅的光輝。 就在燕王將要征討應天府之際，道衍向燕王進言：「就算應天府陷落了，方孝孺也絕對不會投降。但是一定不能殺他。如果殺了孝孺，好不容易有點苗頭的天下正統儒學就要絕種了。」永樂帝也點頭答應了。即便是這個道衍，對金華學派之大才也是讚不絕口。 其時方孝孺拒絕了燕王之召，被收入了監獄，僅僅保住了一命。永樂帝聽從臣下的建議，命令方孝孺為他書寫即位的詔敕。如果當時道衍在場，肯定不會讓他這麼做的吧。 方孝孺身著喪服，大聲悲泣。皇帝早有準備地向他拋出荒誕的說法，懇請他寫詔書。即，舉出周公輔佐侄子成王的例子，聲稱想要效仿。這是在將自己比作周公——那個孔子奉為中國最高聖王的人物。這樣一來，作為孔子信徒的孝孺就失去了論辯的依據。 但是方孝孺立馬回問：「成王安在？」皇帝回答：「他自己把自己燒死了。」下面雙方便來來回回重複著這種淺薄幼稚的問答。之後皇帝從椅子上走下來，說現如今家醜也不可外揚了，懇請先生寫詔書。而方孝孺手書「燕賊篡位」幾個大字，將筆一扔，高聲叫道：「縱誅十族，我志不折！」邊罵邊號啕大哭。⑦ 於是，一場世紀大悲劇開始了。怒氣衝天的皇帝命人硬生生地豁開方孝孺的嘴，從嘴角一直割到耳邊，又將他的血親、友人、門生一個個叫過來，讓他眼睜睜地看著他們被處死。他的妻族和母族等九族被誅（九族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最後還加上門生湊夠了十族，但是仍然不能使方孝孺屈服。這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殘酷殺戮，據說死者多達八百七十三人，被判流放者更是不計其數。 最後，這份詔敕是由同是宋濂弟子的樓璉寫的。樓璉回到家後說，如果他拒絕，家人就都沒命了，說完他就上吊自殺了。 兵部尚書鐵鉉是忠臣，差點就在濟南城逮住了燕王。他被帶到皇帝面前時背對皇帝，罵不絕口，耳朵和鼻子都被削去了也依然不停。皇帝將他的耳鼻煮熟，逼他吃下去，問他好不好吃，他回答道：「忠臣孝子的肉怎麼會難吃呢？」然後繼續罵。勃然大怒的皇帝找來大釜，裝滿滾油，把其屍體扔進去炸，想讓他面向皇帝。但是他的屍體也依然背對皇帝。皇帝又命令宦官用鐵棒將其翻過來，一定要讓他面向皇帝，這才滿足。但是翻到途中油突然炸開，宦官被燙到吃痛鬆手，於是屍體又背了過去。 御史景清表面上裝作順從皇帝，卻在懷中一直藏劍，時刻準備取皇帝的性命。某日朝儀結束後，他穿著緋衣撲向帝輿左劈右砍，但是未能成功。被捕後他的牙齒被生生挖出，而他含血向前噴，其鮮血濺上了帝衣。他的屍體被剝皮填草，戴上枷鎖綁在長安門。當天晚上皇帝從此經過的時候，捆綁他的繩索突然斷裂，戴著枷鎖的人皮向前沖了好幾步，仿佛就要侵犯皇帝的模樣。受到驚嚇的皇帝將其一把火燒掉，但是這次他又在夢中顯形，揮劍繞御座追著皇帝跑。於是皇帝將其全族都殺掉了，餘波甚至禍及鄉黨，整個村子都成了廢墟。此事世人稱之為「永樂的瓜蔓抄」。 還有這麼一個故事。禮部侍郎黃觀為募兵奔走，此時應天府陷落，其妻子和兩個女兒受罰被許配給象奴。其妻將髮簪和手鐲都交給象奴，令其出門買酒，趁機帶著女兒和家人一起投河自盡了。黃觀聽聞後，也身著朝服隨之而去。由於找不到屍體，只好用浮出水面的衣服作為黃觀當街示眾。 這樣的事情史不絕書。這個時候的殉節之士，加上牽連被誅之族人，多達三千人。 六部尚書當中除了工部，全部殉節。侍郎、御史、翰林院成員也大多殉死了。 這些人中為首是四十六歲的方孝孺，他少壯氣銳，以科舉榜首及第，是俊才中的俊才。太祖和金華學派於此儒教帝國中傾注了全部理想，剛剛才出現一些成功的苗頭，而肩負起下一代重任的人才就幾乎全被永樂帝弄死了。道衍的擔憂應驗了。自此之後，明代士風為之一變。明朝的末代皇帝形單影隻地自縊於景山，其時為之殉死的只有一個宦官而已。風氣的濫觴，遠始自永樂帝。 江西派閥 翰林院是文章之府，匯集了天下的英才。在崇尚文學的中國，進入翰林院一直以來就是文士夢寐以求的成就。 應天府陷落的前夜，吳溥家中來了三位客人——解縉、胡靖、王艮，他們都在翰林院任職。解縉力陳大義，胡靖悲憤慷慨，唯有王艮在默默流淚。三人離去後，吳溥年幼的兒子與弼感嘆道：「胡叔叔是不惜一死的人啊，真是了不起！」而父親吳溥說：「不，恐怕只有王叔叔一個人會死吧。」話聲未落，外頭傳來吵鬧聲，是胡靖在追趕逃走的豬。於是父親又對兒子說：「連一頭豬都捨不得的人，哪能捨得自己的生命呢？」此後不久，王艮家中傳出了哭聲，他已經服毒自殺了。⑧ 燕王入城後，解縉早早地就去拜見了，燕王對此大喜過望。第二天，在解縉的推薦下，胡靖也受到了提拔，另外還有李貫也出仕了。 他們都是同鄉，出身於江西省吉水，屬於吉水文學一脈。其中，王艮、胡靖、李貫三人都在建文二年中舉，同是第一甲進士出身，是了不起的人才。不過，當時的考試成績雖是王艮排在第一位，但他容貌不美，於是建文帝欽定胡靖為狀元（科舉制中，由殿試產生一甲、二甲、三甲三等成績，一甲有三人，第一名稱狀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胡靖在答卷中歷數親藩的暴行惡狀，甚得帝心，於是建文帝特別賜予其「靖」這一名字。他本來的名字叫胡廣。 另外，此時年紀尚幼的吳與弼後來發展出明代獨特的儒學思想，成了王陽明所學習的先驅，也就是崇仁學派的始祖。 此外還有這樣的故事。江西泰和人周是修常說：「忠臣不計得失，故言無不直。」是修曾與楊士奇、解縉、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同約，將為義而死。在應天府燒起來的時候，是修走入府學，禮拜孔子之後自殺了。而其他人全都為永樂帝出仕了。這些都是被稱為「名臣」的人物。後來楊士奇為周是修作傳，對是修兒子說道：「如果那時候我也死了，誰來給你父親寫傳記呢？」據說聽者大笑。 除了黃淮，這些人全都是江西出身。這些江西官員的領袖人物則是解縉。 此人才高，很早就受到了太祖的賞識，還仿照同鄉前輩王安石遞進了萬言書。但是他也有因過分恃才傲物而走岔路的時候，胡黨的李善長被逮時，解縉好巧不巧就為其代筆寫了求情書。於是太祖把解縉的父親叫來，說這孩子大器晚成，讓他回鄉，十年之後再求出仕。 但是，到第八年的時候太祖去世了。解縉慌慌張張地跑到京城，卻背上了違背遺命的罪名，被流放到了邊境，最後好不容易才獲准當上了翰林院待詔（最低位從九品的官員，不設定員）。對懷才不遇的解縉來說，投靠永樂帝是理所當然的選擇吧。 楊士奇像（《明代名臣遺像》） 解縉料事如神，尤其是善於識人，輔助皇帝良多。但是他也直言不諱，再加上遭到讒言陷害，後來不幸失寵於帝，被殺於詔獄（囚禁因天子之詔而受罰的罪人的獄舍）。不過，他作為江西派閥的領袖，足可與太祖之宋濂、建文帝之方孝孺同稱為「國初三傑」吧。 秘書政治 政府首腦的誓死抵抗，讓永樂帝對應天府的官僚階層極不信任。如此一來，國初以來的浙江派就一時銷聲匿跡了。 然而很現實的問題是，永樂帝雖從北平鄉下入主了中央，卻難以馬上精通政情。 於是永樂帝首先起用了解縉等江西官員，這些人早早地就向永樂帝表達了效忠之心。秘書政治開始了。秘書的成員有解縉以及此前提到過的楊士奇、胡廣、金幼孜、胡儼、黃淮，還有福建出身的楊榮七個人。他們都是出身於翰林院的年輕文士，完全沒有政治經歷。 他們平常在宮廷中的文淵閣值夜，侍奉皇帝，參與天下政治中樞的運轉。這就是內閣的由來。 他們的官位在五品以下，比六部郎中還低。但是，皇帝賜予他們尚書的禮服加以優待，理由是「秘書之職事屬機密，其重要不下尚書」。 高熾（仁宗）被立為皇太子後，他們又被委任以教育太子之職。這個立太子的決定，其實也是歷經了諸多波折。 永樂帝的長子高熾宅心仁厚，有帝王資質，但是他過度肥胖，而且腿腳不好，甚至走路也要人攙扶。生性豪邁的永樂帝對其非常不滿意，甚至曾怒氣沖沖地命其減肥。但是高熾的兒子瞻基有英武之名，在孫輩中最得永樂帝喜愛。 仁宗像（故宮南薰殿舊藏） 而另一方面，永樂帝的次子高煦武勇無匹，卻是個奸佞小人。但是在靖難之變中，他率領的蒙古騎兵立下了大功，救永樂帝於危急之中。永樂帝感激之下，當即承諾會將其立為皇太子。軍隊的老將們也推舉高煦，但我們此前提過的占卜出身的金忠卻極力反對。永樂帝思慮難定，於是召解縉商量，最後聽從其意見，決定立高熾為皇太子。不久之後，高熾以皇太子的身份擔任監國，也就是皇帝代理。而解縉等人又輔佐其理政，並承擔起教育皇太孫朱瞻基的重任。 《永樂大典》 此外，這些人當中的胡儼後來出任了國子監的祭酒，國子監是國家文教的最高學府。胡儼在職二十年，其間負責了國家級的編纂事業，多達兩萬卷的《永樂大典》（類書，共22877卷，目錄60卷。遍搜「經史子集」等天下之書，按照韻目進行分類）也是他總裁其事。 就這樣，這些江西出身的內閣官員一手掌控了國家政教。後世出現了稱為「仁宣之治」的太平盛世，而他們才是實際上的推進者。 江西派閥有自己的特色，雖然比不上蘇州之文學，也不及浙江之思想，但是按照中國人的說法，他們是「識大體」之人。這真是一個妙評。這些人又有教養，又能做實務工作，萬事無可挑剔。他們提拔了夏原吉和周忱等經濟方面的能吏，這些人也同樣是江西出身。 總之，他們成了明清士大夫的原型。明代的守成之業就是由他們推上軌道的。他們做了一件被後人批評的工作——編纂了儒教標準教科書。其中包括《五經大全》（《易》《詩》《書》《禮》《春秋》，這五經的解釋都被朱子學統一了）、 《四書大全》（《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也遵從朱子學說）、 《性理大全》（匯集了宋以後朱子學者的學說），這些書日本也曾大量翻刻。這些書都統一採用朱子學的解釋，成了科舉考試的參考書，但是其內容極為粗糙，評價也非常差。 然而崇仁派的吳與弼作為一個朱子學的批評者，發展出了自己獨特的觀點。江西派閥已取代浙江派占據了永樂朝的朝廷，便不可能再熱情對待金華之學。朱子學已經由太祖和金華學派付諸實踐，而其使命已經完成，再沒有議論種種的餘地了。 金華學派沒落的同時時代也在前進。代之而起的是江西的崇仁派，其中誕生了天才王陽明，反過來影響了浙江學派。 正是王陽明，將朱子學徹底擊倒在地。 皇帝與宦官 關於宦官，太祖曾有如下議論：「據《周禮》所載，以前的宦官不滿百人，而後世人過數千，成了亂政之由。此輩本來只負責飲食、服裝和清掃，不能委以更多重任，其數量也絕不能過多。而這些人當中，善人只占千百分之一二，惡人卻總是多達數百數千。如果用他們為耳目，反而會閉目塞聽。用其為心腹，反成心腹之患。駕馭之道，唯使其畏法，不可使其立功。其畏法，則老實可使。其立功，則驕縱難制。」⑨ 太祖對宦官本質的把握是如此準確。那麼說來，乾脆廢除宦官不就好了嗎？但他並沒有這麼做，這就是中國社會複雜的地方。而後來，正如太祖擔心的那樣，皇朝的繼任者們增加了宦官的數目，讓他們做了君王的耳目和心腹，允許其建功立業，並委以國政，最終導致了國家覆亡。這可以說是太祖的一個誤算吧。 但是，自信滿滿的太祖確實也曾動過取締宦官的念頭。雖然第一個察覺胡惟庸的陰謀並連忙通報太祖的人是宦官，但是太祖並沒有縱容他們驕傲自得。即使是長年侍奉太祖的宦官，只要有一點點關心政治的跡象，太祖就會將其撤換下去。 另外太祖設立了制度，禁止他們學習學問，因為太祖認為他們保持無知就可以了。但是這樣也還是不夠，所以洪武十七年太祖又鑄造了三尺高的鐵牌豎在宮門前面，上面寫著：「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他還向外省下達了敕命，禁止他們與宦官有公文往來。 簡而言之，太祖就是要他們像豬一樣無知，把他們關在內廷里，切斷他們與外界的聯繫，以這些手段防止他們跋扈。 但是太祖百密一疏，他忘了考慮內廷的主人。太祖的後繼者建文帝對這些「無知的蠢豬」厭惡得不行。 這個其實也是儒學教育造成的結果。青年皇帝一直以來都被教導以前亡國的原因就在於這些「蠢豬」，他又非常認真，所以對他們厭惡至極。 可是這樣一來，這些「無知的蠢豬」就招來了大禍。燕王之所以能夠攻入應天府，據說就是因為應天府的宦官秘密地向燕王一側泄露了內情。 可能也是出於這方面的原因，永樂帝很喜歡任用宦官。其中最主要的一個用途是對文武官員進行監視。此前說過，皇帝不信任應天府的官員，這可能導致了他採取此種辦法。 永樂帝設立了秘密警察機構東廠（位於北京東安門之北），任用宦官為其長官。這是直屬於皇帝的情報機關，也是檢察機關。他們要搜集京城乃至全天下的情報，甚至還要調查穀物等重要物資的日常價格。他們還與皇帝的憲兵隊錦衣衛進行密切的合作。因此，在有明一代，他們權勢熏天，讓官民都懾服於其膝下。 此外這些宦官還被委以監軍的重任，每當軍隊被派駐到地方，都要他們隨行監視。這是因為皇帝對將軍們也不能相信。 宦官們甚至還被大量派往海外。這與太祖推行的閉關鎖國政策實有雲泥之別，讓永樂帝聲名遠播。總之，從永樂朝起，宦官開始涉足政治活動了。 雄偉的長陵（成祖陵墓）之石坊 遠征蒙古 永樂帝親率大軍越過長城，橫跨戈壁沙漠，直攻蒙古老巢，這件事情被視為永遠閃耀在史冊上的輝煌武功。對於漢人皇帝而言，這種壯舉是空前絕後的。而且，其遠征多達五次。漢人自10世紀以來就被北方民族強力壓制，其間受盡屈辱，這次卻一舉攻破了北方民族的老巢，因此他們歌頌皇帝的遠征也並非不可理解。 （上）長陵寶樓（下）內部 但是，就內容而言，這些遠征卻並不怎麼值得稱讚。 明帝國最重點的任務是北邊的防禦。明興起之際的北方世界裡，朝鮮、蒙古等地都處在元的統治之下，形成了一個綿延不斷的帶狀地帶，將漢地圍在其中。太祖為明朝設定的戰略方針是首先擊潰其核心蒙古勢力，同時切斷包圍網。即在東邊切斷朝鮮等地與蒙古的聯繫，在西邊則控制西域幹道，隔絕蒙古和西藏。這一戰略幾乎就要成功了。 但是在蒙古老巢的作戰，有時成功，也有時失敗（洪武五年，徐達為大將率領十五萬精兵分東、中、西三路進軍，中軍大敗，東軍也損失慘重）。於是太祖停止了機動作戰（太祖痛感遠征軍的失敗，其後採取了寸土相爭的策略，扎紮實實地推進在邊境的開墾事業），在長城外側設立了許多強大的軍事據點，如熱河地方的大寧衛、元上都的開平衛、其西的興和衛、黃河東北角的東勝衛，形成了一種隨時都可以出擊的態勢。此前提到過的封建諸王被任命為這些衛所的軍隊指揮官。 另一方面，忽必烈汗的子孫從中原撤退了，雖然他們自稱為蒙古大汗，但是其地位和勢力都不復強大，也再無威勢。他們在中原樂不思蜀之際，故園已經荒蕪。那個遊牧封建社會中出現了日本戰國時代的光景，以下犯上成為世間常態，人們終日進行著戰爭和掠奪。 這時候，在蒙古的西北方出現了新興的瓦剌勢力。他們是森林之民，剛從狩獵進入到畜牧生活。而與瓦剌相抗衡，北元正統所統治的部族則被稱為韃靼人。因而此時蒙古內部也就出現了韃靼與瓦剌對立鬥爭的局面。 但是由於靖難之變，這個防禦體系徹底改變了。明朝放棄了前線基地，一部分封建諸王也轉移到了內地。而大興安嶺以東，兀良哈三衛的蒙古人由於協助永樂帝之功而受到了皇帝的優待，甚至獲得了進行朝貢貿易的特權。一切都變了。 另一方面，韃靼繼任大汗的本雅失里和部將阿魯台遠遊歸來，他們發誓要向明朝報仇，接連兩次斬殺了永樂帝派去的使者，態度非常強硬。 負責北方防備的最高權力者永樂帝此時正在大力推進和平談判，因而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堪堪保住了平手戰績。 這樣一來，皇帝賭上大帝國的面子命令出兵，但是卻遭到了不可挽回的失敗。這次的出兵以靖難之變的第一功臣丘福為總兵官，共派出了十餘萬大軍。丘福是士卒出身，不過是一個衝鋒隊長，完全不是當大將的料。本雅失里和阿魯台連瓦剌都打不過，卻把丘福大軍打得落花流水，致使其全軍覆滅。這時候，明軍開始想念被太祖除去的那些名將了。 震怒的永樂帝在第二年，即永樂八年（1410年）二月率領五十萬大軍御駕親征。他們從克魯倫河繞向興安嶺，大破韃靼部。但是削弱韃靼之後，瓦剌勢力又強大起來。於是永樂帝決定再度親征，討伐瓦剌，這次皇太孫宣宗和文臣們也聽命隨行。 但是這次陣容豪華的親征卻讓明朝原形畢露。進行一回戰事，需要二三十萬石米和三萬輛以上的運輸車輛。此外士卒逃亡，他們留在家中的妻妾通姦等各類事件亦頻發，皇帝親自裁決的案件就多達一百多件。 更難堪的是，皇帝在永樂二十年（1422年）到二十二年（1424年）之間連年親征，卻不過是在大漠中閒晃了一圈，幾乎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戰果。負責財政的閣僚對此表示異議，馬上就被投入了監獄，當中甚至有人懸樑自盡，但是皇帝仍然一意孤行。這只能說是朱家遺傳性的偏執了。最後，在二十二年遠征的歸途中，永樂帝在榆木川結束了六十五年的生涯。 宣揚國威 喜好遠征的永樂帝向國外派遣了大量宦官，督促各國向其朝貢。這些使節團的規模也非常龐大，正符合皇帝的口味。 鄭和於天妃廟所立石碑，祈禱下西洋成功 其中最著名的是鄭和的南海遠征。明朝第一回派出了六十二艘大船，搭載著二萬七千八百餘名將士，於永樂三年（1405年）六月出發。航海時間為兩年零四個月，到達的港口從占婆、柬埔寨、暹羅，延至爪哇、巴鄰旁、蘇門答臘等印度尼西亞地方，甚至還從錫蘭延伸到印度西海岸。 鄭和在二十七年間共嘗試了七回遠征，其間甚至從波斯灣航行到了東非。 在航海途中，鄭和鎮壓海盜，還逮捕了錫蘭國王，其目的都是宣揚中華帝國的國威，並促使外邦朝貢。就像永樂帝的謀臣道衍自認像劉秉忠那樣，永樂帝自己八成也夢想著勝過忽必烈汗吧。南洋諸國受到忽必烈的征討，曾一度向其稱臣。永樂帝的行動，可以說是試圖恢復這一局面。 暹羅王族至鄭和船上行禮（小說《三保太監下西洋記》插圖） 在北方，明朝也在招撫關外的女真人。這方面明朝派出的是女真人宦官亦失哈，他帶領一千多名兵士乘坐二十五艘船從吉林出發，沿松花江而下，最終到達黑龍江下游。這次出使的結果是在北部設立了奴兒干都司、在南部設立了建州衛，將女真人納入了明朝的統治之下。這些部落各自都設置了明朝軍制的衛所，並獲准以此為單位進行朝貢，由此獲得了貿易之利。 永樂帝籠絡這個精悍的狩獵民族，是為了讓其從側面牽制蒙古。同時他在討伐蒙古的戰役中也使用了女真人的兵力。 日明復交 在日本的應永八年，即明朝的建文帝三年（1401年），九州商人肥富某向足利義滿力陳對明貿易之利，足利義滿十分心動，於是向大明派去了使者僧人祖阿。 祖阿帶去了國書，形式上用了「日本准三后道義上書大明皇帝陛下」的字樣，獻上的禮物有一千兩黃金、十匹馬、鎧甲、刀、扇子，此外還送還了漂流至日本的明人。 在明太祖的時候，足利義滿曾以「征夷將軍源義滿」的名義派出過使節，但是被回絕了。也不清楚明朝方面到底知不知道這其實是同一個人，總之這次是接受了。道義是義滿的法名。建文帝與祖父相比，採取了寬大的政治方針，因此可能也不那麼執著於祖訓。之後，明朝一側也派出了答禮使，通過返書正式冊封義滿為日本國王，並向其頒發了大統歷。 那時足利義滿在北山的宅第引見了明使，禮拜之後接過了大明的國書。日本的公卿世家對這份國書所寫的封王一事，以及義滿當時過於卑躬屈膝的態度大加批評，此事也是眾所周知了。 不過總之，義滿在這之後就以「日本國王道義」的名義開始與大明進行外交往來了。 就在永樂帝通過靖難之變登基後不久，義滿的使節恰巧來到了明朝。這或許只是個偶然，但卻成了外交上的大熱點。就在永樂帝為收拾內戰殘局苦惱的時候，向來難以應對的日本竟然派來了使節！永樂帝真是大喜過望。而且日本還抓獲了壹岐和對馬的倭寇大首領獻給明朝，這簡直讓他高興得手舞足蹈。那段時間明朝和日本每年都互派使節往來，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外交蜜月期。 永樂三年（1405年）明朝的來日使者有鴻臚寺的少卿潘賜（福建浦城人，永樂進士，號容庵，秀於詩文。在永樂、宣德年間三度來日。鴻臚寺少卿為從五品官），永樂四年有侍郎俞士吉（浙江象山人，洪武舉人。任僉都御史〔正五品〕之際於浙江西部有農政之功，終於南京刑部侍郎〔三品官〕）。這些都是名聲顯赫的文臣，是次官級別的大人物。另外，足利義滿獲得了九章冕服，這在太祖時期僅賜予朝鮮國王；他還獲贈了御製的石碑，上面刻有「壽安鎮國之山」（為明朝對日本山峰的賜名）。 讓我們來看看永樂五年日本獲得的贈品，其中有一千兩花銀、一萬五千貫銅錢，還有眾多絲綢和奇珍異寶。此前義滿獻上的一千兩黃金按照當時的比價，大約相當於五六千兩白銀或者五六千貫銅錢。很明顯，日本方面實在是占了大便宜。 總之，與苛刻的太祖比起來，永樂帝的恩寵實在是太大了。 一般認為，這一時期明朝對日本的朝貢有所限制，要求十年一貢，人數不超過二百人，船隻不超過兩艘。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這個限制可能是後來才頒布的。其實，這段時間兩國間連年的使節往來就是一個證明。 但是足利義滿去世後，到了其子義持這一代，情況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最初是明朝來使弔問，並帶來了給義滿的諡號「恭獻王」，義持也表示了謝意。但是應永十八年，也就是明朝的永樂九年（1411年），義持突然表示要斷絕國交。此後明使還是不時來訪，但是義持一概不接見，每次都將人趕了回去。一般認為，其原因在於義持對父親十分反感，以及他不得不回應日本公卿世家們對義滿屈辱外交的批評。 但是對明朝一側來說，這完全讓人摸不著頭腦。而且，倭寇的入侵又開始了。此前義滿將在對馬等地抓住的倭寇獻給明朝的時候，永樂帝把處置的權力交給了日本使節。據說，後來日本使節在寧波將這些倭寇塞入大缸里，全都烹殺了。會不會是倭寇們知道了這事，所以發怒了呢？ 永樂十七年（1419年），明朝將領劉江等人在遼東半島金州附近的望海堝發現了倭寇兩千人。他們攻破此地，生擒數百，斬首數千，取得了大戰績。此戰之後，倭寇基本上就銷聲匿跡了。 ① 《明夷待訪錄》之《原君》：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 ——譯註 ② 《廿二史札記》卷三十六：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譯註 ③ 《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九：上御文樓，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宜言景帝為太子時，常投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怨。及為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譯註 ④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惠帝為皇太孫時，嘗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多不法，奈何？」對曰：「諸王護衛兵，才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大小強弱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是其言。比即位，命子澄兼翰林學士，與齊泰同參國政，謂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子澄頓首曰：「不敢忘。」——譯註 ⑤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燕王智慮絕倫，雄才大略，酷類高帝。北平形勝地，士馬精強，金、元所由興。今宜徙封南昌。——譯註 ⑥ 《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嘗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見之曰：「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道衍大喜。——譯註 ⑦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五十一：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頷之。至是欲使草詔。召至，麻衣入見，悲慟聲徹殿陛。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書「燕賊簒位」四字，投筆於地，罵曰：「死即死，詔不可草。」成祖怒曰：「汝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於是盡逮九族，並收其朋友門生為十族殺之，共八百七十三人。——譯註 ⑧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八：北師入城，胡靖、解縉、吳溥為（王）艮鄉人，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憤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隨別去。溥子與弼尚幼，嘆曰：「胡叔能仗義，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竟，隔牆聞靖呼曰：「外鬧甚，可看豬。」溥顧與弼曰：「一豬不忍，寧自忍乎！」須臾，艮舍哭聲動，已伏鴆死矣。——譯註 ⑨ 《明太祖寶訓》卷三：八月己巳，太祖令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諭之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逾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醯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為腹心，即腹心病矣。馭之之道，但當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為非也。」——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