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國與倭寇 · 第五章　東亞一體

東亞的變動 14世紀後半期，首先在中國，元朝敗退而明帝國興起。仿佛是要追隨中國一樣，已在朝鮮半島統治了近五個世紀的高麗王朝換成了李氏朝鮮。中南半島上的安南地區也出現了黎氏王朝。要說這一切只是巧合也可以，但就在朝鮮李成桂登上王位的1392年，日本的南北兩個朝廷統一，形成了足利義滿稱霸的局面。 這一連串的政權更迭並非沒有共同點，這便是看似已經屈服在元帝國的強大壓力之下的東亞民族，針對元帝國而爆發的反擊和解放浪潮。而且，這些新生的政權不再是簡單地沿襲以往的政治路線，而是根據新的政治原理建立了嶄新的國家。 也就是說，這個時代的東亞是以蒙古人之元朝為軸心轉動的，這種情況從歷史上看也是一個新時代的標誌。新時代已經到來，一國的動向如果不參照與其他國家和民族的關聯就無法理解。 此外在其他方面也出現了許多東亞共同的歷史現象。古老的貴族階級或是沒落，或是日漸衰微，而新興階級開始掌握社會的主導權。中國從宋代開始便出現了這種傾向，至明代還出現了佃農出身的王朝，更是鮮明地顯示出這一動態。朝鮮半島的王朝更替也包含這種特徵。日本有新興武家階級的崛起，而北歸的蒙古人當中也出現了新興階級崛起的情況。可以說，這是平民勢力的崛起。這些新崛起的階級開始熱心追求生活文化的進步，這種熱情使整個東亞世界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中國是當時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強烈地吸引著周邊諸國與之靠近。自然而然地，東亞開始一體化，成為一個擁有共通歷史的世界。 元與高麗 在大元帝國內部，高麗不過是封土之臣，但它也不由自主地捲入了帝國的末期症狀之中，日日經受內外交困的苦難。 首先是宗主家元帝室和高麗王室之間的關係在惡化。這兩家自忽必烈汗以來就形成了通親的慣例，高麗的王妃要出自元室。但是忽必烈汗一方卻視高麗女性為卑賤之人，規定元朝宮廷絕不納高麗女子。 但是元朝的最後一位皇帝元順帝卻接納了高麗宦官引薦的高麗女子祁氏。這位妃子做事滴水不漏，侍奉得妥妥帖帖，馬上就抓住了皇帝的心。驚慌失措的皇太后命其早定皇后，於是權臣燕帖木兒之女被選為皇后。但是這位皇后眼高過頂，萬分瞧不起這年少的皇帝。 皇帝寵愛祁氏，皇后見此燃了嫉妒之心，日夜鞭笞祁氏。後來這位皇后因隱匿謀反弟弟而被處以絞刑。 但是高麗女子祁妃的出現也意味著帝室家法已破，自此之後，有識之士都以為天下將亂。 緊接著，元室立了忽必烈汗皇后家曾孫一輩的妃子做了正皇后。這位皇后行事穩妥，卻不得寵，所以最後還是立了祁氏為第二皇后。二人同時為後，這也是史無前例了。祁氏所生的兒子就是後來的皇太子愛猷識理答臘。 到這時候，順帝已經開始沉迷於藏傳佛教。兩位皇后勸諫無果，而皇帝一怒之下兩個月都沒有踏入後宮一步。 以前就有句老話，說對朝鮮女子可不能掉以輕心。而祁氏也終於露出了本性，她從本國招來眾多高麗美女，將她們都送到有權有勢的蒙古大臣家中。因此大都的風氣反而成了家中有高麗女子才是名門。這些高麗美女既端莊嫻雅又美麗動人，而且侍奉妥帖，蒙古婦人完全不是對手，於是她們全都獨占了寵愛。在此影響之下，宮廷的女官也大半都成了高麗女子，宦官也是如此，而大都的服飾也流行起了高麗風。如此這般，祁氏以大元帝國正皇后的身份擁戴著皇太子，隱然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勢力。 而另一方面，在高麗本國，作為元室的女婿，國王以下全都擁有蒙古名字，恭愍王甚至不顧臣下勸諫而梳起了辮髮，汲汲獻媚於元室。 這裡問題就出來了。祁氏家族原本是高麗的貴族，所以在高麗王朝內部，祁氏一族對高麗王當然應該行臣禮。但是祁氏這回成了高麗王所侍奉的大元皇帝的外戚，在門第序列上就排在了高麗王的上位，而且元室也確實給祁氏的父親和祖父追贈了王號。如此一來，祁氏一族便威風赫赫地凌駕於高麗王之上，形成了挑釁之勢。 高麗在四個世紀當中都是以逆來順受的姿態熬過來的，然而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怒火瞬間就爆發了。他們將祁氏一族趕盡殺絕，且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奮勇出兵奪回了被元侵占的咸鏡道，並廢除了元朝年號，明明白白地宣示了其反抗態度。他們甚至還計劃招日本兵一同征討元朝。 由此，元朝和高麗之間出現了裂痕。 紅巾軍 高麗開始反抗元朝，其實還有其他原因。 元末大動亂的驚濤駭浪也衝擊了朝鮮半島的王朝。時為恭愍王三年，即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六月，駐留大都的高麗王族中有一人回到朝鮮，帶回了中國國內紅巾軍起義的消息，並同時傳達了大元丞相脫脫的口信，要求朝鮮派兵支援以討伐張士誠。後來高麗人宦官又帶來了要求正式出兵的敕令。因此高麗派出了兩千兵士，加上駐留大都的高麗人，軍隊全員達到了兩萬三千人。他們在脫脫的指揮之下充當前鋒，向張士誠占據的高郵發動了進攻。 按照高麗一側的說法是，在他們眼見就要攻陷高郵城之際，蒙古軍的部將產生嫉妒之心，唯恐功勞被高麗軍搶了去，於是藉口天色已晚，不如明日再戰而撤走了軍隊，導致了失敗。 不管怎麼說，脫脫的解職引發了元軍的潰敗，因此高麗軍也撤退了。此時他們已切身地感受到，元朝已經日薄西山了。 此後很快，高麗便傾向於反元了。緊接著，高麗就收到了本是敵人的張士誠送來的殷勤厚禮，而且張還自稱太尉，這可是元朝顯官。張在信里說，如今正在討伐眼下殘虐之極的紅巾軍。不用說，這裡的紅巾軍指的就是明太祖。雖然說昨日之仇敵，今日之莫逆，然而這事也實在太古怪了。 張士誠此時獻給高麗王的禮物有沉香、山水畫、玉帶、彩絹等，與此同時元朝水軍的長官還提出要和高麗進行通商貿易。高麗一直傾心於中國文物，但是此前因為元朝官吏盯得緊而不能有所動作，這一次得到了久等的好消息，簡直宛如海上出現了曙光。高麗馬上就發出了回信，並回贈布、麻、虎皮、豹皮等本地特產。 高麗的首都開城掌控著朝鮮半島的商業，即是所謂的開城商人的大本營，在昔日高麗對宋的貿易中十分活躍。 繼張士誠之後，高麗又與浙江的方國珍實現了往來。中國東海這片水域很快就繁忙了起來。 此時從大陸方面卻殺來了一群不速之客，那便是紅巾軍。高麗將這些人稱為「紅頭之賊」。 恭愍王十年（至正二十一年）隆冬之際，破頭潘、關先生等人率領的紅巾軍大部隊越過鴨綠江，攻入了朝鮮半島。他們從內蒙古出發橫穿東北平原而來，我們此前已經提過這支遠征軍。高麗王以下的眾人都棄城而逃，他們衣服盡濕，在寒風中瑟瑟發抖，不得不砍柴取暖。 紅巾軍闖進首都開城後，做盡了殘暴野蠻之事，長達兩三個月之久。由於正值隆冬，他們剝下牛馬皮層層貼滿城牆，在上面澆水使其結冰，讓人無從攀登。據說他們還燒殺男女，烤炙孕婦乳房為食。 第二年，高麗軍隊合圍首都，殲滅了大半紅巾軍，並沒收了他們手裡的元朝皇帝玉璽和官印。此時率軍奮戰的正是後來李氏王朝的始祖李成桂。不過，傳到中國方面的消息稱，紅巾軍的潰敗是由於高麗發動了美人計。高麗方面先向紅巾軍獻上美女乞降，紅巾軍的將校人人有份，都被迷得神魂顛倒。高麗軍隊便趁此機會偷走了他們的馬匹，藏在樹林裡，待國王一聲令下，便將所有不操高麗口音的人統統殺掉，最終殲滅了紅巾軍。這個故事到底有幾分真實我們並不清楚。高麗就是這樣在來自元人的翻天巨浪中沉沉浮浮。而與此同時，南方海面上又殺來了殘酷至極的倭寇。對此，高麗束手無策，只能任由時代洪流衝擊。 李朝興起 恭愍王十七年（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朝皇帝從大都出逃的消息傳到朝鮮半島。該何去何從？高麗對此感到迷茫。第二年，明朝的使者早早地來訪，再加上此前又有祁氏一事，於是高麗便下定決心要跟隨明朝了。 但是在那之後，明朝使節的態度變得十分倨傲，高麗人一氣之下又殺了來使。因為這件事情，明朝要求高麗謝罪，並定下了苛刻的賠償金額，還要求高麗將從元朝手裡奪回的咸鏡道交給明朝。高麗頓時強硬起來，態度一變，轉而要出兵征討明朝。只有儒者官僚對此表示反對。 高麗的文化原是繼承自新羅時期傳入的唐文化，之後又加入了宋的文化。在此期間，其始祖又將佛教定為國教，從此佛教便成了高麗人的精神家園。因此每逢國難，高麗人便向神佛祈禱，其一片赤誠凝結成了兩部著名的高麗大藏經（所收經典1539部，6805卷，初雕於11世紀20年代，再雕於13世紀高麗高宗朝，刊行於江華島，版木現藏於慶尚南道伽耶山海印寺）。日本自足利將軍以下的諸大名都爭相求取。 高麗與元朝定交之後，國內又傳進了新的中國文化——朱子學。元朝將高麗王子和貴族子弟都帶到大都熱心教育。很諷刺的是，朱子學是經由元人之手在本國重生，隨後又移植到了朝鮮，而結果卻是這個元朝倒在了朱子學手上。真是太諷刺了。 這些在大都接受精英教育的儒者官僚們力辯，明朝是繼承了宋朝的正統王朝，絕對不可討伐。如此看來，朱元璋擁護宋朝的策略在此也起到了作用。另外，這些儒者官僚對國內政治也有許多牢騷。 這個時期的高麗，自國王以下的武人貴族們坐擁廣大的莊園。他們聚居在都城中，窮奢極欲，日日笙歌。而那些仰人鼻息領取薄祿的官吏、那些為一日三餐奔波勞碌的下級武人怨聲載道，大聲呼喚田制改革。「不患寡而患不均」，儒者官僚秉持儒教特有的均分觀念，大力敦促改革。在這裡，他們也和明朝一樣，提出要以儒教為基礎進行政治革新。 將軍李成桂曾北伐女真，南定倭寇，戰功赫赫。此時他和這些儒者官僚走到了一起。他領受君命，作為副將率軍出發討明，在橫渡鴨綠江時於河中的威化島緊急引兵回都，斷然發動了軍事政變。李成桂放逐前王，另立新王，並血洗了親元派的大佬。 這就是李朝引以為豪的「威化島回軍」（1388年），他們將這一歷史性事件視為革命正當性的證明。 儒教王國 李成桂通過政變實現了儒者官僚們要求的田制改革。現有的莊園被收回，根據王族和官吏的身份再次進行了分配。高麗時期的職田配給只限定在官員在職期間，而在新制度下只要繳納稅款就能世襲。其結果是官僚勢力在地方上盤根錯節並形成了地主階級。而這最終導致同族之間強強結合起來，由此誕生了兩班階層。兩班依靠特權，壟斷了李朝一代政治。 就這樣，李成桂取代高麗登上了王位（1392年）。支持他的儒者官僚們對「威化島回軍」的革命的正當性是這樣加以論證的： 朱子學最重華夷之辨，亦即尊大中華，貶斥夷狄。在此意義上，新興的明朝才是正統的天子。而朱子學又對名分十分執著，君臣父子的關係就是其中的典型。渡過鴨綠江，就成了入侵天子之國。而我方毅然回軍的行動，正是明辨名分的體現。李氏繼承了聖人箕子治理朝鮮以來的道統，所以有資格成為國王。 然後他們請明朝賜國號為「朝鮮」——這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國號。由此明朝與朝鮮結成了宗屬關係，換言之就是君臣父子的關係。這好講道理的風格，與高麗的見風使舵真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李氏朝鮮太祖李成桂像 在這種國體觀的基礎上，李氏朝鮮展開了獨特的「事大交鄰」外交，其內容如下： 朝鮮是中華的分支，因此自稱「東華」或「小華」，又自稱為東方禮儀之邦。所以，所謂的「事大」，就是以君臣父子之禮侍奉作為宗主國的大明。這裡的「事大」和「屬國」，並不是靠武力征服或者將其變成殖民地而形成的那種骯髒的關係，而大部分是一種道德和觀念上的東西。於是繼中國之後，在此誕生了第二位「愛面子」的國家。這種關係在我們日本人看來有些難以理解。大家都知道，日本的陸奧宗光（明治時期的外交官，著有回憶錄《蹇蹇錄》）在與朝鮮進行談判時忍不住感嘆——這是多麼複雜奇怪的宗屬關係啊！ 還有一個詞叫「交鄰」，指朝鮮與周圍「野蠻國家」的交往。他們認為周圍都是些近似獸類的鄰人，所以不能用對人的方式交往，但是如果放任不管又可能被咬，所以只需要馬馬虎虎地對付一下就可以了，使詐或扯謊都不成問題。這些所謂的「野蠻國家」，指的就是女真、琉球，以及日本。 如此這般，李氏朝鮮朝著儒教王國的方向努力邁進，儒教文化取代高麗的佛教文化欣欣向榮。不過可以說，這些全是中國文化的縮小版。但即便如此，朝鮮仍然大量刊行了《高麗史》《李朝實錄》等國家編撰物，還誕生了優秀的漢學家和文人。總之，在中國式教養這方面，朝鮮的成就遠遠高於日本。 朝貢的原則 達成天下統一的大業之後，明太祖開始向周邊諸國派出招撫的使節，敦促他們進行朝貢。自不用說，這是在宣告新政權的成立，並尋求周邊國家的承認。但是那個時代對外國的基本觀念以及應對方式，與現代新政權誕生時建立外交關係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樣的。 明朝的基本思路是，我們驅逐了夷狄，建立了新的中華帝國，因此皇帝作為這個帝國的統治者，不僅是國家的元首，同時也是國家之上的世界或者說是天下的君主。這裡先提一個後來的事情，當時被蒙古的攻擊弄得疲憊不堪的臣下向皇帝進言，請求劃定二者之間的邊界，而皇帝一句話便斷然拒絕了——這是為誰而定的邊界？皇帝是獨一無二的存在，絕不承認世上還有對等之人。 家是由家長和家人組成的，如果將世界看作是一家，皇帝就是家長，而其家人便是諸王。此時皇帝和諸王之間已經確立了君臣父子的關係。為臣為子的諸王在道德上有義務向皇帝呈上禮物以討其歡心；而為君為父的皇帝體察到其忠誠之心，也要回贈禮物送其返回。這是深諳禮儀之人應有的道德，也是細膩情誼的體現。世界既是一家，外國的元首也被認為應該遵行此種道德。只是他們本非浸染文明之人，而是「野蠻人」，所以不能以高級的道德求全責備，不過對於那些仰慕我中華這一世界文明中心的人，則要對其優秀大加褒獎。 這就是朝貢的基本思路。也就是說，這不是招來客人並讓其坐上座，而是主人端坐在上，讓客人臣服於地的場景。但是另一方面他們這樣想別人也沒辦法。他們尋求外國的承認，其實就是要求外國接受這種思路。 朝貢的種種規定就建立在這種思路之上。原則上，這種往來只局限於皇帝與國王之間，由於鎖國，民間人士之間的交往已不再可能。但又有些人不惜假冒國王，所以又需要使用一些文件以證明身份。為了防止假冒之事，明朝制定了表文和勘合制度。 表文是國王所遣使者帶來的正式外交文書，其中有種種規定的格式，必須蓋上皇帝授予國王的大印並寫上明朝的年號。如果沒有表文，就一律不許入國。其實表文的有無以及表文的形式都反映著國體觀念的不同，大明和日本之間就為此問題爆發了大大小小無數爭端。 所謂的勘合制度就是指使用「割符」，明朝官吏出差時用之以證明真身，而這一制度也推廣給了外國。勘合最初只發放給暹羅、占婆等三個國家，後來變成十五個國家。使用勘合的基本上是南洋諸國，除此之外的就只有日本。 其實，就算沒有勘合，只要持有正式的表文，也就可以入國了。 市舶司 貢船入港之際，由市舶司負責接待使節及處理其他一切業務。 明朝給各國都指定了港口。浙江寧波接待日本來客，福建泉州對接琉球，而廣東廣州則對接占婆、暹羅等南洋諸國。在明朝的評價體系里，琉球、占婆等國是恭順的，而日本則反覆無常。 要從日本去寧波，需經由九州的博多和平戶。從琉球出發則可至泉州，而從琉球逆向航行又可到薩摩的坊之津。事實上，這兩條路徑同時也是倭寇到達中國的航路。 入港的具體手續如下所述： 首先需要檢驗表文與勘合的真偽。明朝為日本頒發的勘合共有二百道，還有底簿四冊。二百道勘合各自寫有「日」字和「本」字，明朝宮廷保管日字勘合一百道及日字與本字底簿各一冊。日本方面持有本字勘合一百道及日字賬簿一冊，浙江布政司保管本字底簿一冊。日本船駛入寧波港後，市舶司便拿著本字賬簿與日本貢使所持的本字勘合比對檢驗。一艘船使用一道勘合，背面要清楚寫明進貢的物品、所攜帶的貨物，以及正使以下船組成員的數量。 另外每當皇帝換代，明朝會發放新勘合，舊勘合便隨之失效。 後來倭寇問題日益嚴重，這種檢查也變得極為嚴格。即使被認定為有朝貢資格，之後也會被百般叮囑一定要遵守大明的各項規定。上岸的時候一切武器都要上繳封存，直到回程時才發回給本人。這些還算是合理，讓人驚訝的是連船舵、櫓、錨都要搬上岸去保管。 獲准上岸後，正副使坐上黑色的轎子，使團的主要成員乘坐竹製肩輿，一行人被迎至安遠驛（寧波的浙江市舶司跟前）內的嘉賓堂住下。這個建築後來因日本使節團的內鬥被燒毀。 使節們並不是馬上進京，他們上岸的同時，來貢的消息會立刻被送往京師，在得到進一步指示前他們都會待在寧波。 此後他們便將帶來的貢品和攜帶貨物擺在明朝官吏面前接受檢查，檢查結束後，這些物品統統被暫時存入市舶司的倉庫中。 拿到入京許可後，使節們帶上規定的人員，帶著表文、貢品和一部分貨物，由明朝的接待人員陪同一道上京。使節被待以國賓之禮，因而往返的路費、食宿等一切費用均由明朝一側負擔。這不僅是對日本，而是適用於所有入國者，因此需要相當龐大的費用。 貢品主要是各國的特產，種類很多。有金銀器物、奇珍異寶，以及用作染料的蘇芳木、胡椒、香料、硫黃。甚至還有虎、豹、馬、象、蛇等，簡直像動物園一樣熱鬧。 與此相對，皇帝的下賜品則有金銀、紙幣、全套禮服等。朝鮮這樣的國家因為自稱東華，所以還獲得四書五經，甚至還有雅樂演奏中使用的樂器。不過最主要的賞賜還是各國艷羨的中國絲綢。明朝宮廷擁有官營絲綢工場，每年生產大約一萬兩千匹絲綢用以下賜。明朝在宮殿或是午門舉行盛大的儀式，使節們恭順地接過賜品。 另外，使節一行有時還能用從大明朝廷處獲得的紙幣和絲綢等物，通過明朝商人換購其他物品。 貢品之外的攜帶貨物就是使節及其隨員攜帶的商品。 隨員基本上是商人。貨物的處理方式各國都不一樣，日本的情況是貨物由明朝當局全部買下，朝廷不需要的則直接讓指定的御用商人收購。政府購買的價格是以時令價格為標準，不過當中也有很大的政治議價空間，這裡就看使節團的外交手腕了。 明代紙幣 使節團在京師住在會同館，好吃好喝地接受招待。日本使節常常和女真人比賽豪飲、掰腕子，然後打架。 政府指定的御用商人也會到訪會同館進行交易，交易會大約持續三天時間。 這種採購或者說交易的主要宗旨，其實是將中華文物分給這些不辭辛勞遠道而來的「蠻夷」，以幫助他們在生活和文化上實現進步。這種方式一般稱為朝貢貿易。我們應該知道，這其中也貫徹著明朝「政經一致」的原則。 倭寇 14世紀到16世紀，東亞歷史上標誌性的事件就是日本人對朝鮮以及中國的武力入侵。當然，這種入侵是斷斷續續的，而且由於政治和經濟因素不同，侵略的性質也有所不同。照此思路，這段歷史可大致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期是14世紀上半葉開始的大約七十年間。日本此時從南北朝時代走向統一，朝鮮是高麗末期至李朝初期，中國則是元末明初。 第二期是16世紀上半葉到後半葉，日本是足利幕府時期，中國則主要是明世宗朝的嘉靖年間。 第三期是豐臣秀吉出兵朝鮮之際，也就是日本所說的文祿、慶長之役（即萬曆朝鮮戰爭，朝鮮稱為「王辰倭亂」）。 其中第一和第二期合稱為「倭寇」。這個叫法始於大明和朝鮮，「倭」是日本人，「寇」是指從外部而來的入侵。簡單地說就是「日本海賊」的意思。 那麼，當時的海賊具有什麼樣的歷史性質呢？據成書於李朝時代的《海東諸國紀》（一卷，朝鮮申叔舟於1471年受朝鮮成宗之命所著，記錄了日本、琉球的國情以及接待使節的規定）所記，有一位「安藝州海賊大將」村上某某派來的使者到訪。這個「海賊大將」就是日本海賊的首領，而海賊指的就是那些擁有水軍的沿海地方豪族。這裡出現的便是著名的村上水軍。不管怎樣，我們由此可以知道，當時「海賊大將」這一稱號公然出現在了給外國的正式文書中，其中絲毫不見「海賊即犯罪者」的心理負擔，反而充滿了自豪和威風凜凜的氣勢。 而在同一時期的記錄《大乘院寺社雜事記》當中，記載了當時從事對明貿易的混血兒楠葉西忍（應永二年至文明十八年﹝1395—1486年﹞，幼名慕思路﹝Musuru﹞，俗名天次。父親是雲遊僧，據說是天竺人。一般來說天竺指的是印度，不過這種情況下還有許多說法。楠葉是其母親一族的姓）說的一段話，他說「近來海盜以下，不道之輩有之云云」。這裡的「海盜」指的就是海賊，而且一般認為他們幹著罪惡的勾當。 那麼，海賊和海寇究竟有何區別呢？ 所謂的海賊，是為了防阻那些「海上之狼」的侵害而出現的團體。他們收取一定的報酬而護送商船航行，或者在海上設立關卡徵收通行稅。除此之外，他們自己也經營貿易，同時從事掠奪。這些團體還會與有名的守護大名結成關係，比如村上水軍就做了毛利家的行政代理人「被官」。 如此觀之，海賊可以說是根植於日本封建社會的特殊的組織。因此追溯其勢力的系譜，最終將追溯到足利將軍。事實上，他們之間也是有關係的，比如說遣明船返回日本時途經瀨戶內海，將軍家便命令海賊擔任護衛之責。 但是，他們之間並不僅限於經濟性的盈利行為，其實在政治系統上也是相連的。因為這是封建社會。不僅是足利將軍，與將軍家對立的日本南朝勢力也與各地的海賊保有關係，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事情。而那些地方也出現了海賊大將的名號。 那麼，楠葉西忍所說的海盜又是怎麼回事呢？他是站在國際貿易資本家的立場上說的這話。他所率領的遣明船由將軍、守護大名、大寺院或是商業資本家等社會統治階層投資經營，交易對象是以政經一致為國策的明朝，從事的是明朝指定的壟斷貿易。自不用說，數量巨大的非官方非法貿易對於正常的商品交易是一種妨礙，而這導致明朝一側決定停止交易，或是由明朝決定貿易價格等。如此一來，這些在國內利害一致的統治階層和海賊，在國外問題上就成了利害相反的兩方。 而在這個方面，適用於明代北方蒙古人的鐵律也同樣適用於海上。亦即和平朝貢貿易對統治階層有利，而戰爭狀態下的掠奪則對下層階級有利。 這麼看的話，所謂倭寇，說白了基本上就是以海賊為中心的群體所進行的國外活動。其數量眾多，主體是中下級的武士階層，用現代的話來說就相當於是中小企業。他們因時因地不同，可以單獨經營，也可以合作共進。他們的船隊規模大的可達二百艘至五百艘，但也有兩三艘的，這充分說明了他們的性質。他們的行動時而是政治性的，時而是經濟性的，隨著當時的形勢而變化。他們當中最基層的分子常常從販售武力的海上保鏢轉身一變成為海上餓狼，也就是成為西忍所說的「不道之輩」。 第一期和第二期，或者說前期和後期倭寇性質的差異也源自於此。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前期倭寇的情況。 倭寇與高麗 前期倭寇的活動主要集中在朝鮮半島南部，時代相當於高麗末期。特別是高麗忠定王二年（1350年）之後，倭寇的入侵行為變得劇烈起來， 《高麗史》等朝鮮方面的記錄中一再強調這一變化。 對於倭寇活躍之後的情況， 《高麗史》記載道：「全羅、慶尚、楊廣（現在的京畿、忠清兩道）三道乃國家腹心。倭寇深入內地，掠我人民，叩我府庫，因之千里肅然，人民困憊至極，正當危急存亡之秋。」①文中所述三道現在也是朝鮮半島的糧倉地帶，由此可知高麗所受損害的嚴重程度。府庫是用以儲藏從莊園徵收來的年貢米的倉庫。據說倭寇搶米上船時動作粗暴至極，撒落的大米在地上都堆出了一條路，厚度高達一尺。這些倭寇船隊擁有的船只有數十乃至數百艘，這點我們之前也提到了。 被這些倭寇盯上的，就是剛才提到的米、豆等穀物，還有人民和船舶，全都與生活直接相關。這裡可見前期倭寇的特點。 朝鮮半島將這個時期的倭寇稱之為「三島倭寇」。三島大致是指現在的對馬、壹岐，以及九州肥前的松浦地方，這都是些位置偏僻而土壤貧瘠的地區，自然地生活物資不得不依靠掠奪。特別是靠近朝鮮半島的對馬，此地耕地面積也非常狹小，所以如果沒有對外掠奪和中間貿易，他們就活不下去了。但是前期倭寇的興起並非僅僅出於經濟原因。三島之一的松浦地方自古以來就是著名的松浦海賊的根據地，從方才藤經光的例子，我們也可約略瞥見其蓬勃勢力的片鱗只甲。 近來的研究表明，以松浦黨為主體的九州和瀨戶內海的這些海賊，其實與征西將軍懷良親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我們之前提過，倭寇的侵略是從忠定王二年開始突然變得劇烈的，而這暗示著，這種狀況出現的原因在倭寇一側。 這一時期正好也是懷良親王開始在九州開展活動的時候。親王在五年之後，也就是恭愍王四年攻取了博多。自此之後，一直到他的勢力沒落為止的三十多年間，正好都是前期倭寇勢力最強盛的時期。完全有理由認為，追隨南朝一方的松浦黨海賊負責征西將軍府的後勤，於是驅使手中的王牌水軍在朝鮮半島奪取補給。對大米、奴婢、運輸船的大量且持續的補給需要推動大型船隊進行有組織的軍事行動。 就像這樣，前期倭寇在朝鮮半島的這些行動也有政治上的原因，這一面我們千萬不能漏過。他們並不是單純的海賊。 李成桂的反擊 倭寇之所以能輕易入侵朝鮮半島，其實高麗方面的政治腐敗和軍備廢弛也是一方面原因，這一點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了。但是隨著時代的變化，形勢終於朝著有利於反擊倭寇的方向轉變了。 首先是，高麗成功地進行了一次武力反擊，而立下軍功的就是李成桂。高麗辛禑王六年（1380年）八月，艦船不過百艘的高麗水軍追擊倭寇，過程中發現有一支超過五百艘艦船的倭寇隊伍在鎮浦口登陸。於是他們發射火炮將這些倭船燒得一乾二淨，並帶回了234名俘虜。怒火衝天的倭寇會同當地兵力，占據了雲峰（全羅北道南原郡雲峰面），而李成桂出奇制勝，率軍大破雲峰倭寇。 女真武人（出自《三才圖會》） 倭寇首領當中有一位身披金甲、腳跨白馬、手舞長槍的年輕武士。李成桂手下的勇將李豆蘭兩箭便將這位武士射殺。喪失了首領的倭寇頓時土崩瓦解。此戰的殊榮應當歸於從松花江流域遠道而來的女真人。女真人是狩獵民族，是彎弓射箭的強手。李豆蘭所屬的一支女真人移居到了東北地區南部，許多年後，這支女真人中誕生了清朝的太祖努爾哈赤，這在後文也會提到。豐臣秀吉侵略朝鮮的時候，努爾哈赤還曾請求上陣殺敵討伐日本軍，不過被回絕了。其實早在這個時代，他的祖先就已經多次與日本人過招了。 通常認為李成桂出身於全羅道全州的名門。但是這點非常可疑，因為就在數代以前，他們家族還居住在朝鮮北部的咸鏡道。他手下的兵力強大，也是因為隊伍當中吸收了強悍的女真人。而自此之後，倭寇終於得到了壓制和驅逐。 李成桂取得政權之後，不僅強化了水軍以鞏固沿海防備，也開始著手進行談判。 自高麗時代以來，朝鮮半島政權就曾遣使日本政府要求剿滅倭寇。李成桂即位的同時也向室町幕府正式提出請求，要求嚴厲打擊倭寇。當時的將軍足利義滿於是命令九州探題今川了俊等人厲行剿滅事宜並送還俘虜，還向朝鮮派去使節，通告其日本政府已經妥善處置。這一時期，以九州探題為首的九州豪族們送還了大量朝鮮俘虜。 時代終於改變了。日本方面如今的情況是，懷良親王的征西將軍府已日薄西山，處境日漸窘迫；另一方面，松浦黨的海賊也漸漸喪失了支持南朝的大義名分，並在今川了俊的鐵腕治理下走向土崩瓦解。 李成桂在此過程中也直接與倭寇首領們接觸，提供優厚的待遇勸誘他們歸順投降。這些人被稱為「投化倭」，其人數與日俱增。他們獲得了土地和工作，當中甚至有人成了中樞機構的官吏。這種情況給李朝財政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這些投化倭多數是三島倭寇當中生活艱難的對馬人，這也是自然的。另一方面，松浦黨的海賊褪去了政治色彩，搖身一變成了追逐貿易之利的海寇。 其實在日本和朝鮮之間早有貿易關係，率先加入的是將軍以及西國和九州的大名們。當然了，那些勢力強大的海賊大將也堂而皇之地參與其中，他們在朝鮮受到了隆重的接待。隨之而來的是博多這座城市的繁榮昌盛，以及博多商人的活躍。 在這種形勢之下，從倭寇轉變過來的下層海賊也同樣開始投身於貿易，往返於朝鮮半島和日本之間。但是他們並非從此廢止了海寇的營生，而是各逞私慾，其中有些人甚至將兵鋒指向了中國本土，將搶奪而來的物資運到朝鮮販賣。他們依然不改殘暴粗魯的性格。在此潮流當中，富山浦（現在的釜山港）聚居了大量日本商人和離家謀生的日本妓女，他們與乘船而來的商人們進行著喧鬧而混亂的交易。 朝鮮半島的倭寇就這樣漸漸平息下去了。 我們再來看看日朝之間的貿易品吧，從朝鮮過來的貨物已經不再是倭寇時代的穀物和奴婢，而是變成了虎豹的皮毛、布類、人參、松子等。尤其是其中的棉花，大大改善了日本庶民階層的服裝。而日本出口的產品有國產的銅、硫黃、大刀等物，還有蘇芳木、深黃、胡椒、沉香等南海物產。後面的這些是琉球商人運來博多的，是一種轉口商品。我們必須承認，明朝的海禁政策也影響到了這裡。我們此前提到過張士誠、方國珍與高麗的接觸，在他們的勢力消亡之後，恐怕是又出現了「南海—琉球—博多—朝鮮」這樣一條轉運貿易路線。 從中可看到東亞地區這種經濟上的緊密關係。 另外還有一點也很值得矚目，即日本以足利將軍為首的守護大名們還熱切地希望得到朝鮮半島的高麗大藏經。這應該是風靡日本中世武家社會的禪文化造成的影響。 倭寇侵襲中國 明朝成立之後，簡直就像早已在翹首等待那樣，東亞諸國紛紛向新政權朝貢，接受了那種政經一致的外交原則。但是在此形勢當中，唯有日本與明朝的外交關係陷於險惡的氛圍而難有進展。其原因就是倭寇。在中國，倭寇之害開始變得劇烈的時期基本上和朝鮮半島一樣，也是14世紀中期。 倭寇的侵略路徑分為南北兩條。北路是沿著朝鮮半島的西岸北上，從遼東半島橫跨黃海侵入山東；南路是從九州出發橫渡東海，直接到達浙江、福建、廣東。 這些倭寇也和侵擾朝鮮半島的那些倭寇一樣，多是對馬和松浦的海賊，可能還有天草、肥後、薩摩等地的海賊。北路的侵襲可以看作是倭寇對朝鮮半島攻擊行動的延長，而南路的情況則稍有不同。 元末時期，中國國內的紛亂也反映到了海上，大陸東南沿海的地區出現了中國海盜橫行的局面。除了這些勢力，我們此前也講過，被明軍擊敗的張士誠和方國珍餘黨也流亡到海上，他們與倭寇勾結在了一起。中國大陸的情況是這樣的，如果沒有熟悉中國情況的帶路人，外人根本不知道該往哪裡攻擊。總之，這支聯合軍團橫行無忌，北至山東，南至廣東，一路燒殺劫掠，簡直無法無天。 日明談判 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明太祖派使者前往懷良親王的征西將軍府，宣布中國成立了正統的新王朝，並要求日本一側肅清倭寇。最後，詔書以「要麼執臣子之禮朝貢，要麼修兵自固。如果倭兵依然繼續侵略的話，我方就發動水軍，捕捉殲滅此輩，生縛國王」作結。② 就在此前一年，明朝占領了大都，因此此時正是意氣軒昂的時候。但是這實屬威懾，而非外交，而且太祖的自我介紹也糟糕透了。詔書上只說「朕本中國舊家」，雖然不好提自己出自佃農，但這樣則讓人完全不知道此人是何方神聖。雖然自稱攻破了強大的大元帝國，但是海上之人和山中之人都不追隨他。信他才怪呢！征西將軍府沒有理會這份傲慢的詔書，默默地將此事放過了，此後依然繼續侵略行為。 心急如焚的太祖改變了做法，第二年又派出了萊州府的高官趙秩來重申前旨。按照太祖的想法，如果從元朝的心腹之地山東派出使者，那麼日本方面肯定就會相信元朝已經敗退了吧。然而這裡他又一次猜錯了，征西將軍府反而斷定趙秩就是元朝的使者。懷良親王在斷然回絕他之前對他說：「我國自古便仰慕中華文化之德。而蒙古以小國視我，如今又要逼我稱臣嗎？以前元朝送趙良弼來說好話，實際卻是做奸細，後來變成入侵的元軍。你也要用同樣的招數嗎？」③南朝此時已經日薄西山了，一個人堅守著九州的懷良親王吐露的言語中依然具有萬丈氣勢，但其中也顯露出他那時刻繃緊的心弦。 對此，趙秩泰然自若地指出他錯認了實際情況，並向其描述了中國的形勢。 明朝的記錄稱，親王聽後大受衝擊而氣勢頓減，親自下到庭中握住趙秩的手，對他大加禮遇。其後他還借著趙秩回國復命的機會，派僧人祖來與之同行，以遞呈稱臣的表文並獻上貢品，此外還送還了倭寇從寧波、台州擄掠的七十餘人。 這段史料記載著征西將軍府態度大變並進行了朝貢，雖然個中真偽不好判斷，但是這些材料全都有所根據，絕非憑空捏造而來。可以想見，他們從趙秩那裡認識到了新王朝的實力。其實，那時候明朝陸軍和海軍之強大都是亞洲首屈一指，如果不小心招來了，可真沒有什麼勝算。 藉此機會，懷良親王得到了「日本國王」這一封號並開始進行朝貢外交，可以說這也顯示了他的高瞻遠矚。如果一手掌控了日明外交權，那麼隨之而來的就是回報豐厚的朝貢貿易。這可比掠奪行為更具有財政上的可持續性。不過比起這個，在當時的困境之下，親王內心深處恐怕也是試圖藉助明朝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力量來鞏固南朝政權。總而言之，征西將軍府不惜冒著暴露自己就是倭寇大本營的風險送回了大量中國俘虜，此事成了兩國外交上的一大轉折點。 日本使節終於來了！也難怪積鬱已久的明太祖喜不自勝，大擺筵席歡迎他們。終太祖一代，日本使節都得到了非常優厚的待遇，而這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唯一一段時期。 不征之國 在那之後，倭寇的活動並未停止。某日太祖對他的智囊劉基說道：「東夷本來就和北胡不一樣，不是我們的心腹之患。但是就像蚊虻一樣讓人心煩，讓人無法安睡。」④這恐怕是相當真實的感受。 此時太祖正為如何對付北元，尤其是英雄擴廓帖木兒忙得焦頭爛額（這個時期有三件事讓太祖煩心：一是找不到傳國玉璽；二是抓不住王保保，也就是擴廓帖木兒；三是沒有元朝皇太子的消息）。雖說如此，他對日本還是過於輕視了，後來「南倭」和「北虜」一道成了明朝的心腹之患，而這是他當時做夢也沒想到的吧。 此時太祖和劉基設想，既然日本人信奉禪宗，那麼不如派出高僧，通過他們的力量使日本歸順。於是明朝挑選了寧波天寧寺的祖闡和應天府名剎瓦官寺的克勤兩人做了赴日使者。 這一時期太祖對日本內部的政治情況是這樣認識的——年輕的懷良和京都的持明正在爭奪王位，這便是日本內戰的原因。雖然這一認識與實際相比有所扭曲，但他也清楚日本正處於南北朝對立的狀態，因此他命二位僧人不僅要說服征西將軍府，同時也要遊說京都方面的勢力。大明僧侶一行於洪武六年（1373年）六月來到日本。據大明一側的記載，他們在京都停留的時候，「留宿在洛陽的西山精舍，按照太祖的命令講說禪之正統教義。聽者震驚，皆感嘆不愧是中華禪伯，極力延請他們主持天龍禪寺」⑤。然後，二位僧人向國王轉達了太祖的意思，懇請其來明朝朝貢以及打擊倭寇。而國王也表示了贊成，並派遣使者與二位僧人一同赴明。這裡的「王」指的當然是室町幕府。 二位僧人在回程時又拜訪了懷良親王，贈予其明朝的大統歷和皇帝的下賜品。皇帝向其統治下的國王授歷是有深意的，是為了讓他們使用明朝的年號。這種程序意味著這個國家得到了明朝的正式承認。征西將軍府由此獲得了代表日本的權利，最終形成了明朝支持南朝政權的局面。 但是，在明僧來日的前一年，征西將軍府便已在九州探題今川了俊的攻勢之下不得已放棄了大宰府，他們甚至連後來的據點筑後高良山也沒能守住，轉而投奔了肥後的菊池氏。日本國王不斷後撤，明朝僧侶只能邊找尋邊拜訪。由於這樣那樣的意外，他們在日本停留的時間延長了許久，第二年洪武七年才回國。明朝方面認為「王傲慢無禮，拘之二年」，對此非常生氣。⑥日本國內的政治狀況急劇動盪，中國方面可能不太容易搞清楚。但總之，在此之後明朝方面的態度變強硬了。 此時，明朝對內對外的討伐戰爭都已經接近尾聲，特別是洪武八年，大漠的宿敵擴廓帖木兒也去世了。創業的時代已經結束，大明開始進入建設的階段。本來呢，太祖對遵紀守法的要求就十分嚴厲乃至於苛刻，至此就變得更加激進了。這種變化也反映在了日明關係上。 既然兩國已經正式締結了國交，日本的朝貢就必須遵守正式的程序了，違反規定的往來將一概拒絕。 洪武七年六月，足利義滿的使者來訪，因為沒有攜帶表文而遭到了遣返。隨後島津氏久的使者到來，既沒有日本國王的許可，又沒有使用明朝的年號，同樣遭到了拒絕。太祖還嚴責禮部，不允許任何繞過國王而進行的私貢行為。 洪武九年四月，征西將軍府派使者僧文珪入明。太祖認為其表文的文句毫無誠意而大為生氣。其實，太祖的文化素養已逐步提高，他對國內的儒者官僚也是同樣態度。 在那之後，連續幾年都有日本使者入明，但他們的國書或是被譴責為書式不對，或是被挑剔為態度無禮，總之都被退回了。不過，明朝方面倒是每次都會設宴款待這些使者。 就這樣，國交正常化遲遲不上軌道，而另一方面，倭寇卻如潮水一般源源不絕地湧來。面對這種情況，明太祖實在坐不住了，他下定決心，給身為「日本國王」的征西將軍府和足利幕府兩方都送去書信，聲言要派軍進行征討。對此，懷良親王在答書里對大明寸步不讓。懷良親王回答的大要是：天下不是一個人的天下，明朝如果要動武，日本隨時奉陪。 但是看看此文的結尾就知道，引發武力衝突絕非他的本意。他說：「自古講和為上，罷戰為強。年年進奉於上國，歲歲稱臣為弱倭。」這是在表明，日本謹守本分，朝貢之禮未曾有失。就像之前說的那樣，征西將軍府依舊採取聯合明朝的方針。只是，大勢對日本不利，現實與理想差距很大。懷良親王此時已經退出了第一線，藏匿在肥後的群山峻岭之中，兩年之後就去世了。這一時期也正是倭寇活動最為劇烈的時期。⑦ 明太祖看到元朝慘敗的前車之鑑，深思熟慮後放下了征討日本的念頭。明朝方面還有一人也極力反對出兵，那便是太祖的外甥——名將李文忠。 李文忠像 總之在此之後，太祖加強了東南沿海地帶的守備力量。福建新建了十六座城，駐紮海軍一萬五千人。浙江則建了五十九座城，置兵五萬八千餘人。此外明朝還在福建配備了一百艘軍船，在廣東配備了二百艘軍船。 太祖在臨死之前宣布了祖訓，也就是對子孫的訓誡，指定了十五個不征之國，日本也是其中之一。所謂的不征之國，就是不得任意征討的國家。在太祖朝，中國的對日外交就這樣磕磕絆絆地告終了。 ① 《高麗史》卷七十八：全羅、慶尚、楊廣三道，國家之腹心。倭奴深入，虜掠我人民，焚盪我府庫，千里蕭然。而又西北之虞在於不測，兵食匱竭。人民困瘁，此誠危急存亡之時也。——譯註 ② 《日本國志》卷五：後村上帝正平二十三年（1369年），明太祖皇帝遣行人楊載齎詔書至太宰府。書曰：「上帝好生而惡不仁，我中國自辛卯以來，中原擾擾。爾時來寇山東，乘元衰耳。朕本中國舊家，恥前王之辱。師旅掃蕩，垂二十年，遂膺正統。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濱，生離人妻子，損害物命。故修書特報，兼諭越海之由。詔書到日，臣則奉表來庭，不則修兵自固。如必為寇，朕當命舟師揚帆，捕絕島徒，直抵王都，生縛而還。用代天道，以伐不仁。惟王圖之！」——譯註 ③ 《日本國志》卷五：懷良曰：「吾國雖鄙遠，未嘗不慕中國。惟蒙古以小邦視我，欲臣妾之，而使其臣趙姓者訹誑我。……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趙姓，豈昔蒙古之裔耶？亦將訹以好語，而襲我也？」——譯註 ④ 《殊域周咨錄》卷二：東夷固非北胡心腹之患，猶蚊虻警寤，自覺不寧。——譯註 ⑤ 《殊域周咨錄》卷二：館於洛陽西山精舍。一遵聖訓，敷演正教。聽者聳愕，以為中華禪伯，亟白於王，請主天龍禪寺。——譯註 ⑥ 《明史》卷三百二十二：王則傲慢無禮，拘之二年，以七年五月還京。——譯註 ⑦ 《殊域周咨錄》卷二：上常惡倭國狡頑，遣將責其不恭，示以欲征之意。倭王上表答，岀不遜語。表曰：「臣聞三王立極，五帝禪宗，惟中華而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之倭，偏小之國，城池不滿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故知足者常足也。今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城池數千餘座，封疆百萬餘里，猶有不足之心，常起滅絕之意。天發殺機，移星換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堯舜有德，四海來賓；湯武施仁，八方奉貢。臣聞陛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竭力之兵，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是以水來土掩，將至兵迎，豈肯跪塗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於賀蘭山前，聊以博戲，有何懼哉！倘若君勝臣輸，且滿上國之意；設若臣勝君輸，反作小邦之恥。自古講和為上，罷戰為強，免生靈之塗炭，救黎庶之艱辛。年年進奉於上國，歲歲稱臣為弱倭。今遣使臣答黑麻敬詣丹墀，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具表以聞。」——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