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國與倭寇 · 第四章　走向絕對帝制①

大明的國號 中國的國號有各種各樣的由來，但是在國號中寄予建國的使命和理想，這種做法則始自元朝。「元」取自《易經》當中的「乾元」，是「天道」的意思，意味著他們得天道而施行政治。而此前，中國的國號大體上都來自以往的國名或是地名。 明朝又如何呢？很明顯，「明」並非來自地名和國名。那麼它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關於這點至今尚無定說，因此這裡只能向大家介紹目前被認為最接近事實的解釋。 這是已故的和田清博士和吳晗先生提出的學說（和田清：《明太祖與紅巾賊》〔1923年〕，吳晗：《明教與大明帝國》〔1940年〕）。這兩位東西碩學的研究雖然各有路徑，但卻得出了完全一致的結論。他們的意見應該得到重視。 他們認為紅巾軍的教主名叫大小明王，是出自該派的經典《大小明王出世開元經》，因此大明的國號也源自這部經書。吳晗先生還進一步提出，這部經典其實是摩尼教，也就是中國所稱的明教之物。 乍看起來這種說法實在是異想天開，然而其實是有道理的。我們此前說過，摩尼教的教義認為善之光明與惡之黑暗在互相鬥爭，在這明暗的混沌當中光明將最終獲得勝利。而教主就是為了給這個世界帶來光明而現身的人物，因此必須遵循嚴格的禁欲主義。 可以想見，僧人朱元璋抱著重整世間的大志投身於紅巾軍，奉戴小明王。小明王去世後，他也繼續信守著傳播光明的使命而登基做了皇帝，飽含著祈願將國號定為「大明」。這是在預言惡之黑暗世界，也就是元朝一定會被征服。 朱元璋重整世間的信仰恐怕不會輕易改變。在此前討伐張士誠的檄文中，他將紅巾軍定性為邪教，但這是在譴責他們不守戒律的墮落行徑。另外，雖然朱元璋深受儒者的影響，但他個人的信仰卻是另一個問題。事實上，在糟糠之妻馬皇后死後，他不是讓他的兒子們都向僧侶布施為她祈求冥福嗎？像他那樣的英雄人物，全都有堅定不移的信念。 國號這麼要緊，當然不能隨隨便便地取一個，其中可是包含著對未來的祈願。輔佐他的儒者劉基之所以深受信任，其中的一個原因便是其乃占卜大師。 開國英雄大體都有著神秘主義者的一面。中國的明教徒在生活中嚴格執行「不殺」「不飲」「不葷腥」等戒律，據說破戒的僧侶會被處以吊刑。 朱元璋所提倡的「不殺」主義，以及以樸素、節儉為宗旨的禁欲主義也都是明教的主張。 如果這樣解釋「大明」，那麼他們所推行的各種國策之目的也都能很好地理解了。 元朝北歸 明朝平定江南之後，終於開始北伐了。如何制定作戰的策略？起自盜賊的猛將常遇春提議一鼓作氣直搗元之首都，但最後還是慎重派的意見占了上風，他們打算首先攻略山東、河南等中原之地，其後再進逼大都。慎重派的總帥徐達被任命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他們率領二十五萬大軍浩浩蕩蕩地出發了。 另一方面，元朝方面因失去了江南而萎靡不振，元順帝還不理朝政，所有事務全都推給了皇太子。這位皇帝雖是最精通漢文化的君主，但身上依然流淌著蒙古的血，他晚年沉迷於藏傳佛教的房中術，甚至命令皇太子愛猷識理答臘也成為信徒。這位皇太子是高麗出身的皇后祁氏所生，因此宮裡朝鮮宦官朴不花權勢熏天。而地方上，此前提到過的河南王擴廓帖木兒仍在和其他將軍繼續其父輩以來的內鬥。皇太子試圖利用擴廓帖木兒壓制反對派，卻被對方先發制人，兩度落得棄都而逃的下場。此時的元朝深陷內部紛爭的泥潭，根本無力抵抗明軍。 率領元軍侍奉皇帝直到最後一刻的仍然是擴廓帖木兒。關於他有這麼一則逸話。明太祖問臣下，誰是當世的奇男子？他們都推舉常遇春，而太祖卻出人意料地舉出敵人擴廓帖木兒。為此，太祖還讓次子秦王迎娶擴廓帖木兒的妹妹為妃。擴廓帖木兒是一位純粹的武人，有一段時間皇太子任命他做了宰相，但他覺得不合本性，剛過兩個月就辭掉了。此後他回歸戰場，和其父的同僚李思齊等人前往陝西征戰。 常遇春像（出自明版《明賢像贊》） 在這種情況下，明軍北上節節勝利，二月平山東，四月定河南，七月已經逼近了大都附近的通州。 此時朝中提出堅守大都應戰，而元順帝力壓眾議，連夜打開健德門，帶著皇后、妃子、太子等人逃出大都，經由居庸關直奔元的夏都上都（正式名稱為上都開平府，位於現在內蒙古自治區的南部、灤河上游的左岸）。 如此一來，徐達等人不費吹灰之力就進入了大都。時為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二日。 此後他們又奪取了山西和陝西。洪武四年四川的大夏國被攻克，同十四年雲南被攻克。至此中國本土已基本完成統一。 太祖的政治姿態 以重整世間為志向的太祖（洪武帝）登基為皇帝後施行了一系列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將元朝的蒙古體制全部換成中原王朝的傳統體制。 常常可以見到這麼一種意見，認為朱元璋是歷代王朝創始人中最平庸的君主，因為他改革內容的每一個部分都是從來就有的東西，一點創造性的成分都沒有。然而，這種意見是對時代一無所知才發出的妄評。 其實呢，元這個時代是一個艱辛的時代。在中國三千年的歷史當中，唯有這個草原出身的王朝完全無視傳統而徹底地貫徹自己的一套統治。此事委實讓人懊惱，因此雖然中國學者熱衷於研究歷史，卻向來對元朝不感興趣。 但是，也有一位學者指出了元朝的革命性，那就是明末碩學黃宗羲。關於中國社會的變化，他曾有總結，在秦是一變，至元為再變。秦始皇此人，儒者將其視為仇敵而惡語相向，但是說到元朝，卻什麼言論都沒有。大概連開口都是忌諱的吧？ 太祖高揚著復古的理想，全身心應對處理這古今兩大改革中的後一次。所以他的改革有一個特點，即先在政治、經濟、思想等各方面都進行綿密細緻的討論，總結出一以貫之的綜合原則，有了原則之後才設計改革方案。造成的結果是，某些部分偏離現實而顯得過於理想化。甚至可以極端地說，明朝的歷史就是太祖建立的理想主義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形走樣，矛盾爆發，進而走向崩潰的過程。 但是，如果我們忽視了元朝的革命性，以及明太祖為了修正元朝之路而做出的綜合性設計，那麼我們就抹殺了明太祖的偉大。 這點可說是歷代王朝中獨一無二的特色，是一種偉大智慧的產物。 設計這項工程的，正是太祖起兵以來就輔佐他的無雙謀士李善長，以及劉基和金華學派等智囊團，因而自然綿密細緻。不過宣布這些原則並加以推進的人，自不必說，到底還是太祖朱元璋。眾所周知，他追求學問非常認真刻苦。也是在這一時期，他向宋濂請教帝王之學，宋便勸他讀《大學衍義》（南宋朱子學者真德秀所著）。但是，皇帝變成一個半生不熟的知識分子，此事卻是有利有弊。因為政治畢竟是活生生的現實。 雖然明太祖很多地方都模仿漢高祖，但在這點上他們卻完全不同。漢高祖聲稱只要會寫自己的姓名就夠了，是發自內心地鄙薄儒者。但是，到底哪個比較好，卻是不好簡單議論。其中大概也有時代的差別吧。漢高祖採取的是無為之治，順應自然的變化；而明太祖則打造了一個精密無比的框架，試圖克服時代的潮流。結果是兩者都延續了兩百年以上的命數。 傳統的復活 這場改革首先從服飾革命開始。蒙古人的髮型是編髮，前方的頭髮要剃掉，後面的頭髮則編著垂下來，通常其上還要戴一頂飾有垂飾的軟帽。採用這種編髮樣式的不僅有蒙古人，滿洲人和日本人也是如此（日本的是一種變形），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是武人類型。而與之相反，漢人、朝鮮人，以及日本的公卿則梳總發髮型，這是文官類型。 服裝上也很不相同。蒙古人是騎馬民族，穿著便於行動的上裝和褲子，此外為了方便彎弓射箭，他們的衣領是向左掩。孔子將這些北方民族的造型說成是「被髮左衽」，並視為蠻俗而極為排斥。中華文明最看重服飾的正確了。但是，元朝的許多漢人也打扮成了蒙古人的樣子。 此外還有許多漢人甚至取了蒙古的名字。尤其是華北的「漢人」，他們將從皇帝那獲賜蒙古名字視作無上的光榮。因此，模仿蒙古人而自稱蒙古名字的人也不在少數。這是因為民族的差別同時也是階級的差別，如果不變作蒙古人的樣子就無法出人頭地。 作為孔子信徒的太祖對這些蒙古風俗一概下了禁止令。 元朝皇帝的詔敕和法令都是用蒙古語頒布的，只是為了方便漢人而翻譯成了俗語體，好讓平民百姓也能理解。但是這對漢人來說可是了不得的大事。 中國有「文章興國」的說法，一篇好文章就能集聚政治的聲望，更何況是作為中華象徵的皇帝之詔敕，那更是必須得莊重典雅。明朝開國之初，這些都由明代一流的文章大家宋濂親自執筆。宋先生甚至名揚海外，到訪明朝的使節都爭相購買他的文集。 此外，儒教教育也得到了大力推廣。性格無比嚴謹的宋濂被太祖委以重任，負責皇太子的教育。他在十餘年間，用一言一行教導太子禮法，並為太子細細講說治亂興亡之跡。太祖又召集了天下數十名儒者，從中選出充滿銳氣的才俊，讓宋濂施以嚴格教育。 如此這般，金華之學，也就是正統朱子學成了明廷上下的精神支柱。其實本來，朱子學在其誕生的南宋是遭到禁止的。諷刺的是，朱子學在其最排斥的元朝卻獲得了國家的認可，一躍成了正統官學。不過在元朝，這只是一種政策考慮，朱子學真正在世間廣為流傳，還是始自明代。 明太祖對平民百姓的社會教育也傾注了大量心血。他曾經投身於立志重整世間的宗教，此項政策大概也源自他身為僧人的經歷，因此在過去的王朝中絕無前例。洪武三十年，太祖頒布了「六諭」，內容有六條：「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由此，他將儒教精神總結成簡易的教諭，命令全國百姓每個月都要誦讀六次。 明末時期，范?據此作了《六諭衍義》一書。這部書還傳到了日本，江戶幕府八代將軍德川吉宗命儒者室鳩巢據此撰寫了《六諭衍義大意》。 中國的傳統就這樣在天下全面復活了。 絕對帝制 這裡我們先講一個後來的事情。15世紀的正統年間，明朝的第六代皇帝——十二歲的少年皇帝明英宗曾將禮部尚書胡濙投入獄中，然後過了兩三周又將其釋放了，令其官復原職。胡濙此人自惠帝（建文帝）之後，侍奉了明朝六代君主，當時是德高望重的元老級人物。而英宗隨意處置的不止胡濙一人，但凡有誰不合其心意，都會被他投入獄中，隨即再放出來。若說這只是少年君主意氣用事當然也可以，然而事情實在是太不尋常了。其實根本上，這是因為君主權力成了一種絕對的東西，在制度層面得到了確認。這種絕對帝制（此前學界一直在使用的術語是「君主專制」，不過我打算在這裡另造術語，以明確表示此乃明代特有的一種制度）是在明代首次出現的。但是，這種制度產生的直接原因，其實還是在元朝制度中。 一般認為，君主專制制度始於宋代，而此後是擴大強化的過程。但是這種考量並不符合元朝的情況。元朝的百官之首宰相被稱為「丞相」。這個官名在秦漢時代已在使用，到了魏晉時代，這已經成為帝座的窺視者在登上皇位前的稱呼。如此一來，「丞相」就成了特別尊貴的稱號，唐以後就很少用了。而這意味著，臣子的地位相對於君主在逐漸降低。此稱呼在元朝再度復活，這表明元朝臣子的力量是多麼強大。而這其中是有理由的。 其實非常簡單，在蒙古制度中，皇帝，也就是大汗本來是由選舉產生的。除了諸王，重臣也擁有推薦權。因此，元朝怎麼都不能說是君主專制。雖然在世祖時，元朝廢除了選舉制而改用繼承制，但是民族的習慣不是一紙法律就能改變的。 另外，成吉思汗以來的蒙古社會是封建體制，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對接中原的政治制度。在這點上，反而是與日本德川幕府的老中制度相似。大札魯忽赤（大法官）相當於日本的大老，大必闍赤（大書記）相當於老中。這四五名重臣負責協助大汗，統理軍事和民政。 這種蒙古的老中制度被帶到了中原地區。對此暈頭轉向的漢人思前想後，決定將這蒙古老中的漢稱定為「丞相」，其機構稱為「中書省」。雖然在忽必烈汗這種強勢君主的時代，重臣無法興風作浪，但是在他之後的元朝皇帝或是被逼退位，或是橫遭弒殺，總之盡由重臣們擺布。即使考慮其顏面也不能說元朝君主強勢。而這種情況在蒙古封建制中並不特殊。 元末群雄使用的都是元制。在這個戰亂無日無之的時代，亦即在軍事體制之下，蒙古封建制反而是有利的。朱元璋自己就曾做過龍鳳政權的丞相，因此當然熟知此職可能成為君主代理的箇中利害。到了和平時期，而且是重新採用了漢式體制之後，像這樣擁有強大權限的職務就必須重新檢討了。 不過，在明初的草創期這種制度仍屬必要。實際上北伐開始之後，太祖坐鎮開封，留守的任務全都委託給了左丞相李善長。這裡要提一下，在這個丞相制度上，太祖也深受人才匱乏之苦。 南京明鼓樓 李善長請辭丞相之後，太祖找劉基商量繼任者的問題。太祖舉出的第一個候選人是楊憲，這是太祖占領應天府（南京）時歸順的儒者，也是劉基的朋友。但是出乎意料地，劉基卻極力反對這項委任，理由是：「他有丞相之才，卻無丞相之器。為丞相者，持心要如水一般，一心只跟隨正確的道理，而不能有一己之私。在這點上，憲並不合格。」太祖接著又舉出了汪廣洋，這是攻取太平的時候歸順的學者，詩書都是能手。而劉基的評價是：「為人偏狹又膚淺，還不如憲。」 最後太祖還詢問了胡惟庸的情況，他是李善長提拔出來的人，李善長的侄子做了胡惟庸的女婿。而對此劉基回答說：「打個比方的話，此人就像是要弄斷車轅的人物。」於是太祖對劉基說：「能做我丞相的，除了先生之外別無他人了。」但是劉基因病固辭，並對太祖說：「以天下之大，怎麼會沒有人才呢？請明主誠心求之。」② 結果太祖還是沒有聽從劉基的意見，先後任命此三人做了丞相。然而他們全都失敗了，太祖只得又將他們殺掉。 洪武十三年（1380年），在胡惟庸大逆事件之後，太祖廢除了丞相之制，並公布了對子孫的遺言——不得復置此職，如臣下有敢上奏復置者，處以死罪。這大概也是多年來深思熟慮後的決定吧。考慮到這一職位的巨大權限，以及擔任此職的人都先後如劉基預言的那樣走向了墮落的結局，再加上實在難覓良才，才最終得出了不如不設的結論吧。 此時太祖剛滿五十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皇帝事實上成了兼任的丞相，統轄著行政機構六部（吏、戶、禮、兵、刑、工），這是史無前例的重大改革。 但是如此一來，皇帝就沒有了能為之分擔責任的人，全部都只能一人獨力承擔。 而且皇帝身兼丞相，其公務之繁重也遠遠超出了普通人的承受範圍。後來的合格者，大概只有清朝雍正帝吧。 伴隨著這種絕對帝制而來的是官僚推卸責任、君主怠慢公務，最終釀成了宦官跋扈的局面。這就是太祖矯枉過正的失誤了。 中央集權制 唐宋以後的國家行政方式是以中央集權為原則的官僚制，而且為文官優先主義。元朝則大不相同，原因當然還是在於蒙古封建制。 元世祖命令漢人官僚創設中央官制，結果建立了管理民政的中書省、統轄軍政的樞密院，以及作為監察機關的御史台三大機構。這些都符合中國的傳統，但是就像所謂的「丞相」一樣，實際上這些職務也極為曖昧不清。名將擴廓帖木兒進入中央的時候身兼了中書左丞相和知樞密院事兩個官職，中央政府的實際狀態其實還是過去蒙古的「老中」制。 （上）明太祖孝陵，（下）孝陵石人（明代武官） 元朝地方制度中的最高一級單位叫「行省」，意思是臨時派駐地方的中央政府，所以其意義和一般認為的中央統轄下的地方官署並不一樣。 這個機構其實是為了統治外地而設立的有著軍政性質的政府機關。正因如此，這個機構擁有強大的權限，所治地域也非常廣大。元朝對長江以南的土地僅劃分了三個行省進行統治，由此便可知其性質。 明太祖將這種非常規的做法統統改成了國家傳統方式。 首先是作為國家根基的人民的問題。元朝治下的民眾分成了四個等級，分別是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太祖首先將此廢除，實現了平等。不過，在結婚的時候，蒙古人、色目人同漢人結婚沒有什麼問題，但他們之間則不允許通婚。讓居住在中華的人民全都漢化，這成了新政府的方針。 但是太祖卻在軍和民之間劃下了分界線。蒙古社會是軍民一體的社會，太祖可能是為了反其道而行之，然而這卻是一項魯莽衝動的改革。他將人民的戶籍分成民籍和軍籍，一旦被劃入軍籍，身份就成了世襲，子孫世世代代都是軍人，這就是軍戶。軍戶永遠不能做文官，但是相應地，他們可以參加武舉這個武官考試，經由此途成為高級軍人，甚至積累軍功而獲得侯、伯等世襲爵位，而這份榮譽原則上並不會授予文官。 太祖就這樣硬生生地將軍民分開了，為此甚至弄出了身份制。然而這裡也出現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到後來普通人也能當兵了，甚至還出現了私兵。 孝陵神道石獸 不過，太祖總算站在這兩大人民支柱上，搭建了中央政府機關。統治民戶的是六部，管理軍戶的則是五軍都督府（中、左、右、前、後五軍）。全國劃分為五個軍管區，各自都設立了都督作為統帥。而統轄五軍都督府的，毋庸贅言就是皇帝本人。監察制度靠的是都察院，其性質不變，只是改了個名字。 明朝的地方制度也剔除了元朝那種地方分權的性質，而組織成了中央集權的形式。地方也是三大系統，民政機關從行省改為承宣布政使司。正如其名稱所示，它的意思是將上頭的指令廣布到地方人民之中。軍政機關是都指揮使司，監察機關則是提刑按察使司。 元朝行省的統治區域過於廣大，因此明朝將之進一步細分為十三塊。而新名稱實在太長，所以其單位又俗稱為「省」。這個時期的統治區域基本上一直延續到了現代。但是即便如此，其範圍仍然太大，所以中國這個實體在某種程度上有著「省的聯合體」的性質。即是說，中國人的鄉黨意識到省就是極限了，出了這個範圍就是天下。 銀與銅 蒙古人征服中原，可不是為了推行什麼善政，就是為了掠奪。對於身為遊牧民族的他們來說，財產就是能搬運走的東西，除了大量的家畜，就是寶石和貴金屬一類的東西。來到中原的蒙古人觸目所及，看見的只有烏泱烏泱的人群以及廣闊無邊的大地，他們失望至極，甚至想過將漢人統統殺掉，將土地全部變成牧場——這是一個有名的傳說。這大概是蒙古人沒有任何矯飾的想法。而拯救這片大地和人民的是耶律楚材，他承諾將在一定期限內交出四十萬兩銀、八萬匹絹、四十萬石粟以供軍需。這就是包稅制的開端，是元朝給中原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惡劣制度。在此之後，元朝大肆掠奪白銀，為達目的甚至發行了交鈔（與其說是紙幣，不如說軍票的性質更重）。而且，皇帝還任意地將大片土地賜予王族、重臣和佛寺。③ 這是完全無視中國實情的做法。全中國超過90%的民眾是農民，其中大部分使用的都是銅幣。就像我們此前說過的那樣，直到明代中期前後，米價便宜的時候一兩銀可以買到八九石米。而一石相當於大約一百二十文銅幣。中國直到民國為止，法定貨幣都只有銅幣，也是這個原因。 中國開始大規模使用銀貨的時代是宋代，特別是商人們會用銀作為大額交易的支付手段。而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乃是因為宋朝的商本政策。造成的結果是，銀貨屬於大商人和大地主階層，而銅貨則意味著貧民的世界。在此之上，元朝又帶來了銀貨掠奪和包稅制。包稅制下，朝廷無視納稅人的能力等各方面因素，只是一個勁兒地要求湊夠稅額。這種財政方針作為經濟政策，意味著自由放任以及採取商本主義。元朝的政策被認為是虐待貧民、優待富人的政策，其原因也在於此。 出身於貧農佃農階層的太祖對此感到憤怒是理所當然的，而他傾盡全力支持其智囊金華學派所主張的農本抑商政策，也可以說是必然的。 最為歡迎和支持元朝政策的正是江南的財閥們。並且就像我們後面也會說到的那樣，元朝也積極從事國際貿易，所以自然更得他們支持。元末據有江南的張士誠之吳國，在政策上一承元制，此事我們之前已經提過。大地主和大商人居住的蘇州是開明之都，但同時也盛開著罪惡之花。 朱元璋之西吳和張士誠之東吳所進行的戰爭，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是貧苦農民和富裕商人的戰爭，同時還是質樸勤勉的農村與奢侈怠惰的都市之間的對抗。為了捍衛自己的階級，雙方都拚死堅持著攻防戰鬥，此事已毋庸贅言。江南財閥們支援了張士誠，在張的末期，上海之民錢鶴皋舉兵相助就是很好的例子。 錢鶴皋是當地富族，乃五代時期吳越王錢氏的子孫。他為了張氏舉義兵奪回松江並占據了該地，據說地方上的巨室都支持他。即使到了窮途末路，他們依然選擇和佃農政權戰鬥，直到最後一兵一卒。他們當中也有些富豪，預見到張氏政權終將沒落，為躲避其後必至的打壓而提前清理了自己的財產。比如談氏，就將全部財產都花掉購買了大量書籍，以至於被世人譏笑為笨蛋，但後來大家都轉而佩服其有先見之明。 政經一致 明太祖曾這樣訓示降服的張士誠舊部：「如今我出於特別的優待，任命你們這些投降人為將校，你們要感激這份恩典。在這裡我把話說清楚，我的家臣大多是安徽出身，生活勤苦儉約，不知奢侈為何物，和浙江耽於安逸享樂的有錢人不能相提並論。你們也要照此去做，從今開始一改過去的生活。」④ 勤勉、樸素、素食，這是太祖信仰的明教所倡，而除去素食，這些也是儒教的教導。不知是不是為了踐行這些信條，明政權將官吏的俸祿定成了史上最低。最高的每月只有八十石，最低的每月五石。雖然按照官方的定價米一石相當於銀一兩，但是米價下滑的時候，八十石只相當於銀十兩，五石只相當於銅錢五百文。 在俸祿高的宋代，官吏收入最高可達每月銅貨三百貫，也就是銀三百兩以上。除此之外還有米百石，春冬兩季更有生絲二十匹、絹三十匹、棉百兩，另外還有龐大的職務補貼。兩個時代真是天上地下的區別。 但是另一方面，明朝卻非常愛護農民。太祖有令，准許農民穿著絹織物，而商人只能穿棉布。但即使是農民，如果家人當中出了一個做商人的，那麼這些特權也要取消。 開墾也受到官府的鼓勵。元末大亂之際，山東、河南一帶出現了許多無人土地。太祖便將這些土地賜予有意開墾的人士，而且規定永久免稅。這又是豪爽的大手筆。 重農抑商的政策是儒教的主張，在這點上太祖和金華學派的想法是一致的。宋濂的高足方孝孺還在此時上奏，請求在開墾這些無人土地時恢復古代的井田法。 就這樣，明朝君臣都胸懷宏大的理想，一步步地推進農本政策的實施。 但是，不論如何低廉，要支付給官吏們的俸祿也是一個天文數字，這些錢要從哪裡摳出來呢？此時，沒收的敵產就成了財源。張氏政權以及協助他的大地主們持有的田地都被沒收變成了國有田，而當時沉重的佃租稅率也原樣沿用了下來。 其結果是，蘇州一地的佃租達到了嚴苛的一石六斗三升。官田一畝最高的稅額被控制為七斗三升，所以這裡的田租是其兩倍以上。看上去這是對可惡的蘇州施行的報復措施，而實際上是為了首先確保官吏俸祿的財源，因為新政權的基礎還非常不穩定。 實施了農本政策，就必須使農民的生活得到保障。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明朝首先著手進行稅制更正。官府調查了全國範圍的田地，製作了精確的土地賬本，這個被稱為「魚鱗圖冊」。在此之上官府再根據地域差別和田地肥瘠確定了稅率。其總計就是國家的收入，而國家的支出就限定在此數額之內，這就是「量入為出」。元朝實施的包稅制是「量出為入」，所以兩朝採取的財政原則是完全相反的。 把國家財政的大宗定為田稅而且是實物稅，這是為了限制銀的使用。換句話說，就是為了抑制商人勢力的上升。 接著明朝規定了人民向國家提供勞力的義務，特別是看重徵稅和納稅的手續。這就是所謂的「役」。為了編纂資料以分配勞役，官府又進行了人口調查，製作的人口名冊被稱為「賦役黃冊」。這份名冊的製作也是由百姓完成的。其組織形式稱為里甲制，負有賦役義務的一百一十戶家庭組成一個單位「里」，其中選出稅額和壯丁數量多的十戶人家做里長，剩下來的一百戶分為十組，組被稱為「甲」，負責人被稱為甲首。這些職務都是每年由人輪流擔任。這種半官半民的鄰人之組在全國範圍內都得到了落實。 如此一來明朝就創出了一種體制，以人民正確的申報為基礎設定合適的稅率。 在這些環節當中，銀毫無用武之地。軍隊靠著軍戶制可以自給自足，邊境又推行屯田制。宮廷使用的衣服和陶瓷等物件則由官營工場生產（織物生產在北京、南京、蘇州、杭州有織染局，陶瓷生產在江西省饒州府，也就是景德鎮），除此之外的必需品全部從民間以實物收取。 官府也鑄造銅貨，但是卻不允許民間使用。如此一來，帝國內部便成了徹底的自給自足體制，也就是說，明朝打造出了一個除了實物就是勞動力的世界。這是立志重整世間的太祖和他的智囊們苦心孤詣做出的成果。 但是，毫無疑問，這種建國方針實在太過無視現實而過分理想化了。不過，明朝到底確立起了依憑政治力量統制國家經濟的政經一致的方針。 鎖國 太祖禁止本國國民向海外航行，頒布了「片板不許入海」的嚴厲海禁令。 這是鎖國政策，除了官方的正式外交，民間的海外交流全部都被禁止了。從一直以來的國際關係上來看，這可說是一個翻天覆地的大轉變。 宋朝的國策就是商本主義。到了元朝，由於其狂熱的銀貨掠奪政策，也同樣大力支持外國貿易。尤其是元朝，他們已經不能滿足於坐取關稅，政府甚至親自投身於貿易，出資造船，收取利潤中的七成。元朝還禁止財閥以私人資本進行貿易，也就是說國家甚至打算壟斷這項事業。 正如此前所述，在這種形勢下，泉州作為南海貿易，或者說阿拉伯貿易的據點，一躍成了世界第一大貿易港。 正如我們在沈萬三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樣，這些國際貿易是出現江南財閥的一大要因。而且進口的都是些奢侈品，支付這些商品導致巨額白銀和銅錢不斷流出。如今太祖等人正在大力推行農本政策，在這方面海外貿易就成了最大的絆腳石。於是，太祖強制命令江南的富戶十四萬戶移住到自己的出生地濠州。採取這種政策削弱江南經濟力量的一個原因，就是要落實斷絕海外交通的鎖國政策。 關閉國門其實還有其他原因。打開國門而帶來的國際性，換言之就是反國家因素是不可容忍的。泉州居住著以阿拉伯人為首的許多外國人，在宋朝，他們當中還出現了一位阿拉伯人蒲壽庚，由於強大的海上實力而被任命為提舉市舶司。但是此人在南宋朝廷被元朝追擊的時候投降了元朝。他非但不肯收留落難的南宋皇帝，反而虐殺了泉州城內的千餘名南宋王族之人。以宋國繼承者自居的明太祖對此不可能漠視不理，他下旨剝奪了蒲氏子孫後代出任官吏的資格。 就這樣，太祖基於國策關上了國門。但是這種自絕於世界的孤立主義與當時東亞的發展趨勢是背道而馳的，這點毋庸贅言。而且關鍵是在國內還有福建和廣東兩地，此前我們已經說過，這兩個地方離開了海洋就活不下去了。 很快地，張士誠和方國珍的殘黨糾合倭寇，開始在東南沿海橫行肆虐了。 ① 「絕對帝制」是作者特意使用的術語，以明確標識明朝獨有的皇帝制度，因而沒有使用通常的術語「君主專制」，可參見後文中作者所做的說明。——譯註 ②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及善長罷，帝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帝問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帝曰：「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基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譯註 ③ 《元史》卷一百四十六：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官吏多聚斂自私，貲至巨萬，而官無儲偫。近臣別迭等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人。——譯註 ④ 《國初群雄事略》卷八：吾所用諸將，多濠、泗、汝、潁、壽春、定遠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於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為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橫。今既歸於吾，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保爵位。——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