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國與倭寇 · 第二章　鼎革前夜

群雄競起 元朝的滅亡遠不如其他王朝顛覆時那樣劇烈，極少令人熱血沸騰。雖說漢人挑戰蒙古帝國這種事情很讓人期待，但就其實際情況而言，正如此前所述這是一場馬與舟的戰爭，因而恐怕並不會像短兵相接地對抗那樣扣人心弦。倒不如說，騎馬的一方，是喪失了成吉思汗時代的精悍，終日沉湎於酒色而肌肉鬆弛的蒙古貴族；駛舟的一方，則充滿著林語堂所說的商人味道。因而他們的戰爭只是一個勁兒地磨磨蹭蹭，讓觀者心焦。 不過，這也正是這個時代的特色：相繼興起的群雄一個個地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運氣終了又將接力棒傳給下一人，而接過最後一棒直奔終點而去的便是明朝的太祖。 首位梟雄 第一位梟雄當數海盜方國珍。他生於浙江黃岩，曾與兄弟們一起販鹽並從事漕運。此人可謂是知人善用的統帥之材，但是極為狡猾，是個徹頭徹尾的見風使舵者。而且他行賄時毫不在乎商人的形象，如同獾那樣小心謹慎。在群雄當中，只有他一個人活到了最後得以安享晚年，這實在是一位奇特的人物。 他在至正八年（1348年）揭竿而起，其緣由如下： 方國珍有一個商業對手叫蔡亂頭。當時發生了一件大事，海盜黨徒襲擊了駛往元都的海運船隊，並殺害了隊長。然而海上力量薄弱的元朝官吏無力將其逮捕，只好敷衍了事。蔡亂頭見此，放言稱「國家不足為懼」，其後轉而當上了海盜，成了不可小覷的一方勢力。縣官許諾，誰能逮捕蔡亂頭就給誰官爵，方國珍以為既可報仇又可封官，便召集了數千之眾出征討蔡。蔡亂頭聽聞此事大亂陣腳，慌忙自首並賄賂元朝官吏，最終僅獲微罪。但是對方國珍心懷怨恨之輩向官府告密，稱其內通蔡亂頭。由此方國珍大怒，殺了告密者，並最終與兄弟同謀，舉族做了海盜。以上便是其舉兵的箇中緣由。 轉瞬之間，方國珍便成了強大的海上勢力，大肆劫掠元朝的海運船隊。事態越來越嚴重，官府無法再坐視不理，於是派出水軍驅逐方國珍，一直將其趕到福建首府福州附近。方國珍自覺無望，於是放火燒掉己船隨波漂流，而官軍見其火光誤以為是敵人來襲，頓時自亂陣腳，結果官軍指揮官反而成了方國珍的俘虜。死裡逃生的方國珍威脅指揮官，遂從元朝處受封了期盼已久的官爵。從此之後，他打著元朝官吏的旗號公然幹著海盜的行當，不斷侵擾沿海一帶。 至此，中央政府任命孛羅帖木兒為大將討伐方國珍。方國珍此前嘗到了火攻的甜頭，這次也以火攻應敵，乘夜潛入元朝水軍中放火，元朝軍隊又一次不戰而亡，孛羅帖木兒也成了俘虜。方國珍恐嚇俘虜，再次要求元朝授予其高官顯爵。俘虜當中有位高麗宦官，他曾經服侍過高麗出身的祁皇后，通過這層關係，方國珍終於如願以償。 如前所述，海運是國都的生命線，絕不能落入他人之手。而元朝竟然只能任由方國珍為所欲為，可見元朝之不善舟船。另外，元朝不但不懲罰國賊，反而授予其高官，這也暴露了其虛弱無力的實態。終於，天下捲起了一股反元的風潮。 搖擺不定的方國珍在此後幾乎每隔半年就重複一次反叛、歸順的戲碼，一旦情況不利就使出行賄這一絕招。後來輔佐明太祖的劉基此時還是浙東元帥府都事，他強硬主張「國珍當斬」，方國珍就向他行賄，在遭到了回絕後便派人由海路遠赴大都向高官行賄。這便是方國珍做事的方式。 後來方國珍瞄準時機，率領千餘艘船突襲元朝的海運基地劉家港，徹底燒毀元朝的運輸船，將太倉里堆積如山的糧草掠奪殆盡，終於制住了元朝的死穴。此時，中原以紅巾軍為首的群雄蜂起，元朝不得已之下只能任命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參政，令其掌管海運。這就像是將自己的性命交給了強盜一般。 如此這般，方國珍憑藉著強大的海上勢力成了稱霸一方之梟雄。但是，此後他依然徹底奉行機會主義，八面玲瓏地應對明太祖和其他群雄，反覆無常，叛服難定。 江南特使 浙江有方國珍，江蘇有張士誠，江南有紅巾軍，在此天下風雲變幻莫測之時，元朝政府為了保住江南，緊急派出了宰相級別的高官，並授予其軍事與民政大權。擔此重任的是蒙古大貴族的公子達識帖睦邇。 達識帖睦邇是中亞康里國①王族的後裔，素有才高之名，學於太學，深研經史，長於書法，是頗具漢學素養的青年貴族。他身負重任趕赴杭州的時候，南北已為群雄阻隔，江南之地處於孤立狀態。然而他辜負了眾人的期望，四處橫徵暴斂，索取賄賂，公然賣官鬻爵，開啟了極端腐敗的政治。世間的積怨深重，他絲毫不放在心上，投敵者接連不斷，他也一點都不介意。 至正十六年（1356年），張士誠奪取蘇州，直逼杭州，達識帖睦邇帶頭逃往內地。此時元朝一側兵力薄弱，於是命令精悍的楊完者率領勇猛的苗軍駐屯嘉興。多虧了這支軍隊，張士誠的進攻才被阻擋，杭州得以保全。自此之後，達識帖睦邇完全依賴苗軍，對楊完者唯命是從。也因此，虎狼一樣的苗軍在富裕的杭州大肆掠奪施暴，毫無節制。 另一方面，張士誠感到楊完者究竟是個棘手人物，於是策略一變，假意降元，而請楊完者為其從中斡旋。楊完者不疑有他，向達識帖睦邇轉達了張士誠之意。當時識破真相的達識帖睦邇曾一度想回絕，但最終還是接受了張士誠，甚至授予了張士誠元朝的最高榮譽爵位——太尉。由此張士誠便成功地在杭州確立了據點。然而從達識帖睦邇的角度看，前門有虎張士誠，後門有狼楊完者，他處在兩面夾擊之中，這實在是窮途末路的無奈之計。 諷刺的是，達識帖睦邇因馴服暴徒張士誠使其歸順元朝而獲得了中央政府的嘉獎。而到了此時，他恐懼楊完者的強壓，又與張士誠密謀殺死了楊完者。但是其結果無異於自廢手足，所以反被張士誠監禁在嘉興。不過這位江南特使仍然毫不介懷，悠然地與妻妾日夜舉宴，放歌高吟。張士誠有何要求他都答應，如上書朝廷請授張士誠王爵，張士誠逼其隱居，他就向大都上書請辭。 這時，張士誠又威脅元朝的江南御史台交出官印，對此堅決不從的蒙古高官從容沐浴淨身，賦詩二篇，然後飲毒自裁。聽聞此報的達識帖睦邇也不禁憮然，決心赴死。他命僕從奉上毒酒，自飲身亡。這位放縱的享樂主義者最終卻是這般結局，實在不可思議。自他死後，富饒的江南之地就再未落入元人之手。 鹽黨興起 江南被元朝視為金庫糧倉，而占據著這片沃土的正是吳王張士誠。他此後和明太祖爭奪天下霸權，一直堅持到最終。而他又與方國珍不同，他的存在極大地影響了大明帝國，因而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 張士誠出生於江蘇南部泰州附近的白駒場（位於江蘇興化東北的串場河附近）。江蘇自古以來就以淮鹽聞名於世，這裡是中國最大的產鹽地。據說當時江蘇沿海的鹽田區有三十六處，而白駒場也是其中之一。鹽是國家收入的一大財源，歷朝歷代都將其定為官方專賣品，因此不得不嚴防死守，以阻止其流向民間。淮鹽的情況是，鹽從生產地被集中運送到指定地點，官方在那裡核實數量並記錄於賬，以防止其流出為私鹽，也就是走私鹽。白駒場所產的鹽便是由政府認證的運鹽商人經手，通過運鹽河用船運至泰州的。在此過程中，一些人將私鹽藏在官鹽當中，悄悄地投入泰州市場。張士誠也是這些商人中的一個，他和三個弟弟合作，一起運鹽走私。 張士誠像 張士誠手腕強健，不惜金錢，因此很有人望，總之是個頭領型的人物。 在兄弟團結、鹽、船等方面，張士誠和方國珍有許多共同點，不過他們一個是海盜，一個是私鹽販子，還是有差別的。但是呢，張士誠終究也屬於吃南方米的商人。 他與三位弟弟和壯士李伯升等十八人在至正十三年（1353年）起義，事情的經過如下所述： 此前，安徽北部到河南一帶已經出現了紅巾軍，其勢甚至波及江蘇。而且在長江門戶江陰地區也出現了起義。這裡要注意的是，鎮壓這些起義的不是已經衰弱不堪的官軍，而是鹽黨。 江蘇是產鹽地，生活著眾多從事製鹽工作的鹽丁。他們在炎炎烈日之下也要進行重體力勞動，體格十分強壯，因此一直以來常被徵調去鎮壓叛亂，衰弱的元朝也對他們進行了動員。在此之後，元朝又徵募了五千人用以鎮壓徐州的紅巾軍。 如此一來，鹽黨們察覺到了自身的力量，當然不甘於再忍氣吞聲。結果，鹽黨的老家江蘇也爆發了起義。張士誠所在的泰州有一位名叫王克柔的富商，為人大方豪爽，不惜金錢，好結交遊俠。王克柔首先起事，但他立馬就被捕，被關進了高郵的監獄。他的手下李華甫平日裡多承其恩顧，找到了張士誠謀劃營救他。官吏們察覺到形勢不對，於是反其道而行之，封李、張二人為泰州判和千戶，讓他們負責泰州的治安管理。然而泰州的有錢人看不起私鹽販子出身的張士誠，當中甚至有人賴他的賬，尤其是泰州自警團中的某弓手用極其惡毒的手段欺壓過張士誠。忍無可忍的張士誠召集了此前提到的十八人，合謀首先殺了自警團中的那個人，然後又放火燒了富人住宅，還殺了同黨李華甫，奪取了鹽黨的主導權。 就這樣，張士誠率領鹽黨發動了起義，還占據了泰州。這時他所用的旗幟都是紅色的，這個顏色恐怕是用以象徵陰陽五行說中的火德。由此看來在他心中，北方的元是水，南方是火，而火必將戰勝水。 張士誠一鼓作氣攻陷了泰州以北的興化，又占據了位於高郵湖東岸的要地高郵。在此期間，元朝曾多次試圖招撫他，但他絲毫不為所動。至正十四年（1354年），張士誠登基號「誠王」，定國號為大周。這是因為五行說認為周是火德。這裡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採用了這個國號，他們與同樣使用紅色的紅巾軍就有了區別。在此後張氏政權的變動中，我們會清楚地看到此間的不同。 高郵之戰 面對張士誠揭起的反旗，元朝急忙設立了淮南江北行省對其進行封堵，行省的行政中心設在了鹽都揚州。在這種情況下設立的行省類似於為應對戰爭而臨時設立的軍管區。這種做法雖然是由元朝開創的，但後來紅巾軍也對此進行了模仿。 在此期間，元朝方面試圖以高官厚爵對張士誠進行懷柔，但並不成功，反而使剛才提到的揚州城遭到了攻擊。此前提及的江南特使達識帖睦邇也一敗塗地，後來借著苗軍的支援才好不容易捲土重來。 形勢如此嚴峻，元朝決定要放手一搏了。至正十四年十一月，被譽為元朝最後一位賢相的脫脫（1314—1356年，蔑兒乞惕部之人。他一改伯父伯顏的暴政，恢復科舉，錄用人才，並主持編纂了《遼史》《金史》《宋史》）親自上陣，率領著號稱百萬的大軍直逼張士誠盤踞的高郵。元軍西有來自遙遠西域回鶻的援軍馳援，東有來自高麗的二萬三千人大軍助陣，此陣容可謂是元朝兵力的總動員。用這樣的軍隊對陣不足掛齒的淮南鹽黨，實在是非比尋常。 不過，這裡其實是有原因的。元朝認為淮南的鹽黨和淮西的紅巾軍有聯繫，給淮南致命一擊將會有利於對淮西的征討。而且元朝已經失去了淮鹽，自然更希望牢牢控制住江南這一寶庫。不管怎麼說，這都是投入壓倒性的兵力以防範賊人蠢動的一種策略。 脫脫的大軍所向披靡，擊破張士誠軍的同時又分兵占領了西邊的六合，切斷了他和紅巾軍的聯繫，並最終包圍了高郵城。如此猛攻實在難以抵擋，高郵城中天天都在議論降服之事，唯恐罪大難赦。而進攻的那方也得意揚揚，以為攻陷只是遲早的事。 然而這時出現了一道晴天霹靂，朝廷發來密敕剝奪了脫脫的軍權，並勒令全軍撤退。這全是因為佞臣哈麻所進的讒言。對密敕內容有所覺察的參謀給脫脫獻策，讓他切莫開封，應該繼續進攻。然而忠誠的脫脫不聽，還是打開了封函，並立刻就服從了皇帝的命令。悲聲響徹全軍，而按照敕命，元朝的大軍即日便分崩離析，四散而去。其中甚至有人來不及撤退，因而轉投了紅巾軍，比如趕赴襄陽的鐵甲軍等部隊就成了其中的精銳。 元軍以一種不可思議的速度撤退了，這也是因為哈麻的策略。他在從軍的高官子弟家中安插了密使，恐嚇他們如果密敕到達之時不立即撤退的話就屠殺其全家。 宛如風中殘燭的張士誠就此逃過一劫，而另一方面，元朝在這場戰役之後轉瞬便失去了江南，還使得敵方的紅巾軍更加壯大了。高郵之戰真可謂是左右天下大勢的決定性戰役。 吳王據蘇州 高郵之戰後，江陰的一個反賊以妻兒為人質取得了張士誠的信任。他向張士誠大力陳說江南的廣闊和財力，以及美女和絹玉之多。正好高郵一帶莊稼歉收，張士誠因此甚為心動，便派弟弟張士德向南行進。他的三位弟弟當中，士義已經戰死，而末弟士信愚鈍，後來致使吳國滅亡，只有士德是其兄的得力助手。 張士德率兵從通州渡過長江，在對岸的福山港登陸，第一戰首先攻克了常熟。此時元朝在江南的兵備非常脆弱，官軍基本上已經崩潰，僅有一些由臨時招募的農民匆匆組建的軍隊，而且部將之間還陷於不和，因此張士德的軍隊輕而易舉地就占領了蘇州。不出所料，蘇州城內堆滿了像小山一樣的糧草和兵器。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誠王張士誠意氣風發地進駐蘇州。他暫且以承天寺作為王宮，任命易者李行素（準確地說，他其實是個陰陽術師。張士誠以「大周」為號並用紅色，大概也是出於他的唆使）為丞相，並令張士德統管軍事。 但是第二年張士誠就痛失了作為其左膀右臂的弟弟張士德，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張士誠進入蘇州城後，紅巾軍的一位部將朱元璋，即後來的明太祖也恰好於同年同月占領了集慶路，即後來的應天府（南京）。雙方馬上就展開了前哨戰，士誠試圖用水軍攻擊鎮江以制敵先機。因此，戰鬥首先由船戰開始。其後張氏一側轉變策略，轉而奪取江南特使所在的杭州，他們送去了數萬水軍，但卻被占據嘉興的苗軍統帥楊完者擊得粉碎，大敗而歸。 在此期間，朱元璋軍逐漸從西方逼近，奪取了連接長江門戶江陰和浙江內地的要塞長興，楔入了張吳國（張士誠後稱吳王，所以一般以此稱呼其國）的內部。至此，張氏一側通往西方的水陸兩道都被堵住了。朱軍還進一步從江陰進逼蘇州的前線基地常熟，張士德為了打破危急局面親自率兵作戰，但是不幸戰敗成了俘虜。他生性剛直，對朱元璋的厚遇不屑一顧，斷絕飲食，不發一言便從容就死。不過，他也不是有勇無謀的莽夫，也曾思考過在他死後張氏政權的將來。據說他在關押期間給兄長張士誠送去密信，力陳張家想要繼續生存，除了降元之外別無他法。 結果，張士誠派出親信周仁到杭州拜見了江南特使達識帖睦邇，終於成功投降。元朝對他既往不咎，任命其為太尉，並任命張士德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昨天還是敵人的楊完者在其間起到了斡旋作用，這點我們此前已經講過了。張士德的這個苦肉計，多半是出於下面的想法： 他在被關押期間接觸了朱元璋的軍隊，這是一支他從未見識過的可畏勁旅。他們衣裝簡陋，卻精悍而軍紀嚴明，抱著不可思議的信念而團結在一起。這大概是因為在他們背後還站著以爆發之勢逐漸風靡天下的宗教軍吧。張士德似乎由此察覺到，要與之對抗，尚需要與君臨北方的威嚴的元帝國聯合。 從張氏政權此後的發展來看，張士德的判斷是正確的。他們首先與南方的方國珍達成和議，解除了方氏海軍進逼咽喉之地崑山的威脅。其後又與達識帖睦邇合謀，打倒了無論如何都無法戰勝的楊完者，並最終成功地架空了達識帖睦邇。 如此一來，張氏政權占領了淮南、江浙兩省，其地域南至杭州，北達山東，被稱為天下寶庫的兩淮和江南三角洲地帶都歸其統治。而且他們還得到元朝的官方認證，洗去了鹽賊的污名，並獲得了曾對其愛答不理的江南統治階層的協助。 張士誠的功與過 蘇州是由財富積聚而成的市民之都，厭惡殺伐和強迫，熱愛其引以為傲的自由和享樂。另外，就像絲綢和美人所象徵的那樣，這是一座具有柔和氣質和纖細美感的城市。胸襟寬廣的張士誠來當蘇州的統治者簡直是天作之合，而他事實上也相當受崇敬。 傳聞在這一時期的嘉興流行著這樣的民謠：「死不怨泰州張，生不謝寶慶楊。」「張」指張士誠，「楊」指的就是那個苗軍統帥楊完者。張軍進攻嘉興的時候被苗軍擊退了，但苗軍在嘉興胡作非為，暴行罄竹難書，因此才誕生了這首民謠。即使在戰亂中死去也不怨恨張士誠——這裡反映出庶民的支持。而且，並不僅僅是庶民支持他。 張士誠喜愛文人學者，對他們十分優待。他甫入蘇州，便設立了翰林學士之制，開設了弘文館。特別是在他降元之後，文人官僚更是公然地出入他的居所。達識帖睦邇在杭州的秘書——享有文人書法家美稱的周伯琦受官命來到蘇州後，張士誠賜予他宅邸加以厚待，從此周伯琦日夜與蘇州的文人和風流之士歡聚，不覺忘返，一待就待了十餘年。 此外還有風流政客饒介（江西臨川人，號華蓋山樵，此時官任咨議參軍事），也是受官命往蘇州任職，從而加入了張氏的幕府。在他門下誕生了當世首屈一指的詩人高啟和楊基等吳中四傑（高啟、楊基、徐賁、張羽，其中高啟名聲最大，而四人均死於非命），在詩壇大放異彩。這些人在此後都被明太祖殺掉了，但不管怎麼說，曾有眾多文人墨客齊聚在蘇州這座城市。 當然，其中多是些奔著張士誠的財力而來的俗流文士，但就算如此，那也是因為張士誠鎮守的蘇州是個舒適的去處。 文人楊維楨拒絕了出仕的邀請，但對張士誠抱有好感，他曾這樣稱讚張的長處：「士誠善聽人言，持身非常謹慎，他的軍隊也不好殺戮。」② 但是，他的長處也是他的短處。 高啟像 他的大氣讓其無條件地信任人，不疑受降之人，也不咎敗戰之將。明太祖是這麼評價他的：「我對件件事情都繃緊了神經，絕不容忍違法亂紀，可即使這樣還會被人騙。而士誠長年深居宮闈，大門也不邁出一步，又不理政事，還不被人騙就太奇怪了。」③ 他所率領的運鹽工如今都成了國家的元勛和高官。榨油的、做麵條的、拉車的成了博士，剃頭的成了待詔，下人、奴僕成了次官，代筆人成了大臣，簡直宛如一個暴發戶的天下。 尤其是張士誠的弟弟張士信，愚蠢而遭人嗤笑。他在豪華的大宅里藏了一百多位侍妾，命令她們學跳天魔之舞。據說他家在池塘里採蓮用的小舟是用沉檀製作的，一晚的宴會就要耗費一千石米。 正所謂上行下效，他的部將們也是一個作風，將妓女帶至戰場尋歡作樂，沉迷於歌舞和賭博不能自拔。 就憑這些在戰場上是不可能取勝的。張士誠究竟也不過是一介商人，而不是征服者。 《水滸傳》的世界 讓我們將目光從陽光明媚的江南轉向北方。從所謂的中原之地河南，沿著淮水，直到安徽和江蘇，這片地方是一望無際的大平原。但是不同於江南的是，這裡土地貧瘠，性情暴躁的黃河頻繁地變更著河道，並在金、元時期淹沒了山東南部，流入了淮水。 由於這些情況，這片地區常常爆發洪災和旱災。又因原野遼闊無邊，整治起來十分困難。總而言之，這裡有著嚴酷的自然環境，一旦遇到旱災就會出現餓殍遍野。農民們不願離開故鄉，只能吃草和土，但那也是有極限的，一旦超出了極限就只能踏上流浪的旅途，也就是淪為流民。人們尋找著海市蜃樓一般的食物，像無頭蒼蠅一樣亂竄，東邊的人跑到西邊，西邊的人跑到東邊。飢腸轆轆的眾人之中一旦出現了實施救濟的傳道者，大家都會側耳傾聽，然後便盲目跟從，這是非常自然的道理。由此這裡便成了紅巾軍興起的地盤。 但是，即便籠罩在如此不安的氣氛之下，要出現暴動，最終發展成起義，也還需要有人去點燃導火索。充當這個角色的通常是仁俠一類的人物。 嚴酷的自然環境中，換個說法就是弱肉強食的世界中，只有拳頭才是真理。因此這裡也是以「賊」為名的人齊聚之地，從山賊、馬賊到盜墓賊，數不勝數。但是即便在這樣的世界中，勇於反抗權力而鋤強扶弱的人物也一樣受人敬仰，他們就是仁俠。著名小說《水滸傳》的魅力之一就在於此。在元末興起的紅巾軍中也有同樣引人注目的人物。 《水滸傳》的舞台是山東西南部的梁山泊，臨近江蘇北部的徐州。元末占據此地的是芝麻李，他的本名叫李二，因曾在饑荒時搬空了自己的芝麻倉庫以救濟他人而得名。他便是一位仁俠。某日，他與鄰人趙君用聊天，說道：「在上之人忙於他事，對百姓疾苦不聞不問。有傳言說南邊的潁上已經豎起了香軍（紅巾軍）的旗幟，而官軍毫無應對辦法。如此說來，現在就是男子爭取富貴的絕佳時機！」④趙君用是趙氏的社長（元代為勸農而組建的地方自治團體，五十家為一社，以懂得農事的年長者為社長），他立馬就推薦了好幾名同黨。當中有一位叫彭二的男子，勇悍而有膽略，趙君用表示要親自登門邀請。彭二當時正在磨斧，準備砍些柴火進城換米，一開始聽說要造反頗感猶豫，但知道其中還有芝麻李後，立馬就答應了。 然後八人就以芝麻李為盟主，歃血為盟。這就是遊俠的仁義世界，這就是他們團結起來的辦法。 決心起義的八人在夜半時分攻入了徐州城，天一亮就豎起大旗募集勇士，瞬息之間就召集了上萬人。他們的勢力轉眼就從徐州的近郊發展到安徽北部，最終匯入了紅巾軍。這樣的黨徒在各地湧現，此前提到的饑民群體也和他們同聲共氣。這就是紅巾軍如燎原之火一般急速蔓延的原因。 彌勒佛下凡 在華北民眾中風靡一時，改革了社會的宗教之本尊是彌勒佛。「彌勒」是梵語當中「慈悲之人」的意思，人們認為這尊佛會在佛滅的五十六億七千萬年之後現身世上。他的使命是重整這個污穢之極的濁世，將其變成樂土。 在日本提到彌勒佛，大家腦袋裡都會浮現出其面帶神秘微笑的端坐之姿；但在中國，彌勒佛則是一個肥碩的、帶著福相的布袋神，這是一個民眾親近喜愛、從心裡認可的形象。那麼，這些人打著這位偉大布袋神的旗號，聲稱要重整人間，具體來說又要做些什麼呢？ 首先，應該就是打倒那些將民眾逼迫至悲慘深淵的貪官污吏，以及那些敲骨吸髓的有錢人吧。然後，發展下去，最終必然是要打倒這一切的背後元兇——政府和國家。 這種彌勒信仰認為未來必有樂土出現而對現實進行著破壞，實在是危險的宗教。 說到視現世為穢土從而嚮往淨土的思想，其中有一種叫阿彌陀信仰。這種信仰主張，在這個充滿痛苦的世界上，人們應一心一意地念佛修行，祈求在死後能藉助阿彌陀佛的力量，往生其所在的西方極樂淨土。但是無知的民眾很難具體地想像出極樂的樣子，因此就需要人工地將其展現出來。因此，其信徒便會在神秘的夜晚，將善男善女召集於一堂，在明燈之下燃香、念偈，直到清早才解散眾人。這是因聽聞佛法而心生喜悅的法悅世界，完全能讓人感覺到這是通往極樂的入口。 從南宋到元代，以此淨土信仰為基礎的民間宗教有白蓮教和白雲宗。他們主張禪與淨土教是一致的，在此基礎上又加入了彌勒信仰，甚至還引入了摩尼教的因素。 中國人將摩尼教稱為明教，這個宗教被認為是3世紀前後由波斯人摩尼所創，糅合了基督教、瑣羅亞斯德教、佛教的要素。其教義主張世界分為善的光明和惡的黑暗，而摩尼自己是來自光明世界的預言者和拯救者，為了改變世界而現身於當世。這種異國的信仰與彌勒信仰頗為相似，也被白蓮教吸收了進來。 信徒為了確保能夠前往極樂，必須嚴格遵守戒律：不食葷腥，不飲酒，還有不殺生，不蓄金錢，積極地將財富捐給教會。 因此，在宋元時代，白蓮教屢屢被當成「喫菜事魔」的邪教，遭到打壓。也就是說，這是侍奉惡魔的素食主義宗教，所以不能存在。政府方面擔憂如果士兵信奉了這個宗教，會成為老實本分的人，一個勁兒地只想攢薪水，軍隊可能就會喪失銳氣。當時被白蓮教徒指責為墮落的禪宗對其非常敵視，士大夫官僚也與禪宗同聲共氣。士大夫官僚接受的都是「男女七歲不同席」的教育，他們叱責男女通宵同坐的行為是擾亂風俗。但實際上，其真實原因是他們的女兒和侍妾一個個都變成了信徒，所以他們無法再坐視不理了。 政府、官僚、御用宗教就是這樣結成了利害一致的同盟，共同打壓白蓮教。元朝是支持信仰自由的，但卻出於財政方面的考慮對其進行壓迫。舉例來說，白雲宗等宗教在某個時期曾一度擁有江南良田兩萬頃，元朝就慌忙將其禁止了。 但是，一旦打壓宗教迫使其轉入地下，就成了法難，結果反而是火上澆油。此後百姓信仰的重心就由溫暾的阿彌陀信仰轉變成了積極主動的彌勒信仰。 雖然在富饒溫軟的江南是阿彌陀信仰勢力強大，但是貧苦荒涼的華北，則是彌勒信仰的天下。 最終，元末時期，河南到安徽北部一帶爆發了以彌勒信仰為背景的宗教暴動。 紅巾軍興起 動搖天下的大亂在爆發之前，大體上都有預兆。 後至元三年（1337年），河南東部爆發了彌勒信徒動亂。領頭者是一位叫「棒胡」的使棍高手，他帶領門下百餘人造反，遠近的志同道合者也與之呼應，但是不久就被官軍鎮壓了下去。從繳獲的物品看來，這並不是一起單純的宗教暴亂，而是一次高舉著反元旗幟的行動。 翌年，江西的白蓮教徒周子旺舉起了反旗，自號周王。這次毫無疑問是以反元為旗號的宗教暴亂。 在背後掌控一切的是僧人彭瑩玉。他的預言十分靈驗，還能施展奇蹟，民眾崇拜其為活佛。根據他發出的神諭，信徒們在寅年寅月寅日發動了暴亂。為了不為刀劍所傷，他在信徒們的背上寫下「佛」字符咒，據說其黨徒有五千餘人。他們的勢力不久之後也被平定，彭瑩玉潛逃到了淮西。此前一直就很仰慕他的淮西民眾將其隱匿起來，官府完全沒辦法插手。 他在潛藏十四年後又再度出現，成了西路紅巾軍的指揮。總而言之，這一時期華北的天地籠罩在彌勒信仰的濃雲之下，漢人之間激盪起了打倒元朝的狂潮。隨後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發了前所未有的起義。 此起義一般被稱作「紅巾起義」，起義軍被稱為「紅巾軍」。其黨徒的共同標記是頭上都纏著紅布，所以有了這個名稱。紅巾軍又被稱為「香軍」，因為他們燒香拜彌勒佛。 紅巾軍的首領叫韓山童，是河北南部人，其祖父一輩就是虔誠的白蓮教徒。他召集了眾多信徒，發出神諭稱「天下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此條神諭瞬間從河南蔓延到江淮地方，人心動搖不定。韓山童為進一步營造氣勢，又進行了如下表演： 這一時期，元朝為了使南流的黃河回歸原來的河道，動員了沿岸二十萬人夫進行大型土木工程。這是一項苦役，再加上工錢和口糧還遭到官吏貪污，因此一種不尋常的氣氛瀰漫開來。看到這點，韓山童便雕了一個只有一隻眼的石人，在其背上刻了「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幾個字，將其埋入河道中。果不其然，這尊石人引起了巨大的騷亂。 韓山童在背後偷笑，最終決心發動起義。而為了擴大組織，他們還需要重量級的軍師。其中一位就是曾在元樞密院任掾史的杜遵道。這是一位非同尋常的人物，曾向當時的宰相伯顏建言開武舉以徵募天下勇士，得其另眼相看而被授官，但當他得知此志無法實現後，就棄官在河南潁州隱居了。另一位是自稱南宋名將劉光世後人的劉福通。 這兩位怪才加入之後，宗教暴亂更增添了政治色彩，管理也進一步強化。韓山童本已被視為彌勒佛和明王的化身，此時又進一步被塑造成宋徽宗皇帝的八世孫。滅於元的宋朝，在其悲劇性落幕的同時，也成為江南人民的精神故鄉。他們在此時搬出宋朝來，乃是為了煽動民族仇恨。 根據五行說，宋朝屬於火德，因此推崇紅色。他們用紅布作為同夥標識，大概也是出於這個原因吧。他們召集了同夥三千人，向天地起誓，舉兵起義。但是，其計劃不久就被泄露了，教主韓山童被捕，其妻子和兒子韓林兒被迫逃亡。此次行動實際上已經落下了帷幕。 「夢幻強國」日本 很多人都不曾想到，紅巾黨徒還曾搬出過日本的名字。教主韓山童曾以宋代皇帝子孫的名義頒下詔敕，其中的一節中提到「蘊玉璽于海東，取精兵於日本」。 元末學者葉子奇（浙江省龍泉人，從王毅學宋學，官至巴陵主簿，著作有《草木子》四卷）對這一說法進行了說明，他認為這指的是南宋廣王被元軍追至廣東南部崖山投海自盡時，侍奉廣王的丞相陳宜中遠赴日本搬救兵一事。他還認為，紅巾軍借用這個傳言使天下為之動搖，因而窮苦人都抱著歸家一般的想法響應紅巾軍。由此可見紅巾軍壓倒性的聲勢。 但是，葉子奇所說的與真實的情況不符，陳宜中並不是去日本，而是去占城求的援兵，由於並未成功而逃亡到了泰國。 不過，且不管事實如何，連葉子奇這樣的學者都相信南宋曾向日本請求援軍，這顯示出當時日本的實力是被南宋人士認可的。日本之強為中國所知，不用說是始於元軍，而這一問題在元末顯得愈發嚴峻。這一時期的學者吳萊（元末的文學家，浙江省浦江人，他十八歲的時候作了《論倭》一文）說過：「如今的倭奴不能和以往的倭奴相提並論。以往的倭奴，即使已經非常衰弱了，還能抗拒中國的士兵。如今的倭奴更是十倍於此。」⑤這些越來越誇張的描述，也讓中國人越發恐懼倭寇的劫掠。 而另一方面，也有漢人為元軍被擊退而拍手稱快。痛憤於元朝滅南宋而隱居的鄭思肖（福建連江人，反元遺民，墨蘭畫的大家，畫蘭不畫根，著有《鐵函心史》）在聽說元朝大敗時感覺積鬱全消，他還作了一首《元韃攻日本敗北歌》。 這樣來看，紅巾軍是想在指明皇帝象徵物玉璽的所在，證明自己的正統性的同時，拋出虛構的日宋軍事密約以恫嚇元朝廷。 儘管如此，他們將連見也沒見過的日本搬出來壯聲勢，這一招也是相當奇絕，而作為當事人的日本人對於自己的幻象在中國如此大顯神通卻一無所知。而且更為諷刺的是，這些強悍可怕的日本人，也就是倭寇，此時已經盯上了大陸。 宗教王國 早已風雲密布的中原地區有了紅巾軍振臂一呼，立馬一片大亂。徐州的仁俠芝麻李與之呼應，發動了起義，此事之前已經提過。而此前潛藏在淮西的僧人彭瑩玉也擁戴湖北東部荊州的徐壽輝起兵。徐壽輝本來是一個布料行商，什麼優點也沒有，就因為看上去高大偉岸，便被推舉成了首領。 韓氏一派被稱為東路紅巾軍，徐派則是西路紅巾軍。 紅巾軍的起義引發了下層民眾對元朝統治者的抗爭。元朝為征討紅巾軍召開了軍事會議，這次會議上，南人（淮水以南的漢人）自不用說，就是長久以來一直追隨元朝的漢人也被疏遠了。最後元朝向天下發出命令，讓身在各地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全部撤回大都，要將黃河以南的漢人統統逮捕起來。這道命令讓黃河以北的漢人幾乎全都成了紅巾軍的支持者。 就這樣，紅巾軍在彌勒信仰的加持之下，其作為爭取獨立的宗教革命軍的色彩變得更加濃重了。此後其勢力就有如燎原之火一般迅速蔓延，如奔騰的駿馬一般橫衝直撞。 元朝派出了討伐大軍，但是百年來的榮華富貴生活讓蒙古將軍墮落了。他們在軍陣中也沉迷酒色，而軍隊則熱衷於掠奪。某位大將在遭受敵襲之後不見了，第二天人們才在戰死者當中找到了他的屍體，軍隊管理的混亂程度可想而知。更有甚者，丞相脫脫之弟也先帖木兒率領二十萬精兵帶著大量的軍備和糧草出征，在某個未見敵人的夜晚，卻驚於異響而全軍潰散。也先帖木兒被侍者攔住馬頭，於是便拔刀砍死了侍者，一馬當先地逃命去了。堆積得像小山一般的軍備和糧草就這樣原封不動地落入了紅巾軍之手。 至正十五年（1355年），紅巾軍的劉福通將韓山童的遺孤韓林兒從逃亡地迎來，奉為皇帝，以教主名稱其為「小明王」。 他們將國號定為「宋」，年號定為「龍鳳」，並定都在曹操的出生地亳州（安徽省亳州，鹿邑在其西約五十公里處。位於安徽、河南的省界之處）。此前「棒胡」等人在鹿邑橫行肆虐，他們則將鹿邑的太清宮搬過來充當了宮殿。另外，素有威信的杜遵道等人做了丞相，而冷酷的實權者劉福通則在其下做了平章。 紅巾王國就這樣建立了。不過此後很快，教主韓林兒就專信杜遵道一人，因此劉福通便將杜除去了。紅巾軍趕上了好風好浪，三年後就進駐了宋故都汴京（開封）的舊皇城，享受到了短暫的榮光。 此時龍鳳朝廷的勢力範圍囊括山東、河北、淮西、河南，特別是以山東為據點的猛將毛貴降伏了元軍，其勢力直逼大都。大為震驚的元廷甚至開始討論遷都。此外，關先生率領的軍隊從山西越過長城遠征元上都，焚燒其宮殿，又取道東北長驅攻向高麗。 在另一邊，興起於湖北的西路紅巾軍南下攻占了湖南，又東進奪取了江西，最終進入浙江，攻陷了杭州。在那兩年中杭州著名的錢塘江海潮都不見了，這個異變讓人心惶恐不安。 此時西路紅巾軍的首領徐壽輝自稱皇帝，國號為天完，年號為治平。他們定都於蘄水（蘄州），因彌勒信仰而將中央政廳命名為蓮台省。 在此，我們來看一下東、西紅巾軍用兵的特點，向北進軍的東軍以騎兵和游擊戰為特色，而西軍則是依靠長江水軍來壓制江南。 ① 現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譯註 ② 《國初群雄事略》卷七：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奸貪必誅，四也。——譯註 ③ 《國初群雄事略》卷七：我諸事無不經心，法不輕恕，尚且人瞞我。張九四終歲不出門，不理政事，豈不著人瞞。——譯註 ④ 《國初群雄事略》卷一：朝廷多事，百姓貧苦無告。吾聞潁上香軍起，官軍無如之何。此男子取富貴之秋也！——譯註 ⑤ 《淵穎集》卷五《論倭》：今之倭奴非昔之倭奴也。昔雖至弱，猶敢拒中國之兵，況今之恃險且十此者乎？——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