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國與倭寇 · 第一章　世易時移

南船北馬 在一望無際的中國大陸，陸路四通八達的北方需乘馬出行，而南方大地則仰仗舟楫，因而有「南船北馬」一說。而在南方，船隻最多的當指長江流域以及運河星羅棋布的江南水鄉。 長江以北是馬的世界，以南則是船的天下。著於漢代的《淮南子》（二十一卷，西漢淮南王劉安〔?—公元前122年〕著）就提及「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胡人指的是北方民族，越人則是浙江、福建一帶的住民。漢代的時候，北方民族和越人都是中原之外民族，也就是所謂的蠻族，還未加入中原行列。但是我們由此可知，早在漢代中國人就認識到，前者馬術第一，後者舟楫無雙。 10世紀之後，北方民族逐步征服中原，最終由蒙古鐵騎一舉平定了中國全域。他們正是《淮南子》所說的馬上世界的霸王。 然而這樣的強壓遭到了反彈，時隔不久，中原又再度回到了漢人手中，這就是明朝。而其中起到前驅作用的正是越人的舟船之力。 一直以來，蒙古人也和其他北方民族一樣不擅長水戰。其所說的「舟」，基本上也就是渡河時用的牛皮筏子而已。元世祖率軍與南宋軍隊爭奪漢水時，其部將曾獻策道：「我們的精兵突騎無堅不摧，但是唯有水戰不敵宋朝。應奪其所長，建造戰艦，訓練水軍。」① 那時候的元軍也吸收了華北的漢人。他們雖然比起蒙古人要更擅長水戰，但並不能勝過長江流域的漢人。 事實上，元朝末年興起的群雄中較有實力的基本上都擁有水軍，他們之間也是靠著強大的水軍來爭奪霸權。屢屢為南宋水軍頭疼的元朝直到最後也在為舟船之事煩惱。就像後述的那樣，當西路紅巾軍徐壽輝的部隊攻陷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時，元朝一側的漢人部將便議論道：「賊在陸地毫無勝算，肯定會以舟船逼近。」② 由此可見，在陸戰當中處於弱勢的漢人能夠對抗元軍，關鍵還在於舟楫之力。同時可以說，這一時代戰爭的特點就在於漢人充分發揮了舟船的力量。順帶說一下，明朝雖然也有水軍，但它們只起到輔助性的作用，最根本的還是由步兵開展的游擊戰。馬匹和舟船確實有強大的機動能力，但是靠此只能占領「點」和「線」，要進行滲透作戰以確保「面」，就不得不依賴步兵。在這一點上，明軍和元末的群雄是不一樣的。 五彩的山東船 從福建省的沿海地區上溯到閩江，直達馬尾（距離閩江河口約42公里，海運汽船也能到達這個港口），這一路上應該能看到不少有五彩裝飾的極其美觀的山東船吧。所謂「山東船」指的是在福建和北方海港之間往返的大型貨船，它們能到達遙遠的山東，甚至能直達如今的大連等地。船體上細細密密地描繪著大鵬和金殿玉樓，塗滿紅、黃、綠、紫、銀等各種顏色，桅杆頂端還裝飾著黃金珠。據說這些五彩船船舷相連停泊的時候，甚至讓人覺得仿佛看到了龍宮世界的寶船。 福建住民的始祖是閩越（以閩江流域為中心，在福建和台灣、澎湖、琉球等海島上均有分布的古代越人），這些山東船充分展現了越人造船技術的傳統。 從宋代開始，這些用於遠洋航海的大型船舶被製造出來，出現了載客二三百人的達兩千石的船，甚至有足可載客五六百人的五千石大船。這些船在東亞或者東南亞水域巡迴航行。 這些大船的主要製造地是福建和廣東。後面也會說到，這不僅是出於經濟方面的原因，也是基於技術和造船材料方面的考慮。造船材料主要用的是杉材和松材，福建以出產優良杉材而聞名。當時人們對船體性能有這樣的評價：南方的材質基本都適用於海水，而其中海船以福建之產為最優，廣東次之，浙江又次之；北方所產的材木不耐鹹水，因此並不適用。除此之外，福建還富藏造船所不可或缺的鐵材。 這樣來說，福建和廣東可謂是海船建造技術方面的先進地區。 排在它們後面的是浙江，這是因為處州是杉材的產地。寧波船、溫州船也非常有名。 越之國果然是船之國！ 不過兵船方面卻稍有不同。據《籌海圖編》（十三卷，明鄭若曾所著，是研究倭寇必不可少的資料）所言，廣東船要勝於福建船。廣東船船型大，船材使用產於南方的硬木鐵栗木，所以在兩船相碰撞的時候能夠擊碎福建船。 順便提一下， 《籌海圖編》中還論述了日本船和中國船的差異： 「日本船和中國船不同，使用的是大木，而且只選相合的材料。連接時不用鐵釘，而用鐵片固定。而且也不用麻筋桐油，縫隙間僅填埋短水草。總之，造日本船要耗費大量的木材，費用也很高昂，因此非有莫大的財力不能輕易製造。 有傳聞稱日本製造了成百上千艘大船，但實際上都是無稽之談。如今看來，倭寇實在寒酸，其船大型的也就能乘搭三百人，中型的能乘搭一二百人，小型的則是四五十人至七八十人，而且低矮狹窄。如果遇到巨艦，想要進行迎擊也不容易，輕易就沉沒了。因此，他們都很懼怕廣東船和福建船。 再看其構造，這種船的船底是平的，因此不能切開波浪。而且風帆總是懸於桅杆正中間，帆端不像中國那樣是被掛住的，所以不能被有效利用。順風的時候尚好，無風以及逆風的時候只能放下桅杆，用槳划船，因此渡過外海怎麼也需要一個多月。」 全書大體上都是這樣的論調，也不知道到底說中了幾分。另外，比較有意思的是，福建奸民還向倭寇提供了技術支持。《籌海圖編》中寫道：「近年來倭船之所以能夠輕易抵岸，都是因為福建沿海的奸民買下倭船，將其船底改造後又交回給他們。改造船能突破波浪，不畏橫風和暴風，僅費數日便能到達。」③ 福建戰艦 在此，我們再來說說他們引以為豪的福建戰艦的構造。福建船高大且寬敞，看起來就像樓閣一般，承載百人不在話下。船底尖銳，仿佛能劈開波浪。上部寬廣，其首昂而口張。船尾也同樣高揚，建築著三層舵樓。舷側均貼護板，其上豎立著巨大的茅竹，圍起來仿佛像城垣一般。船上有兩根桅杆。 船的內部分為四層。最下層不住人，堆滿土石以增加船體的重量，以免船隨水漂流。第二層是士兵的起居場所，覆蓋著木板，得從上面用梯子下去。 第三層左右有六扇門，當中設有水桶。船前後有木錨，繫著棕櫚纜繩，於此下椗，起椗。最上層像露台，在第三層用梯子從通口爬上去。仿佛欄杆一般的木板圍在船體兩側，人可以靠在上面進攻敵人，還可使用弓箭、石頭、火炮自上而下瞄準射擊。 如果遇到敵人的小船，就撞擊其船體將其擊沉。由於船很高，所以敵人難以迎擊。這是福建船的優點，福建船真可謂是海戰的利器。不過，雖然福建船在順風和順潮時行駛得很快，但是卻轉身不便。另外由於船體太大，無法停靠在岸邊，上陸時要使用小舟接駁。④ 殲滅倭寇的名將戚繼光（字元敬，生於山東登州衛的軍人之家，在浙江、福建立破倭之功，後又有防禦北虜之績）曾這樣評比福建戰艦和倭寇船的優劣： 「福船高大如城堡，人力難以開動，全得依賴風力。而倭寇船矮小，與蒼山船（浙江台州太平地方使用的漁船，是帆櫓兼用的小型船，用於追蹤小型的倭船）相似。因而只要福船對上好風向對其進行壓制，形勢就仿佛大車碾壓螳螂一般。這是船力之戰，而非人力。我們一直以來都以此制勝。但如果倭船也和我們的福船一樣大，我方就難有必勝之策了。 不過，福船吃水深達一丈一二尺。雖然這在大洋上非常管用，但到了淺灘，福船就經常觸礁，而且無風的時候不能開動。因此只要倭船闖入內海，沿淺灘行駛，福船就束手無策了。」⑤ 貿易立國 福建的造船業之所以如此興盛，並不僅僅因為其是原材料的產地，福建省整體的地理環境很可能也是一個重要的基礎。 福建的得名始於唐代，這一事實本身便表明它是中國國內發展較晚的地區。至於其原因，可能主要是福建地方是陸地的「孤島」。福建省西部和西北部是層層疊疊的群山，從浙江到福建要越過仙霞嶺行至閩江上游，從江西到福建則要出杉關以抵達閩江，外界通往福建的大道只有這兩條。而且整個福建省幾乎都是山地，甚少平原，因此完全沒有成為穀倉地區的條件。實際上，福建人一直通過船運從北邊浙江運進溫州米，從南邊廣東運進惠州和潮州米。另一方面，福建也擁有極為曲折的海岸線，散布著無數大小島嶼。 （書中插圖系原插附地圖，以下不再一一說明） 這樣一來，也就可以理解為何福建要靠海為生，也就是為何必須把中轉貿易當作主要生業。這一點加上福建的「孤島」性質，使其成為江南地區當中一個特殊的存在。 五代十國的時代，江南各個王國爭相致力於本國產業的開發，只有福建王國（國號為閩，王審知〔862—925年〕所建）以集聚財富為目標投身於南海貿易。而這也可以追溯到唐代以來的阿拉伯貿易。 首先成為時代之光的是福建港口泉州。泉州在馬可·波羅和伊本·白圖泰的著作中被稱為「Zaitum」，經由他們的介紹而聞名海外，據說是當時世界最大的港口。因此中國宋、元、明歷代政府都在此設置「市舶司」管理外國貿易業務。 但是，貿易港並不是只有泉州，福建全省都與此相關，正如著名的蘇東坡所言「福建一路以海商為業」（《東坡奏議》卷六）。在泉州之外，福建的主要城市，同時也是海港的漳州、福州、興化也興盛繁榮。那裡靠著私人資本從事船運業的店家鱗次櫛比，而下層民眾也有許多以水手為職。 順便一提，福建有一個天下聞名的奇特風俗，據說男色非常普遍，都已經成為風俗，人不分貴賤老少，均熱衷於此。產生這一奇俗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福建人從事海上營生。傳說船上不能有女性，否則海神會作祟使船沉沒，於是船員便以男性代替，據說這就是事情的起源。這類傳說也反映出福建與海洋的深刻淵源。 如此一來也就不難想像明太祖頒布禁海令閉關鎖國之後福建人遭受了多大的打擊，同時也不難理解為何有奸民勾引倭寇。《籌海圖編》中有言「倭寇之患自福建始，乃內地奸民勾引之也」，又說「向來通倭多漳、泉無生理之人」，這也透露了當中的一些情況。如果不了解福建，就不可能全面地認識倭寇。 海上之狼 日本天文十六年（1547年），按明朝的年號來說是嘉靖二十六年，舊曆五月四日，日本的四艘遣明船從五島地方的奈留島揚帆起航。船隊九死一生地渡過暴風雨橫虐的東海，被風吹得四散。一號船於當月十三日到達浙江台州。而三號船則於當月十四日在溫州洋面上遭到二十八艘海盜船襲擊，死九人，還被奪走一艘舢板。這些海盜是規模相當龐大的海盜集團。後面也會說到，這一時期，寧波洋面雙嶼島周圍的走私貿易正處於全盛期，因此這些海上之狼常常在此嚴陣以待，圍獵滿載貨物的航船。 關於這些海上之狼的真實身份，古人留下了一些記錄講述自己的印象。就在大約五十年前的明弘治元年（1488年），前往朝鮮南部濟州島赴任的一位李朝官員在途中接到父親的訃告，匆匆趕回本土，途中遭遇了惡劣天氣，其所乘船漂流到了千里之外的浙江南部。 他們在寧波洋面上遭到了海盜襲擊，留下了記錄《漂海錄》（作者崔溥，全羅道羅州人，可對照日本僧人策彥所著的《入明記》閱讀），其中是這樣描述那些海上之狼的： 「正月十二日的傍晚，有兩艘船駛來我方。一艘大約搭乘十個人，打扮都是穿黑棉褲、著草鞋，有的頭上繫著巾帕，有的戴著竹葉笠，披著棕櫚蓑。他們吵吵嚷嚷地說著中國話，但是我們不明白，於是轉為筆談。其人寫道：『我是大唐的林大，將你們從大唐購買的寶物都交出來！』然後我們交代了航船遇難的經過，將米交給了他們。之後他們聲稱我們可以在此逗留休息至風向好轉，並將我們帶到了一個島上。 島上有兩間茅草屋，似乎是製作干鮑的人家。我們一行已經疲勞到了極點，那天晚上倒頭便睡。晚上十點左右，那個林大率領二十幾人，拿著刀槍，帶著火炬，闖進來寫給我們幾個字：『我是觀音佛，已經看透了汝輩的心思，如果藏有金銀馬上交出來！』然後他們仿佛早有預謀似的，撕搶衣物，揮刀威脅，拳打腳踢，奪去了所有東西。最後他們砍掉我們的錨石、纜繩等物扔下海去，將我們的船引至外洋，揚長而去。」⑥ 這些人就是被稱為鼠賊的集團，從浙江到福建、廣東一帶的沿海地方自古以來就是海盜的巢穴，歷史上出了一連串聲名赫赫的大海盜。 太古遠的就不說了，宋末的朱清、張瑄，元末的方國珍都是史上留名的海盜，他們都是浙江出身。還有明末清初之際橫空出世、與我國大有淵源的鄭芝龍，清代中期艇盜之亂（以安南為後援的海盜集團，1810年被清朝武將李長庚鎮壓）中惡名遠播的蔡牽，他們都是福建泉州人。 另外,後期倭寇末期，與倭寇勾結的海盜吳平、曾一本等人是廣東潮州出身。這些潮州海盜的大首領張璉蜚聲海外，被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叫作「Chang SiLao」。傳說他逃亡之後，當上了蘇門答臘島上巴鄰旁的王。他還有一位部下林鳳，被歐洲人稱作「Limahong」。 包括後期倭寇的核心人物李光頭、許棟、王直等人在內的中國東南海上的海盜群體在倭寇史上構成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海運開創者 對船束手無策的蒙古人在征服並占據中原之後，也開始頻繁地利用船隻。這是從馬向船的轉換，非常值得關注。 蒙古人在軍事上曾因征討日本和爪哇而向海外派兵，同時經濟上也壟斷了南海貿易，沒有一處不靠船運。而這些全都是動員浙江、福建、廣東等地的海運力量而達成的。但是，派兵和貿易都是出於其貪得無厭的征服欲和物慾，並非關係著其生死存亡的緊要事。而當他們開始依賴船運之後，卻反而丟掉了性命。 北京自遼金時代起就是國都，到了元朝，其規模愈加龐大，城裡容納了大量政府官員、軍人、百姓，人口飛速地膨脹起來。自然而然地，養活龐大人口的口糧也只能依賴江南地方的供給。但是如何才能將糧食運往大都（北京）呢？宰相伯顏為此絞盡了腦汁。他首先想到的是利用連接南北的大運河，但是已經廢棄多年的運河修復起來並不容易，因此他最終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決定利用海運。負責此項計劃的不是別人，正是海盜出身的漢人朱清和張瑄，而且諷刺的是，他們都是浙江人（準確說來是江蘇，但當時屬於江浙行省）。 朱清出生於長江口的崇明島，家裡打魚為生，但他後來成了走私鹽商。這份營生來錢快，但是被抓住就是死刑，因此完全是在賭命。他在這種情況下一有危險馬上就會乘船遠走高飛的吧。儘管如此，他也算是一個有膽氣的小惡霸。張瑄則出生於蘇州附近的嘉定，早年喪父而淪為乞丐，最終長成了飲酒鬥毆的惡少。 據說朱清和張瑄是在以米換鹽的黑市上相識的，因意氣相投而成了結義兄弟。兩人運氣不好，曾被抓進監獄，卻神奇地保住了性命。這是因為前一天晚上監獄長夢到兩頭白虎率領群獸作亂，第二天醒來看到兩人和白虎長得一模一樣，於是就釋放了他們。 此後兩人就成了海盜，兩人繞過山東半島航行到了遙遠的渤海灣，而且經過十幾次的航行，發現了從江南安全到達此地的最短航路。 兩人很早就歸順了元世祖，後來率領海軍征戰，平定各地海盜，甚至還到過南方的占婆。 伯顏的海運政策很大程度上出自他們的獻策，其結果是兩人被任命為海道運糧萬戶，一手包管了海運事宜。最初的至元二十年（1283年），兩人只運輸了四萬六千石，但第二年（至元二十一年）就達到了三十萬石，而後到了二十七年，實際上達到了一百六十萬石的巨額數字。 兩人將根據地設在了現在的太倉。那時候太倉的戶數不足百軒，而海運開始後，糧草庫設在當地，運輸船從八方雲集而來，當地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市場。同時，兩人的財富也成為江南之冠，蘇州大部分肥沃至極的田地都歸其所有。 如此一來，小惡霸們的勢力就坐大到了能左右天下糧倉的地步。這也可以看作是浙江人商業精神的例證吧。朱清和張瑄都變得權勢熏天。尤其是張瑄，據說忤逆他的人都被綁起來流放到了海上。只不過他在第四位夫人面前卻抬不起頭來，其豪華的宅邸也被叫作「四夫人府」。仔細想想，元朝這時應是被海運迷了心竅，以致最終作繭自縛吧。對元朝來說，海運就是生命線，一旦切斷就只能束手就擒，此事顯而易見。而如此重要的海運，元朝卻託付給了很懂算計的浙江人。 結果元朝末年，就是在浙江出現了海盜方國珍。他操縱著海運，將元朝玩弄於股掌之間，光榮地成為元末群雄中的首號人物。 北地獄、南天堂 既然說到了海運，接來下就說說運輸的貨物吧。不用說，所謂貨物指的就是大米。 很久以前中國就流傳著「江浙熟，天下足」的諺語。江浙指的是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也就是長江三角洲地帶。這句諺語說的是，如果這些地方豐收了，就不用擔心天下沒有飯吃。 這是元滅南宋時候的情況： 華北、華中由於靖康之變和金朝滅亡而兩度經歷動亂，大地一片荒蕪。因此在來到此地的蒙古人看來，江南之地簡直就像是天堂一般，引人無限嚮往。在平定江南之後，北方的漢人為了生計而陸陸續續移居江南，而且赴江南工作的官員在任期結束之後也完全沒有返回的意思。心急如焚的世祖為此想了一個對策，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頒布命令，在黃河、淮河、長江的渡口設置監視官，除了有公務，禁止所有人前往南方。正可謂北乃地獄，南為天堂。 說來江南的富足可不僅僅是有大米，江蘇、浙江還是鹽的大產地，也是生絲、棉、絹織物的主產地。簡而言之，江南就是中國經濟的大動脈。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元朝末年的元統、至元年間中央財政對江蘇、浙江的依存狀況。 租米方面，從全國匯集到大都的一年份總額大約是一百三十萬石，其中江浙占了40%左右。在租米之外，還有金三百錠（錠：①重量單位，一錠等於五十兩，一兩大約為37.3克；②紙幣單位，交鈔一貫等於一兩，交鈔兩貫可換銀一兩，其後交鈔的價值暴跌）、銀一千錠、鈔一千萬錠、生絲一百萬斤、棉七萬斤、棉布四十八萬匹，而江浙負擔了其總額的一半。江浙地方真可謂是元朝的命脈。 占據這個寶庫地帶的就是元末群雄之一——張士誠。 海運為方國珍、糧道為張士誠所控制後，大都的情況十分悽慘。 元朝控制不了這些逆賊，相反地，他們苦苦哀求才好不容易拿到了十萬石糧食，然而這也不過是一時之策。那時候首都大都的米價都漲到了一斗六兩銀的地步。 明代洪武九年（1376年）米價是一斗百文銅錢，因此上述價格幾乎是其六十倍。另外，這一時期日本的米價換算過來的話是六十文上下，所以日本的米價大約要便宜三成。不過日本和明朝之間銅幣的價值並不相等，所以我們並不清楚這種比較是否正確。而且在洪武三十年前後，明朝的米價也下降了，是洪武九年時價格的四分之一。這樣一來，反而是日本的米價要高出兩倍以上了。 另外，大都不僅被切斷了南方的糧道，更趕上了華北爆發大饑荒。大都的王公貴族們身披錦繡，珠玉纏身，卻在艱難地忍飢挨餓。普通民眾的慘狀更是讓人不忍直視，餓死者將近一百萬，據說大都的十一座城門外都挖了萬人坑，用以掩埋屍體。那時候數百隻貓頭鷹通宵達旦地厲聲叫喚，持續了數月之久。據說居庸關的杜鵑鳥都叫了，這是天下的凶兆。 都城之內陰雲密布，有識之士在竊竊私語——元朝的氣數怕是不長了。 市民之都蘇州 剛才介紹了「江浙熟，天下足」這句諺語，其實還有一句同樣意思的諺語「蘇常熟，天下足」（載於南宋陸游〔1125—1210年〕《渭南文集》），這也是人們常用的。 所謂蘇常，指的是蘇州和常州，兩地都是江南三角洲地區的中心。 據說，早自唐代開始，全國所納的稅糧就有九成來自江南，而江南地區稅糧又有九成是由長江三角洲地帶負擔的。若僅看這一三角洲地區更會發現，其中高達九成稅糧是由蘇州、常州、松江、嘉興、湖州五府負擔的。在此當中，蘇州一地就繳納了天下稅糧的十分之一，這真是可怕的沉重稅負。不過，這也說明蘇州擁有足可承受重負的生產力。蘇州就是這樣冠絕天下的糧倉。 而且，蘇州還以絹織品聞名於世。 蘇州經由大運河而南通杭州，北連鎮江，又得長江舟楫之便，所以這裡不僅是生產重地，同時也是交通咽喉。其繁榮自宋代以來就屢被讚頌，人稱「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指的就是蘇州和杭州，蘇州與南宋的國都一起，被稱為地上的天堂。 元代北方的大都會是真定。但是據到此遊覽的江南人所言，真定的人口還不到蘇州的十分之一。 蘇州是商人的城市，這片土地上就是商人說了算，這點和日本的大阪非常相似。蘇州城內住著許多大小富豪，這裡便舉個例子吧： 元末明初之時有一位叫沈萬三的傳說中的富豪，其財富天下第一。據說明太祖營造新都應天府（後來的南京）的時候，沈萬三獨力修建了應天府三分之一的城牆，從洪武門一直修到了水西門。此外還傳說，他申請向太祖獻金，太祖說自己有百萬大軍，他回答說可以一軍給金一兩，於是太祖深惡其財力，欲除之而後快。故事自然是越大越有趣，這已經變成了傳說，不免有誇張的成分，不一定能當真。但是面對著開國豪傑，沈萬三竟然一步也未退，他的這種心氣備受人們喜愛。另一方面，這個故事也反映出蘇州人身上有一種決不屈從於傳統權力的商人氣質。 那麼，沈萬三的財富是來自何處呢？據說他最初是由小地主起家的。而到了萬三兒子這代，其家族擁有的土地已達到了數千頃（一頃為百畝）。而且他們的田租甚高，每一畝榨取九斗三升。蘇州的田租沉重，據說就是從沈家開始的。總之，沈家收取的年貢米據推測有三四十萬石，或者是五六十萬石，這收入已經達到日本封建大名的級別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沈家還從事國外貿易。記錄顯示沈家還曾經營景德鎮的陶瓷，至於蘇州的絹織物想必就更不用說了吧。 由此來看，很明顯沈家是通過經營土地並參與國際貿易而發展起來的。由沈家的例子類推，蘇州的其他富豪應該也是憑同一手段置產興業的吧。 另外，常熟以北的福山港有曹氏，其所收年貢米多達三十六萬石。常熟則有徐氏，其財力號稱常熟第一。兩人都是僅遜於沈氏的大富豪。 可見在蘇州、常熟，有很多可與日本大名相比肩的大富豪。 而他們過著紙醉金迷、極度奢華的生活。 另一方面，蘇州並不是一個新興城市，早在春秋時代它就是吳國的國都，自身有著深厚的歷史底蘊。但是在此後很長時間內，蘇州都不再是政治城市。而正因如此，蘇州才發展出了獨特的市民文化。元代，蘇州的富豪們憑藉著其雄厚的財力成了傳統文化的支持者。 沈氏對書畫古董的收藏很有名，常熟徐氏也與詩人楊維楨、元末四大家之一的倪雲林、文人陳基等人交好，極力厚待他們。 楊維楨像 因此，蘇州文運興隆，學者和藝術家雲集。那裡有著一種不獻媚政治和權力，即所謂反權力的傳統。這不禁讓人想起日本的大阪市民，他們也創造出了浪花文化⑦。明太祖對蘇州百般厭惡的原因也正在於此。蘇州是如何經受住種種考驗，如何保住傳統並延續繁榮的，我們之後還會再次提到。 總而言之，福建的海運、江浙的生產力及其商業氣質，往往帶有濃厚的國際性，他們與倭寇的結合也是根源於此，這是我們必須強調的一點。 中國的南北 元明的交替，在某種方面意味著漢人將蒙古人驅逐出了中原。在明興起之前的元末，漢族中已是群雄並起，而群雄當中唯有明太祖最終成就了帝業，某種程度上怕也是中國南北的地域差異使然。 在宋金長期對峙的時期，兩國的國境線基本上是以現在的淮河為中心。這種歷史性的國境線其實也是自然的分界線。中國是農業社會，但往下細分還可以分成淮河以北的小麥地帶和以南的稻作地帶。 而據林語堂（中國現代學者，作家。以下內容摘自其《吾國與吾民》〔原著英文〕）所言，中國在很早以前就流傳著這樣的說法：食米的南方人坐不了帝座，啖饃饃的北方人則可以。實際上這說的是，北方人本質上是征服者，南方人則主要是商人。 關於此點林先生還進一步做了分析，他說除了帶有突厥血統的唐朝，歷朝歷代的開國帝王都出自如今隴海鐵路周圍的地域，範圍包括河南東部、河北南部、山東西部、安徽北部。如此說來，明朝的太祖也恰好出自安徽北部的鳳陽。 這其實是個頗為敏銳的觀察，群雄當中唯一一個食麵的明太祖之所以能夠成功，有一半理由在此。 此外林語堂還說，相較於上海附近的民眾，北方人民在各方面都接近於蒙古人。他們生性保守，不擔心精力喪失，適應著風土而服習於簡單的思考方式和艱苦的生活。他們個子高大，筋強力壯，為人親切，洋溢著幽默感，常有天真爛漫之態。 另一邊的江南人則是這樣的：他們居住在中國的長江以南和東南沿海，習於安逸，文質彬彬，巧作詐偽，智力極為發達而體格衰退，喜愛詩歌並享受生活，吃著燕窩和蓮子。他們是肌膚光滑、個頭矮小的男子，以及纖細、敏感的女子。因此，他們在戰爭中不堪一擊，對方高舉的拳頭還未打過來，就已經跌倒在地喊娘了。⑧真是風趣的描寫。 關於蘇州人，明代的記錄也反映出林語堂所言的一面。他們中的遊民不留一點積蓄，完全是有一天過一天的活法，有工作的話還勉強能夠生存，一旦失業就只能餓死街頭。 這樣的世界中出現了倭寇騷亂，簡直是一片狼藉。明朝的政治家也都對江南人束手無策。 ① 《元史》卷一百六十一：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譯註 ② 《元史》卷一百九十四：賊不利於陸，必由水道以舟薄我。——譯註 ③ 《籌海圖編》卷二：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縫。不使鐵釘，惟聯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名短水草）。費功甚多，費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凡寇中國者皆其島貧人。向來所傳倭國造船千百支，皆虛誑耳。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其形卑隘，遇巨艦難於仰攻，苦於犁沉，故廣福船皆其所畏。而廣船旁陡如垣，尢其所畏者也。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懸於桅之正中，不似中國之偏。桅機常活，不似中國之定。惟使順風，若遇無風、逆風，皆倒桅盪櫓，不能轉戧。故倭船過洋，非月余不可。今若易然者，乃福建沿海奸民買舟於外海，貼造重底渡之而來。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譯註 ④ 《籌海圖編》卷十三：福船高大如樓，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闊，其首昂而口張，其尾髙聳，設柁樓三重於上。其傍皆護板，裼以茅竹，堅立如垣。其帆桅二道。中為四層。最下一層不可居，惟實土石，以防輕飄之患。第二層乃兵士寢息之所，地板隱之，須從上躡梯而下。第三層左右各護六門，中置水櫃，乃揚帆炊㸑之處也。其前後各設木椗，系以棕纜，下椗、起椗皆於此層用力。最上一層如露台，須從第三層穴梯而上。兩傍板翼如欄，人倚之以攻敵。矢石火炮皆俯瞰而發。敵舟小者相遇即犁沉之，而敵又難於仰攻，誠海戰之利器也。但能行於順風、順潮，迴翔不便。亦不能逼岸而泊，須假哨船接渡而後可。——譯註 ⑤ 《籌海圖編》卷十三：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倭舟自來矮小，如我之小蒼船。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斗船力而不鬥人力，是以每每取勝。設使賊船亦如我福船大，則吾未見其必濟之策也。但吃水一丈一二尺，惟利大洋，不然多膠於淺，無風不可使。是以賊舟一入裏海，沿淺而行，則福舟為無用矣。——譯註 ⑥ 此段作者敘述比原文略簡，姑列《漂海錄》原文於此，讀者自辨：「遇賊於寧波府界。是日乍陰乍雨。海色還白。晡，至巨島，連綿如屏。望有中船二艘，皆帶懸居舠，直指臣船而來。程保等羅跪臣前曰：『凡事有經有權，請解喪服，權著紗帽、團領，以示官人之儀。不然，則彼必哄我為劫賊，加以僇辱矣。』臣曰：『漂流海上，天也；屢經死地而復生，天也；到此島而遇此船，亦天也。天理本直，安可違天以行詐乎？』俄頃，二船漸近，相值一船，可十餘人。人皆穿黑襦袴、芒鞋，有以手帕裹頭者，有著竹葉笠、棕皮蓑者，喧豗叫噪，渾是漢語。臣度其乃是中國人。令程保書紙以遺曰：『朝鮮國臣崔溥，奉王命往海島。奔父喪，過海遇風，漂到不知是何國邑地也。』其人復曰：『此乃大唐國浙江寧波府地方。』又曰：『要到本國去，須到大唐好。』程保以手指其口。其人以陸水二桶來遺，棹舟東去。臣令舟人櫓入一島以依。又有一艘亦帶懸居舠，有軍人可七八人——其衣服語音亦與前所見同——來逆臣船，曰：『你是何國人？』臣又使程保答如前。因問曰：『此何國地？』其人指其島曰：『此即大唐寧波府地下山也。風水好，二日可回去。』臣又復曰：『他國人遭風，萬死之餘，幸到大國之境，喜得復生之地！』又問渠姓名謂誰。其人答曰：『我是大唐林大。你若大唐去，帶你進去。你有寶貨可遺我？』臣答曰：『仆奉使臣，非商賈者流，且漂流浮沉之後，安有寶貨乎？』即減米糧以饋之。其人受而復曰：『此山繫船，不怕西北風，但南風不好，隨我繫船！』引臣船，指一泊舟島曰：『此可泊，可泊！』臣如其言，即往泊之，果無風，環島中可藏船處也。其西岸有二草屋，如鮑作幹家者，其人等泊舟於屋下。臣之同舟人，久飢久渴久勞久不寢寐之極，得食以食，得風定處以泊，困憊支羸，相與枕藉乎舟中。夜二更，所謂自稱林大者，率其黨二十餘人，或執槍或帶斫刀，而無弓箭，秉炬擁至，闖入臣船。賊魁書曰：『我是觀音佛，洞見你心。你有金銀便覓看！』臣答曰：『金銀非本國所產，初無有齎。』賊魁曰：『你若官人，豈不齎來？我當看看。』初，臣及程保、李楨、金重、孝子等，以濟州海外地，往來無期，具四節衣服數套而往。至是賊魁即叫其黨，窮搜臣及陪吏等包中衣裝、舟人糧物，輸載其船。其所遺者，若衣之濃沾鹹水者及諸般書冊而已。賊中眇一目者，惡之尤甚。程保謂臣曰：『賊之始至，示若從容，見我勢弱，馴成大賊。請一奮擊，以決死生！』臣曰：『我舟人皆以饑渴垂死之後，奪氣於賊，故賊乘勢肆暴。若與相搏，則我輩皆死於賊手，莫如盡付行李以乞生活耳。』賊魁又奪臣所齎印信、馬牌，納之懷袖。程保尾其後請還不得。臣曰：『船中有物，可盡取去。印與馬牌乃國之信，私無可用，可還我。』賊魁以印、牌還。才出篷窗，與其黨列立船舷，喧囂良久，旋入舟中。先脫程保衣袴，捆而杖之。次以斫刀截臣衣紐，赤身剝脫，背手曲腳以綁之，以杖杖臣左臂七八下，曰：『你若愛生，便出金銀！』臣大號曰：『身可臠，骨可碎，何所得金銀乎？』賊不曉臣言，解臣縛，許以寫意。臣即寫之。賊魁怒，嗔目張喙，指程保而叫，指臣而叫，即曳臣頭髮，還縛倒懸，荷斫刀指臣頸斫之。刀適誤下右肩隅，刃翻在上，賊又荷刀將斬臣，有一賊來把荷刀之臂以沮之。賊黨齊聲大叫，莫知所謂。是時，舟人惴懼失常，奔竄無地，唯金重、巨伊山等攢手拜跪，冀活臣命。俄而，賊魁蹂躪臣身，喝嚇舟人，引其黨而出。截去臣船碇櫓諸椽，投諸海，遂以其船導牽臣船，指放大洋，然後乘其船遁去。夜已闌矣。」——譯註 ⑦ 日本大阪又別稱「難波」「浪花」。——譯註 ⑧ 以上描述參見林語堂《吾國與吾民》第一章第一小節「南方與北方」。——編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