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糧長制度 · 第一章 糧長制的歷史淵源及其設立目的
一
歷史淵源
俞正燮：《癸巳類稿》卷一一《少吏論》，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第412-426頁。
為了充分闡明明代糧長制度的特徵，有追溯它的淵源的必要。在明代以前，主持鄉一級和鄉以下各級——如村、社等級的財務人員，他們的地位和身份是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有所轉變的，可以概括地分為兩個時期來說：從秦漢至唐代中葉（大致以「安史之亂」——公元755-763年——為轉折點），基本上是屬於「鄉官」的類型；自唐末至元末，這一批徵收賦役的鄉、村、里、社人員便逐漸下降為近於衙門的「差役」了。兩者的主要區別：「鄉官」是有官秩和俸給的正規公務人員；後者則僅為由公家僉點的職役，是無給制的，其身份和地位都遠趕不上前者。
見《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七上》。又據《後漢書·百官志·百官五》云：「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可見東漢時有秩、嗇夫又是均平力役的主持者。又明羅頎：《物原·官原》：「秦始皇始置里三老、亭長、嗇夫、游徼。三老即今里老，亭長即今里長，嗇夫即今糧長，游徼即今火夫總甲。」
《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七上》顏師古注曰：「《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俸十一斛；佐史，月俸八斛也。』一說：斗食者，歲俸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
《晉書》卷二四《職官志》。
杜佑：《通典》卷三《食貨三·鄉黨》。
兩漢的鄉村組織，多承襲秦制。鄉官中有「有秩」和「嗇夫」，他們的職掌同為「聽獄訟，收賦稅」 。凡五千戶的大鄉，設「有秩」一人，由郡委任，其秩：歲俸百石；小鄉設「嗇夫」一人，由縣委任，大約相當於歲俸「百石以下」的「斗食、佐史之秩」 。兩晉縣五百戶以上皆置鄉，每鄉亦設嗇夫一人；其戶數較多的鄉，又添置吏、史、佐員數不等 。他們多系有給職，有免除徭役的權利。下逮唐代初年，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每里置里正一人，職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諸里正，縣司選勛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 可見仍不失為「官人」的身份。這一段時期可以說是代表我國早期封建主義社會的「鄉官制」時期，他們的職位較高，權力較大。雖唐睿宗（710-712）時已有不肯當鄉職的人，然究竟尚未成為長期的普遍現象。
《日知錄集釋》卷八《鄉亭之職》：「隋文帝師心變古，開皇十五年，始盡罷州郡鄉官。」
《隋書》卷二八《百官志下》：「[開皇]十五年，罷州縣鄉官。」
《舊唐書·王鉷傳》：「敕本郡高戶為租庸腳士。」後世派富戶為糧長，亦未免蹈覆轍。
成瓘：《篛園日札》卷六《鄉官鄉吏之治》，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第395頁。
以上參看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二—一三《職役考》一—二。《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一六《職役》。按後周顯德五年（958）詔：鄉村大率以百戶為一團，每團選三戶為耆長，察民家之奸盜，均民田之耗登。宋初當仍周制。南宋建炎年間（1127-1130）以二十五家為一大保，十大保為都保，戶長催一都人戶夏秋二稅，大保長願兼戶長者，輪催納稅租；其下，設保正、小保長。
參看《宋史》卷一七七—一七八《食貨》上五—六《役法》上、下。
但這種情形，至唐末便大不相同了：唐宣宗大中九年（855）詔每縣據人貧富作「差科簿」，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可見人已多不願任鄉職，故非僉派不可。自是以後，鄉職漸成為「至困至賤」的「差役」，至兩宋而更甚。當時「保正副、耆戶長，僅執催科奔走之役」。「上之人既賤其職，故叱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以為奸，或匿賊以規免」 。兩宋對於掌催征之保正、戶長等役的改革，和對於一般役法的改革大致相同，即初行差役制，繼行募役制，最後行義田助役制，然終無補於事，且愈改愈弊，從此鄉職與胥役便混而不可分了 。這是隨伴著官僚主義中央集權進一步的發展而產生的現象。
金的坊里正是雇役，元的則是差役（華山：《元代賦役制度考略》，《文史哲》1958年第2期，第43頁）。
金代夫頭、隊首（張家駒：《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頁）。
參看《元史》卷九三《食貨志一·農桑》；《新元史》卷六九《食貨志二·農政》；《大元通制條格》卷一六《田令》「理民」條；《元典章》卷二三《戶部九·立社》，第7-8頁。
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始定村社的編制，凡五十家立一社。至元二十八年頒布《至元新格》，令社長專司勸農；里長（即鄉長）、村主首，督催差稅。明清學者對此多備極讚揚，以為元世祖鑒於宋代役法之失，故加以改革，可見他是重視農桑的 。近人更有說村社制有類於「地方自治」的。其實我們應當注意，村社制原不過是用蒙古及諸部族軍士來監視漢農民的一種手法，所以《至元新格》頒布的第二年，便命「蒙古、探馬赤軍人一體入社，依例勸課」，其真正用意可見。元代對於農業並沒有採取什麼積極的措施，也沒有能夠真正提高鄉政人員的地位，不過利用他們來作榨取農民的工具罷了。當時催征勒索最利害的，就是衙門裡面的一班吏胥，因為基層行政實權根本便操縱在他們的手裡（參看本書第16頁注①）。因此上述兩宋時代對役法的各種改革辦法，無不一一在元代——特別是元中葉以後，照樣翻版。
呂思勉：《燕石續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4頁。
相反地，朱元璋還在起義鬥爭的進行過程中，已在占領地區內陸續制訂了一系列的關於籌措財源的方法——如屯田、鹽、錢幣諸方面，且都獲得一定的成績。糧長制的雛形也是在元末、明開國以前便具備了的。宋濂撰《行中書省王公墓志銘》記云：
載《宋文憲公全集》卷五《鑾坡前集五》；又據同篇下文所載：「金華周泰、義烏柳昌恃俠以蠹民，公逮至於獄，皆痛懲之，自是畏避不敢吐氣。猾胥潘立道操金華一邑田賦之柄，飛寄詭遁，並緣為奸利，公廉其罪狀以聞，置於法。」可見元末豪強、猾吏在鄉村橫行霸道之一斑。同書同卷，《元故翰林待制雷君墓志銘》載元故吏雷機「調興化路興化縣尹，……先是，賦役屢不均，……命民自實田，隨其高下為定」。機卒於至正十一年（1351），其任興化縣尹，疑在泰定（1324-1327）年間。可為元代中葉以後已盛行隨田定役一證。
辛丑（宋龍鳳七年，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夏，……分〔江南行中書〕省於婺〔州〕，以控制東浙。公（王愷）仍以左司郎中分治省事。金華，婺劇邑，役民無藝。公令民自實田，請都（方仲按《蕭山縣誌》云：「改鄉為都，改里為圖，自元始。」）以糧多者為正里長，寡者為副。正，則以一家二家充；副，則合四、二至七、八而止。通驗其糧而均賦之。有〔糧〕一斗者役一日。賤與貴皆無苟免者。
由此可知一種與朋充糧長制相通的僉役辦法，早在糧長制正式施行十年之前已在浙東金華縣試辦過，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這時的里長可以看作糧長的前身，日後的糧長制可以說是這次經驗的推廣。
洪武元年二月均工夫，三年七月均工夫圖冊。
《明太祖實錄》卷五三載：洪武三年六月「監察御史鄭沂言：『……又各處雖立遞運〔所？〕，而凡轉送官物，多僦民船，每致擾民。今當廣增遞運船數，於稅糧內定民資力之厚者充之。……』上皆從之。」按浦江鄭氏一門出了不少「有名」的糧長，建議人鄭沂就在洪武末年由稅戶人才起家為尚書（見本書第36頁）。他是否也是糧長制的建議人，待考。
又在糧長制實施的前一年，朱元璋接受了浦江鄭沂的建議，令各處遞運官物的船隻，由民戶中僉取稅糧較多、資力優厚之戶來主持供應 。而運輸工作，正是明初糧長各項任務中最繁重的一種（見本書第二章第一節）。
既然運輸任務已派給糧多之戶，如果再將徵收任務也派給他們，那麼，糧長最主要的任務可說是已經全部都包進去了。果然，後一年糧長制便正式施行。
總之，明初的糧長雖與「有秩有祿」的秦漢鄉官不盡相同，但他的官派頭是不小的；他雖然仍不免和宋元時的「職役」性質相近，可是他的場面究竟大得多了。我們只須將明初每一個糧長所管領的稅戶的平均數字約達9，000戶之多這種情形（見本書第87頁）來與宋代都保正所管理的亦不過250戶，元代社長所管理的僅為50戶諸事實互相比較，便不難看出糧長的權力是多麼的擴大了。明太祖大力扶植糧長的理由，留待下一節詳述。本節的剩餘篇幅，我要用來談一談明代以後糧長制的演變概況。
糧長制在清初已衰替，但在康熙年間有些地方仍保留著這個制度的名稱（見本書第83-84頁）。究竟何時完全消滅，尚難確定。所應注意的，這一制度的殘餘直至清末和民國還是存在的。例如里甲制或其變相的制度便頑強地延續下來，各以不同的名稱出現。另一方面，一批專吃錢糧飯的人員如所謂「糧書」、「冊手」等也相繼養成了：他們世代相傳，儼然具有專業化的性質，他們把田賦征冊收藏起來，視為枕中秘寶，不肯示人，州縣政府催征田賦時非倚靠他們不可。他們盤踞徵收機關，雖驅之不去——這種情形恰與明代中年以後大戶皆不肯當糧長的狀況正相反。因此，有許多地方儘管對於田賦的徵收已訂下了官收官解的制度，但實際上仍須仰賴糧書或里甲人員等。於是各種半公半私的徵收組織又相繼出現，名目甚多，如江蘇無錫的圖正，武進的社老，河南的鄉董、莊首，河北的村長、練總，湖南的都總、甲首，和四川的糧堆子、推首等，都可視作糧長的變種，其階級成分亦比明代更為複雜了。
二
設立糧長的目的
在元末農民大起義中，朱元璋所率領的起義隊伍原為屬於郭子興的一支紅軍。朱元璋本人和他部下的將領絕大多數是農民出身。他們曾經備受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所以起初對於地主階級是採取敵對態度的。但為了推翻蒙古貴族的統治，他們也須爭取地主階級中的同情分子合作，以壯大自己的力量，因此在革命戰爭過程中，以定遠「長者」李善長、浙東世家劉基為首的漢族官僚地主士大夫分子已參加了起義隊伍；到封建政權建立時，朱元璋本人和將領功臣不消說也都轉化為新興的大地主了。他們同樣對農民進行壓迫和剝削，但也對農民作些必要的讓步，以恢復久已殘破的生產。糧長制就是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
糧長的設立，是在洪武四年（1371）九月。其總目的是為保證充分提供給國家最主要財源——田賦，以鞏固封建統治政權，但也帶有照顧納糧小戶的用意在內。今根據當時的文獻，將糧長制設立的目的分為以下幾點來作具體的說明。
1.免除吏胥的侵吞
元代吏胥勢力的強大及其黑暗程度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
《明太祖實錄》卷六八記糧長初建時說：
〔洪武四年九月〕丁丑，上（朱元璋）以郡縣吏每遇徵收賦稅，輒侵漁於民，乃命戶部令有司料（許多書皆誤作「科」字）民土田，以萬石為率，其中田土多者為糧長，督其鄉之賦稅。且謂廷臣曰：「此以良民治良民，必無侵漁之患矣。」
又如《明會典》卷二九《戶部一六·徵收》所記：「洪武四年令天下有司度民田，以萬石為率，設糧長一名，專督其鄉賦稅。」泛言「天下」，語病亦同。
見《明太祖實錄》卷七〇，參看本書第82頁。
上文似謂通令全國府縣奉行 ，然考之實際，首先應詔設置糧長的僅浙江及南直隸的蘇、松等處。是年十二月戶部始奏准浙江行省所設糧長名額 。先是同年五月（乙亥）《蠲兩浙秋糧詔》有云：
兩浙為兩宋故域，元代對南人歧視最甚，而東南又為全國財富精華之區，故抽剝亦特重。
《明太祖實錄》卷六五所載文字頗有出入；今據《皇明本紀》（《玄覽堂叢書》續集第一冊）引。
惟爾兩浙之民，歸附之後，民力未蘇，兼以貪官污吏害民肥己，四載於茲，朕深憫焉。今既掃除奸蠹，更用善良，革舊弊而新治道，以厚吾民。其秋糧及沒官田租盡行蠲免。
見洪武十八年《御製大誥·胡元制治第三》。
嘉靖間何良俊說：「先府君為糧長日，百姓皆怕見官府，有終身不識城市者，有事即質成於糧長，糧長即為處分，即人人稱平謝去。」（《四友齋叢說》）雖不無誇大之詞，然有時亦為事實。
由此可見兩浙的貪官污吏在田賦徵收上已成了嚴重的問題，亟待整頓。以前金元是「以吏治國」的，吏治極其腐敗黑暗 。明初承此遺風，一下子無法改革，故不如從民間重新選用一些政府認為可靠的人員來督徵稅糧，這樣公家的收入可以增多一些。同時對於飽受官府壓迫的農民來說，他們也的確是不願意與官府直接打交道的 。改為民間自理，在一定的條件下可能有相當的進步意義。朱元璋對於貪官污吏一貫地從嚴懲處，對於澄清吏治確具有一定的成績，這是應當肯定的。然而他所說的「以良民治良民」，前一個「良民」不過就是大地主們，後一個則為一般農戶；前者是治人的糧長大戶，後者為被治的農民小戶。所以弊病當然是仍舊不可避免的。當時宋濂論此甚詳：
吏胥舞弊，見《大誥續編·罪除濫設第七四》、《松江逸民為害第二》。
吳晗：《朱元璋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49年版，第145頁。
《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四《朝京稿五·上海夏君新壙銘》。
國朝有天下，患吏之病細民。公卿廷議以為吏他郡人，與民情不孚，又多蔽於黠胥宿豪，民受其病固無怪，莫若立巨家之見信於民者為長，使主細民土田之稅，而轉輸於官。於是以巨室為糧長，大者督糧萬石，小者數千石，制定，而弊復生。以法繩之，卒莫能禁。
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五二《名宦七·余文升》（見本書第35頁）。
孫宜：《洞庭集·紀·大明初略三》（《玄覽堂叢書》續集第3冊），記太祖開國初年，「以土吏害民，命諸郡縣避貫對遷。曰：『遷，則地非素習，鮮知民貧富，弊自弭矣。』既而不用市民，選農家子知字者充焉」（參看《大誥續編·市民不許為吏卒第七五》）。可見明代迴避本貫的規定是相當徹底的。謝肇淛：《五雜組》卷一四《事部二》說「國初尚無此禁」，實不確。
其實宋文之所謂「吏」，應當作官；其所謂「胥」，便是我們所說的吏。宋文的主旨，是說地方長官照慣例皆由外地人充任，對於本地情形隔閡，易受他下面的吏胥和豪猾的蒙蔽，因此公卿們廷議用本地的大戶為糧長，以免吏胥從中作弊，但弊病終無法禁止。地方官迴避本籍，不得用本地人，其事始於東漢末年，至明執行得更為認真，這是應當附帶說明的 。
2.取締攬納戶
宋人撰《州縣提綱》（《後知不足齋叢書》）卷四《優自輸人戶》：「邑井攬戶與倉斗深熟，鄉村自輸人戶與斗子不識，當交量時往往輕重其手，致令自輸人戶折米與攬戶……」（第57頁）
王奇齡：《西河文集·傳五·劉孝子遂安公傳》（第4冊，第895頁）：「公名謹，山陰人，洪武中，父坐市民充吏法戍邊，已赴貴州烏撒衛。法：府縣吏投充，但許鄉井田者而禁市民，世稱吏農民是也。」
所謂「攬納戶」，就是專向諸糧戶兜攬作生意的人。生意的作法大致是通過下述的特殊形式：攬納者代糧戶辦理向政府完糧的手續，而索取相當的酬報。細分之又有兩種不同的方式：其一，攬納戶只是單純地代糧戶納糧給政府，除付出勞力代價或尚自備舟車之外，不須另備其他的經營資本；另一種方式，攬納戶一方面承辦代納稅糧，另方面也兼作糧食買賣及高利貸的勾當，總之不外是趁逐時機，賤時收入，貴時拋出，高利貸與糧食買賣兩者相互為用，挹此注彼，以謀更大的利潤。兩種方式在明代初年都存在著，但以前者為較盛行。應注意的，攬納戶多數是非正式商人，他代糧戶納糧只是取得糧戶的私人委託，並沒有得到政府正式承認。在當時田賦徵收實物與運輸條件困難的情況之下，對於需送往遠地的小糧戶來說，這種方法的產生，是有其一定的社會根源的。當然它的弊病甚多，早在南宋時已成為攻擊的對象。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就有臣僚向宋理宗說：
《宋史》卷一七四《食貨志上二·賦稅》。按攬戶盛於宋代，實與宋代田賦制中的支移及畸零等辦法有密切關係。
陛下自登大寶（在1225）以來，蠲賦之詔無歲無之，而百姓未沾實惠。蓋民輸率先期歸於吏胥、攬戶。及遇詔下，則所放（蠲免）者吏胥之物，所倚閣（滯納）者攬戶之錢。是以寬恤之詔雖頒，愁嘆之聲如故。
稍在此時之前，袁甫《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狀》中亦云：
袁甫：《蒙齋集》卷二（《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第348冊）。
自來攬戶之弊，其受於稅戶也，則昂其價；及買諸機戶（絹布商人）也，則損其值。
《金史》卷一二〇《世戚列傳》。
元代除了田賦方面有攬納戶外，在商稅、酒稅諸課銀方面，亦有所謂「撲買戶」，多以富商充當。這是經過政府正式批准的承辦稅捐的包商，他們是向政府負責的，與田賦攬納戶之只受稅戶委託性質不同（參見《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在清代，吉林放墾地有「攬頭」包領，為二地主性質（見《清史稿·食貨志一》），與元代包佃官圩田的「總田」相似（見《元史》卷三六《文宗紀》），不可與「攬納戶」相混。
金世宗大定（1161-1189）年間，烏古論元忠「坐家奴結攬民稅〔罪〕，免官」 。可見這種風氣，南北皆然。自元入明，攬納之風仍盛 。明太祖對此嚴加禁止，訂下了處罰的律例：
《明律集解附例》卷七《戶律·倉庫·攬納稅糧》。
凡攬納稅糧者，杖六十，著落赴倉納足，再於犯人名下追罰一半入官。若監臨、主守攬納者，加罪二等。其小戶畸零米麥，因便輳數，於納糧人戶處附納者，勿論。
參看熊鳴岐輯：《昭代王章》卷一《戶律》；沈家本：《明律目箋》卷二。
所謂「監臨」，乃指提調、部運官吏；「主守」，則指官攢、斗級等驗收稅糧的人員。他們利用職權作弊，故罪加二等。至於因為米麥不多難以親輸而於其他糧戶處附納者，並非為了取巧牟利，故不論罪 。
以上僅為洪武初年對於一般攬納行為的處罰律條。至洪武十八年更嚴其罰，若攬納戶投機取巧，虧欠錢糧者，皆處以死刑，並沒收其家產。《大誥·攬納戶虛買實收第一九》云：
各處納糧納草人戶往往不量攬納之人有何底業（即資產），一概將糧草付與解來。豈知無籍之徒，將錢赴京，止買實收糧草，並不到倉。及至會計缺少，問出前情，其無籍之徒，惟死而已。糧草正戶，罰納十倍。奸頑還可逞乎？
同書《籍沒攬納戶第三七》云：
攬納戶攬到人戶諸色物件糧米等項，不行赴各該倉庫納足，隱匿入己，虛買實收者，追物還官，然後處以重刑，籍沒家產。
所謂「虛買實收」即指攬納戶方面作弊而言，同一樣作弊行為，在官吏方面說，就是「賣放」。洪武十八年戶部侍郎郭桓舞弊案系一件著名的例子。《大誥·賣放浙西秋糧第二三》：「戶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糧，合上倉四百五十萬石，其郭桓等止收六十萬石上倉，鈔八十萬錠入庫。以當時〔鈔價〕折算可抵〔米〕二百萬石，余有一百九十萬未曾上倉。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鈔五十萬貫，致使府縣官黃文等通同刁頑人吏沈原等作弊，各分入己。」
萬曆間徐栻《滇台行稿》卷四，就有包攬役銀的記載。許相卿《貽謀錄》云：「一應子孫家眾，必須主人禁其交結官府，包攬錢糧，此乃破家辱先之根，雖貧至乞食，亦莫為此。至戒，至戒！」（《鹽邑志林》卷二七）嘉靖隆慶以後，東南大族的子孫、奴僕交結官府，包攬錢糧之風轉盛，故相卿書之家訓，以此為誡。由此可見，包攬人的成分，已從明初「無籍之徒」轉而為世家大戶的成員了。
所謂「虛買實收」，即指攬納戶買通倉庫官吏，以錢折納糧草等項，並不真正解納糧草入倉，且更有官吏從中乾沒的 。但不管法令訂得怎樣嚴厲，攬納的風氣，到明代末年仍無法禁絕 。
「轉（原吉）戶部左侍郎，旋進尚書，……姚廣孝還自浙西，……召還掌部事，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勢要種鹽，以妨商賈；勿使富貴專錢，以沮貨易；禁包攬侵欺之弊，清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王文恪公集》卷二三《夏忠靖公傳》）另參《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傳》。
「召佃之名，亦自宋賈似道公田始。咸淳戊辰（1268）正月，改官田為召佃，召人為佃，自耕自種，自運自納，與公法雖不同，而其來有所自矣。」（陸深：《停驂錄摘抄》，載《紀錄匯編》卷一三三）參見本書第185-187頁。
參看葉盛：《文莊公兩廣奏疏稿》卷三《禁革倉弊疏》；周用：《恭肅公集》卷一二《與太守聶文蔚事目》。
由於攬納戶多為投機性很大的無賴，就令發覺了他們的虧空中飽的行為，多半亦無法追賠損失。從明政府保證稅收這點來看，自以責成家產豐厚的大戶來負責，較為可靠一些。這是當時的實際情況 。然而政府所取締的只是私營的攬納戶；起而代之的糧長，按其實際仍有包商的性質。他們是沒有薪給的，他們仍然要從一收一交的田賦徵收過程中撈些油水，只是他們已取得了合法的地位罷了。
3.「利便官民」
據《大誥·設立糧長第六五》說：
糧長之設，本便於有司，便於細民。所以便於有司，且如一縣該糧十萬〔石〕，止設糧長十人，正副不過二十人，依期辦足，勤勞在乎糧長，有司不過議差部糧官一員赴某處交納，甚是不勞心力。……便於細民之說，糧長就鄉聚糧，其升、合、斗、勺、數石、數十石之家，比親赴府州縣所在交納，其便甚矣。
洪武十九年《大誥續編·水災不及賑濟第八五》亦說：
往為有司徵收稅糧不便，所以復設糧長（按洪武十五年曾一度罷設糧長，不久復設），教田多的大戶管著糧少的小戶。想這等大戶肯顧自家田產，必推仁心，利濟小民。
以上兩段話，其著重點自然是放在便利官方上。因為明代田賦制度規定：各縣賦額，一經中央指定以後，非得奏准，不能變動；縣內各戶的田地科則，一經編定後，非經過地方公布變更，亦不許升降。所以將責任推給糧長，令其如數匯交，可以省去官府分別徵收的勞費。尤其是兩浙地區，自南宋以來，已成為全國最富裕的地區，同時也是土地最集中的地區。田多之戶應亦為糧多之戶。責成他們徑向政府負責完成本區征糧的任務，從政府的觀點看來，可以說是比較容易辦到的，故「便於有司」之說，是不大成問題的。至於「便於細民」之說，按道理亦還可以講得通，因為這樣一來糧戶可以就近向糧長交納，無須遠赴縣府。特別是畸零附戶尤有便利之處。問題的癥結，還是糧長會不會有「推仁心利濟小民」的可能。從實際情形考察，要糧長做到這點，簡直等於夢想。因為糧長一職既為無給制，為了各種開銷，他已難作到「一塵不染」；更由於糧長的階級本質，他們是絕不會有利濟「小民」的「仁心」的，這就是說，他們不可能不刮削小民。糧長制到後來，不但不利於「小民」，且亦不利於官方。下面的一個例子即可說明之。
《明太祖實錄》卷四九：〔洪武三年二月〕庚午……上問戶部，天下民孰富，產孰優？戶部臣對曰：以田稅之多寡較之，惟浙西多富民巨室。以蘇州一府計之，民歲輸糧一百石以上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戶，……
見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卷八八《經濟名臣·尚書周文襄公傳》；《明史》卷一五三《周忱傳》；張萱：《西園聞見錄》卷三三《戶部二·賦役後》。按明代州縣鄉多設官倉，糧長止負掩蓋保管倉谷的責任，稅糧不應貯藏在自己家裡（參看本書第45頁注①）。
宣德中（1430）江南逋賦甚多，只蘇州一府便積欠至八百萬石，原因是府轄各縣沒有囤局（即官倉）的設備，由糧長將稅糧收貯於自己家中，這些稅糧遂為糧長乾沒為己有 。
4.爭取地主階級支持封建皇權
見《明太祖實錄》卷二六。
見呂毖：《明朝小史》卷六。
見《明太祖實錄》卷二一〇、二五二。吳寬《匏翁家藏集》卷四二《〔吳中〕伊氏重修族譜序》云：「自國初……謫發天下之人，又用以填實京師。至永樂間，復多從駕北遷。當是時，蘇人以富庶被謫發者，蓋數倍於他郡。」
見《吳興備志》卷二九；《吳縣誌》卷七八《雜記》；許元溥：《吳乘竊筆》。
見嘉靖《仁和縣誌》卷一三《紀遺》。
吳寬：《匏翁家藏集》卷七四《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致仕朱公墓表》。
吳寬：《匏翁家藏集》卷七三《怡隱處士墓表》。
同上書卷五八《莫處士傳》。
貝瓊：《清江集》卷一九《橫塘農詩序》。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二二《采苓子鄭處士（濂）墓碣》。同書同卷《故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參議鄭公（湜）墓表》：「太祖高皇帝……疾兼併之俗，在位三十年間，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
《匏翁家藏集》卷五一《跋桃源雅集記》云：「元之季，吳中多富室，爭以奢侈相高。……（崑山）〔顧〕玉山（名德輝，一名阿瑛）在國初，以其子元臣為元故官，從詔旨徙居中都（鳳陽）。於是，一時富家，或徙或死，聲銷景（影）滅，蕩然無存。」同樣的情形，元季元政府對於支持朱元璋新政權的富家，亦加以逼害，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1947年商務印書館版）引《清溪沈氏家乘·志傳》云：吳興沈氏「族雄於資。元季，有司以濟國（潘氏原按語：「即新興的明國」）上聞，舉族被系，分戍各邊……時多離析喬寄……惟依附外姻或避地遠適者得免於難。」（潘氏書，第92-98頁，插頁59）
由貧佃農家庭出身的朱元璋，他對於地主階級本能地採取敵對態度；但由於他在取得皇權的過程中，得到士大夫分子的助力甚大，特別是自反元鬥爭勝利以後，他本人成為全國最大的地主，新建立起來的明政權就是漢族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政權，因之他更不能不積極地爭取地主階級的支持和擁護。這一矛盾體現在他對付大地主、富戶的政策的兩個不同方面，有兩系列在表面上似乎相反而實際相成的辦法，這皆可從上述的原因裡面得到解釋。一方面，朱元璋用防範和高壓的辦法來對付反對他的大地主，如吳元年（1367）擊破張士誠以後，將支持張士誠的富民徙往濠州居住 。洪武元年（1368）以蘇、松、嘉、湖諸郡多豪右不法，命大理卿胡概等按治之，一時被沒者凡數十家 。又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令選取各處富戶五千三百戶以充實南京；洪武三十年（1397）又徙富民一萬四千三百餘戶於南京 。這些措施，除了一般政治上的理由以外，都具有削弱地方豪強勢力與繁榮根本重地的雙重用意。富豪之遭受打擊的個別事例可考者亦多，如遣戍蘇州府長洲縣巨富兼大地主沈萬三於雲南 ，沒收杭州豪富兼大地主華興祖的家產 ，是兩件最出名的例子。此外華亭趙氏「以富豪於一方，竟罹法禁」 。無錫華氏「家故多田，富甲邑中，至國（明）初，悉散所積以〔求〕免禍」 。吳江莫氏「以資產甲邑中，所與通婚姻，皆極一時富家，……後〔胡惟庸〕黨禍起，〔父子〕……相繼死於法，余謫戍幽閉，一家無能免者」 。結果是：「三吳巨姓，享農之利而不親其勞，數年之中，既盈而覆，或死或徒（徙？），無一存者」 。尤以自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黨案起後，「時嚴〔與權臣〕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不實，必死而覆其家。……浙東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家」 。可見明太祖一朝對江浙一帶大地主階層的打擊是相當嚴厲的，不只因為這批富族巨室的深厚勢力足以構成對封建皇朝的威脅；還因為他們有許多是前元的故吏 。
沈萬三：俞弁：《山樵暇語》。
瞿兌之書。
董漢陽：《碧里雜存》上，《鹽邑志林》卷二八。
黃日昇（ ）：《蓬客類紀》卷一《賦役紀》。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頁。
《明宣宗實錄》卷八，洪熙元年八月。
鄧之誠：《桑園讀書記·半軒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年版，第96-97頁。
《留青日札》，《紀錄匯編》卷一九〇。
《明太祖實錄》卷六四：「〔洪武四年四月〕辛卯，上謂中書省臣曰：『或言刑名錢穀之任，宜得長於吏材者掌之。然吏多狡獪，好舞文弄法，故率用儒者。……然今所用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何也？豈選任之際不得實材歟？」「丙午，命中書省征天下儒士貢舉下第者，及山林隱逸，悉起赴京；其有業農而有志於仕，才堪任用者，俱官給廩傳遣之。」
《明太祖實錄》卷一三八。
但政策的更主要的另一方面，是對於一般地主多方拉攏，其中最主要的方法就是鼓勵他們參加政權。在糧長制快要建立之前幾個月，明太祖對中書省發表了一段談話，其主要內容，是說當時所用的吏胥和儒生多不稱職。再過了幾天，他便下令中書省徵召「遺逸」，和起用「業農而有志於仕，才堪用者」 。根據其後的記載，可知到洪武十四年（1381）八月戊寅，以「孝弟力田」（薦舉名目之一）聶士舉為四川布政使司左參政 ，他可能還是參加農業生產的中小地主；其餘的便多數是「富民」或「稅戶人材」，他們就只能是富農或大土地的經營者和地主了。
《玉山逸稿》附錄《墓志銘》（讀畫齋叢書本）。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顧錢塘德輝，「洪武元年，以元臣為元故宦，例徙臨濠，二年三月卒，年六十」。
同上書卷一〇一。
同上書卷一七九。
《明太祖實錄》卷二五二。
見《明史》卷七一《選舉志三》；《匏翁家藏集》卷七五《施孝先墓表》。
見《明會典》卷二九《戶部一六·徵收》；《明史》卷七八《食貨二·賦役》。
《明太祖實錄》卷一三五：洪武十四年二月丁巳，「浙江、江西糧長一千三百二十五人，輸糧於京師，將還，上召至廷，論勞之，賜鈔為道里費」。
《暇老齋雜記》卷二九。《明朝小史》卷二《洪武紀》「士不樂仕」條云：「帝新定天下，以重法繩臣下，士不樂仕。人文散逸，詔求賢才悉集京師。甚至家有好學之子，恐為郡縣所知，督耕于田畝。」亦可為證。
明初作官的途徑，除由學校、科舉正途出身以外，又有所謂「薦舉」的方式，即由朝廷大臣或地方官吏推薦，吏部加以選任，這一個方式是洪武一朝所常用的。如洪武八年（1375）十月，命戶部開列上等糧戶之有「素行」者的名單，以備選官 。洪武十九年（1386）八月，命直隸應天諸府州縣選送富民子弟赴京補吏，當時與選者共一千四百六十人 ，絕大多數是地主家庭出身的。洪武三十年四月戶部奏上全國（雲南、兩廣、四川除外）「富戶」有田七頃以上者共計14，241戶。命依次召至，量才錄用 。薦舉的名目中，有所謂「稅戶人材」，即辦理徵收稅糧得力的人員，差不多全部都是糧長。他們有作知縣、知州、知府的，有作布政使以至朝廷的九卿的 。但糧長被擢用為官還有更直接的捷徑，即由皇帝徑加委任。洪武中年令正副糧長於每年開徵秋糧以前詣京師，面聽皇帝宣諭，領取征糧勘合（詳見本書第42-44頁）。如期解送稅糧至京的糧長，往往得蒙皇帝召見，問答投契的，立即有官做 。洪武十四年（1381）二月，僅浙江、江西兩省輸糧至京的便有一千三百二十五人，皆蒙召見慰勞並賜鈔 。待遇如此優渥，這是因為當時可以作官的人才不十分夠，亟待網羅。明末茅元儀說：明初，「學者」多「溺於耕田養生之樂，不肯棄其鄉閭，而效力於官事」。「莫肯出仕，每以糧長、富戶充之；既而自見職（按即指故元之原任官）以至諸生，俱嚴法征之，逃竄毀傷，株連親戚。或曰：『此高皇用重典之故也。』……〔蓋〕久亂之後，人不以〔仕〕進為榮。」 所謂「養生」之樂，其實是針對太祖時官吏常遭殺戮的「重典」而言。
錢泮，常熟綠園（鄉）人，生弘治六年癸丑（1493），「弱冠選隸學官，里胥以高資推長鄉賦。或言：學官造士，例復其身，不在科謫之列。公曰：往役，義也，吾何辭。晝出應繇，暮歸讀書，研經質義，不以事廢。遂舉甲午（嘉靖十三年，1534）應天鄉試……」（《甫田集》卷三三《江西布政司左參政錢公墓志銘》）。
見《明史》卷一五一《嚴震直傳》。據《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三年九月轉戶部郎中（卷二〇四）；二十六年六月由工部右侍郎升尚書（卷二二八）。參看《匏翁家藏集》卷四三《尚書嚴公流芳錄序》。
《明太祖實錄》卷二〇四。參看弘治《上海志》卷八《人品志·規用·夏長文傳》。
《明太祖實錄》卷二五四。參見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一〇《皇明異典述五·文臣異途》；傅維麟：《明書》卷三四—三五《卿貳年表》一—二。王圻：《續文獻通考》卷四八《選舉考續·薦舉》又載：「稅戶義門鄭濟、王懃為春坊左右庶子。」
《明史》卷二九六《鄭濂傳》。按浦江鄭氏，自南宋建炎初至洪武初年，已十世同居，歷時二百五十餘年，故被旌表為「義門」；當時兩浙義門頗多，而以浦江鄭氏為最著。宋濂《宋學士文集》卷五三《芝園後集三·鄭府君墓版文》載：鄭渭（按應即為鄭濂之兄，以洪武十年九月終於家），「更繇之繁，身獨任之，戴星往來，逾三十春秋，不憚煩也」。可見他以家長的身分，總管全族的賦役，已始於元代末年。至明初，鄭氏一門兄弟子侄相繼以糧長入仕，然猶沒有放棄大地主式的農業經營，故可以稱為典型的「永充」糧長世家。讀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一〇《與鄭叔度書》（鄭叔度為鄭濂侄，名楷）第八首可見。
見《明太祖實錄》卷一三五；《遜志齋集》卷二二《福建左參議鄭公墓表》。並參見《明史》卷七一《選舉志三》；《明大政記》。
見張萱：《西園聞見錄》卷三七《外編·吏部二》；《異途·前言》。喬世寧：《丘隅意見》（《百陵學山》第14冊）：「洪武時，用稅戶人才如嚴震直、沈玠之類，即漢貲郎之意也。與近時入粟買官殊矣。」
洪武一朝，糧長往往得為達官顯宦，有名的例子如下：烏程嚴震直「以富民擇充糧長，歲部糧萬石至京師，無後期，帝才之」，洪武二十三年（1390）特授通政司參議，僅三年之內便升至尚書 。又如上海夏長文，以稅戶人材舉用為監察御史，洪武二十三年九月超升左僉都御史 。洪武二十七年，歸安湯行（《弇山堂別集》作湯仲行）任吏部右侍郎。洪武三十年八月，長興嚴奇良任戶部左侍郎（《弇山堂別集》誤作嚴良奇），同縣潘長壽任右僉都御史，王璁任左通政，沈成任湖廣左布政使，盛任任山東左布政使 。洪武初年，浦江義門鄭濂「以賦長至京，太祖問治家長久之道，語合，欲官之，以年老辭」 ；洪武十四年二月擢濂從弟湜為福建布政司參議；三十年八月，濂弟沂便由稅戶人才起家為禮部尚書 。此外還有蘇州富民沈萬四之孫玠，亦以稅戶人材擢戶部員外郎 。
《誠意伯文集》卷一《誠意伯次子閣門使劉仲璟遇恩錄》，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20頁。
丘顯為右通政（《國榷》卷十），又載：同月己丑右都御史嚴震直為工部尚書，義門鄭沂為禮部尚書。
鄞（今寧波縣）李山如「永樂中，以稅戶人才授序班，積資至兵部郎中（侯仁之：《明史列傳稿斠錄·項麒傳》，載《史學年報》第3卷第1期，第104頁）。
「陳芳，字繼芳，蘇之海虞（常熟縣）人。自其曾祖，世以仁厚相承，為邑城望族。至君尤……鄉稱長者，遭元季之亂，寇陷郡邑，眾皆逃匿，君與其父，亦虛捨出外，兼治農末，克勤以儉，再植有家。迨及聖朝（明），……郡邑舉君總征一縣租稅。君委身奉法，使民惟正之供，不以一毫自私，民皆德之。課入歲充，自洪武、永樂至於宣德，六十餘年如一日焉。……得年八十有八……」（章懋：《楓山章先生集》卷六《陳府君繼芳墓表》）
「浙憲使無錫邵先生國寶書謂某曰：寶之先，自高曾諸大父而下，暨先君子，世為邑之開原鄉稅長，而廉靜一德，嘗儲千畝之入，以充公家雜役之需，其賦民惟正之供，未嘗過取一文。」（《楓山章先生集》卷八《嘉樹亭記》）按此記當作於弘治中（1499年前後）。
永樂四年金華府儒學教授柳貴倡議補刻浦江《柳待制（柳貫）文集》，計工費該米一十四石，鄭義門亦量助米若干（見柳貴記，載《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本，後序）。
見《金史》卷五一《選舉志一》。
明太祖之所以破格錄用糧長為官，也有其歷史原因。前面已經提到，明代開國初年，政治方面很受元代遺留下來的風氣的影響，當時官與吏的區別是不甚嚴格的。糧長原來由政府委派民間富戶擔任，論其地位與職務實與「吏」頗近，而與「官」相去甚遠。所謂「吏」通常是指那些專門辦公文、辦公事的低級事務人員，亦稱「胥吏」，其升遷機會比較困難，往往終身任此職。所謂「官」，乃指中高級的行政人員，升遷較易。在唐、宋兩代，官員多由科舉特別是進士科出身，是為「正班」。吏員和隸役同被看為雜職。「士大夫」恥由吏得官。這種風氣，到了元代有了很大的轉變。元代的情況和遼、金相近。遼國官僚由進士出身的「才十之二三」。金雖然較為重視科舉，但它創立了吏員也算是正班官的制度。金制：進士及連考四場的終場舉人皆得補吏員缺，與官員同樣有班次（官階）、俸給、升遷、調補的正式規定。金出身吏員而升任宰相、副相者多至十餘人。因此士大夫並不以作吏為可恥 。元代也是這樣。姚燧說：
姚之駰：《元明事類鈔》卷一二《仕進門·除授》轉引。
凡今（指元時）仕惟三途：一由宿衛（指蒙古親軍），一由儒（按即科舉、學校），一由吏。由宿衛及儒者十分之一，吏則十九有半焉。
同書又說：
姚之駰：《元明事類鈔》卷六《政術門·從吏入》。
（元）時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一，由吏致顯要者常十之九。
黃瑜說：
黃瑜：《雙槐歲鈔》卷五《胥掾官至尚書》。《遜志齋集》卷二二《林君墓表》：「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過儒生遠甚，故儒多屈為吏。」
蒙古用人，重吏輕儒……公卿多由吏進，舞文弄法，殃民甚矣。
這是有它的客觀根據的。元朝以蒙古人入主中國，初時所有高官要職非蒙古人莫屬，漢人與南人皆不得染指。但蒙古人缺乏行政經驗，且當時法令繁冗，他們難以通曉，於是不得不以吏為耳目，因此一般行政實權往往旁落於為他們所賞識的吏員手中。明太祖雖然有意改革，但一時尚未能見效，所以明初「進取不拘資格，有掾吏而置身青雲者」[1]。其後，至明憲宗（朱見深）成化（1465-1487）年間，考試制度已趨完備，於是科舉出身復被認為仕宦的唯一正途，吏員被斥為「雜流」，大半不得做官。官和吏從此又分開，吏只管事務，官主持政令，和元代的情形便大不相同了。
吳晗：《明初的學校》，載《讀史札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338頁。
《王文恪公集》卷二三《容庵葛君家傳》：「……古者用人，其途非一。……我太祖、太宗之世，亦時時意外用人，若郁新、嚴震直之流，皆以人才至尚書，取之非一途，故才之大小紛紛，皆得效用於時。降及後世，一唯科目是尚。夫科目誠可尚也，豈科目之外，更無一人乎？」
也是在成化年間，起運北京的漕糧普遍改行「長運法」以後，京糧改由衛軍轉運，糧長無需親自督運京糧（詳見本書第51-53頁）；這一轉變，又使得糧長運用京糧來作買賣的投機機會大受限制（參看本書第160-163頁）。
升官發財的機會既然都受到了限制，於是糧長一職的誘惑性也大為減色。但其總的影響到正德年間才充分表現出來——到了這個時候，充當糧長的人戶不免是害多利少了，一般大戶都要設法擺脫糧長之職了。於是永充制不得不為輪充制和朋充制等辦法所替代。
湯賓尹：《睡庵文稿二刻》卷一《奉賀三紫黃老先生榮膺封綸序》：「……豪有隱田而嫁其稅於同祖之弟，弟孤羸無所控，先生為晝夜核其實，如將鳴之官者，豪懼請解，即為和顏以解，一日而田與稅正，孤弟之累以脫。……自孝弟力田辟召選舉之制度，人士固有抱其獨行於深岩幽嵁中而發響無繇者，亦曰科目有以限之。然而辟召選舉之制行之古，度尚有偽者，將行之今耶？……」（載萬曆三十九年本卷七，題作《贈黃先生膺封序》）按賓尹以為科目仍不失為選拔人才之比較適宜的方法。
選舉制度確立，糧長的升官機會喪失了。這個轉變標誌著中央集權和官僚政治的強化，選拔和任用官吏已有明確的經常的制度，朝廷不需要再擢用像糧長這樣的「人材」為官了。
[1] 徐 ：《徐氏筆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