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 · 第四章 東西廠：明代的宦官專權
朱元璋嚴禁宦官干政
歷史的教訓使朱元璋深切地明白宦官和外戚對於政治的禍害。他以為漢朝唐朝的禍亂都是宦官作的孽。這種人在宮廷里是少不了的，只能作奴隸使喚，灑掃奔走，人數不可過多，也不可用作耳目心腹；作耳目，耳目壞，作心腹，心腹病。對付的辦法，要使之守法，守法自然不會做壞事；不要讓他們有功勞，一有功勞就難於管束了。立下規矩，凡是內臣都不許讀書識字。又鑄鐵牌立在宮門，上面刻著：「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又規定內臣不許兼外朝的文武官銜，不許穿外朝官員的服裝；作內廷官不能過四品，每月領一石米，穿衣吃飯官家管。並且，外朝各衙門不許和內官監有公文往來。
這幾條規定招招針對著歷史上所曾發生的弊端，使內侍名副其實地做宮廷的僕役。對外戚干政的對策，是不許后妃干政，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即命儒臣修女誡，纂集古代賢德婦女和后妃的故事，刊刻成書，來教育宮人，要她們學樣。又立下規程，皇后只能管宮中嬪婦的事，宮門之外不得干預。宮人不許和外間通信，犯者處死，以斷絕外朝和內廷的來往以至通信，使之和政治隔離。外朝臣僚命婦按例於每月初一十五朝見皇后，其他時間，沒有特殊緣由，不許進宮。皇帝不接見外朝命婦，皇族婚姻選配良家子女，有私進女口的不許接受。元璋的母族和妻族都絕後，沒有外家，後代帝王也都遵守祖訓，后妃必選自民家。外戚只是高爵厚祿，做大地主，住大房子，絕對不許預聞政事。在洪武一朝三十多年中，內臣小心守法，宮廷和外朝隔絕，和前代相比，算是家法最嚴的了。
朱棣打破祖制重用宦官，創立東廠
之前提到，錦衣衛和東、西廠，明人合稱為廠衛。錦衣衛是內廷的偵察機關，東、西廠則由宦官提督，最為皇帝所親信，即錦衣衛也在其偵察之下。
錦衣衛初設於明太祖時，是皇帝的私人衛隊。其下有鎮撫司，專治刑獄，可以直接取詔行事，不必經過外廷法司的審判手續。錦衣衛的主要職務是察不軌、妖言、人命、強盜重事，專替皇帝偵察不忠於帝室者和叛逆者，其權力在外廷法司之上。洪武二十年（1387年）曾一度取消錦衣衛的典詔獄權。到了成祖由庶子篡逆得位，自知人心不附，並且內外大臣都是建文帝的舊臣，深恐建文帝未死，諸臣或有復辟的企圖，於是重複錦衣衛的偵察和典詔獄權，使之秘密活動，以為鉗制臣民之計。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一個最高偵察機關叫東廠，因為在起兵時很得了建文帝左右宦官的力量，深信宦官的忠心，便以宦官提督東廠，付以「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的職權。以後雖時革時復，名稱也有時更換（如西廠、外廠、內行廠之類），但其職權及地位則愈重愈高，甚至有任意逮捕官吏平民，和任意刑訊處死的權力。
靖難兵起時，宦官狗兒、鄭和等以軍功得幸。成祖即位後遂加委任，有派作使臣的，如永樂元年（1403年）遣內官李興出使暹羅，馬彬出使爪哇諸國；永樂三年（1405年）遣太監鄭和出使西洋。有派作大將的，如永樂三年（1405年）遣中官山壽率兵出雲州覘敵。又因各地鎮守大將多為建文帝舊臣，特派宦官出鎮和監軍，使之伺察。永樂元年（1403年）命內臣出鎮及監京營軍，出鎮的如馬靖鎮甘肅，馬騏鎮交趾，監軍的如王安之監都督譚青軍。由是司法權和兵權都逐漸落在宦官手中。宣德以後，人主多不親政事，不和閣臣見面，甚至深居宮內，從不上朝，國家政務多交司禮監太監批答，內閣的權力也漸漸轉到司禮監去了。在外則各地鎮守太監成為地方的最高監察者，干預政務，騷擾地方，積重難返，形成一種畸形的閹人政治。英宗時的王振、曹吉祥，憲宗時的汪直、梁芳，武宗時的劉瑾，神宗時的陳增、高淮，熹宗時的魏忠賢，思宗時的曹化淳、高起潛，莫不竊弄政柄，禍國殃民，舉凡軍事、外交、內政、財政、司法，一切國家大政，都由宦官主持，甚至閣臣之用黜，都以宦官的好惡為定。他們只圖私人生活的享樂，極力搜括掊斂，榨取民眾的血汗，誘導皇帝窮奢極欲，大興土木禱祠。對外則好大喜功，生釁外族。馴至民窮財盡，叛亂四起。外廷的士大夫與之相抗的都被誅殺放逐，由此朝廷分為兩派，一派附和宦官，希圖富貴，甘為鷹犬。一派則極力攻擊宦官，欲將權力奪回內閣，建設清明的政治。明代除開例外的幾個時期以外（如孝宗及世宗時），閹人和士人兩派勢力互為消長，此仆彼興，循環報復，一直鬧到亡國。
錦衣衛，東、西廠和前面講過的廷杖制原都是為鎮壓反動勢力，排除異己分子，故意造成恐怖空氣，使臣民懾於淫威，不敢反側的臨時設施。果然，這一套祖制，使大小臣民都惴惴苟延，不知命在何日。太祖時朝官得生還田裡，便為大幸。皇帝威權，由之達於極點。這三位一體的恐怖制度使專制政體的虐焰高到無可再高，列朝的君主也明知這制度的殘酷不合理，但是第一為著維持個人的威權，第二因為這是祖制，所以因仍不旨廢止。英宗以後的君主多高拱深宮，宦官用事，更利用這制度來樹威擅權，排斥反對黨，雖然經過無數次士大夫的請求廢止和抗議，終歸無效。一直到亡國，才自然消滅，竟和明運相終始。
宦官鄭和被秘密委派下西洋，是否另有內情？
首先說明西洋是指什麼地方。明朝時候把現在的南洋地區統稱為東洋和西洋。西洋指的是現在的印度半島、馬來半島、印度尼西亞、婆羅洲等地區；東洋指的菲律賓、日本等地區。在元朝以前已經有了東、西洋之分，為什麼有這樣的分法呢？因為當時在海上航行要靠針路（指南針），針路分東洋指針和西洋指針，因此在地理名詞上就有「東洋」和「西洋」。鄭和下西洋指的是什麼地方呢？主要是指現在的南洋群島。
中國人到南洋去的歷史很早，並不是從鄭和開始的。遠在公元以前，秦朝的政治力量已經達到現在的越南地區。到了漢武帝的時候，現在的南洋群島許多地區已經同漢朝有很多往來。這種往來分兩類：一類是官方的，即政府派遣的商船隊；一類是民間的商人。可是像鄭和這樣由國家派遣的船隊，一次出去幾萬人、幾十條大船（這些船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也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軍），不但到了現在南洋群島的主要國家，而且一直到了非洲。其規模之大，人數之多，範圍之廣，那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就是明朝以後也沒有。這樣大規模的航海，在當時世界歷史上也沒有過。鄭和下西洋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早八十七年，比迪亞士發現好望角早八十三年，比達·伽馬發現新航路早九十三年，比麥哲倫到達菲律賓早一百一十六年。比世界上所有著名的航海家的航海活動都早。可以說鄭和是歷史上最早的、最偉大的、最有成績的航海家。
問題是為什麼在十五世紀的前期中國能派出這樣大規模的航海艦隊，而不是別的時候？這個問題歷史記載上有一種說法，說鄭和下西洋僅僅是為了尋找建文帝的下落。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明成祖從北京打到南京，奪取了他的侄子建文帝的帝位。建文帝是明太祖的孫子，他做了皇帝以後，聽信了齊泰、黃子澄等人的意見，要把他的一些叔叔——明太祖封的親王的力量消滅掉，以加強中央集權。他解除了一些親王的軍事權力，有的被關起來，有的被廢為庶人。於是燕王便起兵反抗，打了幾年，最後打到南京。歷史記載說燕王軍隊打到南京後，「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帝不知所終」這句話是經過了認真研究的，因為當時宮裡起了火，把宮裡的人都燒死了，燒死的屍首分不清到底是誰。於是就發生了一個建文帝到底死了沒有的疑案。假如沒有死，他跑出去了的話，那麼，他就有可能重新組織軍隊來推翻明成祖的統治。從當時全國的形勢來看是存在這個問題的。因為建文帝是繼承他祖父明太祖的，全國各個地方都服從他的指揮。明成祖雖然在軍事上取得了勝利，但是並沒有把建文帝的整個軍事力量摧毀，他的軍事力量只是在今天從北京到南京的鐵路沿線上，其他地方還是建文帝原來的勢力範圍。因此明成祖就得考慮建文帝到底還在不在？如果是逃出去了，又逃到了什麼地方？他得想辦法把建文帝逮住。於是他派了禮部尚書（相當於現在的內務部長）胡濙，名義上是到全國各地去找神仙（當時傳說有一個神仙叫張三丰），實際上是去尋找建文帝。前後找了二三十年。《明史·胡濙傳》說胡濙每次找了回來都向明成祖報告。最後一次向皇帝報告時，成祖正在軍中，胡濙講的什麼別人都聽不到，只見他講了以後明成祖很高興。歷史學家們認為，最後這一次報告，可能是說建文帝已經死了。另外，明成祖又怕建文帝不在國內，跑到國外去了。所以他在派鄭和下西洋的時候，要鄭和在國外也留心這件事。這是可能的，但這不是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鄭和下西洋主要是由於經濟上的原因。
這裡插一個問題，講講明成祖和建文帝之間的鬥爭說明什麼問題。明成祖以後的各代對建文帝的下落一事也非常重視。萬曆皇帝就曾經同他的老師談起這個問題，問建文帝到底到哪裡去了，為什麼經過一百多年還搞不清楚。當時出現了很多有關建文帝的書，這些書講建文帝是怎麼逃出南京的，經過些什麼地方，逃到了什麼地方。有的書說他到了雲南，當了和尚，跟他一起逃走的那些人也都當了和尚。諸如此類的傳說越來越多。此外，記載建文帝事跡的書也越來越多。這說明什麼問題呢？說明一個政治問題。建文帝在位期間，改變了他祖父明太祖的一些做法。他認為明太祖所定下來的一些制度，現在經過了幾十年，應該改變。當時建文帝周圍的一些人都是些儒生，缺乏實際鬥爭經驗，他們自己出的一些辦法也並不高明。儘管如此，建文帝的這種舉動還是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但是明成祖起兵反對他。在明成祖看來，明太祖所規定的一切制度都是盡善盡美的。他不容許建文帝改變祖先的東西。因此，明成祖和建文帝之間的鬥爭就是保持還是改變明太祖所定的舊制度的鬥爭。在這個鬥爭中建文帝失敗了。明成祖做了皇帝以後，把建文帝改變了的一些東西又全部恢復過來。一直到明朝滅亡，二百多年都沒有變動。
在這種情況下，有不少的知識分子對明成祖的政治感到不滿，不滿意他的統治。他們通過什麼方式來表達這種不滿呢？公開反對不行，於是通過對建文帝的懷念來表達。他們肯定建文帝，讚揚建文帝。實際上就是反對明成祖。因此，關於建文帝的傳說就越來越多了。現在我們到四川、雲南這些地方旅行，到處可以發現所謂建文帝的遺址。這裡有一個廟說是建文帝住過的；那裡有一個寺院，裡頭有幾棵樹，說是建文帝栽的。有沒有這樣的事情呢？沒有。明末清初有個文人叫錢謙益（這個人政治上很糟糕）寫了文章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當時許多書上都說：當南京被燕兵包圍時，城門打不開，建文帝便剃了頭髮，跟著幾個隨從的人從下水道的水門跑出去了。錢謙益說這靠不住，南京下水道的水門根本不能通出城去。他當時做南京禮部尚書，宮殿里的情況是很熟悉的。此外，還有很多不合事實的傳說，他都逐條駁斥了。最後他做了這樣的解釋：假如建文帝真的跑出去了，當時明成祖所統治的地區只是從北京到南京的交通線附近，只要建文帝一號召，全國各地都會響應他，他還可以繼續進行鬥爭。但結果沒有這樣。這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建文帝是死在宮裡了。但當時不能肯定，萬一他跑了怎麼辦？所以就派人去找。我認為這樣解釋比較說得通。
現在我們繼續講鄭和下西洋的問題。如果說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找建文帝，那是不合事實的；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動機。因為當時的懷疑不能解決，通過他出去訪問，讓他注意這個問題是可能的。那麼，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麼呢？這就是上次所說的，是國內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經過1348年到1368年二十年的戰爭，經濟上受到了很大的破壞。但是經過洪武時期採取的恢復生產、發展生產的措施以後，人口增加了，耕地面積擴大了，糧食、棉花、油料的產量都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有了改善，政府的財政稅收比以前多了。隨之而來，對國外物資的需要也增加了。這種對國外物資需要的增加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物資，主要是香料、染料。香料主要是用在飲食方面作調料，就是把菜做得更好一些，或者使某種菜能收藏得更久。像胡椒就是人們所需要的東西。胡椒從哪裡來呢？是從印度來的，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還有其他許多香料也大多是從南洋各島來的。在南洋有個香料島，專門出產香料。另一種是染料，為什麼對染料的需要這樣迫切呢？明朝以前，我們的祖先常用的染料都是草木染料，譬如藍色是草藍；或者是礦物染料。這樣的染料一方面價錢貴，另一方面又容易褪色。進口染料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朝鮮族喜歡穿白衣服，我們國內有些人也喜歡穿白衣服，為什麼？原因很簡單，因為買不起染料。封建社會裡，皇帝穿黃衣服，最高級的官穿紅衣服，再下一級的官穿紫衣服，穿藍衣服，最下等的穿綠衣服。為什麼用衣服的顏色來區別呢？也很簡單，染料貴。老百姓買不起染料，只好穿白衣服。所以古人說「白衣」「白丁」，指的是平民。這些封建禮節都是由物質基礎決定的。因此就有向國外去尋找染料的要求。這一類，是人們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另外一類是毫無意義的消費品，主要是珠寶。這是專門供貴族社會特別是宮廷里享受的。有一種寶石叫「貓兒眼」，還有一種叫「祖母綠」，過去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樣子，只知道是寶石。最近我們在萬曆皇帝的定陵里發現了這兩種東西。這些東西都是從外國買來的。除了珠寶以外，還有一些珍禽異獸。當時的人把一種獸叫做麒麟，實際上就是動物園裡的長頸鹿。與對外物資需要增加的同時，由於國內經濟的發展，一些可供出口的物資，如綢緞、瓷器（主要是江西瓷，其他地區也有一些）、鐵器（主要是生產工具）的產量也增加了。
除了經濟上的條件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當時中國對外的航海通商已有悠久的歷史。從秦朝開始，經過唐朝、南宋到元朝，在這個漫長的時期內，政府的商船隊、私人的商船隊不斷出去。有些私人商船隊發了財。到了明朝，由於長期的積累，已經具備了豐富的航海知識和有經驗的航海人員。有了這些條件，就出現了從明成祖永樂三年（1405年）到他的孫子明宣宗宣德五年（1433年）近三十年之間以鄭和為首的七次下西洋的事跡。
鄭和出去坐的船叫作「寶船」，政府專門設立了製造寶船的機構。這種船有多大呢？大船長四十丈，寬十八丈；中船長三十七丈，寬十五丈。當時在全世界再沒有比這更大的船了。一條船可以載多少人呢？根據第一次派出的人數來計算，平均每條船可以坐四百五十人。每次出去多少人呢？有人數最多的軍隊，此外還有水手、翻譯、會計、修船工人、醫生等，平均每次出去二萬七八千人。這樣的規模是了不起的，後來的哥倫布、麥哲倫航海每次不過三四隻船，百把人，是不能和這相比的。誰來帶領這麼多人的航海隊呢？明朝政府選擇了鄭和。因為鄭和很勇敢，很有能力。同時，當時南洋的許多國家都是信仰回教的，而鄭和也是個回教徒（但他同時也信仰佛教），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曾經朝拜過麥加。回教徒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到麥加去磕一個頭，凡是去過麥加的人就稱為哈只。選派這樣的回教徒到信仰回教的地方去就可以減少隔閡，好辦事。在鄭和帶去的翻譯裡面也有一些人是回教徒，這些人後來寫了一些書，把當時訪問的一些國家的情況記載下來了。這些書有的流傳到現在。有人問：鄭和是雲南人，他怎麼成了明成祖部下的大官呢？這很簡單，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時候，明太祖派兵打雲南，把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打敗了，取得了雲南。在戰爭中俘虜了一些人，鄭和就是在這次戰爭中被俘虜的。他當時還是一個小孩，後來讓他作太監，分給了明成祖。他跟明成祖出去打仗時，表現很勇敢，取得了明成祖的信任。因此明成祖讓他擔負了到南洋各國去訪問的任務。
他們第一次出去坐了六十二艘大船，帶了很多軍隊。這裡發生了這樣的問題：他們既然是到外國去通商，去訪問，為什麼要帶這麼多軍隊？這是因為當時從中國去南洋群島的航線上有海盜，這些海盜不但搶劫中國商船，而且別的國家到我們這裡來做買賣的商船也搶。鄭和用強大的軍事力量把海盜消滅了，這樣就保證了航路的暢通。另外，為了防止外國來侵犯他們，也需要帶足夠的軍事力量。鄭和到錫蘭的時候，錫蘭國王看到中國商船隊的物資很多，他就搶劫這些物資。結果鄭和把他打敗了，並把他俘虜到北京。後來明朝政府又把他放回去，告訴他，只要你今後不再當強盜就行了。可見為了航行的安全，鄭和帶軍隊去是必要的。鄭和率領的軍事力量雖然很強大，用現在的話來說，他帶去了好幾個師的軍隊，而當時南洋沒有一個地區有這樣強大的軍事力量。但是鄭和的軍隊只是用於防衛的。他所進行的是和平通商。儘管當時有這樣的力量，這樣的可能，但是沒有占領別人的一寸土地。後來，比鄭和晚一百年的西方人到東方來就不同了。他們一手拿商品，一手拿寶劍，把所到的地方都變成他們的殖民地。如葡萄牙人到了南洋以後就占領了南洋的一些島嶼。當然，在我們的歷史上個別的時候也有占領別人的土地的事情。但總的來說，我們國家不是好侵略的國家，我們國家沒有占領別國的領土，這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本質的不同。根據當時保留下來的記載，可以看出鄭和和南洋各國所進行的貿易是平等的，而不是強加於人的。交易雙方公平議價，有些書上記載得很具體，說雙方把手伸到袖子裡摸手指頭議價。現在我們國內有些地方還用這種辦法。鄭和所到的地區都有中國的僑民，有開礦的，有做工的，有做買賣的，各方面的人都有。有的地方甚至是以華僑為中心，華僑在經濟上占主導地位。因此鄭和每到一個地方都受到歡迎。
鄭和每到一個國家，除了把自己帶去的大量商品賣給他們外，也從這些國家帶一些商品到中國來。從第一次出去以後，他就選擇了南洋群島的一個島嶼作為根據地，貯積很多貨物，以此地為中心，分派商船到各地貿易，等各分遣船隊都回到此地後，再一同回國。在前後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印度洋沿岸地區他都走到了，最遠到達了紅海口的亞丁和非洲的木骨都束。木骨都束就是今索馬利亞的首都，現在叫做摩加迪沙。
通過鄭和七次下西洋，中國和南洋的航路暢通了，對外貿易大大地發展了，出國的華僑也就更多了。通過這幾十年的對外接觸，中國跟南洋這些地區的關係越來越深，來往也越來越多。由於華僑的活動，以及中國的先進的生產工具傳入這些國家，這樣，南洋地區的生產也越來越進步。所以，鄭和下西洋的歷史事實說明，我們這個國家有這樣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不去侵略人家。正因為這樣，直到現在，儘管時間過去了五六百年，但是鄭和到過的國家，很多地方都有紀念他的歷史遺址。因為鄭和叫三寶太監，所以很多地方都用三寶來命名。像鄭和下西洋這樣的事以往歷史上是沒有的，明朝以後也沒有，這是明朝歷史上一件很突出的事情。
現在要問：鄭和第七次下西洋以後，為什麼不去第八次呢？這裡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的原因。客觀原因是八十多年以後，歐洲人到東方來進行殖民活動，阻礙了中國和南洋諸國的往來。主觀的原因有這幾方面：第一，政治上的原因。明成祖死了以後，他的兒子做皇帝。這個短命皇帝很快又死了，再傳給下一代，這就是宣宗。宣宗做皇帝時還是個八九歲的小孩，不懂事。於是宮廷里便由他的祖母當權；政府則由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掌握。三楊在朝廷里當了二三十年的機要秘書。三個老頭加上一個老太太掌握國家大權。這些人和明成祖不一樣。明成祖有遠大的眼光。他們卻認為他多事，你派這麼多人出去幹什麼？家裡又不是沒吃的、沒喝的。不過明成祖在世時他們不敢反對，明成祖一死，他們當了家，就不准派人出去了；第二，組織這樣的商隊需要一個能代替鄭和的人，因為鄭和這時已經六十多歲，不能再出去了；第三，經濟上的原因。從外國進口的物資都是消費物資，不能進行再生產。無論是香料還是染料，都是消費品，珠寶就更不用說了，更是毫無意義的東西。以我們的有用的絲綢、鐵器、瓷器來換取珠寶，這樣做划不來。雖然能解決沿海一些人的生活問題，但是好處不大，國家開支太多。所以，為了節約國家的財政開支，後來就不派遣商隊出國了。正當明朝停止派船出國的時候，歐洲人占領了南洋的香料島，葡萄牙人占領了我們的澳門。他們是用欺騙手段占領澳門的。開頭他們向明朝的地方官說：他們的商船經常到這個地方來，遇到風浪把貨物打濕了，要租個地方曬曬貨物。最初還給租錢，後來就不給了，慢慢地侵占了這個地方。
從歐洲人到東方來占領殖民地以後，中國的形勢就改變了。經過清朝幾百年，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許多帝國主義國家從幾個方面包圍中國：印度被英國占領了；緬甸被英國占領了；越南被法國占領了；菲律賓先被西班牙占領，後又被美國占領了；東方的日本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向外進行侵略擴張活動。所以近百年的中國，四面被資本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所包圍，再加上清朝政府的日益腐敗，就使中國逐步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進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
庶民如何進入仕宦階級？
明太祖既統一了全國，用殘殺的恐怖手段，用新的行政機構來集中政權，提高皇帝的威嚴。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後，他個人綜攬國家庶務，朝廷大臣都成了備位的閒員。歷史上記著他在八天內所處理批閱的諸司奏札高達一千六百六十件，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事。平均每天有二百多件，四百多事，真可算是「衡石量書」「傳餐而食」，和秦始皇、隋文帝鼎足而三了。他拼著命干，不肯放鬆一點兒，專憑殘殺來救濟個人精力所不及。但隔了一兩代，嬌生慣養的年輕皇帝受不了這苦工，政權便慢慢轉移到皇帝的私人秘書——閣臣——手上。英宗以後，諸帝多衝年即位，政權又慢慢地從外廷秘書的閣臣，轉移到內廷秘書的司禮監手上。閣臣和司禮監——外廷和內廷的政權互為消長，也間或有同流合污的時候，皇帝只是一個傀儡。皇族除了拿祿米，多養孩子，在封地漁虐平民，作威作福以外，絕對不能做一點事兒。中央的政權被宦官，地方的政權被仕宦階級所把持。他們和他們的宗族戚黨同時是大地主，也是大商人，因此這一階級所代表的也只是這兩種人的利益。
皇族指皇家子弟，數量很多，從明太祖起繁衍到明末，這一家系有十幾萬人。外戚包括帝婿，所謂駙馬和皇族的女婿，最主要的是后妃的家族。這兩類人都因血統的結合而取得地位和特權，在政治上不起作用。宦官的產生最簡便，經過生理上的改變便可取得資格，在政治上取得大權的唯一途徑為博得皇帝歡心，方法不外乎「便嬖柔佞，妾婦之道」。這三類人都純粹是社會的寄生蟲。皇族在明代前期不許參加考試，也不許為政府服務，到末年才開放這兩條禁例。外戚和宦官則以其特殊地位，其子弟、宗族、親戚、門客往往因之而獲得科名和官職，間接地產生新官僚地主，影響政治的清明。
至於庶民進入仕宦階級的途徑，主要有兩條大路：一是科舉，二是學校。參加科舉和進學校的敲門磚只有一塊——八股文。明制參加科舉的必須是州府縣學的生員和國子監的監生，學校成為科舉制度的附庸。因此這兩條路其實是一條路。
科舉制度分三段，生員考試（入學考試）初由地方官吏主持，後特設提督學政官以領之。士子未入學者通謂之童生，入學者謂之諸生（有廩膳生、增廣生、附學生之別）。三年大比，以諸生試之直省曰鄉試，中試者為舉人。次年以舉人試之京師曰會試，中試者再經皇帝親自考試曰殿試。殿試發榜分三甲，一甲只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士者皆為翰林官。其他或授給事、御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舉人、貢生不及第入國子監而選者，或授小京職及州縣正官，或州縣學教授。明制入內閣辦事者必為翰林，而入翰林者又必為進士。宣德（1426年—1435年）以前政府用人尚參用他途（如稅戶人才、吏員、徵辟等），以後則專用科舉。科舉和銓選合二為一，一旦及第，便登仕途，由此全國讀書人都以科舉為唯一出路，科舉之外無出路，科舉之外無人才。王鏊曾暢論這一制度的弊端：
古者用人，其途非一，耕釣漁鹽版築飯牛皆起為輔弼，而芻牧賈豎，奴僕降虜，亦皆得為世用。我太祖、太宗之世，亦時時意外用人，若郁新、嚴震直之流，皆以人才至尚書。取之非一途，故才之大小，紛紛皆得效用於時。降及後世，一唯科目是尚。夫科目誠可尚也，豈科目之外，更無一人乎？有人焉不獨不為人知，即舉世知之而不見用，非不欲用，不敢用也。一或用焉，則群起而咻諸，亦且自退縮，前後相戒，謹守資格……是故下多遺賢，朝多曠事，仕法之過，端至是哉！
舉全國聰明才智之士的精力集中於科舉，科舉名額有限，考試規定便日趨嚴酷，搜檢防閒，如對盜賊，祈寒盛暑，苦不可言。艾南英曾描寫明代科舉的苦況說：
試之日，衙鼓三號，雖冰霜凍結，諸生露立門外。督學衣裶坐堂上，燈燭輝煌，圍爐輕暖自如。諸生解衣露足，左手執筆硯，右手執布襪，聽郡縣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學前。每諸生一名，搜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裸腹赤踝，為漏數箭而後畢，雖壯者無不齒震凍傈，腰以下大都寒冱僵裂，不知為體膚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學輕綺蔭涼，飲茗揮箑自如。諸生什佰為群，擁立塵坌中，法既不敢揮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數百人夾坐，蒸熏腥雜，汗流浹背，勺漿不入口，雖有供茶吏，然率不敢飲，飲必朱鈐其牘，疑以為弊，文雖工，降一等，蓋受困於寒暑者如此。
既試，東西立瞭望軍四名，諸生無敢仰視四顧，麗立伸欠、倚語側席者，則又朱鈐其牘，以越規論，文雖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雖溲溺不得自由，蓋所以縶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所置坐席取給工吏，吏大半侵漁所費，倉卒取辦臨時，規制狹迫，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疏縫，據坐稍重，即恐拆仆。而同號諸生嘗十餘人，率十餘坐，以竹聯之。手足稍動，則諸坐皆動，竟日無寧時，字為跛踦。
中葉以後，士風日替，懷挾搶替，成為習慣。徐學謨說：
會闈自庚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後，舉子多懷挾博進取，有掇大魁者，始猶諱之。至丙辰（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以來，則明言而公行之矣。此仕進之一大蠹也。
奔競囑託，毫無忌憚。陳洪緒記：
近時奔競最甚，無如銓選、考試兩端。督學試士，已不免竿牘紛沓。若郡邑之試，請囑公然，更不復略為諱，至有形之章奏，令童子納金餉，無使縉紳專利者。
到末年則士子多以關節得第，商人、地主的子弟以金錢換科名。
科場之事，明季即有以關節進者。每科五六月間，分房就聘之期，則先為道地，或伏謁，或為之行金購於諸上台，使得棘闈之聘，後分房驗取如握券而得也。每榜發不下數十人。
在這制度之下所造成的新官僚，以利進自然以利終，讀書受苦是為得科名，辛苦得科名是為發財做官，做官的目的是發財，由讀書到發財成為他們的人生哲學。黃省曾曾說當時的士人以士為賈：
吳人好游托權要之家……家無擔石者入仕二三年即成巨富。由是莫不以士為賈，而求入學庠者，肯捐百金圖之，以大利在後也。
謝肇淛更指出該制度和吏治的關係，和社會風氣的關係，
和家庭教育的關係：
今之人教子讀書，不過取科第耳，其於立身行己不問也。故子弟往往有登朊仕而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為幼之受苦，政為今日耳。志得意滿，不快其欲不止也。
劉宗周所論士習之壞影響於政治及社會，尤為明切。他說：
自科舉之學興而士習日壞，明經取金紫，讀易規利祿，自古而然矣。父兄之教，子弟之學，非是不出焉。士童而習之，幾與性成，未能操觚，先熟鑽刺，一入學校，闖行公庭。等而上之，勢分雖殊，行徑一轍，以囑託為通津，以官府為奴隸，傷風敗俗，寡廉鮮恥，即鄉里且為厲焉，何論出門而往，尚望其居官盡節，臨難忘身，一效之君父乎？此蓋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由此可知這個時代的吏治貪污，寡廉鮮恥，是有其歷史背景的。進學校得科名的唯一手段是作制義——八股文，此外的學問都非必要，不妨束之高閣。因此在這制度下所造成的學風空疏淺薄，除八股外，於歷史、政治、經濟各方面一無所知，哲學、科學更是一竅不通。這弊病明初學者宋濂即曾痛快地指出。他說：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修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瞻弘博，足以為經濟之用。蓋自童草之始，十四經之文，畫以歲月，期於默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曄之書，豈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既出，而後偏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譔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余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木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
中葉時唐順之也說：
經義策試之陋，稍有志者莫不深病之矣……至於以舉業為教，則稍有志者亦知深病其陋矣。
謝肇淛亦大加攻擊：
我國家始以制義為不刊之典，士童而習之，白而紛如。文字之變，日異月更，不可窮詰，即登上第取華膴者，其間醇疵相半，瑕瑜不掩，十年之外，便成芻狗，不足以訓今，不可以傳後，不足以裨身心，不足以經世務，不知國家何故以是為進賢之具也。
末年周順昌至坦白自悔不多讀書，為一不識時務進士：
漫以書生當局，其籌邊治河大政無論，問以簿書錢穀之數天下幾何，茫然不能對，始知書不可不多讀。平日止為八股徒，做一不識時務進士，良可嘆也。
清吳翌鳳記一明巨公故事，雖未免刻薄，卻是史實：
故明一巨公致政家居，偶過友人書塾，詢其子弟所讀何書，曰《史記》。問何人所作，曰司馬遷。又問渠是何科進士，曰漢太史令，非進士也。巨公取其書略觀之，即掩卷曰亦不見得。
在這制度下的這個時代，學術思想的貧乏是必然的，也是應該被原諒的，因為他們根本不許有思想。政治家、財政家寥寥可數，也是有其社會背景的，有其特別原因的，因為那個時代根本沒有培養這類人才的專門教育機構。學校原來是育人才之所，明制鄉里有社學，府州縣有府學、州學、縣學，衛所有衛學，南北兩京則有國子監。《明史》說：
蓋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庠聲序音，重規疊矩，無間於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也。
表面看上似乎真是極一代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然而事實恰好相反，我們先看社學的情形，明太祖曾嚴斥官吏以社學擾民：
社學一設，官吏以為營生，有願讀書者，無錢不許入學。有三丁四丁不願讀書者，受財賣放，縱其愚頑，不令讀書。有父子二人，或農，或商，本無讀書之暇，卻乃逼令入學。有錢者又縱之，無錢者雖不暇讀書亦不肯放，將此湊生員之數，欺誑朝廷。
此後便無聲無息，名實俱亡了。至於府州縣學，以明制諸生入仕必由科舉，學校失去獨立培養人才的地位，在開國後即已不為社會所重視。宋濂曾說：
近代以來，急於簿書期會，而視教民為悠緩，司學計者以歲月序遷，豪右海商，行賄覓薦，往往來倚講席，雖有一二君子獲廁其中，孤薰而群蕕，一鼓吻，一投足，輒與之枘鑿。唯彼飲食是務，號稱子游氏之賤儒者，日月與居，是故稍勵廉隅者不願入學，而學行彰彰有聞者，未必盡出於弟子員。
中葉以後，學校則竟如廢寺，無復生徒肄業。陸容記：
作興學校，本是善政，但今之所謂作興，不過報選生員，起造屋宇之類而已。此皆末務，非知要者……況今學舍屢修，而生徒無復在學肄業，入其庭不見其人，如廢寺然，深可嘆息。
兩京國子監也日漸廢弛，學生品質不齊，人才日下，郭明龍任國子監祭酒，《條陳雍政疏》說：
臣初試士，舉人僅五七人，其文理優長，考在前列者書選貢耳。向非選貢一途，大學幾無文字矣。臣竊嘆天下府州縣學之士，盡皆屬文，而太學之士，乃半居寫仿。又府州縣學之士，不無以文理被黜而來，與夫商賈之挾重糈者，游士之獵原藏者，皆得入焉。是古之太學，諸侯進其選士最優最上者貢之天子；而今之太學，郡邑以其被訪被黜、無文無行者納之辟雍，良可嘆也。
郭去，劉幼安代之，朱國楨為司業。劉每嘆曰：「成甚國學，朝廷設此騙局騙人幾兩銀子，我為長，兄為副，亦可羞也。」這是明代的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告訴他的教務長的話。
在這一套教育組織下，自然談不到培養人才。而且，國子監從景泰元年（1450年）開納粟之例以後，豪紳、地主、商人的子弟都可因納粟納馬而入監，稱為例監。末年地方學也因軍費的需要逼切，可以用錢買取，有遼生、餉生、贊生種種名目。包汝楫記：
自軍餉煩興，開遼生之例，每名輸銀百兩有奇，給授衣巾，願考試者學臣一體黜陟，不與考者青衿終身，尚有限制也。楚中協濟黔餉，別有餉生之例，每名僅二十兩，亦濫極矣。武陵、桃、沅間又有所謂贊生，納銀五六兩，縣給札付，專司行香拜賀贊禮，服色與諸生同，混見道府州邑，稱謂、起居一如諸生禮節，昂步街市，人不敢呵，此亦學宮一玷也。
因之，一般商人和地主的子弟，雖目不識丁，亦相率掉臂而入學校，避賦役，列縉紳，儼然是社會中的上層人物了。
反之，家徒四壁的寒士只要一入學校，取得學校的制服——青衿以後，其地位便已超出庶民，作威鄉里。等到一中了舉，更是喧赫，通譜的、招婿的、投拜門生的、送錢的都爭先恐後地來討好了。顧公燮記明人中舉情形：
明季縉紳，威權赫奕。凡中式者，報錄人多持短棍，從門打入，廳堂窗戶盡毀，謂之改換門庭，工匠隨行，立即修整，永為主顧。有通譜者、招婿者、投拜門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贈，以為長城焉……出則乘大轎，扇蓋引導於前。生員則門斗張油傘前導。婚喪之家，紳衿不與齊民同坐，另構一堂名曰大賓堂，蓋徒知尚爵而不知尚德尚齒矣。
清人吳敬梓所作《儒林外史》，窮秀才范進中舉一段絕妙文字，正是顧公燮所記這情形的絕妙註腳。
而且，這些人不但社會地位改變了，連經濟地位也改變了。一旦中了舉，中了進士，或做了官以後，一般困於徭役的小自耕農，自然會把田土投靠在一批新貴的門下，避免對國家的負擔，因此，這一批新仕宦階級，同時也就是大地主。反之，大商人、大地主的子弟可以拿金錢換取科第，甚至官位，以此，這兩種剝削者同時也成為新仕宦階級。新仕宦階級有地位，有大量的土地和金錢，剩餘的財貨的投資目標是兼併土地和經營商業，因此，他們同時又是大商人。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體的仕宦階級，是明代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文化的重心，也是大明帝國政權所寄託的基礎。
廣收賄賂的東廠太監
明代仕宦階級的一生，可以從陶奭齡的《五計說》中看出。他把這一階級人的一生分為五個階段：「十歲為兒童，依依父母，嬉嬉飽暖，無慮無營，忘得忘失，其名曰仙計。二十以還，堅強自用，舞蹈欲前，視青紫如拾芥，鶩聲名若逐羶，其名曰賈計。三十至四十，利慾薰心，趨避著念，官欲高，門欲大，子孫欲多，奴婢欲眾，其名曰丐計。五十之年，嗜好漸減，經變已多，仆起於鬥爭之場，享寒於險巘之境，得意尚有強陽，失意逐成枯木，其名曰囚計。過此以往，聰明既哀，齒髮非故，子弟為卿，方有後子，期頤未艾，願為嬰兒，其名曰屍計。大約世人一生盡此五計，非學道人鮮自脫者。」再從社會關係來看，這一階級的人入仕的時期是見任官吏，退休的時期和入仕以前是鄉紳（明代或稱鄉官，或稱紳衿，紳指退休官，衿指生員——民間稱秀才——和舉人）。做官時期和外地的庶民產生關係，做鄉紳時期則和本地的庶民產生關係。總之，無論他們是在官或居鄉，一般的庶民都在他們的腳下生活著。
我曾習慣地把明代分為兩個段落，分水嶺是嘉靖朝（1522年—1566年），談到明代的吏治時也不能例外。最好的說明是《明史·循吏傳序》：
明太祖……下逮宣仁，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餘年。英武之際，內外多故，而民心無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鮮貪殘，故禍亂易弭也。嘉隆以後，資格既重……廟堂考課，一切以虛文從事，不復加意循良之選，吏治既已日媮，民生由之益蹙。
嘉靖、隆慶以前，據趙翼的研究，「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幾有兩漢之遺風」。明人陳邦彥所論更為具體扼要，他說：
嘉隆以前，士大夫敦尚名節。遊宦來歸，客或詢其囊橐，必唾斥之。今天下自大吏至於百僚，商較有無，公然形之齒頰。受銓天曹，得羶地則更相慶，得瘠地則更相吊。宦成之日，或垂囊而返，則群相姍笑，以為無能。士當齒學之初，問以讀書何為，皆以為博科第，肥妻子而已……一行做吏，所以受知於上者非賄賂不為功，而相與文之以美名曰禮。
其實這只是一種比較的說法。嘉隆以前，吏治澄清；嘉隆以後，吏治貪污，固是事實。但在實際上，我們也可說，嘉隆以前吏治亦貪污，不過不如以後之甚；嘉隆後亦有循良，但不如前此之多。我們試看洪武時代的勾捕逃軍案，兵部侍郎王志受贓二十二萬；盜糧案，戶部侍郎郭桓侵沒至千萬，諸司官吏系獄至數萬人。成祖朝紀綱之貪作惡，方賓之貪贓。宣宗朝劉觀之黷貨。英宗朝王振之賄賂輳集，逯果、門達之勒賄亂政。憲宗朝汪直、尚銘、梁芳，武宗朝劉瑾、朱彬、焦芳、韓福、張彩之權震天下，公然納賄。幾乎沒有一個時代是不鬧得烏煙瘴氣的，和嘉靖以來的嚴嵩、魏忠賢兩個時代比較，只有程度上的差異而已。假如真有截然不同之處，那我們可學陳邦彥的說法：嘉隆以前，社會尚指斥貪污為不道德；嘉隆以後，則社會且指斥不貪污為無能。這一社會風氣的變化，是值得今日的士大夫思之重思之的。
這一種社會風氣的產生，我在上文曾指出由於那時代人的人生哲學，從讀書到發財成一自然的體系。此外還有兩種社會環境，第一是寒士登第舉債，第二是明代官俸之薄。
寒士得科名的一天，同時也是開始負債的一天。吳應箕說：
士始一窶人子耳。一列賢書，即有報賞宴飲之費，衣服輿馬之需，於是不得不假貸戚友，干謁有司，假貸則期報以異日，謁見則先喪其在我。黠者因之而交通之徑熟，圓巧之習成。拙者債日益重，氣日益卑，蓋未仕而所根柢於仕者已如此矣。及登甲榜，費且數倍，債亦如之。彼仕者即無言營立家私，但以前此之屬債給於民，能堪之乎？
甚至一入仕途，債家即隨之赴任，京債之累，使官吏不至貪污不可。陶奭齡嘗慨乎言之：
今寒士一旦登第，諸凡輿馬僕從飲食衣服之類，即欲與膏粱華腴之家爭為盛麗，秋毫皆出債家。謁選之後，債家即隨之而至，非盜竊帑藏，朘削閭閻，何以償之？
反之，官吏而不貪污，不法外弄錢，那就非狼狽萬狀不可。周順昌在做官後被債主所逼，向他的親戚訴苦說：
讀來札知諸親友之索債者，填門盈戶，甚至有怒面相訾者……做秀才時艱苦備歷，反能以館穀怡二人，當大事……今以濫叨之故，做一不乾淨人，五年宦遊，不能還諸債主，官之累人也多矣。
加之，農業社會是以家族為本體的，一人出仕，不但父母、妻妾、子女靠他養活，提高了生活的水準，甚至母族、妻族、媳族、婿族、鄉里、年誼都要一窩蜂湧來，打抽豐，求關節，真所謂「雞犬同升」，教這人如何能不貪污？
次之，假如明代官俸如唐宋之優贍，那還可對付。可是，恰巧相反，明代官俸之薄，可說是歷史上所僅見的。宣宗時名臣楊士奇記：
宣德四年（1429年），吏有遭笞者，捃都御史顧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上密以示楊士奇，士奇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騶咸資於皂，不得不遣半
歸，使備所用。皂亦皆樂得歸耕，實官皂兩便。
鄭曉記宣德時一朝官慘劇云：
正統元年（1436年）副都御史吳訥言：洪武年間京官俸全支，後因營造減省，遂為例。近小官多不能贍。如廣西道御史劉准，由進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養其母妻子女，貸同道御史王裕等、刑部主事廖謨等俸米三十餘石，去年病死，竟負無還。乞下建議增俸。
正統時曹泰指出官吏之貪，由於俸薄，奏請增俸，事竟不行：
正統六年（1441年）二月戊辰，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曹泰奏：今在內諸司文臣，去家遠仕，妻子隨行，然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祿薄者一石二石而已，其所折鈔，急不得濟，九載之間，仰事俯畜之費具，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需，滿罷閒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移其所守，此所以陷於罪者多也。乞敕廷臣會議，量為增益，俾足養廉，其仍貪污冒法者置之重典，則貪風息矣。上命行在戶部詳議以聞，尚書劉中敷等言官員俸祿已有定製，難以增益。從之。
俸給之薄，由於折色，以米折鈔，以布折米。王瓊記：
國初定製，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鈔為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匹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此貪婪之難禁也。
折色相當於現在米貼之改發代金。不發米而發同等價值的鈔，在原則上並不吃虧，可是第一月薪打折扣，只發原數的三十五分之一，第二鈔值貶價。由於這樣的左折右折，折得當時官吏無以為生，試舉一實例：據《明史·李賢傳》，當時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者，實支僅一石，米一石折鈔十貫，鈔一貫值錢二文至三文，由是知指揮使一月所得不過銅錢二三十文。推而上之，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照比例折成實支，又折起鈔再算錢，也不過月得七八十文；推而下之，正七品（知縣）月俸七石，左折右折，可憐只能拿到二三文銅錢了。其後又改定官俸折銀例，雖然官吏的收入在比例上增加了一點，可是如專靠正俸生活，也還是非餓死不可。在這情形之下，中外官仰無以事父母，俯無以畜妻子，更談不上還官債、贍親族，何況上司要賄賂，皇帝要進獻，層層剝削，除了剝削民眾，貪污以外，更有什麼辦法！要做好官，那便非像潘蕃那樣，做了若干年的方面大臣，罷官後連住宅也沒有，寄住別人家終老。海瑞剔歷內外，死後全家產只有一兩銀子，連買棺木也不夠。這些自然是違反社會風氣的可忽略的例外，大多數官吏很容易有辦法，找出一條生財大道。
明代前期的吏治，從英宗任用王振到武宗任用劉瑾，這階段的污濁情形是盡人皆知的。太祖、太宗二朝嚴刑重法，宣宗、孝宗二朝政局清明。現在試以這幾朝作例，分酷虐和苛斂兩方面說明。
太祖朝以酷虐知名的大臣有陳烙鐵，《明史》說他：
洪武三年（1370年），寧知蘇州，征賦苛急，嘗燒鐵烙人肌膚，吏民苦之，號為陳烙鐵。
太宗朝則有殘殺農民的丁珏：
丁珏，山陽人。永樂四年（1406年）里社賽神，誣以聚眾謀不軌，坐死者數十人。
至於苛斂民財，以做官為發財捷徑的，則更難仆數。其著者如太祖朝之郭桓案，《大誥》曾再三宣布其罪狀：
戶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糧合上倉四百五十萬石，其郭桓等只收六十萬石上倉，鈔八十萬錠入庫，以當時折算，可抵二百萬石余，有一百九十萬石未曾上倉。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鈔五十萬貫，致使府州縣官黃文等通同刁頑人吏邊源等作弊，各分入己。
又說：
其所盜倉糧以軍衛言之，三年所積賣空，前者榜上若欲盡寫，恐民不信，但略寫七百萬耳。若將其餘倉分，並十二布政司通同盜賣見在倉糧，及接受浙西等府鈔五十萬張，賣米一百九十萬石不上倉，通算諸色課程魚鹽等項，及通同承運庫官范朝宗盜賣金銀，廣惠庫官張惠妄支鈔六百萬張。除盜庫見在寶鈔金銀不算外，其賣在倉稅糧反米上倉，該收稅糧及魚鹽等項諸色課程共折米算，所廢者二千四百餘萬精糧。
浙西有司苛斂案：
浙西所在有司，凡徵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且如折收秋糧，府州縣官發放，母米一石官折鈔二貫，巧立名色，取要水腳錢一百文，車腳錢三百文，口食錢一百文。庫子又要辨驗錢一百文，蒲簍錢一百文，竹簍錢一百文，沿江神佛錢一百文，害民如此，罪可宥乎？
宣宗時政府曾宣布地方官吏科斂無度之情形云：
宣德三年（1428年）三月壬辰，敕諭北京行部曰：比者所司每緣公務，急於科差，貧富困於買辦，丁中之民服役連年，公家所用，十不二三，民間耗費，常十數倍。加以郡邑官鮮得人，吏肆為奸，徵收不時，科斂無度，假公營私，弊不勝紀，以致吾民衣食不足，轉徙逃亡，凡百應輸，年年通欠，國家倉庾，月計不足。
英宗時夏時上言地方官吏貪酷之弊：
正統三年（1438年）江西按察僉事夏時言：切惟今之守令，冒牧民之美名，乏循良之善政，往往貪泉一酌而邪念頓興，非深文以逞，即鉤距之求，或假公營私，或誅求百計，經年置人於犴獄，濫刑恆及於無辜，甚至不任法律而顛倒是非，高下其手者有之，刻薄相尚而避己小嫌，入人大辟者有之，不貪則酷，不怠則奸，或通吏胥以賈禍，或縱主案以肥家，殃民蠹政，莫敢誰何，遂使枉者含冤於囹圄，徒憤於桎梏，其傷和氣，乖國憲，莫此為甚。
七年以後，王振擅權用事，「畏禍者爭附振免死，賄賂輳集，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他珍玩無算」。孝宗時太監李廣懼罪自殺，「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賂籍以進，多文武大臣名，饋黃白米各千百石。帝驚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武宗信任劉瑾，上下交征，竟成賄賂世界，「瑾故急賄，凡入覲出使官，皆有原獻。給事中周鑰勘事歸，以無金自殺。令天下巡撫入京受敕輸瑾賂，延綏巡撫劉宇不至，逮下獄；宣府巡撫陸完後至，幾得罪，既賂乃令試職視事。邊將失律，賂入即不問，有反升擢者」。綜上所記，可知地方官橫徵暴斂，以所得之一部分做家業，一部分獻給上官。地方長官又以所得分賂京中權貴和太監，京中權貴再以所得分賂太監。從太監、閣臣到地方州縣官形成了一套賄賂系統。
前期吏治貪污，政府尚執法以繩，社會輿論亦往往加以指責。後期則以貪污為正常之現象。內外上下，賄賂公行，終至民不聊生，盜賊四起，萬曆初年高拱指出這一現象，實由於有司之貪殘。他說：
一地方之所以多賊者，實逼起於有司之貪殘，而養成於有司之蒙蔽，及其勢成，計無所出，乃為招撫之說，以苟且於目前。於是我以撫款彼，而彼亦以撫款我，東且撫而西且殺人，非有撫之實也，而徒以冠裳金幣羊酒宴犒，設金鼓以寵之與之，有司將領固有稱賊酋為翁，相對宴飲歡笑為賓主，而又投之以侍教生帖者。百姓之苦如彼，而賊之榮利乃如此，不亦為賊勸乎？奈何民之不為賊也！
細析此種現象，第一由於鄉紳和官吏狼狽為奸。魏大中說：
百姓窮苦，皆由外吏貪殘。其所以敢於貪殘而無忌者，繇諂笑居間，求田間舍之鄉紳為之延譽，擬贖慶生；賀節投歡之有司道與之作緣，少望風解綬之巡按，多計日待遷之巡撫，而輦轂賂遺，往來如織，入計之年，尤厚以聲酬實，其應如響。故民苦貪殘者，官稱卓異，不但倖免計黜，尋且選科選道，或為吏部司官。風尚日非，仕路穢濁，貪官污吏，布滿郡邑，百姓求一日之苟活不可得，而天下幸其久安長治，萬無是理。
第二由於署印官之趁火打劫。趙南星說：
今佐領官所在貪肆害民，正官有缺，必會署事，入門即征租稅以圖加收，日夜敲朴，急於星火，俗言署印如打劫，非虛語也。
而總以催科之火耗、詞訟之贖鍰為應得之私款，公然入己，毫無避忌。方孩未（方振孺，字孩未）《整飭吏治疏》說：
百姓何以日窮，亦曰天下貪吏多，而懲貪之法太疏耳。一邑設佐貳二三員，各有職掌，司捕者以捕為外府，收糧者以糧為外府，清軍者以軍為外府，其刑驅勢逼，雖綠林之豪，何以加焉？稍上而長吏，則有科罰，有羨餘，曰吾以備朝京之需，吾以備考滿之用，上言之而不諱，下聞之而不驚，雖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於常例者不盡無也。又上之而為郡守方面，歲時則有獻，生辰則有賀，不謀而集，相摩而來，尋常之套數，不足以獻芹，方外之奇珍，始足以下點，雖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於常例者不盡無也，蕭然而來，捆載而去。夫此捆載者，非其攜之於家，雨之於天，又非輸於神，運於鬼，總皆為百姓之脂膏，又窮百姓賣兒賣女而得之耳。如是安得不日剝日削，以至於盡也。而銓司之考成，止於罷職，撫按之彈劾，極於為民，夫攜有餘之金錢，高田廣宅，歌兒舞女，肥肉美酒，彼亦何所不愉快而需此匏瓜之進賢乎？
趙南星《朝覲合行事宜疏》也說：
今士人一為有司，往往不期月而致富，問其所以，率由條鞭法行，錢糧經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羨餘，加派在其中矣。而數年來又以軍興加派，則加重收而取羨餘，是加派無已矣。有司之貪如此，民安得不為盜，小盜起而大盜隨之，皆有司為之竽也。
所謂「羨餘」即是火耗，顧亭林說得最為明白：
火耗之所由起，其起於徵銀之代乎？……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於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藉火耗之名，為巧取之術，蓋不知起於何年，此法相傳，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於今，於是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胥之輩又取其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利則薄於兩而厚於銖，凡徵收之數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之戶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於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於正賦而厚於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於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或至於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為，護之以不可破，而民之困未有甚於此時矣。
馴至以火耗贖鍰為國有之常例，於常例外更辟財源，國家頒一令，地方興一事，都成官吏之利藪。劉宗周《敬修職掌疏》說：
今日吏治之污，如催科而火耗，詞訟而贖鍰，已視為常例未厭也。及至朝廷頒一令，則一令即為漁獵之媒。地方有一事，則一事即為科斂之籍，官取其一，吏取其九，一者嘗見持而九者遂不敢問，民費其十，上供其一，十者方取贏，而一者愈苦不足。以是百姓視上官如仇讎，一旦有事，可獻城則獻城，可從賊則甘心從賊，計不反顧也……一令耳，上官之誅求，自府而道而司而撫而按而過客而鄉紳，而在京之權要，遞而進焉，肆應不給。而至於營升謝薦之巡方御史尤甚。即其間豈無矯矯自好者，而相沿之例，有司已捆載而往遺其家，巡方不及問也。如是者一番差遣，一番敲吸，欲求民生之不窮且盜以死可得乎？
地方守令更動一次，民間即被剝削數百萬；巡方御史出巡一次，地方又被剝削數百萬：
崇禎三年（1630年）梁廷棟言：一歲陰為加派者不知其數。如朝覲考滿行取推升，少則費五六千金，合海內計之，國家選一番守令，加派數百萬。巡撫查盤訪緝饋遺謝薦，多者至二三萬金，合天下計之，選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餘萬。
內外官的賄賂技術，也隨吏治風氣而進步，前期的黃米、白米，到後期末年易以雅稱為書帕，饋遺金珠時必以書為副。劉宗周《敬循職掌條列風紀之要以佐聖治疏》說：
往者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自臣通籍時有科三道四之說，識者已為之噦嘔。其後稍稍濫觴……禁愈嚴而犯者愈眾，情愈巧。臣受事冬官時，見內外官相見以贄，輒袖手授受，不令班皂見窺，至列柬投遞，必托小書名色曰十冊二十冊以示諱……久之白鏹易以黃金，致長安金價日高，如是者習以成風，恬不為恥。
徐樹丕亦記：
往時書帕惟重兩衙門，然至三四十金至矣。外舅宮詹姚公（希孟）為翰林時，少者僅三四金，余所親見，此不過往來交際之常，亦何足禁。今上嚴旨屢申，而白者易以黃矣，猶嫌其重，更易以圓白而光明者。近年來每於相見揖時，口敘寒暄，兩手授受，世風日偷，如江河之下，不可止矣。
清人蔣超伯指出由於這一種風氣，使一般地方官喜歡濫刻文集，以為應酬之用，魯魚亥豕，不可卒讀。他說：
明世苞苴盛行，但其饋遺必以書為副，尤以新刊之本為貴，一時剞劂紛如，魯魚罔校，如陳埴《木鍾集》弘治中溫州知府鄭淮重刊，都穆《南濠詩話》乃和州知州黃桓所刻，其序雲捐俸繡梓，用廣厥傳。似此不一而足。
這種風氣沿襲到清朝，有名的理學家儀封張伯行在每一任上，科斂民財，專刻前代理學書，卻又偷工減料，只刻原書的一部分，或腰斬，或凌遲，而總顏曰《正誼堂叢書》，即是一個好例。
中央各機關中以戶部掌國家出納，吏部掌官吏銓選，故弊亦最重。試各舉一例說明，李清記：
上虞趙鉞老部胥，奸蠹也。因與部諸新胥瓜分不平，憤激上密疏盡發積弊：一，遼鹽原議引價四萬餘兩解部充餉，而米不納寧遠，銀亦不交戶部，二十餘年誑納可百萬金。二，新增附綱二十九萬引，多無歸著，及天津派買米豆並帶運追此掛欠米折船價水腳各項，盡屬侵漁，每年數十萬。三，長蘆及淮北鹽價逋負甚多，必責按年征解。朋扣馬乾為各鎮道將侵分，歲數十餘萬。四，各處屯牧加增錢糧，並不察催，皆被侵隱。五，召買弊大，宣鎮每年十二萬尤為奸蠹，即他處可省亦數十萬。六，各州縣攤派里甲儲備米豆，不可勝計，亦宜察核。
這是明北都傾覆前一年的事。竭全國的民脂民膏，不用之軍，不用之國，卻一部分徒飽貪官污吏的私囊，這是最令人痛心的記載。關於吏部的，趙南星《陳銓曹積弊疏》：
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於吏部。今之士人以官爵為性命，以鑽刺為風俗，以賄賂為交際，以囑託為當然，以循情為盛德，以請教為謙厚。聞有司管選者，每遇朝退，則三五成群，如牆而遮留之，講升，講調，講地方，講起用。既唯喏矣，則又有遮留者，恆至嗌干舌敝而後脫。一至署中，則以私書至，其三五聯名者謂之公書，填戶盈幾，應接不暇，麵皮世界，書帕長安。
馴至科場亦講關節，勾結試官，出賣題目。輔臣——內閣大學士是行政中樞最高人物，也多由賄賂太監入閣。黃尊素說：
大拜之事，相傳必用間金數萬，有類富人為注。館中諸公明對人名，某某俱有以數萬獲之。沈吳興（淮）入相，誘洞庭翁姓者五萬金，以總戎許之。其餘廢弁棄官以千金進者不可勝計。即他相號稱賢者往往為之。
其他著例如高拱之復相，由於邵芳行賄大璫。周延儒之復相，由於吳昌時之交關近侍。富人地主廢弁棄官，湊錢投資使某一人入閣執政，事成後以中外要官為酬傭分紅之報償，再從所任官上科斂搜括，收回資本和利息，這是明代的吏治，也是明代亡國之主因！
驕奢淫逸的生活：賭博、狎妓、倡優……
這時代這一階級的生活，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可以用「驕奢淫逸」四字書之。風行草偃，以這階級做重心的社會，也整個地被濡染在此種風氣中。由這種生活和風氣所產生的文化，當然也是多餘的、消費的、頹廢的。
驕奢淫逸的生活，在明代前期即已有人具體地指出，以當時的首都京師——北京做代表，一事佛，二營喪，三服食，四倡優，五賭博：
正統十三年（1448年）八月己卯，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鑒言：今風俗澆浮，京師為甚。冠攘竊發，畿甸為多。此愚者以為迂緩不急之務，而知者所深慮也。臣推其故有五：其一軍民之家，事佛過盛，供養布施，傾貲不吝。其二營辦喪事，率至破家，唯夸觀視之美，實非送死之益。其三服食靡麗，侈用傷財。其四倡優為蠹，淫敗無極。其五賭博破產，十凡八九。凡此數者，前此未嘗不禁，但禁之不嚴，齊之無禮，日滋月熾，害治非細。請下有司申明國初條例，參以前代禮制，務使其簡而易知，畏而不犯，則盜賊可以消弭，而風俗可以還淳。禮部尚書胡濙等以為所言者已嘗屢有禁令，無庸別作施行。事遂止。
五十年後，周璽上疏說出當時奢侈的生活：
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麗侈華，彼此相尚，而借貸費用，習以為常。居室則一概雕畫，首飾則濫用金寶，倡優下賤以綾緞為袴，市井光棍以錦繡緣襪，工匠廝役之人任意製造，殊不畏憚。雖朝廷禁止之詔屢下，而奢靡僭用之習自如。
又過五十年，嘉靖時（1522年—1566年）錢薇則以為弘治間（1488年—1505年）侈在勛戚，正德間（1506年—1521年）奢乃在士大夫。他說：
黨藍田昔游京師，在弘治間，士大夫彬彬以禮自飭，諸勛戚乃有侈而泰者。正德時奢乃在士大夫，石齊閣老與寧、堂輩序約兄弟，每飲，賞庖役白金多或至二百，噫！宴勞之濫，自此始矣。
到世宗朝嚴氏父子當國，窮奢極欲的風氣，遂達頂點。例如嚴家子孫的生活：
嚴嵩孫嚴紹庚、嚴鵠等嘗對人言，一年盡費二萬金，尚苦多藏無可用處。於是競相窮奢極欲。
嚴嵩門下鄒懋卿的生活：
恃嚴嵩之勢，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性奢侈，至以文錦被廁，白金飾溺器。其按部嘗與妻偕行，制五彩輿，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
朱國楨把這時代和永樂時代比較說：
永樂時閣臣子弟至附舟潛行，蓋國初規制如此。即大臣不敢過分，何況子弟？余入京見閣臣子弟駕驛舟極宏麗，氣勢烜赫，所司趨奉不暇，鄉里親戚皆緣為市。其風大約起於嚴氏父子，後遂不能禁，且尤而效之也。
萬曆初年名相張居正奉旨歸葬時，沿途地方官挖空心思趨奉：
一真定守錢普創為坐輿，前輿後室，旁有兩廡，各立一童子供使令，凡用舁夫三十二人。所過牙盤上食味逾百品，猶以為無下箸處。
鬧闊的風氣，也影響到民間婚姻，索重聘，陪厚嫁，有類唐代的賣婚。徐渭記浙東情形：
吾鄉（山陰）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歸之日，擔負舟載，絡繹於水陸之塗，繡袱冒箱笥如鱗，往往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自矜高，閉門拱手以要重聘。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雖在襁褓，則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輕之，談多不及也，相率以為常。
崇禎十二年（1639年）楊嗣昌上疏說：
海內士大夫自神皇末年相習奢侈，凡宮室車馬衣服器用之屬，無不崇飾華麗，邁越等倫。即或清高自命，宦橐無多，亦稱貸母錢，締構園亭卉木，耽娛山水詩文，以是優遊卒歲為快。其親串朋好，偶逢吉慶生辰，相率斂錢，造杯制帳，更迭酬贈，以為固然。臣等身在流俗之中，沿染至今，皆不能免。
堵允錫上疏斥奢淫之習說：
冠裳之輩，怡堂成習，厝火忘危。膏粱文繡厭於口體，宮室妻妾昏於志慮，一簋之費數金，一日之供中產，聲伎優樂，日緣而盛。夫縉紳者士民之表，表之不戒，尤以成風。於是有紈絝子弟，益侈豪華之志，以先其父兄。溫飽少年，亦競習裘馬之容，以破其家業，挾彈壚頭，呼盧伎室，意氣已驕，心神俱潰，賢者喪志，不肖傾身，此士人之蠹也。於是又有游手之輩，習諧媚以蠱良家子，市井之徒，恣凶譎以行無賴事，白日思群，昏夜伏莽，不耕不獲，生涯問諸儻來，非士非商，身業寄於亡命，狐面狼心，冶服盜質，此庶人之蠹也。如是而風俗
不致頹壞，士民不致饑寒，盜賊不致風起者，未之有也。
大聲疾呼，無人理睬，流賊起而明遂亡。
從上文所引的從正統到崇禎的史料看，可見這是一個時代的風氣，也是造成這時代的這一階級的風氣。
這一階級的生活趣味，全部建築在金錢上。一生的前半期耗費在科舉上，等到登科入仕以後，八股文固束之高閣，即切身的現實的如何做事，如何從政，國家的、民族的、社會的問題都一概不管，卻用全副精神來講求物質的享受。一般地說，都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只刻意謀生活的舒適，納姬妾，營居室，築園亭，侈飲食，備僕役，再進而召妓女，養優伶，事博弈。雅致一點或附庸風雅的更提倡玩古董，講版刻，組文會，究音律。這一階級人的生活風趣影響到了文學、美術、建築學、金石學、戲曲、版本學……使之具有特殊的時代面貌。
八股家幸而遭遇機緣，得了科名時，第一步是先起一個別號，如什麼齋什麼甫庵之類，以便於官場和同一階級人的稱呼。顧起元引王丹丘說，以為此風自嘉靖以後始盛。他說：
正德中士大夫有號者十有四五，雖有號，然多呼字。嘉靖年來，束髮時即有號，末年奴僕輿隸俳優無不有之。
第二步是娶一個姨太太，沈德符說：
縉紳羈宦都下，及士子卒業辟雍，久客無聊，多買本京婦女，以伴寂寥。
王崇簡也說：
明末習尚，士人登第後，多易號娶妾。故京師諺云：改個號，娶個小。
第三步是建築適合身份的居室，做大官的邸舍之多，往往駭人聽聞。例如嚴嵩得罪籍沒時的家產清單，光是第宅房屋一項，在江西原籍共有六千七百零四間，在北京的共一千七百餘間。陸炳用事時，營別宅至十餘所。鄭芝龍在唐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下，秉政數月，增置倉莊至五百餘所。顧起元說：
正德以前，房屋矮小，廳堂多在後面。或有好事者，畫以羅本，皆樸素渾堅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於百姓有三間客廳費千金者，金碧輝煌，高聳過倍，往往重檐獸脊如官衙然。園囿僭擬公侯。下至勾欄之中，亦多畫屋矣。
仕宦階級經構園亭風氣之盛，大概也是嘉靖以後的事。陶奭齡說：
少時越中絕無園亭，近亦多有。然其間亦有人已之辨菜徑棘籬，林木蓊蘙，內有清池數畝，修竹數千，洞房素闥，具體而微，北牖延風，南榮賓日，身可休老，子孫可誦讀，親朋過從，亦可觴詠，為己者也。岩夫雕闌綺榭，傑觀危樓，修廊引帶其間，花徑匯緣而入，標奇踞勝，帶霓飲雲，使夫望之者欲就，就之者欲迷，主人有應接之煩，無燕處之適，此為人者也。
奭齡是萬曆時人。可見在嘉隆以前，即素稱繁庶的越中，仕宦階級尚未有經營園亭的風氣。園亭的締構，除自己出資建置外，大抵多出於門生故吏的報效。顧公燮說：
前明縉紳雖素負清名者，其華屋園亭，佳城南畝，無不攬名勝，連阡陌。推原其故，皆系門生故吏代為經營，非盡出己資也。
王世貞記南京名園，王公貴戚有太傅園，西園，魏公南園、西園，錦衣東園，萬竹園，西園，徐錦衣家園，金盤李園，徐九宅園，莫愁湖園，同春園，鳳台園，武定侯園；士人則有市隱園，武氏園，正貢士杞園，遯園，逸園，爾祝園，吳孝廉園，何參知露園，卜太學味齋園，許典客長卿園，李象先茂才園，許長卿新園，無射園，湯太守熙台園，陸文學園，方太學園，張保御園，李民小園，武文學園，太復新園，華林園等園。婁東（太倉）一邑有田氏園，安氏園，王錫爵園，楊氏日涉園，吳氏園，季氏園，嘗氏杜家橋園，王世貞弇州園，王士騏約園，琅玡離薋園，王敬美澹園等數十園。北京則有米仲詔湛園，勺園，漫園，宣家園，清華園等名園。全國名都大邑，都競相建築，園亭建築學由之盛極一代，西洋教士東來後，將東方建築風格帶回歐洲，大大地影響了十七八世紀時代的歐洲園亭建築。園中多鑿水疊假山，郎瑛記：
近日富貴家之疊假山，是山之成也，自不能如真山之有生氣，春夏且多蛇虺，而月夜不可樂也。
張南垣至以疊石成名，為當時人造風景、園亭藝術專家。黃宗羲說：
三吳大家名園皆出其手。其後東至於越，北至於燕，召之者無虛日。
對於飲食衣服，尤刻意求精，互相侈尚。正德時大臣宴會，賞齎庖役動至數百金。萬曆時張居正牙盤上食味逾百品，猶以為無下箸處。陶奭齡說：
近來人食酒席，專事華侈，非數日治具，水陸畢集，不敢輕易速客。湯餌者蔌，源源而來，非惟口不給嘗，兼亦目不周視，一筵之費，少亦數金。
「一簋之費數金，一日之供中產。」平居則「眈眈逐逐，日為以腹謀」。張岱自述：
越中清饞，無過余者。喜啖方物。北京則蘋婆果，黃巤，馬牙松。山東則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則福橘，福橘餅，牛皮糖，紅腐乳。江西則青根，豐城脯。山西則天花菜。蘇州則帶骨鮑螺，山楂丁，山楂糕，松子糖，白圓，橄欖脯。嘉興則馬交魚脯，陶莊黃雀。南京則套櫻桃，桃門棗，地栗團，萵筍團，山楂糖。杭州則西瓜，雞豆子，花下藕，韭芽，元筍，塘棲蜜橘。蕭山則楊梅，蓴菜，鳩鳥，青鯽，方柿。諸暨則香狸，櫻桃，虎栗。嵊則蕨粉，細榧，龍游糖。臨海則枕頭瓜。台州則瓦楞蚶，江瑤柱。浦江則火肉。東陽則南棗。山陰則破塘筍，謝橘，獨山菱，河蟹，三江屯蟶，白蛤，江魚，鰣魚，里河鰦。遠則歲致之，近則月致之，日致之。
「家常宴會，但留心烹飪。庖廚之精，遂甲江左。」爭奇鬥巧，普通的做法不足以標新立異，於是另闢蹊徑，慘殺物命：
京師……宰殺牲畜，多以慘酷取味，鵝鴨之屬，皆以鐵籠罩之，炙之以火，飲以椒漿，毛盡脫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驢羊之類，皆活割取其肉，有肉盡而未死者，冤楚之狀，令人不忍見聞……巨璫富戚，轉相效尤，血海肉林，恬不為意。
在這風氣之下，專講飲食烹調的食譜、茶譜、酒譜便成為該階級的流行著作，飲食口腹之學也成為專門之學了。
同樣，衣服也由布而絹，由淺色而淡紅。隆萬時范濂說：
布袍乃儒家常服，邇年鄙為寒酸，貧者必用絀絹色衣，謂之薄華麗，而惡少且從典肆中覓舊殷舊服，翻改新起，與豪華公子列坐，亦一奇也。春元必穿大紅履，儒童年少者必穿淺紅道袍，上海生員冬必服絨道袍，暑必用鬃巾綠傘，雖貧如思丹，亦不能免。稍富則絨衣巾蓋益加盛矣。
巾帽則變易更多，花樣翻新，不可究詰。范濂又記：
余始為諸生時，見朋輩戴橋樑絨線巾，春元戴金線巾，縉紳戴忠靖巾。自後以為煩，俗易高士巾、素方巾，復變為唐巾、晉巾、漢巾、褊巾，丙午（1546年）以來，皆用不唐不晉之巾，兩邊玉屏花一對，而少年貌美者加犀玉奇簪貫發。綜巾始於丁卯（1567年）以後，其制漸高，今又漸易。盈紗巾為松江上產，志所載者，今又有馬尾羅巾、高淳羅巾，而馬尾羅者與綜巾似已亂真矣。童生用方包巾，自陳繼儒出，用兩飄帶束頂，邊亦去之，用吳門直羅頭法，而狷兒更覺雅俏。瓦楞綜帽在嘉靖初年唯生員始帶，至二十年外則富民用之，然亦僅見一二，價甚騰貴。皆尚羅帽、紵絲帽。故人稱絲羅必曰帽緞……萬曆以來，不論貧富皆用綜，價亦甚賤，有四五錢七八錢者，又有朗素密結等名。
此外又有玉壺巾、明道巾、折角巾、東坡巾、陽明巾等名色。婦女服飾，正德時多用瓔珞：
正德元年（1506年）婦女多用珠結蓋頭，謂之瓔珞。
嘉靖以後則愈趨繁雜。范濂說：
婦人頭髻在隆慶初年，皆尚圓褊，頂用寶花，謂之挑心，兩邊用捧鬢，後用滿冠倒插，兩耳用寶嵌大環，年少者用頭箍，綴以圓花方塊。身穿裙襖，襖用大袖圓領，裙有銷金拖。自後翻出挑尖頂髻，鵝膽心髻，漸見長圓，並去前飾，皆尚雅裝，梳頭如男人直羅，不用分髮鬢髻，髻皆後垂，又名墮馬髻，旁插金玉梅花一二對，前用金鉸絲燈籠簪，兩邊用西番蓮稍簪插兩三對，發眼中用犀玉大簪橫貫一二枝，後用點翠卷荷一朵，旁加翠花一朵大如手掌，裝綴明珠數顆，謂之鬢邊，花插兩鬢邊，又謂之飄枝花。耳用珠嵌金玉丁香。衣用三領窄袖，長三尺余，如男人穿褶，僅露裙二三寸。梅條裙拖，膝褲拖初尚緙絲，又尚本色，尚畫，尚插繡，尚堆紗，近又尚大紅綠繡，如藕蓮裙之類，而披風便服並其梅條去之矣。
髻則愈後愈高。董含說：
余為諸生時，見婦人梳髻高三寸許，號為新樣。年來漸高至六七寸，蓬鬆光潤，謂之壯丹頭，皆用假髮襯墊，其垂至不可舉首。又仕官家或辮髮螺髻珠寶錯落，烏靴禿禿，貂皮抹額，閨閣風流，不堪過目，而彼自以為逢時之制也。
生活上窮奢極欲，再進一步便是狎妓。唐宋以來的官妓，到明初仍沿其制。劉玉記：
（南京）江東門外，洪武間（1368年—1398年）建輕煙、淡粉、梅妍、翠柳四樓，令官妓居之，以接四方貴客大賈，及士大夫休沐時往游焉。後士大夫多耽酒悅色廢事，漸加制限。
胡納亦記：
台、溫二郡，經方氏籍據之後，全乖人道。其地多倡家，中朝使者以事至，多挾倡飲，有司疲於供應。熊君鼎為浙僉事，下永嘉令籍倡家數千，悉械送之京。
至宣德三年（1428年）左都御史劉觀挾妓宴飲被斥，《明史》記：
時未有官妓之禁，宣德初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觀私納賄賂，諸御史亦貪縱無忌。
次年復有蕭翔等挾妓廢事案：
七月丙寅，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奏行在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日惟挾妓酣飲恣樂。命悉下之獄。上謂尚書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恥相尚，倡優賤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趁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此輩仿效，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此言偏諭之。
一月後政府遂申令禁約，現任官不許狎妓：
八月丙申，上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祖宗時文武官之家，不得挾妓飲宴。近聞大小官私家飲酒，輒命妓歌唱，沈酣終日，怠廢政事，甚者留宿，敗壞禮俗。爾禮部揭榜禁約，再犯者必罰之。
替代官妓的是變形男娼的小唱，沈德符說：
京師自宣德顧佐疏後，嚴禁官妓，縉紳無以為娛，於是小唱盛行，至今日幾如西晉太康矣。
史玄記：
唐宋有官妓侑觴，本朝惟許歌童答應，名為小唱，而京師又有小唱不唱曲之諺。每一行酒止傳唱上盞及諸菜，小唱伎倆盡此焉。小唱在蓮子衙衕，門與倡無異。其侏好者或乃過於倡，有耽之者往往與托合歡之夢矣。
但非現任官吏即不受此禁例之束縛，勾欄盛況並不因之減色。馴至士人以老稱妓，茅元儀曾憤慨地說：
近來士人稱妓每曰老，如老一老二之類。老者吾輩所尊，而尤物所忌，似不近人情。
十七世紀初年，輕薄文人至以科舉名次來標榜妓女，稱為花榜。永華梅史《燕都妓品序》：
燕趙佳人，顏美如玉，蓋自古艷之。矧帝都建鼎，於今為盛。而南人風致，又復襲染薰陶，其艷宜驚天下無疑。萬曆丁酉庚子間（1596年—1606年），其妖冶已極。
有狀元、榜眼、探花之目，同時曹大章有《秦淮士女表》，萍鄉花史有《廣陵女士殿最》。可見這風氣之普遍。余懷記南京教坊之盛，甚至說：
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為式。
崇禎中四方兵起，南京未遭兵燹，這一階級在國亡家破的前夕，依然征歌召妓：
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真欲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
明代後期的色情小說，最著者如《金瓶梅》，就是代表這時代的作品。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所描寫的秦淮河教坊盛況，也是這時代的寫實之作。
和妓女、小唱並行——或者可以說部分由妓女、小唱改業的有女戲和男戲。女戲之盛行亦為隆萬以後之事。徐樹丕說：
十餘年蘇城女戲盛行，必有鄉紳為之主，蓋以倡兼優，而縉紳為之主。充類言之，不知當名以何等，不肖者習而不察，滔滔者皆是也。
以排演女戲著稱的藝術家有朱雲崍，以音樂著，張岱說他：
朱雲崍教女戲，非教戲也，先教琴，先教琵琶，先教提琴弦子簫管鼓吹歌舞，借戲為之，其實不專為戲也。郭汾陽、楊越公、王司徒女樂，當日未必有此。
劉暉吉以布景著：
若劉暉吉奇情幻想，欲補梨園從來之缺陷，如唐明皇游月宮，葉法善作法，場上一時黑魆地暗，手起劍落，霹靂一聲，黑幔忽收，露出一月，其圓如規，四下以羊角染五色雲氣，中坐常儀，桂樹吳剛，白兔搗藥。輕紗縵之內，燃寒月明數株，光焰青黎，色如初曙，撤布成梁，遂躡月窟，境界神奇，忘其為戲也。
朱楚生則以科白著：
朱楚生，女戲耳，調腔戲耳，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蓋四明姚益城先生精音律，與焦生輩講究關節，妙入情理，如《江天暮雪》《霄光劍》《畫中人》等戲，雖崑山老教師，細細摹擬，斷不能加其毫末也。
至男戲則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職業伶人，第二種是業餘消遣，第三種是貴家戲社。職業伶人遊行城鄉，搭草台，臨時演唱，民間重迷信，酬神賽會，必招戲班演戲，是近代最重要的民間娛樂。湯來賀《梨園說》：
自元人王實甫、關漢卿作俑為《西廂》，其字句音節足以動人，而後世淫詞《圖書集成·藝術典》卷八一七。紛然繼作。然聞萬曆中，家庭之中，猶相戒演此，惡其導淫也，且以為鄙陋而羞見之也。近日若《紅梅》《桃花》《玉簪》《綠袍》等記，不啻百種。括其大意，則皆一女遊園，一生窺而悅之，遂約為夫婦，其後及第而歸，即成好合，皆徒撰詭名，絕無古事可考，且意俱相同，毫無可喜，徒創此以導邪。近來各鄉從前質樸者，因演戲而習冶容矣。聞某村演戲，席罷之後，婦女逐優人而去矣；又見有嗜戲之家，處子懷孕，淫亂非常矣……然鄉村信神，咸矯誣其說，謂不以戲為禱，則居民難免疾病，商賈必值風濤，是以莫能禁之。
故事的公式化，遊園、定情、及第、好合四個段落，以及第為必然的中心，正是反映這個時代和這個時代人的趣味。浙江紹興一城就聚有這類伶人至數千人之多。劉宗周《與張太符太守書》：
梨園之為天下病，不能更仆數，雖三尺童子知之，而於吾越為獨甚。斗大一城，屯擁數千人，夜聚曉散，日耗千金，養奸誨盜，且挾宦家之勢以陵齊民，官司不敢問。
伶人服飾至有值千金以上者。甚至在崇禎十四年（1641年）吳中奇荒之後，仍大規模演戲。徐樹丕說：
辛巳奇荒之後……而優人鮮衣美食，橫行里中，人家做戲一本，費至十餘金，而諸優猶恨恨嫌少。甚至有乘馬者，乘輿者，在戲房索人參湯者，種種惡狀。然必有鄉紳主之，人家惴惴奉之，得一日無事，便為厚幸矣。
業餘消遣的，東南到處多有，浙江各地稱為戲文子弟。陸容說：
嘉興之海鹽，紹興之餘姚，寧波之慈谿，台之黃岩，溫州之永嘉，皆有習為倡優者，名曰戲文子弟，雖良家子不恥為之。其扮演傳奇，無一事無婦人，無一事不哭，令人聞之，易生悽慘，此蓋南宋亡國之音也。其膺為婦人者名妝旦，柔聲緩步，作夾拜態，往往逼真。
江西則有永豐腔。唐順之說：
永豐又素善為優，閭里浸淫傳習，謂永豐腔。使民淫於欲而匱於財。
貴家戲社則由巨家家優排演，供私人欣賞，角色俱經精選。陳懋仁說：
優伶媚趣者，不吝高價，豪奢家攘而有之，蟬鬢傳粉，日以為常。
明末最著者為山陰張家和桐城阮家。山陰張家從萬曆時理學名臣張元忭起到張岱三世都以聲伎著名，張岱自述：
我家聲伎，前世無之。自大父於萬曆年間，與范長白、鄒愚公、黃貞父、包涵所諸先生講此道，遂破天荒為之。有可餐班……次則武陵班……再次則梯仙班……再次則吳郡班……再次則蘇小小班……再次則平苑茂子班。主人解事日精一日，而傒僮技藝，亦愈出愈奇。
張岱自己也工於妙解音律，工於填詞度曲。傒僮到其家，至謂之「過劍門」。曲中經其一顧，聲價十倍。阮大鋮則是明末最負盛名的戲曲作家，他的家伎的表演，名震一時。張岱說：
阮圓海家優美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製，筆筆勾勒，苦心畫出，與他班鹵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腳腳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
這一般鄉紳不但譜制劇曲，蓄優自娛，並能自己度曲，厭倒伶工。沈德符記：
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樂，以其聰明，寄之剩技。吳中縉紳，留意音律，如太倉張工部新、吳江沈吏部璟、無錫吳進士澄時俱工度曲，每廣座命伎，即老優名倡俱遑遽失措，真不減江東公瑾。
假如把明代的劇作家的身份做一個統計，將發現大部分是屬於本文所說的這一階級，主要的如朱權、丘濬、王世貞、汪道昆、梁辰魚、湯顯祖、陸采、張鳳翼、梅鼎祚、屠隆、李玉、阮大鋮……除第一個是親王外，其他的全是進士，官階從內閣大學士到縣令。假如再和元曲的作家相比，則將發現元曲的作者大多數是平民和吏胥，而明代傳奇的作者則大半是文人達官。這一對比的事實，從平民的藝術轉變為貴族的藝術（文辭之細膩佳麗，故事題材之從日常生活轉變為科名團圓），也正是這整個時代的趨勢的說明。
仕宦階級的另一種娛樂是賭博。縉紳士大夫至以賭博為風流，隨便舉幾個例子，如祝允明：
長洲祝允明好酒色方博。
皇甫沖：
長洲皇甫沖博綜群籍，通挾丸擊球音樂博弈之戲，吳中輕俠少年咸推服之。
何士璧：
福清何士璧跅跑放跡，使酒縱博。
韓上桂：
萬曆間，韓上桂為詩多倚待急就，方與人縱談大噱，呼號飲博，探題立就，斐然可觀。
最通行的賭博有兩種，一種是馬吊，始行於天啟中。顧亭林說：
萬曆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間有相從賭博者。至天啟中始行馬吊之戲，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幾於無人不為此。有如韋昭論所云：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
其發展自南而北，申涵光說：
賭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馬吊牌，始於南中，漸延都下，窮日累夜，紛然若狂。問之，皆雲極有趣。吾第見廢時失事，勞精耗財，每一場畢，冒冒然目昏體憊，不知其趣安在也？
另一種是葉子戲，源於小說《水滸傳》，以政府所出緝捕水滸群盜賞格數目及所指名之人圖形博勝負，名為鬥葉子，成化英宗時即已盛行於東南。陸容記：
鬥葉子戲，吾昆城上至士夫，下至童豎皆能之。予游昆庠八年，獨不解此，人以拙嗤之。近得閱其形制，一錢至九錢各一葉，一百至九百各一葉。自萬貫以上皆圖人形，萬萬貫呼保義宋江，千萬貫行者武松，百萬貫阮小五，九十萬貫活閻羅阮小七，八十萬貫混江龍李進，七十萬貫病尉遲孫立，六十萬貫鐵鞭呼延綽，五十萬貫花和尚魯智深，四十萬貫賽關索王雄，三十萬貫青面獸楊志，二十萬貫一丈青張橫，九萬貫插翅虎雷橫，八萬貫急先鋒索超，六萬貫混江龍李海，五萬貫黑旋風李逵，四萬貫小旋風柴進，三萬貫大刀關勝，二萬貫小李廣花榮，一萬貫浪子燕青，或謂賭博以勝人為強，故葉子所斗皆才力絕倫之人。非也。蓋宋江等皆大盜，詳見《宣和遺事》及《癸辛雜識》。作此者蓋以賭博為群盜劫奪之行，故以此警世。而人為利所迷，不自悟耳。記此庶吾後之人，知所以自重雲。
到萬曆末年，成為民間最流行的賭博，進士甚至有「以不工賭博為恥」的情形。內容又小變，有「闖」，有「獻」，有「大順」三牌。吳偉業說：
萬曆末年，民間好葉子戲，圖趙宋時山東群盜姓名於牌而斗之，至崇禎時大盛。有曰闖，有曰獻，有曰大順。初不知所自起，後皆驗。
舉國上下，都淫於賭博，結果如沈德符所說：
今天下賭博盛行。其始失貨財，甚則鬻田宅，又甚則為穿窬，浸成大夥劫賊。蓋因本朝法輕，愚民易犯。
崇禎流寇四起，都自立名號，賭慣了葉子戲的就以葉子戲上最膾炙人口的綽號自名，闖、大順之外，如闖塌天、立地王、一堵牆、曹操、老回回之類，大體上都是從葉子戲上的綽號演變而來的。
除狎妓、捧戲子、賭博這一類事以外，自命風流或附庸風雅的人，則進而搜集古董書畫，沾沾自喜，號為「收藏家」。明代前期稱這一類人為「愛清」。陸容說：
京師人家能蓄書畫及諸玩器盆景花木之類，輒謂之愛清。蓋其治此，大率欲招致朝紳之好事者往來，壯觀門戶。甚至投人所好，而浸潤以行其私，溺於所好者不悟也。
嘉靖以後，此風大盛，巧取豪奪，無所不至。沈德符說：
嘉靖末年，海內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隙，間及古玩。如吳中吳文恪之孫，溧陽史尚寶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則稽太史應科，雲間則朱太史大韶，攜李項太學，錫山安太學、葉戶部輩不吝重貲收購，名播江南。南都則姚太史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稱好事。若輦下則此風稍遜，惟分宜相國父子（嚴嵩、嚴世蕃），朱成公兄弟（朱希孝、朱希忠），並以將相當途，富貴盈溢，旁及雅道，於是嚴以勢劫，朱以貨取，所蓄幾及天府。張江陵（居正）當國亦有此嗜。董其昌最後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歸之。
嚴家籍沒後，抄沒清單中有石刻法帖三百五十八冊軸，古今名畫緙絲納紗紙金繡子卷冊共三千二百零一軸，這些書畫的內容和源流都具見於文嘉的《鈐山堂書畫記》。內中有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一畫，據李東陽《懷麓堂集》、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續稿》、田藝蘅《留青日札》和《鈐山堂書畫記》、錢謙益《初學集》等書的記載，此圖的主人有宜興徐氏（溥）、西涯李氏（東陽）、陳湖陸氏、崑山顧氏（懋宏）、袁州嚴氏（嵩）、內府、嘉禾譚梁生等主人。徐、李、嚴三家都是宰輔，陸、顧則為世族。由此可見這時代這風氣之盛！可是從學術的立場看，這時代人對於古物的態度只是一種玩意、珍寶，收藏的風氣雖盛，研究的成績像兩宋的《集古錄》《金石錄》《鐘鼎彝器款識》《東觀餘論》《隸釋》，講形制，講花紋，究文字，正史實的著作，卻一部也沒有。金石學、考古學的成為專學，直需等到下一個對明學反動的清代，在學術史上虛過三百年，真是值得今人惋惜的一件事。勉強地說，這時代人對金石學的貢獻，是搜集和保存古物，供給下一代人研究的基礎。
他們另外一種興趣是刻書。由於上文所說「書帕」的需要，外任或出使官進京時的人情或賄賂都以新刻書為貴，於是各地競相刻書，各官競相刻書，刻前人著作，刻經史，刻本朝人著作，刻自己著作，刻叢書，刻類書。書籍數量的陡增和普遍，可說是這時代對於近代文化的一大貢獻。我們試讀明初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可知元末明初這一段時期書籍是如何缺乏、如何難得。這種情形直到正德末年還是無大進步。
顧亭林說：
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其流布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鑑》《性理》諸書，他書即有刻者，亦非好古之家不蓄。
到正德以後，隨吏治風氣之日壞而刻書日益增多，刻工印刷日益壞，所刻書日益濫，內容蕪陋，災梨禍棗。嘉靖時唐順之至大聲疾呼抨擊此等陋習，他指出當代文集之多而濫說：
仆居閒偶想起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是可笑者。其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其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飲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者，皆不久泯滅。然其往者減矣，而在者尚滿屋也。若皆存世間，即使以大地為架子，亦安頓不下矣。此等文字，倘家藏人畜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竹木煤炭當盡減價矣。可笑可笑！
他又說：
居常以刻文字為無廉恥之一節，若使吾身後有閒人做此業障，則非吾敢知。至於自家子弟，則須有遺囑說破此意，不欲其做此業障也。
又說：
今世所謂文集者，遍滿世間，不為少矣，其實一字無用。彼其初做者，莫不妄意於不朽之圖，而適足以自彰其陋，以取誚於觀者，亦可謂木災而已。
可惜他身後仍然有閒人替他刻文集，刻雜著，做此業障！其實不但是文集之多而濫而已，叢書、類書也一樣。刻書到無新書可刻，而又非新書不夠炫耀，不夠送「禮」時，只好偷工減料，雜抄、類書應市。或者取巧，竊取已刻叢書，截足去腕，改頭換面，偽造作者和書名，作為一新叢書面世。欺世盜名，貽誤學者，明代後期刻書之草率，和類書、叢書之餖飣瓜剖，惡劣萬狀，原因就在於此。
再就現存的明人文集而論明代的文學，明初的一些文人，如宋濂所說到底還是曾經鑽研經史，博讀子集，學有根底的。自科舉興而開始有不讀書的風氣，士子除「四書」以外，不讀他書。到中期王世貞、李攀龍反抗這潮流，提倡復古，不讀唐以後書，唐以前的書，《史》《漢》諸子還是非讀不可的。到後期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鍾惺、譚元春力反王李之說，遍主唐宋，文壇上有公安體、竟陵體之目，卻索性唐以前也不讀，唐以後亦不讀，空疏之上加上淺薄，矯揉造作，模仿晉人語調，造一二雋語，今人名之為小品文。其弊正如禪宗不立文字，白痴村夫只要會一兩句口頭禪，會喝會打，便可自命禪學，機鋒。這是八股制度所產生的機鋒文學，也是亡國文學。
由於鄉里的、同年的、同門的觀念，在政治上也因之而分黨立派，鄉誼重而國事輕，年誼重而是非亂。談遷說：
萬曆末朝士分黨，競立門戶。有東林之黨，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金壇于玉立等廢居講學，立東林書院，而常、鎮人附之。有崑山之黨，則顧天埈及湘潭李勝芳，蘇人附之。有四明之黨，則沈一貫，浙人附之。有宣城之黨，則湯賓尹，而寧國、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黨，則鄒元標。有關中之黨，則馮從吾，各同省人附之。馮嘗督學山西，則山、陝合。馮、鄒又講學相善，又江右、山、陝合也。閩、楚、粵、蜀遠不具論。庚戌大計，江右淮撫李三才庇東林而諸黨左矣。時攻東林俱見罪，四明至楚粵無一人台省者。天啟初東林獨盛，起鄒元標，而江右亦東林也。江夏熊廷弼原江右籍，楚東林也，福清葉白高、歸德侯執躬秉政，天下咸奔走焉，仕途捷徑，非東林不靈，波及諸生，如復社、幾社不一而足，家馳人鶩，恐漢末標榜不是過也。
大致地說，可以分為東林和非東林兩派：
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先是南北言官群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而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黨、昆黨，以賓尹宣城人，天峻崑山人也。御史徐兆魁、喬應甲、劉國縉、鄭繼芳、劉光復、房壯麗，給事中王紹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紹吉、周永春輩則力挑東林，與賓尹、天埈聲勢相倚，大臣多畏避之。
非東林系統複雜，即東林亦以地分左右：
東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魏大中嘗駁蘇松巡撫王象恆恤典，山東人居言路者咸怒。及駁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亦大怒。
東林黨人多名儒學者，以講學相高，其意見往往可左右政治。非東林則多不為物論所予，為東林所攻擊，窘而附於內廷的閹宦，由此又成為外廷的清流和內廷的閹人爭奪政權的局面。兩方互相排擠攻擊，爭門戶，爭封疆，爭「三案」，爭京察，不勝則糾紛錯雜，不可究詰，這一派上台，那一派下野，此伏彼起，只圖顧全鄉誼年誼，置國家利害於不顧。這一階級是大明帝國政權的基礎，基礎崩潰，所建設的政權自然也就瓦解了。
年輕一點的舉、貢、生員，貴家公子，受了上一代分黨立派的刺激，則組織文社，自相標榜，以為名高。顧公燮說：
文社始於天啟甲子（1624年）張天如等之應社……推大訖於四海。於是有廣應社、復社。雲間有幾社，浙江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亭席社，昆陽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朋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大社。僉會於吳，統於復社。
其學風好糅雜莊老，混合儒釋，顧亭林說：
當萬曆之末，士子好新說，以莊老百家之言，竄入經義，甚者合佛老與儒為一，自謂千載絕學。
空談性命，不切實際。有講求經世實用之學者則共目為迂，為疏，為腐。陶奭齡說：
士大夫膏肓之病，只是一俗。世有稍自脫者，即共命之為迂為疏為俗。於是一入仕途，即相師相仿，以求入於俗而後已。如相率而飲狂泉，亦可悲矣。
以抨擊剿襲為能事，一書新出，即有一書譏評之，詩文則仿效時賢，亦步亦趨，了無生氣。黃宗羲譏為學罵，他說：
昔之學者學道也，今之學者學罵也。矜氣節者則罵為標榜，志經世家則罵為功利，讀書作文者則罵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罵為俗吏，接庸僧數輩則罵考亭為不足學矣，讀艾千子定待之尾則罵象山、陽明為禪學矣，濂溪之主靜則曰盤桓於腔子中者也，洛下之持敬則曰是有方所之學也。遜志罵其學誤主，東林罵其黨亡國，相訟不決，以後息者為勝。
這上下兩代人有四字寶訣，在登政府時應用，曰調停，曰作用。于慎行說：
近世士大夫有四字寶訣，自謂救時良方，不知乃其膏肓之疾也。進退人才用調停二字，區畫政機用作用二字，此非聖賢之教也。夫賢則進，否則舍，何假調停？政可則行，不可則止，何煩作用？君子以調停為名，而小人之朋比者托焉；君子以作用為方，而小人之彌縫者借焉，四字不除，太平不可興也。
甚至以留心國事為多言多事：
編修倪元璐屢疏爭時事。同鄉前輩來宗道謂曰：渠何事多言！吾詞林故事，惟香茗耳。時謂宗道清客宰相雲。
又有三法，謝肇淛說：
今之仕者，為郡縣則假條議以濟其貪，任京職則假建言以文其短，居里閈則假道學以行其私。舉世之無學術事功，三者壞之也。
我們可以學他的話說：明代之無學術事功，是由於這個特殊的社會重心，這個特殊的新仕宦階級所構成的社會風氣和制度。由於這種風氣和制度所造成的人生哲學是讀書取科第，做官要貪污，居鄉為土豪。學術不能療貧，事功不能致富，則此時代之無學術事功，正是此時代之本色。何怪之有！
權傾一時的廠公魏忠賢
（1）生祠
替活人蓋祠堂叫作生祠，大概是從哪一個時代父母官「自動」請老百姓替他立長生祿位而擴大之的。單有牌位不過癮，進一步而有畫像，後來連畫像也不夠格了，進而為塑像。有了畫像塑像自然得有宮殿，金碧輝煌，初一十五文武官員一齊來朝拜，文東武西，環珮鏗鏘，口中念念有詞，好不風光，好不威武。
歷史上生祠蓋得最多的是魏忠賢，蓋得最漂亮的是魏忠賢的生祠，蓋得最起勁的是魏忠賢的乾兒子干孫子干曾孫子重孫子灰孫子。
據《明史·魏忠賢傳》說，天啟六年（1626年）魏忠賢大殺反對黨，周起元、高攀龍、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一些東林黨人一網打盡之後，修《三朝要典》（《東林罪狀錄》），立「東林黨人碑」之後，浙江巡撫潘汝楨奏請為忠賢建祠。跟著是一大堆官歌頌功德。於是督撫大吏閻鳴泰、劉詔、李精白、姚宗文等搶先建立生祠。風氣一成，連軍人、做買賣的流氓棍徒都跟著來了，造成一陣建祠熱，而且互相比賽，越富麗越好。地皮有的是，隨便圈老百姓的，材料也不愁，砍老百姓的。接著道統論也被提起了，監生陸萬齡建議以魏忠賢配享孔子，忠賢的父親配享啟聖公。有誰敢說個不字？
當潘汝楨請建生祠的奏本到達朝廷後，御史劉之待簽名遲了一天，立刻革職。蘇州道胡士容不識相，沒有附和請求；遵化道耿如杞入生祠沒有致最敬禮——下拜，都被下獄判死刑。
據《明史·閻鳴泰傳》，建生祠最多的是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閻鳴泰，在薊遼一帶建了七所。在頌文里有「民心歸依，即天心向順」的話。
潘汝楨所建忠賢生祠，在杭州西湖，朝廷賜名普德。
天啟六年（1626年）十月孝陵衛指揮李士才建忠賢生祠於南京。
次年正月宣大總督張朴、宣府巡撫秦士文、宣大巡按張素養建祠於宣府和大同。應天巡撫毛一鷺、巡按王拱建祠於虎丘。
二月閻鳴泰又和順天巡撫劉詔、巡按倪文煥建祠於景忠山。宣大總督張朴又和大同巡撫王點、巡按張素養在大同建立第二個生祠。
三月閻鳴泰又和劉詔、倪文煥、巡按御史梁夢環建祠於西密雲丫髻山，又建於昌平、於通州。太僕寺卿何宗聖建於房山。
四月閻鳴泰和巡撫袁崇煥建祠於寧前。張朴和山西巡撫曹爾禎、巡按劉弘光又建於五台山。庶吉士李若琳建於蕃育署，工部郎中曾國禎建於盧溝橋。
五月通政司經歷孫如冽、順天府尹李春茂建祠於宣武門外，巡撫朱童蒙建於延綏，巡視五城御史黃憲卿、王大年、汪若極、張樞智建於順天，戶部主事張化愚建於崇文門外，武清侯李誠銘建於藥王廟，保定侯梁世勛建於五軍營、大教場，登萊巡撫李嵩、山東巡撫李精白建於蓬萊閣宣海院，督餉尚書黃運泰、保定巡撫張鳳翼、提督學政李蕃、順天巡按倪文煥建於河間、於天津，河南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建於開封，上林監丞張永祚建於良牧嘉蔬林衡三署，博平侯郭振明建於都督府、於錦衣衛。
六月總漕尚書郭尚友建祠於淮安。順天巡按盧承欽、山東巡按黃憲卿、順天巡按卓邁，也在六月分別在順天、山東建祠。
七月長蘆巡鹽龔萃肅、淮揚巡鹽許其孝、應天巡按宋禎漢、陝西巡按莊謙建祠於長蘆、淮揚、應天、陝西等地。
八月總河李從心、總漕郭尚友、山東巡撫李精白、巡按黃憲卿、巡漕何可及建祠於濟寧。湖廣巡撫姚宗文、鄖陽撫治梁應澤、湖廣巡按溫皋謨建祠於武昌、於承天、於均州。三邊總督史永安、陝西巡按胡建晏、巡按莊謙、袁鯨建於固原大白山，楚王朱華奎建於高觀山，山西巡撫牟志夔、巡按李燦然、劉弘光建於河東。
踴躍修建的官員，從朝官到外官，從文官到武官，從大官到小官，到親王勳爵、治河官、賣鹽官，沒有一個不爭先恐後，統一建生祠。
建立的地點從都城到省城，到名山，甚至都督府、錦衣衛、五軍營等軍事衙門，蕃育署、上林監等宮廷衙門，甚至建立到皇城東街。只要替魏忠賢建生祠，沒有誰可以攔阻。
每一祠的建立費用，多的要數十萬兩銀子，少的也要幾萬兩，合起今天的紙幣要以多少億計。
開封建祠的時候，地方不夠大，毀了民房二千多間，用滲金塑像。
都城幾十里的地面，到處是生祠。上林苑一地就有四個。
延綏生祠用琉璃瓦，蘇州生祠金像用冕旒。南昌建生祠，毀周程三賢祠，出賣澹臺滅明祠作經費。
督餉尚書黃運泰迎像，用五拜三稽首禮，立像後又率文武將吏列階下五拜三稽首。再到像前祝告，某事幸虧九千歲（這些魏忠賢的黨羽子孫稱皇帝為萬歲，忠賢九千歲）扶持，行一套禮，又某事蒙九千歲提拔，又行一套禮。退還本位以後，再行大禮。又特派游擊將軍一人守祠，以後凡建祠的都依例派專官看守。
國子監生（大學生）陸萬齡以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殺少正卯，忠賢殺東林黨人，應在國學西建生祠和先聖並尊。這簡直是孔子再世，道統重光了。國子司業（大學校長）朱之俊接受了這意見，正預備動工，不湊巧天啟皇帝駕崩，政局一變，魏忠賢一下子從雲端跌下來了。
崇禎帝即位，魏忠賢自殺。崇禎二年（1629年）三月定逆案，全國魏忠賢生祠都拆毀，建生祠的官員也列名逆案，依法處刑。
《三朝要典》的原刻本在北平很容易見到，印得非常考究，大有翻印影印流傳的必要。
魏忠賢的辦公處東廠，原來叫東廠胡同，從沙灘一轉彎便是。近來改為東昌胡同了，不知是敵偽改的，還是最近改的。其實何必呢？魏忠賢之臭，六君子的血，留著這個名詞讓北平（北京）市民多想想也是好的。
（2）義子干孫
魏忠賢不大識字，智力也極平常。他之所以能弄權，第一私通熹宗的奶媽客氏，宮中有內線。熹宗聽客氏的話，忠賢就可以為所欲為。第二是熹宗庸 ，十足的阿斗，凡事聽憑忠賢作主張。
光是這兩點，也不過和前朝的劉瑾、馮保一樣，還不至於起黨獄，開黑名單，建生祠，稱九千歲，鬧得民窮財盡，天翻地覆。原因是第一，政府在他手上，首相次相不但和他合作，魏廣微還和這位太監攀通家，送情報，居然題為內閣家報。其二是，他有政權，就能養活一批官，反正官爵都出於朝廷，俸祿都出於國庫。凡要官者入我門來，於是政權軍權合一，內廷外廷合一。魏忠賢的威權不但超過過去任何一個宦官，也超過任何一個權相，甚至皇帝。
《明史》說，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內監（宦官）自王體乾等外，又有李朝欽、王朝輔、孫進、王國泰、梁棟等三十餘人為「左右擁護」。外廷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戮，號「五彪」。又吏部尚書周應秋、太僕卿曹欽程等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為呈秀輩門下者又不可數計。
「虎」「彪」「狗」都是魏忠賢的義子。舉例說，崔呈秀在天啟初年巡按淮揚，貪污狡獪，不修士行，看見東林正紅得發紫，想盡方法要擠進去，被拒不納。四年還朝，都察院都御史高攀龍盡列他在淮揚的貪污條款，提出彈劾。吏部尚書趙南星批定充軍處分。朝命革職查辦。呈秀急了，半夜裡到魏忠賢家叩頭乞哀，求為養子。結果呈秀不但復職，而且升官，不但升官，而且成為忠賢的謀主，殘殺東林的劊子手了。兩年後做到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兒子不會做文也中了舉，兄弟做浙江總兵官，女婿呢，吏部主事，連姨太太的兄弟、唱小旦的也做了密雲參將。
其他四「虎」——吳淳夫是工部尚書，田吉兵部尚書，倪文煥太常卿，李夔龍副都御史——都是呈秀拉縴拜在忠賢門下當義子的。
「十狗」中如曹欽程，《明史》本傳說：「由座主馮銓父事魏忠賢為十狗之一。於群小中尤無恥，日夜走忠賢門，卑諂無所不至，同類頗羞稱之。」到後來，連魏忠賢也不喜歡他了，責以敗群革職，可是此狗在被趕出門時，還向忠賢叩頭說：「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忘。」大哭一場而去。忠賢死後，曹欽程被處死刑，關在牢里等行刑。日子久了，家人也厭煩，不給送飯。他居然有本領搶別人的牢飯，成天醉飽。李自成陷北京，破獄出降。自成失敗西走，此狗也跟著，不知所終。
「十孩兒」中有個石三畏，鬧了個不大不小的笑話。有一天某貴戚請吃飯，在座的有魏忠賢的侄兒魏良卿。三畏喝醉，點戲點了《劉瑾醉酒》，犯了忌諱。忠賢大怒，立刻革職回籍。忠賢死後，他還藉此復官，到頭還是被彈劾免職。
這一群虎狗彪兒孫細按本傳，有一個共通的特徵，幾乎沒有一個不是貪官污吏。
例外的也有：如造《點將錄》的王紹徽，早年「居官強執，頗以清操聞」。還有作《春燈謎》《燕子箋》，文採風流、和左光斗諸人交遊的阮大鋮，和葉向高同年友好的劉志選，以及《玉芝堂談薈》作者的周應秋，都肩著當時「社會賢達」的招牌，頗有名氣的，只是利慾薰心，想做官，想做大官，要做官迷得發了瘋，一百八十度一個大轉彎，拜在魏忠賢膝下，終至身敗名裂，在《明史》里列名閹黨傳。阮大鋮在崇禎朝寂寞了十幾年，還在南京冒充東林，附庸風雅，千方百計要證明他是東林，千方百計要洗去他當魏璫乾兒的污漬，結果被一批年輕氣盛的東林子弟出了留都防亂揭，「鳴鼓而攻之」，落得一場沒趣。孔雲亭的《桃花扇》真是妙筆奇文，到今天讀了，還覺得這副嘴臉很熟，「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3）黑名單
黑名單也是古已有之的，著例還是魏忠賢時代。
《明史·魏忠賢傳》說：「天啟四年（1624年）忠賢用崔呈秀為御史。呈秀造天監同志諸錄，王紹徽亦造《點將錄》，皆以鄒元標、顧憲成、葉向高、劉一憬等為魁，盡羅入不附忠賢者，號曰東林黨人，獻於忠賢。忠賢喜。於是群小益求媚忠賢，攘臂攻東林矣。」
替魏忠賢造名單的，有魏廣微、顧秉謙，都是大學士（宰相）。名單有黑紅兩種，《明史·顧秉謙傳》說：「廣微和秉謙謀，盡逐諸正人，點縉紳便覽一冊，如葉向高、韓爐 、何如寵、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喬允昇、李邦華、鄭三俊、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廷、李應昇等百餘人目為邪黨，而以黃克纘、王永光、徐大化、賈繼春、霍維華等六十餘人為正人。由閹人王朝用進之，俾據是為黜陟。忠賢得內閣為羽翼，勢益張。秉謙、廣微亦曲奉忠賢，若奴役然。」
《縉紳便覽》是當時坊間出版的朝官人名錄。魏廣微、顧秉謙根據這名單來點出正人邪人，必定是用兩種顏色，以今例古，必定是紅黑兩種顏色，是可以斷言的。
崔呈秀比這兩位宰相更進一步，抄了兩份。一份是《同志錄》，專記東林黨人，是該殺該關該革職該充軍的。另一份是《天鑒錄》，是東林的仇人，也就是反東林的健將，是自己人。據《明史·崔呈秀傳》說：「忠賢憑以黜陟，善類為一空。」
《明史·曹欽程傳附盧承欽傳》：「承欽又向政府提出，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於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朴、賀幀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請以黨人姓名榜示海內。忠賢大喜，敕所司刊籍，凡黨人已罪未罪者悉編名其中。」這又更進一步了，不但把東林人列在黑名單上，而且還每人都給一個綽號、匪號。
王紹徽，魏忠賢用為吏部尚書，仿民間《水滸傳》，編東林一百零八人為《點將錄》獻上，令按名黜汰，以是越發為忠賢所喜。紹徽也名列《明史·閹黨傳》。
這幾種黑名單十五六年前都曾讀過，記得最後一種《點將錄》，李三才是托塔天王，黃尊素是智多星，每人都配上《水滸傳》里的綽號，而且還分中軍左軍右軍，天罡地煞，很整齊。似乎還是影印本。可惜記憶力差了，再也記不起在什麼叢書中見到。可惜！可惜！
閹黨爪牙阮大鋮
阮圓海名大鋮，安徽懷寧人，《明史》卷三百八《奸臣傳》有傳。
阮圓海的一生，可以分為若干時期。第一時期聲華未著，依附同鄉清流東林重望左光斗，以為自重之計。第二時期急於做官，為東林所擠，立刻投奔魏忠賢，拜在門下為乾兒，成為東林死敵。第三時期東林黨人為魏閹所一網打盡，圓海的官也大了，和乾爹相處得很好，可是他絕頂聰明，看出場面要散，就預留地步，每次見乾爹，總花錢給門房買回名片。第四時期，忠賢被殺，閹黨失勢，他立刻反咬一口，清算總賬，東林閹黨混同攻擊，可是結果還是掛名逆案，削官為民。崇禎一朝十七年，再也爬不起來。第五時期，南方諸名士締盟結社，正在熱鬧，圓海也不甘寂寞，自托東林人物，談兵說劍，想藉此翻身，不料惹了復社名士的公憤，出了留都防亂揭，指出他是魏璫乾兒，一棍打下去。第六時期，北都傾覆，馬士英擁立弘光帝，圓海又勾上馬士英，重翻舊案，排斥東林，屠死端士，重新引起黨案，招引逆案人物，組織特務，準備把正人君子一網打盡。朝政濁亂，賄賂公行，鬧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職方有點像現在的軍政部軍政司長，都督相當於總司令），把南京政權斷送了。第七時期清兵南下，圓海叩馬乞降，終為清軍所殺。
總算圓海一生，前後七變，變來變去，都是從左到右，從右到左，明末三十年是東林黨和閹黨對立，一起一伏，互相傾軋排陷，變幻莫測，陸離光怪的時代，圓海算是經過所有的風波，用左制右，附右排左，有時不左不右，自命中立，有時不管左右，一味亂咬，有時以東林孽子的道貌求哀於正人，有時又以魏璫乾兒的色相求援於閹寺，「有奶便是娘，無官不可做。」於是扶之搖之，魏璫時代他做到太常少卿，馬士英時代他做到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最後是做了降敵的國賊，原形畢露。
明末三十年黨爭黑暗面的代表是阮圓海，和阮圓海形跡相類的還有幾千百人。這一類人可名曰之阮圓海型。
三百年後的歷史和三百年前當然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如今是人民的世紀，黑白不但分明，而且有人民在裁判。然而，阮圓海型的正人君子們還是車載斗量，朝秦暮楚，南轅北轍，以清流之面目，作市儈之營生：一變兩變三變都已記在歷史上了，最後的一變將由人民來判決。
鬥來鬥去的黨爭
東林黨之爭是明朝末年歷史上的一個特徵。
首先應該明確這樣一個問題，歷史上所謂黨與我們今天所說的黨是兩回事，不能把歷史上所說的黨和今天的政黨混同起來。歷史上所說的黨並沒有什麼組織形式，參加哪個黨是沒有任何形式的，既不用交黨費，也沒有組織生活，更沒有黨章和黨綱，然而在歷史上又確實叫作黨。歷史上所謂黨指的是什麼呢？是指政治見解大體相同的一些人的集團，也就是統治階級內部某些人無形的組合。明朝的東林黨，它的情況大致是這樣：在江蘇無錫有個書院叫東林書院，這是一所學校。當時有兩個政府官員，叫顧憲成和顧允成，兩兄弟在北京做官的時候，由於他們的政治見解與當時的當權人物相牴觸，便辭官不做，回家後在東林書院講學。他們很有學問，在地方上聲望很高，為人也正派。如此，和他們意氣相投的人跟他們的來往便越來越多了。不但在地方上，就是在北京，有一些官員跟他們的來往也比較多。他們以講學為名，發表一些議論朝政的意見。這樣，從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開始，一直到明朝被推翻，前後五十年間，在明朝政治上形成了一批所謂東林黨人和另外一批反對東林黨的非東林黨人。非東林黨人後來形成齊（山東）、楚（湖北）、浙（浙江）三派，與東林黨爭論不休。
這五十年間，在幾件大事情上都有爭論。你主張這樣，他反對；他主張那樣，你反對。
黨爭中最早的一個問題，就是所謂「京察」問題。「京察」這兩個字大家都認識，但是不好懂。這是古代歷史上的一種制度，就是政府的官員經過一定的時期要考核，相當於現在的考勤考績。主持考勤考績的是吏部尚書、吏部侍郎（相當於現在的內務部部長、副部長），他們主管文官的登記、資格審查、成績考核及任免、升降、轉調、俸給、獎恤等事。當時考取進士以後，有一部分進士就被安排做科道官。科就是六科給事中，道就是十三道御史。六科就是按照六部（吏、戶、禮、兵、刑、工）來分的，道是按照行政區劃來設置的。當時全國有十三個布政使司，設了十三道御史，譬如浙江道有浙江道御史。科道官都是監察官，當時叫作「言官」。他們本身沒有什麼工作，只是監察別人的工作，提出贊成的或者反對的意見。他們的任務就是說活，所以叫「言官」。每次「京察」，吏部提出某些人稱職，某些人不稱職。1594年舉行「京察」的時候，就發生了爭論，這一部分人說這些人好，那一部分人說不好。凡是東林黨人說好的，非東林黨人一定說不好。爭論中摻雜著封建社會的鄉里（同鄉）關係，譬如齊、楚、浙就是鄉里關係。不管這件事情正確與否，只要是和我同鄉的人，都是對的。還有一種同門的關係，所謂同門就是指同一個老師教授的。不管事情本身怎麼樣，只要跟我是同學，就都是對的。至於對親戚、朋友就更不用說了。就在這樣的封建關係組合之下，從1594年「京察」開始，各黨之間一直爭吵了五十年。
繼「京察」問題之後，接著發生了「國本之爭」，所謂「國本」就是國家的根本。我們今天說國家的根本就是人民，沒有人民就沒有國家。當時並沒有這樣的概念，那時候所謂「國本」是指皇帝的繼承人問題。萬曆做了多年皇帝，按照過去的慣例，他應該立一個皇太子，以便他死後有一個法定的繼承人。可是他不喜歡他的大兒子，他所喜歡的是他的小老婆（鄭貴妃）生的兒子福王（之後封在河南洛陽），所以他就遲遲不立太子。有些大臣就鬧起來了，他們認為國家的根本很重要，也就是說第二代的皇帝很重要，應該早立太子。凡是提議立太子的，萬曆就不高興，他說：我還活著，你們忙什麼！如此，有人主張早立太子，有人反對立太子，便爭吵了起來，這就叫「國本之爭」。
接著又發生了一個案子叫「梃擊案」。有一天早晨，突然有一個人跑到宮裡來見人就打，一直打到萬曆的大兒子那裡。當然，這個人馬上被逮住了。可是這裡有一個問題，是誰叫他到宮裡來打萬曆的大兒子的？當時有人懷疑是鄭貴妃指使的。這是宮廷問題，卻成了當時政治上的一個大問題，引起了爭吵，東林黨與非東林黨爭論不休。
萬曆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死了。他的大兒子繼位不到一個月又死了，怎麼死的呢？搞不清楚。據說他生病的時候，有一個醫生給他紅丸藥吃，吃了以後就死了。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問題，這個皇帝是不是被毒死的？是誰把他毒死的？因此又發生了所謂「紅丸案」，各個集團之間又爭吵了起來。
正在爭吵的時候，又面臨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這個只做了個把月的皇帝死了以後，他的兒子繼位，還沒成年。這個短命皇帝有個妃子李選侍，她住在正宮裡不肯搬出來。她有政治野心：想趁這個小孩兒做皇帝的機會把持朝政。這樣，又發生了爭論，有一些人出來罵她：你這個妃子怎麼能霸著正宮？逼著她搬出去了。這個案件叫「移宮案」。京戲裡有一齣戲叫《二進宮》，就是講述這件事的，不過把時代改變了，把孫子的事情改成了祖父的事情。
「梃擊」「紅丸」「移宮」是當時三大案件，成為當時爭論最激烈的事件。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上出現了什麼現象呢？每一件事情發生後，這批人這種主張，那批人那種主張，爭論不休，整天給皇帝寫報告。到底誰對誰錯？從現在來看，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之爭，一般地說，道理在東林黨方面。東林黨的道理多，非東林黨的道理少。但是，東林黨是不是完全對呢？在某些問題上也不完全對。這樣爭來爭去，爭不出個是非來，結果只有爭論，缺乏行動，許多政治上該辦的事沒人去管了。後來造成這種現象：某些正派的官員提出他的主張，這個主張一提出來，馬上就有一批人來攻擊他，他就不能辦事，只好請求辭職。皇帝不知道這個人對不對，不做處理，把事情壓下來。這個官既不能辦事，辭職也辭不成，怎麼辦？乾脆自己回家。他回家以後政府也不管，結果這個官就空著沒人做。到萬曆後期政治紀律鬆懈到這樣的地步：哪個官受了攻擊就把官丟了回家，以至六部的很多部長都沒人做了。萬曆皇帝到晚年根本不接見臣下，差不多一二十年不跟大臣見面，把自己關在宮廷里，什麼事情也不管，大臣們有事要跟他商量也見不著。政治腐化，紀律鬆懈，很多重要的問題得不到解決，卻專搞無原則的糾紛。大是大非沒人管了，成天糾纏在一些枝節問題上。
這種無休止的爭吵影響到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的發展。譬如日本侵略朝鮮，中國到底應不應該援助朝鮮，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爭論。後來還是派兵去支援了朝鮮，第一個時期打了勝仗，收復了平壤。後來又派兵去，由於麻痹大意，打了敗仗。打了敗仗以後，朝廷里又發生爭論了，主和派覺得和日本打仗沒有必要，支援朝鮮意義不大，不如放棄軍事手段，轉而採取政治策略來解決問題。他們主張把豐臣秀吉封為日本國王，並答應和他做買賣。歷史上封王叫作朝，做買賣叫作貢，所謂朝貢，說得通俗一點，就是你帶些物資來給我，我給你一些物資做交換。在這種情況下，明朝政府只好一面按照主戰派的主張，繼續派兵援助朝鮮；一面派人暗中往來日本進行和議。後來明軍與朝鮮軍大敗日本侵略軍，日本願和了。明朝政府便按照主和派撤兵議和的主張，允許議和，並派人到日本去辦外交，封豐臣秀吉為國王。但日本國內本來已經有天皇，因此豐臣秀吉不接受王位，而且提出了很強硬的條件。結果外交失敗了，日軍重新侵略朝鮮。明朝政府只好再次出兵，最後打敗了日軍。由於追究外交失敗的責任，又引起了爭論。
萬曆死後，東林黨在政府做官的人越來越多。這時北京有一個「首善書院」（在北京宣武門內），在這裡講學的也是東林黨人。這些人在政治上提出意見時，非東林黨人就起來攻擊，要封閉這個書院。東林黨人當然反對封閉，這樣吵了二三十年。這個爭論最後演變成什麼局面呢？當時萬曆皇帝的孫子熹宗（年號天啟，是崇禎皇帝的哥哥）很年輕、不懂事、一味貪玩，他寵信太監魏忠賢，軍事、政治各個方面都是太監當家，一些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由於在魏忠賢門下奔走而當了官。凡是屬於魏忠賢這一派的，歷史上稱為「閹黨」。閹黨裡面沒有什么正派人，東林黨是反對閹黨的。因此，黨爭發展到這個時候，就變成了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與宦官的鬥爭，這個鬥爭影響到東北的軍事形勢。在萬曆以前，東北的建州女真已經壯大起來了，不斷進攻遼東，占領了許多城市。到天啟時代，明朝防禦建州女真的軍事將領熊廷弼提出一系列的軍事上和政治上的主張，他認為與建州女真進行軍事鬥爭時，明朝軍隊不能退回到山海關以內，而應該在山海關以東建立軍事據點。當時前方的另一個軍事將領叫王化貞，他不同意這個意見，他認為只能依靠山海關來據守。熊廷弼雖然是統帥，地位比王化貞高，但是沒有軍事實權，而王化貞得到了魏忠賢的支持。這樣，熊廷弼的正確意見因為得不到支持而不能貫徹，結果打了敗仗，王化貞跑回來了，熊廷弼也跑回來了，山海關以東的很多地方都丟了。北京震動，面臨著很嚴重的軍事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又發生了有關「封疆案」的爭論。各派追究這次失敗的責任，到底是熊廷弼的責任，還是王化貞的責任？從當時的具體軍事形勢來看，熊廷弼是正確的，但他沒有軍隊來支持。王化貞有十幾萬軍隊，堅持錯誤的主張，因此王化貞應該負責。但是因為熊廷弼得罪了很多人，結果把這個責任推到他身上，把他殺了。很顯然，這樣的爭論和處理大大地影響了前方的軍事形勢。
「封疆案」以後，緊接就是魏忠賢對東林黨人的屠殺。因為一些在朝的東林黨人認為魏忠賢這樣胡搞不行，就向皇帝寫信控告他的罪惡。當時有楊漣等人列舉了他的二十四條罪狀，這些東林黨人的行為得到了其他官員的支持。這樣，東林黨和閹黨就面對面地鬥爭起來。由於魏忠賢軍權在握，又指揮了特務，而東林黨人缺乏這兩樣武器，結果大批的東林黨人被殺，當時被殺的有楊漣、左光斗、周順昌、黃尊素、繆昌期等。其中周順昌在蘇州很有聲望，當特務逮捕他的時候，蘇州的老百姓紛紛站起來保護他。但最後這次人民的鬥爭還是失敗了，人民吃了苦頭，周順昌被帶到北京殺害了。
熹宗死了以後，明朝最後的一個皇帝——崇禎皇帝比他哥哥清楚一點，他把魏忠賢這夥人收拾了，把一些閹黨分子都殺了（魏忠賢是自己上吊死的）。但是這場鬥爭是不是停止了呢？沒有停止，東林黨人跟魏忠賢的餘孽在崇禎十七年（1644年）的時候還在繼續鬥爭。崇禎五年（1632年），一些東林黨人的後代跟與東林黨有關係的地方上的知識分子組織了一個團體，叫作「復社」，以後又有「幾社」，有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參加。他們表面上是以文會友，寫文章、寫詩，是學術研究組織，實際上有政治內容。大家可能看過《桃花扇》這齣戲，這齣戲裡的侯朝宗、陳貞慧、吳應箕、冒辟疆四公子都是復社裡面的人。當時李自成已經占領了北京，崇禎上吊死了。這個消息傳到了南方，沒有皇帝怎麼辦？這時一些閹黨人物就想擁小福王（由崧）來做皇帝。原來萬曆把最喜歡的那個兒子福王（常洵）封在河南洛陽，這是老福王。這個人很壞，在他封到洛陽時，萬曆給他四萬頃土地，河南的土地不夠，還把鄰省的土地也給他，老百姓都恨透了他。李自成進入洛陽以後，把老福王殺掉了，小福王由崧（這也不是個好東西）逃到南京。當時在南京掌握軍事實權的是過去和魏忠賢有關係的閹黨人物馬士英，替他出主意的也是一個閹黨分子，叫阮大鋮，他們把小福王抓到手中，把他捧出來做皇帝。可是政府裡面另外一批比較正派的人，像史可法、高弘圖、姜日廣等主張立潞王（常淓）做皇帝，這個人比較明白清楚。但馬士英他們捷足先登，硬把福王捧出來做了皇帝。這樣，在南京小朝廷里又發生了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之爭。因為馬士英和阮大鋮是當權的，史可法被排擠，去鎮守揚州。在清軍南下的時候，史可法堅決抵抗，在揚州犧牲了。馬士英和阮大鋮在南京搞得不像樣，清軍一步步逼近南京。這時候小福王在做什麼呢？在跟阮大鋮排戲。也就在這個時候，四公子就起來反對阮大鋮，他們出布告，揭露阮大鋮過去是魏忠賢的乾兒子，名譽很不好，做了很多壞事，不能讓他當權，號召大家起來反對他。南京國子監的學生也支持他們的主張，這樣就形成一次學生運動。侯朝宗這些人雖然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支持，但是他們根本沒有實力，而馬士英、阮大鋮有軍事力量。結果有的人被逮捕，有的人跑掉了。不久之後，清軍占領南京，小福王的政權也被消滅了。
黨爭從1594年開始，一直到1645年，始終沒有停止過。各派無論是在政治問題上，還是在軍事問題上，都爭論不休。這種爭論是什麼性質的呢？這是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開始是東林黨和齊、楚、浙三黨之爭，後來演變為東林黨與閹黨之爭。由於東林黨的主張在某些方面是有利於當時的生產發展的，因此他們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但是反過來說，所有的東林黨人都反對農民起義，這是他們的階級本質決定的。譬如史可法這個歷史人物，從他最後這段歷史來說是值得肯定的。那時候，清軍南下包圍揚州，他的軍事力量很薄弱，也得不到南京的支持，孤軍據守揚州，但他寧肯犧牲不肯投降。這是有民族氣節的人，也就是毛主席所說的「有骨氣」。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史可法就是這種有骨氣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以前的歷史就不好追究了，他以前干過什麼呢？鎮壓農民起義。在階級鬥爭極為尖銳的時候，這些人的階級立場是極為堅定的，反對農民起義，鎮壓農民起義。即使在他抗拒清軍南下的時候，還要反對農民起義。有沒有同情農民起義呢？沒有，不可能要求統治者來同情被統治者的反抗。
對於這樣一段黨爭的歷史，要具體分析，具體研究。黨爭跟明朝的政治制度有關係。明太祖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取消了宰相，取消了中書省，搞了幾個機要秘書到內廷來辦事情。到明成祖時搞了個內閣，這是個政府機構。內閣的權力越來越大，代替了過去的宰相，雖然沒有宰相之名，但是有宰相之實。至於給皇帝個人辦事的也有秘書，就是在宮廷裡面設立一個機構，叫作「司禮監」。這是一個內廷機構，不是政府機構。司禮監有一個秉筆太監，皇帝要看什麼政府報告，讓秉筆太監先看；皇帝要下什麼書面指示，也讓秉筆太監起稿。皇帝年紀大一些、知識多一些的，還能辨別是非，自己有主見。可是一些年輕的皇帝就十分糊塗，結果司禮監的秉筆太監就操縱政治，掌握了政權。因為用人和行政的權力都給了司禮監，結果形成了明朝後期的太監獨裁。在明朝歷史上有很多壞太監，像明英宗時代的王振，明武宗時代的劉瑾，天啟時代的魏忠賢等。太監掌權的結果，就造成了政府與內廷之爭，也就是統治階級內部地主階級知識分子與太監爭奪政權的鬥爭。明朝後期五十年的東林黨之爭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進行的。
隨著太監權力的擴大，不但中央被他們控制了，地方也被他們控制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後，地方上設有三司（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三司是各自獨立的，都受皇帝直接指揮。到了永樂時代，當一個地區發生了軍事行動，像農民起義或其他的群眾鬥爭爆發的時候，這三個司往往意見不統一，各管各的。結果只好由中央政府派官員去管理這個地方的事，這個官叫巡撫。巡撫是政府官員，常常是由國防部副部長即兵部侍郎擔任。巡撫出去巡視各個地方，事情結束後就回來。可是由於到處發生農民戰爭和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戰爭，這個官去了以後就回不來了，逐漸變成一個地方的常駐官。因為巡撫是中央派去的，所以他的地位在三司之上。過去三司使是地方上最大的官，現在三司使上面又加了一個巡撫。但這能不能解決問題呢？還是不能解決問題。因為巡撫只能指揮這一個地區的軍事行動，比如浙江的巡撫就只能管浙江這一個地方。可是遇到軍事行動牽涉到幾個省的時候，這個巡撫就不能管了。於是又派比巡撫更高的官，即派國防部長——兵部尚書出去做總督，總督管幾個省或一個大省。有了總督之後，巡撫就變成第二等官了，三司的地位則更低了。可是到了明朝後期，總督也管不了事。因為戰爭擴大了，農民戰爭和遼東的戰爭往往牽涉到五六個省。五六個省就有五六個總督，誰也管不了誰。結果只好派大學士出去做督師，總督也歸他管，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明朝為了鎮壓各地人民的反抗，就派軍官到各地去鎮守，叫作總兵官，也就是總指揮。統治者對總兵官不放心，怕他搞鬼，因此總是派一個太監去監督，叫作監軍。哪個地方有總兵官，哪個地方就有監軍。監軍可以直接向皇帝寫報告，因為他是皇帝直接派出去的。因此，不但總兵官要聽他的話，就是像巡撫這一類的地方官也要聽他的話。這樣，就形成了中央和地方都是太監當家的局面，明朝的政治便變成太監的政治了。此外，明朝的皇帝貪圖享受，為了滿足自己生活上的欲望，哪個地方收稅多就派一個太監去，哪個地方有礦藏也派一個太監去，叫作「稅使」「礦使」。全國的主要礦區，東北起遼東，西南到雲南，以及武漢、蘇州等大城市都有稅使、礦使搜刮民脂民膏。這些太監很不講道理，他們的任務就是弄錢。他們根本不懂得什麼礦，更不懂得怎麼開採，卻要開礦。只要聽說這個地方有金礦就要開，而且規定要在這裡開三百兩、五百兩。如果開不出來怎麼辦？就要這個地方的老百姓來賠。老百姓要反抗，他就說「你的房子下面有礦，把房子拆了開礦」。稅使也很厲害。蘇州有很多機戶，紡織工人數量很大，他們要加稅，每一張織機要加多少錢。老百姓交不起就請願。請願也無任何作用，結果就起來反抗，把太監打死，形成市民暴動。蘇州市民暴動出了一個英雄人物，叫作葛賢，這個人後來被殺了。因為明朝政府要屠殺參加暴動的市民，他挺身出來頂住了。不僅在蘇州，在武漢、遼寧、雲南各個地方都發生了市民暴動。有的地方把太監趕跑了，有的地方把太監下面的人逮住殺了。市民暴動是明朝後期歷史的一個特徵。人民的生活日益困難，不但農民活不下去，城市工商業者也活不下去了，他們便起來反對暴政。
因此，當時一些比較有見解的政治家，就提出了一些主張，譬如大家知道的海瑞就是這樣。他提出了什麼主張呢？他做蘇州巡撫時，管理江蘇全省和安徽一部分。這個地區的土地情況怎樣呢？前面說到明朝初年土地比較分散，階級鬥爭比較緩和。可是一百多年以後，情況改變了，土地全部集中在大地主、大官僚的手中，而且越來越集中。就在海瑞所管轄的地區松江府，出了一個宰相叫徐階，他就是一個大地主，家裡有二十萬畝土地。土地都被大地主占有，農民沒有土地，只能逃亡。土地過分集中的結果，使農民活不下去，階級矛盾越來越尖銳。海瑞看出了問題，他想緩和這種情況。當然，他不能也不知道採取革命的手段。他採取什麼辦法呢？他認為要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要使人民不去搞武裝鬥爭反對政府，就必須使這些窮人有土地可種。土地從哪裡來呢？土地都在大地主手裡，而大地主所以取得這些土地，主要的手段是非法強占。因此他提出這樣一個政治措施：要求他管轄地區內的大地主階級，凡是強占的土地一律退還給老百姓，使老百姓多多少少有一些土地可以耕種，能夠活下去，以此來緩和階級矛盾。他堅決主張這種做法。這樣一來，大地主階級就聯合起來反對他，結果他這個蘇州巡撫只做了半年多就被大地主階級趕跑了。海瑞的辦法能不能解決當時的土地問題？當然不能。把大地主階級強占的一部分土地歸還給老百姓能不能稍微緩和一下階級矛盾呢？可以緩和一下，可是辦不到，因為地主階級不肯放棄他們已經到手的東西，海瑞是非失敗不可的。類似海瑞這樣的政治家當時還有沒有呢？有的。他們也感到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嚴重性，認為這個政權維持不下去。但是能不能提出一個解決的辦法呢？誰也沒有辦法。不但統治階級，就連農民起義的領袖也提不出解決的辦法來。
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結果，最後形成了明末的農民大起義。崇禎時代，各地方的農民都起來鬥爭，最後形成兩支強大的軍事力量，一支以李自成為首，一支以張獻忠為首。他們有沒有明確地提出解決階級矛盾的辦法呢？也沒有。李自成後期曾經提出「迎闖王，不納糧」的口號，以爭取廣大農民的支持，結果他的隊伍一下子就發展到一百多萬，農民、小手工業者、城市貧民都跟著他走，但是不納糧也不能解決問題。山東有一個縣，李自成曾經統治過那個地方，當時有人主張分田給百姓。分了沒有呢？沒有分。他提不出明確的辦法，不但提不出消滅地主階級的根本方針，甚至連孫中山那樣的「平均地權」的辦法也提不出。所以消滅封建剝削，消滅地主階級這個根本問題，在古代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不能解決。不但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官僚提不出解決辦法，就是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農民起義領袖也提不出解決的辦法，這個問題只有在我們這個時代才能解決。我們研究過去的農民革命、農民起義時，不能把我們今天的思想意識強加於古人。我們這個時代能辦到的事，不能希望古人也能辦到，否則就是非歷史主義的觀點。目前史學界在有些問題上存在一些偏向，總希望把農民起義的領袖說得好一些，說得完滿一些，不知不覺地把自己所理解的東西加在古人身上，這是不科學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我們只能根據歷史事實來理解、來解釋、來研究和總結歷史，而不可以採取別的辦法。
附帶講一個小問題。前面提到巡按御史，巡按御史到底是個什麼官？我們經常看京戲，很多京戲裡都有這麼一個官。所謂八府巡按，威風得很。他是幹什麼的呢？我們前面講過御史，就是十三道御史，是按照行政區劃設置的，每一道御史的職務就是監察他這個地區的官吏和政務。同時，中央有一個機構叫都察院。都察院的官吏叫左、右都御史，左、右都御史下面是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下面是左、右僉都御史，再下面就是御史和巡按御史，巡按御史是由都察院派出去檢查地方工作的。凡是地方官有違法失職的，他們有權提出意見來。他們還可以監察司法工作，有的案子判得不正確，他們可以提出意見。老百姓申冤的，地方官那裡不能解決問題，可以到巡按御史這裡來告。這就是戲上八府巡按的來源。御史的官位大不大呢？不大，只是七品官，當時縣官也是七品官。知識分子考上進士以後，有一批人就被分配做御史。御史管的事情很少，可是在地方上有很高的職權。因為他代表中央，代表都察院，是皇帝的耳目之官。建立這樣一種制度的目的是什麼呢？是想通過巡按御史的監察工作，來緩和當時人民和朝廷之間的矛盾，解決一些問題。貪官污吏，提出來把他罷免；冤枉的案子幫助平反。於是老百姓對這樣的官員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他們能幫助自己申冤。這種願望，在當時的一些文學作品中得到了反映。雖然這些人在實際政治生活中並沒有解決什麼問題，但是一些文學家、藝術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創作了許多這類題材的作品，特別是明清兩代有很多劇本是反映這個思想的。這些作品大體上有這樣一些共同的內容：一類是描寫老百姓受了冤枉，被大地主、大官僚陷害，被關起來或者判處了死刑，最後一個巡按給他翻了案。或者是描寫皇莊的莊頭作威作福，不但莊田範圍以內的佃農，就是莊田附近的老百姓也受他們的欺侮。姑娘被搶走了，家裡面的東西被搶走了，後來遇上俠客打抱不平，或者清官出來把問題解決了。在明朝後期和清朝前期，有不少的小說、劇本是描寫這些惡霸、莊頭的殘暴行為的，這是一類。另一類作品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的出路問題，當時的知識分子無非是通過考試中秀才、舉人、進士。中了進士幹什麼呢？當巡按御史。因此有很多作品是這樣的題材：一位公子遇難，在後花園裡遇到一位小姐，小姐贈送他一些銀子。之後上京城考上了進士，當上了八府巡按，最後夫妻團圓。這個時期的文學作品大體上有這幾方面的題材，反映了這個時期的政治生活、階級鬥爭的一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