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 · 第三章 錦衣衛：參與大屠殺的幫凶
胡藍黨案
以朱元璋為首的淮西農民武裝集團，在起事時是堅決反對當時占統治地位的蒙漢地主階級的，但在取得勝利以後，便都轉化為擁有大量土地、佃戶的大地主，成為皇帝、國公、列侯，高官顯爵，治理六千萬臣民的封建統治階級了。
洪武四年（1371年）統計，韓國公李善長、魏國公徐達、鄭國公常茂（常遇春的兒子）、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六個國公和延安侯、吉安侯等二十八個侯，都擁有大量莊田，佃戶凡三萬八千一百九十四戶。
皇帝是淮人，丞相李善長、徐達和功臣湯和、耿君用、炳文父子、郭興、郭英、周德興、鄭遇春、陸仲亨、曹震、張翼、陳桓、孫恪、謝成、李新、何福、張龍、張赫、胡泉、陳德、王志、唐勝宗、費聚、顧時、唐鐸、馬世熊，幕僚李夢庚、單安仁、郁新、郭景祥等都是鳳陽人，其中湯和、周德興還是朱元璋同村子的人。絕大部分公、侯和朝廷重要官員都是淮人。遠在朱元璋初據集慶時，詩人貝瓊的詩就寫道：「兩河兵合盡紅巾，豈有桃源可避秦？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淮水流域在春秋時是楚的地方，從這幾句詩可以看出當時儒生、文人對「楚客」「淮人」顯赫一時的看法。到了朱元璋建國稱帝以後，淮人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越發占壓倒性的優勢，非淮人被排擠、壓抑，他們不甘心，也想盡一切辦法取得朱元璋的信任。就這樣，封建統治階級內部展開了非淮人和淮西集團爭權奪利的鬥爭，矛盾越來越尖銳，朱元璋就利用這種矛盾，重用淮人而又運用非淮人來監視淮人，以此加強和鞏固自己的權力。
功臣以血戰立功封公侯，擁有部曲、義子和大量奴僕，他們又和各地衛所軍官有過統率關係，在和平環境裡，這種雖然數量不大的武裝力量和袍澤關係，卻有可能成為傾覆皇家統治的巨大威脅。
管理全國政事的機構中書省的制度，是從元朝繼承下來的。中書省丞相綜理政務，職權很重。相權重了，皇帝的權力就相對地削弱了，朱元璋是個權力欲極強的人，凡事都要自己做主。但是有長期歷史傳統的丞相制度，卻對皇帝的至高權力起了牽製作用。
貴族地主對人民的非法剝削，對皇朝賦役的隱蔽侵占；淮西集團對非淮人的排擠、打擊；軍事貴族可能發生叛變的威脅；相權和君權的矛盾，這些內部矛盾隨著國家機器的加強而日益加深，衝突日益嚴重，最後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步。朱元璋倚靠中小地主的支持，運用檢校和直接掌握的軍隊，採取流血手段，鞏固了自己的政權。洪武十三年（1380年）殺丞相胡惟庸，二十六年（1393年）殺功臣藍玉，胡惟庸和藍玉的關聯人犯被殺的稱為胡黨、藍黨，人數在四萬人左右。
貴族地主侵犯人民和皇朝利益，破壞法紀的情況，是由來已久的。龍鳳十年（1364年），朱元璋就曾當面向徐達、常遇春等人說過：「爾等從我起身，艱難成此功勳，非朝夕所致。比聞爾等所蓄家僮，乃有恃勢驕態，逾越禮法，小人無忌，不早懲治之，或生釁隙，寧不為其所累。」洪武三年（1370年）：「時武臣恃功驕態，得罪者漸眾。」四年（1371年）：「時諸勛臣所賜公田莊佃，多倚勢冒法，凌暴鄉里，而諸勛臣亦不禁戢。」六年（1373年）五月朱元璋以功臣多倚功犯法，奴僕殺人，隱匿不報，封建統治集團的核心破壞了皇朝的法紀，侵犯了人民和皇朝的利益，情況日益嚴重，只好採取內部約束的辦法，特別命令工部製造鐵榜，鑄了申誡公侯的條令：
凡公侯之家強占官民山場、湖泊、茶園、蘆盪及金銀銅場、鐵冶；
凡功臣之家管莊人等，倚勢在鄉欺毆人民；
凡功臣之家屯田佃戶、管莊幹辦、火者、奴僕，及其他親屬人等，倚勢凌民，奪侵田產財物者；
凡公侯之家除賜定儀仗戶及佃田人戶，已有名額報籍在官，敢有私托門下、影蔽差徭者；
凡公侯之家，倚恃權豪，欺壓良善，虛錢實契，侵奪人田地房屋孳畜者；
凡功臣之家受諸人田土，及矇矓投獻物業。
逐項規定了處罰和處刑的法律。其中公侯家人倚勢凌人，奪侵田產財物和私托門下、影蔽差徭都處斬罪。很顯然，前者破壞了皇朝的保護私有財產的法紀，後者破壞了皇朝的徭役政策，都是非嚴厲制裁不可的。從朱元璋必須制定專門法律條例來約束淮西集團的公侯功臣和他們的管莊人等，說明了鐵榜所列舉的罪狀已經帶有普遍性和嚴重性，也說明了朱元璋和這個集團的首腦人物，儘管在過去同生死、共患難，但並不是鐵板一塊，而是隨著內部矛盾的產生、滋長、發展，逐步走到了對立面。具體事例如湯和的姑夫隱瞞常州的田土，為朱元璋所殺。立鐵榜以後，藍玉專恣暴橫，蓄莊奴假子數千人，出入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百姓向御史告狀，御史依法提審，藍玉一頓亂棍把他打走。又令家人私買雲南鹽一萬餘引，倚勢兌支，侵奪民財，阻壞鹽法。郭英私養家奴百五十餘人，又擅殺男女五人。周德興營第宅逾制。朱亮祖鎮嶺南，作為擅專，貪取尤甚。可見封建王朝的法律對這批淮西集團的貴族地主的約束力並不大。
朱元璋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權力，極力維護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法紀，觸犯、違反法律的決不寬徇。早在取金華時，因為缺乏糧食，嚴令禁酒，這時大將胡大海正領兵圍紹興，其子胡三舍、王舅等三人犯酒禁，朱元璋下令處死刑，都事王愷勸他：「胡大海見總兵攻紹興，可以本官之故饒他。」朱元璋發怒說：「寧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壞我號令！」自己抽刀把這幾人殺了。渡江舊將趙仲中守安慶，陳友諒遣大軍圍攻，城破，仲中遁走，朱元璋大怒，命按失陷城池律處死，常遇春勸說：「仲中系渡江舊人，姑用赦之。」朱元璋說：「不依軍法，無以戒後。」給弓弦一條，令其自縊。謝再興叛降張士誠後，其弟謝三、謝五守餘杭，李文忠率軍圍城，叫他們投降，謝五於城上拜說：「保得我性命，便出降。」文忠指天起誓：「我是總兵官，不得殺你。」謝五兄弟投降後，朱元璋命押送南京，文忠以為如殺二謝，恐失信人，後無肯降者。朱元璋說：「謝再興是我親家，反背我降士誠，情不可恕！」還是把謝三、謝五殺了。為了保護封建法紀，他寧肯讓前敵領兵將領叛變，也非處死犯禁者不可，朱元璋一直堅持這種精神，並且總結成為理論，他說：「奈何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以猛、以嚴治國，這樣，也就不能不日益和淮西集團分裂以至對立，用流血手段解決問題了。
淮人官僚集團的中心人物是李善長。他是朱元璋起兵後的幕府書記，稱王時的右相國，稱帝後的左相國、左丞相，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兒子是皇帝的女婿駙馬都尉，他的親戚同鄉胡惟庸也繼為丞相。從李善長到胡惟庸先後掌權的十七年中，極力排擠非淮人，不使當權。浙東地主集團的領袖劉基也是開國功臣，是朱元璋的親信謀士，朱元璋對他兒子說過：「我到婺州時，得了處州。他那裡東邊有方國珍，南邊有陳友定，西邊有張家，劉伯溫那時挺身來隨著我……鄱陽湖裡到處廝殺，他都有功。」在和陳友諒、張士誠的爭奪戰中，他都向朱元璋提出了正確的意見。組成明朝軍隊的軍衛制也是他的建議，功勞很大。但在大封功臣時，劉基只封誠意伯，歲祿二百四十石。李善長則封韓國公，歲祿四千石。朱元璋到汴梁大會諸將，李善長和御史中丞劉基在南京留守，李善長的親信中書省都事李彬犯法，李善長求情，劉基不聽，向朱元璋書面報告，批准後就把李彬殺了。浙東地主集團本來是淮西集團的眼中釘，再加上這件事，仇恨就越發深了。朱元璋回來後，聽了李善長的挑撥，就讓劉基請假回家。洪武四年（1371年），索性要他告老回鄉閒住了。在此以前，朱元璋曾和劉基商量丞相的人選，有人攻擊李善長，劉基說他是舊人有功，能夠調和諸將。朱元璋說：他多次要害你，你怎麼還替他說好話，我看還是你來當丞相吧。劉基自己知道在淮西集團當權的情況下，他是站不住腳的，堅決辭謝。朱元璋又問他楊憲、汪廣洋、胡惟庸如何？楊憲是劉基的好朋友，但是劉基認為楊憲雖有相才，但器量不夠，汪廣洋褊淺，胡惟庸更不行。幾年後，胡惟庸當權，他恨劉基說他的壞話，借個由頭在朱元璋面前攻擊劉基，革掉劉基歲祿。劉基只好到南京請罪，連家也不敢回去了，憂憤生病，胡惟庸派醫生來看，吃了藥，病越發重了，洪武八年（1375年）死去。胡惟庸案發後，有人告發，劉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朱元璋後來和劉基的兒子談話，也多次說：「劉伯溫他在這裡時，滿朝都是黨，只是他一個不從，吃他每（們）蠱了。」又說：「你休道父親吃他每（們）蠱了。他只是有分曉的，他每（們）便忌著他。若是那無分曉的呵，他每（們）也不忌他。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曉在，終不虧他的好名。」又說：「劉伯溫在這裡時，胡家結黨，只是老子不說罷了。」又說：「後來胡家結黨，吃他下的蠱，只見一日來我說『上位，臣如今肚內一塊硬結怛，諒看不好。』我著人送他回去，家裡死了。後來宣得他兒子來問，說道脹起來緊緊的，後來瀉得癟癟的，卻死了，這正是著了蠱。他大兒子在江西也吃他的藥死了。」從這些話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封建統治階級內部兩個不同地區的地主集團尖銳鬥爭的情況。山西陽曲人楊憲是朱元璋初期的檢校，歷官到御史台中丞。朱元璋愛他有才力，常說楊憲可居相位。楊憲和檢校凌說、高見賢、夏煜輪流向朱元璋訴說李善長無宰相材，要擠掉善長，朱元璋說：「善長雖無相材，但是與我同鄉，一起兵就跟我，經過艱險，勤勞簿書，功勞很多。我做皇帝，他自然該做宰相，這是用舊臣功臣，今後不要再說了。」話雖這般說，聽多了又有些動搖，便和劉基商量，要用楊憲為相。胡惟庸聽得風聲，連忙告訴李善長說：「楊憲為相，我等淮人不得為大官矣。」這件事關係到整個淮西集團的切身利益，是場你死我活的鬥爭，他們便團結一致，合力傾陷，楊憲終於被殺，凌說、高見賢、夏煜也先後被處死刑。同樣，楊憲對不是他自己系統的人也是用盡一切方法排擠，例如曾經做過方國珍幕府都事判上虞的寧海人詹鼎，為人有才學，做官有好名聲，到南京上萬言書，朱元璋看了很中意，要給官做。楊憲卻忌他的才華，極力阻止。到楊憲死了，才做了一個小官。淮西集團和浙東集團的傾軋，楊憲等人對淮西集團的傾軋，對不是自己系統中人的排擠，從鄉土觀念出發演變成的政治鬥爭，是洪武初期政治上的一個特徵。
軍事貴族對皇家統治的威脅，從謝再興叛變，邵榮案發以後，就使朱元璋十分緊張，提高警惕，用盡一切方法來維護自己的獨裁統治。
朱元璋對將領不敢信任，以其家屬留京作質。邵榮、趙繼祖被殺後，朱元璋對諸將越發不放心，倚靠檢校偵察將士私事，將領人人自危。徐達、湯和為人十分小心謹慎，也被猜疑，朝臣紛紛傳說，越發造成緊張氣氛。洪武五年（1372年）的鐵榜用法律形式規定：凡內外各指揮、千戶、百戶、鎮撫並總旗、小旗等，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錢物；內外各衛官軍，非當出征之時，不得輒於公侯門首侍立聽候；公侯等官，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軍。朱元璋對公侯大將的防制愈嚴密，矛盾就愈深刻，裂痕也日益擴大。
最後，封建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集中表現為皇權和相權的鬥爭。
胡惟庸是朱元璋在和州時的帥府奏差，李善長的親戚，淮西官僚集團的重要人物。由於李善長的極力推薦，洪武三年（1370年）官中書省參知政事，六年（1373年）升右丞相，進左丞相。深得朱元璋信任，權勢日盛。仗著是淮西舊人，又有李善長等元老重臣的支持，便一意專行，朝廷上生死人命和升降官員等大事，有時徑自處理，不向朱元璋報告。內外諸衙門的報告有對自己不利的也就扣壓下來。各地想做官、升官的，功臣、軍人失意的都奔走在他的門下，送金帛、名馬、玩好不計其數。做了七年宰相，門下故舊僚友結成了牢固的小集團。
中書省綜掌全國大政，丞相對一切庶務有權專決，統率百官，只對皇帝負責。在胡惟庸以前，丞相李善長小心謹慎，徐達經常統兵在外，和朱元璋的衝突還不十分明顯。接著是高郵人汪廣洋，文人愛喝酒，庸庸碌碌沒主張，不大敢管事，也被淮西集團排擠，得罪被殺。胡惟庸在中書省最久，權最重，已經使朱元璋覺得大權旁落，很不高興，特別是得罪被譴責的功臣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都和惟庸密相往來，軍事貴族和朝廷政治首腦結合在一起，與朱元璋的衝突便更加嚴重了。朱元璋直接統率軍隊和檢校，決心消滅這一心腹之患，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擅權枉法的罪狀殺了胡惟庸，趁此機會取消了中書省，由皇帝直接管理國家政事，並立下法度，以後不許再設丞相這一官職。二十八年（1395年）下令：「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這裡所說的「朝廷」就是朱元璋自己，和過去的朝廷有本質上的區別。從罷相以後，府、部、院、司分理庶務，目的是把權力分散，「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一切大權都由皇帝個人掌握，「所以穩當」，再也不怕大權旁落了。從中書省綜掌政權變為由皇帝親自管理庶政，封建專制的政權從此更加集中，集中於一人之手，皇帝便成為總攬一切政事的獨裁者了。
殺胡惟庸是為了獨攬政權。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又以有人告大將藍玉謀反，族誅藍玉。藍玉系定遠人，常遇春婦弟，在常遇春麾下領兵，驍勇善戰，多立戰功。洪武二十年（1387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馮勝征納哈出，馮勝得罪，即軍中代為大將軍。二十一年（1388年）藍玉率師十五萬打蒙古，一直打到捕魚兒海，北元主脫古思帖木兒以數十騎遁去，大勝而回，封涼國公。常遇春、徐達死後，藍玉繼為大將，總軍征戰，立了大功，就驕傲自滿起來，蓄莊奴假子數千人，乘勢暴橫，在軍中擅自黜陟將校，進止自專，不聽朱元璋命令。又嫌官小，不樂意在傅友德、馮勝之下，所提意見，朱元璋又多不採納，越發怏怏不滿。藍玉總兵多年，麾下驍將十數人，威望很高。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的特務組織錦衣衛官員首告藍玉謀反，說他和景川侯曹震等公侯打算在朱元璋出去籍田時起事，審訊結果，連坐被族誅的一萬五千多人。這一案把軍中勇武剛強之士差不多殺了個乾淨。
從胡惟庸被殺以後，胡案成為朱元璋進行政治鬥爭的方便武器，凡是心懷怨恨的，行動跋扈的，對皇家統治有危險性的文武官員、大族地主，都陸續被羅織為胡黨罪犯，處死抄家。胡惟庸的罪狀也隨著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發展而擴大。最初增加的罪狀是私通日本，接著又是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是當時的兩大敵人，通敵當然是謀反了。後來又發展為串通李善長謀反，把淮西集團的主要力量完全摧毀。最後是藍玉案，則連淮西集團中的軍事貴族也大部分消滅了。被殺的都以家族為單位，殺一人也就是殺一家。死於胡案的主要人物有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宣德侯金朝興、靖寧侯葉昇、申國公鄧鎮、濟寧侯顧敬、臨江侯陳鏞、營陽侯楊通、淮安侯華中；大將毛驤、李伯昇、丁玉和宋濂的孫子宋慎等。宋濂也被牽連，貶死四川茂州。死於藍黨的主要人物有吏部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文、開國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普定侯陳桓、宣寧侯曹泰、會寧侯張溫、懷遠侯曹興、西涼侯濮璵、東平侯韓勛、全寧侯孫恪、瀋陽侯察罕、徽先伯桑敬和都督黃輅、湯泉等人。胡案有《昭示奸黨錄》，藍案有《逆臣錄》，朝廷把用刑訊所得的口供和判案詳細記錄公布，讓全國人都知道他們的「罪狀」。
胡惟庸被殺後十年，洪武二十三年（1363年），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也被牽涉到胡惟庸案里，朱元璋假託有星變，得殺大臣應災，把李善長和妻女弟侄家口七十餘人一起殺掉，這年李善長已經七十七歲了。一年後有人替他上疏喊冤說：
李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勛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李善長與胡惟庸，猶子之親耳，於陛下則親子女也。使李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勛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於今日？且李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齏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李善長鬍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為此者，必有深仇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李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親，無纖介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則尤不可。臣恐天下聞之，謂功如李善長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今李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
問得都有道理，朱元璋看了，無話可駁，只好算了。
二案以外，開國功臣被殺的，洪武八年（1375年）德慶侯廖永忠以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賜死；十三年（1380年）永嘉侯朱亮祖父子被鞭死；十七年（1384年）臨川侯胡美以犯禁死；二十五年（1392年）江夏侯周德興以帷薄不修的曖昧罪狀被殺；二十七年（1394年）殺定遠侯王弼、永平侯謝成、潁國公傅友德；二十八年（1395年）殺宋國公馮勝。
不但列將以次被殺，甚至堅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陳友諒立了大功的朱元璋的義子親侄朱文正也以「親近儒生，胸懷怨望」被鞭死。義子親甥李文忠南征北伐，立了大功，也因為左右多儒生，禮賢下士，被毒死。徐達為開國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1385年）生背疽，據說這病最忌吃蒸鵝，病重時朱元璋卻特賜蒸鵝，徐達流淚當著使臣的面吃下，不多日就死了。
功臣宿將僥倖得以善終的也有幾個例子：一個是湯和交還兵權，他是朱元璋同村子的人，一塊兒長大的看牛夥伴。徐達、李文忠死後，朱元璋想要解除諸宿將兵權，只是不好意思說出口。湯和懂得老夥伴心事，便首先告老。朱元璋大喜，立刻派官給他在鳳陽修建府第，賞賜禮遇，特別優厚。另一個例子是曹國公李景隆、武定侯郭英歸還莊田和佃戶，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崇山侯李新建議：「公侯家人和儀從戶都有規定數目，超過的應該歸還朝廷。」朱元璋正對這批貴族地主多占田地佃戶極為不滿，聽了很高興。下令把超過規定的人戶都發鳳陽為民，還讓禮部編一部《稽制錄》，嚴禁公侯奢侈逾越。二十六年（1393年）李景隆交還莊田六所，田地山塘池盪二百餘頃。郭英交還佃戶，依法納稅。這兩人在洪武朝都沒有出事。
空印案和郭桓案
貪污腐敗是封建社會官僚政治的正常現象，念書識字，做八股，參加科舉，僥倖得了一官，便千方百計弄錢，買田地，蓄家奴，官做得越大，弄的錢也就越多。升官發財，是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人生哲學。「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兩句話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的。
另一面，官吏貪橫，無止境的剝削，也就不能不迫使饑寒交迫的人民起來反抗，「官逼民反」，從進入封建社會以來，數以百次計的農民起義，官吏的貪污剝削是其原因之一。
為了緩和封建統治階級和廣大人民的矛盾，鞏固統治基礎。朱元璋對地方官貪污害民的，用極嚴厲的手段懲處，進行了長期的殘酷的鬥爭。
對朝廷和地方的官僚奸貪舞弊，嚴重地損害了皇朝的利益，朱元璋集中力量，全面地大規模地加以無情地打擊。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兩案連坐被殺的達七八萬人，其中主要是各級官員，追贓牽連到各地許多大地主，都弄得傾家蕩產，舊地主階級的力量更進一步被削弱了。
按照規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縣都得派計吏到戶部，報告地方財政收支賬目，為了核算錢糧、軍需等款項，必須府報布政司，布政司報部，一層層上報，一直到戶部審核數目完全符合，准許報銷，才算手續完備結了案。錢穀數字如有分、毫、升，合對不攏，整個報銷冊便被駁回，重新填造。布政使司離京師遠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是千里上下，重造冊子還不要緊，問題是重造的冊子必須蓋上原衙門的印信才算合法，因為要蓋這個印，來回的時間就得用上個把月以至好幾個月。為了避免戶部挑剔，減省來回奔走的麻煩，上計吏照習慣都帶有事先預備好的蓋過官印的空白文冊，遇有部駁，隨時填用。這種方法本來是公開的秘密，誰都認為合情合理，方便省事。不料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忽然發現了這秘密，大發雷霆，以為一定有嚴重弊病，非嚴辦不可，就下令各地方衙門長官主印的一律處死，佐貳官杖一百充軍邊地。其實上計吏所帶的空印文冊蓋的是騎縫印，不能用於別的用途，預備了也不一定用得著。全國各地方衙門的人都明白這道理，連戶部官員也是照例默認的，成為上下一致同意的通行辦法。但是案發後，正當胡惟庸黨案鬧得很緊張，朝廷上誰也不敢分辯，有一個老百姓拼著死命上書把事情解釋清楚，也未起作用，朱元璋還是把地方上的長吏一殺而空。當時最有名的好官方克勤（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親）也死在這案內，上書人也被罰做苦工。
郭桓官戶部侍郎。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告發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通同舞弊，從戶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處死刑。追贓糧七百萬石，供詞牽連到各布政使司官吏，被殺的又是幾萬人。追贓又牽連到全國各地的許多大地主，中產以上的地主破家的不計其數。朝廷宣布的罪狀是：
戶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糧，合上倉四百五十萬石。其郭桓等只收（交）六十萬石上倉，鈔八十萬錠入庫，以當時折算，可抵二百萬石，余有一百九十萬石未曾上倉。其郭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鈔五十萬貫，致使府、州、縣官黃文通等通同刁頑人吏邊源等作弊，各分入己；
其應天等五府、州、縣數十萬沒官田地夏稅秋糧，官吏張欽等通同作弊，並無一粒上倉，與同戶部官郭桓等盡行分受；
其所盜倉糧，以軍衛言之，三年所積賣空。前者榜上若欲盡寫，恐民不信，但略寫七百萬耳。若將其餘倉分並十二布政司通同盜賣見在倉糧，及接受浙西等府鈔五十萬張賣米一百九十萬不上倉，通算諸色課程魚鹽等項，及通同承運庫官范朝宗偷盜金銀，廣惠庫官張裕妄支鈔六百萬張，除盜庫見在金銀寶鈔不算外，其賣在倉稅糧及未上倉該收稅糧及魚鹽諸色等項，共折米算，所廢（吞沒）者二千四百餘萬（石）精糧。
據一些同時人和地主子孫的記錄，三吳一帶、浙東西的故家巨室，不是「多以罪傾其宗」，便是「豪民巨族，剗削殆盡」。這些記載雖然有些誇大，但是反映了一部分舊地主階級分子被消滅的情況，則是無可置疑的。這樣嚴重的打擊，當然會引起地主階級和官僚的恐慌及不滿，他們當然不敢申說買賣官糧這一嚴重犯法行為是合法的、應該的，只能指斥、攻擊、告發處理這個案件的御史和法官，一時議論沸騰，情勢嚴重。朱元璋也覺得這個矛盾如繼續發展下去，對自己的統治十分不利，便一面以手詔公布郭桓等人的罪狀，分析是非，一面把原審法官也殺了，作為對地主階級和官僚們的讓步，結束了這件大案。
除了空印案和郭桓案兩次大屠殺以外，還有洪武四年（1371年）錄（甄別）天下官吏；十三年（1380年）連坐胡黨；十九年（1386年）逮官吏積年為民害者；二十三年（1390年）罪妄言者，四次有計劃的誅殺。
四十年中，據朱元璋的著作：《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誥武臣》的統計，所列凌遲、梟示、種誅有幾千案，棄市（殺頭）以下有一萬多案。戴死罪和徒流罪辦事是朱元璋新創的辦法，有御史戴死罪，戴著腳鐐坐堂審案的；有打了八十大棍仍回原衙門做官的。戴是判刑的意思。他創立這種辦法的主要原因是把這些官都殺了就沒有人替他辦事了，於是又判刑，又讓回去辦事，封建法紀確立了，各種事務工作也不致於因為缺官而廢弛。
凌遲是最野蠻、最殘酷的刑法。梟示也叫梟令，種誅就是族誅，一人犯罪，就按家按族地殺。此外有刷洗，有秤竿，有抽腸，有剝皮，還有黥刺、剕、劓、閹割、挑膝蓋、錫蛇游種種名目的非刑。可見，朱元璋野蠻殘暴的程度超過了歷史上任何帝王。這種種酷刑，造成了朝官中的極度恐怖氣氛，人人提心弔膽。
用重刑懲治違法官僚，儘管殺死了幾萬人，效果還是不大。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慨嘆說：「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布列華、『夷』。豈期擢用之時，並效忠貞，任用既久，俱系奸貪。朕乃明以憲章，而刑責有不可恕。以至內外官僚，守職維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郭桓案發後，他又說：「其貪婪之徒，聞桓之奸，如水之趨下，半年間弊若蜂起，殺身亡家者人不計其數。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刖足、髡髮、文身，罪之甚者歟！」他沒有也不可能懂得封建專制的寡頭獨裁政治，地主階級專政的殘酷統治，官僚政治和貪污舞弊是分不開的，封建統治是以剝削人民為基礎的，不推翻封建統治、封建制度，單純地用嚴刑重罰，流血手段來根絕貪污，是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
誅殺以外，較輕的犯罪官員，罰做苦工。洪武九年（1376年），單是官吏犯笞以下罪，謫發到鳳陽屯田的便有一萬多人。
朝官被殺有記載可查的，有中書省左司都事張昶，禮部侍郎朱同、張衡，戶部尚書趙勉，吏部尚書余愾，工部尚書薛祥、秦逵，刑部尚書李質、開濟，戶部尚書茹太素，春官王本，祭酒許存仁，左都御史楊靖，大理寺卿李仕魯，少卿陳汶輝，御史王朴，員外郎張來碩，參議李飲冰，紀善白信蹈等。外官有蘇州知府魏觀、濟寧知府方克勤、番禺知縣道同、訓導葉伯巨、晉王府左相陶凱等。茹太素性情剛直，愛說老實話，幾次因說話不投機被廷杖、降官，甚至鐐足治事。一天，在便殿賜宴，朱元璋寫詩說：「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磕了頭，續韻吟道：「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朱元璋聽了也很感動。不多時他還是因事被殺。李仕魯是朱熹學派的學究，勸朱元璋不要太尊崇和尚道士，想學韓文公闢佛，發揚朱學。朱元璋不理會，李仕魯著急，鬧起迂脾氣，當面交還朝笏，要告休回家。朱元璋大怒，當時叫武士把他摜死在階下。陶凱是御用文人，一時詔令封冊歌頌碑誌多是他寫的，做過禮部尚書，參加制定軍禮和科舉制度。只因為起了一個別號叫「耐久道人」，朱元璋恨他：「自去爵祿之名，怪稱曰耐久道人，是其自賤也。此無福之所催，如是不期年，罪犯不公。」又說他：「忘君爵而美山野……忘君爵而書耐久。」後借題發揮把他殺了。員外郎張來碩諫止取已許配的少女做宮人，說「於理未當」，被碎肉而死。參議李飲冰被割乳而死。
朱元璋對內外官僚的殘酷誅殺和刑罰，引起了官僚集團的反對，洪武七年（1374年）便有人抗議，說是殺得太多了，太過分了，「才能之士，數年來倖存者百無一二」。九年（1376年）葉伯巨以星變上書，論用刑太苛說：
臣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主上痛懲其敝，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又以為不然。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懼歟！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刪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飭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唯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為榮，以罷職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為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也。有人於此，廉如夷、齊，知如良、平，少戾於法，上將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才爭自奮於廉智，倘苛其短而棄其長，則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自掊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徙大族于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
朱元璋看了氣極，連聲音都發抖了，連聲說「這小子敢如此放肆！快逮來，我要親手射死他！」隔了些日子，中書省官趁朱元璋高興的時候，奏請把葉伯巨下刑部獄，不久死在獄中。朱元璋晚年最喜歡的青年才子解縉，奉命說老實話，上萬言書，也說：
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鄉，始終如一者也……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或布於朝省。椎埋囂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是故賢者羞為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辭。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為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子偽書，今之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況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風化之所由也。
話說得很露骨，分量很重，但是他把這一切都歸咎於「臣下之乏忠良」，不是皇帝的本意，朱元璋讀了很舒服，連說：「才子！才子！」
在鞭笞、苦工、剝皮、挑筋以至抄家滅族的恐怖氣氛中，凡是做官的，不論大官小官，近官遠官，隨時隨地都會有不測之禍，人人在慌亂緊張、戰戰兢兢地過日子。有人實在受不了，只好辭官，回家做老百姓。可是這樣一來，又刺著朱元璋的痛處了，說這些人不肯幫朝廷做事：「奸貪無福小人，故行誹謗，皆說朝廷官難做。」將此種行為定為大不敬，非殺不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真弄得官僚們「知懼而莫測其端」了。
也有個別得罪的官僚、貴族以裝瘋倖免的，一個是御史袁凱。有一次朱元璋要殺許多人，叫袁凱把案卷送給皇太子復訊，皇太子主張從寬。袁凱回報，朱元璋問他：「我要殺人，皇太子卻要寬減，你看誰對？」袁凱不好說誰不對，只好回答：「陛下要殺是守法，皇太子要赦免是慈心。」朱元璋大怒，認為袁凱兩面討好，耍滑頭，要不得。袁凱嚇得要死，怕被殺害，便假裝瘋癲。朱元璋說瘋子是不怕痛的，叫人拿木鑽刺他的皮膚，袁凱咬緊牙齒，忍住不喊痛。回家後，自己用鐵鏈子鎖了脖子，蓬頭垢面，滿嘴瘋話。朱元璋還是不相信，派使者召他做官，袁凱瞪著眼對使者唱月兒高的曲子，爬到籬笆邊吃狗屎，使者回報果然瘋了，朱元璋才不追究。這一回朱元璋卻受了騙，原來袁凱知道皇帝要派人來偵察，預先叫人用炒麵拌糖稀，捏成段段，散在籬笆下，大口吃了，救了一條命，朱元璋哪裡會知道。另一個例子是外戚郭德成，郭寧妃的哥哥。一天他陪朱元璋在後苑喝酒，醉了趴在地上去冠磕頭謝恩，露出稀稀的幾根頭髮，朱元璋笑著說：「醉瘋漢，頭髮禿到這樣，可不是酒喝多了？」郭德成說：「這幾根還嫌多呢，剃光了才痛快。」朱元璋拉長臉，一聲不響。郭德成酒醒後，知道闖了大禍，索性裝瘋，剃光了頭，穿了和尚衣，成天念佛。朱元璋信以為真，告訴寧妃說：「原以為你哥哥說笑話，如今真箇如此，真是瘋漢。」不再在意。黨案起後，郭德成居然漏網。
吳人嚴德珉由御史升左僉都御史，因病辭官，犯了朱元璋的忌諱，被黥面充軍南丹（今廣西），遇赦放還，到宣德時還很健朗。一天因事被御史所逮，跪在堂下，供說也曾在台勾當公事，頗曉三尺法度來。御史問是何官，回說洪武中台長嚴德珉便是老夫。御史大驚謝罪。第二天去拜訪，卻早已挑著鋪蓋走了。有一個教授和他喝酒，見他臉上刺字，頭戴破帽，問老人家犯了什麼罪過，嚴德珉說了詳情，並說先時國法極嚴，做官的多半保不住腦袋，說時還北面拱手，嘴裡連說：「聖恩！聖恩！」
民間流行著一個傳說，說是朱元璋有一天出去私訪，到一破寺，裡邊沒有一個人，牆上畫一布袋和尚，有詩一首：「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放，放寬些子又何妨！」墨跡還新鮮。朱元璋立刻派人搜索作畫題詩的人，已經不見了。這個傳說當然是虛構的，卻真實地反映了洪武朝官僚們對現實政治鬥爭的不滿情緒。
血腥文字獄
一部分舊地主階級的文人對新興皇朝臣屬關係的鬥爭是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另一方面。他們的階級立場很堅定，認為造反的窮苦農民怎能做皇帝，對地主進行統治，因而拒絕和新朝合作。
這些文人對由紅軍發跡的朱皇帝，懷有深刻的憎恨。典型的例子如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斬斷手指，立誓不做官，被逮捕到京師。朱元璋問他們：「昔世亂居何處？」回答說：「紅寇亂時，避居於福建、江西兩界間。」朱元璋大怒：「朕知伯啟心懷忿怒，將以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謂伯啟曰：「爾伯啟言紅寇亂時，意有他忿。今去指不為朕用，宜梟令籍沒其家，以絕狂愚夫仿效之風。」特派人把他們押回原籍處死。蘇州人姚潤、王謨也拒絕做新朝的官，都被處死刑，全家籍沒。
有的文人怕朱元璋的嚴刑重法，動輒挨打以至殺頭，謝絕新朝的徵召，實在推脫不了，勉強到了南京，還是拒絕做官。例如浙江山陰人楊維楨，號鐵崖，詩名擅一時，號鐵崖體。洪武二年（1369年）被征，婉辭不去。三年（1370年）又被地方官敦促上路，賦《老客婦謠》明志，大意說快死的老太婆不能再嫁人了，皇帝如不見諒，只好跳海自殺。朱元璋因他名望很大，不好過分勉強。維楨在南京住了幾個月，便請求回家。宋濂贈詩說：「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江陰王逢自號席帽山人，張士誠據吳，其弟士德用逢計勸士誠北降於元以拒西吳。士誠亡，逢隱居烏涇。洪武十五年（1382年）以文學被征，虧得他兒子在朝廷做官，向皇帝磕頭哭求，才放回去。也有抗拒不了，被迫非做官不可的，如大名秦裕伯避亂居上海，兩次被征不出，最後朱元璋寫了親筆信說：「海濱民好鬥，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堅守不起，恐有後悔！」情勢嚴重，秦裕伯只好入朝。
也有另外一些文人曾經做過元朝或東吳的官，堅決不做新朝官吏的。例如回族詩人丁鶴年自以家世仕元，逃避徵召，晚年學佛法，到永樂時才死。長樂陳亮自以為曾是元朝儒生，明初屢征不出，終身不仕。山陰張憲學詩於楊維楨，仕東吳為樞密院都事，東吳亡，憲改名換姓，寄食杭州報國寺以死。廬陵張昱在楊完者鎮浙江時，做過左右司員外郎行樞密院判官，張士誠要他做官，辭謝不肯。朱元璋要他出來，一看太老了，說：「可閒矣。」放回去，自號為「可閒老人」。他小心怕事，絕口不談時政，有一首詩說明他的處境：
洪武初年自日邊，詔許還家老貧賤。池館盡付當時人，惟（唯）存筆硯伴閒身。劉伶斗內葡萄酒，西子湖頭楊柳春。見人斲（斫）輪只袖手，聽人談天只箝（鉗）口。
總之，在明初，除了一部分大地主出身的文人如劉基等人已經參加了新興的統治集團以外，中小地主出身的文人可以分作兩類：一類是倚靠新朝保護，得到了新朝統治的好處，決心和新朝合作，有官便做，甚至想盡辦法鑽營，要升官發財，改換門庭，光宗耀祖的。這類人占極大多數，是朱元璋統治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各級政府官員的主要來源；另一類便是對紅軍抱有深刻仇恨，對新朝當然也抱著抗拒態度，不肯合作的。這一類人人數雖不甚多，但對當時的社會和政治卻有相當影響。
朱元璋對付這些不肯合作的封建文人，採用嚴峻的刑罰，特別制定一條法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辦法就是殺。
一部分士大夫不肯為朱元璋所用，朱元璋便用特殊法律、監獄、死刑以至抄家滅族一套武器，強迫他們出來做官。一方面一部分人不肯合作，另一方面新朝又非強迫他們出來合作不可，這樣便展開了統治階級內部另一方面的長期流血鬥爭。
一部分封建文人不滿意朱元璋的統治，朱元璋也痛恨這些人膽敢抗拒，用盡一切方法鎮壓，這種對立形勢越來越顯著。在鬥爭的過程中，朱元璋特別注意文字細節和他自己出身經歷的禁忌，吹毛求疵，造成了洪武時代的文字獄。
所謂禁忌，含義是非常廣泛的。例如朱元璋從小過窮苦的生活，當過和尚。和尚的特徵是光頭，剃掉頭髮，因之，不但「光」「禿」這類字對他是犯忌諱的，就連「僧」這個字也很刺眼，推而廣之，連和「僧」同音的「生」字，也不喜歡了。又如他早年是紅軍的小兵，紅軍在當時元朝政府和地主官僚的口頭上、文字上，是被叫作「紅賊」「紅寇」的，曾經在韓林兒部下打過仗的人，最恨人罵他是「賊」是「寇」，推而廣之，連和「賊」字形音相像的「則」字，他看著也有氣了。
對文字的許多禁忌，是朱元璋自卑心理的一面，相反的一面卻表現為賣弄出身。歷代開國帝王照例要拉扯古代同姓的有名人物做祖先，朱元璋的父親、祖父都是佃農，外祖父是巫師，在封建社會裡都是卑微的人物，沒有什麼可以誇耀的。據說，當他和文臣們商量修玉牒（家譜）的時候，原來打算拉宋朝著名的學者朱熹做祖先的。恰好一個徽州姓朱的典史來朝見，他打算拉本家，就問：「你是朱文公的後人嗎？」這小官不明底細，怕撒謊闖禍，只好直說不是。他一想，區區的典史小官尚且不肯冒認別人做祖宗，而且幾代以來也從沒聽說和徽州朱家有過瓜葛，萬一硬認上，白給人做子孫倒也罷了，被識破落人笑話，如何使得？只好打消了這念頭，不做名儒的後代，卻向他的同鄉皇帝漢高祖看齊，索性強調自己是沒有根基的，不是靠先人基業起家的。在口頭上、文字上，一開口、一動筆，總要插進「朕本淮右布衣」，或者「江左布衣」，以及「匹夫」「起自田畝」「出身寒微」一類的話，強烈的自卑反而表現為自尊。自尊為同符漢高祖，不斷地數說，賣弄他赤手空拳，沒一寸土地卻打出來天下，把紅軍大起義的功績一股腦兒算在自己頭上。這兩種不同心理，看來是矛盾的，其實質卻又是一致的。可是，儘管他自己這樣經常賣弄，卻又忌諱別人如此說，一說又以為是挖他的根基了，結果又會引起一場血案。
地方三司官和知府、知縣、衛所官員，逢年過節和皇帝生日以及皇家有喜慶時所上的表箋，照例由學校教官代作，雖然都是陳詞濫調，因為說的都是頌揚話，朱元璋很喜歡閱讀。他原來不是小心眼兒的人，也不會挑剔文字。從渡江以後，大量收用了地主階級的文人，替他辦了不少事。建國以後，朝儀、軍衛、戶籍、學校等制度規程又多出於文人之手，使他越發看重文人，以為治國非用文人不可。文人得勢了，百戰功高的淮西集團的公侯們不服氣，以為武將流血打的天下，卻讓這班瘟書生來當家，多少次向皇帝訴說，都不理會。公侯們商量了個主意，一天又向朱元璋告文人的狀，朱元璋還是老一套，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馬上可以得天下，不能治天下，總之治天下是非用文人不可的。有人就說：「您說得對。不過文人也不能過於相信，否則是會上當的。一般的文人好挖苦毀謗，拿話諷刺人。例如張九四一輩子寵待文人，好第宅，高薪水，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把文人捧上天。做了王爺後，要起一個官名，文人替他起名士誠。」朱元璋說：「好啊，這名字不錯。」那人說：「不然。上大當了！《孟子》書上有：『士，誠小人也。』這句也可以破讀成：『士誠，小人也。』罵張士誠是小人，他哪裡懂得。給人叫了半輩子小人，到死還不明白，真是可憐。」朱元璋聽了這番話，查了《孟子》，果然有這句話。從此更加注意臣下所上表箋，只從壞處琢磨，果然許多地方都有「和尚賊盜」，都像是存心罵他的，越疑心就越像，有的成語，轉彎抹角一揣摩，好像也是損他的。武將和文官爭權鬥爭的發展，使他在和一部分不合作的地主文人對立的基礎上，更增加了對一般文人運用文字動機的懷疑，用他自己的政治尺度、文化水平來讀各種體裁的文字，盛怒之下，下令將寫這些文字的文人，一概拿來殺了。
文字獄的著名例子，如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替海門衛官作《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一句話；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作《賀萬壽表》，中有「垂子孫而作則」一語；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按察使撰《賀冬至表》的「儀則天下」；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為布按二使作《正旦賀表》的「建中作則」；澧州學正孟清為本府作《賀冬至表》的「聖德作則」，朱元璋把所有的「則」都念成「賊」。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本府作《正旦賀表》，內有「睿性生知」，「生」字被讀作「僧」；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府作《謝賜馬表》，有「遙瞻帝扉」，「帝扉」被讀成「帝非」；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為本縣作《正旦賀表》的「取法象魏」，「取法」被讀作「去發」；亳州訓導林云為本州作《謝東宮賜宴箋》，有「式君父以班爵祿」一語，「式君父」被念成「失君父」，說是咒詛；尉氏縣教諭許元為本府作《萬壽賀表》，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八字，就更嚴重了，「法坤」是「發髡」，「藻飾太平」是「早失太平」；德安府訓導吳憲為本府作《賀立太孫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門」兩句，「有道」說是「有盜」，「青門」當然是和尚廟了。朱元璋下令把作表箋的人一概處死。甚至陳州州學訓導為本州作《賀萬壽表》的「壽域千秋」，念不出花樣來，還是被殺。
象山縣教諭蔣景高以表箋誤被逮赴京師斬於市。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朱元璋讀了大怒說：「生者僧也，罵我當過和尚。光是剃髮，說我是禿子。則音近賊，罵我做過賊。」把禮部官嚇得要死，求皇帝降一道表式，使臣民有所遵守。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特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左春坊右贊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式，頒布天下諸司，以後凡過慶賀謝恩，如式錄進。照規定表式抄錄，只填官銜姓名，文人的性命才算有了保障。
文字獄的時間從洪武十七年（1384年）到二十九年（1396年），前後達十三年。唯一倖免的文人是翰林院編修張某，此人在翰林院時說話出了毛病，被貶作山西蒲州學正。照例作慶賀表，朱元璋記得他的名字，看錶文里有「天下有道」「萬壽無疆」兩句話，發怒說：「這老兒還罵我是強盜呢！」差人逮來當面審訊，說：「把你送法司，更有何話可說？」張某說：「只有一句話，說了再死也不遲。陛下不是說過，表文不許杜撰，都要出自經典，有根有據的話嗎？『天下有道』是孔子說的，『萬壽無疆』出自《詩經》，說臣誹謗，不過如此。」朱元璋被頂住了，無話可說，想了半天，才說：「這老兒還這般嘴強，放掉罷。」左右侍臣私下議論：「幾年來才見容了這一個人！」
蘇州知府魏觀把知府衙門修在張士誠的宮殿遺址上，犯了忌諱，被人告發。朱元璋查看新房子的《上樑文》有「龍蟠虎踞」四字，大怒，把魏觀腰斬。僉事陳養浩作詩：「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朱元璋恨他動搖士氣，取到湖廣，投在水裡淹死。翰林院編修高啟作題宮女圖詩：「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朱元璋以為是諷刺他的，記在心裡。高啟退休後住在蘇州，魏觀案發，朱元璋得知《上樑文》又是高啟的手筆，舊恨新罪一併算，把高啟腰斬。有一個和尚叫來復，為討好皇帝，作了一首謝恩詩，有「金盤蘇合來殊域」和「自慚無德頌陶唐」兩句，朱元璋大為生氣，以為「殊」字分為「歹朱」，明明是罵我。又說「無德頌陶唐」，是說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又把這亂巴結的和尚斬首。
地方官就本身職務，有所建議，一字之嫌，也會送命。盧熊做兗州知州，上奏本說州印兗字誤類袞字，請求改正。朱元璋極不高興，說：「秀才無理，便道我袞哩！」原來又把袞字當作滾字了。不久，盧熊便以黨案被殺。
朱元璋從個人的禁忌進一步便發展為廣義的禁忌了。洪武三年（1370年）禁止小民取名用天、國、君、臣、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秦、漢、晉等字。二十六年（1393年）出榜文禁止百姓取名太祖、聖孫、龍孫、黃孫、王孫、太叔、太兄、太弟、太師、太傅、太保、大夫、待詔、博士、太醫、太監、大官、郎中字樣，並禁止民間久已習慣的稱呼，如醫生只許稱醫士、醫人、醫者，不許稱太醫、大夫、郎中，梳頭人只許稱梳篦人或稱整容，不許稱待詔，官員之家火者，只許稱閽者，不許稱太監，違者都處重刑。
其他地主文人被殺的，如處州教授蘇伯衡以表箋論死；太常卿張羽坐事投江死；河南左布政使徐賁下獄死；蘇州經歷孫蕡曾為藍玉題畫，泰安州知州王蒙嘗謁胡惟庸，在胡家看畫，王行曾做過藍玉家館客，都以黨案被殺；郭奎曾參朱文正軍事，朱文正被殺，郭奎也論死；王彝坐魏觀案死；同修《元史》的山東副使張孟兼、博野知縣傅恕、福建僉事謝肅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趙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張士誠處做客、打算投奔擴廓帖木兒的戴良，得罪自殺。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張宣，謫徙濠州；楊基罰做苦工；烏斯道謫役定遠；顧德輝父子在張士誠亡後，並徙濠梁，都算是十分僥倖的了。
明初的著名詩人吳中四傑：高啟、楊基、張羽、徐賁，都曾和張士誠來往，楊基、徐賁還做過張士誠的官，四人先後被殺、謫徙，看來不是巧合，而是有意識地打擊。只有臨海陳基是例外，陳基曾參張士誠軍事，明初被召修《元史》，洪武三年（1370年）卒。他在張士誠幕府時，所起草的書檄罵朱元璋的很多，不是死得早，他也是免不了的。
朱元璋用嚴刑重罰，殺了十幾萬人，殺的人主要的是國公、列侯、大將；宰相、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州縣胥役；進士、監生、經生、儒士、文人、學者；僧、道；富人、地主等，總之，都是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成員，他心目中的敵人。他用流血手段進行長期的內部清洗工作，貫徹了「以猛治國」的方針，鞏固了朱家皇朝的統治。
另一面，他又堅決反對社會上長期以來的政治上的地域、鄉土之見。他認為做皇帝是做全國的皇帝，不是做某一地方的皇帝，選用的人才也應該是全國性的，淮西集團李善長、胡惟庸死抱住只有淮人才能掌權做大官的階級、小集團偏見，是他和淮西集團內部矛盾焦點之一。正因為他有這樣的看法，洪武三十年（1397年）發生了南北榜的案件。事情是這樣的，這一年的會試，由翰林學士湖南茶陵人劉三吾和紀善白信蹈等主考，榜發，江西泰和人宋琮考了第一，全榜沒有一個北方人，舉人們紛紛議論，不服氣，難道北方人連一個夠格的也沒有，便向皇帝告狀說主考官劉三吾等都是南方人，偏袒南人。朱元璋大怒，命侍講張信等檢查考卷，北方人還是沒有及格的，朱元璋大不高興。又有人告發張信等受了劉三吾等人的囑託，故意拿不合格的卷子評閱。朱元璋大怒，把白信蹈等殺了，劉三吾這年已經八十五歲了，以其太老為由，免死充軍邊境，會元宋琮也充了軍。朱元璋親自出題目重考，考取了六十一人，全是北方人，當時稱這次會試為南北榜，也叫春夏榜。
其實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北方經過長期戰爭破壞，生產水平低於南方，就教育、文化的發展而言，南方是高於北方的。考卷照舊例彌封，考官並不能知道考生是南人還是北人。劉三吾等只憑考卷文字決定去取，儘管所取全是南人，倒不定存有南北之見。經過北方考生幾次抗議，引起了朱元璋的密切注意，他為了爭取籠絡北方的地主知識分子，重考的結果，一榜及第的全是北人，南人一個也沒有，他是從政治出發的，從大一統國家的前提出發的，而不是單純從考卷的優劣出發的。白信蹈等考官的被殺，宋琮的充軍是冤枉的。
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也表現在地域關係上，淮西集團和非淮西集團，南人和北人之間都有極其激烈的鬥爭。前者的矛盾隨著淮西集團的消滅，解決了。但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矛盾，卻並未解決。後來國都遷到了北方，皇帝成為北人，朝廷上當權的也是北方人逐漸占優勢，洪武以後兩百多年間，隨著朝廷上當權的是北方人還是南方人的不同情況，各自庇護本階層本地區的利益，互相排擠，有若干次政治鬥爭，都與南人和北人的階級內部利益矛盾有關。
明代的酷刑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式頒布《皇明祖訓》。這一年，朱元璋已經是六十八歲的衰翁了。
在這一年之前，桀驁不馴的元功宿將殺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殺絕了，不順眼的地主巨室殺得差不多了，連光會掉書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殺特殺，殺得無人敢說話，甚至出一口大氣了。殺，殺，殺！殺了一輩子兩手都塗滿了鮮血的白頭劊子手，躊躇滿志，以為從此可以高枕無憂，皇基永固，子子孫孫吃碗現成飯，不必再操心了。這年五月，特別下一道手令說：「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措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長法。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其實明初的酷刑，黥刺剕劓閹割還算是平常的，最慘的是凌遲，凡是凌遲處死的罪人，照例要殺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慢慢地折磨，硬要被殺的人受長時間的痛苦。其次有刷洗，把犯人光身子放在鐵床上，澆開水，用鐵刷刷去皮肉。有梟令，用鐵鉤鉤住脊骨，橫掛在竿上。有稱竿，犯人縛在竿上，另一頭掛石頭對稱。有抽腸，也是掛在竿上，用鐵鉤鉤入谷門把腸子鉤出。有剝皮，貪官污吏的皮放在衙門公座上，讓新官看了發抖。此外，還有挑膝蓋、錫蛇游種種名目。也有同一罪犯，加以墨面文身，挑筋去膝蓋剁指，並具五刑的。據說在上朝時，老皇帝的脾氣好壞很容易看出來，要是這一天他的玉帶高高地貼在胸前，大概脾氣好，殺人不會多。要是撳玉帶到肚皮底下，便是暴風雨來了，滿朝廷的官員都嚇得臉無人色，個個發抖，准有大批人應這劫數。這些朝官，照規矩每天得上朝，天不亮起身梳洗穿戴，在出門以前，和妻子訣別，吩咐後事，要是居然活著回家，便大小互相慶賀，算是又多活一天了。
四十年中，據朱元璋自己的著作：《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和《大誥武臣》的統計，所列凌遲梟示種誅有幾千案，棄市（殺頭）以下有一萬多案。《三編》所定算是最寬容的了。「進士監生三百六十四人，愈見奸貪，終不從命三犯四犯而至殺身者三人，三犯而誹謗殺身者又三人，奸容戴斬、絞、徒流罪在職者三十人，一犯戴死罪徒流罪辦事者三百二十八人。」有御史戴死罪，戴著腳鐐，坐堂審案的；有挨了八十棍回衙門做官的。其中最大的案件有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和郭桓案，前兩案株連被殺的有四萬人，後兩案合計有七八萬人。所殺的人，從開國元勛到列儒裨將，從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到州縣胥役、進士監生、經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親侄兒、親外甥，無人不殺，無人不可殺，一個個地殺，一家家地殺，有罪的殺，無罪的也殺，「大戮官民不分臧否」。早在洪武七年（1374年），便有人向他控訴，說是殺得太多了，「才能之士，數年來倖存者，百無一二」。到洪武九年（1376年），單是官吏犯笞以上罪，謫戍到鳳陽屯田的便有一萬多人。洪武十八年（1385年）九月在給蕭安石子孫符上也自己承認：「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夷，豈期擢用之時，並效忠貞，任用既久，具系奸貪？朕乃明以憲章，而刑責有不可恕。以至內外官僚，守職維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郭桓案發後，他又說：「其貪婪之徒，聞桓之奸，如水之趨下。半年間弊若蜂起，殺身亡家者人不計其數。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足髡髮文身，罪之甚者歟？」
政權的維持建立在流血屠殺、酷刑暴行的基礎上，這個時代，這種政治，確確實實是名副其實的恐怖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