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 · 第五章 明朝亡於流寇，還是廠衛？
太監：皇帝聚斂財貨的爪牙
萬曆以下諸帝把家族的財富比國家的富強看得更重要，努力積聚，為縱情享樂計。但是國家的財政有定額的支配，皇帝只能奪取一部分過來，為著內庫的充積計不能不另外想法去收斂財貨，除了可以公開的進奉獻納及臨時的徵發如大工大婚的費用外，皇帝也收受賄賂、捐款，更不時地想法加罪臣下，目的是為籍沒他們的財產，例如萬曆初年張居正、馮保的得罪，張鯨的因獻財免罪，天啟時代的追贓。
皇帝聚斂財貨的爪牙是太監，太監代表著皇帝剝削民眾和官吏，在劉瑾用事的時候，「凡入覲出使官皆有厚獻」。有許多官吏因為不能照規定的數額進賄，甚至自殺。魏忠賢用事的時候，朝中宰執卿二都甘願做他的義子乾兒，有「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孫」之目。自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以後，到處派稅使礦監，「大璫大監，縱橫驛騷，吸髓飲血，以供進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蕭然，生靈塗炭矣」。這一些皇帝代表的作惡情形，如《明史·陳增梁永傳》所記：「大作奸弊，稱奉密旨搜金寶。募人告密，誣大商巨室藏違禁物，所破產什傾家。殺人莫敢問。」陳奉在荊州，恣行威虐，每托巡歷，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其黨至人民家，姦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馬堂在臨清，諸亡命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銀鐺奪人產，抗者輒以違禁罪之。中人之家，破者大半。梁永在陝西盡發歷代陵寢，搜摸金玉，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稅額外增耗數倍。二十年中所遣內官到處苛削百姓，引起民變，毒遍天下。這種情形，皇帝不是不知道，但是他卻故意放縱，來收受他的代表所剝削的十分之一的殘瀝。《明史》說：「神宗寵愛諸稅監，自大學士趙志皋、沈一貫而下，廷臣諫者不下百餘疏，悉寢不報，而諸稅監有所糾劾，朝上夕下，輒加重譴，以故諸稅監益驕。」
殘暴不仁的仕紳階級
皇帝太監之下，便是皇族、官吏和紳士。明代是以八股文取士的，人們只要認得字，湊上幾段濫調，便很容易從平民而躍登特殊階級，加入仕紳的集團，文理不通的只要花一點錢捐一個監生，也可仗著這頭銜，不受普通人所受的約束，翻轉頭來去剝削他從前所隸屬的階級。他們不但沒有普通農民被派定的負擔，並且可以利用他們的地位做種種違法的事，小自耕農受不了賦稅的征索，除了逃亡以外，便只能投靠在仕紳階級門下做佃戶，借他們做護符來避免賦役。往往一個窮無立錐的八股作家，一旦得了科名，便立地變成田主，農民除了中央政府、地方官吏的兩重負擔外，還需做就地豪紳的俎上魚肉。這般科舉中人一做了官，氣焰更是囂張，連國法也奈何不了他們。《明史·楊士奇傳》：「士奇子稷居鄉，嘗橫暴殺人，言官交劾，朝廷不加法，以其章示士奇。又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乃下之理。」《梁儲傳》：「儲子次攄為錦衣百戶，居家與富民楊端爭民田，端殺田主，次攄遂滅端家二百餘人。武宗以儲故，僅發邊衛立功。」宰相的兒子殺人縱虐，都非政府所能干涉。楊端用大地主的地位殺小田主，梁次攄以大紳士的地位殺兩百多人，大不了的罪名也只是充軍。《姬文允傳》：「白蓮賊徐鴻儒薄藤縣，民什九從亂。知縣姬文允徒步叫號，驅吏卒登陴不滿三百，望賊輒走，存者才數十。問何故從賊？曰：禍由董二。董二者，故延綏巡撫董國光子也，居鄉貪暴，民不聊生。」王應熊做了宰相，其弟王應熙在鄉作惡的罪狀至四百八十餘條，贓銀一百七十餘萬。溫體仁、唐世濟的族人甚至做盜，為盜奧主。土豪湯一泰倚從子湯賓尹之勢，至強奪已字之女，逼之至死。戴澳做順天府丞，其家便怙勢不肯輸賦。茅坤的家人也倚仗主勢橫行鄉里。陳於泰、陳於鼎兄弟的在鄉作惡，致引起民變。勛貴戚臣甚至惟意所欲，強奪民田，弘治間外戚王源令其家奴別立四至，占奪民產至二千二百餘頃。嘉靖中泰和伯陳萬言奏乞莊田，帝以八百頃給之，巡撫劉麟、御史任洛復言不宜奪民地，勿聽。武定侯郭玹奪河間民田廬，又奪天津屯田千畝。潞簡王莊田多至四萬頃。
為所欲為的官吏
明代官俸之薄，是歷史上所僅見的。據《明史·李賢傳》當時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者實支僅一石，當時米一石折鈔十貫，鈔一貫僅值錢二三文，由此知指揮使一月所得不過二三十文。推而上之，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折錢也不過七八十文。正七品七石，每月俸餉更僅可憐到只有二三文錢了。其後又定官俸折銀例，雖然稍微好一點，可是專靠俸餉，也非餓死不可。況且上司要賄賂，皇帝要進獻，太監、大臣要進獻，家庭要生活，層層逼迫，除了剝削民眾以外更沒有什麼辦法。要做好官，便非像潘蕃那樣，做了若干年的方面大臣，罷官後連住宅也蓋不起，寄住別人家終老。海瑞揚歷內外，死後全部家產只有一兩銀子，連買棺木也不夠。這些自然是可忽略的例外，大多數官吏很容易尋出生財的大道。
貪贓不用說了，許多官吏或他們的戚黨宗族同時也是操奇計贏的大商人。他們可以不顧國禁，到海外去貿易番貨；他們可以偷關漏稅，經商內地；他們可以得到種種方便，去打倒或吞併其他無背景無勢力的小商家。他們獨占了當時最大的企業鹽和茶業。他們有的廣置店房，例如郭勛在京師的店舍多至千餘區。他們也放高利債，例如會昌伯孫忠的家人貸錢給濱州的人民「規利數倍」，有司為之興獄索償。他們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可以科私稅，他們為著自己的經濟利益可以左右政局。《明史·朱紈傳》：「初明祖定製，片板不許入海。承平久，奸民闌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機、葡萄牙諸國入互市。閩人李光頭、歙人許棟踞寧波之雙嶼為之主，司其質契，勢家護持之。」由海外貿易而引起倭寇的侵掠。朱紈巡海道下令禁止出海，福建人一旦失了衣食的貿源，仕紳階級失去不費力而得的重利，聯合起來排斥朱紈，福建人做京官的從中主持，結果是朱紈被劾落職自殺，倭寇的毒焰自此遂一發不可收拾。啟禎間鄭芝龍以海盜受招撫為朝廷官吏，獨占海外貿易，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舶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
順勢而生的「流寇」暴動
貴族、太監、官吏和紳士所構成的上層階級一方面自相剝削，一方面又聯合地方種種方式去剝削農民。高高在上的窮奢極欲，夜以繼日，皇帝大臣們講長生，求「秘法」，肆昏淫，興土木，紳士、豪商和其他有閒分子更承風導流。妓女、優伶、小唱、賭博、酗酒，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要素。崑曲和小品文發達正是這時代性的表現。假如一部文學作品是可以做一個時代的象徵的話，那就是《金瓶梅》。另一方面，農民卻在飢餓線下掙扎著，被力役、賦稅、苛捐、盜匪、災荒、官吏、鄉紳逼迫著；他們忍耐了幾輩子，受苦了幾十年，終於等到了大時代的來臨，火山口的爆發，從火光血海中，仿佛看見自己的出路！他們喪失了，或被天災所迫而捨去了耕地，便成為流浪的難民。他們即使能找到別的工作，也仍不免於凍餓。據《徐氏庖言》卷一：「都下貧民傭一日得錢二十四五文，僅足給食。三冬之月，衣不蔽體。」他們有生存的權利，有要求吃飽的權利。我們試一考查當時的米價：
天啟四年（1624年）蘇州米一石一兩二錢。
崇禎二年（1629年）蘇州糧一石折銀一兩有餘。
四年（1631年）延綏斗米四錢。
十年（1637年）蘇州冬粟每石一兩二錢，白粟一兩一錢。
十三年（1640年）山東米石二十兩，河南米石百五十兩。蘇松米每石一兩六錢，秋杪糙米至每石二兩。
十四年（1641年）山東臨清米石二十四兩，蘇州白米每石三兩零。
十五年（1642年）蘇州米每升至九十文有零。
這雖是一個簡略的統計，並且只是幾個地方在荒歉時的情形，不過也可由此窺見當時農民苦痛情形的一斑，由此以例全國，大概是不會相距甚遠的。
在這種情形下的農民，陡然遇見了得救的機會，即使不是很可靠的機會，也會毫不遲疑地抓住，犧牲一切，先去填飽肚皮和打倒過去曾壓迫過他們的敵人，這機會便是腐潰了幾十年的社會經濟所產生的「流寇」暴動。
明末「流寇」的必然興起
明末流寇的興起，是一個社會組織崩潰時必有的現象，如瓜熟蒂落一般。即使李自成、張獻忠這一群農民領袖不揭竿而起，由那貴族、太監、官吏和紳士所組成的壓迫階級，也是要被它腳底下踏著的階級所打倒的。階級的對立，在當時已經有人看出。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奏道：「臣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天下不安甚矣，察其故原於不均耳。何以言之？今之紳富，率皆衣租食稅，安坐而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贏以役愚民而獨擁其利，有事欲其與紳富出氣力，同休戚，得乎？故富者極其富而每至於剝民，貧者極其貧而甚至於不能聊生，以相極之數，成相惡之刑，不均之甚也。」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仕紳階級利用他們所有的富力和因此而得到的政治勢力，加速地把農民剝削和壓迫，農民窮極無路，除自殺外只能奮起反抗，用暴力來推翻這一集團的吸血鬼，以爭得生存的權利。
流寇的發動和實力的擴展，自然是當時的統治者所最痛心疾首的。他們有的是過分充足的財富；舒服、縱佚、淫蕩、奢侈的生活。他們要維持現狀，要照舊加重剝削來增加他們生活上更自由的需要。然而現在眼見要被打倒，被屠殺了，他們不能不聯合起來，為了他們這一階級的安全。同時，為著個人利害的衝突，這一集團的中堅分子，彼此間還是充滿了嫉妒、猜疑……鉤心鬥角、互相計算。
另一方面，農民是歡迎流寇的，因為是同樣在飢餓中掙扎性命的人。他們自動做內應，請流寇進來。河曲之破，連攻城的照例手續都用不著。據《綏寇紀略》卷一：「辛未（1631年）二月，上召輔臣九卿科道及各省鹽司於文華殿。上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曰：河曲之城，何以賊到輒破？喬林曰：賊未嘗攻，有饑民為內應，故失守。」和統治者的御用軍隊的騷擾程度相較，農民寧願用牛酒來歡迎流寇：「樊人苦左兵淫掠，殺槁桔燔燒之，良玉怒，奪巨商峨艑重裝待發，身率諸軍營於高阜。漢東之人，牛酒迎賊。」
官兵不敢和流寇接觸，卻會殺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報功。到這步田地，連剩下的一些過於老實的老百姓也不得不加入反抗者的集團了。據《烈皇小識》卷四：「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污殺劫，慘不可言，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報之級，半是良民，民間遂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為盜！盜安得不日繁！」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平寇志》卷二記兵科給事中常自裕奏：「皇上赫然震怒，調兵七萬，實不滿五萬，分之各處，未足遏賊。鳳陽焚劫四日而馬擴至，歸德圍解三日而鄧玘來，潁毫安廬之賊返旆而北，尤世威等信尚杳然。至賀人龍等到處淫掠，所謂賊梳而軍櫛也。」
在到處殘破、遍地糜爛的景況下，統治者為了軍費的需要，仍然盲目地加重農民的負擔，左捐右輸，逼得百姓不能不投到對面去。《平寇志》卷八說：「崇禎十七年二月甲戌，賊遣偽官于山東河南州縣。先遣牌至，士民苦征輸之急，痛恨舊官，借勢逐之。執香迎導，遠近若狂。」也有不願和統治者合作，消極地不肯抵抗「流寇」的。「宣府陷，巡撫朱之馮懸賞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納款。之馮獨行巡城見大炮，曰：汝曹試發之，殺賊千百人，賊雖齏粉我，無恨矣。眾又不應。之馮自起燃火，兵民竟挽其手。之馮嘆曰：人心離叛，一至於此。」在一些地方，百姓一聽見流寇不殺人，且免徭賦，高興得滿城轟動，結彩焚香去歡迎流寇進來。
在軍事地帶的人民尚受盤剝，比較安靜的區域更不用說了。崇禎十四年（1641年）吳中大旱瘟疫，反加重賦，據《啟禎記聞錄》二：「是歲田禾，夏苦亢旱，少不插蒔，即蒔亦皆後時，至秋間復為蝗蟲所食。有倖免蝗禍者，又因秋杪旱寒，遂多秕死，大約所收不及十之三四。歲凶異常，撫按交章上請，不惟不蒙寬恤，征賊反有加焉。糙糧每畝二斗五升有零，折銀每畝一錢七分有零。又急如星火，勒限殘歲完糧，連差督餉科臣至吳中者兩三員，賜劍專敕行事，人皆惶駭不安，大戶役重糧多，中人支吾不給，貧民困餒死亡，井裡蕭條，鄉城同象，非復向時全盛矣。」
蘇州如此，他處可知。政府不因災荒蠲免，地主亦復不能例外。同書又記常熟民變事：「崇禎十一年（1638年）八月撫臣屢疏以旱蝗上聞，而得諭旨征糧，反有加焉。至收租之際，鄉民結黨混賴，田主稍加呵斥，每至起釁生亂，田主有鄉居者，征租於佃戶，各佃聚眾焚其居，搶掠其資。」
流寇的組成分子是：「一亂民，一驛卒，一飢黎，一難氓」，這是崇禎七年（1634年）三月己丑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疏中所說的。以陝西發難地而論，則「延綏以北為逃兵，為邊盜，延綏以南為土寇，為饑民」。邊盜土寇可以歸入亂民一類；加上逃兵，約略地可分五類。
關於亂民之起，《明史·楊鶴傳》說：「關中頻歲祲，有司不恤下，白水王二者鳩眾墨其面，闖入澄城，殺知縣張耀采，由是府谷王嘉允、漢南王大梁、階州周大旺群賊蜂起，三邊飢軍應之，流氛之始也。」則亦是因飢舉事。
關於驛卒的加入，《明史·流寇傳》說：「以給事中劉懋議裁驛站，山陝遊民仰驛糈者無所得食，俱從賊，賊轉盛。」
《綏寇紀略》卷一引御史姜思睿疏也說：「各遞貧民千百為群依輦輿以續命者，飢餓待死，散為盜。」
據《明史·五行志》三：「崇禎元年（1628年）夏旱，畿輔赤地千里。陝西飢，延鞏民相聚為盜。二年山西、陝西飢。五年淮、揚諸府飢，流殍載道。六年陝西、山西大飢，淮、揚洊飢。七年京師飢，太原大飢，人相食。九年南陽大飢，有母烹其女者，江西亦飢。十年浙江大飢，父子、兄弟、夫妻相食。十二年兩畿、山東、山西、陝西、江西飢，河南大飢，人相食。十三年北畿、山東、河南、陝西、山西、浙江、三吳皆飢，自淮而北至畿南，樹皮食盡，發瘞胔以食。十四年南畿飢，山東洊飢，德州斗米千錢，父子相食，行人斷絕，大盜滋矣。」在十四年中，災荒迭起，河北更是厲害，內中山西、陝西、河南被災情形最嚴重，次數也最多，由此可以知道流寇發難於秦晉，和流寇以秦晉人為中心的原因。
關於逃兵之加入，《明史·李自成傳》記：「京師戒嚴，山西巡撫耿如杞勤王兵嘩而西，延綏總兵吳自勉、甘肅巡撫梅之煥勤王兵亦潰與群盜合。」
在這種情形之下，當時的統治者仍是蒙蒙昧昧，不但不想法補救，反而以為是「疥癬之疾」不足致慮。地方官也未嘗不知道叛亂之起是由於饑荒，而不但不加撫恤，反而很輕鬆地說：「此飢氓，徐自定耳。」他們對於低低在下的民眾，本來不屑置意，只要民眾能忍辱負重地像羔羊一般供他們宰殺剝削，他們便可以高枕而臥了。他們想不到饑民的集合暴動，最初固然是毫無政治企圖，只求免於餓死；但等到一有了勢力以後，他們也會恍然於敵人之無能，會來奪取政權，打倒舊日曾魚肉他們的階級。
叛亂之下更變本加厲的剝削
叛亂起後，統治者的措施是一面愚蠢地冀圖用武力削平，一面加重搜括來應付非常的軍費。叛亂發生前，農民被強迫加負的有嘉靖三十年（1551年）的「加派」一百二十萬，三十七年的「提編」四十萬，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的「遼餉」三百萬，前後迭增到五百二十萬；叛亂起後，崇禎三年（1630年）又增百六十五萬，八年增「助餉」，十一年行「均輸」及「加征」，十三年加「練餉」。統計在萬曆末年合九邊餉止二百八十萬，到崇禎時加派「遼餉」到九百萬，「剿餉」到三百三十萬，「練餉」七百三十萬。這些都是農民的血汗，有政治勢力的地主、紳士、商人是不用負擔的。
就陝西一地而論，民眾的新加負擔有「新餉」，有「均輸」，有「間架」，其他瑣細的勒索，更無從數起。關於民間的苦痛，崇禎六年（1633年）正月御史祁彪佳疏陳十四項：曰里甲，曰虛糧，曰行戶，曰搜贓，曰欽提，曰隔提，曰訐訟，曰寓訪，曰私稅，曰私鑄，曰解運，曰馬戶，曰鹽丁，曰難民。其最為農民所苦者是虛糧，據說當時納稅的則例「小民多未見聞，第據縣符，便為實數。遂致貧戶反溢數倍，豪家坐享余租，此飛灑之弊也。近來苦盜苦荒，遷徙載道，丁糧缺征，里甲代償，富戶化而為貧，土著化而為客，此逃亡之弊也。又有戶產盡廢，戶糧猶存，買產之家，視若隔體，代納之戶，慘於剝膚，此賠墊之弊也」。為工人所苦者是行戶：「一小民以刀錐博什一，為八口計也。有司僉為鋪行，上自印官，下及佐貳，硃票一紙，百物咸輸，累月經年，十不償一。又有供應上司，名曰借辦，每物有行，每行有簿。」為小商人所苦者是私稅：「大江以北，凡貿易之家，官為給帖，下至雞豚，無得免者，至隘口渡頭，有少年無賴借牙用為名，橫加剝奪，蠅頭未獲，虎吻旋吞。」為一般百姓所苦者是私鑄：「私鑄之為錢法害，固也。而南中為甚，每錢止重七分，每百不盈三寸。更有私鑄奸人控官請禁，小民畏罪，去之惟恐不速，此輩一鑄一賣，一禁一收，利五六倍，而小民何以堪哉！」
不但農民的負擔增加，他們積欠官府的陳年爛賬也不曾被放鬆，崇禎八年（1635年）二月侍讀倪元璐上疏說：「今民最苦無若催科。未敢冀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可改從折色，此二者於下誠益，於上無損，民之脫此，猶湯火也。至發弊而追數十年之事，糾章一上，蔓延十休，扳貽而旁及數千里之人，部文一下，冤號四徹，誰以民間此苦告之陛下者。及今不圖，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刀劍多於牛犢，阡陌決為戰場，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兵燹之區哉！」
統治權之傾覆：廠衛制度的覆滅
統治者剝削的結果是使占全人口極大多數的生產者——無告的農民陷於飢餓線下，而另一方面，流寇的口號卻是「吃他娘，著他娘，吃著不盡有闖王，不當差，不納糧」，以除力役，廢賦稅，保障生活為號召，以所掠散饑民，百姓稱這軍隊為「李公子仁義兵」。破洛陽時散福邸中庫金及富人貲給百姓。又下令保護田禾，馬騰入田苗者斬之。對於一般地方官吏和紳富階級，卻毫不矜閔地加以殘殺。《平寇志》卷六：「城陷若獲富室仕宦，則獻之巨帥，索其積而殺之。」唯一例外是有德於民的退休官吏。《明吏·王徵俊傳》：「崇禎十七年（1644年）二月賊陷陽城，被執不屈，系之獄。士民爭頌其德，賊乃釋之。」《明吏·忠義傳》所記無數的鄉官和八股家的死難殉節，被史家文飾為忠義報國，其實不過是自己知道作惡過多，反正活不了，不如先自殺，或做困獸之鬥，企圖落一個好名聲而已。
流寇的初起，是各地陸續發動的，人自為戰，目的只在不被飢餓所困死。後來勢力漸大，始有意識做打倒統治者的企圖。最後到了李自成在1643年渡漢江陷荊襄後，始恍然於統治者之庸劣無能，可取而代之。從此後便攻城守地，分置官守，做奪取政權的步驟。果然不到兩年北京政府即被推翻，長江以北大部被統治在新政權之下。這是在流寇初起事時所意料不及的。其實與其說這是流寇的功績，還不如說是這古老的社會、經濟制度的自然崩潰比較妥當。明末文人戴笠作《流寇長篇序》，就統治階級的不合作這一點來說明流寇之成功，他說：「國之致亡，祖功宗德，天時人事均有之，非盡流寇之罪，賊雖凶狡絕人，亦借成就者之力也。主上則好察而不明，好佞而惡直，好小人而疑君子，好速效而無遠計，好自大而恥下人，好自用而不能用人。廷臣則善私而不善公，善結黨而不善自立，善逢迎而不善執守，善蒙蔽而不善任事，善守資格而不善求才能，善因循而不善改轍，善大言虛氣而不善小心實事。百年以來，習為固然。有憂念國事者則共詫之如怪物。武臣非無能兵者，而必壓以庸劣文臣，間有不庸劣者而又信任不深，兵食不足，畏人以偏見邪說持其後，無敢展布。至於閹侍之情況，古今同然，不必言也。煤山之禍，眾力所共，闖賊獨受其名耳。」以明統治權之傾覆為眾力所共。文震孟於崇禎八年（1635年）上疏論致亂之源說：「堂陛之地，欺猜愈深，朝野之間，刻削日甚，縉紳蹙靡騁之懷，士民嗟束濕之困，商旅咨嘆，百工失業，本猶全盛之海宇，忽見無聊之景色，此又致亂之源也。」這是說統治者的內部崩潰。「邊事既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自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復乘之以天災，加之以饑饉，而守牧惕功令之嚴，畏參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面無食無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下民無知，直謂有司仇我虐我，今而後得反之也。」這是說統治者的驅民死地，自掘墳墓。李自成檄數統治者的罪狀說：「明朝昏主不仁，寵宦官，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師旅，擄掠民財，奸人妻女，吸髓剝膚。」前部的四項罪狀都是古已有之，是這古老社會的病態，不是崇禎及其廷臣所能負責的。在檄文中他特別提出他是代表農民利益，他本人是出於農民階級的，他說：「本營十世務農良善，急興仁義之師，拯民塗炭，士民勿得驚惶，各安生理。各營有擅殺良民者全隊皆斬。」標著顯明的農民革命的旗幟向舊統治致死命地攻擊，對方則猶茫然於目前的危機，對內則互相猜嫌排斥，表現充分的不合作精神，對民則加力壓榨，驅其反抗，兩方的情勢達於尖銳化。以一小數的潰腐的統治集團來抵抗全體農民的襲擊，自然一觸即摧，明室的統治權於此告了終結，同時擁護這統治權的仕紳階級的壽命也從此中斷。假如沒有建州部族的乘機竄入，也許這反對宦官、科舉制度，誅鋤紳富的新統治者會給未來的歷史以新的意義。然而他們終於被一更新興的部族所粉碎，曇花一現的新統治權也隨之被消滅，給剷除未盡的八股家、地主、商人們的舊集團以復甦的機會，雖然這一舊靈魂已不復能恢復過去所有的勢位，然而他們會從文字的記載來詆毀已失敗的故人，從此片面的歷史遂決定了所謂「流寇」事件的反面意義，在文字上所見的流寇只是一些極凶極惡、殺人放火、屠城等殘酷、殘忍的記載。
最後，我們再引兩條可信的記載，說明這舊社會之必然的崩潰。崇禎十六年（1643年）秋冬之間，外寇內亂，已經到了亟亟不可終日的地步，在同一國家同一禍福的江南，卻仍踵事增華，作昇平之歌舞。《啟禎記聞錄》三：「七月二十五日，楓橋有好事者斂銀於糧食行中，以為賽會之資，風聞從來未有之盛……衿紳士庶男女老幼，傾城罷市，肩輿舟楫之價，皆倍於常。通國若狂。」次年三月十九日北京政府顛覆，在得到國變消息後的吳江，竟舉行從來未有之盛會。同書記：「四月初二日吳江賽會，目睹者雲富麗異常，為郡中從來所未有。是時北都不祥之說已競傳，民間猶為此舉，可見人無憂國之心！」這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