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學案 · 第七章 經濟哲學
第一節 制產之必要
孟子以當時人民憔悴，達於極點，故救濟之法，先之以民生主義，從物質救濟起，而後及於精神救濟，主先富後教之義也。
孟子對梁、齊、鄒等國君云：
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梁惠王上》）
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梁惠王上》）
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梁惠王下》）
此即食飯問題，比任何問題皆重要。例如彼與梁惠王及齊宣王先後言政，皆曰：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
是知孟子救民之方，先使其得肉體上之安，而後得精神上之樂，故其第一辦法，即為制民之產。如曰：
民事不可緩也。……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滕文公上》）
又曰：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梁惠王上》）
孟子的社會倫理觀，是先從物質的生活，講到精神的生活。他認定大多數人不能叫他忍著餓來做好人的。這個見解，頗似馬克斯所說：「不是人類的良心支配他的生活，乃是人類社會的生活，支配他的良心。」孟子卻說也有不為環境所限的人，「無恆產而有恆心」。但可惜只是少數。大多數的人，能受善良的教育，卻要等他們有了飯食，是「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的政策。孟子的書，通是先講社會經濟問題，然後講教育問題的，沒有講教先過養的。後來儒家卻順口說個教養，倒了次序，不是孟子的意思。孟子眼見當時貧民沒有飯食許多慘狀。他雖然罵鄒穆公的有司不告訴人君，「上慢而殘下」，但是他自己也只一次請齊發棠，不肯再為馮婦；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就說他「惠而不知為政」，足見那不普遍的慈善事業，與那增長人倚賴心事的貧救濟，孟子都是不取。他的計劃，是根本解決的、普遍的，是要一般人民有一定的產業來做生活。他的辦法就是恢復井田的制度。如曰：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余夫二十五畝。……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
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滕文公上》）
夫行井田之制，則民有定產，自食其力。田有定分，則豪強不能兼併；賦有定法，則貪暴不能多取。況夫井田制度，土地當為公有，計口授田，可免有田不耕，及無田可耕之弊。且也，是時農業較為發達，已成為社會上之要素，此制果實行，則多數平民生計之困苦得以救濟，而社會問題，因之而解決者，什之八九矣。
第二節 井田制度
中國古代井田之制，即現世社會主義家所謂之土地公有法。宋代人有欲買地一方，試行井田，以期復古，世多笑其迂闊者。豈知最近之社會主義者，窮思極慮發表土地公有之主張，乃適與吾國三千年前井田之制，若合符節歟。雖時代相距甚遠，內容多有不同，應隨時代思潮而改變，不過土地公有之主張，在西方為創始，而在中國已為復古者也。吾國自古以來，以農立國，如採用社會主義大農的制度，以最新的科學方法，使農具籽種，與夫耕植肥壅之法，一一改良，農產之富可以供給世界，可預測也。
孟子為提倡井田制者，其所處之時代混亂異常，貧富階級之懸殊，誠如太史公所云「……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槺」之景象，不平殊甚。故孟子引陽虎之言：「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但孟子決非空談高闊者，一面想出社會政策以解決社會的一切問題焉。
集產主義（Collectivism）為社會主義中之一種調和派，要旨即是社會一切之生產具（土地、資本）收歸公有，而各個人所生產物全屬私有。孟子所提倡之社會政策（井田制度），察其內容，多有與集產主義相仿佛。如今將井田制度之概要，分述如下。
第一項 井田制之起源
吾國井田之古制，將全國之田，統劃為井字形。據《傳記》所云，乃始於黃帝。井田之製成，未遑改變。故經唐、虞、三代僅有加以修正。及至戰國，為李悝、商鞅輩所破壞無遺矣。梁任公對於井田制之起源，論之甚精，茲略引之。吾儕所最欲知者，古代田制（或關於應用土地之習慣）變遷之跡何如。凡社會在獵牧時代，其土地必為全部落人所公有，如現在吾國蒙古、青海，皆以「某盟某旗牧地」為區域名稱，即其遺影也。蓋獵牧非廣場不可，故地只能公用而無所謂私有。及初進為農耕時，則亦因其舊制，以可耕之地為全族共同產業，《周頌》云：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詩·思文》）
此詩歌頌后稷功德，言上帝所賜之麥種，普遍播殖，無彼我疆界之分。最古之土地制度蓋如是。其後部落漸進為國家，則將此觀念擴大，認土地為國有。故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詩·北山》）
此種國有土地，人民以何種形式使用之耶？據孟子云：
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滕文公上》）
孟子所說，是否為歷史上之事實，雖未敢盡信。但吾儕所能以情理揣度者：一、農耕既興以後，農民對於土地所下之勞力，恆希望其繼續報酬。故不能如獵牧時代土地之純屬公用，必須劃出某處面積屬於某人或某家之使用權。二、當時地廣人稀，有能耕之人，則必有可耕之田。故每人或每家有專用之田五七十畝乃至百畝，其事為可能。三、古代部落各因其俗，宜以自然發展，制度斷不能劃一。夏、殷、周三朝各千年，世長其土，自應有其各異之田制。以此三事，故吾認孟子之說為比較的可信。即根據之以研究此三種田制之內容何如：
（甲）貢
貢者，人民使用此土地，而將土地所產之利益，輸納其一部分於公家也。據孟子所說，則其特色在「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而立一定額焉。據《禹貢》所記，則其所納農產品之種類，亦因地而殊。所謂「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是也。《禹貢》又將「田」與「賦」各分為九等，而規定其稅率高下。孟子所謂「貢制」，殆兼指此。但此種課稅法，似須土地所有權確立以後始能發生。是否為夏禹時代所曾行，吾不敢言。所敢言者，孟子以前，必已有某時代某國家曾用此制耳。
朱晦庵云：「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
黃葵峰云：「五十者，每夫各授田五十畝也。令民即於所授田五十畝中，每年以五畝之稅貢上也。」陳顧遠按曰：一夫每年所貢是計五畝之入，不是僅以五畝之稅貢上，因在當時只有賦，沒有稅，其說是靠不住的。那麼，夏時每人授田五十畝，由五十畝中取其十分之一所入（計五畝之入）以貢上，田制以一夫所授的田作單位，沒有公田可言。所以夏時，就不是井田制度。
（乙）助
孟子釋助字之義云：「助者，借也。」其述助制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此或是孟子理想之制度，古代未必能如此整齊劃一。且其制度是否確為殷代所曾行，是否確為殷代所專有，皆不可知。要之古代各種複雜紛歧之土地習慣中，必曾有一種焉，在各區耕地面積內，劃中一部分為「公田」，而借人民之力以耕之，此種組織，名之為助。有公田，則助之特色也。公田對私田而言，《夏小正》云：「初服於公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大田》）據此則公田之制，為商、周間人所習見而共曉矣。土地一部分充公家使用，一部分充私家使用。私人即以助耕公田之勞力代租稅，則助之義也。
朱晦庵云：「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劃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黃葵峰云：「七十者，每夫各授私田七十畝，又共受公田七十畝也。助者，八夫各出通力以助耕公田，每年惟據公田七十畝所登之谷，而收之於官也。」可知一夫授田是七十畝，一夫耕田卻是七十八畝又七五；算起來，恰是從九分裡頭取去一分，歸於國家，因在私田之外助耕而得，所以名曰助法。後儒誤於孟子「其實皆什一也」之言，將九一說是指田之區數，理固可通，但怎樣來解說田之畝數呢？
朱熹亦未說得明白。
（丙）徹
《詩》「徹田為糧」（《公劉》）所詠為公劉時事，似周人當夏、商時已有行徹制者。徹法如何？孟子無說。但彼又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意謂耕者之所入九分而取其一，殆即所謂徹也。孟子此言，當非杜撰。蓋征諸《論語》所記：「哀公問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可見徹確為九分或十分取其一。魯哀公時已倍取之，故曰：「二吾猶不足。」二對一言也。觀哀公、有若問答之直捷，可知徹制之內容，在春秋時尚人人能了解。今則書闕有間，其與貢、助不同之點安在？竟無從知之。《國語》記：「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先王制上，借田以力，而砥其遠近。……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借矣。』……」借田以力則似助，砥其遠近則似貢。此所說若即徹法，則似貢、助混合之制也。此法周人在邠岐時，蓋習行之，其克商有天下之後，是否繼續，吾未敢言。
朱晦庵云：「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黃葵峰云：「百畝者，八夫各授私田百畝，又共授公田百畝也。徹者，八家通出其力，以合作公田，惟據益田百畝所登之谷，而收之於官也。」兩說俱誤。陳顧遠云：「考『徹』字有『通』字的意思，和『去』字的解釋。『通』和『去』在現時很不相同，然古時當無大異。所以孟子只說『徹者，徹也』，可見『徹』和『通』和『去』字義上原沒有多大分別。那麼，徹的意思，大約是指把井田制度取消而通之為散地，每夫受田百畝，沒有公田。這徹字起初或作為動詞用，後又變動詞為名詞，成為一種制度上的稱號了。」
貢助徹表：
都是中央為公田，四邊為民田，八家合力共種中央的公田，算是完糧，作為政府官吏的俸祿。
〔說明〕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借也。（三代丈尺大小不同，所以畝數不同。其實中央政府與民間分攤糧米，都是占十分之一，人民九分，政府一分，大致如此。）
據此種極貧乏且矇混之史料以從事推論：大抵三代之時，原則上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而使用權則耕者享之。國家對於耕者，征輸其地力所產什之一或九之一。此所征者，純屬公法上之義務而非私法上之酬償。除國家外，無論何人，對於土地，只能使用，不能「所有」也。然而使用權享之既久，則其性質亦漸與所有權逼近矣。故謂古代凡能耕之民，即能「所有」其土地使用權，亦無不可。換言之，則謂土地私有制在事實上已成立，亦無不可。唯使用權是否可以買賣，史籍中無明文可考，在此事未得確證以前，未可遽認私有制為完全存在也。
第二項 井田制施行之目的
至周幽王時，助法仍未廢除，故《詩》有「大田」之諷刺，孟子有「雖周亦助」之語。嗣後因生齒漸繁，田或不足分配，遂徹井制，通為散田。如是諸侯嫌原有九百畝中，有一百畝之收入，如今短少十畝，便不以為然，而百姓或私其豐饒，上有瘠薄，更惹起諸侯之惡感，故魯宣公便躬行田畝，取其十畝之最豐饒以為例。從茲徹法大壞，強梁兼併，變為戰國時之貢法。龍子曰：「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戻，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絕非夏代之貢法。田制既壞到如此，人民困苦顛連，生活上先受極大之障礙，焉能去講求倫理乎？故孟子以為如教民以學，先必定使人民得相當之生活才好。不然，「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如曰：
……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滕文公上》）
此表明使人人皆得飽食暖衣，方可施以教育焉。
第三項 井田制施行前之預備
在施行井田制以前，最要緊之手續預備，即先將地土測量，劃定界限分配，方免於混亂慢界之弊病。孟子曰：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滕文公上》）
可知當時治地分田之法，早已不修。強梁得以兼併，致賦無定則，貪暴任意多取。是以孟子方欲改變田制。任啟運云：「孟子大意，只要正經界，以除兼併之弊。行助法，以去歲取盈之弊。二語盡之。」誠非虛語也。
第四項 井田制之分配
井田制如何分配？孟子言之綦詳。如曰：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滕文公上》）
就是一方里的田，中間分作九分，便成為一井字了。每分中有一百畝。此百畝與彼百畝間，有水道分之，名為遂。遂旁之路為徑。此井與彼井間有水道分之，名為溝。溝旁之路為畛。
現在將《周官·匠人》一節，記之於下。《匠人》云：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此畝間最小的水道）。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此百畝間水道）。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
依上文所記，一同的田，共有九萬畝。這九萬畝，都以一井為起點，合成一百井，直似棋局一樣。由最小的畎，至最大的澮，水道分明，這水道旁邊都有路（見下《遂人》），真像棋局上的黑格一樣。此種田制，實覺奇異無比。但近代新大陸之美國，其劃分州縣鄉村，亦作整齊之方格，正與吾國古代相同。
有人說地面上不少山陵川谷，怎能一概劃井呢？其實劃井在平原曠野中，遇著山陵川谷，當然要變通的。所以《周官》有《匠人》之制，是劃井的；又有《遂人》之制，是不劃井的。吾人再閱《周官·遂人》一節云：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幾。
《匠人》是說水道，《遂人》是說陸路。《匠人》以一井九夫起數，《遂人》以十夫起數。倘然全國都是井田，那麼是一井另一夫，怎可以起數呢？所以《匠人》是劃井的，《遂人》是不劃井的。為什麼不劃井，就是遇著山陵川谷，以及畸零不整之地畝，只能如此。但此畸零不整之地，可作為別用。
以上古代田制劃井之法，與孟子理想井田制雖有些少未合之處，然亦能互相發明。
如今再講土地國有之法：
原來古代沒有寸地尺土是個人的產業，不屬於國有的。這個國有的國，便是民族的國，並非君有。君是主權所託，故以分田之任歸之。分田亦稱授田，其在下之辭，則稱受田，所謂「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男統女，故百畝亦稱「一夫之地」。省言之，便是「一夫」亦稱「夫」。（見上《周官》）夫不許受百畝以外之田，亦無無田之夫，此古代田制為平等公有者焉。
進而言之，一夫一婦，既受了田一百畝，這百畝即是一井中九分之一，成為一家，一井除去中間百畝外，這樣的家，還有七個。合之所謂「八家同井」是也。留出中間百畝，作什麼用？這是公田。公田的收穫，歸作國用，便是什一之稅。公田什麼人耕種？八家共同耕種。孟子曰：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余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滕文公上》）
是八家在未耕種私田前，先須共同耕種公田，公事畢，方可顧及私田。又在私田裡抽出二十五畝給未成年的人，一方面可以減去每家的擔負，而公田裡又抽出五十畝作為圭田，給卿大夫的。
孟子提倡井田制，一方面使人民皆得相當之恆產後，再施以倫理之教育，一方面使人民養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互助精神。故土地國有之制度，經過數千年，所謂「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成為當日之太平世界焉。
第三節 世祿制度
世祿制度始終周世，與井田制度相表里。凡為官者，既有官治的職務，不能與民並耕而食，故祿以代之。祿之所出，即從公田。但祿有常制，弗能任意多取。助法在幽王時尚未全廢，故世祿在當時無有流弊。及至井法大壞，卿大夫等食祿，亦慢其經界，勒索民產。孟子曰：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滕文公上》）
為官者之祿既定，然為獎勵勖勉起見，於世祿常制外又設圭田。此圭田並非別立，即在公田之中。不過公家願拋其收益權，轉與大夫、士等私人而已。
第四節 價值論
孟子經濟哲學中之一特色，即先哲素所忽視之價值論。彼之價值論，是認每一物件之本身，附有相當之價格，不受外界任何影響耳。但在經濟思想未有發達之古代，大概偏重倫理哲學。一切行為，莫不受道德之支配。寡慾為彼輩唯一之信條，公正為彼輩唯一之標準。價值欲望說，自為彼輩所夢想不到，亦為彼輩所抨擊也。要而言之，孟子之價值論，系根據客觀的，不是主觀的，是物質本身的，不是欲望支配的。如曰：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
第五節 職業分工問題
職業分工問題，於吾國古代實現最早，且為一般先哲所注意。尤其是儒家起初最簡單之分工，即士、農、工、商四種。嗣後經濟、政治、社會愈發達，分工亦愈複雜矣。
孟子駁許行之言曰：
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滕文公上》）
孟子之政治論，就從他經濟分工之主義而來，為什麼要有治者和被治者的階級呢？是因為要分工的緣故。分工還有交易，方才見得分工的好處；交易要講物的價格，就使以人工為本位。如果工多工少都不管他，就和分工的道理不對。強著工多的同工少的一樣受報酬，人家總不甘心。孟子以許行既承認分工，就應該不反對勞心勞力的分別。既然計及布帛的長短、麻縷絲絮的輕重、五穀的多寡、屨的大小，有個「數」和「量」的分別，就應該計他的美惡精粗「質」的分別，還要曉得他何以相倍蓰、相什百的緣故。有這許多分別，交易的事，當然不能照許行說得那樣簡單了。
孟子關於分工之理，又曰：
子不通工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滕文公下》）
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盡心上》）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告子下》）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滕文公上》）
陳相引許行之主張，伸說其無政府之理，孟子駁之，從經濟貿易上，證有政府之理。
孟子對於生產之主張，與魯意布蘭（Louis Blanc）之主各盡所能略同，唯對於分配之法，則與聖西門（Saint Simon）認稟性上智愚能否之不齊，比例各人之勞動以分配之主義相近。孟子認定勞力與勞心，同是勞作，均為社會之所需。勞力是肉體上之勞作，勞心是精神上勞作，皆是生產之分工。勞力之人，社會固賴之而有生活，而勞心之人，如學者、思想家、美術家、音樂家，則社會賴之而有發達、有進化、有精神之娛樂。此經濟學之所以分出一種無形財貨之生產者也。
第六節 自由貿易主義
戰國時代之商業，已經從物物交換時代，進化到貨幣交易之時期矣。《孟子》書關於貨幣之記載，已數見不鮮，而最足證明者，即所云：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公孫丑下》）
從此句著想，可斷定彼時代決非物物交換之時代，必定有所謂交易之媒介（貨幣）居在其間，否則何不用「古之為市者」之「古」字。不過當時商業組織異常簡單，無現代所謂「掮客」、進出口商、轉運商、錢商等行業。因甲地之出產品運到乙地去兜售，除非生產者本身一同去，決不會有第二者出來運者。孟子自由貿易之主張，在當時，不外乎兩層問題：
（甲）人口問題
國不徵稅，別國商人皆要到此國行商，因此可增加人口。
（乙）財富問題
國不徵稅，別國之生產皆要齊集此國市場上兜售，因此可以增加國內財富。
故曰：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公孫丑上》）
第七節 移民政策
戰國時代之各國，多半以人口減少為患，極力欲移民。當孟子見梁惠王時，王即與彼討論移民政策，曰：「……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即以交戰之比喻言於王，並謂：「王知如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但孟子對於移民政策非絕對不談者，不過覺梁惠王所定之方法，非根本之政策而已。而孟子所主張之移民政策，以一「仁」字為基點，然後從此點發揮，使人口能自然增加耳。如曰：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訴於王。其若是，孰能御之？（《梁惠王上》）